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耘：孔夫子与毛泽东——儒家传统与中华政制关系之再检讨

　　编者按：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就一直面临着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艰巨任务。但是如何把古老帝国的思想传统转变成现代民族国家之建立所需要的文化认同，却一直是人们所面临的现实难题。这篇文章通过对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的解读，发现了毛泽东的建国思想中所蕴含的儒家传统因素，最终得出了一个总的结论，即“成熟的现代性的标志，就是现代性神话的终结或者说中国的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是有自己的古典根源的。”这对于我们思考当下的“中国道路”，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或许能提供一些启示。

　　本文系2004年10月21日于复旦大学少年中国学社的所做演讲之录音整理稿。收入《中道之国——政治·哲学论集》(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之前，此文从未发表。

　　各位同学，今天很高兴，能够收到少年中国学社的邀请，来跟大家交流一些看法。上学期王军军约我的时候我的理解就是做一个小型的座谈会，今天除了我们的一些同学，政治系的老师也过来，所以大家有机会从各个不同的方面做一些交流。首先我要说为什么接受王军军的这个要求，我承认我被你们这个名字吸引了，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少年中国学社成立的，这个名字气象蛮大，而且十多年来学校的其他社团没有给我这样一个气象很大的印象，因为它把中华民族志士仁人的传统和现代青年的使命接在一起了。而且这个社团的名字实际上已经点出了我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问题，这其实是很长时间来我一直关心的问题，我相信也是大家作为少年人、中国人一直关心的问题，就是中华文明和现代性的关系问题。

　　我理解，少年中国说的始作俑者，像梁启超这代人，提出这个口号，少年就代表现代，中国就代表旧的中华文明。也是标出了1840年以来中国人问题的两个方面。中华文明和现代性的关系问题是一个老问题了，之所以不断被提出来，是因为它很难解决，为什么很难解决?经过初步的思考，我发现其中包括了一个两难性的问题。

　　首先，现代性有很多方面，许多思想家给它归出不少特征，这些特征中我自己觉得最核心的是，现代主权国家的建立——其他方面的特征都可以以这样或者那样的方式追溯到这个特征。现代国家学说是脱胎于近代政治哲学、特别是主权理论的，它的思想资源应当追溯到马基雅维利及以后博丹、霍布斯以来的西方现代政治哲学，这个是现代性的层面，也就是说，现代性的含义里包含着对中华传统文明的以某种方式的否定和拒绝——有人直截了当地说，中华文明是开不出新的政治格局的，所谓老内圣开不出新外王，这个问题有很多争论，但是大体上我们会认为中华文明的旧的传统是开不出现代的国家的，所以这个国家要变成少年的一个国家。“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她这个命后面的传统完全要变成一个新统。提“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比较多的就是冯友兰先生，冯先生写过一个《新理学》，后面写过《新原道》，讲自己的学说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的地位，最后讲到自己的新统，其实也就是新实在论的东西。这么一个讲法总之都认为我们旧的中华文明至少是不能直接地产生现代性的。但这里有一个两难的问题，就是现代性国家的建设，国家不是一个原子式个人的偶然的聚集，而是一个有历史生命的共同体，所以成员之间结合成国家，得有一个活生生的文化传统做背景。这个传统，共同的生活方式，是国家赖以建立的基础，在某种意义上，民族认同是现代国家的基础。这样一来，因为中国现代国家的要求不是从中华文明固有的含义里面产生出来的，所以它就与中华文明之间就有一种紧张的关系，如果说中国要成立现代国家，但是在这个要求之下又拒绝中华文明的传统的话，那么现代国家恐怕很难建立起来，因为它把原有的可以作为民族认同基础的共同的传统都抽掉了。这个问题那些鼓吹和旧文化决裂的中国现代化代表人物实际上是看到的，所以他们在政治上建立中国现代性，即建立新中国所作的理论准备中，有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建立新文化，我们知道五四以来，新文化问题一直是和政治问题交织在一起的。上世纪，四十年代初毛泽东在延安写《新民主主义论》时候，演讲的题目原来不叫《新民主主义论》，而叫《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文化》，其中文化谈了很多，后来成书的时候才改名叫《新民主主义论》。

