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中国的近代化

科学与中国的近代化　　

         ——论晚明清初到清末民初的科学思潮　　

                       陈寒鸣　　

          （  天津市工会管理干部学院  天津市  300170）　　

［摘要］科学是近代化的主题之一。晚明清初以迄清末民初的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一直存在着科学思潮。不仅自然科学蔚然成风，而且学者们提倡科学精神，讲求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这表明科学犹如一根红线贯穿整个中国思想文化近代化进程。但戊戌以来严格意义上的中国近代科学又是学习西方，受西方近现代文化深刻影响的结果，而并不是由晚明清初以来中国自身传统孕生发展出来的。这反映出中国思想文化的近代化“早熟”而“难产”的特性。　　

    ［关键词］晚明清初；清末民初；早期启蒙；近代启蒙；科学思潮；近代化      　　

民主与科学是近代文明的精髓，也是思想文化近代化的两大主题。近代性的社会与文化要求着人们观察任何事物、研究和解决任何问题都必须尊重科学，坚持科学精神和求实态度。关于民主，学界论者甚多，我们亦曾有专文阐论^［1］；今撰本文，述论晚明清初以迄清末民初三百余年中不绝如缕的科学思潮，以见科学确如一根红线贯穿整个中国思想文化近代化进程。　　

                                       一　　

     晚明是一个涌生了众多卓有成就的科学家，并出现了不少科学论著的时代。像朱载堉与《律学新说》，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圆满地实现了十二平均律的理念，在音律学领域取得了划时代的突破。潘季驯与《河防一览》，总结出治水与治沙并举的治理黄河总方略，把中国古代的水利学和治河工程学提高到一个崭新水平。程大位与《算法统宗》，完善并普及了在当时世界上运算最为便捷的珠算法，完成了传统数学算法从筹算到珠算的重大变革。李时珍与《本草纲目》，更是集大成之作，它既富创造性，又很高的科学性与实用价值。屠本畯的《闽中海错疏》，收录福建沿海海产动物200余种，是一部内容丰富、颇具特色的区域渔产动物志。王士性的《广志绎》，是一部新颖的区域地理和人文地理杰作。杨继洲的《针炙大成》是集历代针炙学主要精华之作，富有临床与研究价值。赵士楠的《神器谱》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上取得的研究成果把新型火器的研制提高到了新阶段。茅元仪著成集大成式的军事科技百科全书《武备志》。徐光启著成集农业思想与农业科技之大成的《农政全书》。王象晋所著《群芳谱》是集历代谱录大成的著作，兼具农学与植物学双重意义。喻仁、喻杰合著的《元亨疗马驼经全集》是中国传统兽医学集大成的著作，造就出一套理、法、方、药俱全的中国兽医学体系。宋应星全面系统地总结了中国传统生产技术，著《天工开物》一书，诸多结论达当时世界先进水准。吴有性对急性传染病的病源、病因、特点与疗法进行了开创性的探讨，所著《瘟疫论》为瘟病学说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方以智的《物理小识》也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科学著作。如此等等，难以尽举。传统中国科技文化源远流长，根基深厚，而像这么多涉及音律学、水利学和治河工程学、数学、医药学、动植物学、火药与火器、天文学、兽医学、农学、建筑及其他技术科学领域的科学家集中出现于一个时期，其著作不仅多具集大成、总结性意义，而且不乏新资料、新思想、新理论、新方法、新成果，乃是中国历史上颇为罕见的现象。科技群星燦烂，科技成果辉煌，这正是明季科技振兴的重要标志。　　

     值得注意的是科学家群及其论著的出现，又与晚明进步社会思潮桴鼓相应。当时的这种进步思潮主要体现为：　　

（1）关心国计民生，重视实用之学。支撑着晚明科学家们的是试图以科技兴国拯民的精神。如潘季驯奉命“从事于河曹之间，前后二十七载”^［2］，为的是“以治两河经略，以图永利”。^［3］程大位基于数学对“大而朝廷军国之需，小而民生日用之费，皆莫能外”^［4］的认识，积二十年心力完成了传统数学体系运算法的变革。王士性以十多年时间游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足迹遍大半个中国，考察并如实记录各地的“险易、要害、漕河、海运、天官、地理、五方风俗、九徽情形，以及草木、鸟兽、药饵、方物、饮食、制度、早晚、燥湿、高卑、远近，各因时地异宜”，其意是为“使经纶天下者得其大利大害，见诸石画，可以佐太平”。^［5］李时珍前后花费约三十年时间写成新药典《本草纲目》，则是为了“寿国以寿万民”^［6］。茅元仪既认为“惟富国者为能强兵”^［7］，自然要积数十年之功撰著洋洋240卷的《武备志》。王象晋以“阜财用而厚民生”^［8］为己任，其撰著《群芳谱》是为了表达他对与国计民生关系最为紧密的事物的关切之情。徐光启“生平所学，博究天文而皆主于实用，至于农事尤所用心，蓋以为生民率育之源，国家富强之本”^［9］。

