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讲谈：伟大的治国圣手——毛泽东

公元1949年金秋，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用庄严、激昂的声音发出了气冲霄汉而震撼世界的话语：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话音过后，一个崭新的泱泱大国便开始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摆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就是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古人云，“得江山易，守江山难”。守江山，就意味着对国家的治理。只有将国家治理成国富民强、国泰民安的景象才能守住江山、守住政权。一个国家的昌盛富强和安康主要是由这几个领域所体现出来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鉴此而言，对国家的治理也就是对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治理。老子曰：治大国如烹小鲜。此话的意思是——对于大国的治理，就像烹制一条小鱼一样，只要适当的掌握好火候和运用好各种佐料；那么才能烹制出美味可口的菜肴来。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就相当于烹制鱼过程中的各种主要佐料一样。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因为掌握好了这种烹制的火候、运用好了这些烹制佐料，所以才创造出令世界瞩目的辉煌治国成就。他们就是伟大的“厨师”。
 

政治
 

政治，主要是由内政和外交组成。
 

一、内政
 

毛泽东说：
 

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臣下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会是这样。一个国家由许多个不同大小、不同级别的行政区域组成。而这些区域又是由许多个官员来治理的。如果这些官员们官德败坏、官能低下的话，那么又如何能治理好其治下之地呢？如果各地都不能被治理好，那么国家又焉能被治理好呢？所以说，治国必先治吏；从一定程度上讲，治国就是治吏。毛主席的治吏方法就是“教化与打击相结合，以教化为主，打击为辅”。治吏，主要是对官德的教育，是对败坏官德的纠正以及对良好官德的维护。官德，集政治思想品德和普通职业道德为一体，是职业道德的一种，是最主要的一种职业道德。官德为纲，其它职业道德则为目；纲举目张。如果所有的官员都能具有良好的官德的话，那么其它职业道德也就自然而必然地好了。因为良好的官德如果以较大的密度遍及于全国，那么一切适合邪恶事物滋生和发展的土壤也就会为这样气候下的官德所淹没。毛主席的吏治理念和方法，创造出一个空前的、绝大多数官员基本能够廉洁奉公并为人民服务的清明社会。
 

在毛泽东眼里，人民就是上帝，所以他开天辟地般的对人民高呼“人民万岁”。他认为，什么人都可以得罪，唯独人民不可以得罪。毛主席的内政思想理念就是建立在治吏和尊敬人民、服务于人民而凝聚民心之基础上的。
 

新中国的国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其形式和实质就是“工人阶级领导的（经过中国共产党），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的社会主义国家”。这种形式和实质后来被作为国体而以宪法的手段给确立下来。工人阶级，在这里是指无产阶级，泛指一切没有剥削和压迫性质的劳动者，也就是广大的政治定义上的人民群众。让这样的人来作为国家的主人而领导国家，则定然会凝聚人心并团结和激发他们的智慧与力量。这里的“人民民主专政”，既确立了人民群众所应有的国家和社会的主人翁地位又予以了他们所应有的一切政治权利，并且为人民群众坚强掌握国家权力奠定了原则基础。这里，既彰显了儒家思想的仁慈（对于老百姓的仁慈）又体现了法家思想的严厉（对于人民之敌人的严厉）。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很大程度上有效地实现了这样的国体。为了有效地实现和巩固这样的国体，毛泽东构想并通过党的领导集体确立且一再强调甚至不断身体力行了这样一个执政宗旨——为人民服务。同时，还一再告诫中国共产党人决不能做李自成，由此而创造并实践了包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内的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一理论的创造并实践是毛主席吏治思想理论的充分体现，其主要意义就在于有效防止了共产党人的政治意识形态领域的蜕变以及职业道德（包括官德）的败坏。
 

