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勇：“主流经济学家”要“华丽转身”了？

石勇：“主流经济学家”要“华丽转身”了？

有些人永远是时代的弄潮儿。当“极左”流行的时候，他屁颠屁颠地去弄个“红卫兵”的红袖章戴戴，比谁都“革命”；而当“极右”流行的时候，他摇身一变又成了“白卫兵”，比谁都更标榜“自由”――哪怕他还舍不得丢掉那本曾给他带来过去和现在的利益、如今却遭到他痛骂的“红证件”。

准确地说，弄潮儿们永远都跟“时代”站在一起：在“极左”肆虐需要做一个政治上的“右派”的时候，他偏偏是一个推波助澜的“政治左派”；而当“极右”蚕食中国需要一个人做经济上的“左派”的时候，他却偏偏是一个跟着鼓噪抢劫的“经济右派”！他永远“政治正确”，永远具有道德优势，当然该捞的也一分不少。

浩浩荡荡的弄潮儿队伍怎么可以少得了聪明极顶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呢？中共十七大后，政治风气有了些变化，往日大骂“网络暴民”，大骂“福利”，大呼“贫富分化还不够”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开始低调了。厉以宁厉“主流”甚至狠煽了过去的自己一巴掌，也说了句“贫富分化不利于建设和谐社会”的人话。他还表示，“在十七大的鼓舞下”，要“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有厉“主流”开头，可以预想，其它“主流经济学家”也会跟进。看来“主流经济学家”们要“华丽转身”了。

这其实一点也不奇怪，时代的弄潮儿最清楚哪个时候说什么话，打什么口号，鼓噪什么。所以，自20世纪90年代始，在权力主导的改革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的时候，他们叫唆抢劫国企，赶几千万工人下岗；鼓噪“教育产业化”，加固阶层（或者说是阶级）壁垒；大造舆论，使朝廷推卸一系列社会保障责任；狠劲说“劳工权利”的坏话，使朝廷对“血汗工厂”的保护有了“理论支持”。按照“主流经济学”（即权力意志与自由主义经济学交合产下的怪胎）的逻辑演绎，这么玩下去过不了多久很可能朝廷就会自己丢掉不仅再也没有掩饰作用而且有害的“那块红布”，从而，中国离“独裁资本主义”的天堂就不远了。到了那一天，“精英联盟”将彻底消除“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危机”，不再担惊受怕。

然而，“主流”们实在太激动，或者说太疯狂，忘了看一下权力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前提条件：稳定。在一系列掠夺性的“改革”政策惹得民怨沸腾，在中国已陷入贫富分化的漩涡之中时，继续按“主流经济学家”们所设计的那条路走下去就充满了极大的风险。因此，“改革”必须调整，哪怕是“微调”。至少，“主流经济学”的神话已因它所带来的对“改革”本身的非法化而被打破，朝廷必须用“法学”来合法化既得利益秩序，用“社会学”来消除一系列社会不稳定因素。而这一点，居然让“主流经济学家”们感觉到了巨大的恐惧。在局势还未彻底明朗时，他们还在声嘶力竭地叫嚣中国的贫富分化还不彻底，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语境恰恰是他们所规划并带来了对改革要本身的否定的那种“改革”）之类。这种哭天喊地、歇斯底里的场面，让人还真的以为他们对于自己的地位、利益和信条的捍卫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改革回归理性，“精英”预感黄昏来临》，对此作了分析。

但中共十七大后，再以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姿态说那些妨碍“建构和谐社会”的“主流经济学”的重复了不知多少次的屁话（这些极其弱智的话并没有逻辑上的任何力量，它的力量完全在于它对权力的影响），恐怕最终免不了被抛弃的命运。然而，由于改革本身的“政治正确”还根本不能撼动（实际上朝廷也不想撼动），中国仍然在强调“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仍然是统治合法性的一种保证），只要紧跟形势，“主流经济学家”仍然可以享受“神甫”的待遇。那么，除非真的傻到极点，或者仍然处在过去的风光地位所造成的心理幻觉中，“主流经济学家”不可能不知道自己应该“与时俱进”来一次“华丽转身”――哪怕所付出的代价就是必须狠狠地煽自己耳光，显得自己过去完全是个白痴。

