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夜难明赤县天——武汉地区国企改制调研侧记

荐者按：因为依棉的情况，将某位朋友的老东西翻出来，谨供参考。文中人名、地名等有出入处，因不了解情况，不能一一详细订正，见谅。　   

无可奈何花落去　　

经过主流媒体长期以来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宣传，国企似乎已经成为低效率的代名词，那么国企衰败的真实原因是什么呢？

以武汉造纸厂为例，该厂首创以芦苇为原料的生产工艺，开工五分钟的产出即可满足一个月支出，效益不可谓不高，却也如同多数国企一样，“顺理成章”的倒闭衰落了。其原因就在于国家的一些消极政策如拨改贷、费改税等，加大了企业的负担不说，还减少了对企业的支持，无所不用其极的双管齐下，终于成功的将企业压垮。随后，迫不及待的私有化进程便粉墨登场，几十亿的资产仅卖了3.8亿，且根本没有到位，上演了空手套白狼的帽子戏法。在改制过程中，基层组织与工会完全瘫痪，整个过程由原先的高管主导，而工人和企业的利益则没有得到任何保证。

造纸厂并不是个例，武汉汽轮机厂由于领导干部的贪污腐败、偷工减料、偷盗产品甚至偷搬设备，整个厂成为空壳，资不抵债被迫改制。厂子的资产在国资委数次流转，经过几次账面上的数字游戏，同样被人一文不花的收入囊中。而改制的结果就是厂房被拆，土地被卖，经过几代人艰苦奋斗才建立起来的重工业大厂烟消云散灰飞烟灭。

厂内的腐败固然触目惊心，而厂外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就更加雪上加霜。武汉肉联厂，“一五”期间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之一，日宰万头生猪，号称亚洲最大。但改革开放后，“雨后春笋”般兴起的许多小的私营屠宰点甚至非法屠宰点的兴起，对肉联厂的生存构成了巨大的威胁。由于小厂可以偷漏税，可以压缩雇工工资（往往没有福利），可以提供回扣，甚至收购廉价的病死猪肉，国营大厂在这种“自由竞争”面前根本束手无策，被活活挤垮。

就这样，一个个国有企业，无论效益多么高，生产力多么先进，业内地位多么重要，都纷纷走上了“人间正道私有化”的金光大道，以几毛钱甚至是一分钱不花的价格落入了一些人的腰包，造就出大量先富起来的人。

    专家点评：国企的衰败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即“内腐外挤，上压下逼”：内腐即厂内领导阶层的腐败，外挤即外资对国有企业市场的挤占和打压，上压即国家从国企征收的过高税收和实行的种种限制政策，下逼即大量低福利的小生产对国有企业的威胁。国有企业的衰败，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与国有企业本身没有关系，更不能得出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结论。现在主流话语宣传的“历史欠账”其实是语言陷阱，本质是腐败欠账，是国家在为腐败成本埋单。不要认为职业经理人能解决所有问题，要防止“制度迷信”，职业经理人很有可能就是职业盗窃人，为起恶来更加厉害。　　

天胡弃我天何怒　　

如果说企业的倒闭和国有资产的流失已足令人扼腕叹息，那么随着国有企业倒闭而出现的技术流失就更加令人痛心疾首。因为企业倒闭了可以再建，而技术的流失则可能使国家丧失工业生产能力，最终沦为只能提供原材料和简单制成品的依附国家甚至半殖民地国家，在世界竞争中出局。

    坐落于古田四路的标准件厂，原任方厂长锐意革新，研发出一种新技术，接近当时世界先进水平，接受访问的老工人都深感自豪。但改制后该厂却对自主研发弃若敝履，盲目崇洋媚外，引进仅比国产技术先进一年的日本仪器，而将本国技术抛弃，之后自主技术迅速流失，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失去竞争力，厂子濒临倒闭。同样位于古田四路的柴油机厂，由于国家政策对其使用资金进行封杀，使之最终死亡，核心技术流失。现在国内的柴油机大户玉门柴油机公司，当年也只是武汉柴油机厂的小徒弟而已，如果武柴能够沿着自主创新的路走下去，那么今天将会是怎样一个成就啊！而武汉第一冶金公司的技术，甚至早在五十年代就已引来苏联人求经。由此，我们不能不联想到运十大飞机，联想到中华之星高速列车。当自主创新受到三十年来无比重视的今天，回看二十年前的这些决策，真令人不能不生出一种难以言喻的失落与愤慨。

    自主技术的消亡不仅对于企业生死攸关，对我们大学生今天的就业难更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郎咸平曾指出，在设计、制造、物流等多个领域中，制造的利润最低而付出最多，而要进行产业升级，则非有足够的技术储备不可。仍然以一冶为例，一冶曾号称建一座电视塔不用人工而全用机械，但今天一冶的工地上却遍地是脚手架。低工资、低福利的农民工成为一冶的主要劳动力，相应的，设计机械的工程师就显得多余了。我们没有高端的人才需求，那么高端的人才怎么可能找到工作呢？大学生质量连年下降，社会却没有相应程度的抱怨，原因正在于没有这方面的需要。即使是服务业，中国以餐饮娱乐为主的服务业也不同于美国的文化产业和创意产业，需要的依然是简单劳动力，而非作为高精尖人才的大学生。这样一来，当我们抱怨大学扩招带来的就业难时，是否应该对产业政策也做一下反思呢？