说到“一国两制”，估计要有不少人说这是邓小平关于港澳台问题的伟大构想。殊不知，一国两制的发明创造者其实是毛主席。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但是西藏的广大农奴阶级却并未因此而真正获得翻身解放。西藏和平解放以后，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十七条协议》。此后，中央人民政府在西藏具有了驻军权和边关防务权；西藏的地方政府仍然是由西藏上层社会人士所把控着，其最高行政长官由中央人民政府形式任命，其性质仍然是政教合一的性质；中央人民政府在西藏设有军政委员会和军区司令部。原先延续千年的封建农奴制并没有废除。但是，《十七条协议》的签订，却从根本上将帝国主义势力从西藏驱逐出境，从而促成并维护了中国领土的完整和国家的统一。《十七条协议》的签订，标志着西藏向未来民主改革和平过渡的开始，这也是民主改革“渐进推移”的体现。1959年，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出于担心有朝一日西藏民主改革的到来而废除封建农奴制，从而失去自己养尊处优以及对农奴们残酷统治和压迫的特权，所以他们便和西藏地方政府与境外的帝国主义势力、藏独势力相勾结而发动了意在维护封建农奴制度和分裂中国的西藏叛乱。这一叛乱很快被中央人民政府平定。西藏的叛乱，客观上加速了西藏民主改革的进程。平定西藏叛乱以后，中央人民政府一鼓作气地对西藏进行了坚决彻底的民主改革，从而从根本上废除了延续千年的残酷封建农奴制度，西藏百万农奴由此而获得了翻身解放。从西藏和平解放至西藏民主改革，历时8年。这8年中，中国大陆（以及海南岛）其它地方已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而向社会主义过度了，已经进入了准社会主义时期。鉴于这些，这8年中，中国实质上实行的也是“一国两制”；这应该说是毛主席的一大发明创造。
 

毛的内政方针，使诸多曾经对共产党人以及广大的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人认识到自己的罪过而痛改前非、进而将自己改造成有益于中华民族建设和发展的功臣。毛的内政方针，将诸多旧中国的“鬼”给变成了地地道道的人。毛的内政方针，使诸多留居海外的华人科学家们义无反顾、责无旁贷地为了支援新中国的建设与发展而毅然回归祖国。毛的内政方针，让那些时刻不忘危害人民的人几乎丧失了为非作歹的空间和土壤。毛的内政，促进并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空前大团结。毛的内政方针（主要是集合文化宣教的手段而进行政治教化）将人的自私本性压缩到最低程度，将人的奉献精神激发到最大程度，从而激发出中华民族最强大的正能量。毛的内政方针，将人民的民主权利推向了有史以来的极致！
 

创造了一个民族团结、民族平等的社会；创造了一个民心凝聚、团结奋进、乐观向上、豪情满怀、激情迸发，人人以建设祖国、保卫祖国为己任的社会；创造了一个没有阶级剥削和压迫、没有职业歧视、没有贫富悬殊、基本没有贪官污吏、没有黄赌毒和黑社会、官员轻易不敢得罪人民甚至将人民奉为上帝、人民能够有效监督官员、人人敢于并乐于做好人好事且以此为荣幸、大多数人敢于同邪恶事物作斗争而充满正义、光明的一派安宁祥和景象的社会。这就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内政建设中所创造出的辉煌成就。
 

二、外交
 

新中国成立伊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审时度势、权衡利弊而实行了基本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倾向于苏联以及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国家和政治意识形态上远离帝国主义的国家。在几乎一边倒的基础上，毛的外交政策主要表现在这几个方面——1、不卑不亢，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2、涉及到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的事务则表现出坚定的强硬；3、在不卑不亢的基础上表现出泱泱大国之领袖的气度；4、先打扫干净房间，然后再请客进门；5、因情制宜，因时制宜。
 

毛时代的新中国，出于维护和争取中华民族的利益以及其它大多数被压迫国家或被压迫人民（包括发达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的利益而向世界敞开了博大而友好的胸怀；向被欺凌的弱小者作出了政治上的声援乃至经济、军事上量力而行的援助，向恃强凌弱的霸权主义国家作出了了坚决地斗争。由此，新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威望与日俱增，从而成为了占世界比例绝大多数之第三世界国家的领袖。1972年，毛主席和美国总统尼克松出于各自国家的利益而会见于北京。当那个世界头号强国的总统见到毛主席的时候，激动得就像小国或藩属国使臣朝圣一般。这无疑是毛主席的个人魅力、大国领袖的伟岸气度和已经确立的崇高国际政治威望起到了主要的作用。
 