　　这个文明和国家的冲突关系，是理论和实践上一系列纠缠不清的问题的核心。如果我们用两个人的名字来分别指称中华文明和现代中国的话，我愿意用孔夫子代表传统文明，用毛主席代表现代中国。所以这个问题就是孔夫子和毛泽东是什么关系?这是象征性的说法。孔夫子的学说儒学在中华文明的传统里占有主流的地位，毛泽东的名字在现在比较忌讳，但是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founder，他对共和国的政体的理解和解释，决定着我们当下政治世界的基本处境。我觉得用这样两个名字把这个问题标出来还是有一定根据的。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从表面考察，发现是一种紧张的关系。这个问题涉及到：第一，中华文明究竟是什么？——它的文化和政体的实质何在？这个问题是非常宏大的，其实很难匆忙作出结论。第二，中国现代国家的实质究竟是什么？这点其实也就是，孔夫子和毛泽东的道究竟是什么？

　　我今天想从一个比较小的方面入手来梳理这个问题，这就是毛泽东对孔夫子的批评。毛泽东对孔夫子的材料是很熟的，比在座的绝大多数同学都要熟，比梁漱溟这样的儒家都熟。同时孔夫子是毛泽东的一个情结，他在现代中国建立自己新的国家和文化的时候，隐隐然把孔夫子当作最大的对手。有一些话，不同的讲话，我们可以发现，是有参照物的，实际上是对着孔子或者是儒家的传统来讲的。但正面的、直接的批孔是很晚的。如果不算晚清谭嗣同这拨人，近代中国最早的批孔是五四运动，毛泽东和五四运动保持着一定清醒的距离。虽然他也是在比较边远的城市(长沙)办了一个刊物和北京的新文化运动遥相呼应，但是他毕竟不是五四主将的一员。据史料说，1919年、1920年五四新文化运动闹得十分厉害的时候，毛泽东干了一件很奇怪的事，他到曲阜去了，在中国流浪，后来到上海，给人家打工。那个时候毛泽东就孔夫子究竟想过什么问题，我们不知道。早年毛泽东除了孔子本人的著作，儒家传统的其他东西，他是学的，而且是很喜欢的。他是船山学社的成员，王船山是明末的大儒，毛泽东还受过颜习斋、曾国藩等的影响，党史一般说这个是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前的庞杂的理论来源。当然这个理论来源对于毛泽东，不仅是学识上，还是观点、政治风格上，都有一些隐秘曲折的影响，这个需要做一些充分的思想史工作才能把毛泽东思想中儒学的背景梳理出来。这个工作是非常有意义的。

　　今天我们先讲他文革里面批孔，批林批孔运动，先是批林彪，后来是批孔子，这个运动的发起是因为毛泽东写了一首打油诗，批郭沫若的，“郭老从柳退，不如柳宗元，名为共产党，崇拜孔二先”——郭沫若以前写的十批判书里面对于孔夫子，还没有后来作为一个共产党理论家应有的那种批判态度。毛泽东批孔的理由，在诗里看，和柳宗元是一样的;后来又有一个传说中毛写的七律，据考证可能是江青写的：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待商量，祖龙虽死魂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理由是差不多的，两首诗精神实质一样，总之是从柳宗元的《封建论》——这是当时干部升级考试的必读教材，当时还要读《盐铁论》——找的证据。毛泽东对孔子的批评最重要的一点，是孔子的“道”、儒学是“封建”的，这个“封建”不是我们现在说的封建主义的意思，是西周礼乐文明的“封建”，是领主之间宗法关系的“封建”，实际上就是周礼。为什么批评孔子的理由就是赞美秦始皇的理由?因为秦始皇把封建制给结束了，搞了郡县制大一统的天下，消灭了贵族世袭领主的封建制，奠定了中国之为中国的基本规模。后来甚至毛自己在某些场合讲“我就是秦始皇加马克思”，有些知识分子不明事理，以为批毛主席是秦始皇就能把他吓倒，毛主席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坑400多个儒，我们坑四万多个儒——实际上毛泽东是喜欢说狠话，其实没坑过什么儒，章伯钧不还是有很高的生活待遇吗?“大部不抓，一个不杀”是基本的政策，手上没有这些血债，是吓唬吓唬他们，顶多让他们去去五七干校。党内有人批评他“以马列为衣，执秦王之法”，以为给毛贴上秦始皇的标签就能把毛泽东批倒了。