（2）敢于怀疑，善于批判，勇于创新。晚明强大的社会批判思潮反映到科技文化领域，就是学者们全面、客观地审视前人的成果，吸取并继承其精华，同时又怀疑并批判其中的虚妄或不切合实际的部分，匡正谬误，勇创新知，开拓科学技术发展的新境界。朱载堉认为：“信其可信而疑其可疑，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亦当然之理耳。”^［10］他据之反对日食和月食为灾异之说，指出：“日月交食，固皆常理，实非灾异。”“旨人之祸舛偶与相逢”虽为可能，但若将两者绝对联系起来，“神之，则惑众”。他又反对太阳运动的失行说，以为太阳的运行有自身规律性，所谓失行的原因，“蓋前人所测未密耳，非日度变行也”，^［11］并从测量与计算方法存在的误差、仪器存在的误差及观察者本身的误差等方面客观地分析论证，从而强有力地批判了失行说的谬误。王士性对“谈玄虚者”、“综各实者”、“揽风雅者”、“传幽怪者”均予认严厉批判^［12］，认为他们应对败乱真实有用之学和造成社会道德风气的衰坏负有责任。他又严肃指出：“分野家言，全无依据。”^［13］反对将某特定灭区的天象与某特定地区的吉凶一一相应的说法。徐光启以“平生善疑”自诩，宣称：“虽先儒所因仍，名流所论述……必不敢轻信所疑。”^［14］正是这种不轻信、敢怀疑的精神，使他敏于发现疑点，提出并进而解决问题。如其对“唯风土论”的怀疑和批判，以及有风土而又不唯风土论观念的提出，即为一显例。宋应星也以怀疑、批判的态度审视其所面对的事物，如指出叙述炼银之法的某些“方书、本草，无端妄想，可厌之甚”^［15］；又揭露珍珠出自蛇腹、沙金产自鹅屎、磷火乃鬼火等民间流传甚为广远的说法“皆传记相承妄”，并科学地阐明其真象。^［16］徐弘祖以为“昔人志星官地舆，多承误附会”，“山川面目为图经志籍所蒙”，^［17］这是他对地学领域那些不经考察而只知因循守旧与自作聪明者的批评，是对失实的地学著作之危害性的揭示。他还“不喜谶纬术数家言”^［18］，坦诚表露出一位科学家求真求实的心迹。 　　

（3）重实践、重考察、重验证、重实测。晚明哲人重实学的致思趋向体现于科技文化领域，就是其时的科学家们都很讲求重实践、重考察、重验证、重实测的研究方法，表现出一定的实证主义倾向。朱载堉出入平民俚居，遍访伎艺俗工，以广见闻。他曾改进元代郭守敬创制的正方案，并以此亲自观测北极出地高度和地磁偏角，得出相当好的观测结果。他制作演示日月食的模具，用以直观形象地说明日月食之理。又以试验否定沿传千余年的“埋管飞灰”候气说，并批判迷信者是“尊信耳闻之虚说，诬蔑眼见之实现”^［19］。他还做过大量的律管、弦的试验，以“吹之试验”、“弹之试验”来定新律协否^［20］。他认为“孰真孰伪”，“试验则易知耳”^［21］。在有关天文历法问题上，他强调“凡历法之疏密，当以天为验证，是乃历之本也”^［22］，把试验实证作为辨别真伪优劣的根本方法。潘季驯以“未经目击，不敢妄议”^［23］为立论原则，强调亲身实践对于立言立论的决定性意义。邢云路对那些只知因袭，并“强不知以为知”的守旧者极为不慲，责其“何不观今日之天，其躔形圭景，立春在亥，分寸易辨，一指点间，可与海内亿万人有目所共见者”^［24］，强调实测晷影以定是非的重要性与显效性。他自己则认真从事实际验证工作，“乃其候也、量也、算也，而首仰天，而旷望日，而手规北尺度秒分，前事后验，若合符节”^［25］而后已。喻仁、喻杰兄弟奉行“履践当行之蹊，可辟苞茅之路，详略效验，讲历证察”^［26］的治学法则，把探索经过反复验证的有效方法作为他们从事科学研究的不二法门。徐光启“尝躬耕执耒耜之器，亲尝草木之味，随时採集，兼之访问”^［27］，他曾多年在天津、上海等地进行农事试验，分别试种水稻、棉花、花卉、药材等，放养白蠟虫，做施肥、接种、南种北移和北种南移等方面的试验，得出了一些有意义的科学成果。他还试种甘薯，手自树艺，试有成效乃推广之。在天文历法领域，他也力主实测验证，并多次参与天象观测，亲自作观测记录，以求合天之法。对“一事一物，必讲求精研，不穷其极不已”^［28］，这正概括了徐光启重验证、重实测和精于钻研的科学精神。宋应星反对脱离实证而专事空言者，主张深入实际，倡导“何事何物不可见见闻闻”^［29］，并躬行“穷究试验”^［30］的准则，以为凡事“皆须试见而后详之”^［31］。李时珍对于事物考察的认真与仔细更不待言。他深入穷乡僻壤、荒山野岭，採访见闻，动手採集草本标本，解剖动物，亲自屡屡服姜以证实久服必害眼疾，凡此都是他所倡导的“医者贵在格物”^［32］精神的体现。　　

