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论》第8章（信息、语言和社会）全文

《控制论》第8章（信息、语言和社会）全文

——用《资本论》解决中国的内忧外患（43）

   《控制论》主要是利用信息，在计算机控制中心制定控制方案，然后对生产系统、工程系统、生物系统、高级神经系统等进行控制，获得人们希望的结果。但是《控制论》也说明了在帝国主义经济条件下，对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进行控制是不适用的！这篇文章通俗易懂，仔细阅读对当前中国和全世界的互联网赚钱活动会有启发！

第八章信息、语言和社会

    一个组织中的各个要素本身也是小的组织；这样一个关于组织的概念既不是生疏的,也不是新颖的。古希腊关系松弛的联邦、神圣罗马帝国及其同时代的类似组成的封建国家、瑞士联邦、尼得兰联邦、美利坚合众国以及中南美的许多合众国、苏维埃社会主又共和国联盟,这些都是政治领域内类似教阶关系的组织系统的例子。 霍布士的利维坦,即是由非完美无缺的入组成的“世人的国家",它说明同样一种思想,只是组织程度上較低一些, 而布莱尼茨的思想,认为生命机体其实是充满了其他生命机体(例如血球)的综合体,也是在同一方向上更前进了一步。这种思想实际上不过是细胞説的哲学先驱。 细胞说认为大多数普通大小的动植物,以及所有的大动物、大植物都是由许多单位,即细胞构成的,这些细胞都具有独立的生命机体的许多属性,即使不是所有的属性。多细胞机体本身可以成为建造较高级机体的砖块, 例如憎帽水母就是由特殊分化了的水螅组成的一个复合体,其中有些个体已经为了要担任营养摄取、个体保持、运动、排泄、生殖和支撑整个群体等任务而发生各种变化。

   严格地说,这种生理上相連结的群体所提出的组织同题,从哲学上看并不比低级阶段的个体所提出的组织问题更为深刻。 在人和其他社会动物身上——例如一群拂狒或一群牛,群栖的海狸,蜂群,一窝黄蜂或一窝蚂蚁——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团体生活所表现的整体化程度接近于单一个体的行动所表现的水平；但个体大概有固定的神经系统,神经系统的各元件之间都有永久性位置关系和永久性联系,而团体却是由许多时空关系可以不断变动,没有永久的、不可破的肉体联结的个体所组成的。一窝蜂的全部神经组织就是一只一只蜜峰的神经组织：蜂群是怎样一致行动的呢?而且这种一致行动又怎么能富于変化、富于适应性和组织性呢? 显然,秘密在于蜂群的成员之间有相互的通讯。

这种相互通讯的复杂性和内容可以大有不同。人的相互通讯包括全部复杂的语言和文献以及许多其他东西。但对蚂蚁说,相互通讯大概只是少数几种嗅觉。如果说一个蚂蚁 能够把一只只的蚂蚁都分辨清楚,这大概是不可能的。蚂蚁肯定能够分辦自已窩里的蚂蚁和别的窝里的蚂蚁,它可以同这只蚂蚁合作,把那只蚂蚁杀死。除了这类少数的外部反应以外,蚂蚁的智慧几乎同它被角质包裏起来的身子一样,是定型的、僵化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事先可以料到,一个动物它的生长期乃至学习期同它成长后的活动期会截然分开的原因。这类动物的唯一通讯方法就像体内的荷尔蒙通讯系统一样,是一般性和扩散性的。的确,作为一种化学感觉的嗅觉一般都没有方向性,它同体内的荷尔蒙作用没有什么两样。

     这里我要插上几句话。哺乳动物中的麝香、麝猫香、海狸香等等具有性吸引力的物质可以认为是社会性的、外部通讯用的一种外部荷尔蒙,特别对于孤独生活的动物,这些物质能够在适当时期把异性吸引在一起,因而是繁殖种族所不可缺少的东西。我并不是说这些物质一旦到达嗅觉器官以后,起的是荷尔蒙作用而不是神经性作用。如果说它们少到仅仅能够觉察的分量还会起纯粹的荷尔蒙作用,这是难以理解的。但是从另一方面说,我们对荷尔蒙作用知道得太少了,因此不能否认极少量的这些物质也有发挥荷尔蒙作用的可能性。而且,麝香素和麝猫香素中由碳原子构成的长面屈曲的环无须大大改组就能构成性荷尔蒙的连锁环,以及某些维他命和某些癌元所特有的連锁环。我不想在这点上发表意见,让大家来作这个有趣的措测吧!