　　这就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儒家怎么看秦之前的封建制度和秦之后的大一统的制度?第二个问题，评法批儒，把中国思想史变成了儒法两条战线的斗争，那么法家传统究竟是个怎么回事?它和儒学是个什么关系?为什么提这个问题呢，因为我们发现，在文革中作为法家代表人物抬出来大加赞扬的人物，都是不折不扣的儒家。首先法家师承荀子，荀子，韩愈说：“孟氏醇乎醇者也，荀与扬，大醇而小疵”，比孟子差一点，但还是大儒，后来的王安石，魏源，龚自珍，文革里面都把他们当成法家的代表人物，但他们的的确确是儒家——而且不是我们说他们，而是他们自己的理解、自我标榜就是儒家。

　　接下来一个问题：毛泽东赞美秦始皇的理由究竟是什么？是不是像一些知识分子说，秦始皇焚书坑儒，毛泽东也焚书坑儒，所以跟秦始皇是一样的？还是有其他理由？说马克思加秦始皇，并不是说一个焚书坑儒的马克思就是毛泽东，而是还有一些其他理由。这个理由很可能是在政治制度上，毛泽东建立的政治制度，也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和秦汉以来的中国政治制度的关系究竟是怎么样的。

　　我们先来分别看一下这几个方面。首先儒学怎么看封建问题，怎么看秦汉的大一统的政体，他们到底是不是顽固地站在奴隶主贵族、封建的立场上，反对地主阶级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的政治，孔子是不是真正尊周的，是不是“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关于这个问题，儒家内部也有很大争论。现在比较时髦的公羊学，里面也有一个孔子的形象。公羊学涉及复杂的问题，但是里面表明出来的孔子的形象很新，公羊学里面大体有这么几个要点：首先它 “大一统”(“大”是动词，张大、尊崇的意思)、“张三世”(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在《礼记·礼运》篇里面提到两个时代(大同、小康)，据康有为说，礼运篇是对春秋公羊学的一个记，《礼记》有意地不提据乱世，公羊学还有讥世卿，对世袭贵族执政制度持批评的态度，还有民贵君轻这个理论。至少公羊学里面表现出来的孔子的形象，和毛泽东骂的孔子的形象是不沾边的，恰恰不是崇尚西周封建制度的形象。

　　接着来看儒家是怎么看秦汉政体的这个问题。我找了一些材料，近代鼓吹秦始皇的虽然让知识分子大为惊诧，但是毛泽东不是第一个站出来鼓吹的。前面有一些很有学问的大知识分子也是赞成秦始皇的。头一个是章炳麟太炎先生，章太炎也是喜欢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但是他的话有道理，他讲了一番话：“人主独贵者其政平”就是说为什么君主专制比贵族制好，因为他的政体平等。“不独贵则阶级起”，否则就有贵族的上下阶级起来了。章太炎对秦始皇的赞美比毛泽东还要厉害，毛泽东后面没有说什么理由，章太炎把秦代的政体和我们认为是中国大一统中央集权盛世的汉朝来比，说秦朝比汉朝好，如果秦始皇来统治，不可能有外戚，秦始皇的子弟都是庶人，执政的人都是功臣良吏，而且如果秦始皇来统治，还不可能有党人之争，——章太炎说党人之争虽然是知识分子很喜欢，但是很坏很坏的东西，用党派政治意见把政体全部搞乱了。

　　还有一个是钱穆宾四先生，他有个有名的小册子《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这本书从汉代开始讲，一开始说，秦汉以来，中国才开始有统一的中央政府，所以谈中国政治史就得从秦汉开始，以前谈不上有中国的政治史。为什么不谈秦，他说秦是汉的开始，汉是秦的完成、延续，所以谈汉就是了——这个跟刚才那个“百代犹行秦政法”这个精神是一样的，后来中国的王朝有更替，但是基本的政治架构就是秦朝奠定的。钱穆先生还做了一个考证，——这个考证让我们比较吃惊了——他说《大学》、《中庸》成书是在秦朝之后的，而且是齐鲁的儒生媚秦做的——这句话我觉得有些过了。他做了些考证，它们里面提到秦世，有赞成书同文车同轨的讲法。