以上三端，反映出晚明社会进步思潮确实洋溢着科学精神。总之，晚明科学家群和大量成就卓著的科学著作的出现，以及其时进步社会思潮所具有的强烈科学精神，正表明昭示中国社会与文化发展方向的近代化进程确已启动。　　

二　　

     清初思想文化领域的科学思潮仍很凸显，学者们多很注重探究科学方面的问题，并提出了丰富的科学思想。正如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所说：“自徐光启以后，士大夫渐好治天文算学，清初则王锡阐、梅文鼎专精，而大师黄宗羲、江永辈皆提倡之。锡阐有《晓庵新法》，文鼎有《勿庵历算全书》二十九种，自尔以后，经学家什九兼治天算。……兹学中国发源甚古，而光大之实在清代，学者精研虚实，各有创获，其于西来法，食而能忘化，足觇民族器量焉。”　　

正是在“质测之学”的影响和推动下，许多学者提出具有近代意义的科学思想。方以智是位摆脱了伦理主义束缚而形成了比较纯粹的认知态度的学者，其“格物致知”说虽脱胎于儒家传统的“格物致知”说，却赋予了全新的思想内容，即以格物为格自然之物，以致知为致自然物之知。他把对于“物理”的认识称为“质测”，说：“物有其故，实考究之，大而元会，小而草木螽蠕，类其性情，征其好恶，推其常变，是曰质测。”^［33］方以智更明确地把研究自然科学的“质测之学”与研究政治和伦理问题的“宰理”之学区别开来，特别是把自然科学与伦理化的政治学说区分开来，谓：　　

    考测天地之家，象数、律历、音声、医药之说，皆质之通者也，皆物理也。专言治教，则宰理也；专言通几，则所以为物之至理也。^［34］

“质测”研究“物理”，“宰理”研究“治教”，而二者均须以“通几”即哲学为指导。他深悉传统儒学赋予自然以道德伦理属性，但认为这只不过是“治教”或“宰理”而已。他批评儒者专“守宰理”^［35］，又说“宋儒惟守宰理，至于考索物理时制，不达其实”^［36］。他实际是试图使自然科学摆脱政治和伦理的束缚，具有独立的地位。　　

王夫之虽非自然科学家，却很重视和推崇新兴的“质测之学”。他在《搔首问》中提出“盖格物者，即物以穷理，惟质测为得之”的命题，又称许方以智父子的科学研究道：“密翁与其公子为质测之学，诚学思兼致之实功。”从“惟质测”能“即物以穷理”的观点出发，王夫之对中古神秘主义作了深刻批判，指出传统的用以解释具体事物生成的五行说是出于主观臆断：“先儒言《洪范》五行之序……尚测度之言耳。”^［37］所谓阴阳八卦的搭配则是“略其真体实用以形似者强配而合之”^［38］。王夫之尤将批判矛头指向宋明理学，批评理学家在具体事物之外设置一个“虚悬孤置之道”^《39》是“虚为之名而无实”^［40］，还运用当时质测之学的成果具体批评朱熹对自然现象的主观臆断：“朱子谓虹霓天之淫气，不知微雨漾日光而成虹。”^［41］王夫之向往着“备于大繁”的物质文明之进步，把生产活动和自然科学研究看作是发挥和增进人的知能、发展物质文明并进而推动社会进步的基本动力，这种思想最为可贵。　　

黄宗羲精研自然科学，其撰述的自然科学著作共22种，包括天文历算类16种、地理类5科、乐律类1种。他继承徐光启批判传统神秘主义的思想，对阻碍科学发展的象数迷信及其他种种主观臆说作了更全面、更系统地批判，如在《答万贞一论明史历志书》中，他批判了朱熹、蔡元定的空谈和邵雍的象数迷信；在《答忍庵宗兄书》中，他批评邵雍“成得一部兀突历书（指《皇极经世》），不可施行”；在《答范国雯论喻春山律历》中，他以明儒喻春山历书为典型对象数迷信的虚妄进行了深刻揭露；……黄宗羲所作的《易学象数论》六卷，力辨河洛方位图说之非，这既是对徐光启向“河洛邵蔡”的蒙昧之学宣战的积极回应，又是后来胡渭作《易图明辨》的先导。　　

