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还是呐喊？

沉默，还是呐喊？- 历史篇

右而左

在我们自己的历史上，第一个发出呐喊的人，可以说是孔子。他有感于春秋时代“礼坏乐崩”，臣弑君，子杀父，邪说暴行，昌行于世，发出“正名”的呐喊，即恢复“周礼”，就是那套西周的统治者制定的所谓经济、政治制度和道德、礼节仪式，其核心内容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等级制、分封制和世袭制。正名的具体内容，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纲常有系、孝悌廉耻。

孔子的这声呐喊，祸耶福耶？它在孟子那里被放大，在别有用心的董仲舒那里被偷传到天上，摇身一变，再下临人间，于是“君权神授”，而非民与。其所谓“天人合一”，“废除百家，独尊儒术”，究其实不过是一个为巩固汉家天下，建立起来的思想钳制体系，并连绵影响了直到今天的中国历史，让那个坑了460个骗子术士，烧了几本儒家典籍和杂书的秦始皇，背了2千多年钳制思想的黑锅。后来，佛家思想传入，与本土的道家体系，一同对这个“君权神授”的神学体系，提出挑战，以至于三分天下，带来了唐朝“盛世”。至中唐武则天后，官僚之间利益矛盾冲突加剧，新老官僚你死我活，土地兼并激化，王朝危机加深。新官僚的代表人物韩愈，在这变革时期，祭起了“贤士”治国论，大致相当于今天的精英治国。他想立新，却为了王朝的利益，去借孔孟之道，排斥佛道两家，为孔子再“正名”，建立所谓的“道统”说：你佛道两家都有所谓“法统”，我来个“道统”以抗之，岂不妙哉！所谓道统，按照韩大学士的说法，就是尧舜的衣钵，传于周公、孔子，至孟子后失传了，董仲舒那些玩意儿，不过是假冒伪劣。韩愈有个学生，叫李翱，才学和悟性均不在乃师之下，与乃师一道，反对佛道，尤其推崇儒学典籍《中庸》，认为它宣扬的“性命”学说，是孔孟的精华，并由此创立自己的所谓“性善情邪”说，认为人有“性和情”两个对立的属性，性是善的，情是恶的。人性好比水，水是清的，有泥沙才变浑了，泥沙就仿佛是情，去泥沙水复至清，故而要“复性”。

李翱的“复性”可谓用心良苦，孰料，到了宋代，出了一大批的精英，什么张载呀，周敦颐呀，朱熹呀，程颢、程颐兄弟呀，不一而足。这些理学大家，把李翱原本中庸的“性善情恶”发挥到极端，建立起所谓“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学体系。中国的历史就此走向千年的黑暗。

孔子的仁，没有挽救周室的命运，董仲舒的“君权神授”也没有保证汉家天下万古长青；韩愈的道统，没有拯救国色天香的杨玉环，血染马嵬坡，而程朱理学，就更惨了，把个大宋，搞得小而又小，敌不过西夏和辽金的羞辱和蚕食，就龟缩到江浙一带，在区区弹丸之地（此处略微夸张），玩起了山水画。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我看实在是对北宋王朝的无情的鞭笞与莫大的讽刺：国土沦丧到那种地步，人们却能那样恬静闲适，陶陶然，昏昏然，真的是万事吉象么？

光靠文人的呐喊看来是不能保家卫国的，于是，岳飞，岳大人，怒发冲冠一声吼：“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河山，朝天阙”，只可惜，他壮志未酬，先自风波亭里作了屈死鬼。屈则屈矣，但浩气千年，激发了我多少热血男儿，报效祖国，然而在所谓最改革开放的今天，“三十功名”真的变成了“尘与土”：岳飞不是民族英雄，他打的是内战。对这些文人的信口雌黄，岳飞或许宽宏大量，不一般计较，要是换了关云长，那就不妙了：尔等肖小，还我头来！

明朝的李贽，把以上一切，看在眼里，并以个人的力量，向儒教，向道统，向德礼刑政，大声说不；对夫权思想，男女不平等大加挞伐，以图把理学的违反人性，揭露于市井，让妇孺皆知；同时对佛、道的欺骗和麻醉，也丝毫不留情面，向“三教合一”的整个传统文化和道德体系，发起了一次全面的进攻，开启了一次人文思想的启蒙。这显然违法了董仲舒的“神权”和朱夫子的“天理”。结果，这位做了二十年小官的启蒙思想家，虽然骂赤眉黄巢为盗贼，斥黄巾张鲁为妖孽，赞宋公明“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专图报国”是“忠义之烈”，却还是没有受到统治者的宽恕，被赐服毒，自杀于狱中。古希腊圣哲苏格拉底与其有同样的叛逆又护道的品性和作为，死的也一样，在狱中被赐服毒自杀。苏格拉底，中外略受教育者，无人不晓，而李贽的名字，却只具有纯学术意义，两人身后的遭遇，可谓天壤之别。这昭示了东西两种文化，两种民族心态的迥然异趣。这样，1840年后的中国所经历的屈辱就是在劫难逃了。

李贽当然是呐喊者，他的呐喊实为远古传来的旷世之声，只因为与孔子是反向的，得不到统治者的认可，与被孟子放大，董仲舒神化，韩愈道统化，程朱道学化的孔子的呐喊声相比，显得那样微弱，那样缥缈，不明不白化作静默，仿佛就没有发生过。与此同时，遥远的西方，也有个桀骜不驯的马基雅弗利，与李贽发出类似之声，却成了现代政治学的鼻祖。李贽是不幸的，他遇到了理学，理学是不可战胜的，因为它是统治者的工具，不管它原初如何发端，又如何充满了唯心哲学的思辨色彩，一旦成为御用的工具之后，这个所存之“天理”，与董仲舒的“神权”，就合二为一了，而所要灭的“人欲”则主要是普通民众的对自我权利的猛然发现和正义伸张，实非现在大家一般理解的色欲食欲等五官之原欲。孔子言“食色者，性也”，还身体力行，悠然见“南子”。南子者，孔子之“小蜜”也。故而，儒家是不提倡戒食、色之欲的，不然，中国的食文化、色文化，决不会自古就如此发达，让好色好吃的西方人也望尘莫及。换个说法，“天理”就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自然要存，“人欲”就是对此的反抗，就是对二者平等的诉求，自然要灭。所以，宋公明，想要替天行道，招了安，也不行。替天行道？那家的天？君可不君，臣则不能不臣，杀无赦，毒死方休！