蚂蚁闻到各种气味后所采取的行动,看来是极度标准化的，而一个単纯刺激(例如传通信息的气味)的价值不但取决于刺激本身所传通的信息,还取决于刺激的发送者和接受者的整个神经机构。假如我在森林中遇見一个聪明的野蛮人,他不会说我的言语,而我也不会说他的言语。即使我们中间没有共同的、事先约定的语言符号,我仍然能够从他那里知道许多东西。我只要留心他显出激动或高兴的表情的那些时刻。然后我向四面八方观察,最好特别注意他的目光所投射的方向,把我看到的或听到的东西牢牢记住。不久我就会找出他所关心的东西;这不是由于他用语言把那些东西告诉了我,面是因为我自己观察到那些东西。 換句话说,一个没有固有内容的信号,由于他在那个时候注意到它而在他心中产生意义,也可以因为我在那个时候也注意到那个信号而在我心中产生意义。他能发现我对某些事物特别注意的那个瞬同,这种发现能力本身就是语言,它就像我们两人能够得到的印象范围那样具有多种多样的可能性。 因此,社会动物在产生语言以前,也许早就有一种活泼的、能懂的、富于变化的通讯方式 。

不管一个种族用什么通讯方式,这个种族所使用的信息量总是可以测定的,并且可以把对种族有用的信息量同对个人有用的信息量区别开来 。当然,对个人有用的信息并不就是对种族有用的信息,除非它能改变个人对于其他人的行为,而且这种行为;还可能没有种族的意又,除非别人能把这个行为同其他的行为形式加以区别。因此,要决定某一种信息是属于全族的还是纯粹对个人有用的,就要看个人所采取的行动方式是否被种族中其他成员看作特定的行动方式以及是否能逐一影响这些成员的行动等等 。

    我提到种族。这个名词对于大多数社会团体的信息的作用范围来说,确实过于广泛。本来,团体的界限只相当于团体信息能够有效地传递到的那个界限。我们可以给团体定义一种测度,只要比较一下从外界给予这个团体的判断数目和团体内部作出的判断数目就可以做到这点。我们可以借此来测定这个团体的自治程度。一个团体有效大小的测度,就是这个团体达到一定自治程度所必需的大小。

    一个团体比起它的各成员来可以有更多或更少的集体信息。暫时集合的一群非社会性动物,即使它的个体成员有很多信息,也只有很少的集体信息。这是因为一个成员的行为很少受到别的成员的注意。别的成员很少因此动作起来再继线传布影响。 另一方面,在人类组织中却完全有可能比它的任何一个细胞有多得多的信息。因此,在种族、部族或团体所有的信息量与个人所有的信息量之间,没有哪一类一定多,哪一类一定少的关系 。

     同个人所有的信息一样,种族在某一时期使用的信息也不是无须经过特珠努力就能得到的。大家知道,图书馆由于自身藏书过多而有难以活动的趋势,科学也因为发展到如此的专业化程度,以致专家们一越出自身精细的专业便常常毫无所知。布希博士建议利用机械的方法去寻找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料。这些机械方法可能有用,但是它们也是受到限制的,因为除非某专家已经确认某一本新书应该属于那一部门,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在分装的时候把这本书分到哪个部门里去。如果两门学科的方法和内容相同,但分属于两个远隔的学术領域,那么分类工作就几乎需要像莱布尼茨那样兴趣广泛的人来担任。

