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贝：抗日战场上的“日本八路”

　　在习惯思维里，日本军人训练有素，嗜杀成性，其宁死不当俘虏的武士道精神既让人恐怖又令人钦佩。

　　起源于镰仓幕府时代的日本武士道精神，重视君臣戒律，它的义勇奉公表现为一种忠于天职的忠诚。它的虐俘、兽行完全违背了《日内瓦公约》规定处于冲突一方权力下的敌方平民应受到保护和人道待遇，他在战败或被俘后的自杀是因羞耻或者已尽力后的忠诚表现，这种骨子里流动着的武士道精神的血液军队，宁死不屈已经形成了一种文化氛围。

　　这种宁死不降的风气只是相对而言，或者说与大多数国家军队相比更有体现。抗日战争中日本军人不仅有投降的，更有掉转枪口向曾经的战友开火的。

　　一.政治改变了一些日本人的信仰。

　　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句话好像是是马克思主义之传入中国是来自于十月革命的故乡苏俄。然而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比十月革命还早，而社会主义一词最早来自于日语。

　　日本是最早引入马克思共产主义学说及建立共产主义政党的亚洲国家之一。明治三十年(1897)日本出现了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工会组织“铁工工会”，创办了早期工运刊物《劳动世界》。发起人是日本共产主义运动先行者片山潜。

　　1901年，日本社会民主党在片山潜、幸德秋水(无政府主义者)的发起下成立。幸德秋水写的《社会主义神髓》于1903年译成中文，成为第一部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译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最早在1906年被介绍到日本。1906年《社会主义研究》刊载了《共产党宣言》全文。同年《资本论》也有了日文版。

　　1919年1月，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创办《社会问题研究》，陆续发表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和译文，对中国思想界影响很大。共产党一大代表李达回忆说：“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得自日本的帮助很大，这是因为中国没人翻译，资产阶级学者根本不翻译，而我们的人又翻译不了。”

　　1921年4月，界利彦、山川均、近藤荣藏起草了《日本共产党宣言》、《日本共产党章程》。1922年7月15日，日本共产党在东京涩谷区尹达町的民宅中成立，推选界利彦为委员长，以《赤旗》为机关刊物。1927年，片山潜制定了日共的《1927年政治纲领》，明确提出“日本革命的动力是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其中主要是无产阶级和农民。”“建立工农联盟，党是领导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日共也借左翼的“劳动农民党”进入众议院。1928年，日共领袖德田球一被逮捕，另一领袖渡边政之辅在日占台湾的基隆遭到枪杀。

　　在中共早期成员中，留日学生占了很大的比例。陈独秀去日本最早。五四运动前后，李大钊、李汉俊、李达、董必武、周恩来、彭湃、周佛海等，先后赴日本留学。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由保守的自由主义文人内阁转为法西斯军人内阁。日共转入地下，积极号召本国人民反对战争。为此，从1932年到1933年有3000名日共党员遭到逮捕，日共领导人岩田义道、野吕荣太郎惨遭杀害。1934年共产党员作家小林多喜二被特高课警察拷打致死。1942年，日共领导人市川正一在狱中遭毒打致死。德田球一、宫本显治、志贺义雄、桍田里见等领导人则长期入狱坐监，野坂参三(1955年当选为日共中央第一书记。1956年7月当选为参议员，此后连续4次当选。1977年辞去参议员职。1958年8月日共七大后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1982年日共十六大后，辞去中央委员会主席职，任名誉主席)远走莫斯科。

　　正是因为有日本共产党的活动和对社会主义的宣传，日本许多人改变了原来的思维方式和信仰，热情加入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宣传活动和组织在华日本人进行反战运动中。