更让人扼腕的是，李贽的呐喊，甚至不如金銮殿上乾隆爷脚下庸臣们的“喳”来的响当当，当然更不如乾隆盛世之后不久，南中国海上英国人的枪炮来的响亮。被我们今天津津乐道的所谓乾隆盛世，直到今天我也没有闹明白怎么就是盛世，把老爸拼却老命攒下的基业，花天酒地，恣意挥霍，把子孙的“鱼池”也连带着竭了，难道还造不出个盛世来？盛世把远在欧洲，靠了马基雅弗利等人提供的思想，完成了文艺复兴，建立起人本思想的英国绅士们，撩的想入非非，以为“盛世”下的天朝帝国的百姓，个个富的流油，一定消费得起他们的工业产品，白花花的银子，会越过英吉利海峡，流到白金汉宫的储藏室里。不料，盛世下的国民居然连机织棉布都消费不起，更不说别的。倒是“盛世”里的百姓，靠血汗织出的丝绸和栽种的茶叶，让“彬彬有礼”的英国绅士们心理痒痒，白花花的银子，反从白金汉宫的仓库里，穿过英吉利海峡，流到了中国老百姓手里。高举自由贸易旗号的绅士们，终于撕下了自由的面纱，露出流氓的本色，去纵容一帮恶棍，把从印度次大陆种植的鸦片，明目张胆买到了中国，以图改变贸易状况，变赤字为盈余(在我们今天的官方表述中，叫做“鸦片走私”，可能是为了礼仪之邦的面子吧)（今天的美国人，要我人民币升值，不然就制裁，实在正是重复英国人当年干过的勾当）。

林则徐们看不过去了，发出了一声呐喊。呐喊声中，虎门燃起了万丈浓烟，但也传来了英国人的枪炮声。明李贽的声音，不及这枪炮身响亮，可以理解。可是，清盛世下朝廷大员的“喳”声和大人们的“呐喊声”，汇合在一起，也没有这枪炮声响亮，就有点不可思议了。盛世，一定是强大的，林则徐禁烟有功，却被发配新疆，空发个“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感慨。这盛世，还是盛世吗？

刘墉，其为人做官如同其身，是站不直的，就是书法也是笔锋内敛，把心都藏起来的一个人，决非什么明相；今天却被人用来装点盛世。纪晓岚，学问是大，却是一个十足的中庸之士，并无什么铁齿铜牙，为百姓鼓与呼，也被用来装点盛世。蒲松龄缺少官位，不缺乏真诚，，为躲文字狱，写《聊斋》，托鬼狐说人事，发呐喊之声，深得百姓喜爱。纪晓岚，有的是官位，缺乏的却是对百姓的真诚关怀和爱戴，所以他的《阅微草堂笔记》，虽也说狐论鬼，文彩高过《聊斋》，情貌也切切，却走不进民间。老百姓何其明察秋毫！盛世的烟花和炮竹，看过、笑过、欢呼过，就灰飞烟灭了，可是英国人的枪炮声，却今犹在耳。

中国向何处去？1840年后这一声呐喊，不再是某一个人喊出的，它是几万万同胞悲愤中的咆哮和怒吼，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爱国苛责，是岳飞，“踏破贺兰山缺，重拾旧河山”的历史回声！自那以后，许多仁人志士尝试给表面盛世，实则病入膏肓的中国，开出一剂剂药方。顽固派抱残守缺，死抓住“道统”不放，终被清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洋务派不在社会制度上下功夫，独好“坚船利炮”，走捷径，结果，在世纪末成就小日本成为海上大帝国，呜呼哀哉！太平天国将士英勇浴血，可歌可泣，但终因其狭隘落得令壮士割腕；维新派志大才疏，虽其功被当今低估，但他们不过还是维护封建统治的士大夫，不是死地求生的民众的代言人，故而其改良不得要领，失败是必然的。倒是哪个谭嗣同，以热血和头颅，代替呐喊，求对国人真的唤醒，在我看来是为真英雄。接下来是孙中山，孙大炮的精英革命派，他们想垄断革命权，满族的皇帝确给暂时赶下台了，但继任者之无耻作为却也不在皇帝老儿之下，“秋瑾”们枉付了生命，“华老栓”们断送了儿子，“阿Q”们则白当了革命党人，带着对吴妈一类女人的无限的“爱恋”，糊里糊涂做了看客们的戏料。

这样，历史，不管三七二十一，把重担卸在了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共产党人肩上。他们遇到了两个斯芬克斯怪兽：一是祖传的膏丹丸散：儒家道统；一是列强的铁蹄：帝国主义。铁蹄误我国家，具有直观性，大家比较好理解，而儒教愚民误国，孔子那一声呐喊之功过，却直到今天依然是“公与婆”之争，不可谓不悲！

按现在学术的说法，儒家学说，有三期：孔孟为第一期，即原儒；程朱为第二期，即新儒；冯友兰，梁漱溟，熊十力，牟宗三等为第三期，即现代新儒（自我标榜20世纪中国哲学，头50年有冯友兰，后50年有他自己的李泽厚先生认为，董仲舒也是一期，儒学该有四期，但和者寡）。儒学在一个封闭的农业社会里，依靠三纲五常的“道统”，不但可以满足士大夫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虚伪的心理需求，也可在庶民之间到广泛的认同，对于维护一个“大一统”的超稳定的古代中国社会，的确功不可没。但是，也正是这个儒家思想借王权强制推行建立起来的大一统下，统治者和国民，都不屑于外面的世界，独钟情于各种虚造的盛世。什么“唐朝盛世”呀，“康乾盛世”呀，“同治中兴”呀什么的。那样的盛世和中兴，在古代社会里并不需要多大的力量，就可以达到的，它们是农业文明下，天赋地与，实非人力所谋，拿根头发丝，就当是孙悟空的金箍棒，实在一个假大空、浮夸、皇帝的新衣。皇帝的新衣，小儿能看出，“大人”们是断然“看不出”的。毕竟儒家文化制造的繁荣，既“存天理，灭人欲”，也“灭天理，存人欲”，中庸有度。所以，没有那个士大夫、官僚，会否认儒家的功劳的。而一般食、色者，哪明就里，为儒家“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欢呼还唯恐不及。此正好说明，儒家之害，就是孔子那声呐喊之过，不容易让人理解。

