冷落民主之春，美国主流媒体却忙着领新闻普利策奖

　　4月19日，“民主之春”抗议示威活动已经进入第九天。作为2.0版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民主之春”同样遭受美国主流媒体的集体漠视，以致示威民众喊出了“CNN你在哪里”的呼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天也是美国新闻界最高荣誉——普利策新闻奖的百年纪念日，颁奖名单上美国主流媒体比比皆是，与此形成一个鲜明对比。

　　这次美国传统新闻媒体对“民主之春”的报道与2010年秋天发生的“占领华尔街”十分相似，对发生在本国土地上的这场群众运动反应冷淡。在“占领华尔街”发生期间，哈佛大学尼曼新闻研究所的调查，超过半数的记者和编辑认为，这场抗议“属于缺乏新闻价值的事件”。一位受访的记者称，“有些人对有些事有些愤怒，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可以报道的?”这个判断也同样适用于“民主之春”。

　　这样的说法并非毫无根据。美国传统新闻媒体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公共媒体,如果要以“反常放大”、“二元对立”、“流血才能上头条”等商业新闻准则来衡量，无论是“占领”运动还是“民主之春”，从一开始就缺乏明确的政治诉求和有效的组织，并未体现出鲜明的商业新闻价值。同样道理，后来“占领华尔街”之所以被传统新闻媒体关注，是在发生了纽约布鲁克林大桥上的警民冲突和加州奥克兰的流血冲突之后，而此次“民主之春”迄今为止只是“非暴力不合作”，没有发生流血或暴力事件，因此从新闻理念上说，也并没有跳出“流血才能上头条”的框框。

　　▲2011年“占领华尔街”示威活动中，700人布鲁克林大桥上被捕，导致事件升级。

　　美国传统新闻媒体在经过上世纪90年代的“放松垄断管制”和“跨媒体、集团化”的结构重组后，越来越脱离了新闻独立的基础，成为金融资本和垄断性财团的附庸。因此，进入新世纪以来，美国传统新闻媒体已经难以履行“社会公器”和“公共领域的守望者”的职能，更不要说再现上世纪初以调查新闻为主体的“耙粪运动”、70年代“反越战”和揭露“水门事件”的辉煌。

　　传统媒体的记者和编辑秉持“中产阶级精英”的立场，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对于像“占领”“民主之春”这样的群众运动，传统媒体的看法往往是由一些逃避兵役者、学生、嬉皮士组成的乌合之众所发起。无怪乎当今的记者在这样的社会运动面前要么漠不关心，要么失语，最多也就是做些漫画式的报道。

　　此外，美国传统新闻媒体还以“专业化”、“客观性”为名限制新闻工作者以各种形式参与这场“占领”运动，表达他们的政治诉求。一个典型的例子是2010年美国公共广播电台(NPR)的兼职主持人丽萨·西蒙妮因担任“占领华盛顿”运动的新闻发言人，参与组织示威活动，她主持的节目遭到停播。NPR的负责人表示，“一名报道示威活动的记者不能同时担任其组织者”，这有悖于“新闻客观性”和“专业主义伦理”。这位主持人则反驳说，她主持的不是新闻节目，而是介绍西方歌剧的节目，参与示威是个人行为。

　　对于此次“民主之春”示威抗议活动，抗议者直接指向的是金钱操控选举，而政治竞选广告是传统媒体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2016年大选，初步估算在电视竞选广告上的花费是44亿美元，特朗普自称每周花费200万美元投放竞选广告。因此，传统媒体也成为“金钱选举”机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当然也是“民主之春”抗议的对象之一。所以，美国传统新闻媒体对“民主之春”基本默不做声也就在所难免。

　　另一个更为实际的考量是，美国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的新闻工作者，随时面临着以“数字化改革”为名被裁员的风险。因此，传统媒体的新闻人对这类带有激进主义的运动保持距离，冷眼观望，甚至于噤若寒蝉，也算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相关阅读一：

　　人民日报：华盛顿标榜的新闻自由不过是公开的谎言

　　来源：人民日报 作者：钟声

　　美国民众抗议活动遭到主流媒体的漠视。华盛顿标榜的新闻自由、媒体独立，不过是公开的谎言

　　美国民众发起的“民主之春”运动直指“金钱政治”，国会大厦前千余名示威者遭警方逮捕，创下历史新高。令示威者感到愤怒的是，美国主流媒体对这一切集体失声。示威人群中不时发出“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哪里”的质问。

