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渝川 ：短暂与永恒：巴黎公社如何不可避免地袭来？

　　短暂与永恒：巴黎公社如何不可避免地袭来？

　　文/郑渝川

　　1867年，巴黎举行了世界博览会。这次博览会上展出了欧陆各国以及英国的工业建设成就，以及从欧洲国家的其他大洲殖民地发掘的各式珍宝。俄国沙皇，希腊、瑞典、丹麦、西班牙、比利时国王，奥斯曼土耳其的苏丹，英国亲王和长公主，日本亲王等政要悉数登台。这是拿破仑三世意得志满的时刻。

　　但在阅兵时，一位来自波兰的刺杀者意图弑杀沙皇，虽然未能成功，却成功地打碎了沙皇的好心情。三年后，当法国落败于普鲁士时，俄国拒绝介入其中。

　　毫无疑问，1867年巴黎世博会是成功的，但当时的法国已经滑向泥潭。1848年以后不久，拿破仑三世就攫取了权柄。法国、巴黎迎来了经济快速增长，但无论是拿破仑的王室还是新旧贵族以及新兴的资产阶级，都沉溺于各式各样的欲望享受。

　　火山下的糜烂都市

　　英国著名法国史专家阿利斯泰尔·霍恩在其所著的《巴黎陷落：围城与公社：1870-1871》一书中指出，拿破仑三世的帝国治下“放纵无拘的放荡玩乐图景，有着冷酷的反面。灿烂的化装舞会很快就只不过是短暂的记忆……美人会消失在舞台上，只有模糊暧昧的性感香氛”。

　　梅毒在当时法国政界和文化领域名人，甚至大半个中上阶层肆虐。德·莫泊桑、朱尔·龚古尔、小仲马、波德莱尔、马奈等19世纪法国的文化标签式人物，全都感染了梅毒，在鼎鼎大名的同时，不可避免要迎来“阴沉的脓液、衰败和最终的死亡”。

　　拿破仑三世一直力图建造一个璀璨的国度，包括华丽的首都，以及各式各样的海外冒险。这似乎是为法国赢得大国地位和荣光的最有效手段。他在位期间对巴黎的改造，一直以来也被认为是最为有效的城市改造，巴黎因而成为了堂堂的欧洲首都。

　　改造巴黎本身不仅耗费巨资，而且还强力拆除了原有的平民区，修建了宽敞的道路，城市格局十分清晰。改造者始料未及的是，这样的城市格局会在1871年年初的法兰西内战期间，让暴力的渲染变得更加恐怖。

　　拿破仑三世希望规避革命，所以他允许法国的工人阶级罢工，还推行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改革措施，包括缩短劳动时间、进行健康立法、建立产妇福利机构、互助社团。

　　问题在于，因为法国的经济发展，再加上巴黎等大城市特有的享乐社会结构，所以这个城市的生活成本上涨速度远远超过了工人的薪水增加。巴黎被改造以后，道路、房屋变得齐整，但租住成本可谓不堪忍受。经济快速发展的更多果实分给了股东，工人加薪幅度有限。这种情况下，工人们只好搬到外城，重新寻求那种肮脏的贫民窟，而这强化了工人之间的联系。

　　而且，从1848年到1870、1871年，才20多年，工人们仍然有足够的伤痕记忆——在1848年革命中，劳工保卫共和国，在街垒流淌鲜血，但法国资产阶级以及其最终代表拿破仑三世，攫取了革命果实。

　　1867年，马克思、恩格斯领导下的第一国际展开了第二次大会。《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的法文版虽然在法国的影响力并没有那么显著，但潜在影响不可低估。

　　《巴黎陷落：围城与公社：1870-1871》书中指出，法国政治精英体系的门派众多，除了铁杆的波拿巴支持者，还有原有的波旁家族的拥趸，奥尔良派，各式各样的共和派。还有以雨果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艺术家群体，从来就不遗余力地批评拿破仑三世的统治。

　　这些力量的分化，意味着危机到来之时，巴黎将无法组织已有的力量来对抗普鲁士大军；精英阶层也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无耻地愚弄劳工阶层。

　　从溃败到围城

　　普法战争是以法国宣战开启的。《巴黎陷落：围城与公社：1870-1871》书中指出，这个宣战国发现，自己没有朋友，也没有盟友。俄国保持中立，英国也不例外。奥匈帝国表态会在法国攻入南德意志时参战，但其他情况下袖手旁观。

　　拿破仑三世带领着士气低下的部队，在军备甚至军事侦察都不足的情况下，开始与当时最为强盛的普鲁士陆军交锋。仅仅六个星期，法国人就决定投降。拿破仑三世和他的10万部队，全部沦为俘虏。

