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6指示”50周年有感

　　今天是6月26日，上人民网看了看帖子，才知道今天是毛泽东“6.26指示”发出50周年。

　　于是我上百度上搜索“626指示”，得到的结果竟然是这样的：

　　排名第一的网页竟然是那样的一个标题。我不知道百度是基于何种算法将这样一个2007年的旧帖列为该搜索结果的第一名的，但是这个搜索结果让我心头油然而生一种“祖国沉沦感不禁”的感觉。

　　于是我上网搜索了一些关于“6.26指示”来历的网文，得到了如下信息：

　　1965年6月26日，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向毛泽东汇报工作。说到，当时中国有140多万名卫生技术人员，高级医务人员80%在城市，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医疗经费的使用农村只占25%，城市则占去了75%。当这样一组数字被毛泽东知悉后，他发怒了，严厉地说:“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而且这15%中主要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应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由他们来为农民看病服务。”

　　这就是著名的6.26指示。在该指示的引领之下，中国逐渐建立了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制度。

　　那么这种制度的威力有多大呢?我又搜索了一番，得到了如下内容：

　　合作医疗是由我国农民自己创造的互助共济的医疗保障制度，在保障农民获得基本卫生服务、缓解农民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所普遍存在的问题提供了一个范本，不仅在国内受到农民群众的欢迎，而且在国际上得到好评。在1974年5月的第27届世界卫生大会上，第三世界国家普遍表示热情关注和极大兴趣。联合国妇女儿童基金会在1980—1981年年报中指出，中国的“赤脚医生”制度在落后的农村地区提供了初级护理，为不发达国家提高医疗卫生水平提供了样本。我国农村的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制度曾是在缺医少药的第三世界国家中发展公共卫生事业的最为成功的经验，世界卫生组织还把这一经验作为典范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大力推广。1991年，卫生部长陈敏章接受世界卫生组织颁发的“人人享有卫生保健”金质奖章，成为世界上获得这一殊荣的第一位卫生部长。可以说，正是由于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赤脚医生的存在，我国的农民才第一次享受到了医疗保健这个在今天看来都仍然是奢侈品的待遇。美国学者莫里斯·梅斯纳在研究了1949—1978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之后，也得出了大致相同的结论。他指出，毛泽东领导时期中国在教育、医疗保健以及老人与贫困者的福利措施等方面都取得了伟大的进步，在许多关键性的社会和人口统计指标上，中国不仅比印度、巴基斯坦等其他低收入国家强，而且比人均国民生产总值5倍于中国的“中等收入”国家也要强。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把我国的农村合作医疗称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典范”，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直到今天，联合国官员仍在表达对这一制度消亡的深深惋惜。

　　以上文字参见：刘长明：纪念626指示，反思医疗市场化(http://bbs.hangzhou.com.cn/thread-10243300-1-1.html)

　　可见该指示的基本精神有两个：一是将公共医疗卫生资源向广大农村集中，也就是向普罗大众集中;二是在第一条的基础上，实现让广大普通人民看得起病，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的目标。我认为，要彻底解决十几亿中国人民的看病的问题，除了毛泽东提出的这个办法之外，似乎没有更好的办法。

　　其实不光是看病的问题，现在很多与咱们老百姓息息相关、而又不断地困扰着我们那些问题，毛泽东时代就以及提出了有效的解决办法、付诸实施并取得明显的效果了。现在很多知识精英内心深处其实也很明白这一点，只不过，因为种种原因(比如，本人或者父母师长在毛泽东时代可能活得比较憋屈、挨过整之类的)，他们一看到某个点子是毛泽东提出来的，就会本能地加以反对。

　　这事还令我想起了现在的体育问题。前几天在我看到一则新闻，说最近中央在整治高尔夫球场腐败问题。现在全国各地修建了很多像高尔夫球场这样的高、大、上的体育设施，而城市和农村的百姓们想跑跑步、打打羽毛球和跳跳广场舞却要到处找地儿。比如我在我成都的家附近，想找块绿地跑跑步的话，就要离开家几公里(除非可以忍受在马路边上呼吸汽车尾气)。在城市里，除了平时封闭不让人进的大学体育场和寥若晨星的几座标准体育场之外，提供普通民众锻炼身体的公众体育设施真的是太少了。要是我想要是毛泽东看到这个状况，一定会将现在的国家体育总局，斥为“城市权贵精英体育总局”，然后发出指示，大力支持全民健身运动的。

　　还有教育的问题。最近有一个让人们痛心疾首、久久不能平静的重磅新闻就是“贵州毕节留守儿童自杀”事件。有很多文章分析过，这个事件的深层次原因就在于我们的教育体制的改革的问题。与体育领域的高尔夫球场类似，现在全国建设了很多高、大、上的所谓名校，但是这些名校却是广大农村的农民、城市农民工和工薪阶层的子弟无法奢望的。在我的老家湖北宜昌的农村里面，有适龄儿童的家庭，如果家庭条件相对好一点的，都在做一件事，就是削尖了脑袋将孩子送到宜昌市的学校就读，因为只有那里才有优秀的师资力量和教学环境，而没有条件的家庭的孩子，在接受完九年义务教育之后，多半就辍学了。全国其他的农村地区估计也是差不多的状况。我想，如果毛主席他老人家在世的话，面对这种情形，一定会像当年将卫生部斥为“城市老爷卫生部”一样，将现在的教育部斥为“城市少爷教育部”的。

　　人类这个物种的一个神奇之处就在于，它的进化是非常严格地遵循着统计规律的，优质的遗传基因总是随机地、平均地分布于各种阶层的后代的;比如，成功人士集中的阶层的子女和农民工阶层的子女，其智商的平均水平是相差无几的。所以中国上下五千年，历史被草根英雄改变的现象会频频出现。一个贫困地区的孩子，像贵州毕节山区里的这些孩子们，如果居然能够接受到与城市孩子差不多的教育的话，他(她)比同等聪明程度的城里的、家庭条件更优越的孩子成才的可能性甚至更高。所以当下中国教育最要紧的问题，是让绝大部分孩子，无论其出生在何时何地，都能够接受到相对公平的教育;也就是实现教育资源的分布状况呈现出一个与需要受教育的孩子的分布基本一致的图样。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我们民族所爆发出来的创造力将会是很惊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