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岩：从宏观历史背景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现阶段中美正在全球范围内共存，但也在进行事实上的全面竞争、并且有走向尖锐冲突最终爆发大国战争的危险。国内流行的“中美必有一战”和“中美同舟共济夫妻论”两种判断都是无法证实和证伪的主观臆想。中美之前存在着战争与和平的各种可能，而最终势态的演变和转化，最终都在人们的内心以及人们创造客观现实决定;战争与和平是由人们的内心倾向，然后由人们生产和生活的方式和路径选择决定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帝国主义、民主、自由、专制、霸权只不过是这些将决定战争与和平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以及情感认知的标签而已。

　　中美之间战争与和平的势态，将由客观事实和客观趋势决定，而客观事实和客观趋势，却是人们在漫长的时间段内所创造的文明基因、历史过去、当下要素平衡和未来趋势共同决定的，这一切都存在着巨大的变量。因此没有人能预测中美之间的战争与和平。所谓的“专家学者”对中美间战争与和平趋势的预测，不会比大街上行人的信口开河更准确。

　　一旦美国由于恐惧中国在现代性的路径上不断进步最终超过自己，而选择与中国对抗，中美之间将是暴风骤雨和战火纷飞。今天的中国经历过人类历史上所有国家都未经历过的灾难，是劫后重生的大国，因此中国未来的境遇再糟糕也不会比日本人入侵中国的苦难更深重，中国军队再失败也不会比红军长征途中更困苦。而过惯了好日子的美国人，怎样跟中国缠斗和下坠，却是我们其实早在朝鲜战场和越南战场上已经见识过。

　　既然中国不怕跟美国打仗，我们当然更不怕跟美国人保持和平;所以我们还是先看看至少也是中美关系选项之一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背景和可能性吧!在所有事关中美间战争与和平的要素中，唯有已经客观存在的文明基因和国家历史具有客观性，但这种客观性也有被主观指导下的曲解所误判的可能。但无论如何文明和历史是最准确理解未来所有要素中相对最具确定性的，因此理解中美关系的发展趋势，判研中美战争与和平俄趋势，始终要回到从理解中美文明基因和以往历史记录开始。

　　中华民族从十九世纪开始的艰苦奋斗，其本质一方面是为了摆脱外部帝国主义国家对自己的压迫，另外一方面则是在摸索和试验过程中寻找新的大国复兴道路。而种种努力包括失败和成功的经验，都已经证明中国最终只能走已经把西方世界、包括美国在内的国家带入现代化的现代性之路。因此无论是中国在二十世纪初期、通过俄罗斯接受的西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还是中国在1949年之后逐步开展的现代化物质建设，尤其是20世纪后期对西方开放后展开的全面现代化，本质上都是中国接受现代性的过程。中国从十九世纪启动直到今天尚未完成的现代化，与西方其他国家、包括美国在历史上已经经历过的现代化，在内在本质上没有任何的差别，而仅仅是由于中国特殊的民族传统和历史环境而出现某些修正和差异。

　　而如果说中国的现代化和美国的现代化有所差别，那就是中国的现代化更多的是依靠内部积累即自己人民和国家的奋斗，而不是对其他民族的掠夺和扩张，这一切决定了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绝不会演变成为德国和日本类型的战争策源地，中美大国和平关系是完全可能的。正是因为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与西方进入现代化的道路在本质上具有共同之处，而且中国的道路比西方道路更具有和平性，因此现阶段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真正存在着因为共同的历史命运、即现代性发展而带来内在共同本质和共同利益。正因为如此习近平主席才在2013年中美庄园高峰会晤时，对奥巴马总统说中国梦和美国梦是相通的!