为了捍卫中国的国家主权，面对一些国家的不合情理的政治、军事上的要求或挑衅，毛作出了有理、有节、有力、有效地政治或军事上的回应。
 

建国初期的时候，有位民主人士问毛主席中国在当时的外交上是否过于封闭。对此毛主席回答道，“我们这是先打扫干净屋子，然后再请客进门。”在这样的外交路线指引下，中国其实并没有封闭。如果说封闭的话，那么只是有限封闭而已，也可以说是有限开放、逐步开放、有条不紊而循序渐进的开放。（打扫干净房间，就是指消灭、清除或有效镇压国内那些危害无产阶级专政、危害社会主义事业的乌七八糟的东西。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可谓“狈”。高度、盲目而缺乏制约的开放则难免要被那些国际反华、****、反社会主义的因素钻空子而混入中国，这样可谓“引狼入室”。对于这些因素，可谓“狼”。如果这样的“狼”和那样的“狈”相互勾搭起来，那么也就“狼狈为奸”了。当狼狈为奸行为形成一定气候、发展到一定势力的时候，那么无产阶级政权则岌岌可危了，社会主义事业也一定会由此而遭到严重的破坏了。看看今天的中国吧！）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中国就已经陆续和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领事级外交关系。1964，中国又和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一的法国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1972年，中国在缓解和美国对峙了20多年的紧张关系之后又先后和老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英国以及意大利、西德（资本主义国家）等诸多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并且恢复了中日邦交的正常化。从而缓解甚至消除了中国自中苏决裂以来、尤其是1969年苏联核威慑以来的战略危机感。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广东全境（不包括今天的海南省）。当时解放军的一个军长下意识的用望远镜向对面的香港扫视了一番，没想到这一举动却引起了港人的恐慌，很多人都以为解放军要进攻香港了。这说明，结合当时解放军所拥有的气势、兵力、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国际形势而言，解放香港也并非难事。但是当时中共却没有急于收回香港，这主要是出于为新中国政府留有一条通往西方社会的政治、乃至经济通道而考虑的。只有永恒的利益而没有永恒的朋友，虽然当时新中国已经“一边倒”的投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相互之间的共同利益和友谊是永恒的。后来中苏决裂也恰恰说明了这点。中苏决裂以后，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一度几乎陷于孤立，经济上遭到了封锁。在这关键而严峻的时刻，香港这个通道的潜在意义也就被激发出来了，从而为处于困境中的中国与西方世界的交往作出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贡献。这些，充分体现了毛主席作为一个善于高瞻远瞩的伟大政治家、战略家所应有的非凡远见卓识。
 

毛主席外交思想和外交路线，确立了中国崇高的国际地位和威望！
 

经济
 

中国是个具有几千年历史的农业大国，但是由于生产力极其落后，所以又是一个极其落后的农业大国、农业弱国。而且与此同时，工业基础、尤其是重工业基础又是极其薄弱。在这样的极为贫瘠的状况下，毛主席首先英明地选择了走工业强国之路——以农养工（起初是这样的，因为工业基础极其薄弱。）、以工促工农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在整个国家经济建设中，农业是基础，工业是支柱。在这样的理念和模式下，在不到20年中，中国便发展成为了具有雄厚工业基础和庞大工业规模的、工农性质并具而又侧重于工业的国家。
 

曾经有些无知或别有用心者说过，“毛泽东不懂经济”。殊不知，毛主席对于经济建设的研究和掌握是全盘、抽象的。这就像打仗一样，毛主席他能打赢一场又一场这样那样的战争，但是他未必能、甚至根本不可能带领一个小的战斗单位打赢一场战斗、攻克一个堡垒。毛主席是战略家，所以他只能将他的精力和思想着重于战争、战役的层面上。如果某个基层军事指挥员在实际战斗中主观或客观上违背了毛主席的战略思想而打了败仗，难道这样败仗的职责还应当由毛主席来担负吗？搞经济建设也是如此，毛主席是经济战略家。所以他只能将其精力和思想着重于经济战略或经济战役的层面上，如果让他去管理一个工厂、一个车间或带领一班人去开公司、做生意，那么他肯定亏多盈少。毛主席的经济建设和发展的基本理念是——1、“站着前进”，这和“爬行主义”是相对的；2、对基础建设的重视。
 

站着前进，主要表现在：不食嗟来之食，不因寻求或接受他人的援助而丧失应有的主权和尊严。只要是站着前进，那么无论前进到什么程度那都是拥有主权和尊严的人的姿态。如果是爬着前进的话，那么无论前进到什么程度那都是狗的姿态。鉴此而言，毛主席发展的前提就是做人——做个昂首挺胸的人。也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新中国至少在毛时代是个昂首挺胸而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的巨人。
 