东西方世界，就像两个在旷野中寻求食物和财宝的巨人，在出发的时候，谁也不知道自己的方向和方位，但物质世界的自然法则，决定了这两个巨人会有一天相遇。东方的这个巨人，满足在其每时每刻的所获之中，对于未来的危险，不做准备，因为他相信，人性善，“仁”在，人就在，国家就在，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是子虚乌有的。西方的那个巨人呢，则对未知的未来，总是充满了恐惧，于是，不敢陶醉在眼前的温柔里，在路途中，总是随时变革自己的思想，行为方式，为可能的冲突做着实在的准备，并建立起了一整套的攻击和防卫器械（科学和技术）。在约公元19世纪中叶的时候，这两个巨人不期而遇，面对面动起了干戈。接下来发生的，就是1840年至1949年这109年里中国的屈辱。

这就是说，在1840年以前的历史中，东西方在各自做着准备，是对抗的准备期。在东方为这个准备提供理论的是三家：儒、佛、道，但“三教合一”于儒，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可视为一家。在西方，为这个准备提供指导的，概而言之，也是“三家”，一是以希腊哲学的求是精神为基础发展起来的科学，它武装起西方的身体，为西方提供强力；二是以罗马法典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明显带有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相互让步妥协而结成的法律体系，它武装起西方的头脑，为社会提供了秩序；三是以基督教为代表而培养起来的宗教精神，它武装起西方的灵魂，提供了西方集体主义。有此对比，我们就知道，以儒家为主导的传统文化，到底是怎样误我国家的。

有人会说，中国不是也有独立的佛教吗？是有佛教，但它不独立，它还要人“出世”，不必结成集体，而且，佛教于朝政是辅助的统治工具，在野民则是谋求不劳而获的手段，多数信佛的人，并没有虔诚，你只要对那些烧香叩头的善男信女，说一句，谁要把那泥菩萨的脑袋砍下来，我给他10000块，我敢肯定，如果没有管理者制止，那一定有许多人去砍泥菩萨脑袋的，这就是所谓一般信佛者实无虔诚之心。佛教在中国，虽有庙宇，却不构成真正的宗教。道家是明出实入，在舞台上是那个牵木偶线的。“三教合一”就是道家牵线，儒家表演，佛家拉了众生当观众，服服帖帖，什么戏都给喝彩，就如同现今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那些假的掌声。这样说，大家也就知道了为什么佛家为统治者所喜欢了。

但愿有了上面的表述，大家对儒家的危害有了一点认识。其愚民，并不是总是来得“防民之口甚于防川”那么直接，许多时候，儒家是温情脉脉的；其误国，则也不总像英国人的枪炮那么蛮横无理，有时是“纹火炖蛤蟆”，让蛤蟆们喜滋滋的、温吞吞的、不知不觉的死去，死了还感激涕零，并成为一道食用者笑骂的佳肴。

1949年前共产党人奋斗的历史，就是与两只怪兽奋斗的历史，其过程在本文的《现实篇》（21日贴出）有简述，此处从略。要记住的核心一点是，“工人是共产党的恩人，农民是共产党的救星。工人告诉共产党，革命不是精英的专利，农民则把共产党送进了北京的中南海”。共产党轻松的暂时战胜了那个明着的、为大家所容易理解的洋的斯芬克斯怪兽，即蹂躏我中华的列强；而共产党至今也没有完全战胜那个本土的斯芬克斯怪兽，即儒家文化。为了最终的、永久的战胜这两头怪兽。毛泽东进行过最伟大的尝试，但是不幸的是，他去世之后，事业被中断，两头怪兽，又悄悄的朝我们袭来。

毛泽东在早年研读西方进化论哲学的时候，发出“河出潼关，因有太华相抵，而水力亦增其奔猛，风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亦增其怒吼”的感慨，并确立了“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斗争哲学；与此同时，他还认识到，中国必须求“大本大源”之改变，就是“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有此深刻的哲学认识为基础，毛泽东在改造社会的实践中，是决不会和西方搞无原则妥协的。英国人的“紫石英号”，美国人的朝鲜战争，苏联人的珍宝岛试刀，印度人的边界挑衅，越南人的西沙群岛发难，无一不被毛泽东打了回去。国家就是这样走到真正的独立和自由的，国家的独立和自由，是个体独立和自由的前提，没有毛泽东给我们的独立和自由，绝不可能有今天的和平与“盛世”。

毛泽东用西方人的科学技术，回敬了西方人，并且还要赶超西方，就科学技术而言，他几乎做到了这一点。毛泽东一代无疑是真正重视科学技术的。它把教育和科学，从一小撮贵族的专利，变成全体人民的共有财产，办工人大学，农民大学，废除高考，这不是不重视教育，不重视科学技术，而是因为他对教育的理解，对科学技术的获取方式，有与众不同的认识。今天，说他不重视教育，只能说明我们自己一是犯了概念性的认识错误，二是对教育本身、对科学技术的认识太肤浅。

纵观以往，但凡“盛世”，就会有少数人天天新婚、夜夜新郎，明月清风，把酒酹涛涛；同时却也“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大部分人连英国人机织的棉布也买不起。这样，一遇国难，夜夜新郎者，就表现出强烈的“以自己的生命为本”的“人本思想”，或招安，或当汉奸。而买不起棉布的则可能大看其热闹，所谓“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就是这种情形的写照。君不见，蒋介石，先后拉了几百万壮丁，还是王朝不保。这便是“盛世”的危害。盛世只存在于古代天赋地与的农业文明下，在当今一体化工业文明世界里，只有在激烈对抗中战胜的强国和被打败的弱国，哪来什么盛世？！

真正考验毛泽东的就是这个盛世情结，也就是儒家文化这只本土的怪兽。所以他在和柳亚子的诗词时，号召“金猴奋起千钧棒”，向儒家造反。这个造反，最主要的，就是要灭“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个“天理”，存“让普通劳动者、工人和农民与士大夫们有同等的生存、教育、自我发展和完善的权利”这个“人欲”。第三期儒学并没有像前两期那样，左右社会主导意识，更没有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而只具有纯粹学术的意义，本身就宣告了儒家对现代文化的不适应，这也是梁漱溟这位第三期儒家创始人物，与毛泽东会那样激烈争吵的原因。毛泽东要建立的是现代中国文化，它的硬性的要求是要适应现代西方的挑战，而不是只要能造出一个自家院落里的“盛世”就行。