　　一、中美大国文明的历史类型

　　中美两国都是大国，但这两个国家的历史背景和成长经历却有着重大的差别;美国文明出现在北美大陆、但却是欧亚大陆西端的欧洲文明在北美的延伸，而不是北美本土成长起来的文明。而中国则是在欧亚大陆东部黄河和长江流域之间成长和汇合起来的本土性文明，是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源远流长从未被中断的主流文明。美国继承了源自欧洲大陆中世纪结束以后成长起来的启蒙和现代性，摆脱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后，将美大陆上分散的诸多殖民地统一起来，形成了一个新兴国家并快速成长和持续扩张，最终在十九世纪末开始成为西方世界中最强大的国家，并通过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冷战的胜利，最终获得了全球霸权国家地位。

　　而中国作为一个本土性持续发展的文明、其经历本身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全部缩影;中国历经过早期国家、封建国家和农业大一统帝国的全部历程，是人类农业时代最辉煌的文明和最伟大国家的代表。中国在面临着起源于欧洲的现代性冲击时曾在19至20世纪中期急剧衰落，但依托自己强大的文明内涵和大国的历史传统以及向西方的学习和借鉴，中国很快从混乱和内外战争重新找到自己文明的新发展方向、并开始人类历史上最气势磅礴的现代性发展。现阶段中国正在进行的历史伟业被称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20世纪成为全球最强大霸权的美国文明和21世纪正在走向力量高峰的中国之间如何彼此相适应和相处，已经成为未来人类历史发展的最关键趋势。

　　无论按照任何标准来衡量、中国都是世界历史上的大国，而美国则是近代和当代历史上的大国。事实上如果中美这两个国家之间存在着某种共同的内在本质，那就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它们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大国，曾经建立过当时条件下举世无双的最高霸权。在二十一世纪的当下，中国和美国已经被公认为是全球体系中两个最强大的独立国家。在中美两国力量的演变和持续发展过程中，中国更显示出一种超越美国、在未来的世界体系中成为最强大国家的趋势。

　　正因为如此、现阶段的中美两国关系被认为是目前全球体系中真正的大国关系;这两个国家对彼此关系的选择、包括战争与和平或合作与发展，将决定整个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趋势。从这个角度而言、如果中美之间能建立起一种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则人类历史将出现全新的趋势。事实上尽管历史一再表现出某种类似，但历史从来不会重复，每一次似曾相识的历史境遇其实都是人类历史的全新发展，因此中美之间的大国关系不可能是历史上大国关系的重复。而摆脱人类历史上大国关系中不断重复的冲突和战争模式，是中美两国在现代性时代的大国使命;这个时代的特点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具备彼此毁灭的能力，但同时也具备全球合作的机制。

　　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比把人类文明的历史演变归纳为希腊模式、中国模式和犹太模式三种类型;在这三种模式中犹太模式是在没有形成国家之前的人类群体生活模式，在这种模式中人们会受到异族的统治，生活充满艰辛但会产生宗教信仰。而希腊模式是地方性的各种政治群体和彼此独立的城邦国家共存过程中的社会、文化和生活模式;希腊模式是西方文明的直接源头。在这种希腊—西方模式中，尽管存在着统一的文化并使用同样的语言，但是人们在政治上和管理上是分裂的，因此希腊和西方模式中有一种无休止的战争和冲突的现象，这一点在希腊的历史文化中表现得非常清楚。

　　希腊模式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最大特点就是各种无休无止的战争，这些战争几乎看不到一个尽头。希腊世界在文化上的统一与政治上的分裂形成鲜明的对比，希腊模式的历史过程中各地区和人群在政治上分为一系列分散独立的主体，其公民认识到他们都是同一文化的所有者，但这并未能阻止他们相互之间进行战争。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类自相残杀的战争变得如此残酷，以致这一文明始终是战争和冲突的同义词;现代西方国家的霸权、好斗和军事模式都与其文明源头希腊模式中的战争传统有直接关系。

　　而与希腊模式相比、中国文明模式的最大特征就是一种从分散走向统一，建立起大地域、多民族、核心文化以及对外和平的和平文明模式。尽管中国模式的历史进程中也存在着战争，但是战争却是为了实现大一统的目标或者面对外部的蛮族入侵而存在，战争因此是有限和有最高和平目标的。因此在中国文明模式下一旦大一统得到实现，战争将失去自我存在的意义。因此中国模式是一种和平模式。但由于中国模式建立起来的帝国文明总是由于内部的官僚和土地集中而导致内部周期性的崩溃，因此中国模式存在着内部农民起义战争和周期性的统一、崩溃、重建、和统一的模式。