毛主席认为——
 

必要的情况下需求外援是可以的，但是决不能将外援当作基础。如果将外援当作基础的话，那么对于这种基础的决定权也就掌握在别人的手中；那么别人为了实现其自己的意志和目的就会随时利用这种基础来要挟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就范于别人，那么即便我们在一些方面取得了成就，但对于这些成就的取得则是以丧失原则和国家主权为代价的。如果我们不就范于别人，那么别人就会毁掉我们赖以生存的基础，到那时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也就岌岌可危了！鉴于这些，毛主席则非常重视并强调对基础的建设。这些基础，主要是指经济基础、国防工业基础等。
 

由于毛主席对基础建设的重视，所以一系列重工业（能源、冶金、化工、重型机械等）等重大经济基础设施便相继诞生而遍布于神州大地。即便在经济建设上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的“大跃进”中，也创造出了占主要地位的各类经济基础设施的辉煌成就。（其实，在中共的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两次大跃进。第一次是毛时代的大跃进，第二次是改革开放时代的大跃进。毛时代的大跃进，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发动人民克服自己而进行打基础。尽管在这打基础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些毛意志以外的、成为使中国经济步入困境因素之一的负面作用，但是毕竟成绩是主要，毕竟打下了深厚、坚固、扎实而令以后中国赖以立足和发展乃至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的基础。改革开放时代的大跃进，是为了所谓的GDP而拆基础并变卖基础、出口资源、扶植或引进影响、甚至破坏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秩序和经济制度的经济实体。这样的大跃进，则无异于杀鸡取卵、饮鸩止渴的大跃进。）
 

新中国毛泽东时代的一系列重大经济建设成就为后来的国家经济腾飞和民族振兴大业奠定了雄厚而坚实的基础！

 军事
 

这里的军事，是指一切军队事务和用于战争之一切物质条件的创造及运用；其中包括治军、后勤保障、武器装备的创造、运用等。就中国国情而言，这里的物质条件主要是反映在国防方面，所以关于战争的一切物质条件也叫“国防设施”。国防设施中还包括对国防科技研究以及国防物质条件生产制造的军事单位（机构、基地、军事院校、军工厂等。）或准军事单位。对于军事的治理，可统称为“国防建设”。故，军事治理思想也可称为“国防建设思想”。
 

自古军政分开而互不关联。但是毛主席却创造性的将军事和政治给有机的结合起来，从而使军队融入了一定的政治成分并服务于政治而又受政治领导（最早开始于井冈山时期的“三湾改编”，也就是将支部设在连一级军事单位。）。政治对军事的领导主要表现在对军事单位和军事设施建设的组织和教育，军事对政治的服务主要表现为对政治事业进行的保驾护航。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事业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为人民服务，而政治对军事的教育使军事人员理解并尊崇这一根本道理。由此，军事事业便成了维护国家安全、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坚固长城、坚强柱石以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武装服务事业。这样的军事（这里主要是指军队或其它军事单位），深得人民的拥护、支持和信赖；这其中的军队或其它军事单位成员可谓服务于人民而来自于人民。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所面临的战争主要是反侵略战争。对于这样的战争，毛主席的主要军事战略思想就是将战火阻挡于国门之外而以使国内的建设免遭战火的毁害。这也是毛主席创造性军事战略思想的一种体现。抗美援朝，抗美援越则不同形式、不同程度而异曲同工地践行了这种思想。这里所谓的“同工”，就是思想的核心意义——将战火阻挡于国门之外。
 

自1840年鸦片战争一蹶不振以来至1949年前的100多年中，中国之所以一直处于频遭帝国主义列强肆意欺凌的挨打局面，主要就是因为国防力量的薄弱。毛主席总结并吸取了这100多年的经验教训，所以便大力发展国防建设事业。没有稳固的重工业，就没有稳固的国防。深谙这种道理的毛主席对中国的重工业建设和发展予以了高度的重视和实际作为。这些重工业包括之前在经济的论述中所说的部分和国防工业。
 