李光地一反将技术发明视为“奇技淫巧”的传统观点，指出：“西洋人不可谓之奇技淫巧，盖皆有用之物，如仪器、佩觽、自鸣钟之类。《易经》自庖牺没，神农作；神农没，尧、舜作：张大其词，却说及作舟车、耒耜、杵臼、弧矢之类，可见工之利用极大。《周官》一本《考工记》，全说车。……《中庸》说九经必言来百工。”^［42］他反对把技术发明视为“奇技淫巧”，并赞扬西洋人的技术发明“皆有用之物”，明确肯定“工之利用极大”。　　

刘献廷是位对农学、水利、地理气象、天文历算、机械制造等皆有所研究的人物。他认多学者不仅要知“古之学”，更要知“今之学”，所谓“今之学”，指的就是新兴的“质测之学”即自然科学。他以农学研究为例来说明这一道理：“今之学者率知古而不知今，纵使极博群书，亦只算半个学者。然知今之学甚难也。农政一事，今日所最当讲求者，然举世无其人矣。即专家之书，今日甚少。”^［43］他反对传统学问只注重“治人”之学而排拒自然科学纯粹求知的态度或要求自然科学服从并服务于“治人”之学的倾向，强调要以纯粹求知的态度去考察、记录和研究各种自然现象，并要以数学作为推算的基础，使后世之人能对“天地相应之变迁可以求其微”。　　

此外，顾炎武的治学方法充溢着显明的科学精神。他以归纳法为基本方法，治学中充分占有资料，比勘审核，寻绎离合异同之故，旁推互证，排比钩稽，以求荟萃贯通。所著《诗本音》就是运用此法的典范，其“即本经所用之音，互相参考，证以他书，明古音原作是读。……南宋以来，随意叶读之谬论，至此始一一廓清，厥功甚巨”^［44］。同归纳法有密切联系的是历史的方法，即对所要研讨的问题，每一事必详其本末，辨其源流，如《日知录》中所论历代风俗演变、典章制度沿革等即其范例。在运用此法的研究中，他通过史迹的发现来究明兴衰冶乱之所以然。顾炎武还特别重视征验的方法，力求名实相符；凡事有佐证方立是非，无佐证则宁付阙如而决不师心自用。他说：“史书之文中有误字，要当旁证以求其是，不必曲为立说。”^［45］他又注重社会实际考察，在其北游途中，始终“以二马二骡载书自随。所至厄塞，即呼老兵退卒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则即坊肆中发书而对勘之”^［46］。　　

值得注意的是，清乾、嘉之世，晚明清初兴盛一时的民主思潮沉寂了，但科学思潮却仍有所发展。这表明中国思想文化的近代化在曲折中继续运演着。　　

乾、嘉之世，惠栋、戴震继承清初顾炎武等大师的学风，实事求是地研究古经及其注疏，力求恢复《六经》及孔、孟之学的本义，由此而使得注重考据的汉学成为其时学界主流。　　

戴震以坐集千古之智的胸襟，运用科学方法整理和总结传统文化，是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戴震在天文学和数学方面著有《原象》一卷、《迎日推策记》三卷、《策算》一卷、《勾股割圜记》三卷、《历问》一卷、《续天文略》（又名《古历考》）二卷，校勘《周髀算经》二卷、纂校《九章算术》九卷等等；由数学而及工程技术著有《考工记图》三卷；在地理学方面著有《水地记》一卷，校订《水经注》四十卷，撰《直隶河渠书》一百十一卷；在生物学方面则对《诗经》中提到的各种植物和动物做了许细考释。由此可知他对自然科学有着极其广泛而又精深的研究。至于其将《原象篇》紧接《训诂篇》之后，则意味着人在识字之后即应首先学习自然科学，这充分反映出戴震对科学的高度重视。　　

凌廷堪，好天文、历算之学，颇有成就，江藩《江学师承记》说他“九章八线，皆造其极而抉其奥”，在数学研究中，他不仅重视文献资料，而且更重视实测，并为之制作了许多数学仪器，如其参考梅文鼎《堑堵测量》所载勾股立方锥制成方直仪，该仪器以西法会通授时弧矢割圆法，证实“探颐抉微，中西无异”^［47］。焦循不仅在自然科学诸多领域研究精湛，著述繁多，成就斐然，尤对推步算术所得甚深，而且提出“深测而知”这一深刻的科学命题。他认为，人要认识和把握事物，按事物的规律办事，就必须先要“悉乎万物之性，通乎天下之志”：“学者述人，必先究悉乎万物之性，通乎天下之志。一事一物，其条理缕析分别，不窒不泥，然后各如其所得，乃能道其所长。”^［48］而要“悉乎万物之性，通乎天下之志”，把握事物的条理规律，认识事物的本质特性，“非可以虚理尽”，只能“以深测而知”^［49］。在他看来，虽然宇宙事物钻综复杂，但“事有万端，道原一贯”^［50］，自有其规律可寻。不实测无法获得真知，只要以实测之，“身亲而心入之”，就能对事物及其规律有正确的认识。

