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价的暴涨是社会财富的再分配

房价的暴涨是社会财富的再分配

谁是谁非任评说

对于土地所主导的资产和社会财富再分配，关键的机制就在于土地是不动产，土地的位置不同造成土地附属设施所发挥的效用的变化。因为土地是不动产，新的建设投入了以后对于以前的建设的效用效率是要发挥影响的，这样的影响力还可以随着商业活动和市场的力量而放大，比如新建设导致原来的建设被废弃，那么原来的建设导致的土地价值就要减值甚至归零，而新建造的设施使得原来的设施成为中心、核心或者枢纽，原来设施的效用就要倍增！这就如我们下围棋，下去的棋子是不能动的，但是随着周边棋子的配置不同本来同样的棋子效用就大不同了，有的成为死子有的成为棋筋。而土地的价值增值是由于土地的投入，政府和社会各界进行的大量基建、教育医疗配套等等建设的投资不是通过收费回收的，也就是地铁票所收取的只不过是地铁的运营费用不包含地铁的建设费用，建设投资是要通过土地价值的增值来收回的，也就是土地附属设施的建设所投资的财富价值要转化和体现在土地的价值增殖过程中，但是这样的附属设施的建设对于土地增值的贡献在平均上可以等同于投资的总额但是在具体的分配和分布上却是极大的不同，就如我们修建地铁的投资巨大对于土地增值的带动巨大，但是地铁线路旁边和2公里之外的价格就差别很远，对于地铁站的周边土地价值也差距很大，地铁的一般车站与地铁的起点站终点站也差别很大，与换乘站的差别就更大，这样的结果就是土地的附属设施投资不可避免的造成财富效应的不均衡，这样的不均衡背后就是一种财富的再分配机制。而这样的不均衡仅仅以地铁为例肯定是中心市区的地铁站和换乘站多，地铁线路密集，造成中心城市的财富集中。对于有相当于15600个新加坡面积，45个加拿大人口的大中国，其首都北京城应该是世界上最为稀缺的资源。由于占有世界上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国人富裕起来了，所有的世界各国都想和中央政府所在地北京城打交道，所有托改革开放之福富裕起来的中国有钱人，也都想在北京购房置业。这就使得中国首都北京成了稀缺资源。这样的财富集中效应是非常可观的，我们从取得北京户口的条件门槛远远高于美国、香港、新加坡、加拿大等地移民门槛就可以说明这样的中心价值。北京还集中了全国各种资源，这些资源也是巨大的价值并且被北京享有，例如2010年8月7日市卫生局负责人表示，本市将通过对医院亏损项目进行全额补贴、推广临床路径、调整医疗服务价格等方式缓解百姓的就医负担。这样的集中全国最优秀的医疗资源被北京补贴的给了本地居住者，本地的住房能够不涨价吗？这样的补贴在房价肯定要涨价的，就如报道说神木的官员集资建房出售，售价是每平米6000元，而神木也是全民免费医疗的好地方。

土地价格对于财富的分配作用的大小还有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土地上的替代作用有多大，在新的建设中原来的土地资源占有者食利要求过高的时候是否有足够的能力找到替代方案。这个替代成本成为了食利多少的限制。就如要搞一个建设，在老城区拆迁的成本与新建新的城市的成本进行比较，如果要建设新城原先的土地附属价值的投入就要放弃了，损失是很大的，而在原来的位置进行拆迁，给拆迁人的费用可能是更高，这就会有一个价值比较和选择的过程，如果替代的成本低则会采取替代的方案，而采取替代方案没有拆迁改造对于原来的被拆迁人也是一个机会的损失，因为拆迁肯定要比他以前所拥有的得到的多。对于中国的国情与欧美等土地资源丰富的国家极大的不同，由于我们要保持我们的耕地，我们能够发展利用的空置土地是极为有限的，为了我们的耕地红线和国家粮食安全，我们能够选择的替代方案以及替代的成本变得无比高昂。同样的情况对于美国由于土地的丰富，原来的城市拆迁建设的成本高但是替代新建城市以及交通运输的成本低，美国的发展模式就是不断地兴建城镇，从而推进了社会的后城市化的发展，人们的生活重新的乡村化。当年梁思成先生对于北京提出的多中心建新城的想法，就是要通过替代效应避免城市中心效用的不可控制，而遗憾的是中国没有采取梁思成的建议，导致中国城市目前摊大饼的发展模式不可避免的出现了城市中心价值暴增的结果。

对于土地的投入所产生的价值的不均衡和土地稀缺导致土地建设在中国难以替代，中国的土地和房价就会产生特别强的资源先占者渔利的局面，也就是谁先占据了好的土地位置，就有权在土地中大大的食利。但是中国的所有人对于占据好位置的利益来源都看作是自己应得和天经地义的，对于其中政府和社会的投入以及地域差别等等却视而不见，房地产的价值更多的是来自其中的社会价值，就土地原有的资源价值是不大的，这样的社会价值造成的社会不均衡成为土地价值差异化的来源，这样的不均衡的结果就是使得土地成为一个国家发展中财富再分配的重要手段，在这样的财富再分配过程中也产生了大量的食利行为。

