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和主义刍论》共和架构之中庸谋国

　　《中国共和主义刍论》

　　在共和架构下建设中特主义之中庸谋国

　　中国社会近代以来，有一种危险，叫走极端。

　　真理向前迈一小步或成谬误，事情做过了头即会砸锅，人群都搞极端必出危险。

　　辛亥革命前，权力姓私，统治被治、根本对立，政治，自然不讲道理。落伍、腐朽的统治者视国家社会为私产，奉行“宁赠友邦，不予家奴”极端自私的国策，对外卑躬屈膝、对内残暴酷烈，变法失败，改良无望，危亡在即，社会走到急需极端的境地，于是，一卒鸣枪，举国景从，革命爆发。

　　辛亥革命后，权力姓公，民有民享，人民自治、治人者亦为人治，官民没有根本对立，至少，各路人马旗上如是写、口中如是说。政治，本当讲道理，有事原可慢慢说。然而，新衣新帽下的革命者、同路者、裹胁者、投机者们，大多有一个旧脑袋、老脑筋，依然按着习惯走，政治，还是不好讲理、总喜力拼、有枪便是草头王。走致极端、四一二、七一五，战友反目、同志成仇、腥风血雨。自然也就有了星火燎原，有了三大鏖战、有了百万雄师过大江。

　　人民共和国成立，乱世结束，江山砥定，一个主导党、一个大主义、一个发展方向,核心稳固、亿民景从、好一片明朗的天。也有“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利害冲突”、“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认识;也有“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民主集中、举手表决的规矩;也曾开门整风、让人说话、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有错必纠;还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文斗不要武斗、要光明正大不要阴谋诡计的呼唤;明规则也算清清楚楚，政局可谓顺之又顺，政治本该理性平和。然而，事实上，政治，依然没有完全讲道理;政争，常常表现为挥拳头;对付异己异议，更多实施“不准乱说乱动”、只有我说我动;许多重大政治事件，几次关键的历史转折，似乎皆不是明规则所说所求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政治、政争，禁言、不议、不争、不释疑、不揭密、不公开，当然未达现代政治、法治政治、民主政治之优品。究其原因，或因先贤们将乱世中当然的“革命”、极端了一点点，在治世时还要继续革命;将哲学意义上的革命极端了一点点，非得将文化革命理解为“急风暴雨”的社会革命;将对腐败异化子的斗争极端了一点点，错误的搞成对既有体制彻底砸烂重建;或因我们对阶级、阶级斗争的理解极端了一点点，将这个特殊时期、特殊视角、特定阶段有正面作用的理论绝对化、神圣化、普遍化、唯一化，将阶级斗争扩大到社会的一切层面并极端到不可理喻的程度;或因我们对“敌人”的定义含糊了一点点、随意了一点点，将敌人扩大到人民内部、扩大到同志、扩大到与自己意见相左、风格不同、味道稍异者甚至直接以“敌人”对付反对自己当然包括反对正确的人、且将非常时期对敌斗争的无奈之举沿用到正常时期。因此，至今我们未能真正建全、习惯、遵守人民共和国体下“不同政治面如何处、咋个斗”的游戏规则，政治还在暗斗恶争死磕。这是国家社会之大危。

　　四九年后，走极端、整过头，似乎随处可见。

　　土地改革，必要的，台湾与许多后发展国家也搞土改亦可说明。土改，按土地多少划格定等用于田地分出分入，也是自然的。然而，将“成分”扩大为政治符号、搞成人身枷锁、整了几十年、影响几代人，则是荒谬的、过头的、错误的、祸害的。