    联系到团体信息的有效量问题,必须指出:社会政治组织中, 最令人惊异的一个事实就是它极度缺乏有效的内稳定过程。 有一种信仰在许多国家都流行而在美国更几乎成为国教。这个信仰说, 自由竟争本身就是一种内稳定过程:在一个自由市场里,交易者的个人自私性,即每人尽可能地设法卖贵买贱,最终将使阶格趋于稳定,并且有利于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这是和一种极乐观的看法有关的，这种着法就是:当某个企业家在设法増进自己的利益时,在某种形态上他多少也是公众的一个恩人,因此他理应得到社会给予他的巨额报酬。不幸的是,事实驳斥了这种简单的理论。市场是赌局。实际上,它就像是垄断资本的家族赌场。因此,它严格地服从冯·诺意曼和摩根斯特思所发展的一般博弈理论。这个理论的基础是假定每个参加博弈的人在每一阶段上根据他当时得到的信息,使用一种完全理智的策略来进行博弈,这种策略保证他最终能得到期望中的最大可能报酬。因此,市场上的赌博是由完全理智的、完全无情的赌手来进行的。即使在只有両个赌手的情況下,这一理论也很复杂,虽然这个理论常常使博奕进行的路线是死板的。然而,在许多有三个参加者的场合,以及在极大多数有很多參加者的场合,博弈的结局就非常难于确定也非常不稳定。各个參加者由干本身的贪欲不得不结起同盟,但这种同盟一般并不能使他们采取统一的、決定性的行动,而是常常以互相出卖、背叛和欺诈告终,这种情况在较高级的商业界生活中或是极为类似的政治、外交和战争生活中太常见了。这种情形长此下去,即使最聪明的最无原则的唯利是图的人也会倾家荡产;如果这些唯利是图的人对此生厌,同意和平共处,最大的报酬就会落到那个等待时机以便撕毁协定、出卖同伴的人身上。这里没有任何的内稳定作用。大家都被巻入繁荣和衰落的商业周期中,巻入接二连三的独裁制和革命中,巻入那种人人受到损失的战争中,这是当前时代的一个真正特征 。

当然·冯·诺意曼把博弈者看作完全理智的、完全无情的人, 这是一种抽象，也是对事实的歪曲。一大群十足聪明十足无原则的人互相勾心斗角,这是十分稀见的。当骗子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一定也会有傻瓜。当傻瓜聚集得相当多的时候,他们就给骗子提供更为有利的剥削对象。傻瓜的心理已经成为很値得骗子去认真注意的题目。傻瓜并不是按照冯 ·诺意曼的博弈

者的行为方式去寻求自已的最终利益,他的行动是可以预测的,就像迷宮中的老鼠一-般。这一种说慌方法——即不说真话——会使傻瓜去购买某一种牌子的香畑;那一种说慌方法可以引诱他去投某个候选人——任何候选人——的票,或者去參加政治迫害,如某一政党所希望的。把宗教、色情文学和伪科学恰当地配合起来就能推广某一画报的销路。某种甜言蜜语、贿赂和恐吓的混合物会引诱一个年轻的科学家去研究导弹或原子弹。为了把这些事情办成,我们有一套机构去调査无线电听众的意见,去举行选举测验,去进行興论抽査以及其他的心理研究;而且，总会有统计学家、社会科学家.经济学家把自己的一套本领出卖给这些事业。

对我们说还算是幸运的,因为这些说慌的商人和这些使得容易受骗的人们遭映的剥削者的伎俩还没有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 还没有使他们能够为所欲为。这是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十足的傻瓜或是十足的骗子。一个普通人同他直接关心的东西打交道的时候总是有些理智的,对于公共利益或是自已亲眼见到的別人的苦难总是有些利他精神的。在一个已经存在很久的因而具有划一的理智和行为水平的小小乡村社会里,人们对不幸者的关怀,对路政和其他公共事业管理,对于一再地违反社会規则的人的容忍态度方面,都有一个很可尊敬的标准。这些人终究是存在的,别的人总得继续同他们一起生活。另一方面,在这样的社会中,对那些老想高出他人一头的人是不合适的。有种种方法使他感到社会舆论的重压。经过一个时期,他会感到这种興论是如此的无所不在,如此的不可避免，如此的限制人和压制人,以致他为了自卫起见而不得不离开这个社会。