在毛泽东时代，被批判的最为体无完肤的不是什么“资本主义的尾巴”，而是这个“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通过这个批判，人权、自由、平等的现代思想，在普通老百姓中播种、发芽、生根。这遇到了士大夫（“右派”）们强烈的反抗，结果毛泽东只好强行让“右派”们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也就是所谓“蹲牛棚”（这帮“右派”文人无限可耻，造这么个词出来，不知欺骗了多少今天的青少年）。所以我说，毛泽东时代具有最有效的人文思想启蒙，最好的人本主义。

在对工人农民进行以上的思想启蒙时，毛泽东再次表现出了不仅是理论家，更是实践家的伟大风范。要让人民懂得“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个道理，要让人民在几千年的奴役之下，被阉割了尊严和自信的时候，重建尊严和自信，就必须让他们自己组织起来，“战天斗地”（毛泽东时代用语），斗出成果来。这是一道最主要的心理疗法，他治疗的是这个民族软骨病、奴隶性、松散性、和自私自利性。这是一场真正空前的革命。

作为具体步骤，毛泽东在农村带领农民走合作化，人民公社的集体主义道路。在城市则进行工商改造，建立集体企业，国营企业，同时还保留经济边缘地带的个体经济，以及高端地带的国家资本主义（当时为个体、集体、全民、国家资本主义四种主要的经济形式并存）。通过这样的组织之后，一种全新的文化，就是组织起来的集体主义的文化得以创立，它不是宗教的结合，但像宗教一样具有号召力，足以与西方的基督教的集体主义文化，分庭抗礼。所以，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虽然还没有克服前朝留下的穷，但因为被组织起来了，表现出了让世界震惊的力量。

前文说到，西方有“三家”：科学、法制、和基督教集体主义。上文已经说到，毛泽东以“夷人”之科学（两弹一星为标志），还治了“夷人”，又以国家有效的全民组织，与西方的基督教集体主义分庭抗礼。法制呢？毛泽东把他交给了人民。西方有一个成文法的系统和国民几千年来逐渐演进形成的自觉法守的意识，这在中国不是一蹴可就的。在毛泽东的时代，最重要的法则就是一条：保证人民的正当权利，限制官僚的不正当权利。为此，毛泽东顺应了民意，把“四大”写进了宪法，取得了为许多冗长的法律条文所不能取得的实际效果，至少一个廉洁的政府是这个“四大”的结果。老百姓说，“毛泽东时代，无法有法有理便是法”，此之谓也。

这样，我们就看到，毛泽东是把李贽的呐喊，变成改造中国社会之实践的人。毛泽东在年轻的时候，立下了改造“大本大源”的志向，后来救亡压倒启蒙，驱赶走洋怪兽变成了现实的第一需要，毛泽东就摸索着带领共产党人先完成了这个事业。建国后的毛泽东，“聊发少年狂”，把青年时代的理想，化作了更大规模的社会实践。这时他成为国家的领袖，他有这个力量和现实可能，去实现“大本大源”的改造，即消灭其愚民误国的本来的面目不为一般人所识别的本土的怪兽：儒家道统。

毛泽东的中国，脱胎换骨了，达到了“经得起现代西方的任何挑战”这个硬性的标准。有了毛泽东的中国，人民不再愚昧。毛泽东完成了对儒家思想的消解之后，中国自宋以来千年的黑暗，终于结束了。

右而左
2006-3-23

沉默，还是呐喊-现时篇

右而左

在写《远逝的钟声和逼近的贫困》一文时，我没有想到在约两个月后，一阵“新农村建设”的狂风，席卷初春的北京，然后向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徐徐吹开。随之而扬起的，不是黄沙，不是尘埃，却是8亿艰难生存的农民兄弟姐妹们心中热切的期盼。“洞中三日，世上千年”，果不其然（写完《钟声》文和其辅文《答读者》后，我就卷铺盖回老家搀扶老母走其最后的人生路去了，三月回到北京）。

为时代呐喊，为历史的烽烟鼓噪是读书人不大不小的“爱好”（请原谅我没有用“使命”这样的字眼）。但是，像李大钊、瞿秋白、鲁迅那样的呐喊者并不多。所以，许多时候，读书人的沉默倒显得弥足珍贵。1978年后，许多人呐喊了，我也是其中之一。但是，当我怀念的那种钟声，在包括我自己的呐喊声中，成为绝响，一个在呐喊声中期待着的更加“公正、公平、博爱”的社会并没有在呐喊声中，拥抱13亿人民，却只是给一小撮人投怀送抱的时候，我开始怀疑读书人的呐喊不总是必要：在一些特定时期，在沉默中坚守，在坚守中等待，或许是真正负责任的。

随着呐喊声汇成时代的大合唱，北京城里，林荫的长安街不再林荫，一天天的变得宽广起来，却也一天天的在炎热中散发出冰凉，在寒冷中聚集着炎热；同时，在广阔大地，鲜花盛开的绿水青山，却阴森森生出凋敝、贫困、孤独和无助。甚至，走到美好山河的每一块土地，都能切实听到，而不只是从罗大佑豪迈而悲伤的歌唱里听到“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那个满脸黄泥，坐在教室外的地上，把渴望的、求知的目光，凄凉的投向教室里的女孩，曾让我顿首而泣。于是，曾经的呐喊，转而为沉默，再转而为忏悔。忏悔，对着我热爱的却可能不为其理解的祖国，更对着那些近20多年来被漠视的生命，还有那位女孩求知的目光。

2004年以来，农村有了一些好转，但那些凋敝、贫困、孤独和无助，是这20多年来渐渐积累的，决非一个免农业税就能改变过来。这次回家，《钟声》文里，那位我与之交谈并称其为“哥”的老乡，已经故去（离上次见他不到一年），而为我母亲出殡抬棺的“八抬”（抬灵柩的八人），竟然凑不足八个青壮年，而不得不请了一位70高龄的老者（村里仅存的硕果）加入其中。从北京刮开的“新农村建设”的风，我期望它是柔和的、持久的、有理有节有章法有尺度的，能沁入农民心肺并结下“善果”。小岗村的自发分田分地，我一直以为是列宁所说的千百万自发的小生产者习惯势力的一种。今天它的改良主义的复归“合作化”（把土地有偿集中转让给别人养鸡鸭鱼什么的），虽然是理性的自觉，却依然在迎合某种投机力量，选择的并非是解决农村根本问题的沧桑正道。我不希望看到，新农村建设是这个新的小岗村模式。

孙中山的革命，排斥广大工农，只取得了赶走一个弱势皇帝的成功，并没有真正给出中国的出路。共产党人，带领着一批真正为国家脊梁的知识分子，走工农相结合的路，把列强赶走了，也把皇帝真正的赶走了，把“王土”交还给了它们真正的主人。孙中山的失败，宣告了精英路线的破产，是历史，也是现实。

毛泽东一代共产党人知道：把中国组织起来，必先组织中国的农民。虽然在建国后的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一度刻薄了农民，但他们爱惜农民和组织农民的真诚，是不容怀疑的。合作化，人民公社等做法虽然值得纯学术的研究，但决不失其操作上的合理性、有效性。废除人民公社的本意，是让农民过上小康的日子，但事与愿违，不进行有效的组织，不彻底产出“小农”而结成“大农”，农民的小康，真是“路漫漫其修远兮”。今天的领导人不是幡然醒悟“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是真正的小康”吗?