　　人民公社，上接古代圣贤大同梦，近符西人乌托邦、空想的亦或科学的社会主义，尤其适合民贫国弱外患、急需富民强国的当时国情，擅长社会动员、民众组织、刚刚领导百万雄师、亿万民众打败武装到牙齿的八百万蒋匪军、威望如日中天的中共党人，自然而然、似乎轻车熟驾地组织亿万农民“齐步走”、以集体生产的“合力”建设新中国，当然有历史必然性与成功的可能性。然而，将社会办成兵营，砸小锅小灶办公共大食堂，让分散、散漫、自主的农民跑步进入吹号上工、敲鐘吃饭、整齐划一，且不说供给是否充足以致敞开肚皮没造几天便出现大饥荒，就是这整齐划一，派生出强迫命令、人身限制、划地为牢，派生出农民个体活力缺失，派生出把不合步者当成异端当成尾巴当成专政对象，派生出党和政府事无巨细包管一切、直到管不了背不动。这种不注重甚至严重损害个体积极性的齐步走，最终会因众多个体不合拍而滞慢行进速度。因而出现后来的“自由跑”。

　　大跃进，对一个积贫积弱屈辱已久的民族，渴望发展快一点，天经地义，在一个后发达地区、低基数上，速度快一点为、指标高一点，完全可能，我们现在不是津津乐道连续三四十年GDP超十、举世瞩目的高速度吗，不是常提超常规、跨越式吗?大跃进动机没有错，错的是背离科学蛮干胡搞，一个大炼钢，文豪、名仱、商贾、村妇、风马牛不相及者六千万劳动力上阵，毁林作炭、砸锅取铁、数百万小高炉生烟，这当然是滥用民力的胡闹、不讲科学的瞎搞;错的是胡夸风、说假话，将发展指标无限提升、将发展成果任意夸大，竟然出现亩产十多万斤粮食的卫星田，全党说假话，明知其假而装傻当真，上演皇帝的新衣。大跃进之败，不在经济，而在政治、在恶质政风，在政治失败。

　　文革，据说其动因为反修防修，用现在的话讲就是为了防阻老共产党人曾有的理想信念被异化。看看近十来年官场的腐败、社会的颓丧与民风的麻木，这个动因似乎会越来越被人们理解。毛泽东大声疾呼“就在共产党内”，无疑是精准的、洞见的先见之明。进行思想文化上的革命，打好预防针，建好管官防腐的机制，与政治路线决定之后干部是决定因素的今言、与治官不治民的古论、与今日从上到下、四面八方，许许多多塌方式腐败的现实尽皆吻合，文革，简单勾销、全盘否定，是不智的。文革之过，似乎在于，人民共和基本体制建立后，明明是官与民，或者说公仆与主人、业务经理与股东的矛盾是社会基本矛盾，监督台上掌权人、防范同一队伍人、约束治者自己才是政治的主任务，而我们却始终停留在社会大对抗时期的阶级矛盾、阶级对抗说上，将已经打败的阶级、集团甚至早已灰飞烟灭的封建“僵尸”当作“人还在心不死”、作为念念不忘的敌人，“不准乱说乱动”，对着风车影子大战了几十年，实际上放松了甚至悠闲了根本不属于特定阶级、任何社会阶级制度皆为毒瘤的腐败异化者。似乎在于，治世，当有治世的办法，我们却还在用乱世的手段;政争，多为人民(公民)内部、同一方向的正常行为，本当讲平等、说道理、依法纪、守秩序，我们却继续阶级斗争、对敌斗争、强迫压制、不准异议、不容反对、狂风暴雨。文革之误，依然误在没有弄清“不同政治面如何处咋个斗”、误在没能真正建立完善“共和”的政治游戏规则，或者明规则上写出来了，潜规则异化破坏掉了。

