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风系于官风

警 风 系 于 官 风　　

     钟 声　　

（提示：这是十几年前在法制科任职时为某报写的征文。最近与一些年轻警察闲聊警界风气之差，见他们多有无奈甚至抱怨界内官风之劣，深感拙作不乏现实意义。）　　

     解决问题须抓主要矛盾，否则便将事倍功半，或徒劳无益。警风建设亦如此。不首先抓住并解决好官风这个主要矛盾，警风建设无疑是纸上谈兵。　　

警风建设，主要是指“公检法”警队伍的思想、工作、纪律和生活作风等方面的建设。还记得毛主席的“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的教导吗？没错，警风建设能否搞好，各级公检法的官风好否无不是决定的因素。官风好，警风绝无不好，反之想好也难。一名警员或普通警察作风再败坏，影响亦属有限，欲消除也非难事。可一名警界高官及掌管他们的党政高官，作风即使稍有不检，影响也不可小观，甚可与之权势大小成正比。　　

厦门远华案中的原福建公安厅副厅长庄如顺，以及原山西绛县法院的“三盲院长”姚小红，充其量不过造“祸”一方，败坏当地警风。可原公安部副部长李继周及某部长作风之败坏，不仅祸及全国的警风，而且孳生、纵容和庇护了众多“庄如顺”、李“如顺”和“姚小红”或王“小红”类下官。如果说这些警界败类多属副官、下官，损害警风的贪官污吏远未除尽，并且无时无刻不在严重影响警风建设，那么，不首先从抓官风入手，坚决清除警界大小贪官，欲搞好警风建设无疑是一句空话！　　

不要再舍本求末，重弹“小气候也可影响大气候”的老调了！每个警员或普通警察都严格自律、端正作风，警风建设自然会好，作为理论的假设或可蒙人，但毕竟承受不了严酷的实践检验。必须承认，多年来绝大多数普通的人民警察是作风好的和比较好的。但这种微弱的“小气候”到底影响了官风败落的“大气候”多少？仍以李继周、庄如顺等警界高官为例，若非党中央、中纪委的插手或督办，当然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哪个“小气候”敢去影响他们，不受其左右！　　

须知，“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古今同理；“兵”风好否只能反衬“将”风，除非为将者的升迁取舍或荣辱由兵们说了算，可这又何尝不是良好的将风使然！　　

还想玩以“制”替罪的把戏？见鬼去吧！如同“离开鸡蛋，再适宜的温度也孵不出小鸡”一样，所谓“法纪制度不健全”、“管理体制不顺”和“监督机制不完善”等似是而非之论，只见“制”而不见人，除了推卸官风败坏之责，掩盖庸官们的无能或为贪官作障以外，绝无益于警风建设。多年来有关法纪制度所订还少吗？警界的官们尤其高官们不用说个个严格遵守，身体力行，以良好的作风为属下做表率，即便是多数人基本遵守了而不是违法乱纪者俯拾即是，致使“下必甚焉”，警风也绝不至于像今天这样堪忧。况且，各种事关警风的法纪制度不会是在普通警察主持下制定的吧？既如此，其“不健全”、“不顺”和“不完善”之责，以及肆意践踏乃至“制”同虚设的罪责，由谁来负，岂非不言自明！　　

当然，作为“国家机器”和党的执政“工具”，公检法警队伍的官风好否，绝离不开党风政风的影响，也可说是党风政风的晴雨表和直接体现。成克杰不倒，广西的党风政风只会日败，警风想好也难；慕绥新丑行不败露，沈阳的公检法照样会俯首听命……所以，要想真正搞好警风建设，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首先抓住并解决好官风这个主要矛盾，非此不可。而强将手下无弱兵，一旦官风建设抓好了，警风焉能不随之日好！各种行风不正甚至严重败坏的问题能不迎刃而解！　　

至于如何抓好官风建设，关键的关键，就是从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及人民的意愿出发，任人唯贤，从严治官和坚决铲除腐败。谁用腐庇腐，都要一查到底，按“罪加一等”予以严惩。因为任人唯亲是最腐之源，任何贪污、索贿受贿和腐化堕落之官，大都孳生于此。其次，警风建设固然需要迅速加强，但最实际而有效之法或载体，莫过于在打黑除恶中求真功、觅成果。灭绝多年的“黑恶”犯罪死灰复燃，黄、赌、毒等社会沉渣到处泛起，空前地祸国殃民，不与警界进击乏力，纵容、庇护甚至直接参与密切相关！如果说警风堪忧，人民积怨甚多的根源大抵在此，就应顺藤摸瓜，严厉查处。特别是对涉黑、涉恶、涉黄、涉毒和直接参与迫害人民的警界官们，更应按首黑首恶罪从严论处，绝对宽容不得。　　

实践证明，警界之官尤其是高官助纣为虐，为虎作伥，是败坏警风的罪魁祸首，甚或比一些凶残的黑恶势力更可憎恶。以史为镜，可知兴替。五、六十年代令人怀念的好警风也充分昭告当今：官风好了，警风或许无须刻意去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