在精英们眼里，农民只有小农意识，没有现代思想。但实际上，把已经组织起来的、一些地区已然开始了机械化的现代农村经济，重新分割为小农经济，才是真正典型的小农意识，它与精英们的狭隘、自以为是、自我优越感结合起来，才真正把农民打到了“九天之下”。我所知道的农民不保守，也不固步自封。这不仅表现在共产党人革命最艰苦的时候，他们选择了共产党，追随了共产党，也表现在共产党人取得政权后，他们依然坚决跟着她走：朝鲜战争中，埋在异国他乡的尸骨，多少是农民的子弟？在历次的运动和变革中，农民没有成为思想的包袱，更没有成为行动的障碍，总是响应号召，克己奉国；在国家现代工业基础几乎为零的时候，巨大的工农“剪刀差”，保障了城市人民的生活和国家现代工业基础的奠定；甚至，两弹一星里，也间接凝聚着农民的血汗。以至于在“乡村建设”中，破灭了理想，却依然对农民怀有同情心的梁漱溟，不顾历史条件大声疾呼“农民在九天之下”。

农民的不保守还表现在总是乐于学习，乐于接受新生事物。我记得，当时农村开办夜校、识字班，我们村里拄了拐杖的大爷，裹了小脚的老太太，奶着孩子的妈妈，都要到夜校去，就着“洋油灯”学习。他们朴素地意识到，自己的贫穷是教育被有钱人垄断的结果，他们要识字，要开发他们自己和后代们的才智。农民知恩报恩，才那么感谢毛泽东，是毛泽东让他们获得教育，让他们消费得起精英们的专用产品。那个年代，任何农业新技术，在农村推广，从来不会遇到阻力，只要农技站推荐，没有农民不接纳的，就是“划行插秧”（把待插秧的农田的水放干，用一种木制或竹制的“行三距五”寸，或“行四距六”寸的划行器，在泥面上划出线来进行合理密植）这样并不科学的技术都被一丝不苟接纳，我就是当时的尝试者之一。而改革开放以来，一个令人心酸的证明农民不固步自封的事实是：农民总是被那些假种子，假农药，假化肥，假嫁接技术以及其他种种的假产品假商机所坑蒙。所以被坑蒙，就是因为他们不保守，愿意尝试新，在新中求变，并善良的相信那些坑蒙者，就如同相信当年的农技站的技术员，是真心为农民的。殊不知，秦时明月汉时关，换了日月。

农民说：毛主席，大救星，共产党，是恩人。其实，这话也可以反过来说：对于共产党人，工人是大恩人，农民是大救星。当初的共产党人，追随国民党搞精英治国，让精英独占革命权，结果，把革命搞成了四川人的“变脸”，闹剧是一出接一出，以至“四一二”惨剧发生，“大革命”彻底失败。随后，共产党先在工人中发展武装，搞城市暴动，失败后，又把目光投向农民，走工农武装割据的路，奠基了后来的胜利。是工人让共产党人知道了，革命不是精英的专利；是农民把共产党送进了北京中南海。毛泽东一代共产党人，不忘承诺，带领工人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工人农民理解他们的艰难，所以即使有许多的波折，他们依然相信共产党。甚至，当“小岗村”模式，在他们不理解，也不愿接受的时候，凭着对毛泽东一代共产党人的信任，还是接纳了“小岗村”模式。

今天，我们说，国家工业发展好了，城市基础牢固了，有钱支援农业了。果然如此吗？钱当然是比以前多了，但为什么还要引进外资加入我们的金融业呢？在“以市场换技术”，被无情的事实证明为精英们的意淫的今天，难道还要我们相信金融业能“以股权换来技术”？城市的繁荣相当大程度就是建立在牺牲农民的利益之基础上的，何谈支援农民农村？取之于农民，还之于农民罢了。占据道德高点者先自品低。此外，精英们提供的理论，把农民几乎“逼上梁山”，但今天提出新农村建设的，似乎并不是主流精英，倒可能是那些有良知的非主流知识分子通过一切手段和渠道下情上达以及整个社会下层民众不断鼓与呼的结果。精英们难道不该向“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忏悔吗（我知道他们是不会向弱势生命忏悔的，他们只会说，“谁让你生在中国”，“谁让你穷”，“教育是一种高消费产品，你穷你就别消费”这类话）。

到底是谁贡献了今天国家的经济繁荣？是精英分子吗？不是，他们在提供各种不能自圆其说的指导的同时，也提供成堆的社会问题，包括农民问题；是官僚买办吗？不是，他们是财富的榨取者，他们在榨取的同时，为自己创造了的“娼盛”；是洋老爷吗？不是，他们是一帮民主自由旗号下的掠夺者，伪善家，只要看看朱镕基访美时对于耐克运动鞋所发的感慨，就不难理解这一点。贡献了今天繁荣的主要力量是普通劳动者，尤其是工人农民：他们是财富的直接创造者，一切财富的增值都以他们的创造为基础和前提的，他们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在毛泽东一代共产党人的领导下，把国家的经济金融做成了一块超大和超高密度的压缩饼干，直到今天还在供少数人肢解分割抠挖；在随后的改革开放中，他们忍受着超低和超贬值的工资，几乎无私出让了全部创造的财富，让占总人口不足10%的人，住着百万，千万的洋房，开着奔驰宝马劳斯莱斯宾利法拉利，风驰电掣在城市宽阔的大马路和如林的高楼群之间，天天新婚，夜夜新郎。