自二战以来，核武器产生并投入了实战性使用。其威力则标志着拥有这样武器的国家就有国家实力、国际地位和国际话语权。中国在1949年以前是一个疆域概念上的泱泱大国，但是这种大国由于缺乏一定强大的国防力量，所以便导致中国缺乏实际上的大国地位、威望和话语权或话语分量。之前我说过，毛主席的经济发展理念是“站着前进”。然而，站着前进并非说说而已的，也不是说这样就这样了。而是凭借强大的国防力量来做坚强后盾的。鉴于这些，毛主席在发展常规武器建设的同时则更加重视对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各种国防尖端武器的研制，即便在极其艰苦、困难的时期也丝毫没有放松这项事业。在毛主席的国防战略思想的倡导下，中国从原子弹的诞生到人造卫星的诞生只用了不到6年的时间——1964年10月，中国第一枚原子弹研制并爆炸成功；1966年10月，中国成功地进行了两弹结合（核弹和导弹的结合）的试验（中国从核弹诞生至此只用了2年，而美国则用了13年。）；1967年6月，中国第一枚氢弹研制并爆炸成功（中国从第一枚原子弹诞生到第一枚氢弹的诞生只用了2年零8个月，而美国则用了7年。）；1970年，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诞生。中国从第一枚原子弹的诞生，中间经过两弹结合、氢弹的诞生至人造地球卫星的诞生，只用了不到6年时间。而美国却用了13年时间。中国这不到6年期间的国防尖端研制成果，概括而言就是两弹一星的建设和发展成果，是国之大器的辉煌展现。有了这样的国之大器作坚强的后盾，中国由此便成为了真正具有较大国际影响力的泱泱大国。这时，新中国新成立才只有21年。次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便以压倒多数的选票而跻身于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席位。
 

有一个从大陆败退到台湾的国民党将军，由于是败军之将因而在及其不得志的情景下而去南非谋生了。那时的南非则是白人执政的殖民主义之种族歧视的国家，黄种人作为有色人种同样是遭到歧视的。这位来自中国台湾的落魄将军在每次乘公共汽车时，由于其是中国人而总是被白人乘务员安排在后座（这是当时南非之种族歧视的一种表现）。1964年10月下旬的一天，他再次乘上了公共汽车，但是却莫名其妙的被乘务员给请到了前座。他问为什么。乘务员说，“你们中国已经有了原子弹，这标志着你们中国也和美、苏一样而成为了世界上最有影响、最有地位的强大国家了”。对此，这位昔日战场上的共产党敌人却情不自禁的喊出了“中国万岁，毛泽东万岁”的口号来！

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和军事作为，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核讹诈的国际局面并使中国跻身于世界政治军事格局“大三角”（中、美、苏）的行列。
 

文化
 

文化，在多民族社会中它具有一定的民族性，在阶级社会中它具有一定的阶级性。它是反映于一定社会的政治与经济并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与经济。鉴于文化的民族性和阶级性，所以说文化它注定是离不开政治的。毛主席探索、创造性地发掘了文化和政治的潜在关系，并进一步地结成了它们之间的相互表现、相互作用的关系。共产党的执政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而共产党理念政治中的人民就是“工农兵大众”。由此而论，作用于共产党政治的文化就是为工农兵大众服务的。关于这样的理论，毛主席早在延安时期的“文艺座谈会”上就已经广而告之性的阐明了。
 

毛主席创造性的将文化与教育、宣传给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文化成为教育的精神资源，成为宣传的一种手段，因而使文化成为教育和宣传手段的集中体现。从而使真正为工农兵大众服务的文化建设事业突飞猛进而取得了空前的伟大成就。
 

自1942年以后，在文化应当为工农兵大众服务的思想指导下，毛主席时代的中国（包括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共产党政权领导下的解放区）可谓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各类雅俗结合、雅俗共赏的文艺形式、使广大老百姓喜闻乐见而健康向上的文艺作品层出不穷。由此，在中国的文艺百花园中便呈现出百花争奇，群芳斗艳的一派文化繁荣景象。
 

文化必须要有发展性，而它的发展通常是在对旧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来越失去其原先的意义甚至阻碍社会发展之文化的废弃、批判或变革中进行的。我们决不能将出于发展目的的废弃、批判或变革视为文化的悲剧。大家都知道，文革时期有八大样板戏，而这八大样板戏又主要是以京剧形式表现出来的。但是，这样的京剧是经过文革的洗礼和升华的新京剧或现代京剧（在保持京剧原有曲牌和音乐风格以及主要伴奏乐器的基础上融入了一定的交响乐等西洋演奏风格和现代演唱发音技巧），这样的京剧是注入了诸多新鲜血液、融入了诸多文化元素而焕发新生、充满活力的京剧。这对中国的国粹艺术的挽救和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这种经过合理改革的文艺形式为新中国的各种正义的事业的宣传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有人说，毛时代对中国传统文化造成了一定的破坏。下面我们看看究竟是否真的如此。
 