　　因此与其它文明模式相比、中国历史具有漫长的跨度;它表现为一个大一统国家的理想不断变为现实，中间又不时被一些分裂和混乱的局面所打断。这两种局面在时间长度上有很大差别，所以二者更替的节奏显示出一种周期性循环的规律。从清朝政权回溯到明朝和元朝，连续统一的局面之间出现的分裂状态相对短暂。元朝以前的分裂持续了大约150年。再往前统一的宋王朝持续了167年。宋朝之前有半个世纪的分裂状态。统一的唐政权加上前面的隋王朝，超过三个世纪。此前的分裂和混乱局面却有四个多世纪(往上推算，经西晋的瓦解至后汉的灭亡为止)。这之前统一的汉朝外加秦朝大约有400年，中间被两次剧烈短暂的动乱(公元9 -25年和公元前207 –前202年)打断。尽管中国的统一会被周期性的内外战争打断，但每一次中国都会重新获得统一与和平，因此统一与和平是中国文明的显著特点。

　　二、中国文明模式对和平有利、希腊西方模式对创新有利

　　这三种最宏观的文明模式演变以及它们的关系构成了人类历史的主线;而在这三种历史文明形态中，中国模式代表着人类历史发展到的最高形态。尽管中国模式与希腊模式即西方模式相比，具有它本身内在的弱点，包括缺乏成长性、对抗性和变化的能力，但中国文明同样具有西方模式所缺乏的稳定性和持久性，以及能给区域和人类带来持久和平的优点。与希腊模式相对应的中国模式，其本质是文化和政治大一统;这种模式在中国历史上以秦汉唐帝国为代表，并被追朔类比上至夏商周三代，然后经元明清帝国，最终演变成为今日中国。

　　希腊模式广泛适用于各文明史的早期阶段;中国模式则广泛适用于各文明史的晚后阶段。我们可以把中国模式的晚后阶段同希腊模式的早期阶段结合在一起，组建成一个人类理想德文明和国家模式。希腊模式显示社会在开始时存在着文化统一、却没有政治统一，这种政治局面有利于社会和文化的进步，代价是区域之间和各国之间连绵不断的战争。随着这个社会的成长壮大，这种战争变得越来越惨烈，迟早要引起社会的崩溃。

　　中国模式则表现为在在旷日持久的分裂和对立后，经历过中国类型的“战国”或希腊伯罗奔尼撒战争即雅典和斯巴达霸权战争阶段之后，混乱局面为一个大一统国家的建立所治愈。在大一统的社会和文化和平状态中，社会经济和制度都会得到长足的进步，但这个统一国家又会因为内部各种问题而陷于混乱而出现统一的破裂，却又会被新的政治统一所克服。中国模式的文明和大一统国家在分裂和混乱过去之后，一定有某种强大的力量维持着这种治乱交替的过程。中国模式下分裂之后统一被重建的现象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甚至在极为漫长混乱、以致传统上可能认为无法修复的“分裂和独立”周期之后，中国模式下的文明仍会恢复统一。

　　现阶段人类社会因此是在希腊模式和中国模式之下的混合历史进程中;西方世界包括美国自身在内、依然是希腊模式的表现，存在着统一和整体的文化和宗教，以及统一的市场，却没有统一的政治。而中国却有统一的政治、文化、政权和大国疆域，却没有文明的多样性和自由撞击下带来的生机，以及在不断的冲突中所获得的战争经验和能力。但中国模式是更大的人类共同体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并且中国模式以自己本质上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开始吸收其他文明的优势时，中国文明将具有一种最后的绝对优势。

　　中国模式同希腊模式一样，在历史中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如把这两种模式相互联和以后形成新的文明模式，则注定会更加光彩夺目。现阶段中国正在通过现代化进程、包括在当下中国全方位的改革和对外开放，重新缔造一种在自己文明优秀文化遗产基础之上，选择性地吸收西方世界优势的开放文明发展势态。从宏观历史的角度而言、稳定、统一和宏大的中国模式正在吸收分散和自由的希腊模式中自由、理性和科学的传统，并且已经形成一种全新的中国文明复兴趋势。

　　因此理想化的世界未来历史趋势、是分别代表着中国模式和希腊模式的中美两国能够相互并存、共同构建一个继承了人类历史中希腊模式的活力和创造力趋势，以及中国模式的稳定与和平趋势的世界体系。人类命运将因为中美这一融合互补、互为镜像、阴阳依存的新型大国关系而获得全新的发展可能;这是未来人类能够期望的最好文明体系。因此无论是美方提出的中美两国G2体系，还是中国提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都是中美两国人民、以及其它地区和国家人民将获得一个长期和平的先决条件。