　　二.抗日战争中的敌国同志。

　　鹿地亘(1903—1982)，日本小说家。“九·一八”事变后，他发表了许多反战言论，因而受到日本军国主义的迫害，被捕入狱。1935年和夫人池田幸子流亡到中国上海，从事中日文化交流工作和反对日本侵华的活动，与宋庆龄、鲁迅等都有往来。1938年2月抵武汉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设计委员，并在第三厅第七处(对敌宣传处)工作。1938年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鹿地亘被选为大会主席团名誉主席。1938年9月，郭沫若委托鹿地亘到常德市盐关“军政部第二俘虏收容所”，参与对日本俘虏的教育改造工作。1938年在桂林郊外南岗庙发起成立了“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西南支部，任负责人，主编《人民之友》杂志。组织日本反战士兵演出队，组织盟友深入阵地前沿，用扩音器向日军喊话。1945年，毛泽东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期间，曾由周恩来陪同，在桂园单独接见了鹿地亘夫妇，作了长时间的交谈。抗战胜利后，鹿地亘夫妇于1946年6月回到日本，曾被美军以间谍嫌疑犯监禁一年，称为“鹿地事件”。后来一直参预中日文化交流友好活动，直至1982年去世。

　　“娇声卖国贼”绿川英子。在日本参加了左翼的日本无产阶级世界语同盟的活动。“九·一八”事变因抗议日本对华侵略被日本反动当局拘留，开除校籍。中日战争爆发前夜，绿川英子和在日本留学的中国青年刘仁(即刘砥方)结合，结婚第二年来到中国。1938年7月开始在武汉做播音工作。以柔和而流畅的日本女中音，向日本国内人民，向正在中国作战的日本士兵，向全世界人民，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她大声疾呼：“日军同胞们!别错洒了鲜血!你们的敌人不在隔海的这里!......”武汉沦陷后，绿川英子来到重庆，在郭沫若领导的抗敌文化工作委员会工作。此时她的名字已经为国统区和解放区的人民所熟悉。战后，绿川英子夫妇来到东北解放区，1947年1月不幸在佳木斯逝世，年仅35岁。

　　卓越的反法西斯情报员尾崎秀实。他922年进入东京帝国大学开始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并成为一名真诚的共产主义者。从1928年11月到1932年2月，他任《朝日新闻》常驻上海的特派员，鲁迅、夏衍、冯乃超、王学文、郑伯奇、田汉、成仿吾等有密切来往，参加他们组织的进步文化活动。他与共产国际派遣来上海从事情报工作的苏共党员、德国人理查德·佐尔格合作，经常把日本在华的重要情报转报莫斯科， “把一些国际上的革命动态”转告中国同志。史沫特莱则称赞他“对中国的解放事业既有深刻理解又有坚定信仰”。1937年6月，他成为近卫文麿首相的“嘱托”(顾问)兼私人秘书，把自己掌握的许多有关日本对华战争的情报，通过在上海已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日本人士中西功发往延安。1941年德国进攻苏联时，尾崎秀实在首相身边得知日本决心同英美开战，通过佐尔格迅速发电。被世界上许多史学家称佐尔格、尾崎是“二次大战中最成功的谍报员”。1941年10月中旬，佐尔格和尾崎秀实等30多人先后被日本军部逮捕。1944年11月7日，将两人秘密绞死。

　　智勇双全的中西功。中西功是以“浪人”身份进入中国上海的，在日本人为配养“中国通”的“东亚同文书院”读书。在这里，他与同学安斋库治、西里龙夫、手岛博俊、白井行幸等人一起建立了意味着同中国团结斗争的组织“日(本)支(那)战斗同盟”，反对日本侵华。

　　1931年加入中国共青团，结识了以《大阪朝日新闻》驻上海记者身份为掩护的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谍报员尾崎秀实，秘密参加了日本共产主义青年同盟。1934年经尾崎秀实介绍到日本设在大连研究中国情报的“南满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任职。日本“中支那派遣军司令部”成立，他进入上海调查室，同年5月转为中共正式党员。他领导的“满铁”调查部上海事务所调查室专门负责搜集中国华中、华南及内地政治、经济、军事情报。他和中共其他情报员潜伏在敌人心脏，通过地下电台向延安发出一系列重要情报。1942年6月，他被日本警视厅逮捕，被从上海被押到东京，1944年秋日本法庭将中西功等人判了死刑未执行。战后，他参加了日共重建，长期任神奈川县委员长(相当于省委书记)。