因此,小而紧密地结合着的社会有极大程度的内稳定性,不管这种社会是文明国家中的具有高度文化的社会或是原始野蛮人的村落,都是一样。纵然许多野蛮人的习俗在我们看来是奇怪的,甚至是令人厌悪的,但它们一般都有极明确的内稳定性价值，人类学者的一部分任务正是要去解释这点。只有在大的社会里,那些大亨们才可以靠财富使自已免于饥俄,靠隐居和埋名改姓逃避社会舆论,靠诽谤法和拥有各种通讯工具来抵制私人批评,只有在这样的社会里,残忍才能到达它的最高峰。对于社会所有这些反内稳定的因素来说,通讯工具的控制是最有效也是最重要的。

本书的教训之一就是,任何组织所以能够保持自身的内稳定性,是由于它具有取得、使用、保持和传递信息的方法。在一个过于大的社会里,社会成员无法直接相互接触。国此,出版物(包括书籍和报纸 )、无线电、电话网、电报、邮递、剧院 ,电影院、学校、教堂就都成了取得、使用、保持和传递信息的工具。它们除了具有作为通讯方法这个内在重要性以外,还有其他的次要作用。报纸是广告的工具,也是给报纸老板赚钱的工具,电影和无线电也是一样。学校和教堂不仅是学者和圣人的庇护所,还是“大教育家”和主教的家。一本不给出版家赚钱的书大概是不会付印的,而且肯定是不会再版的 。

我国的社会是以买卖为基础的社会,这是大家公认的,在这里,无论自然资源或是人力资源都被认为是具有足够魄力去剥削这些资源的第一个实业家的绝对财产,通讯工具的次要方面愈来愈侵占它的主要方面。 由于通讯本身日益精巧并且需要更多费用, 这就更加助长了上述的情況。乡村报纸虽然可以使用自己的记者去采访村子里的消息,但是它要出钱去购买国内新闻,去购买由报业辛迪加发行的特写和“铅板"式的千常一律的政论。无线电台依靠广告得到收入,谁给钱谁就来点曲子,到处都是一样。大的新闻采访都花钱太多了,一个中等资本的出版商是供给不起的。书籍出版家集中出版那些可能一下子被读书俱乐部全部包买下来的书籍。大学校长和主教,即使他们没有取得个人权力的野心,也得维持一个非常花钱的机构,他们只能到有钱的地方去找钱。

因此，从各方面看,通讯工具都受到重重约束：赚钱少的被代之以購钱更多的,而这些工具都掌握在极少数的富人阶级手里,因而自然是表达这个阶级的意见的;因为通讯工具是取得政治和个人权力的一种主要手段,它们首先吸引来的是那些对这种权力抱有野心的人。什么通讯系统比所有别的系统应该对社会内稳定性更有贡献,它就直接被掌握在那些最醉心于争权夺利的人的手中, 而我们已经知道,这种争夺是社会中主要的反内稳定性的因素。因此,丝毫不必奇怪,遭受这种破坏势力影响較大的社会比起較小的社会来,可以共同使用的信息反而少得多。至于构成所有社会的个人的内部通信组织(神经系) ,那就比社会好多了。国家就像狼群一样(虽然我们希望不至于如此) ,它比它的大多数成员更为愚蠢。

上述的意見同大企业領导入、大实验室负责人等等所鼓吹的那种见解相反,他们认为,因为社会比个人大,所以比个人有理智。主张这种见解的人一部分只是由于像小孩子一样的喜欢大、喜欢铺张的心情,一部分是由于有人以为大的组织可能好一些。 但是, 其中不少人不过是着眼在寻找获利的机会和满足贪欲。

另外有一群人对现代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不満,他们有一种总以为能想出办法的乐观心情,这使他们过高地估计了社会中可能有的内稳定因素。纵然我们对这些人会表示同情,我们了解他们在情绪上处在进退维谷的境地,但是我们不能给这种如意算盘以太高的估价。这种想法就像老鼠想给描挂上铃铛一般。无疑的,对于我们这些老鼠说,给这个世界上的掠夺性的描都桂上铃铛是极可喜的,但是谁去挂呢?谁给我们保证无情的权力不会回到那些最贪图权力的人的手中去呢?