　　我们至少可以有这么一个结论：秦汉政体上是一致的，君主统治风格是另一个问题，就政体来说，秦始皇的专制制度甚至比不上康熙和洪武，因为它是有宰相制度的，是天子和宰相共同治理的。而且儒家对这个政体不是一味否定，而是有条件地肯定。因为公羊学是在西汉才兴盛起来的，按照公羊学的看法，汉朝的制度也就是秦朝的制度是小康世的，家天下，不是据乱世，反正是中不溜的时代。当时有些公羊家太理想化了，上书让汉朝的天子禅让，小康也不要了，做个大同的天子吧，不要家天下了，后来当然就被卡查掉了。不管怎么讲公羊家会觉得秦朝以来的政体是一个可以有条件肯定的政体，小康世怎样变成大同世是一个时机的问题。

　　我们刚才举的这么几个代表人物，章太炎和钱穆、毛泽东三个人的政治立场是完全不一样的，章太炎喜欢北洋政府，自修年谱修到27年，蒋介石统一中国了，就不称民国了，民国那年就完了，因为那是地方伐中央了，他不承认党国的——他有这个资格，他是光复会的老成员。钱穆的政治立场大家是知道的，他所以不回大陆也就是因为他的政治立场是站在南京政府那里的。至于毛泽东那大家更清楚，这三个政治立场完全不一样的人居然对秦汉的政体作出了一致的判断，这个问题难道不值得我们去深思吗?

　　至少在毛泽东那里，人民民主专政的政体是否有传统的正当性?这个问题我觉得要慎重地考虑，我们不要急于把它和传统挂钩，但可以做一些尝试：看一下除了把毛泽东放在马克思主义的背景上考虑，还可以从其他谱系上看一下毛泽东的思想和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体的描述。人民民主专政政体的自我理解是什么?这个我们不能空口来讲，还是要有一些文本的根据。我找到一个一般人可能不十分注意的文本，毛泽东1949年6月30日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大家一般都以为他的《新民主主义论》是一个很重要的文献，但《论人民民主专政》在发表时机上是很独特的，它是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发表的，另外马上就要开国了，实际上当时大局已经定下来了。毛泽东用非常凝练的笔触回顾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争取独立自由的历史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从他的角度做了高度的概括。其中有一些话作为语录后来传得很多，但是整体的梳理比较少。今天我们没有足够时间把文本比较细地讲清楚，只是给大家从另外的角度——也可以叫现代政治文本的诠释学角度——看一下。

　　毛泽东这篇东西第一段写了一大段实际有些离题的话，他没有直接讲人民民主专政是什么。这一段最后一句说“为着说清我们在下面所要说的问题，在这里顺便提一下这个人类进步远景的问题。”，这第一段全部讲人类远景的问题。远景是什么，他说的理由肯定让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看不懂，他说“消灭阶级，消灭国家权力，消灭党，全人类都要走这一条路的，问题只是时间和条件。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比资产阶级高明，他们懂得事物的生存和发展的规律，他们懂得辩证法，他们看得远些。资产阶级所以不欢迎这一条真理”，这是真理，这就是共产主义，但是这个共产主义后面他讲，共产党和工人阶级要做的事情的整个历史使命是“努力工作，创造条件，使阶级、国家权力和政党很自然地归于消灭，使人类进到大同境域”，讲完说“顺便提一下人类进步的远景的问题”——共产主义就是大同。接着，他下面开始回顾党走了二十八年，这个历史是什么。他讲这个大同是不是偶然讲的呢?下面又一次出现了“大同”，而且出现了康有为这个名字，他是回顾1840年以来中国思想界走过的艰难道路的时候讲的，“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后来我做了一个统计，非常有意思，在这篇文章里面提到最多的人是孙中山，比列宁还多，马列合在一块儿提了大约八九次，孙中山大概提到十四次，蒋介石也提了不少次，但孙中山更多，康有为提了两次。