　　因此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实现意味着人类将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一个长时段的和平周期，并最终将这个长时段的和平转变为永久和平。而为了实现这个人类永久和平的愿望，现阶段负有绝对责任的中美两国最高领导层所具有的历史观念、和平观念、对中美双边关系的重要性的认知、以及对自己肩负的历史责任的感受和承担，都是重要的先决条件。

　　而中美两国新型大国关系的确立所需要的客观基础，最终是中国与美国之间的总体力量平衡;没有这个基础，任何对政治家良心、道德和责任的期望都注定会失望。因此中国现阶段正在高速发展中的经济实力、货币和金融能力、文化沟通能力、以及最重要的全面威慑和摧毁敌人的能力，都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中的绝对前提，没有这一切就没有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基础!

　　三、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将是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经验

　　世界历史过程中一直存在着大国的现象; 与小国和普通国家相比，大国通常是指无论在人口、疆域、财富、军事力量、文化、经济实力以及各方面都远远超出其他国家的几个国家国家。在一个既定的国际体系中，通常只有两个力量基本平均而相互对峙的大国、以及一个力量稍次于两强但依然可以对峙的第三个国家，并因此构成大国三角关系。

　　大国现象是历史的常态;在历史上任何区域或全球范围内都从来不会出现十几个、或数十个大国并存的现象。中国历史上的战国时期尽管存在着所谓“战国七雄”，但真正的大国是秦楚两国。而冷战期间美苏大国对峙，中国则成为独立的第三国，在美苏之间享有独立的战略地位。而冷战结束后美国一家独大的周期仅仅持续约十几年，中国就从之前的大国三角关系中的第三位上升到与美国平行的大国，而俄罗斯却成为大国三角关系中的第三方。

　　大国除了必须具备广袤的领土、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强悍的军事力量外，也必须拥有高度凝聚力的精神和文化力量。在具备上述因素后、大国才可能在历史进程中以原有的核心区域为中心，不断将周边分散的人群汇集，并开疆拓土不断扩展，最终形成远远超过其他国家规模的大型国家，最终演变成为世界大国。大国的形成在历史上通常需要经历恶性的战争体系的考验;能够在战争中胜出并屈服对手的国家才能不断扩张力量，成为公认的大国。

　　在当今世界体系内大国的最明显标志，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这个地位只有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大国战胜国才有资格得到，是战后国际体系对二战胜利者大国地位的承认。因此安理会成员中尽管英法两国已经在经济、军事和文化上上失去了世界前列的位置，但在政治上他们依然是大国。而诸如印度、德国、巴西、南非和日本这样的国家，尽管在经济上和区域政治上有重要的地位，但在全球体系之内它们却不是大国。这是因为它们或是战败国，或没有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国际政治体系中获得自己大国的地位。

　　而在当下的国际体系下、真正具有大国地位的是中国、美国、俄罗斯这三个国家，这三个国家都有广袤的领土、强大的军事力量、雄厚的经济实力以及二战战胜国的地位。由于俄罗斯自前苏联解体后，无论在经济军事力量还是人口数量都逐渐萎缩，因此现阶段虽然依然是大国，但是已经失去了与美国、和中国同等的大国力量。因此在全球大国中，只有中国和美国才是世界体系内真正的最后大国。

　　日本和德国在国际政治的历史中、经常被认为是所谓的后起大国与霸权国家之间必然发生对抗的例证，但这两个例证实际上完全不准确;无论从领土范围、人口数量、还是历史背景而言，德国和日本从来都不是大国，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它们也从来没有过成为世界大国的经历。大国并不仅仅是由有形的各种实力构成，内在的民族和文化精神，也是大国的关键性构成。而德国和日本在具备强大的物质和军事力量后，并不拥有足够的精神力量来控制相应的物质力量和国家发展的路径，因此纷纷走上了军事扩张和侵略它国的道路，最终在世界大战中被打回原形、重新回到正常国家的道路。

