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评：“乱世”离我们到底多远？ 有感于国防部网站刊文《历史的拷问》

　　资料阅读：国防部网站-历史的拷问——抗战期间“汉奸现象”的文化透视与现实反思

　　http://www.mod.gov.cn/intl/2015-07/12/content_4594473.htm

　　沉痛的史料事实：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成建制的伪军数量却远大于侵华日军的总数量，这里还不包括各种伪政府的文职人员。

　　通过《历史的拷问》一文，我们在震惊之余发现并感受到了文中所担忧的威胁。汉奸产生的土壤、原因与条件在当今的中国是否存在?这就好像火星上如果发现了产生生命的土壤、原因以外，通过主客观作用的条件一定是会发现生命的道理一样。中国一个地域广阔的大国，他与一般的国家不太一样，其表现为乱则不可控，非乱“熟”才能走向“和与合”。故而中国古人自有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循环之说。这里就充斥着乱与“以乱制乱、以乱混乱”的过程，只是这个过程异常血腥，其规模与灾难程度远非今天的叙利亚所能比拟。而历史上人民往往在经历痛苦灾难与惨烈杀戮之后才能痛定思痛地有所顿悟。也正如今天的叙利亚，我相信他的人民在跨越大洲，历经千里流亡他国之后，才会产生集体所能感触到的民族之痛。

　　一、汉奸产生的土壤

　　抗日战争时期;当初的民国之所以能够产出那样大规模的汉奸，其内生的土壤就是当时尚处于积贫积弱的国家条件和与此条件下的民国文化。落后必挨打这是人类文明还远未发达条件下的必然规律，而落后又必然同时伴生着文化的落后。民国时期封建愚昧、官商腐败、江湖文化、小资情调混杂在一起形成了以“夜上海+旗袍”为标志的萎靡文化。作为矛盾的对立面，左翼文化的产生与其顽强的生命力表现自觉担负了觉醒民众时代正能量的最主要任务。而这一代表就是伟大的文化旗帜---鲁迅。从他的话语中我们可以感受和触摸到当时其“对立面”情境的民国轮廓：

　　1、中国的有一些士大夫，总爱无中生有，移花接木地造出故事来，他们不但歌颂生平，还粉饰黑暗。

　　2、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不可救药的民族中，一定有许多英雄，专向孩子们瞪眼。这些孱头们。

　　3、我们中国人对于不是自己的东西，或者将不为自己所有的东西，总要破坏了才快活的。

　　4、敌人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是自己营垒里的蛀虫，许多事情都败在他们手里。

　　5、文人作文，农人掘锄，本是平平常常的，若照相之际，文人偏要装做粗人，玩什么“荷锄带笠图”;农夫则在柳下捧一本书，装作“深柳读书图”之类，就要令人肉麻。

　　6、与名流者谈，对于他之所讲，当装作偶有不懂之处。太不懂被看轻，太懂了被厌恶。偶有不懂之处，彼此最为合宜。

　　7、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保持现状，未曾阔气的要革新，大抵如此，大抵!

　　可以看出，当时社会主流文化是;对上对外必逢迎的小资文化，对下对内必为官商(四大家族)为代表的欺凌民众的土豪文化，加上风靡民国的“旗袍+夜上海”标志的享乐文化。既然中上层如此，加上各种以毒、赌、嫖构成基本要素的黑社会江湖文化。民众们面对各方欺压情况下，则自然陷入了“为半斗米而折腰，好死不如赖活”的处境中。对民众切身而言，日军的侵入只要大抵不害性命，无碍乎是多了一个吸人血的臭虫。直到惨无人道地南京大屠杀与中国共产党左翼先锋文化的不断觉醒，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才能如喷涌的岩浆而不可阻挡。今天，我们不敢想象，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先锋作用，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化的引领作用。还不知道会增加多少被腐朽文化逼迫出来的汉奸?

