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寒鸣：侯外庐史学体系及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上）

侯外庐史学体系及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上）

——纪念侯外庐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陈寒鸣

(天津市工会管理干部学院  天津市  300170 )

　　[摘    要]  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开拓者之一的侯外庐，通过其对中国社会史、思想史的研究，不仅形成起独具特色的史学体系，而且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自身贡献。

　　[关 键 词]  侯外庐；社会史论战；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在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由空想而科学的发展过程中，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石之一的唯物史观发挥了重要作用、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唯物史观本与注重实用理性的中国思想传统，尊重历史经验、富有历史观念和历史情感的中国文化心理颇有相互接近的地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运用唯物史观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分析中国现实社会，逐渐形成发展起独具特色的中国革命思想（如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等等），并在这革命思想的指导下，取得了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他们又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观点、立场和方法，分析研究中国历史，逐渐形成发展起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既实现了社会主义理论由空想而科学的转变，又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历史、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实际有机结合，形成起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早在“五四”时期，刚刚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就已在大力宣传、介绍马列主义的同时，尝试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分析中国现实，李大钊的《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物质和精神》、《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之特点》、《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上之唯物的反映》、《史学要论》、《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等等反映了这方面的理论成就。20世纪30年代初叶，郭沫若撰著并出版了其“性质可以说就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标志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真正开始以唯物史观研究和解释历史。他“把中国实际的社会清算出来，把中国的文化，中国 的思想，加以严颏的批判”，（1）从而使世人能够了解真实的中国国情和中国的传统。稍后的“社会史大论战”，既使更多学者了解、接受唯物史观，又在壮大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的同时，初步锻炼了这支新生的力量。到了20世纪40年代，在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侯外庐、翦伯赞等的辛勤开拓之下，不仅形成发展起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而且取得了许许多多的学术成果。有着悠久传统的中国史学终于真正成为了科学。

　　对于被学术界尊称为“五老”的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侯外庐、翦伯赞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成就，已有许多个案性研究。刘大年则在《他们做出了榜样》中有一个整体性的评论，说：

　　中国的传统文化，当然是说的中国民族文化。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结合，意味着前者的民族化。马克思主义崛起于西方，产生它的社会背景、思想源流也只在西方。中国传统文化无论内容和形式，都与马克思主义很少相像的地方。因此，人们很自然地想到，在中国传统文化面前，马克思主义是地道的“外来异物”。中国“国情特殊”论者主要就是强调这一点。在历史学领域里，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第一次科学地解答了这个问题。从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起，他们给我国历史学划分出了一个崭新的时代。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上论述的社会形态、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不仅存在于欧洲、美洲，也基本上存在于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里。他们的研究切实证明了这个重大事实。中国历史从何处来，将要走向何处去，在人们面前一下子豁然开朗了。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应用于中国历史，根据在哪里？根据不在中国历史之外，只在中国历史运动之中。甲骨钟鼎文字和先秦以下浩如烟海的文献记录，表现的中国社会制度、历史演变，有什么样子，马克思主义才能讲出什么样子。马克思主义的应用，改变了的是主体对客体的认识，而不是改变了客体的存在。反对者指责说，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是“削足适履”、“移史就观”，这显然不正确。尽管如此，它还是不能否认这样的应用并非脱离了中国历史的基本事实，而只是根据科学观点来重新认识那些事实，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科学不能靠杜撰虚构成立。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西方，它一旦与中国内在根据相结合起来，就成了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历史学里面，它再也不是“外来异物”，而与中国文化熔铸为一体了。恩格斯说，每个国家运用马克思主义，必须穿起本民族的服装。这里借用服装来形容民族化，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所做的工作，成绩斐然。（2）

　　这里着重谈了两个问题，一是中国历史运动是否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所揭示的基本历史规律相吻合，二是作为外来思想文化的马克思主义要发挥其影响力必须实现民族化。而在这二个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史学都作出了科学回答。由此可见，虽然研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开拓者们，都对科学阐明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历史关系，揭示中国历史运动的规律，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具体国情，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作出各自的贡献。他们的工作及其成就，在现代中国人追求科学理想的历程中留下了深刻印迹。本文难以对这作全面评述，而只拟着重阐析侯外庐史学体系及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一、 社会史论战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和发展

　　社会史论战是在特定时代背景下发生的。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国民党新军阀在全国建立了黑暗统治，中国革命暂时处于低潮。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高举起武装斗争的革命大旗，组织工农红军，创建农村根据地，保存和发展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从大革命失败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这是革命与反革命两种力量斗争空前激烈的时期。这时期，正如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说：“有两种反革命的‘围剿’：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也有两种革命深入：农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当时，在国民党统治区所进行的有关中国革命性质和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论战，就是党所领导的一场重要理论斗争，也是文化革命深入和文化反“围剿”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与这场理论斗争的人员非常复杂，有以陶希圣、梅恩平为代表的“新生命派”（以《新生命》杂志为代表基地），“改组派”的理论喉舌顾孟余（以“公孙愈之”为笔名），托洛茨基派和陈独秀取消主义者严灵峰、任曙等（以《动力》杂志为代表，此派又称“动力派”），以《新思潮》杂志为基地而由中共党人王学文、潘东周、吴黎平等为代表的“新思潮派”，还有其他一些自称不属于任何一派的人物。大约自1929年至1934年间，前后发表140余篇文章，出版了30余种书籍，数十人参与论争（绝大多数是当时年青一代的知识分子）。（4）

　　中国社会史论战首先是围绕着当时中国社会究竟处于何种发展阶段，现实进行 中的中国革命属于什么性质的革命问题展开的。毛泽东曾指出：

　　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所以，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5）

　　大革命失败以后，关于现阶段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国内曾经引起过激烈争论。1928年7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肯定了中国社会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国革命的性质仍然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个正确的分析遭到了形形色色反对势力的反对，他们群体鼓噪，竭力歪曲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性质。如陶希圣宣称中国封建制度早在战国时期即已崩坏，而引起封建制度崩坏的原因就是商业资本的发展。他在《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6）中写道：