　　而在战后尽管它们重新恢复了经济，并在全球经济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但它们已经不再具有政治和军事大国的地位，现有的国际秩序也不允许它们重新成为政治和军事大国。因此用德国和日本的案例来证明后起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大国必然会和传统的霸权国家发生冲突，完全不具备说服力，因为德国和日本的道路具有这两个国家的特殊性，此外德国和日本从来就不是真正的大国。

　　事实上世界历史上的真正大国发生剧烈冲突的现象并不多见;这是因为在工业时代之前的传统社会，大国一般只能成长于欧亚大陆板块上相距甚远的区域，在地理上并没有真正的交集，因此大国的力量也无法发生碰撞。更重要的是传统农业文明时代的大国具有内在的保守和稳定性，以及固守既有疆域的农业文明非扩张性，因此进入现代社会之前，大国之间的冲突或者极为罕见。各种特殊条件下大国的冲突也只能发生在内在性质有重大差别的大国之间。

　　世界历史上蛮族与文明国家之间的冲突屡见不鲜，但真正的大国之间通常存在着漫长的地理缓冲地带，或者受到各种地理因素的阻碍而没有直接冲突的机会。在中国历史上、除了急剧扩张和收缩的游牧民族国家外，中国周边并不存在着真正大国。因此在近代史之前，中国历史上没有发生过和其它周边大国大规模冲突的例证。但历史上中国周期性地与周边的游牧国家发生冲突，而历史上中国与俄罗斯的冲突、本质上也是农业民族和具有游牧民族基因的大国之间领土扩张性冲突。

　　1840年之前在中华帝国存在的两千多千年内，世界体系内曾经存在过罗马帝国、穆斯林帝国、奥斯曼帝国和俄罗斯帝国，中国与这些存在于同一时间、但在空间受到分隔的大国之间并没有战争和冲突，更多的则是各种直接和间接的经济文化联系，丝绸之路和郑和舰队就是中国传统大国历史上与其它地区的大国保持联系的纽带。

　　仅仅是近代出现的各种新型大国、如大英帝国、俄罗斯、和日本都与中国发生过大国之间的冲突，但这些冲突的本质是掠夺性的封建大国和扩张性的资本主义大国，与尚未进入现代性之前的中华帝国之间发生的冲突。在这个时期，中国与世界其他大国的冲突，更多是由于国力的虚弱、尤其是缺乏现代军事技术和军事力量而导致的力量不平衡，从而使这些帝国主义大国能够在冲突中以最低成本获得各种利益而导致的冲突。在这个周期中早期资本主义对利益的掠夺和中国的虚弱，是这个周期里中国与世界其它大国发生冲突的关键性原因。

　　而通过现代性的扩张而得到发展的各大国，由于缺乏成熟的利益协商和交换、以及特定国家的侵略性和贪婪不断恶化和膨胀后，最终在二十世纪导致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这两次战争中，无论是成熟的帝国主义大国还是新兴的后起帝国主义国家，都遭到了重创，事实上已经消除了西方大国之间发动大国战争的潜在动力。而大国之间战争本身也由于军事冲突的规模，对资源的消耗，人力的损失，各种毁灭性的军事技术的广泛运用，以及核武器出现后大国之间战争势必导致参战国家之间的全面毁灭，从而成为大国冲突中无法承受的风险。

　　而在战后建立起来的国际秩序包括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各种机制，也使世界各国有了一个通过国际合作而组织和交换利益的机制。因此现阶段一方面现有的国际和平秩序禁止国家间使用战争作为政策工具，另一方面国家间的利益和利益冲突有了各种机制化的解决路径。在现有的国际秩序下国家间、包括大国之间的矛盾，可以通过各种非战争的协商、谈判、交换、贸易、投资以及国际金融手段得到缓冲。至此大国之间的冲突不再发生;即使由于意识形态和社会体制的冲突而导致美苏两大国集团长期冷战对峙，但大国战争始终没有爆发。

　　现阶段美国作为世界体系中的大国，已经拥有成熟的国际经济、国际货币和国际金融工具来管理国际秩序，基本上已经没有必要使用战争来作为获利的手段。因此尽管现阶段美国依然保留着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但这种军事力量更多是用于维持美国统治之下的世界和平秩序，而不是用来进行全面性的战争和大国扩张。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美国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变成为和平国家。

