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周来：不要让市场威胁社会

不要让市场威胁社会

卢周来

　　恰因为我们此前只重视了哈耶克，强调社会去为“市场”让道，才造成了“社会发展落后于经济建设”的局面；而且这种局面反过来也导致了近些年一些“反市场”的社会力量的出现，这就是“市场威胁社会”的一种必然后果。好在“亡羊补牢，未为迟也”。

　　最早接触到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的思想，是从汪晖、崔之元、王绍光与韩毓海等师友的文字中。后来找到一本台湾远流出版社出版的《大转型》(The Great Transfro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1944；台译为《巨变》)中译本，对其思想的深刻感叹不已。两年前在清华大学一次研讨会上，王绍光先生用波兰尼的框架分析“当代中国的双向运动”，我听后深有同感，并在私下里与一位朋友表达了这样的见解：如果要总结近些年来中国经济思想界在吸引外来成果过程中的教训，我认为是过分重视了哈耶克，而过分忽视了波兰尼。

　　去年年底终于看到波兰尼著作的大陆译本。我首先注意到，在书的封底，印上了艾略特(Larry Elliott)这样一段话：当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的时候，两本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著作出版了。一本是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另一本是卡尔·波兰尼的《大转型》。翻开此书，读布洛克(Fred Block)所写的导言(台湾版没有此导言)，在介绍波兰尼生平与著作时，布洛克清楚地写出了哈耶克与波兰尼之间的关系。根据布洛克的说法，在上世纪20年代的大论战中，波兰尼就是米塞斯和哈耶克的对手。“米塞斯和哈耶克当时正试图重建市场自由主义在智识上的合法性”，而“波兰尼直接挑战米塞斯的观点，并且此后对市场自由主义的批判一直是他的中心理论关切”。当然，两人的结局也不相同。尽管哈耶克也曾一度被冷落，但“在去世之前的那段岁月里，他被广泛地尊为新自由主义之父”；而波兰尼却一直时运不济。《大转型》在1944年首版后，“在资本主义捍卫者与苏式社会主义辩护者之间的高度极端化辩论中，波兰尼那复杂的、辨析入微的立场毫无用武之地。”而“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市场自由主义已经开始支配全球政治”，波兰尼贡献的重要性还是被“模糊了”。只是近年来市场自由主义扩张导致全球性问题，“波兰尼的著作开始得到它本该拥有的显著地位。”

　　要完整理解波兰尼的思想，不是一篇小的专栏文章所能及。但从某个角度看，“不要让市场威胁社会”应该是其最重要的思想之一。

　　主流经济学的传统是就经济论经济，认为“经济是一个由相互连锁的市场组成的体系，这个体系能通过价格机制自动调节供给和需求”。这一传统的背后，其实是认为经济与社会是两个不相干的领域；甚至认为，即使是经济与社会发生联系，也是社会从属于经济：比如，有时需要政府帮助克服市场失灵。但波兰尼认为，经济并非像主流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样是自足(autonomous)的，而是从属于政治、宗教与社会关系的。对此，波兰尼用了“嵌入(embededness)”一词，强调经济交易对于信任、相互理解以及法律对契约的强制执行等“社会性行为”的依赖程度。在波兰尼看来，主流经济学尤其是市场自由主义的错误，正在于他们试图让“经济脱嵌于社会”，“让社会的运转从属于市场”。而实际上，这种“脱嵌”的努力不仅不能成功，反而会造成“经济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全面紧张”，并由于“市场威胁社会”而造成“社会”的巨大反弹，而且这种反弹可能会对追求完全自发调节的市场努力造成更大的致命伤。

　　波兰尼用了这样一个比喻：让市场脱嵌于社会，就好比拉伸一条巨大的橡皮筋。让市场得到更大程度自治的努力同时也增加了张力的程度。随着进一步的拉伸，或者橡皮筋绷断，此时意味着社会的解体；或者经济回弹到更深地嵌入的状态。

　　在此，波兰尼还以黑格尔式的哲学思辨，揭示了市场与社会之间的“正反合”过程。正如他所说的，“自由市场的引入远远没有消除对控制、规制和干预的需要，反而大大扩张了它们的范围。”这是因为，“通往自由市场之路的打开和保持畅通，有赖于持续的、由中央组织调控的干预主义的巨大增长。”所以，“自由放任是有计划的，而计划本身却不是。”

　　作为一个经济史学家，波兰尼通过欧洲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对“经济脱嵌于社会”的努力将导致强大的反弹进行了实证性分析。

　　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自由市场主义大行其道的时候。由于市场的力量过于强大，试图“脱嵌于社会并开始支配社会”，贫困、失业、通货膨胀、经济周期性萧条等市场的伴生物，使得广大普通人都暴露在生存的压力之下。于是，“经济脱嵌于社会”的努力导致了“社会更深地影响经济”的反弹：对民主化与社会福利的要求，伴随着此起彼伏的劳工运动以及政党更替造成的政治动荡，对市场自发的运行造成了重重障碍。欧洲已经呈现出“一种无法运转的市场社会”。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国家和政府为了恢复法律和秩序而寻求法西斯主义的帮助：因为市场体系的运转只需要法律和秩序，而不需要更多的。”于是，“在1930年之后，市场经济处于普遍的危机之中，在短短数年中，法西斯主义就成为一种世界性力量。”

　　当然，由过分追求自由市场经济而导致法西斯主义的产生，是一个特例。更普遍的情况，是出现所谓的“双向运动”。波兰尼认为，市场社会是由两种相互对立的运动组成的：力图扩展市场范围的自由放任运动，以及由此生发出来的、力图抵制经济脱嵌的保护性反向社会运动。前一运动必然会导致后一运动。即当一个国家在自由市场制度方向走得越远，社会对市场的限制的要求与行为也将会更强烈。从这个意义上看，市场可能威胁社会，但永远无法脱嵌于社会。“那种自我调节的市场的理念，是彻头彻尾的乌托邦。除非消灭社会中的人和自然物质，否则纯粹的自由市场制度不能存在于任何时期；它会摧毁人类并将其环境变成一片荒野。”

　　在本文开头，我遗憾于中国经济思想界过分重视哈耶克而不够重视波兰尼的原因在于：正如波兰尼所说，“市场经济是被计划出来的”，所以政府主导下的中国通往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如果一开始就重视了波兰尼关于经济与社会之间的“嵌入”关系观点，并处理好这种关系，我们的改革可能会更加顺利。而恰因为我们此前只重视了哈耶克，强调社会去为“市场”让道，才造成了连最高决策者都不能不承认的“社会发展落后于经济建设”的局面；而且这种局面反过来也导致了近些年一些“反市场”的社会力量的出现，这就是“市场威胁社会”的一种必然后果。好在“亡羊补牢，未为迟也”。近年来，从政界到学界，都认识到社会建设的重要性，在波兰尼的分析框架下，与此前30年通往市场经济的努力一起，也构成了当代中国的“双向运动”：市场经济多一点；社会建设也终于增了一分。

　　正因此，我推荐当下涉及到关于中国改革前途的争论中的所有人都应该读一读波兰尼。正如布洛克所言，读一读这本书，“不管是新自由主义者还是他们的批评者，都能获得对市场自由主义历史的更深刻的把握。” (作者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