    专家点评：像前面提到的的肉联厂与小企业的竞争，先进生产力被落后生产力取代，这是很反常的。效益不能看表面，定价有很大关系，现在GDP的增长很大来自定价机制。刚才提到造纸厂效益好，就是因为当时的政策是轻工业定价高，重工业定价低，以轻工业资金补助重工业。现在中国是一个打工国家，需要的只是熟练工这样的简单劳动力，根本不需要工程师和大学生，应该在大学门口贴幅对联：大学风险莫测，请君谨慎入校。

忆昔开元全盛日　　

提到国企的今天，那么国企的昨天显然是不能回避的话题。如果在今天国企的生存已如此艰难，那么在主流话语中水深火热的毛泽东时代，国企会是什么样子呢？

与主流话语不遗余力的宣传恰恰相反，毛泽东与朱镕基在国企工人眼中与在主流精英眼中的地位正好掉了个个儿。举个例子，在毛时代的武昌车辆厂，物价涨一分钱，就要层层开会，向群众解释。对比今天的房价，实在不能不令人感慨万千。除了物价，还有工资，毛时代一线工人无论工资还是口粮，都比干部还要高。可现在许多工厂却实行系数制，即工人出一定比例的工资作为浮动，如果未达到管理阶层要求就要扣除，而管理阶层则系数都在一以上，即使不干也可以无偿占有工人劳动。不唯如此，毛时代的文化生活更是丰富多彩，很多工厂的老工人回忆起当时厂里足球队、篮球队在全省或全国比赛中取得的好成绩时都很骄傲，一冶更曾因为精神面貌佳，技术能力过硬被湖南省誉为“不穿军装的解放军”，号称“走一路，红一线，住下来，红一片”。但现在的家属院中，响彻云霄的早已不是《咱们工人有力量》，而是“白板”、“发财”的麻将声了。

那么国企改革真的没有受益者吗？显然不是。在一冶的访谈中，有几户人家对于工人闹事很反感，认为是破坏大局。但经仔细询问，才知道这些人退休前都是干部，而且都是在改制前退休，现在一个月退休工资一千三四百，而一冶改制后最低的退休工资则只有两百，下岗买断的就更是不名一文了。无独有偶，青山区小学一位教师表达了类似的看法，她认为日子过的不错，并对下岗工人吃低保却天天打麻将很反感，认为这很丢人，如是自己，会去寻找工作而不是吃低保。当然，不能不提的是，这位教师的丈夫是一冶的一位工程师。

但这些老干部也有和老工人一样的烦恼，就是拆迁。如同许多大城市的拆迁一样，在一冶以“危房改造”为幌子的拆迁中，极低的补偿价格背后活动着黑社会的身影。已是香港居民的　廖　先生，谈起此事便心有余悸。施工方在明知他在屋内的情况下，不安装安全网便开始施工，掉落的砖头差点便将他砸死。　廖　先生寻找香港特区中联办求援，并将消息透露给《卫报》和《时代周刊》等外国媒体。结果一冶所在的青山区政府却欺下瞒上的敷衍中联办，并对记者封锁消息，原因无它，开发商的直属机构正是青山区建设局。

通过卖地和其他一些途径，一冶建起了耗资数百万的办公大楼，而将原办公楼、国家三级文物单位变成了开发商的售楼中心，隔过大门口的广告牌，主楼上的五角星浮雕显得无比鲜明刺眼。同样鲜明的是新办公大楼脚下隔一条马路已然有些破烂不堪的家属楼，最早的建于1954年，近一些的也不晚于70年代。在去年的　五月十二日　，新办公大楼摇摇欲坠，而老房子们却如同那个年代坚定的信仰一般，安然无恙。

    专家点评：资本主义社会里不可能讲以人为本，即使有也是资本对劳动者的蹦极（在生存底线前拉回来，死不了但活着很难受）。佛眼看是佛，魔眼看是魔，判断事物的标准是立场问题。我们要明确社会进步的衡量标准，亦即总体真实与局部真实。

子规夜半犹啼血               　　

诚然，论及精神文化，很少有哪个国家或哪段历史时期可以与毛时代的中国相比，但经过三十年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工人的生活和福利难道没有一点改善吗？