　　毛泽东对康有为的熟悉程度可能超乎我们的想象，除了我们知道青年毛泽东一度很崇拜康梁，当时他做了个政治安排，让孙中山当总统，康有为当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后来当然他觉得这个有点可笑。但是不是他变成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就不看康有为了呢?他的秘书逄先之在他写的《毛泽东的读书生活》里讲，解放后毛隔一段时间就要看一段康有为的书，这个是明明确确讲的——这个史料等于是以前的帝王起居录----这是很重要的——而且是反复地看。比较好玩的是这个《论人民民主专政》还提到一个儒家，可能你们也不会想到，他用非常特殊的方式提到了朱熹。我把这一段读一下：“宋朝的哲学家朱熹，写了许多书，说了许多话，大家都忘记了，但有一句话还没有忘记：‘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们就是这样做的，即以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之道，还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之身。如此而已，岂有他哉!”。单独成了一段。这个方式就很奇怪。这个首先是引错了，朱熹原来说“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不是这个意思，不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成语的意思，大家可以去看中庸的注。毛泽东完全可以用其他方式，如果他只想引用“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句话，或者如果他想提到朱熹，也可以说“朱熹说过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如果仅仅用这句话，这个效果是一样的——他偏偏说，“我们把朱熹其他的话都忘了”，这个意思讲得很清楚，其实是没忘。如果不这样说，直接说“朱熹说过”，可能会认为是正面引用朱熹。他把这句话弯出来，就是暗示你他对朱熹性理之学的蔑视。

　　毛泽东在这篇文章的后面，历史回顾之后，讲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这个基础是什么呢?首先，不是大同，“我们现在仍然要国家”，因为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派说，你们搞独裁，毛泽东说，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说对了，我们就是要搞独裁。不是要消灭国家的权力吗，这是说的对的，但不是现在，国家是为了保护人民的，这个是国家的正当性，所以要有国家。那么按照大同小康的讲法，有国家的时代就是小康的时代——所以大家不要惊异，现在“小康”这个词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描述。可能我想正因为如此，余英时对钱穆很不满说，钱穆晚年怎么搞的，开始崇拜邓小平了——邓小平提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钱穆就很感兴趣，但钱穆对毛主席实在是误解太深了，因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是毛泽东那时开始的。

　　自从毛泽东搞了整风以后，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现在也是这样提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小康也就是尚未大同的时代，是仍然不能消灭国家权力的，为什么呢?因为需要国家权力来保卫人民。国家权力的这个属性，就是毛泽东为什么要提到孙中山，毛泽东认为这就是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只要把孙中山的民权主义的一个方面改掉，就是我们说的人民民主主义或者新民主主义，什么方面呢，就是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是国民党领导的，只要把领导权问题解决掉，就是民权主义。最近好象有些法学家在写民权哲学，做这样一个阐释，这是有深意的，实际上，在我党最早认识到这个问题的当然是毛泽东。

　　这是讲国家的正当性，国家的正当性就是在保护人民。那么人民又是怎么样的呢?毛泽东在这篇政论里阐释了这个概念，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主要是工农联盟。为什么，理由很简单，他们占了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他们是大多数。后面说，领导权一定是属于工人阶级的，但最后快结束的时候有个地方有个括号——“通过共产党的领导”，工人阶级当然是没有办法直接领导的。人民当中农民这个成分，“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但是这个教育在这个文本里是从经济上讲的，他说小农经济太分散了，中国要工业化，要把农民的经济合在一起，走合作化的道路，所以这里的教育主要是指经济方面教育，而不是政治教育。最后毛泽东专门解决这个问题，现阶段民族资产阶级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对于资本主义是要节制而不是消灭，民族资产阶级是属于人民的，劳资矛盾在这个角度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