做个草率的对比。一个普通美国工人的基本工资在2000美元左右，还享受着国家的各种福利保险；一个普通中国工人、农民工，收入平均约只有500-1000元人民币，还要自己承担住房医疗养老子女教育，相比美国人的工资，这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假设中国现在普通城市产业工人为3亿，农民工1亿，那么4亿x2000美元x12月x26年x8=19,968,000亿人民币（人民币汇率90年代前低于8）。要是让中国的农民，也与西方的农民付出与回报看齐，那么这个数字至少还要翻一倍。进入中国任何一个中等规模以上的城市，就外观而言，绝对比大部分发达国家的同级别城市气派。精英们，在这样的气派下，生活基本国际接轨了，我们有理由要求中国的老百姓的生活同步国际接轨！这就意味着，以上数字至少两倍的钱，是该支付给工人和农民工的，却没有支付，被无偿占有。它们够不够支付今天的洋房香车美女及其他一切表面的繁荣呢？这不是精确取样分析，只是定性地粗略说明问题。

有人会说，中国的物价便宜，不能这样对比。我在东西方两个市场具有多方位的实际消费经历。真实情况是，今天的中国，青菜萝卜之类比西方的确便宜，而几乎一切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乃至生活日用品，按可比价格/质量比计算，其实都不便宜。即使按绝对货币价格计算，电视机，电冰箱这些普通家庭耐用品，西方仅只略高，而电子数码产品，电信产品，这些已成为老百姓生活必需品的东西，西方还略便宜；飞机票中国比西方贵了许多（飞机票是几乎每一个西方老百姓的经常性消费，中国的工人、农民工消费的起吗？），而汽车，房子，医疗，教育，综合起来，若按质论价，也都基本接近西方水平。最简单的，可以拿一双普通耐克鞋作对比，中国约在600-1200不等，也就是75美元到150美元，世界各地同档次的耐克鞋，基本就在这个价位。而这一双鞋，相当一个中国工人一个月全部的工资，而只占到美国普通工人收入的10%。易而言之，中国普通工人农民们，本应该得到每月13-26双耐克鞋的报酬，却只得到了其中的一双，把其余的都“无偿奉献”给了今天的繁荣。

时代的风已经刮起。尽管我知道这风不会送来那远去而让我无限怀念的钟声，但是我为农民们祝福，希望他们决不只是，某一天被那些好大喜功，善搞形象工程的地方领导，赶到用国家投资盖起的，整齐划一的鸽子笼里，就算建成了新农村。农民一定程度上是具有小生产者的狭隘，但农民绝对不保守，更不固步自封。他们尤其需要理性的高瞻远瞩的指导，斯人已往，而今何人问天娇？

厉以宁先生在电视台说：新农村建设，一定要产权明晰，管理民主，监督到位。说句难听的话，这是一剂狗皮膏药。农村的土地都分给个人了，即使一家人，崽是崽的，爷是爷的，崽卖爷田，崽种爷田，都不行，产权还要怎么明晰？农民自己管自己的土地，不需要别人指手画脚，要什么管理民主？自家的东西自家买卖自家用，哪里需要监督到位？整个牛头不对马嘴。

农民被亏欠、被辜负的太多了。但愿这次从北京刮开的春风，不会化作秋雨，更不会凝成冬雪。

右而左2006-3-20

沉默，还是呐喊？-未来篇

右而左

序言

未来中国的事简而言之是三件：一是统一台湾主权；二是应对全球范围必然出现的民族主义的复活；三是防止儒家愚民误国道统的借尸还魂。

一、关于统一台湾主权

台湾的问题绝不是2300万人和区区一个小岛的事，它事关中国13亿人的生存。台湾问题的严重性在于，2008年前它是一个内部主权统一问题，2008年后，它将演变为一个外部主权争斗的问题。如果台湾2008宣布独立（不论什么形式），一定会得到美国的首先承认，然后就是摄于美国威力下的连锁反应，许多国家承认台湾的独立地位。2008年前，我们遇到的是不确定的美国干涉，而2008年之后，我们遇到的将是确定的美国为首的许多国家的干涉，甚至是面对整个联合国。这是近30年来，我们无远虑而酿成的近忧，是韬光养晦，养出来的恶果。

有精英人物还在陈词滥调说要韬光养晦100年。我不禁要问，若容许这样的一盘散沙继续存在，100年后，统一的中国还存在吗？会不会是北京政府、上海政府、广州政府、重庆政府、长春政府并立，还在各自的某个地方给洋人圈一块地，立个牌子写上“某某人与狗不得入内”？继续容忍一些人祸乱中国，毛泽东警告过的“中国的球籍问题”就会远不到100年，变成现实存在。

与许多盲目乐观者不同，我对台湾问题是悲观的。2001年萨马兰奇在莫斯科宣告，北京赢得了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权时，我屏住的呼吸，几乎要爆裂我的肠肚。我对同事们说了两句话，就冲出了会议室：中国赢了一个奥运会，丢了一个台湾；2008年比赛的哨声响起之时，就是台湾宣布独立之日。同事们说我行为古怪。自那以后，我许久不再关心台湾问题。2004年，台湾“公投”和“修宪”，舆论轰轰烈烈，大陆明确指出，任何企图借用2008年奥运会搞独立的图谋必将破产时，我的同事，与许多人一样，忽然明白了2008奥运会对中国，不光意味着荣耀和金牌总数的增多，还有其他的，便问我怎么看台湾问题，我苦笑和沉默以对。在金钱和美女为原料制造的烟花照亮的盛世下，沉思和理性，在一些人眼里，不是过街的老鼠，也是粪土，我回答何用？看看今天有多少人还能摆一张书桌，静下心来读几本严肃的书，就知道我没有瞎说。

（至今，我也是坚决反对2008奥运会的。在失学儿童如过河之鲫鱼的现实下，点缀繁荣，标示强大，大可不必如此劳民伤财。这里我顺便大胆预测一下，由于我们过渡透支了2008年以后子孙的财富，伴随欢乐的烟花而升起的，将是一个经济危机的幽灵，如果不从现在开始，就加以防范，这个幽灵就会显身，降临到中国的大地。但愿我的预测是诺查丹玛斯的“2000年世界末日”的预告）。