　　1870年9月4日，巴黎爆发革命，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成立。虽然普法战争让法国的战争力量严重受损，但新兴的共和国仍然自信地从各地征调了部队，并武装巴黎城内的平民。80年前，法国大革命期间，几乎整个欧洲都联合出兵干预革命，巴黎武装起来的平民组成新式军队，令人惊讶地多次大败干涉军。

　　但大量人口的涌入，也造成巴黎粮食供给的紧张。普鲁士军队十分精明地将巴黎围而不攻，切断了巴黎与法国其他地区之间的人员以及物资往来。

　　这就带来了历史学家们看来最严重的问题：粮食和其他食物越来越少，且主要集中在有钱人手里，众多的有钱人不得不与赤贫的劳工共存在这样一个城市。

　　资产阶级拥立的新政府，被证明根本没有能力打破普鲁士军队的围城，也不能解决缺衣少粮的问题。巴黎人试图通过热气球将保卫巴黎的号召送到法国各地，动员“勤王”，但巴黎以外的很多地方，要么是已被废黜的拿破仑三世的拥护者，要么就没有军事动员的资源基础。

　　法国新政府希望尽快与普鲁士议和，但为了驯服劳工阶层以及中下极平民，又宣称保卫巴黎，绝不投降。这种两面派的态度，将使之很快失去人民的基本信任。

　　为什么新政府宁可投降，割让土地以及赔付巨款，也希望尽快结束围城？《巴黎陷落：围城与公社：1870-1871》书中解释说，资产阶级和商人阶层担心围城持续，生意损失巨大。但这一切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完全不是问题，因为无产者本来无所谓失去。对于无产者来说，“背叛成性的资产者早晚会和反动的普鲁士人达成交易，他们之后就会展开合作，再度着手镇压真正的巴黎共和派人士”。

　　从饥饿到公社

　　长期围城产生的直接问题就是，食物价格暴涨。尽管共和派中的有识之士，以及左翼人士都呼唤新政府介入，但资产阶级却拒绝响应。囤积居奇可谓商人本性，如果建立食物分配体系这样的国有化举措，就意味着无利可图，那简直比恢复拿破仑三世的统治还要糟糕。

　　就这样，就连猫肉、鼠肉也进入了巴黎人的食谱，而且价格也不断攀升。但巴黎的富人事实上并没有怎么饿肚子。一些豪奢人士的家里还有奶牛、马匹，以及大量的罐头食品——法国是罐头食品的发明国家，这类工业尤其发达。

　　《巴黎陷落：围城与公社：1870-1871》不无讽刺地对比指出，同样是遭遇长期围城，1941年6月至1942年初的列宁格勒，就不存在因贫富悬殊而导致的食物分配不公，而1870年9月至1871年初的巴黎围城，时间要短得多，但状况却同样糟糕。

　　法国和德国（普鲁士国王已经在巴黎郊区的凡尔赛宫加冕为德意志皇帝）和平协议的一部分，就是允许德军在巴黎举行胜利阅兵式。这当然是个毫无必要的炫耀举动，多年后法国人毫无理性地加重对一战战败国德国的清算，正是源自1871年3月1日的巴黎阅兵。一战结束时的法国总理克列孟梭，1871年时正是巴黎一个区的区长，明明白白地目睹了本国的国耻。

　　德军撤军后，资产阶级政府就开始组织将劳工阶层卫队缴械，但负责缴械的国民自卫军的主要成员也来自于劳工阶层。所以这一举动很合理地被左翼解读为资产阶级劣根性难改。席卷整个巴黎的冲突随即展开。

　　巴黎公社并不是第一国际领导下开展的，甚至可以说，这场革命行动最终走向失败，就是因为思想、组织的不成熟。镇压公社的凡尔赛军，在巴黎城区残酷地实施杀戮，再联系到法国军队在对战普鲁士（德国）军队时暴露出的巨大无能，这印证了“肉食者鄙”，以及只有劳苦大众才能拯救国家的定理。《巴黎陷落：围城与公社：1870-1871》指出，巴黎公社的伟大牺牲并不是毫无价值的，法兰西自此就不再存在君主制的政治土壤，而且法国的政治文化开始趋向于走在欧洲前列，示范开展各种社会改革。

　　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的教训写出了《法兰西内战》。这也带来了第一国际的分裂，其中一个分支就是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另一个则是相对温和的英国工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巴黎公社的政治实验，对于后来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十月革命”具有重要指引意义，也提供了十足的教训。

　　1964年，苏联第一支由三名宇航员组成的队伍乘坐“上升”号进入太空，携带了三件圣物：马克思画像、列宁画像，以及一根出自巴黎公社旗帜的布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