　　我们先观察封建制度崩坏的过程。周的末期，中国国内各民族各侯封，很不平均的其发展。几个侯封里面，商业资本主义已发达起来。最显著的是齐。春秋时代首先称霸的便是这资本主义齐国。自齐霸中国以后，各侯封间继续起了几次大战，渐促成国内的中央集权。而战争的背后，颇有商业发达，都市集中，人口增进的影响。但中央集权的政权渐由诸侯归于贵族，再由贵族建筑中央集权的新国家。中国历史便由此进入七雄争长的战国时代。在这个过程中间，贵族阶级相随崩坏。到了战国时代，庶人起为卿相的事情很多。贵族要保持其位，也相趋于养士，于是贵族中的进步者与庶人中的优秀者混成一个士大夫阶级。

　　他认为周秦以来，商人资本“成了中国经济的重心”，“农民问题是资本问题的一面”。（7）“中国是封建制度崩坏以后资本主义发达以前以士大夫身份及农民的势力关系为社会主要构造的社会”，（8）而“中国农业是以资本为中心的，虽然有封建剥削的存在，不能因此断定中国的社会形式是封建制度”，（9）“因此，中国社会是金融商业资本之下的地主阶段支配的社会，而不是封建制度的社会。”（10）这一观点在梅恩平那里得到进一步发展。梅恩平认为，“中国的地主阶级，其膨大往往有限，而商业资本阶级则可以无限量的膨大。”秦汉以降的官僚资本，也离不开商业资本。“皇帝宰相以下，都只可认为一种寄生于商业资本阶级的官僚阶级。”（11）与陶希圣、梅恩平强调中国土生土长的商业资本主义一以贯之，从古代至近代并无重大变化有所不同，严灵峰、任曙等托陈派着力强调的是近代中国社会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下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他们认为，“中国社会的结构虽是复杂，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和生产关系是居领导（亦即支配）的地位；整个社会的再生产行程要依赖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部门之再行程的。中国社会内部主要的统治者是资产阶级。……换言之，中国目前是个资本主义社会。”（12）“中国毫无疑问的是资本主义关系占领导的地位”，（13）“在土地占有的关系上很普遍地是以货币购买土地的新式地主占绝对优越的地位，……而农民向这种地主出卖和租佃土地多半带有‘自愿’的性质。……他们对于农民的剥削，不外把地租当作投资的利润和利息来看待的……，其本质不外占取农民的剩余价值罢了……，充分地表现了农业经济的生产很广泛地都是为市场而生产，也就是说农业生产都普遍地建立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的。”（14）总之，现代中国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了代替封建经济而支配中国经济生活的地步。”（15）此外，“改组派”的喉舌顾孟余以“公孙愈之”为笔名发表文章，极力鼓吹中国封建制度早已崩溃，中国社会的经济构造“是一个为封建思想的所支配的初斯资本主义。”（16）他们说法有异，要皆否认现实中国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硬要把中国说成是资本主义社会，从而反对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性质作出的正确判断，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

　　十年内战期间，由于“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和摧残。但就是在极端困难的局面下，党的地下组织和党所领导的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等进步文化团体，仍然进行了大量工作，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党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性质的正确分析，并对国民党反动派、托陈取消派的反革命理论进行揭露和批判。如指出：“所谓十八行省或二十一行省地方，多数乡村间，尤其各地的行省的多数乡村间的所谓农村经济，大体仍是以自给自足为原则，农家自己需要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由自家生产自家消费……商品生产无论经其在农村与都市，都只是单纯商品的生产，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尤其是封建的半封建的生产方式的生产。”“至于资本主义经济，资本家的生产方式，除去沿海大都市或少数地方外，我们在广大的中国土地中，很难看见。”（17）“在封建剥削制之下，农民因‘经济以外的压制’，强迫地需把全部剩余产品甚至超过这数量以上的部分，交纳于地主，并受许多附加的剥削。”（18）“用超经济的压迫，以榨取剩余劳动，凡维护此种剥削方法的制度便是封建制度”。（19）由此而得出结论：“土地革命是数万万农民群众的切身的急迫的要求，是中国革命目前阶段上的中心问题，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关键。”（20）共产党人或受党深刻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主要在《新思潮》上发表的这些观点，无疑是正确的，非常符合当时中国社会的现实：“中国社会基本上建立在农村经济的基础上。而农村基本上仍是封建的土地制度即以地主对农民的超经济的地租剥削为主体；帝国主义开始侵蚀，但并未瓦解更未消灭广大农村的自然经济，中国是那么大的国家，农村地域如此广阔，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经济影响和渗透毕竟还局限在沿海和大中城市的周围农村，远没有取得全部统治或主宰支配地位。所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的再次科学（学术）地被肯定，从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也就明确夫疑了。这确乎是马克思主义原理结合中国当年实际的创造性的理论产物，也是这场论战的特大收获。这收获不仅是学术的，而且同样是意识形态性的。因为这一理论收获为当年苏区的土地革命和工农红军的存在发展，提供了科学论据，反过来也从上述革命实践中验证了这理论的真理性质。它为日后的中国革命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和信念依据。”（21）

　　现实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发展。对于现实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的讨论，必然要涉及到对中国历史发展过程的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基础。但是，这一科学的理论是不是适用于中国？举世瞩目的中国革命究竟是植根于古老中国大地上的历史必然，还是少数人异想天开或不负责任地煽动？中国和世界历史的发展究竟有没有共同的规律可寻？如果有共同规律存在，又应如何认识和准确揭示这规律？在共同规律之外，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相比较，中国历史存在着哪些自身的特性？这种特性与共同规律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关系？诸如此类，都是必须回答的问题。因此，在进行着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性质论战的同时，思想界、学术界又展开了关于中国社会史的论战。如李季把秦至鸦片战争这二千余年间的中国历史划分为“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时代”，认为“前资本主义”是“一种过渡时代的生产方法，含有以前各种生产方法的残余”，其特征是：

　　（一）　　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的直接结合，构成一个地方小市场的网。

　　（二）　　高利贷资本和商人资本很占优势。

　　（三）　　商业牵制工业。

　　（四）　　地主阶级和其他上等阶级的存在。

　　（五）　　独立手工业者——手艺工人——的存在。

　　（六）　　向来各种生产方法残余的存在。

　　（七）　　农工的破产流为贫民和生产工具的集中。（22）
 
　　本来，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并无单独的所谓“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明知这一点的李季（他在文章中说：“马氏所谓前资本的生产方法原不止一种”）为了自己政治上和理论上的某种需要（在这方面，他和陶希圣殊途同归，都企图证明中国封建社会早已瓦解），却杜撰出这个所谓“过渡时代的生产方法”。有了这个“过渡时代”，他也就可以心安理得地把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社会看作是资本主义了。他又提出一种奇谈怪论道：