　　从上述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1个公式：积贫积弱的中国+(小资文化+土豪文化+萎靡地享乐文化+黄赌毒黑社会江湖文化)=民众的“宁为半斗米而折腰，好死不如赖活” 。笔者以为，这就是民国的抗日时期能产生汉奸所具备的内生土壤。

　　对照今天，我们国家除了目前不是那么积贫积弱。其他各项已经足够的“肥沃”了!也就是说，当内外原因与条件都很强大时，土壤里被文化凶手埋藏着的潜在汉奸必定会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这绝不是危言耸听!知耻而后勇，一切为时不晚，只要图强必能有所作为。只是，当前的中国缺的不是硬件，而是左翼文化的复兴。可现实是，左翼文化产生的土壤被严重毁坏，并贴上了永久的封条，以至于政府主流与自由派主流逢“左”必压、必反乃至于必灭，“左”便成了邪恶的代名词。于是乎左翼文化本来就贫瘠的土地上只剩下稀稀散散的“自干五”，他们除了必须要忽略掉某些变质地“五毛”以维稳借口的边缘与弹压，还要全力以赴以弱势身躯对抗着用美元武装起来“美分党”，这就是十八大前令人欲哭无泪的现状。从而客观上为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腐朽堕落的文化消灭了一个令他们胆寒的“天敌”。

　　二、汉奸产生的原因

　　内因是根本和决定性质的，外因是从属和影响促进性质的。不得不承认，改革开放的市场浪潮恰如一枚硬币的两面，一方面市场经济的确壮大和加快了我们的发展，但另一面却也削弱了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强健。其具体变现就是党员干部被市场经济腐蚀，甚至已然在锈变中早已丧失了信仰。在新时代的政治生态中形成了“物质肥大，精神侏儒”的哑铃型形态，从而造成与人民的距离不再像原来那么地“鱼水关系”。这导致了官民矛盾与解放前的民国时期越来越相似，于是官民矛盾在十八大前几近成为社会矛盾中的主要矛盾。同时人民对住房、医疗、教育、养老和严重地两极分化问题怨声载道。官商形成的新土豪文化，西方生活方式大规模影响的小资文化基本成为“大资文化”而跃身主流，从而顺利引领了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大众娱乐至死的文化;俨然在脱离意识形态管束下成为了时下最烂的、油头最多的“娱乐圈”，其圈子的糜烂反过来使得我们的草根青年建立了这样难以磨灭的价值观，那就是以宠物类型的小鲜肉、白富美为荣，以黄继光、雷锋为傻，而“夜上海加旗袍”的幽灵再次萎靡在中上层里纵深糜烂。最令群众无奈的是，封建性质的黑社会江湖文化在人民群众生产生活领域里沉渣泛起，并与土豪文化、小资文化、娱乐文化深度融合。至此，人民群众就如案板上的肉;坐等随时随地被某些别有用心的势力和派别挑拨引领;成为发动颜色革命的无辜工具。迫于无奈，于是维稳一词也就悄然诞生，这是我们党和国家必须要面对的不稳定之矛盾内因。

　　好在十八大以后的党和政府以非凡勇气直面问题，力挽狂澜。以雷霆万钧之势整肃吏治;同时实施严肃党建，重拾信仰这些举措有效地从根本上缓解了社会矛盾，并开始着重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核心文化。可以想象，任由前面所述的情况发展，腐败变异分子总有一天会在外因的作用下利用国内社会矛盾掀起类似“阿拉伯之春”的颜色革命，从而与外部势力里应外合最终导致人民大众变为今天叙利亚人民的悲惨处境也就不是没有可能了。此类汉奸就为不可饶恕的大奸!

