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及其背景

——根据《毛泽东年谱》整理 

    好多人都会唱“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首歌，但是，可能不少人不知道还有一个于1961年1月份产生的《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中共中央文件。这个文件是针对一些领导瞎指挥、再加上自然灾害造成农民生活困难而作出的。文件起初是由胡乔木起草的，但因为不简单明了、大多是从反面指出问题的，毛泽东于1961年1月9日重新写了修改稿，经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中央局书记等参加的会议上讨论及之后的反复修改，中共中央于1月27日发出。

一.    自然灾害情况

1960年3月5日记载，中共河南省委二月二十七日关于当前抗旱浇麦情况的简报（第一号）中说：我省当前突出的问题是小麦普遍出现旱象，而且正在继续向严重方向发展。

1960年3月15日记载，中共山东省委二月二十七日关于生活安排情况的报告中说：去年遭受了几十年来未有过的自然灾害，一部分干部报喜不报忧。

1960年5月2日记载，山东省委负责人在停靠济南的毛泽东的专列上向毛泽东汇报工作，舒同说：全省受旱面积九千万亩，严重的三千万亩（毛泽东当时提出南水北调的问题，再次提出海水淡化的设想）。

1960年5月11日记载，毛泽东在停靠郑州的专列上与河南省委负责人谈话时，吴芝圃说：去年从夏季一直旱到秋季，全省有四分之一地区一直旱到现在，这个情形跟光绪三年连旱三年的情形一样。

1960年8月4日记载，河北省七月二十八日八时至八月三日八时的雨情报表显示，至八月二日，积水达三百一十一万亩，已排水二百万亩，倒房十万间。

根据1995年国家统计局、民政部编《1949—1995中国灾情报告》（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年版）记载：

1959年全国出现了“受灾范围之大，在五十年代是前所未有的”严重自然灾害，受灾面积达4463万公顷（计6.8650亿亩），集中在主要产粮区，河南、山东、四川、安徽、湖北、湖南、黑龙江等省区。除旱灾、霜冻、洪涝、风雹外，还出现了建国以来不多见的蝗灾、粘虫灾、鼠灾。

1960年，继1959年大灾害后，全国大陆除西藏外又发生了建国后严重的，也是近百年少有的特大灾害，受灾面积达6546万公顷，受灾面积居建国五十年首位。主要灾害是北方为主的持续特大旱灾和东部沿海省区的严重台风洪水灾害。

1961年，全国连续第三年发生特大自然灾害，受灾面积6175万公顷，仅次于上年，为建国五十年来第二位。

    1960年10月记载，毛泽东开始吃素，不吃肉了。对护士长说：国家有困难了，我应该以身作则，带头节约，跟老百姓共同渡过难关，不要给我肉吃，省下来换外汇。

二.  反“五风”及“三反”情况

反“五风”其实是反“左倾”。毛泽东在1960年前后一直是在“鼓足干劲”搞建设中努力地反“左”。

1960年3月1日记载，中共广东省委二月二十五日在关于当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指示中提出，目前农村中存在着值得全党重视的五个问题（大意是）：急于搞社有制；重复“一平二调”，刮“共产风”；积累多，社员增收少；大搞非生产性建筑和购置，乱开支；有些干部头脑发热、谎报成绩、隐瞒缺点、不听群众意见。指示中并提出整改要求。毛泽东阅后，发给总理、李富春等在广州的几位中央同志和中南五省第一书记，并起草转发给上海局、各协作区、各省市区等党委此文件的中央指示（该指示在3日进行了修改）。

对于“一平二调”，之前就纠正过。

《毛泽东年谱》1959年2月27日记载，毛泽东在郑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称第二次郑州会议）上的第一次讲话中指出：许多人认识不到“由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到社的大集体所有制，需要一个过程” ，“他们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某些财产无代价的上调；银行方面，也把许多农村中的贷款一律收回。‘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极大恐慌” 。

这次2月27日至3月5日召开的会议，主要就是纠正“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共产风”。

1960年3月3日记载，毛泽东在广州鸡颈坑召开有周恩来、李富春、王任重等25人参加的会议，讨论广州二月二十五日的指示和毛泽东3月1日起草的中央指示。

1960年3月4日记载，毛泽东致信刘少奇、邓小平，对3日讨论修改过的中央指示进行审阅，并请提到中央会议上讨论、通过。毛泽东起草的指示中，要求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对五个问题“都应当提起严重的注意”，“迅速地把缺点错误纠正过来”。并指出：“我们的相当多的干部，政治水平、经济理论水平和对实际分析、理解水平，都是不高的”，建议这些同志“努力学习，认真思考，……将自己的政治、理论和业务水平大进一步地成熟和提高起来”。建议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召开一次四级、或五级、或六级干部会议，专门讨论上述五个问题。这个指示于3月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后下发。

全国开始了纠正“一平二调”的工作，这也是“反五风”前期。

毛泽东自3月9日离开广州，在株洲、长沙、南昌向塘、金华、杭州及杭州至宁波的铁路线上进行考察，并同地方领导谈话。

1960年“3月15日-17日”记载，在专列上召开华东六省一市第一书记会议。在15日下午的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十四个问题（在3月24日的天津会议上，毛泽东增加到十七个问题）同大家讨论。其中第四是农村人民公社的五个问题，第十二是“三反”问题，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

