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剑雄：我看诗人余秀华

（介入6—2）

倪剑雄：我看诗人余秀华

卢麒元说：“左翼只挺人民。”这个话我非常赞成。这是因为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而我们新左翼里面有的人，历来只喜欢当粉丝、背教条，对那些具体的人民，往往缺乏正确的认识，甚至还带有想象色彩。人民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它当然不仅仅指新老工人、农民等一般劳动者，也会包括很多其他的人。其中有些人，还让新左翼不那么接受、很不接受，甚至很反对。比如当今的某些学者、企业家、文艺家、娱乐圈的明星等等，他们有的支持改革搞市场经济；有的有自由主义思想，甚至极力主张搞资本主义；有人崇尚孔孟之道，曲折流露出对封建思想的迷恋。这些都跟新左翼群众的认识和主张迥然不同。另外还有不少人，什么主义都没有，不知道那些吃喝拉撒之外的任何事情。这些具体的人，只要人家没犯法被剥夺了政治权利，也还是属于人民。那么我们怎么对待这些人民，怎么挺，就需要进一步思考。

我们西南新左翼文艺群在搞具体的文艺评论和文艺创作，面对的人和事都非常具体。就我们群三年来，从聊天、写作反映出来的实际情况看，我认为我们对自身的发展必须要有过程意识，知道这个过程各个阶段的不同任务。目前我们处于发展的前期，我们对文艺当中的很多问题还不清楚、不熟悉，尚且无法在面对内部差异巨大的具体的人民时，为那些身处社会底层的劳动者提出切实有效的文艺主张。这个时候，我们只能虚心了解这些不同的文艺作品和作者，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用过程的（历史的）眼光来深入理解这些作品和作者的本质，理解它们的思想、趣味的来源和影响，从而提高我们的文艺素质，让我们能够有足够敏锐的眼光和正确的态度。不打好这个基础，我们新左翼文艺想在以后阶段得到健康发展，能够在为促进新的社会文艺当中有效发挥自己的作用，也会落空。

这个月我们有群员在聊天当中热议当前正备受媒体关注的女诗人余秀华。按照我们群的计划，本来打算近两年当中，主要给那些尚且没什么影响，但写作严肃的作者做“自觉的读者”，用我们的评论，积极为底层作者们鼓劲，同时也借以锻炼我们自己，不用去跟风评那些热门人物。但考虑到，一来，我们群员在读这个诗人的诗歌以后，谈了一些看法。就这些看法，也反映出我们的认识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如何对待那些有自由主义倾向的作者们的问题。对整个新左翼来说，这个问题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我们群今年要转型为一个比较严肃的文艺群，这些大问题，就应该提出来供大家思考。二来，要提高我们群员的文艺素质，对那些比较优秀的文艺作者和作品的关注，也有它独到的优势。余秀华的诗歌就属于这样比较优秀，读来感人至深的作品。尤其是，她的底层生活背景，在她的诗歌当中有鲜明的反映。以这个视角来看，讨论余秀华的诗，对我们切实理解广大人民自发文艺创作的复杂一面，也有特殊的意义。三是，作为诗人的余秀华，富有才华，但生活不幸；没法摆脱命运的制约，“飞不起来”，而身边的人根本不能理解她。这个特殊的处境，对于我们理解个人和群众、精英与平民的关系等，也有特殊的意义。对于恰如横店村的现实环境来说，新左翼很多人，也正面临不被周围群众理解的问题。因此有值得思考的价值。

就因为如上原因，我们才确定这次讨论，以余秀华和她的诗歌为题来展开。那么，我们首先应该认识余秀华。怎么评价这个人，是非常基础性的问题。余秀华自己说，自己首先是一个女人，然后是农民，最后才是诗人。我认为这个说法是客观的，也是机智的。这里我就借诗人自己的思路，来说说我对这个诗人的认识。