　　但由于美国军事力量和军事技术已经与世界上其他国家拉开了巨大的距离，从而降低了美国使用军事力量的风险、成本和代价，因此美国在国际关系中对被认为是破坏国际秩序的地区和国家，同样周期性地使用军事力量进行打击。而这些国家通常都是无法对美国形成制约和反击的普通中小国家和弱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除了在朝鲜战场上美国与中国发生过战争之外，美国没有与任何世界级的大国发生过直接的军事冲突。

　　四、为什么中国梦与美国梦想通？——中美之间共性已经大于差异性

　　而中国作为传统的世界大国，在十九世纪一度急剧衰败后，经过中国人民百年以来的奋斗和牺牲，尤其是二十世纪早期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重新形成了强大的民族和国家精神，并组织起全新的军事力量，获得了民族自由和解放。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经过持续数十年的不懈努力，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向全球资本、技术、科技、以及各种代表着人类进步的现代性文明全面开放以后，中国国家面貌焕然一新，中国已经是全球最二大经济体并且即将超越美国。现阶段的中国正在经历全面的复兴，中华民族重新成为世界上大国已经是确定的事实。正在不断崛起的中国并不是突然获得了大国的地位;事实上中国只是在逐步恢复自己在历史过程中曾经长期拥有的大国地位。

　　而在中国重返世界顶级大国的过程中，中国的内在本质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阶段的中国一方面加入了世界主流趋势、即在西方率先兴起的现代性、以及现代性的全球扩张及全球化现象;中国被认为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以至于西方国家已经出现反对全球化的趋势。另一方面近代中国革命历程给中国带来了强大的革命和社会主义传统，再加上中国自身的文明历史基因，作为一个大国、中国文明的内在丰富程度远远超越现阶段的西方大国，这种内涵丰富的文明融合与发展状态，历史上就是中国文化的本质，也是一个大国能够持续保持开放，最终超越一切封闭国家的根本性原因。

　　中国的大国历程上最重要的选择就是走人类发展的共同道路，即接受已经在世界上发达国家证明了有效性的现代性。现代性是由众多文明在中世纪、封建社会和农业传统社会之后共同推动，最终率先在西欧成长，并扩散到全球的新型人类文明。现代性的成长的早期过程中中国文明、伊斯兰文明都对依托希腊和罗马文明的西方现代性起到过启蒙的作用，而最终在西方突破性成长后，又扩张性地席卷全球。

　　作为一种人类文明的形态，现代性并不是西方化，而只是人类自身的合理化、效率化、主体化和功利化，没有任何一种现代性以外的人类制度能够证明自己比现代性更有效。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人文主义、科学和技术、民主制度等等都只是现代性的一部分。尽管现代性已经显示出各种缺陷，但缺陷始终是局部的而进步却是总体上的;中国全面进入现代性后的历程也完全证实了这一点。事实上无论是中国意识形态的核心马克思主义，还是中国现代国家制度、社会、市场、人权和民主诉求等等，凡是真正促进了当代中国进步的一切都来自起源于西方的现代性。而众多始终在阻碍中国进步的制度、如权力崇拜、官僚制度、非理性思维、人际血缘和裙带关系等等，无一不是前现代化之前中国社会自身的传统。

　　百年以来中国所努力实现的一切进步，都与西方国家历史上的进步一致;现代化因此是不分东西方的，任何现代化都是先进的现代性观念和制度取代了前现代性观念和制度的结果。改革开放后源自西方的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科技主导等社会形态已经在中国获得了主导性地位;作为西方现代性的核心精神观念包括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观念，也已经被中国社会全面理解和接受，并成为中国现代化的重要目标正在得到逐步实施。

　　而作为现代性关键部分的融入全球市场、与其它国家实现全球交换、合作与分工的努力，更是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天朝大国心态。现阶段中国是全球体系中最支持全球化、和最深度介入国际经贸和金融货币体系的国家，没有任何国家比中国更希望在现有的国际和平和全球化机制下与其他国家通过市场交换，而不是战争和掠夺来获得自己民族和国家的最大利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今日的中国一方面从本质上继承了中华民族作为农业民族的和平历史本质，另外一方面又通过全球化吸收了具有扩张性、进步性和市场经济理性的西方现代性，从而深刻地改变了中国文明的内涵，并获得了在和平条件下与整个世界、包括与美国合作的最大利益。