　　秦汉之际，高利贷资本与商人资本的称霸，金属货币的流通，商业对工业的牵制，地主的横行，农民的困苦，和无产者的出现等等，这不是正式的封建制度的生产方法中所应有状况，却为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中必然的现象。(23)

　　马克思主义学者何干之在《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一书中对李季的谬论进行了有力批判。他说：

　　我希望李先生要明白：纯粹的封建社会，是没有的，有的只在人们的幻想中。特别是中国封建社会，不只在它的早期，混和着农村公社和奴隶制的残余，在以后的一二千年中，也都是如此。研究那时代的历史的人必须把主要的生产方法，和封建制度以前的各种生产方法的残余，区别开来，并且再进一步阐明了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不然，徒然掇拾了一二现象，而加以夸大，把它夸大成为一种生产方法，那是没有意义的。

　　他还指出，李季所列举的“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的七个特征，“没有一个可作否认封建社会存在的根据，也没有一点可作承认前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存在的证据”。象“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的直接结合”、“向来各种生产方法残余的存在”、本来就是中国封建社会固有的特色；“高利贷资本和商人资本很占优势”即使能够成立，也不能创造出什么新的生产方法；至于说“地主阶级和其他上等阶级的存在”，更是封建社会必然的现象。何干之诘问道：“如果地主阶级的存在不能称为封建社会，我真不明白，什么阶层支配的社会然后可算封建社会；难道资产阶层的社会才算是封建社会吗？”

　　侯外该曾对中国社会史论战有过这样的回忆：

　　大革命失败以后，革命处于低潮时期，马克思主义者为了探索革命的前途，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开始了对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研究。所谓“中国社会已经走上了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当时引起广泛讨论的总题目。理论界对中国现阶段究竟是资本主义社会、封建社会，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问题展开了争论。既然要争论这样一个涉及中国国情的问题，就不能不回过头来去了解几千年来年中国历史。于是问题又从现实转向历史，引起了大规模的中国社会史论战。

　　这场论战范围很广，持续的时间很长，争论的问题很多。我记得，大家争得最热闹的问题有这样几个：一是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二是中国历史是否经过奴隶制阶段问题；三是何谓“封建社会”的断限及特征问题；四是所谓“商业资本主义社会”问题；最后又从历史回到现实，认识近代中国是否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问题。……

　　参加这场论战的人也是多而杂的。当时苏联、日本的学术界都对中国社会史问题展开过热烈的讨论，其中一些有代表性的观点对中国理论界产生过影响。在中国，参加论战的不仅有史学界，还有经济学界，哲学界等方面的人。这里面有马克思主义者，如李达、郭沫若、吕振羽等同志；也有托派分子李季之流，还有陶希圣等一帮反动文人。因此，这场论战既有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内部不同学术观点的争论，又有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革命与反革命营垒之间的思想政治斗争。总的说来，它反映了当时思想理论战线上的复杂斗争形势。

　　我特别要提到的是，在这场论战中，以郭沫若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重大功绩，就是他们在批判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史学的同时，开创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新史学。新史学的出现，激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推动了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的高涨。（24）

　　尽管经过这场论战，“有些问题解决了，有些问题并没有得到比较一致的认识，至今仍在争论”，（25）并且，“由于当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刚刚传播不久，加上白色恐怖的环境，在这场论战中，就左翼史学工作者来说，本身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例如，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缺乏认真系统的钻研，有些人只是从外国一些解释唯物史观的教程或小册子中接受了这方面的知识，不少人对中国的具体历史实际并没有作深入的研究，论战往往是从概念到概念；在强调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运用于中国的同时，忽视了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因而不免陷于公式化和简单化；等等”（26）然而，中国社会史论战还是很有意义的。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李大钊为代表的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在宣传唯物史观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但他们并非专门的历史学家，故而难以对中国历史进行深入研究，而只是在中国社会史论战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才第一次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深入、具体地研究中国历史。最早尝试把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和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并且提出自己对中国历史分期主张、对中国古史看法的，是郭沫若。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一部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史学开创性的著作，出版后即产生巨大影响，社会史论战很快就形成高潮。其后，“用唯物史观来研究、解说中国古代历史和思想史的论著迅速不断涌现。相比于学院派（也就是胡适等‘科学派’）的微观考据和细致研究的著作，它们显得粗糙简陋。但它们在整体宏观把握上，在提出理论解释上，在主题的深入分析上，却显示了无可辩驳的吸引力和优胜处。其中像吕振羽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以及后来的侯外庐的《中国古典社会史论》、《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等等，便是在当时学术界别开生面颇有水平的开创性著作。”（27）这样，中国社会史论战就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的形成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此外，不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进步的史学工作者，在这场论战中努力捍卫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指出中国和世界各国的历史发展有着共同的规律，从而给予马克思主义的敌人以有力打击，而且，那时候许多由于大革命失败而彷徨苦闷的革命青年和知识分子，也是在这场论战中吸取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营养，通过对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看清了中国革命的前途，从而坚定了革命胜利的信心。

　　中国社会史论战是由有关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性质的论战引起的，它说明历史和现实、史学和政治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不仅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证明了那种认为马克思主义不适用于中国的说法纯属无知与偏见，而且后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发展也充分体现出论战中马克思主义学者提出的基本观点的价值意义。正是经过了社会史大论战，在充分吸纳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正确意见的基础上，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中国过去三千年来的社会是封建社会”，而“自从一八四O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自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以后，中国又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这样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有如下特点：

　　封建时代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是被破坏了；但是，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不但依旧保存着，而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占着显然的优势。

　　一、　　民族资本主义有了某些发展，工业在中国政治的、文化的生活中起了颇大的作用；但是，它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它的力量是很微弱的，它的大部分是对于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的。
 
　　二、　　皇帝和贵族的专制政权是被推翻了，代之而起的先是地主阶级的军阀官僚的统治，接着是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联盟的专政。在沦陷区，则是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傀儡的统治。