阮元是乾嘉汉学的集大成者。他治经依循实学学风，认为研经当从注疏始，而研究注疏则应始于训诂，欲明训诂又须从声音文字开始。他把通彻训诂之法当作掌握圣贤之道的必由之路。阮元又非常重视自然科学、尤其是天文学和数学，说：“敬天授时，帝王之首务，故圣人重其事。”^［51］又说：“昔者黄帝迎日推策而步术兴焉，自时厥后，尧命羲和，舜在璿机，三代迭王，正朔递改，善效法乾象，布宣庶绩，帝王之要道也。”^［52］他把“敬天授时”提到“帝王首务”、“帝王要道”的高度，说明其对天文历算的重视已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他又四年时间专门编写了四十六卷的科学史专著《畴人传》，收入自黄帝至清世的中国科学家243人（另附外国科学家37人）。他反复强调《畴人传》的目的非仅表章古人，更在启发来者，“庶几起其向慕之心”^［53］，这充分反映出他对近代科学的呼唤和期盼之情。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曾称“实事求是”是“清学派之精神”，“惜乎此精神仅运用于考古，而未能应用于自然科学界，则时代为之也”。他又认为“此种研究精神，实近世科学所赖以成立”。章太炎则分析考据学的科学理性精神道：“昔吴莱有言：今之学者非特可以经义治狱，乃亦可以狱法治经。……近世经师皆取是为法。审名实，一也；重佐证，二也；戒妄牵，三也；守凡例，四也；断情感，五也；汰华辞，六也。六者不具而能成经师者，天下无有。学者往往崇尊其师，而江、戴之徒义有未安，弹射纠发，虽师亦无所避。”^［54］　　

                               三　　

中国思想文化的近代化进程经历了“早期启蒙”和“近代启蒙”两个阶段，具有近代意义的早期启蒙思发韧于晚明清初，而严格意义上的近代启蒙思想则是从敢于“荟萃诸哲之心肝而酣饫之”的康有为开始的。与此相应，严格意义上的近代科学及以之为理论基础的近代新学，亦始于康有为及其所代表的戊戌时期。　　

早于康有为的李善兰已注意到西方国家的富强是由于工业发达，而工业发达又是由于科学的进步，说：“今欧罗巴各国日益强盛为中国边患，推愿其故，制器精也；推原制器之精，算数明也。”^［55］故其认为中国要富强就不能不兴“工艺之学”，不能不讲求科学。这是近代中国“科学救国”论的先声。他虽对以科学为主要内容的中国近代新学的形成有很大贡献，但他并没有能够以科学为基础建构起自己的思想体系。吸纳先进的科学理论以建构自己的思想体系，并且这思想体系在当世社会发生了重大影响的，是康有为。　　

康有为28岁时（1886年）所作《诸天讲》是他留存于世的唯一的自然科学著作。他在这书中介绍了哥白尼的日心说、牛顿的天体力学和康德的“星云说”，提出宇宙有一个形成发展的变化过程，否定了儒家传统的“天不变，道亦不变”观念。撰于1886年的《康子内外篇》是部论述天地万物、社会人事的著作，其中透显出科学精神、理性之光，如他把康德、拉普拦的星云假说同元气论相结合，认为天体形成之前有湿热之气郁蒸而生成了天，靠近天的湿热之气又生成了日月星辰；大地受湿热之气的蒸腾，产生了草木和禽兽，并经过一定的年代产生了人类。因此，天、地、人“无一不变，无刻不变”。他又提出人与禽兽的根本区别在于“智”，其所谓“智”就是理性，这与传统儒学之见大相径庭，而与自古希腊到近代的西方重“智”的理性主义文化传统相合。著名的《大同书》编写形式完全模仿《几何原本》，构成全书主体的十二节都是首列“实理”、次列“公法”、下列“比例”，而公法、比例大多有“按语”加以诠释。欧几米德的几何影响了康氏的思维方式，使他开创了这样一种中国从未有过的著述体例。康有为以数学方法来构造其社会思想，体现出了积极探索的科学精神。如果说《康子内外篇》中反宋明理学禁欲主义的“乐生遂乐”主张实乃顺承着晚明清初以来的反理学思想传统，那末，这里的“人道”，其内容已是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与自由、平等和博爱。他把人视为天赋理性的主体来论证天赋人权、平等自由是具有普遍性的“公法”。这虽有先验主义之弊，但在当时却有着反封建的进步意义。　　