台美双簧，有板有眼，唱的如痴如醉。我们许多人就是看不到、认不清，或看到了、认清了装糊涂。看央视《国际论坛》和《海峡两岸》，我觉得国民正在被严重误导，那些不着边际的“专家学者”，迎合某些“时事风景”所作的评论，给人的印象是：一，在台湾只有一小撮极端分子是台独分子，各大在野党（包括国民党）和广大民众都是主张统一的；二，在大陆强大的统战压力下，台湾民众和在野党几乎结成了一个反台独同盟；三，美国力压陈水扁“废统”，严格遵守《上海公报》，积极维护中国领土完整；因而，台湾和平统一指日可待。此处，我不对这些误导多做评论（另文详论），只表示一点忧虑：如果公众被误导的太深，而未来实际发生的一旦与被误导而期待的完全相反，那么公众将不再相信政府，不会站在政府一边，这种政府信誉的损失将是比丢失一个台湾还严重的事。

台湾，无论统一于大陆，还是独立，都要经过一场战争。这是两岸都不得不面对的未来。

二、关于应对全球民族主义的复活

物质世界的自然规则决定，在未来世界，对于匮乏的物质资源的拼争，将在全球范围激活赤裸裸的民族主义。1840年前，英国人为了改变对华贸易逆差，不惜充当鸦片贩子。今天美国人如法炮制，用的不是鸦片，而是人民币汇率，潜伏在这些表面的贸易争端之下的，其实是民族主义，美国把它叫做自由贸易，或民主自由政治。

日本右翼政府，对二战犯下的罪行，矢志抵赖，拒不向中国人民道歉，小泉还要一而再、再而三的参拜“靖国神社”，新的日本内阁则对我采取更强硬的态度。“靖国神社”事件、春晓油田、钓鱼岛争议，都是日本民族主义复活的迹象。美英纠集一小撮国家绕过联合国对伊拉克单独动武，只有非愚即傻的人才会相信，那是为了向伊拉克、向阿拉伯世界输出民主自由。实质上，那是目标在石油和中东的战略地位，掩盖在民主自由假面具下的民族主义。

世界民族主义的复活对我的威慑，在早期阶段不一定表现为直接对我本土发动战争，也不一定就单独表现为美国对中国的围追堵截。但是，美国将是世界民族主义表面的干涉者，实质上的纵容者。美国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可以确保即使民族主义复活，也不容易对它构成直接的威胁，因此它会乐得有“一战”、“二战”那样发财的好机会。

许多国人对美国抱好感或幻想，大概是因为这么三件事：一，美国虽然参加了“八国联军”，但没有拿走一两银子，还帮助中国建了清华大学堂；二，美国帮助中国抗日；三，美国有世界上最好的民主制度。这些认识没有错，但是十分肤浅。没有拿走银子，不过是几个流氓合伙强奸又打劫少女，美国这个流氓把该分得的那一份留下了。这个少女没有必要就此感激美国这个流氓没有抢走自己的钱，而忘记其强奸的暴行！美国帮助中国抗战是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是因为他们想惩罚日本，却鞭长莫及，要借中国这个基地，便与中国结成反日同盟。之前美国把持的“国联”对于日本在中国的暴行可有多少蒋大人期待的哪怕道义的谴责？此外，日本悍然侵华，是得到了美国保证其战争机器的石油需要为前提的，为了发更大的战争财，美国就把日本狠唰了一把，把日本逼到了珍珠港，把整个亚洲甚至世界陪绑到美国自己的战争机器上。是美国帮助了中国抗日，还是中国帮助了美国发财，这难道还不清楚吗，我们不要美国补偿，至少也要认清事实，不必对美国感激涕零。美国一贯背信弃义，日本人被它害苦了，巴基斯坦在印巴战争中更是叫苦不迭，而蒋大人不也是常常背地里对美国人骂“娘希匹”吗？

至于美国的民主制度，要多说两句。美国的优点我们必须承认，民众与政府大多数时候达成的互相信任，的确与这个美国处理国内事务的民主制度分不开。但这不意味着，美国在国际事务中，也使用同样的民主制度。美国执行的是内外两个标准：对内民主，对外专制。对内越民主，对外越专制。是美国人，是该为美国喝彩，不是美国人，就该随时随地抗击美国人的专制和霸道。我们不是美国人，我们渴望自己的制度民主是应当的，但不能把这种渴望变成了对美国的爱，变成对它明显的对外民族的专制和霸道也一同喝彩，没准哪一天，落在伊拉克的炸弹，就落在了我们自己的头上。

民主到底是什么？它的实质，按照现代政治学的要求，表现为包括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圆桌会议”：谈判、协商、让步、妥协、签订兼顾各方利益的妥协条约，它可以是文字表达的、也可以是没有文字而进行的照顾各方利益的实际操作。美式选票民主只是民主的形式之一。在选票民主下，选民投出自己的票后，即对政府失去监督，民主就可以演变为政治独裁，伊拉克战争是最好的例子。由于这种独裁专制是对外民族的，一些人对其可能会演变会对内的独裁专制的危险认识不足。时下，确保了美国民主还没有演变为对内独裁专制的，不是选票，而是西方千年以上时间里，形成的民众的民主的自觉，美国的统治者也是民众的一员，也有这种自觉。对民主最有效的监督不是选票，而是民众的民主自觉和政治家的操守。中国近代史上，选票民主也搞过，袁世凯和曹锟的闹剧，不是没有选票，而是他们没有政治操守和民众没有民主自觉。西方的民主是千百万人头颅堆出来的，这些人头迫使西方的政治家学会让步和妥协，并形成民主自觉，与被统治者达成协议，直到建立现代民主制度。以为美国的民主是华盛顿给出的，是对西方历史和文化完全无知的表现。

以“民主的精要是所有利益集团之间的让步和妥协”反观中国的历史，就知道，毛泽东以前的统治者不知道有和民众妥协和让步的必要，所以革命一直只在低位重复，没有衍生出现代民主政治。而毛泽东的作为则全面体现了现代民主政治的精义。他强制执政集团（国家机器各个部门的人，包括知识分子），向工人、农民和其他普通劳动者做出了远古中国以来没有哪个政权能做的让步：教育让出了，医疗让出了，住房让出了，男女平等让出了，官民平等让出了，还有其他等等，从而，把社会的主体公平和公正建立起来了。这些实质上就是现代民主的基本诉求。

既然这样，毛泽东为什么被批评为“独裁专制”？这是因为，毛泽东作为执政集团中的最高权力者，背叛了执政集团少数人的利益，做了老百姓的代言人，无法得到执政集团里这少数人的原谅。他去世后，这少数人，控制着舆论，压制老百姓的声音，四处诋毁毛泽东，违背事实制造了一个毛泽东独裁专制的“主流民意”。毛泽东有没有“独裁专制”？有，他是对执政集团内部不愿意向民众让步者的“独裁专制”，例如让一小撮官僚丢官、强制一些人“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就是表现。这个也正是今天一般人们所被动接受的那个“独裁专制”。显然，它是被夸大的独裁专制，是把对执政集团内部一小撮人的“独裁专制”，夸大为对全民的“独裁专制”。