　　三、　　帝国主义不但操纵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并且操纵了中国的政治和军事    的力量。在沦陷区，则一切被日本帝国主义所独占。
 
　　四、　　由于中国是在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或半统治之下，由于中国实际上处于长期的不统一状态，又由于中国的土地广大，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表现出极端的不平衡。
 
　　五、　　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特别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进攻，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地破产，他们过着饥寒交迫的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所少见的。
 
　　“既然中国社会还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这就决定了“中国革命的敌人主要的还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中国革命的任务是为了推翻这两个主要敌人的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而推翻这两个敌人的革命，有时还有资产阶级参加，即使大资产阶级背叛革命而成了革命的敌人，革命的锋芒不是向着一般的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而是向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样，“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就“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当然，这“已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已经过时了，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我们称这种革命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它“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它是坚决地反对帝国主义即国际资本主义的”，其“终极的前途，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28）由此可见，发生在中国革命重要转折关头的中国社会史论战，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一次大交锋。交锋中，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提出的思想观点，对于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对此不可轻估。（29）唯其如此，中国社会史论战及论战中所形成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便在社会主义理论由空想而科学的发展过程中、在现代中国人的理想追求史上留下了令人难以忘却的印迹。

　　二、侯外庐与侯外庐学派

　　侯外庐（1903—1987），原名兆麟，又名玉枢，自号外庐，山西平遥人。1922年分别考入北京法政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同时攻读法律和历史专业。1927年赴法国留学，入巴黎大学并试译《资本论》。1930回国后，先后任哈尔滨法政大学、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教授，并从事《资本论》的翻译及中国社会史、思想史的研究工作。1949年后，历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西北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副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和名誉所长等职。主要著作有《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中国封建社会史论》、《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及《中国思想通史》等。在史学界，侯外庐与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并称“五老”，他们都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拓者。七十多年来，为把历史变成科学，从而将唯心主义从其占领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领域——历史学——里清除出去，真正使社会主义理论实现由空想而科学的根本性转变，包括五老在内的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撇开赤诚的胸怀，披着鳞鳞的伤痕，饮着不尽相等的辛酸”，一起奋斗在旧史学的莽原上，终于造就了一代崭新而又科学的历史学，他们确确实实是“无愧于时代和民族的”。（30）

　　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有一个明确而坚定的理想信念，并都曾在这理想信念指导下积极投身革命斗争；他们都是为了解中国国情，变革现实，而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基本原理和方法研究中国历史的。侯外庐回忆其本人经历道：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时，我找到了信仰的归宿——马克思主义。旅法之初，我还不是共产党员。身在党外，怎么为马克思主义真理奋斗呢？这个问题我时时萦怀。苏东坡说过：“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我一向有不同的看法。身外庐山，固然可客观立场，远观庐山壮丽之势，然而这又徒见外表，唯有身在庐山，才能具体考察庐山，研究庐山，真正做到了解庐山之实。

　　王国维深信君子三畏，即“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因而他以“畏”自戒。我将苏东坡的诗句，反其意而用之，一九二八年初，起名“外庐”，以“外”自戒。时刻警戒自己，政治上，理论上，都还在庐山之外呢。

　　五十多年来，我以信仰为生命，以信仰为家业，以信仰自励，自慰。在太原的最初几年，若没有信仰的支持，必然堕落。那些年里，我饱尝了离群索居的痛苦。但是，纵然只剩下埋头读书一条路可走，我的信仰也一刻不曾动摇过。在转向研究史学的开始阶段，信仰更起了无比重要的作用。从那时起，我写书、著文、交友、签到，一概专用“外庐”之名，不肯再用本名或任何笔名，意即在此。（31）

　　何独外老，翦伯赞也是如此。他在20世纪30年代信仰马克思主义并参加中国共产党以后，就立即成为积极宣传历史唯物主义的革命者，成为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来研究中国历史，了解、认识中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解放前，他不仅研究历史，而且还以自己的行动，在波澜壮阔、可歌可泣的现代历史篇章里留下了革命的足迹。特别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在党的领导下，运用犀利的笔锋，理论联系实际，结合历史和现状，对独夫民贼蒋介石和倒行逆施的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抨击。这使他以历史作为战斗工具，在古为今用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纵观翦老一生，堪称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为信仰而奋斗不已的一生。当然，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走向史学的路径又多不相同，以五老而论：郭沫若是由医学而文学而史学，范文澜是由文学、经学而史学，吕振羽是由工程技术科学而史学，翦伯赞是由商学、经济学而史学，侯外庐则是由法律学、经济学通向史学。他们的个性、经历、学术承传和理论素养等等的不同，又使他们的史学研究各具特色和风格，从而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从一开始就显得绚丽多彩。

　　一个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首先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不会是天生的。侯外庐在寻找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上带有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特点，而且历经坎坷。他出生于清末一个封建家庭，自幼诵读四书五经、《资治通鉴》，接受旧式教育。“五四”以后，他受到民主和科学思潮的影响，转求新学。1922年，他从山西到北京考进大学以后，有如梁启超曾经历过的那种“学问饥渴”时代，整日钻进图书馆里涉猎一切所能获得的书籍。他对哲学的兴趣最高，西欧的人文主义、德国的古典哲学，乃圣当代各种学说、包括马克思主义，都不肯放过。这样一种缺乏社会生活阅历而又庞杂读书的经历，使他既无选择，亦不知怎样选择，故而各种思想都曾接受过：先是梁启超的思想，后是孙中山的思想，甚至一度糊里糊涂地被拉入国民党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当然，发现问题后，立即退了出来）；此外，他还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分不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但他在李大钊的指引下，终于转向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坚信不移。他在晚年满怀深情地忆道：

　　大约是一九二四年，我的一位同乡朋友，北大学生高君宇（又名高尚德，曾是少年中国学会最早的成员之一，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参加者，时为共产党员），介绍我认识了李大钊同志。……第一次见面，大钊同志和蔼的态度，深邃的思想，立刻使我感到亲近而又折服。他对我们几个年轻人很热情，既谈思想，又谈学术。我向他讨教对中国革命前途的认识，和对各种理论的见解，他都一一作答。自那以后，我便经常设法去见大钊同志。在他面前，我既没有拘束之感，更没有掩饰之心。我向他借书，他借给我的书中，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本布哈林的《唯物史观》英译本。当我向他连连提出疑难问题的时候，大钊同志曾赞成我探求真理的认真态度，鼓励我加深理论研究，同时，也批评过我对无政府主义的幻想。与大钊同志的接触，使我的思想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我开始以更高的自觉性和更大的热情参加学生运动。从他那里感染到的对理论的浓郁兴趣，对我一生都有影响力。