国家的发展不可能是完全的平均发展，土地的投入本身就是不均衡的，其投资所产生的效用也是不均衡的，投资的来源与投资利益的享有在这样的不均衡之间就形成了一个财富的再分配的效用，土地的投资是来自政府的财政和新购房的人群，而享受这样的投资利益的却是在土地上的所有人，开发商之所以囤地的背后也是希望在这个土地投资效益产生过程之中多持有土地多享受这样的土地增值，而漫天要价的钉子户也是不仅仅要享受现在的土地价值还要享受未来的土地增值，因为他们的拆迁价位的计算都是按照土地已经投资后的商品房计算的，这样的结果如果是土地投资主要通过税收来完成，就是各行各业的收入来补贴土地的原持有者，各行各业的税收不足的情况下建设必定是缓慢的，就如印度的基建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但是几十年来都得不到解决；而如果土地的投资是如中国采取土地财政来解决的，新购房者承担了全部的土地投资并且还让原来的持有者食利分享土地投资的利益，其结果就是必定房价异常高涨！印度一些地区的开发是贫民窟的要价远远高于中国食利和新购房者承担的更多，结果就是印度孟买的房价比中国京沪房价要高一倍以上。相反地在美国和欧洲等地，由于土地的广袤可以在原来没有人的地方建造新的城镇，这样就是没有什么人通过你的土地投资建设可以食利，土地和房价就可以低很多，这也是我们前面所讨论的替代因素的大小的影响，对于中国这样土地稀缺的国家，是难以拿出大量的没有人的事宜居住的土地来建设新城镇的。

但是对于土地在哪里投资和造就哪里成为中心却是可以人为的选择的，这样的结果就是通过土地的价值的增加值的不同，对于社会的财富进行了再分配，很多人是在这样的再分配过程中取得食利的。对于这个世界为什么有剥削存在，马克思的说法是占有生产资料，但是本人认为应当更宽泛一些的说是占有资源。这个社会就是资源先得者的剥削或食利，而房价的暴涨的背后就是占有土地资源的实体和个体利用资源进行食利的冲动造成的社会财富再分配。而对于中国土地是重要的资源，各国的发达过程也是对于土地的大规模投资也会产生这种食利的行为，国家的现代化首先就是一个建设的大发展时期，在这样的建设时期我们可以看到的是美国建造了投资6700万美元的帝国大厦，而当时的银子才25美分一盎司，白银的盎司与我们金衡一斤是16两的两是差不多的，由此可以知道当年美国的房地产情况和对于社会财富的分配的影响。而对于中国则是北京上海等地的好位置的房子至少是几百万，拆迁费用也至少是几百万，这样的结果就是在京沪的原住民取得了财富再分配的巨大的利益，这样的结果就是中国的城乡差别和小城市与大城市的差别再一次的被拉大，原来中国的城乡差别主要在于粮食食品的供应城市有各种票证可以买到被计划的便宜粮食，而在经济发展恩格尔系数降低以后粮食价格的作用降低，房子成为最大的城乡差别的制造因素。这些都是在城市中的原住民占有土地和政府等各种权力资源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渔利行为，原来的城市的既得利益从粮票变成了房子。房子成为进入城市享受福利、经济发展等等利益的门槛，而且这个门槛是很高的，我们取得北京户口的标准远远高于移民美国，这样的高门槛下凭什么要北京的房价比美国低呢？

我国在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之前，央行再贷款一直是基础货币发行的主渠道，但在1994年之后，外汇占款开始逐渐成为基础货币投放的主流。1994年汇率并轨当年，我国通过外汇占款渠道投放的货币就占了当年基础货币投放量的55.5%（此前外汇占款占基础货币投放的比例一直都是维持在10%以下的水平），并且此后连续数年，通过外汇占款渠道投放的基础货币都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上（自1994至1997年，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中的“外汇占款”分别增加3740.51亿元、2292.65亿元、2804.23亿元和3070.62亿元）。自2003年起，WTO协议签订之后中国出口大增，外汇占款成为我国基础货币发行的主渠道。2009年底，我国33.54万亿元的GDP规模，是1978年3645.2亿元GDP规模的92倍；同期广义货币供应量M2从1978年的859.45亿元增长到2009年底的60.62万亿元，为705倍；狭义货币供应量M1从1978年的212.03亿元，增长到2009年底的22万亿元，达到1037倍，大幅高出同期GDP和物价CPI增长之和。这样的外汇占款式的货币投放，与当年中国绑定英美的法币发放没有区别，中国的货币控制权在外流的同时中国取得了输入性的通胀，而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西方的通胀是老百姓增收的福利压力下的政府债务暴涨所导致的通胀，老百姓在通胀时最先得到货币最得利，而中国这样的输入性的通胀背后却是外资最早得到货币可以在通胀前购买东西，造成中国的财富外流。与此同时我们应当看到的就是我们控制住了粮食价格就控制住了CPI，控制住了能源价格就控制住了PPI，但是我们的房价既不在CPI也不在PPI，结果就是土地房价的暴涨，房价成为通胀的主力军来再分配社会的财富，而这样的再分配使得老百姓的收入没有跟随房价同步的提高造成民怨沸腾，而西方的通胀以老百姓福利为输入口，老百姓的收入增加快于物价，这样的通胀再分配过程中老百姓是得利的，得利的来源就是那些通胀被输入的地方，这其中的财富传导中国的外流的而国内则是通过房价的暴涨拉大了财富差距和地区差距。在外汇占款的货币发行过程中，大量货币先是在外资热钱等利益集团里面循环，慢慢地释放到下层，最后释放到普通大众手中，在通胀下最晚被传导的，损失也将是最惨重的。从这个过程，你就该知道，谁才是最大的得利人，房价暴涨的众生相只不过是这样财富再分配的一个缩影。