　　三、从“皇军”到“日本八路”。

　　抗日战争中投诚的日军有的是日共影响下，有的是日军战俘改造成了反战斗士，还有的是对日本侵略战争及日军到处烧杀抢掠残杀平民和俘虏不满或被中国抗日情绪感召而投诚。

　　从好战的“皇军”变成反战斗士，不仅需要巨大的勇气，而且要忍受家人的不解和国人的歧视，还要随时准备应对日本人的追杀。这些人后来有的牺牲在战场上，有的留在了中国，有的战后回到了日本。

　　“在华日人反战同盟”、 “日本人民解放组织”等是抗日战争中极负盛名的组织，侵华日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在回忆录和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回忆当中多次提及，都认为是影响日军士气的重要因素。

　　1938年，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又指出：“对于日本士兵，不是侮辱其自尊心，而是了解和顺导他们的这种自尊心，引导他们了解日本统治者之反人民的侵略主义。”

　　八路军总司令部以朱德、彭德怀的名义发布了优待俘虏六项命令：一、不杀敌军俘虏，优待俘虏。二、不取俘虏财物，唯军用品应没收之。三、医治敌军伤兵。四、在可能条件下，将俘虏放回，并给路费。五、愿在我部队服务者，给予适当工作。六、不干涉俘虏的宗教信仰。

　　这种正确的对日俘虏政策，后来发挥了巨大威力。

　　日本反战同盟是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候发展起来的。

　　一九四一年二月廿三日，在八路军冀中军区，由田中、东忠等建立了反战同盟冀中支部。

　　一九四一年五月四日，在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由宫川哲治等建立了反战同盟晋察冀支部。

　　一九四一年七月廿一日，在八路军山东纵队，由大西正等建立了反战同盟山东支部(一九四二年八月与觉醒联盟山东支部合并)。

　　一九四二年三月十五日，在新四军第一师(苏中军区)由香河正男、滨中政志等建立了反战同盟苏中支部。

　　一九四二年七月十五日，在新四军第三师(苏北军区)，由古贺初美等建立了反战同盟苏北支部。

　　一九四二年九月，在八路军胶东军区，由渡边三郎、小林清等建立了反战同盟胶东支部。

　　一九四二年九月，在八路军一二〇师，成立了反战同盟晋西北支部。

　　一九四二年九月十八日，在八路军清河军区，由田村、铃木等建立了反战同盟清河支部(后随军区一起改为反战同盟渤海支部)。

　　一九四二年十月，在新四军第四师(淮北军区)，由后藤勇等建立了反战同盟淮北支部。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在八路军滨海军区成立了反战同盟滨海支部。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在新四军第二师(淮南军区)，由高峰红志、加藤肇等建立了反战同盟淮南支部。

　　一九四三年五月十八日，在八路军鲁南军区，由小岛、田中等建立了反战同盟鲁南支部。

　　一九四五年五月四日，在八路军冀东军区成立了在华日人解放联盟冀东支部。

　　一九四二年六月廿三日，在延安的日本同志创立了“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延安的《解放日报》在一九四二年六月廿五日还发表了社论。

　　一九四二年八月十五日到八月三十日在延安召开华北日本士兵代表大会和华北日人反战团体大会。此次大会聚集了在华北与八路军作战的十九个日军部队的士兵。大会一致通过了章程、宣言和《日本士兵要求书》。包括向日本军部抗议，不服从非人道的命令，让士兵吃饱饭，不许打耳光等项内容。

　　华北日人反战团体大会由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八个反战单位联合召开的。成立了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选举彬本一夫为华北联合会会长，森健、松井敏夫为副会长。