　　我们最后把人民民主专政这篇政论的观点换一个方式概括一下：人类最终是趋向大同的，但是现阶段仍然是有主权国家的小康时代，必须有国家政权作为专政机器的，这个道路实际上就是对康有为孙中山道路的发展。康有为思想的来历就是春秋公羊学，孙中山在提三民主义的时候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儒家的观点，孙中山年轻的时候是非常西化派的，他接触儒家的东西最早实际上是看英文的，是辜鸿铭写的《春秋大义》，他看了以后印象非常深，所以也是追溯到春秋，和康有为一样的。这个是第二点，现阶段有国家是小康时代。第三点，政权是归人民，但是领导权和治理权是通过中国共产党，基本的结论就在这个地方。如果再附加两个，第一是要教育农民，这个仅仅是从经济角度说，最后一个是朱熹的话不要忘记了——如果我要写读后感，最后一定要提出来。

　　那么这里我们来看，公羊学的要点，刚刚我们提了，“大一统”、“讥世卿”——毛泽东文革时候批孔，实际上理由就是：大一统，他说孔子实际是代表了奴隶主贵族封建制度的，当时这个时机提，政治家提和学院里书生是不一样的，肯定有当时形势的需要——就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和特权阶级变相世袭制的问题，中国提这个问题从来就是出于这个需要。“张三世”，很清楚，小康现在都已经写到中央文件里去了，小康的出典不是马克思主义——精神和马克思主义是一致的，但是字眼是在《礼记》里。“民贵君轻”，你们觉得毛主席是不是主张“民贵君轻”啊?我们从刚刚讲的《人民民主专政》里对人民、国家的解释，和他文革里面一些言论配起来看。“讥世卿”，世卿是什么?文革里面解释得最好，世卿就是持“反动血统论”立场的当权派。

　　所以，在这里，我们是不是能够在这个地方得到一个结论，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和毛泽东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是马克思和孔夫子的合流，至少在修辞上是这样的——中国共产党为了争取传统的合法性，用的修辞是这样的。我最后总结一下，通过这个文本，现在不能说是论证，但是可以让我们想到一些结论性的观点：儒学传统的历史叙述，是中国现代化实际发生过程中的潜在资源，这个资源彻底的来讲，是不需要西方政治哲学的现代性神话的，而可以在儒家的经典里找到根源。人民民主专政的论证，从某个方面讲，是扎根在儒学的历史叙述当中的，但是小康政体是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这个政体的关键是什么——这个问题跟前面讲的不是那么顺理成章地下来的，这个政体的关键是对领导者的教育问题，西方现代政治哲学刚开始的时候，政治哲学的面目实际上就是教育，领导者实际上分为两种，比如说马基雅维利那里，这个问题就是对君主的教育问题，在维柯那里这个问题就是对大臣特别是法学家的教育问题，在儒家那里，这个问题是对领导者的教育，实际上就是对君子大人的教育问题，儒学的根底就是这样。但是如何着手进行这些教育，儒家传统里不同的流派有不同的道路，而且这些道路的冲突是非常重要的。被毛泽东以提到的方式有意不提的朱熹的道路就是性理之学的道路。后来毛泽东批孔孟之道的时候，孟子在中国地位那么高，当然是很早就设博士了，但是最高的时候是宋明理学把他地位提得那么高的，毛主席在党内批孔孟之道的时候，是针对党内某些派别的，是刘少奇和林彪。刘少奇写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以及“文革”中林彪的一些提法，狠斗私字一闪，就是存天理灭人欲——毛泽东的嗅觉是非常灵敏的，他觉得后面的渊源是孟子。心性之学是儒家的一种，很可能也是毛主席创建的中国共产党党人教育的一个潜在资源，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存天理，灭人欲，就是这个。这种教育方式，我们不说有没有检讨的必要，事实上后来是被检讨的，毛泽东最喜欢的儒家，象船山，习斋对这些有很深的检讨，后来毛泽东看到林彪自勉的克己复礼这些话非常光火，可能这个光火不像我们想得那么简单。人民民主专政实际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文明国家，是我们所谓政治文明的最终根据，政治文明就是今天题目上说的“政制”，政治和文明这两个词在外语的渊源是一样的，都是从城邦来的。用一些我们可能比较熟悉的话说，现代政治的源头，就是前现代的古典政治思想。刚才我说的这番话，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这样一个结论：成熟的现代性的标志，就是现代性神话的终结或者说中国的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是有自己的古典根源的。

　　我的谬论就发到这里，接下来欢迎大家一起来讨论，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