　　改革、开放，最凝神改开两字。实质是允许、鼓励人们“自由跑”。这是社会整齐划一久了、厌了、累了，世风必然转向吹，也有设计师们的顺势为，反正有了春天的故事。正面评价改开，坚持改开，自然必然。然而，直面改开中的过与不及，完善、深化、升华改开，同样自然必然。尤其对改开中正确的观点、措施、明面上的东东被异化、被潜规则、被走向反面，必需要有清楚的区分、正本清源、拨乱反正。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缘于当年的民众的整体贫困，逆反当时“以穷为荣”，打破禁锢心智的平均主义，释放人群压抑的原始欲望，实行先富示范、带动、帮助后富的发展路径，无疑是有理有据且成效显著的。问题出在，有人在搞官富、权富、非法富，有人忘记了先富带后富，以致腐富暴富惊心，贫富差距恼人，对“先富论”诟病日甚，似乎又到了社会风向逆转时。甚至出现“反腐过后必然查富”猜测。这当然是没事找事，是“烹小鲜”时的乱搅动。在“富”的问题上有许多问题需要厘清，有仇富陷阱需要警惕。在下如是论：

　　仇富，莫仇富。富足，人之所欲，民富，党旨所归。富不损人，道德不怪。富不侵法，法律莫纠。富是富非，一断于法。心里想着富，嘴上仇着富，心里想着自己富，嘴上仇着别人富，自己富了想更富，只要别人不比自己富，如此仇富叫妒富，最后大家都难富。仇富，无聊;限富，愚蠢;劫富，祸患;仇腐，自然;反腐，正道;不腐，人格。

　　法富，即使暴富、也当正视、善待。有人说：没腐哪来暴富?没暴富如何继续腐?相辅相成，如何割裂?在下以为，官，部分富，不违法纪，自然，正常，认可;普遍富，不违法纪，然不仅差别，且达分化，有违民意，即需调整，但不是阶级差异、不搞阶级斗争，属于政策调适、自我完善。只要腐，无论富、穷，轻、重，都该治，都要反。民，没违法，或者即使有法而法未至，富、依然算法富，即使暴富、富可敌国，也当正视、善待。

　　共富、先富，加上法富，才是升华、方向。近30年来，两极分化是严重的。政策调整是必要的。政府手段，市场手段，同时并举?谁强谁弱?选择是可以商量、争论甚至斗争的。然而，这不是阶级斗争，这是同一社会内部、同一公民范畴、同一法制体系、同一大目标、同一进程中的自我、自然、理性调整。其不能采取仇富、限富甚至劫富的办法。毛泽东们共同富裕，是好的。将群众组织起来“齐步走”，形成人心齐泰山移的合力，开启前所未有的跃进，是实实在在的。其不足，是经济，在实施中有绝对平均主义、大锅饭;在没有多注意发挥经济、市场手段;在少照顾人们自由选择发挥的需求;在官僚主义胡夸风虚假风。邓小平们的先富(带)后富论，是对的。减少政府干预，放开个人手脚、允许、引导、鼓励、支持、扶持人们进入市场，通过千军万马“自由跑”、无序分子的布朗运动，形成巨大的社会热能，谱写就了春天的故事，也是明明显显的。其不足，是吏制，在严重忽视官吏腐败异化;在所谓“周期律”问题;在把先富搞成了官们各顾各自富;在把勤劳致富扩大到了非法致富。两类先贤自然还包括孙、蒋们，共同未能注意、尽力、建构、或者说完善、做好的，是“不同政治面如何相处、斗争”，是未能将国号中共和两个字的关键问题，即“政治共和”搞出章法;至今，人们仍习惯于传统旧式政争、恶争烂斗死磕。事物发展有否定之否定、会螺式上升，共同富裕为出发点归宿地，先富(带)后富为路径与方法，加上法富为规则底线，就是扬弃、升华，方向。当前，习近平强势反腐，正是用“法富”，匡正过往的不足甚至严重失误、失职、过错。反腐，不仅仅缘由共同富裕。皇朝时代、西方社会，不管信奉什么主义，采取何种制度，腐败都为统治者及其老百姓所不容，所反对。反腐，无丝毫涉及先富后富。民富，法富，任何时候都属社会之目的、法制所庇护。官员先民而富，富至于“分化”，合法，不谓腐，但要调整政策，使其合情合理。官员不合法，哪怕未必到富，依然叫腐，依然该法办。反腐败与调整两极分化是两类不同性质的的问题。前者，基本可称敌我矛盾，用法制纪律手段;后者，大多为内部矛盾，重经济市场办法。混同二者，是盲目，会灾难。

