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永森敬复正宗草民先生

　　乌有之乡发我《文革悲剧与伟人悲情》以后，您著文商榷。您的文章观点鲜明但写的很平和，确实有谈心的气氛，故而我拜读时颇感亲切。您主张思想交锋不应“剑拔弩张”。我非常赞成。乌有之乡“网友杂谈”栏目刚刚发表我的另一篇题为《不为已甚——当前思想界的急需》的拙作，我在那里表达了一种忧虑：思想多元化本是好事，但同时也需要共识。思想交锋如果“剑拔弩张”，无所不用其极，最后达不成共识，会导致思想“撕裂”。思想“撕裂”成为普遍现象，恐怕就会影响人民的团结了。

　　但我还是觉得咱俩的讨论多少有点“罗生门”，就是各说各的，对不上茬口，找不到达成共识的渠道。好在我们俩的讨论，由您带头，起码不会“撕裂”，即使没有共识，也可求同存异。

　　我浏览了乌有之乡近期关于文革的文章，归为四类，第一类抽象议论，不涉及文革中的具体过程和事件，我认为这样的议论没有意义。第二类，也不涉及文革的具体过程和事件，用现在存在的问题，证明50年前的文革正确，我认为这不合逻辑。第三类，涉及文革具体过程和事件，但是，好事全归毛主席，坏事都归刘邓等人，我认为这不公道。第四类，用文学手法写政论，不易看懂。可是您以为我对乌有之乡这些作者 ，都硬说人家是“根据改革开放以来存在的问题，来证明文革的正确”，很不地道。您误会了，我不是说一种现象，而是四种。对第二类，我也只提到两位作者，我也不是硬说，而是实说。我的观点是：就算现在的社会无公平正义可言，也不能说明文革就有公平正义可言。您批评我在评论人家文章时指名道姓，我接受，我不知道这是“不地道”的，因为今年春节前不久，我才平生第一次在网刊上发文，还没有听说这条规矩，这是我的不对。

　　对文革的态度，您会认为咱们俩各持一端。其实您是一概肯定，我则是“首鼠两端”，既不一概否定，也不一概肯定。我认为文革不够人道，搞乱了社会，但我认为毛主席的初衷是好的，是要探索继续革命道路，只是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了，夺走资派的权，打资产阶级司令部，批斗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冤枉了好多人。毛主席晚年自己就做了很多纠正的工作，健在时就已经为一部分干部平反。这已经反证了文革的毛病。文革被当做走资派打到的干部，几乎都不是走资派。文革中最大的案子就是刘少奇叛徒案，事实证明是栽赃。毛主席本来想探索继续革命的道路，没想到形成了内乱，所以我才说文革是悲剧，毛主席是悲剧人物。我理解的悲剧人物是褒义词，是值得尊重和同情的伟大人物。

　　我说的文革的三条教训，您一概反对。我说个人崇拜，颂圣文化不好，您认为搞个人崇拜好。我说文革式的群众运动不可靠，您说凡是群众运动，都靠得住，您一定是记住了文革初期的“群众运动天然合理论”。我说文革期间不讲人道不好，您说即使有逼死害死，也一定有原因，让我交代原因。这样，真的是各持一端，没有讨论余地，只好存异了。至于“逼死害死”的原因，我倒是可以交代一个：批判吴晗，监禁吴晗，殴打吴晗，最后使他本人与妻子、女儿全都瘐毙，原因就是他写《海瑞罢官》是为彭德怀翻案。其实他写《海瑞罢官》，是因为毛主席曾号召干部学习海瑞。这是基本事实，有无数的文章和访谈，您不会不知道。我常想，就是真的为彭德怀翻案，也没错呀。中央不是已经给彭德怀翻案了吗?何至于因此而家破人亡?还有，我说的“现代意识”不等于“现实的意识”。您误以为我说现在的人们都有了人权、民主、自由等现代意识。其实不然。现实中不具有现代意识的人太多了，我党曾经长期排斥人权观念，直到新世纪才公开予以承认。

　　我的文章编者加了按语，特意提出我的观点：“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阶级就消失了，专政也成为历史(我说的是“阶级开始消亡”，而不是一下子“消失了”。但是意思差不多，编者这样说也是可以的)”。编者希望网友来和我辩论。您第一个发表了意见。这都是抬举我，我有点被重视的感觉，因为很少被重视过，也有点小紧张。