　　4月19日，CNN倒是出现了难得一见的相关报道。但是，报道无涉民众对“金钱政治”的抗议，而是聚焦两位冰淇淋行业大亨参加抗议活动并遭逮捕以及两人一直以来对某位总统候选人的支持。

　　当其他国家出现类似政治运动时，美国主流媒体向来闹腾得厉害，此次何以对自家眼皮下的新闻如此心不在焉、避实就虚?对美国媒体有较深了解的人都知道，华盛顿极力标榜的所谓新闻自由、媒体独立不过是公开的谎言，每一次亢奋或失声都有其内在逻辑。美国主流媒体对“民主之春”的漠视，同几年前对“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冷处理别无二致。

　　“美国社会当前的问题是系统性的，金钱无孔不入，掌握了最大影响力。”美国媒体早已成为这一“系统性问题”的一部分。长期以来，多数自称独立的美国媒体，从未独立于资本力量。经过上世纪90年代的“放松垄断管制”和“跨媒体、集团化”结构重组，再加上近年来数字化阅读带来的转型压力，美国主流媒体对资本的依附程度越来越高。资本带来的是“生意”逻辑，对内容生产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媒体所谓为公共利益服务原则给大资本利益让路，早已不是什么新闻。美国法学家欧文·费斯在《言论自由的反讽》一书中指出，美国版新闻自由造成的后果往往是强势的人有说话权利，弱势的人说话权利形式上是有的，但是别人听不到。

　　有数据表明，美国主流媒体是今年总统选举的利益攸关方和大赢家。媒体分析机构坎塔尔副主席伊丽莎白·维尔纳测算，今年大选各位候选人花在电视政治广告的支出将达到44亿美元。同时，媒体纷纷给足版面、时段，放大某些候选人的出格言论以博取受众眼球，进而抬升商业广告价位。如此之深地陷入“金钱政治”，美国主流媒体又怎么会有足够的勇气和良知去面对国会大厦前的抗议者?

　　同样需要指出的是，美国政府面对媒体时，全然没有其对外宣称的那般“超脱”。“软干预”是一种常用方式。据《纽约时报》一位编辑透露，当美国总统不希望某件事见报时，白宫新闻秘书会给媒体打招呼;如果某家媒体“不听话”，其负责人将无缘“总统早餐会”，采访总统的申请也将石沉大海。必要时采取的“硬手段”更是毫不含糊。因对弗格森枪击案的抗议，至少有15名新闻记者被捕。2013年曝出，美国政府秘密窃取了100多名美联社记者电话通信记录。

　　空口袋立不起来。不管美国如何起劲地要将貌似高大上的新闻观打造成软实力金字招牌，但只要“金钱政治”弊端不除，资本的力量就不会手软，将一次又一次让金字招牌现形为遮羞布。

　　相关阅读二：

　　一场并不意外的抗议 ——“金钱政治”恶果深刻影响美国社会

　　来源：《人民日报》

　　美国国会山前反对“金钱政治”的示威静坐活动日前结束。对这场持续8天的抗议，美国政治观察家们并不觉得意外。《美国展望》杂志高级编辑伊莱扎·卡尼称，“这次示威静坐证实了一些人的判断，即在大选年，美国人民需要意识到‘金钱政治’对政治与民主的伤害”。美国西北大学政治学教授本杰明·佩奇则希望“类似呼吁‘平等声音’的运动能改善美国的民主状况”。

　　收买政客——

　　追求平等的理想被严重腐化

　　在此次抗议活动现场，多位示威者向本报记者表示，正因为“金钱政治”的恶果深刻影响美国社会，所以才会有这么多抗议者愿意长途跋涉赶到华盛顿来表达立场。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安德烈娅·雷女士告诉本报记者，“金钱政治”使大企业、财阀手中的话语权凌驾于普通人之上。示威者所处地点恰好在美国最高法院与国会大厦之间。雷一手举着示威标语，一手指向不远处的最高法院说道：“就在那儿，最高法院以保护言论自由为名取消了政治捐款的上限，用金钱收买政客变成了合法的事情。”