　　一九四四年上半年，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反战同盟各支部均改名为解放联盟支部。到一九四五年七月，日人解放联盟共有华北、华中两个地方协会，晋冀鲁豫、冀鲁豫、山东三个地区协会和十八个支部，一千多名盟员。反战同盟在日军中影响大，致使日军认为在八路军、新四军中有日本部队。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日人解放联盟在延安发出通电，号召日军向八路军、新四军投降。并命令各地支部盟员到前线，协助八路军、新四军接收日军武装。八月三十日，在延安举行盛大的欢送日人解放联盟归国大会。

　　最早投诚的当属1939年1月日军俘虏杉本一夫、小林武夫、冈田义雄3人在山西省武乡县参加八路军，成为中国抗日战场上的第一批“日本八路”。

　　由他们发起建立的华北日本士兵觉醒联盟，是中国战场上日本俘虏转变立场后成立的第一个日本人反战组织。

　　在国统区也建立了日人反战组织。1939年12月，在桂林成立了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西南支部。1940年7月，在重庆成立了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总部。只是由于国共两党矛盾，重庆支部与延安方面的支部很少联系，互不隶属。

　　据山东抗战史记载，1943年夏召开全省“在华日人反战同盟”代表大会时，与会代表已达72人。1944年6月，日本工农学校山东分校成立。教员主要由从延安来的市川常夫和泷泽三郎担任。共办了两期，受训学员共计133人。1945年8月日军投降时，山东地区“在华日人解放联盟”会员已达235人。

　　在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抗日英烈名录中，列有8名外籍人士，其中一个日本人宫川英男。他是反战同盟日本人，1945年6月7日被日军包围时牺牲。冀鲁豫边区各界还为宫川英男举行了追悼会。宫川英男是日本人民解放同盟冀鲁豫边区协议会副委员长兼冀鲁豫边区参议员。

　　抗战中还有“日本女八路”，这些人大部分不是战俘，而是自愿加入的日本公民。据她们回忆，战后回到日本，日本人最关心的是她们是否被八路强奸过。

　　在华从事反战的“日本八路”们，有的从事对日军士兵的宣传工作，有的协助我军开展改造俘虏工作，还有的则直接拿起武器，与侵略军队进行面对面的战斗。

　　据不完全统计，在抗日战争中日本“反战同盟”34人牺牲，他们是：寺泽吉藏、今野博、安藤清、浅野清、黑田嗣、铃木宏、松野觉、森增太郎、大野静夫、后藤勇、坂谷义次郎、松田、田钿恙、吉田武、福冈留、宫川户吉、中西勉、中川秋夫、户田益、高木敏雄、原广见、小林春夫、青木定夫、中山正、初田清太郎、浜田真实、砂原利男、佐野甚七、与津、富田、绀野、宫崎、田中实、吉圣次郎。

　　朝鲜“独立同盟”盟员18人牺牲，他们是：孙一峰、王贤淳、韩清道、朴吉东、石正、陈光华、胡维伯、金学武、金巴伦、文明哲、韩乐山、崔指南、李镛寅、金永信、吴均、林平、韩震、金明华。

　　四.日军俘虏人数成历史迷团。

　　战场作战的最终战果可以夸大，以一说十，以十说百。这是因为大部分军队没有到战场清点尸体的习惯(日军是以此计算战果的)。至于伤者更无从考究，所以大家都以伤亡数计战果。

　　俘虏则不同，这是个活要见人的事儿。一方面俘虏要上交，另一方面新闻记者要采访。正因为此，包括国军在内，很少敢虚报俘虏的，尤其是日军俘虏。许多时候俘虏只以“日伪军”代替，无法判断其中有多少是日军。

　　国军一直没有公开抗日战争期间的俘虏日军数，共军倒是公布了，只是许多人不信。抄录下来仅供参考。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役战斗总览》865页有一个数字：

　　1937年9月-1938年6月: 俘虏124人;

　　1938年6月-1941年5月: 俘虏1771人;

　　1941年6月-1942年5月:俘虏 442人;

　　1942年6月-1943年5月: 俘虏428人;

　　1943年6月-1944年5月: 俘虏519人;