　　法富，螺旋式上升、否定之否定升华。共富，总目标，大方向。然，共，不是一样，不能同时，于是有了先、后富。此或叫富的一种路径、方法，一个时段的作为，一种摸石头的形式。再后，出现先富忘后富，出现官员各顾各自富，更出现腐富，于是在两个时期的指导方针相加后再加以法富。法富论重要意义，一方面，规范富过程，使之合法富。其中之一即为打贪腐。一方面，保护合法富。其功能就是修正极端、缓冲激进、避免折腾，防止祸患。共富、先富带后富、加法富，三合一，有扬弃、有升华，即方向。

　　“三个有利于”，对于当年跳出姓社姓资空洞纠结，推动改革继续、深化，有着重大意义。就是在今天，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国家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衡量工作的是非得失，依然理由充分，无懈可击。问题是，许多官员在实践中，加上了“本地方”的定语，使有利于全国、全社会、全历史时期的标准地域化、狭隘化、短期化，并且后者往往与前者相冲突、有利于后者不顾前者甚至以损害前者为前提。重复过剩的产能配置、危害环境的污染企业、毒奶粉、地沟油、假冒伪劣黄赌毒，以及许多剜肉补疮、饮血止渴、损害整体、贻害后人的短期盲动，无不在有利于地方发展、民生的漂亮话中进行。问题更在于，不少地方与官员，以“有利于”作借口，取代、破坏一些早已为社会公认、法纪明确的是非标准。比如，“只要有利于”(当然是地方)，加“只要不揣自己腰包”，加“跑部钱进”，加涉腐案件查下不查上，加每一次反腐大会纪委书记讲过纪律后党委书记必强调“关系是第一生产力”、“发展是硬道理”、“只要不揣自己腰包”，由此即构成“公贿”这一混帐可恶的今古奇观。一级政府、神圣党委，可以集思广益、畅所欲言、集体研究向上“送”，能保证这几爷子不从下收向下索?管资金项目批文可以寻租，管官者不去卖官?司法者不会卖法?于是，腐败日甚矣，官场熟透了。回归“三个有利于”真谛，防止将其庸俗化、狭隘化、防止腐败者将其作画皮当麻药，具有特急的现实意义。

　　维稳，当然是重要的急要的应该的。然而搞得惊风火扯、风声鹤唳，有点过。把控制上访率、控制进京人次作为主要目标，而忽视是非曲直、公平正义甚至就事论事本身，有点目标混乱。不主要依法，依法的程序、法的手段、法决是非，而主要用行政措施、人情劝说、利益交换，基层干部的人海战术，形成闹的娃儿糖多、多闹多得，只会越阻访越多、越维越不稳。

　　国有、集体企业改革，当然是必要的。然不分状况、不加区分、不问职工意愿，一刀切，一个不留全改全卖，与当年“割资本主义尾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堵不死资本主义的路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看似相反，同样极端、片面。其操作过程自上而下、一窝蜂、一风吹、限时卖光卖净，与大跃进的粗暴作风一脉相承。企改，稳一点、细一点、或许好一点，尤其是保留点公有集体的种子，对照、对比、自然竞争，或许才是对历史真正负责任。

　　加强党的领导、维护事业核心、提高班子战力，任何时候，都是对的。近些年，从中央到地方，党誉受污，官威坠地，战力难再，加强，更其必要。然而，一些人将党与党官个人划等号、将党与党的部分组织划等号、将党的事业核心地位与班长在班子内的核心作用划等号，最终把加强党的领导搞成了党委政府职能不分、党委包揽一切，党委成员占“肥项目”管，最要命的是“围绕一把手建班子”、不问青红皂白维护一把手的明规则潜规则、事实上使权力向一把手无原则、无限度集中，使党内政治平等、讲理说理、民主决策的生态败坏，由此滋生出小书记、土皇帝。笔者所在地，一空降官书记，执意更换财政局长，据说投票时两票赞成、两票反对，大多数弃权，这本就说明此书记意见有错(现在据传此书记当时收受巨额贿赂，正受检查院侦察)，然而，其上一级书记似乎专门下巡此地，召开会议，批评不保持一致者，严肃要求保持团结、维护核心、遵守纪律，为其扎场子、撑场面。这，当然是对“加强”的误读、讥讽、毁损与破坏。