　　外因是推动内因深刻变化与进程的外在力量。自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与原有的华约组织国的标签成为了“全球资本”的死敌。当着这一全球意识形态对抗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宣告暂时胜利之后，中国就成为了与全球资本对抗的;唯一一个最大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国家。颠覆与反颠覆之战从建国至今从未停止，而且手段也跟随着时代科技的进步而变化;直到上世纪末，敌对势力国家就从传统的以军事手段为主的领域;转变到以人民群众生产生活领域的渗透为主，特别是新时期的紧贴大众的互联网领域。于是，中情局具有战略性地针对我国民众实施了“新老十条戒令”的策略，除了实现隔代更换价值观目的，还试图培育亲西方的精英阶层的核心力量;并同时实现阉割人民群众的觉醒能力。这就是我国一直长期存在的敌对意识形态国家客观上对我国有颠覆需求的基本世情，这就是强大的外因。因为对手是占据着全球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整体优势的全球资本，他无时无刻不在我国各领域通过其代理人而进行着“日日拱卒”的颠覆活动。即便是全面锁国也仍然难以阻止资本和其意识形态萌芽的渗透。不得不说，敌对意识形态的渗透作用在今天已经得到了巨大显示和证明。今天的中国在通过整肃之后，虽然对极右进行了有效地反击，但在广大人民群众生产生活领域内，西方所谓的“民主分子”仍然很活跃。尤其是大众传媒领域;金融领域;大众娱乐领域;人民文化领域，这种明显带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属性的话语体系;仍然暂时占据着强大支配地位。目前最为集中体现的就是互联网，大V与某些知识分子、商人、官人、领域内精英基本统治了官媒以外的互联网阵地。我国长时间的遭受历史虚无化主义的进攻就是这股力量在支配，这些都是敌对势力的外因在暗中起着推波助澜地作用，而民众基本没有很大的鉴别力，反过来还把揭露这种现象的力量当做敌视的异类。可以说，一旦颜色革命掀起成功，他们便是汪精卫式的汉奸无疑!因此，世情客观存在;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迫不及待地培育新时期的左翼核心文化，要把被他们推下去的鲁迅文化大旗重新树立起来。越是和平时期、发展时期就越是应该这样，就好比如我们国家无论到什么发展程度，《义勇军进行曲》就是永远的国歌!世世代代唱响与传承。那么左翼文化的先驱、伟大的旗手鲁迅先生的精神与风骨难道就不应该要继承吗?多年实践的事实与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我们一旦自废武功，被填充的文化力量就会是曾经被历史证明的腐朽亡国的堕落文化。只要有强大的内因免疫，才能有效地抗拒外因的渗透。因此必须要把建设和发展左翼文化与我们党的党建工作摆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上来落实，而不是恰恰相反地谈“左”色变到;直到党内外的主流们内化于心，外化于形的地步。倘若长期如此，客观上不是帮助腐朽堕落的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文化消灭了有力的天敌吗?“发扬近代国粹，壮大左翼文化”唯如此才能做到真正的强身健体，也就才能让“正能量”找到文化的载体而腾飞起来。其实催人奋进、奉献精神与集体主义的左翼核心文化本身就是最好地生产力。他能引领过去中华民族取得伟大的抗日战争的胜利，难道就不能引领新时代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吗?

