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民：市场经济是产生汉奸的土壤

　　市场经济是产生汉奸的土壤

　　一个人民

　　近日，解放军报发表整版刊文《历史的拷问》，透视解析抗日战争期间中国的汉奸现象。“鉴古”是为了“观今”，解放军报这个时候提起汉奸话题，说明军内意识到了当今中国汉奸势力猖獗。

　　从孔庆东老师大骂汉奸起，中国左翼一直坚持揭露、打击汉奸。但在官方、军方，解放军报这种直指汉奸的文章，还是首见仅闻，空谷足音。当今中国不是没有汉奸，而是汉奸猖獗，这越来越成为中国社会的共识。

　　当今中国汉奸比任何历史时期都更猖獗。经济汉奸充当国际垄断资本的买办，为其在中国市场攻城掠地甘效犬马之劳，挤垮中国企业，收购中国资产，进军更多领域，攫取丰厚利润。他们有的是外企任职的高层管理，有的是与外资“合作”的中国企业，还有的是掌握经济权力、经济资源的官方半官方的精英。政治汉奸附着在中国政权的肌体之上，充当国际垄断资本、反共反华势力的内应。他们积极响应西方主子的要求。主子一威胁“中国改革开放出现了倒退”，他们立马表示满意要“用开放倒逼改革”; 主子一谈话“中国政策越来越封闭”，他们便大搞自贸区(租界、殖民地);主子觊觎中国国企这块肥肉，他们便推出“混合所有制”;主子一讲普世价值，他们便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主子一遇到经济危机，他们便“救美国就是救中国”;主子一不高兴，他们便跑到美国去“消气外交”：主子想做空中国，他们便大搞金融创新、自由化，制造金融漏洞、做空工具。他们多是手握实权的官僚精英或是能够影响国家决策的专家智囊。文化汉奸、舆论汉奸，更为大家所熟知，他们大肆虚无中国历史上，歪曲、抹黑、妖魔化中国的民族英雄、优秀儿女、农民起义、革命历史、人民领袖、英雄模范，打断民族脊梁，打击民族自信。宣扬西方优越论，美化西方殖民史，鼓吹西方普世价值。他们利用电视报刊、门户网站、微博微信、各种段子、恶搞节目、商品广告进行渗透，无孔不入。他们是西方思想倾向严重的媒体嘉宾、时尚名人、专家教授、网络大V等等。

　　那么，中国为什么盛产汉奸呢?

　　有人认为，产生汉奸的根源在于中国传统文化。这是稽之谈，也正中了文化汉奸虚无中国历史的下怀。中国传统文化都是是教人崇高、引人向善的，特别注重人格的锻造与精神的升华。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岁寒知松柏之后凋也”。孟子则“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舍生而取义者也”。墨家更是“摩顶放踵，以利天下”。侠士们“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从“匈奴未灭，无以家为”的霍去病，到“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的陈汤;从“出使被扣，不辱汉节”的苏武，到“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从“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岳飞，到“抬棺进军，收复伊犂”的左宗棠。 这样正气凛然，豪迈干云的传统文化，怎么会教唆国人当汉奸呢?

　　有人认为，中国盛产汉奸是因为国人“一盘散沙”“爱窝里斗”“内战内行，外占外行”的国民劣根性。这种说法只看到现象，没有抓住本质。又中了文化汉奸的打击中国自信心、宣扬西方优越论的思维圈套。用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来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决定人的思想、社会风尚、组织形态，而是不是相反。国民劣根性的形成也必有其历史的经济的根源。

　　我认为，中国盛产汉奸是由于中国一直以来搞的是市场经济。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中国搞市场经济历史悠久，至少两千多年了。并不像我们通常认为那样，市场经济是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搞起的。

　　从春秋战国时期起，诸侯各国便纷纷变法，其中以秦国的商鞅变法最为有名。“废井田，开阡陌”，将井田(国君分封给贵族的土地，不允许买卖。因为其中道路渠道两纵两横，将土地分割成九块，状如“井”字故名。四周八块为庶民耕种的私田，中间一块为公田。庶民共同耕种公田，以劳役代替租税。)直接分给农民。无需封建贵族管理，农民自主安排农事，提高了生产的灵活性与积极性。国家、贵族(后为地主)只需收取租税就可以了，简化了管理环节，降低了管理成本。这种做法与当时候的生产力是相适应的，代表了历史的发展方向。原本的庄园经济变成了小农经济。随着秦的统一天下，这种变法成果也推行到了全国。