不能否认，在80年代改革的帕累托改进时期，缺少统一计划的约束而又有国家政策的支持，国有企业度过了一个黄金时期。但随着所有制改革的图穷匕见，工人的权利越来越让位于私人资本家的利益，而工人的福利也越来越转变成资本家的利润。硚口区的若干工厂，改制前效益很好，现在以前败落，以前工人比干部工资还高，现在却被迫买断。在我们走访的众多企业，由于中青年成为下岗的主力，老年人的退休工资成为全家唯一的生活来源，啃老这个名词已不再是失业大学生的专利。在工人工资由四位数向三位数缩水的同时，干部的种种公开收入则不断向五位数甚至六位数迈进。其奥秘何在呢？

一冶原有正式员工四万余人，现存六千，主要为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如有任务，则派出若干人组成项目组，就地雇佣农民工。一冶现在常用的农民工大约也是四万人左右。而使用农民工不仅工资便宜，基本的三险一金更是可以不予理会，这与正式工人之间的差价，就是国企减员后所增加的“效益”。老工人们对农民工很有意见，认为他们像狗一样召之即来挥之即去，抢掉了自己的饭碗。而一冶的干部则真的视他们为可以呼来喝去的狗。宪法中规定的国家基础工农联盟，在官僚资本的离间下，分道扬镳，渐行渐远。

奇怪的是，下岗和退休的工人们每周还是保持了较高的肉类摄入量，这倒不是因为嘴馋，而是改制后医疗问题急剧爆发的结果。由于工厂不再为这些职工缴纳医疗保险，如国棉一厂工伤率较高但补偿很低，而城市合作医疗每月的报销费仅有七十余元，尚不及一次感冒的花销。在过去年月里落下疾病的老工人们除了通过饮食提高免疫力水平外，没有任何对大病的抵御措施与能力。去年一轮又一轮的物价上涨无疑将他们推向了极为困窘甚至艰难的景况。

老职工尚还有退休工资，可以吃到肉，而中年人呢？在一冶的走访中，最令我们惊怖莫名的就是一位正当年的中年人，他的主要生活来源就是捡矿泉水瓶和拾菜叶，至今不能结婚，而能够结婚的人里有很多不敢要孩子。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资本剥削的底线是劳动力的生存和再生产费用，而现在连这一底线也被颠覆了。当然，萨伊给了我们另一种解释路径：当由于供给大于需求，雇佣价格降低劳动力不能维持自身再生产时，就会有部分劳动力被淘汰，从而供给减少，价格上升，到能够恢复再生产，随后又进入这样一个周期。易言之，以经济上企业倒闭破产为调节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涉及劳动力时并没有太大不同，唯一不同的是企业破产可以重新开张，而人死亡则不能复活。

当我们在采访时，很多老工人不愿和我们说话，包括一位老厂长，或许这和一冶家属院无处不在的摄像头异曲同工。虽然一冶家属院有很多人靠拾荒为生，但小区治安依然很好，许多老工人则说，摄像头是为了监视他们，避免他们聚集起来冲击办公楼。至于冲击的结果，连续六年的抗争，不过让每个月多发了5到25元不等，3个月后连这5元钱也没有了。

我们离开的时候，阳光很明媚，风很冷。

　专家　点评：真人不露相。工人不敢说话，我们应反思自己的走访形式。工人和干部看农民工像狗，因为工人以前是人，所以才能发现农民工像狗；而干部不想用有独立意志可以决定自己命运的人，只想用狗。实际上和文革中挑动群众都群众如出一辙。买断工龄实质是买断了人的地位，被买断后工人由主人翁沦为劳动力，结果就是人的异化。

　附：引用诗句出处：　

　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人民五亿不团圆。
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诗人兴会更无前。——毛泽东《浣溪沙》　

　为何神州又重回三座大山的百年长夜？　

　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 夕阳西下几时回？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 ——晏殊《浣溪沙》　

　所落的是什么花，归来的是什么燕？　

　城头逢逢雷大鼓，苍天苍天泪如雨。
倭人竟割台湾去，当初版图入天府。
天威远及日出处。我高我曾我祖父，
艾杀蓬蒿来此土。糖霜茗雪千亿树，
岁课金钱无万数。天胡弃我天何怒，
取我脂膏供仇虏！眈眈无厌彼硕鼠，
民则何辜罹此苦！亡秦者谁三户楚，
何况闽粤百万户！成败利钝非所睹，
人人效死誓死拒。万众一心谁敢侮？——黄遵宪（台湾行）　

　天胡弃我天何怒，取我脂膏供仇虏！……成败利钝非所睹， 人人效死誓死拒。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
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
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宫中圣人奏云门，
天下朋友皆胶漆。百馀年间未灾变，叔孙礼乐萧何律。
岂闻一绢直万钱，有田种谷今流血。洛阳宫殿烧焚尽，
宗庙新除狐兔穴。伤心不忍问耆旧，复恐初从乱离说。——杜甫《忆昔二首》　

　既然“百馀年间未灾变”，为何从“公私仓廪俱丰实”变成“伤心不忍问耆旧，复恐初从乱离说”？　

　三月残花落更开，小檐日日燕飞来。
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王令《送春》　

　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可东风还回得来吗？可以的，因为还有子规一样爱厂如家夜半啼血的老工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