 3月19日，毛泽东从杭州到达上海。

1960年“3月中旬”记载，审阅李富春三月十六日报送的《关于一九六〇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中加写：“我们一定要把领导上的老爷式作风、官僚主义作风、命令主义作风，完全消灭得干干净净”。

毛泽东考察了南京浦口、徐州， 3月22日到济南。

1960年3月22日记载，晚上，在专列上听取山东省委负责人汇报。舒同说：下面在发展社有经济和大搞水利建设时有“一平二调”的做法。当舒同谈到干部贪污的情况时，毛泽东说：“去年整风没讲‘三反’这个问题，所以公社的礼堂还是盖，贪污还是贪”。

同日记载，山东省六级干部会议的《会议情况》第一期反映，枣庄市“干部中急于过渡的思想苗头较普遍”；“安丘县一个公社调走一个大队七十头母猪，不给钱”；沾化县水肿病多，“缺粮原因是卖了过头粮”。还反映，“贪污浪费比较严重，不讲真话”。毛泽东批示：“如不注意处理，定会要脱离群众”。

3月23日，毛泽东到天津。林铁汇报了天津解决五个问题的会议情况。

同日记载，山东省六级干部会议的《会议情况》第二期反映，现在有的公社对劳力、牲畜随便调，土地随便占，树也随便刨等等问题及干部的虚报浮夸、吃喝浪费、贪污的问题。毛泽东在批语中写道：“问题严重，不处理不行”。在一些县、社中，去年的郑州决议忘了，上海会议的规定也忘了，“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又都刮起来了，……危害人民。什么叫价值法则，等价交换，他们全不理会”。

3月30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反对官僚主义的指示》。在纠正“一平二调”中也开始了“三反”的工作。

1960年4月16日记载，中共中央转发中央监察委员会两个报告的指示中说：从报告中也可以看到少数党员干部的严重贪污、浪费、强迫命令以及有些县、社、企业党的组织极不纯洁等情况，已经发展到相当严重的程度。……彻底检查坏人坏事，认真加以处理。

1960年10月10日记载，湖北省委的王延春九月十八日报告显示，沔阳县“一平二调”问题至今未解决、粮食减产、问题严重，《中共中央关于转发湖北省委和福建省委两个文件的重要指示》指出，纠正“一平二调”的“共产风”，纠正强迫命令、浮夸和某些干部特殊化的作风，坚持以生产队为基础的公社三级所有制，是彻底调整当前农村中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关键问题，是在公社中贯彻实现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的关键问题。

10月23日、25日，中央分别召开华北和中南、东北和西北的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讨论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也称为“十二条紧急指示”），11月3日，中央并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贯彻执行“紧急指示信”的指示》，指导农村的工作，并制止“共产风”、浮夸风和命令风。

1960年11月15日记载，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指示中指出：“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一定要走群众路线，充分发动群众自己起来纠正干部的‘五风’不正，反对恩赐观点”。

1960年12月23日记载，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第二书记等参加的会议，其中一项是关于农村生活安排和整风整社的问题。毛泽东说对于干部中的五类分子、变坏了的分子、死官僚主义分子，“要由群众撤他们的职，不要只由上级去撤”。

1960年“12月24日-1961年1月13日”记载，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形成了《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若干政策问题的讨论纪要》。《纪要》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整风整社，纠正“五风”；第二，退赔问题，谁平调的谁退赔；第三，关于粮食、自留地、家庭副业等问题。

1960年12月30日记载，在会议（前述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插话：碰得头破血流，广大干部才能教育过来。毛泽东说：“中央和省这两级教育过来就好办了”。

三. 《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1961年1月9日记载（520页注［1］），经过反复讨论后的《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内容为：

三大纪律是： ㈠ 一切从实际出发。 ㈡ 正确执行党的政策。 ㈢ 实行民主集中制。

八项注意是： ㈠ 同劳动同食堂。 ㈡ 待人和气。 ㈢ 办事公道。 ㈣ 买卖公平。 ㈤如实反映情况。 ㈥ 提高政治水平。 ㈦ 工作要同群众商量。 ㈧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毛泽东在当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中央局书记等参加的讨论《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会议上解释说，三大纪律第一条，要整主观主义；三大纪律第二条（正式稿为八项注意的第六条），现在许多同志不懂得什么是等价交换、价值法则、按劳分配，对于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线、大集体与小自由的界线等也不清楚。要是他们懂得这些原则。八项注意第四条，买卖公平，就要等价交换；八项注意第五条借东西要还和第六条损坏东西要赔（这两条在正式稿中取消了），主要讲的是不能平调；八项注意第八条（正式稿为第七条），原先考虑写反对瞎指挥，还是从正面写好。

《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虽然是针对当时的“共产风”和干部的作风问题而提出的，但是，除了个别条外，它对当今的党政干部仍然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比如八项注意的第七条，“工作要同群众商量”，看毛泽东是怎么要求干部的：

1961年1月29日记载，毛泽东在停靠南京的专列上同中共江苏省委负责人谈话时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是为人民服务，否则是国民党作风。对群众没有感情，对贫农下中农没有感情，不顾群众死活，不了解情况，不听群众的话，也不听上边的话，这种人不能做领导工作”。

1961年2月10日记载，毛泽东在停靠南昌的专列上听取中共江西省委负责人汇报整风整社等情况时说：“不能脱离群众，凡是不符合群众要求的事都不办”。

                                                  2015-5-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