　　与这种小农经济相适应的，就是市场经济。

　　有人称中国的小农经济是自给自足的，这是不对的。(邋遢道人已有论述)。自给自足一定要在较大的经济体系中才能办到，比如封建庄园。只有这样，才能具有满足各种需求的社会分工与经济部门。石匠、木匠、铁匠、皮匠、医生、兽匠……人的衣食住行、生产生活、生老病死，一切需求都能在内部解决、供应。而小农经济是不可能自给自足的，数口之家的小农不可能囊括所有社会分工、经济部门。男耕女织只能解决衣食问题，别的需求就得依赖市场。所以，小农经济学必然与市场经济相伴生。市场经济甚至早于小农经济的产生，因为中国的井田制下，庶民耕种私田也是自主进行，以家庭为核算单位的。“氓之嗤嗤，抱布贸丝”，《诗经》中就已有市场经济活动的记载了。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传>》中写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并列举了许多富商的例子：猗顿经营池盐起家，富比王侯;马氏倮靠着畜牧业致富，结交君王。巴郡一个寡妇继承先祖的朱砂矿产业，家产多得不可计数，得到秦始皇的接见。吕不韦本是阳翟的大商人，后来投资政治，资助嬴政倒霉的父亲——在赵国当人质的秦国王子子楚，帮助他回国并得以继承王位。一时权势熏天，出任相国，封文信侯，尊为亚父。可见那时的市场经济多么发达。当中国的市场经济玩得倍儿溜的时候，西方人还禁锢在封建主的庄园里没有人身自由，没有私有财产，更别提市场经济了。

　　正是长时间的市场经济熏陶，塑造了中国人的性格，形成了盛产汉奸的土壤。

　　我们都看到，市场经济讲究的是追逐利益，一切围绕“利”字展开。虽然中国先哲谆谆告诫“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放于利而行，多怨”“舍生取义，杀身成仁”“金玉满堂，不可长保”，虽然中国历朝历代都重农抑商，打击囤积居奇，但是金钱的魔力是无穷的，它腐蚀一切，冲垮一切。所以，中国除了圣贤那一套之外，还有市场的一套：“油盐柴米酱醋茶，般般都在别人家”“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有钱能使鬼推磨”“八字衙门向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不信但看筵中酒，杯杯先敬有钱人”“识时务者为俊杰”“无毒不丈夫”“无商不尖”……市场经济塑造出一种讲求实际利益、精于计算、自私虚伪的国民性格。就连“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的政治参与，也成了一种仕途“经济”。不是为了“博施于民”“兼济天下”，而是为了“书中黄金屋，书中颜如玉，书中千钟粟”“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什么修齐治平，什么经世济民，什么抱负责任，都是成了一种生意。当外敌入侵时，只要个人能得好处，国家也是可以拿来卖的。汉奸骂名算什么?国家民族苍生尊严值几个钱?这就是市场经济的逻辑，这就是市场经济的道德。

　　市场经济使得人对人是狼。自由竞争，弱肉强食，尔虞我诈，相互算计，相互争斗，相互提防。造成人与人之间敌对、冷漠、疏远，表现为一盘散沙。外敌入侵时，难以团结一致，共御外侮，就表现为“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特别是在王朝后期，往往土地兼并严重，社会动荡，生计艰难。中国人面临的生存压力更大，生存竞争更激烈。这时哪还顾得上国家民族的危难呢?面对外敌入侵，只能成为一个个待宰的两脚羔羊。南京大屠杀时，几名日本兵押着几千中国人到城外去屠杀，几千中国人无一反抗。他们心中都在盘算，让别人先反抗挨枪子，自己趁乱逃跑。可是没有一个中国人反抗，因为他们都是市场经济教出来的聪明人。有的甚至以能当上“皇协军”“维持会长”为荣，因为这样既能解决生计问题，又能耀武扬威，捞取更多利益。

　　为什么西方的市场经济没有造成这样的国民性格呢?西方资本主义产生之初，由于国内市场狭小、资源贫乏、资金短缺，不得不对外掠夺扩张。国内民众参与资产阶级的对外掠夺扩张，并从中分一杯羹。中国则不然，中国市场广阔、地大物博、社会财富丰饶，市场经济一直是在内部玩。所以西方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是对外掠夺的，中国的市场经济是民众内斗的。