从我大致阅读余秀华诗歌和有关报道得到的印象，余秀华作为一般底层女性的本质，是她的性格心理、思想观念通过具体创作和言行得以体现的。而这些特性，首先受制于个人处境的制约。就余秀华个人来讲，她有高智商和残疾两个方面的特点。她是象棋运动员，诗歌也写得非常好，从她后来应对采访等活动的言行看，她比较于一般人，确实有非常的天赋。而她的残疾，给她的生活和理想带来巨大困扰。这造成她内心生活的分裂状态，因此其情感自然有强烈激荡和偶尔暴发的特征。她说如果她是一个健康的人，诗歌会写得更好。这个话，按照一般逻辑是没有问题的。但那时她是否还会有内在的情感激荡，就非常值得怀疑。另外，对于一个人的命运，我们的社会比个人的智商和健康有更强大的主宰力。它会不会把那个健康的余秀华塑造成诗人更是一个问题。在众多精英迷恋于仕途和富足的时代，能沉下心搞文艺创作的优秀人才本来就不多。这个时代的诗歌，严格说，主要就是假诗歌、病诗歌，和痞子诗歌。大量早被忘记的主流诗歌，都有不同程度的对人自身实际的忽略，那些诗歌就不能全都叫做诗；而“梨花体”、“乌青体”等等，就属于为调侃这个不够高雅的时代而无病呻吟或者因为境界不够的痼疾产生的病态诗歌；至于那些“下半身写作”，则根本属于痞子的喧闹。当然，站在新左翼的立场，对来自个人实际感受的后两者所具有真实和勇气，可以原则肯定，但也要具体分析。余秀华作为一个富有天赋的女性，对自身真实处境的不满，有着非常具体的理由。作为诗人精神世界的超越性，不可能为身边的普通农民——包括她的父母理解；她的婚姻不幸，导致她内心情感的压抑导致她暴发性的激情；她对身边事情的敏锐体察，使她的诗情丰富充沛。由此生发出来的诗歌，具有底层诗歌深厚的力量，感人至深。这个充分体现诗缘情本质的创作，对当前底层浮躁诗风有明显的突破，因此有着独特的价值。

农民的基本状况是社会地位低下，勤恳务实，深沉智慧，也难免有自私自利、眼光狭隘等缺点。余秀华虽然也是农民，有着一般农民的个性特点，但她个人的处境跟一般的农民还是有显著区别的。在生活中，她敢于当泼妇；在她出名以后对媒体的应酬当中，一方面冷静、机智，不那么在意自己成为热门人物，对想去采访她的记者，她直接叫人家自己“相互在报纸上抄一下”，体现了底层老百姓固有的理性和达观。有人问她愿不愿意到武汉去生活、凤凰卫视的主持人窦文涛鼓捣当了当地作协主席的她“弄点钱”才是最实际的，她也不硬装高雅，当即豪迈拒绝，而是说开玩笑说“你们去跟上面说一下嘛”。这种玩笑的折中应对，透露出一个有经验的人对大众务实风俗的遵从。而这种风俗，也深刻反映出底层农民的卑下处境和对实际利益的向往。虽然在余秀华个人，这些细节不值得计较，但它对我们深入理解身在农村，生活不顺的农民的处境和质朴，也有重要的参考意义。中国社会正在发生巨变。新的文化和思想，正在广大农民身上逐渐得到体现。网络的普及，就是直接引发这些变化的最重要前提之一。比较于过去的教育宣传方式，网络在文化传播当中的亲和力更加显著。作为受众的广大农民，在这个接受新事物的过程当中，主体性更加明确。因此在受过基础教育，适应时代潮流，能够积极上网的年轻人当中产生影响非常显著。网络文化，对余秀华的创作就有明显影响。她的《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就来自网友相互间的打趣，针对一句话敷衍而成。当然，诗歌本身也非常好。她诗歌风格的大胆，也分明有受网络风气的影响。又由于，当前网络风气主要受城镇市民社会风气的影响，因此关注方向和表达风格，都跟传统的农业社会崇尚的价值有很大区别。这个影响，也造成她的诗歌有更多的知识分子和市民文学的气息。象《10个，我意淫的那个男人》等诗，也仅因为性别心理的原因，才使这些狂野的抒发没有蜕化成痞子文学。这个来自现实社会深切体验的个人真实，使她的诗歌跟农村当前普通人天然存在隔膜。在余秀华建立自觉的农民意识之前，这个既有的率真诗风，就不可能得到周围农民——哪怕是有文化的农民——的认可。而这个，也是必须接受的过程。这些发生在这个诗人身上的问题，还似有更加深层的寓意，可以为我们观察中国农村社会在网络时代将面临的变迁提供一个生动的参照。