人类社会的任何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性事物，其往往都是出于社会发展的目的和意义而应运而生的。它们的产生往往都具有一定的时代进步和发展意义，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的意义将逐渐消失甚至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阻力。为了维护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所以人类则有必要地对之前的这类事物进行变革。故由此而论，社会本就是在不断地变革中而不断发展的。这种变革，就是对先前事物的变革。变革应当是批判、继承和丰富性地进行。这里的批判，是指对已经逐渐失去其进步意义甚至走向社会发展对立面而成为阻碍社会发展阻力之部分的揭示和摒弃。继承，应该是指对精华部分的沿用。丰富，是指在继承精华部分基础上的创新。
 

改革，主要分为社会科学改革和自然科学改革以及形象思维成就的改革。这里所阐述的改革是对儒家思想文化的改革，是属于社会科学改革的范畴。儒家思想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和代表。
 

儒家思想，它之所以能够统治中国两千多年并创造出汉唐等这样的当时世界超级强国，这至少说明其具有丰富的实用内涵和巨大的实用意义。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其这样的实用内涵和实用意义却又不可避免的逐渐失去或减小。13世纪末的西方文艺复兴和17世纪后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法国大革命、日本的明治维新、尤其是晚清政府的腐败懦弱等就足以说明了这些。
 

出于富国强民的目的，处于风雨飘摇中的晚清社会曾爆发了著名的戊戌变法。这种变法具有一定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日本明治维新的影子，变法的核心思想就是效仿西方而实行“君主立宪制”。这实质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向儒家思想文化发起了挑战。所以说，这次变法，是儒家思想统治中国以来的第一次有影响的针对儒家思想的变法。随后，又陆续爆发了针对儒家思想变法或变革的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等（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封建帝制，但是与儒家思想具有较大程度的血肉关系之封建思想意识还在较大程度的惯性存在着并阻碍着中国的社会进步和发展。）。
 

1949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取得胜利。但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不意味着革命的终止。随后到来的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儒家思想中不利于国家和社会进步与发展的成分并没有有效消除，其仍然阻碍着社会前进的步伐。对此，有必要进行适当的变革。新中国成立后，对儒家思想变革的高潮应属于文革时期。这一时期，尽管诸多儒家文化在变革中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误伤和破坏文革者的损毁，但是儒家思想的核心部分却大体被保留下来了。
 

儒家的核心思想主要是指“三纲五常”。文革使人们（指政治定义上的人民）行为意识中充满了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三纲中君为臣纲依然被沿用着。君，就是指封建最高统治者，其自称为“朕”，朕即国家。所以在新时代，君可理解为国家。每个人都是国家的臣民，都应当无条件的热爱、效忠自己的国家。至于三纲中的“父为子纲”和“夫为妻纲”则应当摒除。儿子不能因为无条件地服从自己的父亲而视道德法律于不顾。妻子不能无条件地服从自己的丈夫而视道德法律于不顾，这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也是相违背的。而毛主席所提倡并强调的“为人民服务”本身就是对儒家思想的发展。所以说，这些应该是对儒家思想的批判、继承和丰富。这些也是毛主席时代的中国人民普遍存有良知和正义感以及奉献精神的主要因素，是营造并已经实现了的安宁祥和社会的主要精神条件。
 

对于事物的发展性变革不等于对事物的破坏。毛主席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性变革，为中华民族的稳定和谐、正义善良、勇敢坚强营造了丰富的精神源泉。
 

综上所述，毛主席不愧为一位伟大的治国圣手——伟大的独立自主型的治国圣手。这样的治国圣手，使一些政治意识形态敌对国家的领导人（如蒙哥马利、戴高乐、尼克松等）也不得不出于道德意志而向他表示了不同程度的敬仰之情。就是这样的治国圣手，领导中国人民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一边医治着战争的创伤，一边抵御着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的侵扰和破坏，一边荡涤、征服着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各种污泥浊水和社会灾害、自然灾害。只用了20多年的时间，就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一派安宁、光明、祥和，既无内债又无外债，对外不屈不挠，具有较高国际地位和国际威望以及较大国际影响力，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正是：
 

日出韶山显圣手，
 

手擎昊天拯九州。
 

九州挺胸振五岳，
 

五岳昂首傲七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