以“我自横刀向天笑”的精神倡导“冲决罗网之学”的谭嗣同，在《仁学》界说中谓：“格致即不精，而不可不知天文、地舆、全体、心灵四学。”他非常重视这几门学科^［84］，并提出西人“精治电学，创为电气飞船，无论风之顺逆，皆可飞行无阻，进退升沉，逆转如意……今幸西人尚未极精，使中国从而精之，则可无敌于天下”^［56］等创新性的科学战略设想。谭嗣同更以西方的“以太”（Ether）代替中国古典哲学中的“气”概念。“以太”一词源出希腊文，西方近代科学把它作为光和电磁波在空间传播的介质，并认为这种介质无所不在。这是一种物质假说，惠更斯的光波动说即以之为根据。1890年，傅兰雅通过其所著《光学图说》将这假说介绍给了中国人。与傅兰雅有过交往的谭嗣同，在撰著《仁学》时虽还保留着中国传统的“心物合一”的思维方式，但他尽可能地利用了当时引进中国的西方自然科学知识，最重要的是不仅把“以太”作为宇宙的原质，而且还作为一个哲学范畴，并使之在其思想理论体系中只有重要地位。在他那里，“以太”不只是纯粹物质性概念，同时还被赋予了“心力”、“灵魂”的精神性内涵。

在康、谭等之前，洋务派已肯认西方物质文明和科学文化的进步性，并为自强而引进了大量们西方科学技术，但他们固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57］的思维方式，认为“形而上之为治平之本，形而下之即富强之术”^［58］，“形而上者中国也，以道胜；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胜”^［59］；“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当自躬”^［60］。这不仅使其所引进们西学只能停留在浅陋的器物层面上，而且也使他们难以形成像样的科学观。维新派则冲破了旧的“体用观”与“道器现”的防线，如指出：“圣人之道，果非空言而已，必有所丽而后见。……故道，用也；器，体也。体立而用行，器存而道不亡。自学者不审，误以道为体，道始迷离倘恍，若一幻物，虚悬于空漠无朕之际，而果何物也耶？于人何补、于世何济？得之何益、失之何损耶？将非所谓惑世诬民异端者耶？夫苟辨道之不离乎器，则天下之为器亦大矣。器既变，道安得独不变？变而仍为器，亦仍不离乎道，人自不能弃器，又何以弃道哉？”^［61］“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中、西学之为异也，如其种人之面目然，不可强谓似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议者必欲合之而以为一物，且一体而一用也，斯其文之违舛，固已名之不可言矣，焉望言之而可行乎？”^［62］这样，就在突破了洋务思想窠臼的前提下而使得对于科学方法的注重成为戊戌思潮的一大特征。如严复认为国家的富强在于科学技术的发达，而科学技术的发达又在于科学方法的运用，近代西方世界之所以发达即因此故，因此，学问与事功实应相资而不可偏废，“此泰西有识之公论也”。他说：　　

     是以制器之备，可求其本于奈端；舟车之神，可推其原于瓦德；用电之利，则法拉第之功也；民生之寿，则哈尔斐之业也。而二百年学运昌明，则又不得不以柏庚（培根）氏之摧陷廓清之功为称首。^［63］

培根的科学方法论被严复列为西方学问之首，他称之为“一切法之法，一切学之学”^《64》。如此重要的培根的科学方法，就是归纳和逻辑，严复称之为“内籀”（内导）和“外籀”（外导）。严复在戊戌年间即不断撰文介绍西方逻辑学知识，其后又翻译了穆勒的《名学》和耶方斯的《名学浅说》，以中国的语言较为完整地将西方逻辑学体系移植到中国，并将逻辑思维方式称为“一切法之法，一切学之学”，这对中国近代科学思维方式的确立与发展有着十分深远的意义。　　

戊戌时代脱颖而出并成长起来的梁启超于1922年在题为《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的讲演中指出：“科学精神是什么？我姑且从最广义解释：有系统之真智识，叫做科学。可以教人求得有系统之真智识的方法，叫做科学精神。”^［65］这可以作为对当年维新派科学思想的总结，因为戊戌维新派正是从树立“教人求得有系统之真智识的方法”这个意义上来倡扬“科学精神”的。亦唯其如此，笔者才认为，中国思想文化近代化进程中具有严格意义的近代科学开始于戊戌时期。而维新派倡扬“科学精神”，无疑有力地推动着中国思想文化的近代化进程，并使中国思想文化的近代化从此在更加深刻的层面上运演。　　

清末民初，随着近代工业的产生和缓慢发展，以及新式学堂的出现，学习自然科学、各种应用科学技术的人逐渐增多。在一些新式学堂里，相继开设天文、地理、数学、物理学、化学、矿物学、医学、电学、光学、力学、机械学、植物学及外国语等课程。无论是应用科学或基础科学，西方自然科学的大多数学科都通过翻译被引进中国。许多报刊开设科学、技术、卫生知识等专栏，并出版专门或综合性的科技刊物如《实学报》、《农学报》、《格致学报》等，介绍西方科学和最新技术发明，登载科学论文。李善兰、徐寿、詹天佑等在科学技术上取得了卓越成就。这些无不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推动着思想文化的近代化和整个社会的进步。　　