　　尽管中国还只是出于自己对外开放的早中期阶段，但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已经与国际市场以及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与美国已经建立起在经济上水乳交融的相互依存与合作的关系。现阶段中国和美国在进出口、投资、科技合作、货币和金融领域，都已经是相互最重要的合作伙伴。这种经济和利益上的亲密无间和一体化已经是中美关系的真正本质，而中美关系之间在安全和政治所出现的种种障碍和冲突，仅仅是中美关系中过去冲突的历史痕迹，是已经严重不适应新内涵的政治和安全机制形式。

　　现阶段中美之间有着世界上最重要的实质性经济合作关系，但与此同时两国之间又存在着严重的安全和军事领域内的矛盾冲突，这一切最终只能在中美双方持续加深合作的过程中得到逐步化解，而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本身就是解决这些矛盾的最佳途径。因此现阶段中国作为既有世界体系的获利者，有最大的理由与世界体系的主导者美国保持和平状态。因此中美两国作为世界体系中最重要国家，以及作为对全球市场和经济开放都具有最高兴趣的国家，本质上都有足够的理由在相互关系中排斥冲突和战争，而建立紧密的全方位合作。

　　更重要的是今日中国和美国一样，都具有强大的国防力量，尽管现阶段美国拥有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但中国也有能力建设一支逐步颠覆美国现有实力的全球性军事力量。强大的中国国防军事力量与威慑和战争实力，已经足以阻止世界上任何国家在华关系上试图使用武力和威胁来解决问题或者获得利益，这一点对美国也不例外。因此中美之间存在着无论是利益还是利害关系上都需要两国保持持和平、排除对抗和避免冲突的绝对安全需求。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中美两国在本质上已经不具备发生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相反、中美两国之间势必建立的和平秩序和大国新型关系，才是中美关系中的必然趋势。

　　实际上中华民族从十九世纪开始的艰苦奋斗，其本质一方面是为了摆脱外部帝国主义国家对自己的压迫，另外一方面则是在摸索和试验过程中寻找新的大国复兴道路。而种种努力包括失败和成功的经验，都已经证明中国最终只能走已经把西方世界、包括美国在内的国家带入现代化的现代性之路。因此无论是中国在二十世纪初期、通过俄罗斯接受的西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还是中国在1949年之后逐步开展的现代化物质建设，尤其是20世纪后期对西方开放后展开的全面现代化，本质上都是中国接受现代性的过程。

　　而在这一过程中被引入中国的西方现代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种种要素，尤其是民主制度、现代政府、法治、所有权、市场经济以及资本主义制度等等，都构成了当代中国飞速进步的核心原因。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中国从十九世纪启动直到今天尚未完成的现代化，与西方其他国家、包括美国在历史上已经经历过的现代化，在内在本质上没有任何的差别，而仅仅是由于中国特殊的民族传统和历史环境而出现某些修正和差异。

　　而事实上如果说中国的现代化和美国的现代化有所差别，那就是中国的现代化更多的是依靠内部积累即自己人民和国家的奋斗，而不是对其他民族的掠夺和扩张，这一点决定了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绝不会演变成为德国和日本类型的战争策源地，中美大国和平关系是完全可能的。正是因为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与西方进入现代化的道路在本质上具有共同之处，而且中国的道路比西方道路更具有和平性，因此现阶段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真正存在着因为共同的历史命运、即现代性发展而带来内在共同本质和共同利益。正因为如此习近平主席才在2013年中美庄园高峰会晤时，对奥巴马总统说中国梦和美国梦是相通的!

　　但任何理性上中美和平与合作的可能性，都会被中美关系中的另一种趋势和力量所扭曲;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始终存在失败的可能，届时战争和对抗将成为必然选项。而迄今为止，中美战争与和平的机遇基本上的50%对50%，也就是说我们绝对需要预防中美走向战争!由于中美战争与和平的趋势不可知，只有真实历史发生后我们才知道，为此中国可以有一半人努力共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但同时至少还有一半人必须准备与美国发生战争;而这就是中国军队和中国对美战略的另一部分——用毛泽东式的语言这部分中美关系战略可以被表述为：

　　不打仗、不打败仗、打胜仗!

　　未完待续《中美战争与和平的唯一可行战略：不打仗、不打败仗、打胜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