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开启了中国的耶稣时代

　　圣诞节马上就要到了，看着周围的人们都在花心思考虑如何过这个节，感觉怪怪的。或许中国人总有能力把别人的变成自己的，但在强势的耶稣面前我们还能如此自信吗?都说中国人没有信仰，自成体系，但如果没有新的文化因子来整合，或许我们又要支离破碎起来。

　　我一直认为基督教对欧洲的崛起非常重要，不只在于信仰层面，还在于认知层面。现在一提起中世纪，大家想到的都是黑暗，但其实这期间进行的各种各样的讨论，奠定了欧洲变革的基础。基督是什么?没有标准的答案。不像儒教有个孔子形象，佛教有释迦牟尼形象，基督最终变成了一种形而上的东西。为了证明基督的存在，为了说明基督是什么，欧洲开始了千年的寻找。哥德巴赫猜想类似当年基督的作用，催动着无数才华横溢的人去为攀登这座高峰，来贡献自己的力量。在无限的对空间与时间关系的考量中，欧洲人建立了最为发达的哲学，拥有了现代意义上的数学、物理学、经济学，可以说基督是一门包罗万象的科学。从这个意义上说，苹果打到牛顿头上，带来了全新的力学时代，不是偶然，却是必然的了。看看西方的思想史你就会发现，一个思想的火花是如何发展成熊熊大火的。西方已构成了一个体系，是我们不得不学习的。但上帝并不属于我，盲目的把自己交给上帝审判，也是对上帝的亵渎。

　　中国可能是世界上最务实的民族了，我们需要知识的时候，往往是我们遇到瓶颈而无能为力的时候。百家争鸣就延续了那么几百年，一旦问题解决，这种氛围也就烟消云散了。中国人重视的是实践，用实践来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对于古代的世界，我们不需要科学。科学反而是一种吃力不讨好的营生。以焦炭冶铁来说，在技术上中国早已进入了近世的门槛，但中国却迟迟没有实现现代化，为什么?根本原因在于现在世界是一个与古代世界完全不同的世界，它对时间和空间的把握有着与过去完全不同的一套逻辑。中国人并没有这样的准备，不能见微知著，与现代化渐行渐远也就不足为奇。

　　在政治实践上，国家建设上，中国的经验可以说无出其右。这是一个好事情，但在最后却阻碍了中国的发展。完成大一统以后，中国迈过了两个阶段，分水岭就是唐朝。在秦向唐逐步迈进的过程中，中国的兵制、官制都逐渐成熟，并且权力出现了向下走的趋势，民间的力量也变得越来越强。在我看来，如果没有强大的少数民族干扰，中国的模式应该是日本模式，权力从皇帝到士大夫到平民的演进，最终完成市民社会建设，这是一条和平之路。但由于少数民族的介入，中国的政治异化了，经过了五代十国的洗礼，到宋朝时，形成了另类的平衡。家、国、天下意思丧失，中国人开始变得僵化，自己阉割自己，从而步步失去创造力。从一些史料来看，不想踏过贺兰山一雪靖康之耻的又岂止赵构、秦桧二人，这几乎是当时的民意，由此岳飞也就莫须有的死了。

　　中国的历史太长了，经验教训太多了，以至于宁与外寇，不与家贼几乎变成了一种统治意识，这也是宋以后中国屡被外敌攻破的深层原因，在文化意识上的变现就是程朱理学。实际上程朱理学在现代意义上的重现就是大肆宣扬的砖家叫兽公知的言论，比如对仇富、仇官言论的讨伐。中国人也进入了务虚的阶段，即所谓存天理、灭人欲。但何谓天理，都是给好现成答案的，不容置喙。从此，儒学成为中国变革的一种阻碍力量。在政治上的表现就是八股文盛行，按照给定好的罪名，去寻找定罪的理由罢了。中国人思想的翅膀被折断了。而寻求反抗的是谁呢?就是那个格竹子的王阳明。王阳明的理论在我看来与上帝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信奉的不是什么实实在在的绝对权威，而是要寻找到权威背后的理由。这样中国也有了现代化的宗教——心学。这种宗教在付出明朝灭亡代价，并在清朝艰难度日后，在近代中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据说，明治维新的哲学基础就是王阳明的心学。蒋介石对心学也是推崇备至。但真正将其发扬光大的是毛泽东，在共产党的信条中的表现则是实事求是。我们都认为中国革命是马克思中国化的成果，而结合的内容则是马克思的价值观和心学的方法论。中国的一代知识分子和中国的农民携起手来，使中国进入了庶民时代，迎来了崭新的开端。但革命成功后，中国的农民还是农民，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却没了方向。中国需要自己的宗教革命。革命就是血与火的，宗教革命更是人类精神的淬炼，毛泽东就是义无反顾的殉道者。而他在追思的或许就是中国的基督——王阳明。

　　凤凰磐涅的中国需要新的思想，这种思想能够指引中国人未来千年奋斗的方向。从宋以来，中国人几乎停滞了千年，而积累的奴性与残忍是如此之多，非有震动灵魂的文化革命才可消解。毛泽东就是要在此奠定中国的未来。他虽然失败了，但他也幻化成了另一个耶稣，他推动着后来人找寻失败的原因，并激励着后来人继续奋斗。越来越多的耶稣的出现，令中国的历史不寂寞，中国人也终将创造属于自己的时代，奏起东方风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