奏出中国思想文化近代化进程中科学最强音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科学作为“五四”时代的一面光辉旗帜，其主要意义是提倡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和理性主义，反对神权，反对愚味、迷信和盲从，正如陈独秀在发表于《新青年》的《敬告青年》所说：　　

     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今且目新月异，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其效将使人间之思想行为，一遵理性，而迷信斩焉，而无知妄为之风息焉。　　

科学和民主结合在一起，展开了一场反对封建主义的激烈斗争，有力地促进了人们的觉醒。当时的科学思潮主要有几方面内容：一是强调科学的极端重要性；二是提倡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三是宣传唯物论和无神论，反对唯心论和天命观，用自然科学原理证明无质无形的鬼神根本不存在，指出所谓“天命”不过是统治者为压迫和奴役人民而编造的“神话”；四是主张坚持真理，反对偶像崇拜；五是宣传进化论，反对因循守旧，要求不断进步。从这五方面来看，“五四”时期的“赛先生”，主要还不定提倡自然科学的具体研究，而是坚持科学精神、求实态度和理性主义，反对神权和迷信愚味。神权是专制统治的重要精神支柱。反对神权，破除迷信、愚味，提倡理性而反对盲从，是反专制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故而“五四”时期的科学与民主紧密相联，以民主为主，科学则成为民主主义反对专制主义伟大斗争中的利器。因此，科学同民主一样都是从反专制的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出发的，其历史意义远远超越了科学本身的范畴，而成为了思想的指导。^［66］

“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的中国学术思想界还围绕着科学与人生观问题展开论战，史家将之称为“科玄论战”。就“科玄论战”的参与者来说，以　张　君劢为代表的玄学派肯定物理学是科学，但对生物学、心理学是否是科学则表示怀疑，对社会历史领域的知识属于科学更明确予以否定。而胡适、丁文江等为代表的科学派的观点则与之相对立。以决定论和还元论为哲理依据的科学派与以自由意志论和心物二元论为哲理依据的玄学派，各持己见，壁垒分明：前者相信科学的对象及威力无限，世上一切事物均可用科学解决，因此要求建立“科学的人生观”。而所谓科学，首先就是自然科学家用之有效的那些科学方法，那种科学态度、科学精神；概言之，“科学的目的是要摒除个人主观成见……求人人所能共认的真理”。^［67］后者却坚持“经验界之知识为因果的，人生之进化为自由的。”“夫现代之特征之一，吾必名之曰新玄学时代。此新玄学之特点，曰人生之自由自在，不受机械律之支配。”^［68］“人生问题，有大部分是可以而且必要用科学方法来解决的，有小部分——或者还是最重要的部分，是超科学的。”“不能说理知包括尽人类生活的全内容……生活的原动力就是情感”，“就是爱和美，……绝对的超科学。”^［69］玄学派为什么反对科学的人生观？因为其“所欲言者非科学本身问题，及科学的结果。西欧之物质文明是科学上最大的成绩，……物质有限，人欲无穷。谓如此，而可为国家之安计、为人类幸福计，吾不信焉。”^［70］“吾国自海通以来，物质上以炮利船坚为政策，精神上以科学万能为信仰，以时考之，亦可谓物极将反矣。”“科学以对待、以因果为本义，……学生脑中装满了此种学说，视己身为因果网所缠绕，几忘人生在宇宙间独往独来之价值。”“应将管子之言而颠倒之，曰：积礼节而后衣食足，知荣辱而后仓廪实。吾之所以欲提倡宋学者，其微意在此。”^［71］同样是立基当下、反思既往、着眼未来，综合考察中、西社会与文化，科学派得到了与玄学派截然不同的看法，认为：“欧洲文化今日的特色，科学与德谟克拉西，事事都可用历史的事实来说明：我们只可说欧洲民族在这三百年中，受了环境的逼迫，赶上了几步，在征服环境方面的成绩比较其余各民族确是大得多多。这也不是奇事：本来赛跑最怕赶上；赶上一步之后，先到的局面已成。但赛跑争先，虽然只有一个人得第一，落后的人，虽不能抢第一，而慢慢走去也有到目的地的时候。现在全世界大同了，当初鞭策欧洲的人的环境和问题现在又来鞭策我们了，将来中国和印度的科学化与民治化，是无可疑的。”^［72］因此，必须树立“科学的人生观”。透过论战双方有关什么是科学，什么是科学的因果律、内容、材料及科学与哲学关系如何等问题争论的表象，我们可以发现他们真正关心的乃是理想与现实问题：现时代的中国人究竟应该确立起怎样的人生观念才能有助于国家富强、社会稳定，使中国实现现代化？因此，与其说科学派、玄学派是在以论辩形式阐述各自关于科学和哲学之关系等纯学术问题的看法，毋宁说他们是在表达各自的社会思想与社会理想。这样，“科玄论战”就具有了思想史意义。　　