　　按照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弱肉强食的逻辑，必然强者愈强，弱者弥弱(经济地位的悬殊，还会造成政治资源、文化资源的悬殊，加快经济的两极化化)。一边是破产失地、生计无着的农民、流民，一边是田连数省、金玉满堂的大地主、大商人。社会被撕裂为两个尖锐对立的阶层，上层社会与底层社会不再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底层失去的，正是上层占有的。底层对上层无比仇恨，上层对底层高度戒备。上层宁愿做汉奸，做个“二主子”，也不愿与底层同呼吸共命运，一道抵御外敌。所以，他们不敢发动民众，不能进行人民战争(毛主席领导的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利益的代言人，所以才能敢于善于发动民众，进行人民战争)。当外敌入侵时，一部分统治阶层当了汉奸，以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一部分有家国情怀、民族尊严的统治阶层虽能起来抵抗，但只能调动政权的力量，而不能形成全民族的抗战。往往抗战失败，国家蒙难，人民遭殃。比如蒋介石代表的官僚买办集团就是这样。而普通民众由于在市场经济中已经被剥夺得一无所有，有国家没国家是一个样。“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所以他们面对国家危难时，自私、麻木，把国难当成统治阶级的灾难。鸦片战争时，清军与英军大战珠江口，附近的民众站在两岸看热闹，当清军舰只被英军大炮击中时，人群里还爆发出一阵阵欢呼喝彩声。英法联军入侵北京时，中国人为其带路，给侵略军入城提供情报与方便，引导侵略军抢掠圆明园，自己趁乱渔利。现在回顾这段历史，尚有良知与廉耻的中国人怎能不感到羞愧、悲哀呢?

　　毛主席时代，虽然经过百年战争，国家满目疮痍、一穷二白。但全体人民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他们团结一心，艰苦奋斗。搞建设热火朝天，反侵略英勇献身。取得了建设社会主义与反抗侵略的伟大成就。“惩办一切卖国贼”成为全体中国人民的意志，写入了共和国宪法。蒋介石、美军投放的大批特务，全都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投一个抓一个，投两个抓一双。因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消灭了汉奸存在的土壤。

　　“历史的转折”以后，历史又陷入了循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变回了小农经济，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农民没尝几年分田到有的甜头，就在资本主义的大生产冲击下破产了(现在想想，当时集体经济、规模生产、大办乡镇企业的战略是多么正确啊，有南街村、华西村的成功事实为证，小岗村那扶不起的阿斗反证)，只能流落到城市做农民工。私有化的疯狂贱卖全民所有资产，让少部分人一夜暴富，大批工人下岗失业，没有生活保障，更遑提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社会主义福利了。下岗工人、破产农民、一毕业就失业的年轻人，全部拥入劳动力市场，让资本任意挑拣、残酷剥削。“没有压力就没有动力”“今天工作不努力，明天努力找工作”。中国人再次开始了激烈的生存竞争、民众内斗。中国的官僚权贵买办资本家、国际垄断资本攫走的利益越多，留给中国民众的生存空间、资源就越少，生存竞争就越激烈。市场经济，金钱至上、惟利是图、缺乏诚信、没有公德、尔虞我诈、假冒伪劣、坑蒙拐骗、贪腐成风的道德沦丧又重新出现了，相互争斗、相互提防、相互疏远的一盘散沙状态又重新形成了，两极分化、阶级对立、族群撕裂的社会结构又重新复原了。这一切都为汉奸的猖獗准备好了肥沃的土壤

　　“惩办一切卖国贼”的条款不知何时从宪法中删去了，看来国歌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歌词不久也得改掉了。有人还在疑虑有没有汉奸，汉奸们已经是图穷匕现了。

　　解放军报的声音代表了中国清醒、正义的声音。人民军队不愧是守望国家民族安全的守护神，保卫国家人民利益的万里长城。“毛泽东的旗帜”果然还在人民军队中“高高飘扬”。希望人民军队不仅能够正视汉奸的存在，警惕汉奸的猖獗，还能认清汉奸产生的土壤，坚决维护中华民族的利益，坚决捍卫社会主义。那才是真正的人民军队，才是人民军队的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