如果诗人象余秀华那样具备了强烈的超越个人处境的冲动和条件，个人真实的价值观和来自广大群众习惯、被主流认定为当然传统的那些价值观就必然出现分裂。横店村那些普通农民虽然都认识字，但看不懂余秀华诗到底写的什么，甚至还问前去采访的记者她写那些行不行。另外，余秀华自己承认自己写正能量还有困难。这个，跟我们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足有关系。非主流创作要见诸广大读者，在必须经过严格编审的时代，主管单位可以强制非主流往主流话语靠拢。因此我们主流的文化和宣传部门，没必要对这个具体情况做任何反思。但在互联网出现的今天，这个对民间创作的主导方式就势必要发生巨大改变。目前主流的管控方式正在从主宰者，转变为向社会选择性推荐者；而到不久的将来，无疑会进一步转变为选择性研究和保存者。这个因传播方式的进步给民间自发创作提供了越来越大的生存便利，因此尽管余秀华的某些诗可以写得很野性，乃至正规出版都不敢用，但读者仍然可以在她的博客里读到。这个也生动的说明一个真实的底层小百姓，此前很难获得书写正能量的情感资源。过去，由于某些对劳动者阶级整体和个人的区别不清晰，导致文艺当中拔高性的评价“典型”的农民——人民形象的思想觉悟，是违背事实的。这个将会在真实的农民自发性创作大量出现以后，得以清晰的反映出来。对这个，余秀华不是开始，但有一定标志性意义。我们要正确理解作为诗人的余秀华为什么会公然说，5-12地震的雅安跟自己没什么关系，可以公开说自己不关心国家、关心人类，是因为具体的那个她要为自己的个人生活着急。这种被我们有的左翼人认定为民众落后的例证实际上深刻反映出社会进步对人的心理、思想影响的根本所在。这个实际的生活处境是导致广大农民无法关心国家大事的具体原因，而这过去常常被忽略了。要关心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得首先深入理解他们当前的具体生活，余秀华尚且不能超越这个社会规律的限制，其他赶不上余秀华的人，就更不用说了。这些，无可指责。

作为一个出生农村，个人处境不利的诗人，余秀华让我们看到的还不仅仅是一个真实样本，而是一个诚实的样本。如果她象那些条件更好的暴红明星那样，敢于积极把握偶得大名的机遇，那么她对此将会是另外一个样子，那将会是“入世”的，而非超脱的。毕竟人往往都难有对自己实际生活处境不在意的超然。在“我养的小狗叫小巫”和“致雷平阳”等诗里，表达她对自己生活不幸的强烈愤懑。然通过媒体成为热门人物以后，却勾引起的她对自己不幸命运的感叹。这些说明，一个身处底层的老百姓的超脱、达观下面，也常常隐含了一个人深刻的悲凉。因为个人的原因而“飞不起来”的宿命，会给这个女诗人的正能量写作带来巨大困扰。尽管客观的讲，余秀华以前的诗，在对个人真实处境的深入体悟带来的情感，细腻而丰满，毕竟还有些狂野和迷茫。但强烈的对个人命运的反抗情绪，总的还是积极向上的。没有个人强烈的反抗情绪，这个阶层和阶级的政治意识也不会得以凝聚和体现。近年来，因为社会进步——尤其是农民工进城和城市化带来的传统农民对新生活的适应问题，也导致某些作家对自己的农民出生的固守和强调。贾平凹说：我是一个农民；莫言说：我是一个乡巴佬；余秀华也说，我首先是一个女人，然后是农民，最后才是诗人。作为一个农业大国的社会基础，就是这些地位卑贱，因此曾经饱受煎熬的农民。这个自我身份的强调，隐含了中国社会进步的深刻道理，看似无足轻重的农民，对中国的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文化发展的作用是根本性的。要认识中国的农民，不能拔高的认识，有不能片面的认识。文艺要实事求是，要立足底层普通群众的实际，而不应该反过来，只讲从上到下的宣传。如果这个有效，余秀华的诗歌就没有任何意义，她确实有太多怨恨。但历史上的文学作品哪一个不是这样？因此，作为一个诗人，我们更应该看到她这个人，这个女人、农民的本质，由此来认识她作为当代诗人的价值。在对待那些出生农民，因此思想境界尚有不足的作家、艺术家，甚至成功的企业家、那些从政当官的人，对他们的言行也应该从这样的角度去认识、理解。对此，作为一个民间诗人，余秀华也有特殊的价值。

              （2015-4-30  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