　　1944年5月-1945年5月: 俘虏773人。

　　1945年6月-1945年10月11日:俘虏2156人。

　　据说共军在抗战中共俘虏日军6000多人。

　　日军在抗战期间被俘虏指挥官中，职务最高的是大队长(营长)，全都是共军抓住的。其中日军独立步兵警备第六十五大队大队长柴山茂是乘陆军航空兵的一架战术侦察机前往威海。在飞行途中因为高度较低，遭到八路军地面部队射击，发动机被打坏，被迫迫降，结果被八路军俘获。

　　日军独立混成第90旅团步兵第626大队大队长岩崎学;日军47师团步兵131联队第1大队大队长山谷悦二郎则是在日本宣布投降后仍然顽抗被八路军俘虏。

　　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抗战中一共有4万9千余人被日伪军俘虏。其中一部分被日军杀害，大部分人被押送大同和抚顺等地的煤矿，甚至送往日本国内，成为苦工。抗战胜利后，这些俘虏有一万多人加入了林彪的东北野战军继续战斗。

　　国军也有俘虏日军，这些俘虏都关在战俘营中。

　　国民党第一日本俘虏收容所在西安，共接收“日本战俘500余人”。该收容所收容的俘虏中相当一部分是八路军俘虏的日本兵，因为抗战前期八路军俘虏的日本兵统一交给国民党收押。该俘虏收容所有一些战俘是日军飞行员，是空袭大后方被击落后俘虏的。

　　第二日本俘虏收容所始建常德，后设在贵州镇远县。根据资料，第二日本俘虏收容所的日本战俘“通常是500余人，最多时达到700余人”。但是其中既有日本军人，也有俘获的日军家属，日本慰安妇以及替日军服务的商人、夫役等。

　　国民党还有贵州的战俘收容所，战争中前后收容日军俘虏400多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日军的铁路员工和技术员以及火车司机等。

　　有文章称中国驻印军和中国远征军共俘虏647名日军，湘西会战俘虏247名日军。各方面数字相加约为2600人左右，其中包括家属、慰安妇、日本商人等非战斗人员和八路军转送的日军俘虏。

　　国军在8年抗战中，抓获的日军最高指挥官是中队长级别的(相当于中国的连长)，一共只有两名。他们是：13师团的“宣抚班”成员长谷川敏三;日军独立山炮第2联队第5中队中队长松野荣吉。

　　八年抗战中，国军总共有40余万人被日军俘虏，另有50余万人主动向日军投诚当了伪军，这个数字是共军被俘总数近二十倍。

　　2015年7月31日风凰网有篇转载中国国防报记者宋述泉和赵鲁亚的文章《抗战游击队长忆：扔五颗手榴弹就俘虏了四十一名日军》，说的是鲁西回民游击队长马从一在1943年8月的一天伏击日军，只用了5颗手榴弹就俘虏了41名日军，而我们无一伤亡。这位年届93岁老人的话可信度并不高，至少缺少旁证。

　　有文章称孙立人曾经杀俘1700名，这个牛吹的也过头了。

　　国民党军确有杀俘的问题，这一点在林彪1937年11月《平型关战斗的经验》中谈及日军不肯投降的原因时讲话中可以证实。林彪说：“日兵之死不肯缴械，一来因日本之武士道教育，法西斯教育，同时也因他们对中国军民太残暴，恐怕中国人报复，但最主要的，是过去“华北军队”对日军俘虏政策之不正确，采用野蛮的活埋、火烧、剖肚等办法。故我们今后须加紧对日本士兵的日文日语的政策宣传与优待俘虏。”林彪当时敢这样讲，不会没有根据。

　　虽然国民党一直没有公开抗战期间俘虏日军人数，理论上应当比共军多。只不过共军会洗脑，许多俘虏参加了反战同盟。而国军方面由于抗战中与日方始终保持联系，有的俘虏关进了战俘营，有的干脆当作人情放了，造成国军俘虏日军人数比共军少。

　　抗日战场上的“日本八路”是日本最不愿面对的问题之一，涉及到民族自尊心。2015.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