美国政府对内民主，对外专制，赢得了美国的民心，毛泽东对民民主，对官专制，也赢得了不包括这些被专制者在内的广大民众的心。毛泽东行的是“大仁政”，必然要在一些地方实施专制。民意必须顺，但民性中的千百万小生产者的狭隘、自私自利和幼稚病（在知识分子中其表现最突出）是不能顺的，所以他把小农结成大农，把小集体结成大集体，真正为了大多数的利益，以规模、以组织、以团结、以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将社会组织起来，对外也就挺直了腰板，该韬光养晦就韬光养晦（建国初与斯大林苏联的合作），改出手时就出手（回击英国、美国、苏联、印度、越南的挑衅），他内对民的民主和外对强权的不妥协，与美国双重标准的民主，殊途同归，不仅赢得了中国民众的爱戴，也让西方重新审视毛泽东和他领导下的中国。

许多有话语权的知识分子自以为超越了小农意识，其实小农意识最强。他们的民主自由，是只要自己的民主自由，不许别人，就是民众有民主自由。看看今天，主流知识分子做了官僚的“妻”、富人的“小妾”，就知道，这些人名义上的民主自由，实质上却是叛卖老百姓的独裁专制。近30年改革的最大败笔，就是改出了一小撮人对广大民众的独裁专制。

为了应对民族主义世界范围的复活，我们必须对美国有清醒的认识，必须对美式民主的内外二重性有清晰的认识，必须对毛泽东的对大众民主，对少数人专制进行重新的认识，必须对今天新自由主义者在自由的名义下制造的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专制有清醒的认识。

三、关于儒家道统的借尸还魂

这个迹象是十分清晰的。一个时期以来，在维护传统文化的幌子下，几乎儒学的一切典籍都被翻了出来，占据着书店不小的书架、电台不小的波段、电视台不少的栏目，甚至还有各种少儿班课外教授儒家典籍。这是个危险的信号。孙中山说，政治是全民的事，深得现代政治的精髓。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缺陷就是民莫问国事，民不许问国事，愚民而至。毛泽东，在哲学上的最大贡献，就是一直以身作则，向愚民的儒家道统宣战，并一定程度上铲除了儒家文化，而将中国在落后的哲学与伦理下解放出来，迎头赶上了现代世界（这是毛泽东之后的中国，能够积极接纳西方文化，而有思想解放的主要文化根源）。

应对儒家文化的借尸还魂靠什么？在《1949年，时间开始了》里我说过，社会主义与其是作为一种政治制度被引入，不如说是作为一种道德价值被接纳。社会主义不是一个过去的存在，在更大的视觉中，恰恰是一个逼近的未来存在。防范儒家道统的复活，就要靠这个社会主义的道德价值体系。它要求党内，完善民主集中制的政治原则，党内党外广开言路，让老百姓积极参与政治事务；经济上则走向合作化、集体化的道路，但不一定是机械的重复计划经济；在伦理上倡导为人民服务，或者胡锦涛提出的“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道德观；在哲学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

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发展的“五形态说”，是对人类历史演进的轮廓的勾勒，不是对一切国家，一切民族发展道路的必然结论。他实际上预留了广阔的空间让后人完善理论和进行社会实践。列宁在农奴制的苏俄，尝试社会主义，毛泽东在半殖民半封建的中国尝试社会主义，都是根据各自国家的具体情况，对“五形态”进行了必要的删节，是对马克思的超越。毛泽东之后，急功近利主义和教条主义在改革的名义下，成为时尚，要求补资本主义的课，并促使知识界和朝野一定程度形成“共识”。课补到今天，中国知识界发生了分裂，朝野也产生了分歧，资本主义并未给中国带来需要的和谐。相反，各种矛盾凸现，不和谐显得十分突出。在反思间，我们猛然发现，毛泽东早在我们的必经之路上立下了一块碑：此路不通。

300年的幕府统治为日本提供了秩序，确保了明治维新在没有巨大社会震荡中完成，让日本一跃而成为现代强国；历经200多年才完成的文艺复兴，把人从经院哲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为欧洲和整个西方灌输了现代人本思想，西方轻装走上了工业革命的道路；美国做了200年的资本主义尝试，并借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浑水，才成为现代世界的暴发户。这些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建设工程，都是历经几百年才完成的，这些成功的路没有两条是一样的。我们为什么要苛责毛泽东的社会主义28年就完成，而放弃毛泽东独立自主的路，去重复别人的路？

东欧集团的土崩瓦解，使一些对社会主义有仇恨的人发出了“历史终结”的慨叹，说世界已经终结于美国人的民主自由制度了。然而，今天俄罗斯在重新审视斯大林和他的社会主义；南美一些小国也“逆历史潮流”喊出了社会主义；朝鲜、古巴坚持到了今天，没有灭国；中国则有大批的社会良心在反思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这一切表明，一个国家所走道路的选择，必然是在自己的自由意志下探素的结果，走别人走过的路，别人成功，自己可能失败，因为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两条路是完全一致的，you can not step into the river twice(你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美式资本主义到了另一个国家，完全可能酿出颓败。

结语

共和国到现在为止的历史简而言之，是两位伟人留下两份遗产的历史。第一份遗产，除了经济上尚未完全克服前朝留下来的贫困之外，其他关键重大问题，几乎都清理出了头绪。这份遗产，是一部装备牢靠、可以高速长途奔波的豪华奔驰。第二份遗产，正好相反，除了经济上达到了可以供少部分穷奢极欲的物质极大丰富之外，其他一切关键重大问题，都隐患重重。这份遗产是一辆摇摇晃晃的短途巴士，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抛锚，乘客没有什么安全感，司机也没有把握。

共和国行至今天，台湾问题考验的是政府能否赢得民心和面对武力挑衅的决心，而要应对未来世界民族主义的复活，要防止儒家愚民道统的借尸还魂，中国就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它不能是毛泽东社会主义的机械重复，而是更高层次的理性复归。这才是改革的本来含义。

全球社会主义已经经历了阶段性失败，下一个勇于尝试并取得成功的大国将是未来世界的霸主，这个国家会是中国吗？

右而左2006-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