　　其后，李大钊不仅把“对马克思主义很熟悉”的北京大学青年教授陈翰笙介绍给侯外庐，使陈、侯之间从此建立起“由师生关系发生起来的友谊”，而且指导、帮助侯外庐主编发行铅印对开秘密刊物《下层》。尽管“由于《下层》宣传了革命的思想，军阀政府立即下令取缔，这样只同群众见过一面的《下层》，就此被践踏了”，但是，“《下层》的问世，对于我个人，可以说是青年时代第一个转折的标志。自此，我与无政府主义决裂了；自此，我迈出了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步；自此，我已经向社会宣告了自己的立场。这一重大的进步，完全是李大钊同志教育和帮助的结果。”（32）

　　   为了追求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侯外庐于1927年赴法国留学，一面在巴黎大学听课，一面自学德文，试译马克思的巨著、“工人阶级的圣经”《资本论》。（33）以他当时的外语水平和知识水平，翻译凝聚了马克思一生智慧与心血、且其本身就已构成一个极为博厚的知识宝库的《资本论》，实在是十分艰难的。但他义无反顾，凭着初生之犊的雄心，凭着肯下功夫、肯吃苦的精神，执着而又全心全力地啃着坚果。在法国试译的阶段，以及后来回国重译的过程中间，侯外庐“通过自学补充的知识，除德文、法文外，还涉及西方古典哲学、哲学史、政治经济学、经济史、莎士比亚的戏剧、歌德的诗、数学、机械学等等……”，他“精读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史》，补读了黑格尔、费尔巴哈、康德、亚当•斯密、萨依、西斯蒙蒂、李嘉图等人的著作。”这样一种以译出《资本论》，补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的一大空白为志，并为实现这样的志向而承受着知识贫乏的压力，以及为摆脱这压力而从事那样广泛的阅读和认真的消化，成为侯外庐“一生事业的起点”。（34）1936年，出版了他与王思华合译的我国最早的《资本论》第一卷全译本；至抗日战争前夕，他独自完成了第2、3卷译稿。侯外庐从事《资本论》的译事，唯一目的是想填补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上的一大空白，丝毫不夹杂个人利益，所以，1938年9月在重庆，他听柳湜说王亚南、郭大力合译的三卷《资本论》即将出版，想到这个理论上的空白终于被填补了，无论谁完成了这项填补的任务都一样，遂表示自己的译本不忙出版了，并当下就与柳湜所代表的生活书店办理了退约手续。这样，他与《资本论》十年的机缘，从此告一段落。不过，这十年对于侯外庐的意义非常重大。他后来回首平生，比较详尽地谈到这一点：

　　人生是很短促的。付十年光阴译读一部《资本论》，代价不可谓不大。如果要计量我的成果的话，我付出十年劳动，仅仅见到两个未完成的译本——而且是在文化发展阶段中被扬弃了了译本——这和我从事史学研究的进展和成绩相比（研究史学，我曾用两星期写出一本《中国古代社会与老子》、半年完成一部《中国古典社会史论》，一年写一部《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两年写一部《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就数量上看，几乎是微不足道的，实际做出的成绩与我的初衷相距甚远，不仅誓愿未遂，贡献给公众的也实在太少。然而，通过十年译读，我个人所获的收益之大，却又远非卷帙多寡所能衡量，所以直到近年来，每当忆及译读《资本论》的岁月，甘苦愧喜往往交织在一起。

　　《资本论》是凝结马克思四十年心血的一部煌煌科学巨著。我从这部巨著中所得到的不仅在于其理论，而且在于其超群出众，前无古人的研究方式。《资本论》的理论和《资本论》本身所体现的方法论，是应予同等重视的。我个人在逐字逐句推敲中苦下了功夫，才得领悟此中意义。翻译较之一般的阅读其益处即在于它更严格地要求我们去理解，去重述理论的全部由来，更深入地要求我们去领会理论的阐述过程，乃至理论本身的逻辑构成。在我年轻的时候，想做学问，身为中国人而要摆脱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和研究方式的束缚，是非常难的，何况我这个蒙馆读经出身的知识分子。我常自庆幸，十年译读《资本论》，对于我的思维能力、思维方式和研究方式的宝贵训练。这方面的收获，决难以任何代价换取。

　　对于一部完整的科学理论，翻译中的理解角度，往往不同于阅读中的理解角度。我在历史研究中所注重的研究方法，相当程度取决于我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的认识。我之所以一向欣赏乾嘉学派的治学严谨，一向推崇王国维近代研究方法，而未至于陷入一昧考据的传统，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便在于《资本论》方法论对我的熏陶。

　　为译读《资本论》下十年苦功夫，由此而奠定的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一种对科学的信仰；由此所把握的方法论，则是科学的方法论。它无论是对我的政治观点和学术观点，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我得益匪浅。早在北平、山西的那些年里，我已经探入史学境地，当发现，《资本论》使我如有利刃在手，自信敢于决疑，我曾是何等的喜悦。正由于此，我解除了《资本论》翻译出版合同之后，并没有片刻的颓唐或徬徨。要宣传马克思主义，我能做的工作，有责任去做的工作还多呢！

　　又说：“马克思说的‘在科学的入口，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这句名言，从翻译《资本论》开始，真正使我领悟到它的深刻含义，故而终生服膺。”（35）侯外庐对于中国历史的大胆探索，确乎表现出敢于入地狱的理论勇气。