　　关于这个问题，建国以来就一直争论，其实我只是坚持马克思的观点。请允许我抄录马克思的原话。《共产党宣言》说：

　　“当阶级差别在发展进程中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手里的时候，公共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联合为阶级，如果说它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么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的存在条件，消灭了阶级本身存在的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我觉得我说的观点，没有脱离也没有超出上面这段话的意思。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历史范畴，不是永恒的范畴。《马克思致约·魏德迈》说：

　　“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家就已经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已经对各个阶级做过经济上的分析。我所加上的新内容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按照《国家与革命》的阐释，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开始的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阶段。这个阶段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但是，这个专政不同于过去的资产阶级的专政，它没有了压迫的成分，所以叫半国家。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既社会主义阶段。这时，阶级开始消亡，阶级消亡后，无产阶级专政消亡，随即国家开始消亡。国家也是历史范畴，因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消亡以后，这两点都不复存在，所以国家开始消亡。列宁提到，国家的职能要逐步消亡，不能一下子消亡，是因为社会主义还有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法权，所以还要靠国家来维护。马克思说的资产阶级法权，就是按劳分配。按劳分配有表面上的平等实际上的不平等，所以需要国家来维护。

　　现在有不少人补充说，国家不能消亡，还有抵抗外辱保护人民的责任。其实这是概念不清。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阶级矛盾不可调和了国家才产生。在没有国家之前，氏族或者叫居民团体也会有武装的。国家消亡以后，自由人联合体也能够拥有武装。

　　社会主义时期没有了阶级斗争，社会管理将是什么样子?恩格斯《反杜林论》在叙述了阶级、国家消亡以后，这样说：“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将先后在各个领域中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这和我党1956年的八大以及1978年末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工作重点转移的说法，何其相似。

　　我觉得，最初，毛主席写《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时候，也是熟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消亡理论的，而且是赞成的。毛主席说：

　　“现在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阶级斗争基本结束，还没有完全结束，就是正在消亡。我就是这样理解的。毛主席还提出了以后的目标：“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这与恩格斯所说，几乎是一个意思。

　　这个时候，社会管理应该顺应阶级消亡趋势，淡化阶级斗争，探索新的方法。例如开始突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开始考虑“民生”的问题，“人的发展”的问题，“平等”的问题，“民主”的问题，“法制”的问题，“道德”的问题，“资源与环保”的问题，等等。这是马克思没有解决也解决不了的问题。毛主席已经解决了很大部分，但是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没有避免阶级斗争扩大化，本来不是阶级斗争的问题，不是对抗性的问题，都以阶级斗争为纲对待，乃至发生了文革。这就是我对这一系列问题的理解。

　　我国现在的问题很多很多，我和您一样，都不满意于现实的社会问题。但是，细想一下，这些问题是用阶级斗争的方法能解决的吗?我想只能用上面说的哪些方法来解决。例如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民生”的问题，“人的发展”的问题，“平等”的问题，“民主”的问题，“法制”的问题，“道德”的问题，“资源与环保”的问题，等等，等等。例如中央推出的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不是阶级斗争意识能够理解的。

　　二战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众多派别、欧洲的民主社会主义、赫鲁晓夫主义、戈尔巴乔夫新思维，对这些问题，都有涉猎。在这些学派的学者中，据说坚持马克思观点的众多。您说乌有之乡有一大批专业的学者，他们若感兴趣的话，能否介绍一些，让我们开开眼界?

　　我不是理论工作者，也不是文人，16岁初中毕业就遇到文革，18岁下乡务农，20岁入国企，下岗潮应声下岗，后打工10多年。我这个经历的人怎么会“善文”，怎么会喜欢“品评他人之文”?您抬举我了，我只是有不同意见而已。好在 70年代全党全国都读马列六本书，在工作单位督促下，学了一些。所以才知道并始终坚信上述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要辩论的话，我也只能搬出马克思的原话。这需要一个前提，就是大家都信马克思主义，要是都不信，我就只好闭嘴。您自称“正宗草民”，草民虽是自谦，但应和我一样，属于劳动者，一定是信马克思的，估计在这个问题上咱俩可以有一些共识吧?

　　附：

　　周永森：文革悲剧与伟人悲情——乌有之乡评论文革文章浏览

　　正宗草民 | 致周永森先生：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