我提起这一点,因为我有些明友非常希望这本书里可能包含的新思想会发生某种社会效用,我认为这是虚假的希望。他们确信人们对物质环境的控制已远远超出人们对社会环境的控制和理解。因此,他们认为当前的主要任务是把自然科学中的方法推广到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方面去,希望能在社会领域里取得同样程度的胜利。他们起初相信这样做是必要的,進而相信这样做是可能的。 在这点上,我认为他们表示了过分的乐观,井且误解了一切科学成就的性质。

    一门精密科学的所有巨大成功都是在这样的一些领域里得到的,在那里,可以把观察者与現象高度地分离开来。 我们在天文学中见到,这种分离是由于某些现象比起人来太巨大了,固此即使人费尽力气,也不能对天体世界发生丝毫影响,更不要说光是看它一眼了。另一方面,在現代原子物理学,即关于无法形容的徴小东西的科学中,我们做的任何事情的确对许多个别粒子都起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对各个粒子来说是巨大的。但是,无论从空间上或时间上说,我们都不是生活在像粒子那样的标度中。一个观察者按照其生存的标度来看认为可能有巨大意义的事件,在我们看起来只是由大量粒子合作产生的平均集体效应——不错,有些例外,例如在威尔逊云室的实验中。就这些效应来说,其时间间隔对个别粒子及其运动说来是很大的,因此我的统计理论有符合要求的足够基础。总而言之,要去影响星辰的运行,我们太渺小了 ,要去观察分子,原子和电子,我们又太大了,因而，只能观察它们的集体效应, 在这两种极端情况下，我们同我们所研究的现象进行相当松弛的耦合,我们只是从这种耦合中得出集体性的总的解释,虽然这种耦合对我们说来还不够松弛到可以完全忽略的程度 。                                   在社会科学中,极难使被观察的现象和观察者之同的耦合減到最低限度。相反,观察者能够对他所关心的現象施展巨大影响。 虽然我十分尊敬我的那些人类学家朋友的智慧、本领和诚实目的, 但是我并不认为他们所考査的任何社会以后将永远不变。 许多教会人士在给原始语言写成文字的过程中,把语言误解成永久的法律。 一个民族的社会习惯可以仅仅因为对它进行调査工作而消失或发生变化。在另一种意文上,这就是常说的“翻译者是叛逆者''的意思。

另一方面,社会科学家没有从永恒的、与时间地点无关的角度来冷静观察他的科目的那种便利。 也许有一种人类徴生物的群众社会学,这门科学观察人类就像观察瓶子里的果蝇一般;但这不是我们这些人类徴生物所特别关心的社会学。我们对人类在永恒相之下的兴亡苦乐很难有动于衷。人类学家所报告的习俗,是那些寿命同他自已一般长的人们的习俗(这些习俗是和那些人的生活、教育、事业和死亡牵连着的)。经济学家最关心的是预测几十年以内产生的或是至少对一个在他事业的各个阶段中起影响的那种商业周期。 现在很少有政治哲学家会把他的研究局限在柏拉图的理念世界中。

换句话说,我们在社会科学中不得不考虑一些短期的统计游程,我们也没有把握断定我们见到的大部分东西是不是我们自已创造的膺品。 对股票市场的研究很可能把股票市场弄糟。 我们不能成为好的研究者,因为我们同我们的研究对象太一鼻孔出气了。总之,不管我们在社会科学中的研究是统计性的或是动力学性质的——这种研究一定具有两可的性质,它们可信的程度只能够到达头几位数字,一句话,它们不能给我们提供大量的可以验证的、有意义的信息,如同我们在自然科学中可以希望得到的那种信息一样。我们不能忽视这些信息,但我们对这些信息的可靠性不要抱着过大的希望。不管我们愿意与否,有许多东西我们只好让熟练的历史学家用不“科学''的、叙述的方法去进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