　　美国最高法院于2010年裁定，企业和工会有权无限制地在大选周期向支持且独立于候选人竞选团队的组织即“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捐款。随后，个人也被允许无限制地向该委员会捐款。在此次抗议中，示威者将矛头对准了裁定这种捐款合法的最高法院。卡尼正是“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一词的提出者。她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两个月前我们刊文讨论了进行一场反‘金钱政治’群众集会的紧迫性，现在这场运动的出现证实了一些人的判断，即在大选年，美国人民需要意识到‘金钱政治’对政治与民主制度的伤害。”

　　美国财经博客网披露，2007至2012年，在政治方面最为活跃的200家企业共耗费58亿美元用于联邦游说和竞选捐款，而它们则从联邦政府项目和支持中获得4.4万亿美元的回报，占美国个人纳税者向联邦政府所缴税款的2/3。这意味着，企业为影响美国政治的花费可以获取760倍的回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16年国情咨文中也承认金钱对政治的影响很大，称“少数家族和幕后利益集团利用资金影响选举”。

　　“金钱政治”如何伤害了个人生活?雷以金融危机为例说，大企业和银行花费巨资游说国会修改法律放松对金融业的监管，为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埋下祸根。危机爆发后，政府又拿纳税人的钱挽救华尔街。从始至终，百姓的利益都在为大财团的利益让路。

　　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劳伦斯·莱希格长期反对“金钱政治”，要求改革竞选财务制度，为此也参加了此次的抗议示威。他对国会山前的示威民众说：“在过去20多年里，追求平等的理想被严重腐化，富裕阶层的权力高于普通人。”

　　在此次活动启动之前，莱希格连同13位作家、企业家和民间组织领导人一起发出公开信。信中说，2016年总统大选已变成现代美国历史上受亿万富翁操控最严重、秘密资金渗入最多的选举活动。“如果当前的局面得不到改变，将再次选出一届向富人折腰的政府，人民无法承受这样的结果。”“这种腐败将阻碍美国当前各种重要议题的改革。从缩小贫富分化到应对气候变化。”

　　共同诉求——

　　在制度层面杜绝“金钱政治”

　　选举中金钱的作用也让一些必须靠筹款参加竞选的议员“苦不堪言”。来自马里兰的联邦众议员约翰·萨班斯指出，美国的参选人都被“坏制度”所困。参选人将原本应用来与选民对话、为民众而呼的时间用于讨好大金主，这直接损害了民众对政府的信赖。只有赋予普通民众与大金主相同的政治影响力，国会中的大部分议员才能有机会避免在竞选活动中总是倒向既得利益团体。然而在今天，想做到这一点几乎不可能。曾有议员提交法案，希望通过改革竞选活动的财务制度约束大金主的影响力，但由于无法获得两党的广泛支持与推动，只能沦为“空想”。

　　此次抗议中，民众提出限制“金钱政治”、改革竞选资金筹集制度、进一步保障公民投票权、尽快审议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人选等诉求。

　　卡尼告诉记者，近年来美国多个州增加了对投票权的限制，如增加对公民证件的要求、缩减投票时间、减少投票点等，而实施新限制的州都是非洲裔比例较大的州，学生、少数族裔、老年人等都是投票权被限制较为严重的群体。很多人不参加投票的原因就是“太麻烦”“没时间”。现在美国深陷府院、两党之争，民众对政府的“不作为”和“功能失调”不满，国会又没有改革意愿，导致民众对国会的满意度越来越低。

　　卡尼对这次被美国媒体称为“民主之春”的运动一直密切跟踪。她发现，参加抗议的民众来自各个阶层，有大学教授、中产阶层，还有学生、移民、工会、少数族裔团体等。从政治立场看，有民主党、共和党，也有中间派。尽管他们的诉求多样，但共同希望政府在联邦层面进行结构性、系统性变革，在制度层面杜绝“金钱政治”。

　　对“民主之春”运动的政治效果，卡尼坦言，不能指望通过一场抗议就带来决定性的改变，不过只要这种情绪不断积累发酵，政府和国会就不可能对这种声音视而不见。

　　(本报华盛顿4月20日电)

　　《 人民日报 》( 2016年04月21日 03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