　　侯外庐治史，非常重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他常常把这种学习称为理论准备。20世纪30年代初回国不久，他读到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为之兴奋，认为这部著作开辟了中国历史学的前途，由此激发起他研究中国古史的强烈兴趣。但他并没有立刻着手进行研究，原因之一，就是他看到当时学术界关于中国社会史大论战存在着一个最大缺点，即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没有很好消化、融会贯通，往往是以公式对公式、以教条对教条。他说他看了群起攻击郭沫若的文章，没有搔到痒处，虽颇称怪，但也感到这些批判者缺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修养而高谈线装书里的社会性质，是跳出不梁启超、胡适“整理国故”的圈套的。而要提高自己的理论修养，就应当先把外文基础打好，从经典作家的原著中掌握观察问题的理论和方法。因此，他仿效了鲁迅的翻译研究方法，把翻译《资本论》作为研究历史的必要的思想理论准备。并且，即使经过十余年理论准备后才开始研究古史，他仍很注重理论和方法，无论是40年代研究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还是50年代研究中国封建土地国有制问题，他都遍阅了经典作家的有关著作。（36）1943年，他在写完《我对“亚细亚生产方法”之答案与世界历史学家商榷》一文后，从苏联学者费德林处得到马克思的遗著《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如获至宝，立即请熟悉俄文的戈宝权同志把其中的《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翻译出来，悉心研究，两年后才发表自己的论文。他是最早引用了这一篇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并据以论证自己的观点的中国学者。无论人们对于他的研究答案赞成与否，但可从中看出，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态度是很严肃的。有了这种科学态度，研究问题时就不轻信盲从，而能独抒己见，如他在30年代写作的《社会史导论》中依据马克思对于生产方式的论述，提出其对生产方式及其在人类历史之地位的基本看法：

　　它是决定历史上特定社会形态的根本因素；不同社会形态的区别，就是由 它的性质决定的；（二）它必须在一定社会形态上有统治的地位；（三）它的内容可表述为：特殊的（历史上一定的）生产资料和特殊的（历史上一定的）劳动者（力）二者的特殊结合方式。用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话来表述，就是：“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的因素。凡要进行生产，就必须使它们结合起来。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四卷第四四页）马克思接着就据此概括作为特定社会形态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特点。他指出：“自由工人和他的生产资料相分离，是既定的出发点，并且我们已经看到二者在资本家手中是怎样和在什么条件下结合起来的——就是作为资本的生产的存在方式结合起来的。”（同上）

　　他对“生产方式”定义的这种归纳，不仅同斯大林在《联共（布）党史》中把生产方式归结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统一的说法很不一样，而且他在《社会史论导言》中明确表示不赞同斯大林的说法。他对理论权威、国际共产主义领袖人物的挑战，从40年代起就不断招致一些同志的严厉质问，但他自信持论有据，直至晚年写回忆录《韧的追求》时还郑重声明：“作为学术观点，我至今没有改变自己的看法。”（37）

　　侯外庐非常熟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的著作，熟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体系及其立场、观点和方法，具有很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他对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的论述之所以具有引人注目的理论深刻，与他所把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高度是分不开的。但他反对断章取义地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十分注意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他从来厌恶宋明理学家的语录学风，对20世纪60年代林彪大兴语录风，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简单化、庸俗化和宗教化的恶劣做法极为反感。他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如同学习其它科学一样，要注重知识的系统性和完整性，才能学以致用。他培养青年，非常注重这种理论上的基本功训练。其弟子何兆武忆述亲身经历道：

　　侯先生在他的研究过程中，习惯于深入钻研每一个重要概念的确切涵义，每每遇到一个重要概念时，不弄清楚，不肯罢休。作为他的助手，我曾多次协助他翻阅马克思、恩格斯的原文，反复推敲，以求明确各词的原文原意之所在。印象最深的一次，也是工程最大的一次，是侯先生为《中国思想通史》第2、3、4卷所写的序论补，副标题是《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封建主义》。那是1960年初前后，侯先生已酝酿成熟这篇文章的基本论点，他和杨超同志充分交换过意见，并由杨超同志执笔写出初稿。杨超同志在研究和写作时，由我协助他改订马克思某些根本概念的明确解释。我先请杨超同志为我讲述文中的基本论点和他本人的见解，那天杨超同志不厌其详地为我缕述两个多小时，主旨是阐明古代与近代的所有制概念的不同，以及我们为什么不能以近代的所有制的要领去理解古代的所有制。他的热情使我深受感动，并且获益非浅。随后的几个星期里，我们两人就投身于这项工作，查证一些重要术语（如财产、私有制、所有制、占有权、使用权、运动的所有权以及非运动的所有权，等等）的意义和用法，彼此对勘，真是感受到了有如古人所说的“疑义相与析”之乐。记得有一次杨超同志曾向侯先生提到：verschacheren(Verschacherung)一词在德文中只有“卖”的意思而无“买”的意思；侯先生回答说：有买就有卖，有卖就有买；于是问题就这样解决了。当然，明确概念还只是初步的工作。杨超同志以他所特有的细密的理论思维，终于写出了草稿，经与侯先生多次商讨之后，由侯先生最后删改定稿，这就是现在《中国思想通史》第4卷上卷卷首的那篇总论的由来。这也使我学习到，一个学者的思想成果要经历何等谨严而艰辛的劳动过程。（38）

　　卢钟锋也有自己终生难忘的体验。他说：“侯老指导研究生的学习，首先是抓理论方向问题。他特别强调，研究中国思想史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因此，他十分重视我的理论学习。记得侯老同我的第二次谈话，主要就是谈我的理论学习。侯老说：‘搞历史，学习掌握理论武器很重要。不懂哲学，没有哲学家的头脑，历史研究就搞不上去，上升不到科学的高度’。当时，侯老所说的理论武器，是指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哲学，是指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所以：他接着解释说：‘我开你的理论必读书目中，列了那么多的马列经典著作，就是这个道理’。他要求我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时注意两点：一是系统读，二是读原著。他说，学习马列主义，一定要系统地掌握它的基本观点，领会它的精神实质，一定要学习导师们的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理清他们研究问题的思路。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系统地读马列的原著。侯老提醒我：学习马列著作不能走捷径，一定要花大气力。他反对把学习马列主义变成只是到马列著作中寻章摘句的做法，认为这种做法往往割裂了马列著作的原意，是不可取的。他要求我在做读书笔记时，把马列原著中的基本观点系统地记下来。”（39）侯外庐就是这样接引、教育、培养青年一代的。（40）