对于这样的房价暴涨本身既是资源食利的结果也是对于资源食利的一种博弈，这就是前面讨论的世界博弈资源紧缺的做法，不断地通过通胀和涨价削弱食利的程度，就如我们的土地出让费用，按照目前的拆迁成本下来楼面地价已经要高于房价了，要能够开发赚钱所必须的就是房价要涨价一倍以上，中国需要的就是让劳动者的收入增长高于通胀而食利者只能食利一次将在通胀中贬值，所以我的房价暴涨背后的通胀背景也是要认清的，但是中国的通胀却是与西方不同不是以工资增长为拉动的，使得房价的暴涨大大快于老百姓的收入增长，老百姓购房的负担大大加重出现了逆向的效用，也就是食利者可以得到复利而劳动者收入越来越低，造成一系列的问题的根源是在房价背后的社会财富再分配的问题，我们对于房价的暴涨是需要透过现象认识本质的。

背景资料：要价6000万的钉子户
看一下北京的钉子户要价的情况，我们就可以知道这样的房地产财富再分配是怎样造富的了。

《钉子户称面积评估与事实不符开价拆迁费6千万》北京晚报2010年7月19日报道，一下为节选：

    究竟什么样的补偿条件才满意？记者问。

　　“我也不知道，按国家的现行价格。”张长福说完又补充了一句：“现实一点吧。”

　　2002年，开发商答应给他的拆迁款价格约为84万。“算下来一平方米才四千七八百块钱，我就没要。”张长福说，钱太少，土地面积也不对。他出示给记者一份1993年6月的农村宅基地发证审批表，上面所写房屋建筑面积为153.36平方米，落款是太阳宫规划办公室。“现在后盖的这些房都不算，我找过包工队量过，光二三十年的老房实际就有236平方米。这150平方米的数字少算了多少？”

“2002年一套120平方米的三居，再加100万，我就走人。当时回迁房三居49万，两居35万。后来回迁的房也没了，拆迁的人就没再找过我。没想到一耗就是8年。”张长福的意思是，如果当时给150万就走人，用我的地，你得按买楼多少钱，给我多少钱。买楼三万五，得给三万五，买楼四万五，你得给四万五。”张长福说。

（著者注：按照他当时的要求，就是要给相当于四套三居的房子价值的补偿，如果以现在这样的位置计算，三居的房价不会低于500万，就是需要2000万以上的拆迁费。）

　　在围墙内坚守了7年多的张长福现在被网络和媒体称为“最牛钉子户”。不过，记者在调查中发现，现实生活中没有“最牛”，只有“更牛”。

　　距离张长福家不足200米，隔河相望的一处施工工地旁仍有一片平房——夏家坟25号。

　　比起张长福几百平方米的“小院”，这里明显“阔气”多了：高墙、大树、狭长的过道，炒菜声、电视声，一户挨着一户的人家演绎着一幅完整的大杂院生活场景。

    “我这房2003年动迁，2008年底施工，是小区开发规划内的——5米的白线就在院子外面。2009年给我们评估的是316平方米，给的价你听听是多少？160万！”

对于1100多平方米的自测面积和评估书中的316平方米的巨大差距，于文荣解释说，房本和实际面积差距较大，是因为上世纪90年代复查核实土地，当时传闻说要议土地税，为了少纳税而少报数字。“整个太阳宫乡都少报了数字，结果现在就闹得不好解决了。”

（著者注：动迁价格评估基准应当是按照动迁的价格计算，160万对于以2003年动迁的基准是可以有三套三居的房子，对于300多平米的宅基地并不过分，而没有手续的达到1100多平米，也不能听一面之词，当年是有少报的，但是更有违章占地的，对于宅基地的面积标准是三分地到六分地，300多平米已经是可以合法占有宅基地的高限。）

　　“整个尚家楼都没了，这一片拆得就剩我们这两家了。”更牛“钉子户”于文荣笑着说，价格谈合适了就走。

　　“您打算多少合适？”记者问。

　　“这个数。”于文荣伸出了大拇指和小指。“600万？”记者问。于文荣摇了摇头：“6000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