　　当今中国明显有两种极端力量背向、冲突而行。非毛、非邓，且全非、全是，没有半点交集，不会一丝妥协。而其都以人民利益为诉求、以党国正宗为旗号、以党纲文件教科书为语言、以复辟背叛攻击对方。各执一端、各说各话、各人都有一定的道理、依据，足以让人眼花缭乱。非毛、非邓?全是、全非?全是者不是，全非者乱非。毛非邓?邓非毛?毛邓一体，非者自非。毛邓皆伟人。均系人民之功臣、共党之翘楚、时代之英杰，均做了其时代该做的事，均引领中国人达到了历史的新高点。毛邓亦凡人。其均有看不透的规律、没做完的事情、解决不了的问题、甚至遗害留祸予后人。然瑕不掩瑜。二者可以分伯仲，不应说优劣。人们没有资格吹毛求疵、鄙夷责难，更不应当将其当成钟馗画在政治恶斗之剑上，假公争之名行私斗之实。尊重、学习、继承、扬弃、超越，才是当然。月有阴晴，潮要起落，风非单向，人总是左右脚前行。将今天与昨天一刀两断是那么难办;让左脑与右脑互搏是多么的愚蠢;登天梯取掉脚下的板子有多么的危险;粗暴的否定、轻率的肯定、简单的重复、不停的翻烧饼、翻江倒海般折腾，极端之大谬、家国之妖邪。善待毛邓、超越毛邓、才少矛盾、才有祥瑞。

　　走极端，或缘由认识偏差，“不及”与“过”，或因为环境使然，所谓大家偏激、跟着极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这两种状况，大多属于认识问题、水平问题、能力问题，多数表现为好心肠办错事、办砸事，大概可以宽容、原谅、等待其自我反省修正，甚至可以一笑置之。有一种极端，却缘自私心野心、属于别有用心、是为机会主义。其明知极端无益、无理、有害，然而为了实现自己的私欲、为了从众、哗众、其变色龙般凸显特殊、表演激进、导向极端。而现实社会往往又有明星效应、追星情愫，偏激才引狂热、刺激才有市场，于是无论左右极端生焉。

　　医治极端病，良药或两味。一是回归传统中庸哲思，一是实行现代共和政治。

　　古人讲中庸：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无过无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道”;“言人有三等，贤、愚、中庸”;等等，论之者众。《中庸》原文有句话：子日：“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其好问(调查收集)、好察(研究分析)、执其两端(掌握、比较不同意见当然包括对立意见)、用其中(选择其适中、适当)，无疑为世人提供了一个正确的思维方式、工作模式、处世原则，中庸，位于中间，不离两边，不走极端，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执两用中，折中致和，因时制宜、因物制宜、因事制宜、因地制宜，追求中正、中和、稳定、和谐，正是今人增进修养、提高能力、“改造学习与工作”、治疗极端片面、过与不及的心灵良药。

　　至于对付别有用心的极端者，则需要改善政治大环境。行民主政治，避免寡头专权;行阳光政治，让阴谋者曝光现形;行说理政治，让“两端”在决策前均能平等充分的展现;行包容政治，任何时候，皆保留不同意见反对意见对比对照。

　　当公心理性成为政治人的基本品质，当中庸中道成为普罗大众日常取向，当中间势力占据举足轻重位置，当政治局面真正“生动活泼”，中国政治才真正现代、成熟，中国社会才少一点极端片面，才能避免折腾反复甚至对决损毁。

　　中庸谋国，共和制度下政治人的基本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