　　侯外庐耕耘史学五十余载，著作宏富，在社会史和思想史领域都有卓越的成就，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发展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在他漫长的治史生涯中，大致可以划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一）早期（20世纪30年代初期至40年代中期），可称为发轫期。1934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与老子》、1939年发表的33年所撰《社会史导论》，是侯外庐结束《资本论》译事而转向史学研究的标志。1941——42年间，他几乎同时完成了两部史学专著，即《中国古典社会史论》和《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41）他认为这两部书是相互联系的姊妹篇，并提出“研究中国思想史，当要以中国社会史为基础”这一毕生遵循的治学方法。在写成《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之后，侯外庐本想按照历史发展的次序，继续研究秦汉思想史，再及中古（指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史、宋明理学史，最后至近世思想史。但当时周恩来建议他先研究近代思想史，同时他感到按历史发展次序研究有一难题，即“中古至近世的中国社会颇易辨析，而古代至秦汉的中国社会则难于研究”；要做秦汉思想史的研究工作，又必须先研究秦汉社会始能朴实说理。于是，他变更写作程序，先写从明末清初至清末民初的《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然后“回头从事中古诸朝的思想研究，期以十年或有全部更完整的贡献。”（42）在周恩来、董必武的关怀和支持下，他以短短两年之力完成了近80万言的《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此书于1945年由三友书店问世后，以其取材丰富、立论新颖而受到学术界的普遍重视。此外，他还于1944年由三友书店出版了一本篇幅不大、但影响很大的《船山学案》。（二）中期（4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初期），以撰著《中国思想通史》为中心，可以称为发展成熟期。1946年至1961年间，侯外庐从个人著书到依靠专家群体，合作撰写出洋洋260万言的巨著《中国思想通史》。这部巨著的完成和问世，既标志着“侯外庐学派”的形成，又表明外庐本人在史学发展道路上获得了一次更大的跨越。（三）晚期（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是继续开拓和总结的时期。70年代初，尚未“解放”的侯外庐，困居在家中，拖着病残之躯，搜集自己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研究论文，用剪刀加浆糊的办法结集成《中国封建社会史论》，并于1972年党的生日这一天，握着颤抖的笔亲自写了篇短序，说明编集这部著作的原委。他对自己曾受到猛烈批判的封建土地国有论没有片言只字的检讨，表现出他在理论原则上的坚定性。（43）大体与此同时，侯外庐得知思想史研究室有几位同志从河南“五七干校”回京，立即将他们召集起来，要求在多读马列著作，增加辨别理论是非能力的基础上，撰写一部《中国近代哲学史》。他对大家说：只要完成这部书并能让它出版，有没有我的名字都没有关系。这使参与其事者感受到一颗对待科学事业的忠诚之心。（44）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侯外庐获得了解放。他以衰弱之躯领导完成了《中国思想史纲》，这既是《中国思想通史》的普及本，又依据科学的进展，增加了不少新的内容，受到青年读者的欢迎。1980年，由邱汉生提议，请侯外庐主编一部《宋明理学史》。这部书后来被列入国家“六•五”社科计划重点项目。在邱汉生、张岂之的主持下，经过大家的努力，1984年出版了该书上卷、1987年又出版了下卷。这部长达130余万言的《宋明理学史》，填补了建国以后我国历史学中的一项空白。侯外庐对此甚感欣慰，但他又要求思想史室的同志们继续前进，撰写约100万字的《中国思想通史补编》，然后再编一部更为完整的《中国近代思想史》；不过，这只能成为他的遗愿了。

　　在《韧的追求•自序》中，侯外庐写道：

　　我本不过平平一介书生，因为经历着伟大的时代，才确立自己终生不渝的理想和观点。远言之，我爱慕王船山六经责我开生面的气概，仰慕马克思达到的科学高峰，近言之，自认最能理解鲁迅先生为民族前途，交织着忧虑和信念的，深沉而激越的，锲而不舍的“韧”的战斗。大半生来，在我的追求、研究的不平坦的历程中，鞭策力是共产主义拯救中国的理想，但是具体实践中，也并非时时都靠宏大口号支撑。坦白说，相当多的时候，我的信条只有一个字，那便是鲁迅先生所倡导的那个伟大的字——“韧”！从这一点而言，我写这本自叙，实在不过如同凿石的老匠或拓荒的农人回视作业，检点得失时的自白。是的，我从事史学研究，就象石匠和拓荒人的乐此不疲。拓荒何乐？乐在有目标，有知遇，有知己，有成群的同伴。

　　这段淋漓酣畅，吐泻胸臆的自白，使我们看到这位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思想理论家的伟大襟怀。

　　著作等身的侯外庐，不仅留下了宏富的思想学术遗产，而且在其半个多世纪的奋斗生涯中，还形成发展起以他为核心的、独具特色的侯外庐学派。这是一个理论性、思想性极强而又作出卓越学术成就，薪火相传，至今在中国学术界仍发挥重大作用、有强大生命力的马克思主义学派。

　　侯外庐学派是在撰著《中国思想通史》的过程中形成发展起来的。1946年，侯外庐与杜国庠、赵纪彬合著了《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他与杜国庠、赵纪彬、邱汉生共同完成了《中国思想通史》第二、三卷的全部书稿。1957年，杜国庠、赵纪彬、邱汉生以外，又有白寿彝、杨荣国、杨向奎及杨超、李学勤、张岂之、林英、何兆武这几位青年同志参加到《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的写作群体之中。在这样一个研究集体中，“墨者”杜老固然早已为学者推重，赵纪彬、白寿彝、杨荣国都各自卓有成就，但他们多把毕生主要学术精力投入到《中国思想通史》的营建之中。邱汉生更为《思想通史》献出了他所能献出的一切，侯外庐称：

　　汉生为人笃厚，治学谨严。凡经他整理过的人物或学派，从第二卷的汉末清议章，第三卷的嵇康章、葛洪章以来，都能尽最大努力占有和梳理尽可能多的材料。第四卷汉生执笔的六章，保持了这个特点，李贽章尤为突出。目前已知存世的李卓吾资料，几乎都被他这一章网罗无余了，为后人的研究开辟出方便之途。汉生研究的这些特点，今天被思想史研究界的许多同志传为佳话，这是我尤其感激他的。