     总之，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狂飚激荡，科学观念深入人心，中国思想文化近代化的进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由上所述可见，晚明清初即已出现了科学思潮，表明中国思想文化的近代化进程在那时已开始启动。但戊戌以来严格意义上的中国近代科学却是学习西方、受近现代西方先进文化影响的结果，而并不是由晚明清初以来中国自身的传统自发地一线转出。从科学这一近代化的主题，反映出中国思想文化近代化“早熟”而又“难产”的特性。　　

［注释］　　

（1）请参陈寒鸣《民主与中国的近代化》，《天津社会科学》1997年第3期（《新华文摘》1997年第8期全文转载）。 　　

（2）于慎行：《河防一览叙》。　　

（3）《河防一览》卷7。　　

（4）《算法统宗·后识语》。　　

（5）杨继元：《刻广志绎·序》。　　

（6）李建元：《进本草纲目疏》。　　

（7）《武备志》卷135。　　

（8）《群芳谱叙》。　　

（9）陈子龙：《农政全书·凡例》。　　

（10）《律学新论·审度篇》。　　

（11）《律历融通》卷4。　　

（12）《广志绎序》。　　

（13）《广志绎》卷1。　　

（14）《徐光启集·跋五十二言》。　　

（15）《天工开物·五金》。　　

（16）《天工开物·珠玉》。　　

（17）吴国华：《圹志铭》。　　

（18）陈函辉：《徐霞客墓志铭》。　　

（19）《考古通说》。　　

（20）《进律书奏疏》。　　

（21）《律吕精义·内篇》卷5。　　

（22）《律历融通》卷1。　　

（23）《总理河漕奏疏》卷1。　　

（24）《戊申立春考证》。　　

（25）王聘贤：《题戊申立春考证引》。　　

（26）《元亨疗马牛驼经全集·点痛论》。　　

（27）陈子龙：《农政全书·凡例》。　　

（28）徐骥：《文定公行实》。　　

（29）《天工开物·序》。　　

（30）《天工开物·佳物》。　　

（31）《天工开物·膏液》。　　

（32）《本草纲目》卷14。　　

（33）《通雅·文章薪火》。　　

（34）同上。　　

（35）《物理小识·自序》。　　

（36）《通雅》卷首一。　　

（37）《思问录·外篇》。　　

（38）《尚书引义·洪范二》。　　

（39）《周易外传》卷三《咸》。　　

（40）上书卷五《系辞上传》第十一章。　　

（41）《张子正蒙注》卷八。　　

（42）《榕村语录》卷十四《三礼》。　　

（43）《广阳杂记》卷三。　　

（44）《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四十二《经部·小学类三》。　　

（45）《日知录》卷二十七《汉书注》。　　

（46）全祖望《鲒埼亭集·　顾亭林　先生神道表》。　　

（47）《校礼堂文集》卷十三《方直仪铭并序》。　　

（48）《雕菰集》卷七《述难五》。　　

（49）上书卷一六《易图略自序》。　　

（50）《易图略》卷五《比例图五》。　　

（51）《畴人传》卷一《羲氏和氏》。　　

（52）《畴人传·序》。　　

（53）《畴人传·凡例》。　　

（54）《太炎文录》卷一《说林》。　　

（55）《重学·序》。　　

（56）参阅徐振亚《谭嗣同科学思想探析》，收入田伏隆、朱汉民主编《谭嗣同与戊戌维新》，岳麓书社1999年版。　　

（57）《谭嗣同全集》第229页，中华书局1998年版。　　

（58）沈寿康：《匡时策》。　　

（59）《格致汇编》第五年秋《告白》。　　

（60）王韬：《弢园尺牍》。　　

（61）王韬：《弢园文录续编·杞忧生易言跋》。　　

（62）《谭嗣同集·报贝元征》。　　

（63）《严复集·与外交报主人书》。　　

（64）《原强》。　　

（65）《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第3页。　　

（66）参阅丁守和《民主科学在中国的命运》第67—70页，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1994年版。　　

（67）王星拱：《科学与人生观》，见《科学与人生观》，上海亚东图书馆1923年11月编辑出版，第13页。　　

（68）林宰平：《答　丁在　君先生的玄学与科学》，见上书第35页。　　

（69）　张　君劢：《科学之评价》，见上书第6—7页。　　

（70）　张　君劢：《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　丁在　君》，见上书第66、72、76页。　　

（71）丁文江：《玄学与科学》，见上书第18页。　　

（72）《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篇）第2卷第596—597页，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