厉以宁真不愧是时代的弄潮儿和“先知先觉者”，这么快就换上了一副嘴脸，来了个漂亮的“华丽转身”。过去不管和现在有多么冲突，看来他永远都可以通过“变脸”做“厉主流”并享受“主流”的一切。

坦白说，这一招如民间所说的，真的象“狗解溲”，让人隐隐感到恶心。它根本就无法“自我合法化”。并没有一个人可以用现在的“表现”的某种被认为的正确性，来赋予这种前后相互否证的变化以道德上的合法性，从而彻底消解过去的道德责任。否则，作为投机分子的卑琐的时代弄潮儿们的行为便通过了道德正当的检验。这样的后果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实在是一场精神灾难：它等于鼓励一种在权力面前的奴性人格，将一种鄙弃任何原则的谋取利益的低级生存方式视为正当，并压缩总是对“主流”和权力说不的人的生存空间。而这些弄潮儿越成为一个民族的英雄，这个民族的精神越是猥琐，公民人格也难以生长。

然而，在厉“主流”都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自己的“华丽转身”的合法性时，却有人“皇帝不急太监急”，自作聪明地抢先一步把他合法化了。一个叫郭松民的时评家就写了篇题目为《希望主流经济学家中能出现“厉以宁运动”》的文章，说“厉教授”这么干是“以今日之我反对昨日之我”，很有“敢于否定昨日之我的勇气”。他还认同于厉以宁的辩护词，认为厉现在相对于过去（实际上并没有过去多久）的变化只是“认识变化”。所以，当厉把自己的过去归结为“经验不足”、“考虑得不周到”，从而为现在的“华丽转身”找到拙劣的理由时，他马上把他的“厉教授”的这种理由进一步阐释为“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在厉教授的认识变化过程中，再次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我对非学者时评家的智力从来不抱什么信心。但我想过去也常骂“主流经济学家”的郭时评家还不至于看不到这点：那些“贫富分化还不彻底”的弱智加歹毒的言论，真的是因为“经验不足”、“考虑得不周到”？一个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观点变化如此之快，前后对比如此鲜明，只能诉诸于“认识”的解释，莫非他的智力还不如末流的“经济学青年”？这样的人影响中国改革，岂不是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拿全中国的人当儿戏？而且，厉以宁的这种变色龙似的变化在道德上本身就很可疑（哪怕这种变化是正确的），怎么在郭时评家眼中，反而表现出“勇气”，成了一种道德资本？一句轻飘飘的“认识变化”，一个人不管过去干过什么，都获得了道德上的赦免，换了一张嘴脸继续被尊称为“厉教授”，继续享受“主流”的特别待遇。因“主流经济学家”对于权力的教唆，几千万工人连饭都吃不起又如何？很多贫寒之家的子弟上不起学又如何？社会不平等几乎已挑战人类的最基本道德底线又如何？对不起，全都被遗忘了，因为应该承担道德责任的对象已经“华丽转身”，被加上了某种道德光辉，其道德责任自然也被消解。也许郭时评家和厉以宁一样，也是在装傻。但如果这种装傻是为了发表篇把烂时评赚几个银子，也太没有“写作伦理”了吧？

还是让郭时评家自个儿去给时代弄潮儿们“美容”，自个儿去发出“这话说的是何等好啊！”的抒情之声，自个儿去“举起双手，以最大的热忱欢迎厉教授的转变”。有一点是肯定的，在当前的政治风气下，你欢呼不欢呼“主流经济学家”都会陆续“华丽转身”，至少会收敛一些，等候时机。而当局势又有微妙的变化时，恐怕他们又会再次转过身去。

狗改不了吃屎。时代弄潮儿也绝对不会改变永远谋取“政治正确”，进而谋取想要的一切的本性。为这一点，不惜装疯卖傻，哪怕是把自己的智力拉到小学生水平也在所不惜。这是“经济人”＋“政治人”的一贯特征。这样的人在中国太多，人们也实在没有办法。但可悲的是，总有人给这些弄潮儿涂脂抹粉，让他们永远占据一个民族的精神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