　　三、汉奸产生的条件

　　历史的经验显示，如果当政者对民众不敬畏而让人民民不聊生，那么这个内因将通过量变的积累到一定时候就会发生质变。当着这样的质变形成恰恰又是外族势力加以入侵的借口，而此时被苛政逼出的“汉奸”也就自然大量产生。仔细研究中国历史所涉及的外族入侵大多数是均建立在自身国家吏治腐败导致民生重大问题基础之上的。即社会危机引发到政治危机就是内外大乱共同发生所需的条件。历史上的蒙古族入侵中原，满族的入侵中原以及近代的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均处于国家本身吏治腐败所引发的社会危机转化成政治危机的当口(伴随着农民起义或是诸侯叛乱)。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的党中央在十八大误判或是轻判了社会矛盾的尖锐，进而继续任由两极分化的扩大，任由大存量的腐败继续发展，那么这样的社会危机就会变质进而转化成政治危机，比如“群体事件”一段时期内多发就是明显特征。果如此，那么敌对意识形态国家则会果断抓住这个机遇输入他们想要的革命，于是汉奸则会盛产。叙利亚的昨天正是如此经历过来，没有其自身政治危机的内因也就不会被敌对国家找到进攻的最佳时机。包括前苏联的肢解均与此有关。因此归根结底还是要牢牢把握将发展的最终落脚点是为了人民的共同富裕而不是两极分化。这也是毛泽东主席与黄炎培的交流中所谈到的“人亡政息”的历史轮回问题。正应了那句古话：失人心者失天下!只不过站在当代来讲，大乱的结果到底是谁得到最大利益?是谁收获了灾难?我们看看乌克兰、叙利亚的今天就知道了。

　　好在中国共产党是依靠“得人心者得天下”的政党，在党的十八大会议上制定了一系列针对性的路线方针，从而得以在重大调整中获得党和群众高度热烈地反响和拥护。从这个意义上讲，“反腐整肃、开门整党、严肃党建、加强国企、改善民生、重建文化、共同富裕”的方针路线就像定海神针一般;准确而有效的遏制住了社会矛盾的累积变质。人民期盼中迎来了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审时度势;奋力一搏，并通过兢兢业业地;卓有成效地努力获取了十八大以来至今的各项有目共睹的成果。因此，结论是中国不能乱，乱则必盛产汉奸从中引发更大的乱世。因为世情这个外因是促使乱局产生的最充分条件，也是不以我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是全球社资两个意识形态斗争在国内的必然反映。这一反映将是长期的并伴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实现;和世界社会主义伟大复兴目标实现的整个过程。因此对内将发展成果至始至终惠及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基本底线，也是遏制社会危机转化成政治危机的最为根本的手段，这就是毛泽东主席为我党提出的“为人民服务”的总内涵。中国所有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当国家吏治给社会带来较为尖锐的社会矛盾之时，社会危机就会不可避免的到来。当化解社会危机失败时，这就意味着整个国家就处于岌岌可危的处境了。因为一旦社会危机转化成政治危机时候，他就成为了敌对国家势力渗透和颠覆我们国家的条件。当敌对国家的颠覆渗透与内部政治危机一综合，那么产生汉奸的总条件就具备了。此时离天下大乱就只有半步之遥，而届时人民的处境离今天叙利亚人民的遭遇也就不远了。

　　综上评述，我们发现中国历史上之所以产生汉奸，其产生的总基础特征是国家积贫积弱，而其产生的基本要素就是由国家品格决定的文化土壤、内部吏治水平与外部敌对的颠覆渗透;加上处理矛盾的根本手段。目前看，我们国家还是抓住了发展这个牛鼻子，使得积贫积弱的总基础已经荡然无存。但产生汉奸的基本要素却都存在，如果我们不通过加强和提高社会主义左翼性质的文化建设，那么汉奸产生的土壤仍然肥沃。如果我们不通过反腐整肃和卓有成效地加强党建;那么腐败的吏治必然就是社会矛盾与社会危机产生的总根源。如果我们不牢牢遵从“为人民服务”而是以市场经济为借口进行“为人民币服务”，那么社会矛盾终会有一天演变成社会危机并进而转化成政治危机的时候。因此，我们必须要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为了不让历史得到任何重演的机会，笔者借助此文强烈建议;国家在全力进行经济发展过程中，考虑到上述诸多要素以及世情的长期存在，应着眼于国家和人民大众的长久利益，必须要再加上一把法律之锁!那就是出台新的较为全面的“汉奸法”。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毛泽东”。神州大地，天佑中华!为实现两个一百年伟大目标;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时也为了实现世界社会主义的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人，请肩负起历史给予的神圣使命!

　　蓝羽

　　2015.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