　　中年患目疾的邱汉生，“当他结束第四卷工作时，便几乎失明了。”（45）当然的“诸青”，“有理想，文史功底比较厚，三四年间，表现出异常勤奋、学习朴实的共同特点，并各有所长。岂之哲学基础扎实，归纳力强；学勤博闻强记，熟悉典籍；杨超理论素养突出；林英思想敏锐，有一定深度；兆武精通世界近现代史，博识中外群籍。一九五七年第四卷开始编写时，他们都还是三十岁上下的青年。”他们除帮侯外庐做好第四卷编写的组织事务和协调联络工作外，还“在第四卷全卷二十七章中”“承担了十三章的工作量”，故而可以说，“事实上在第四卷中，他们唱了重头戏。”（46）此外，著名隋唐史专家、厦门大学的韩国磐教授为《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的编写提供了一份相当详细的资料长编，集中了隋唐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的丰富资料，侯外庐说“为第四卷撰写社会史一章材料丰满，便是仰赖于国磐同志的这部资料长编。其它隋唐各章，也不同程度上从中得益”，所以，称韩国磐是“第四卷编著者中的无名英雄”（47）绝不为过。总之，由于把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和共产主义坚定的信念有机结合在一起，侯外庐学派向世人展露了崇高形象。

　　《中国思想通名》集中体现了侯外庐学派的特色。侯外庐在《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序言中为自己规定，在学术史研究中工作探寻真理必须注意下列问题：

　　社会历史的演进与社会思想的发展，关系何在？人类的新旧范畴与思想的具体变革，结合何存？人类思想自身的过程与一时代学说的个别形成，环链何系？学派同化与学派批判相反相成，其间吸收排斥，脉络何分？学说理想与理想术语，表面恒常掩蔽着内容，其间主观客观背向何定？方法论犹剪尺，世界观犹灯塔，现实的裁成与远景的仰慕恒常相为矛盾，其间何者从属何者主导？何以为断？

　　这些问题，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社会历史阶段的演进与思想史阶段的演进存在着什么关系？思想史、哲学史出现的概念、范畴，同它所代表的具体思想，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有怎样的先后不同？范畴，往往掩盖着思想实质，如何分清主观思想与客观范畴之间的区别？人类思想的发展与某一时代个别思想学说的形成有什么关系？各学派之间的相互批判与吸收，如何分析究明其条理？世界观与方法论相关联，但是有时也会出现矛盾，如何明确其间的主导与从属的关系？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探明这些问题，是侯外庐撰著《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过程中所遵循的科学的规范。这些科学规范，后来也为《中国思想通史》各卷撰著者们共同遵循，并由此而成为侯外庐学派的一大特色。

　　侯外庐学派最为注重思想史与社会史的关联。在他们看来，思想史研究应以社会史研究为基础，即把思想家及其思想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内进行分析研究，把思想家及其思想看成生根于社会土壤之中的有血有肉的东西。人是社会的人，思想是社会的思想，不应作孤立的抽象的考察。据此，侯外庐自“从事史学研究以来，一向等量齐观社会史与思想史的地位，夙志完成的中国思想通史，便包括着完整的、平行的社会史研究计划。”（48）这体现在《中国思想通史》上，就是按照中国社会史的发展阶段，论述各社会阶段的思想发展，第一次系统地概括出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近代启蒙学说等各社会阶段的时代思潮，揭示了各个学派之间的对立与融合不仅反映了人类自身思维的矛盾性和多样性，而且与中国特定条件下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利益有密切关联，从社会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民族关系的宏阔背景下考察思想史的整体风貌。如此依据社会史分析研究思想史，便使《中国思想通史》得出许多既具重要价值、又富有独创性的见解，譬如，第一卷提出中国古代文明“早熟”而国民思想（即私学思想）又晚出说。该书成熟地运用在今天被称为热门的中外文化比较学，把希腊古代和中国古代思想作了比较，认为这是两种不同的文化类型：希腊古代思想是“智者”型的，中国古代思想是“贤人”型的。“智者”重在追求知识，解答宇宙的根源；“贤人”则多说道德而少谈知识，多谈人生而少说宇宙。中、希古代思想文化上的这种不同，与各自走了一条不同的氏族公社解体过程和到文明社会的路径有重要关系。希腊是“古典的古代”，中国属“亚细亚的古代”。在“古典的古代”，文明使一切已经确立的分业加强、增剧，尤其是更激成了城市和农村的对立，都市握有农村的支配权。城市使氏族制趋于没落，代之而兴的是以地域为单位的国民。而在“亚细亚的古代”，氏族遗制保存在文明社会里，两种氏族纽带约束着私有制的发展，不仅土地是国有形态，生产者也是国有形态。在上的氏族贵族掌握着城市，在下的氏族奴隶住在农村，两种氏族纽带结成一种密切的关系，却不容易和土地连结，这样形成了城市和农村特殊的统一。“如果我们用‘家族、私有制、国家’三者来做文明路径的指标，那末，‘古典的古代’是由家族到私产再到国家，国家代替了家族；‘亚细亚的古代’是由家族到国家，国家混合在家族里面，叫做‘社稷’。因此，前者是新陈代谢，新的冲破了旧的，这是革命的路线；后者却是新陈纠葛，旧的拖住了新的，这是维新的路线。前者是人惟求新，器亦求新；后者却是‘人惟求旧，器惟求新’。前者是市民的世界，后者是君子的世界。”（49）这样，特定的自然条件使得古代中国能以“维新”路径“早熟”（即保留着氏族组织躯壳和氏族血缘纽带关系）地迈入文明时代门槛，但具有个体价值意义的古代思想却是晚出的。直到春秋时期，旧的王官之学在思想界仍占主导地位，文化知识仍基本被卿、大夫一类人物掌握。春秋思想史上的著名人物管仲为齐桓公卿、叔兴是周内史、史墨是晋太史、子产是郑国执政、晏婴是齐国大夫。当时的学问主要还是《礼》、《乐》、《诗》、《书》、《易》，此外就是关于实沈、台骀、鲧化黄熊一类的神话（见《左传》昭公元年、七年）以及有关黄帝、炎帝、共工、太暤、少曍等的传说故事（见《左传》昭公十七年）。迨至春秋晚期，在“私肥于公”、“政出多门”的社会背景下，形成了私人讲学的风气，并相继出现了孔子、墨子这样的私人学者以及《孙武兵法》、《春秋》等私家著作。这样，“古代国民思想（即私学思想）晚出，其晚出的国民思想家不为‘智者’而为‘贤人’，在思想史起点上缺乏‘智者气象’而为‘贤人作风’所支配等等，都是‘亚细亚’的或‘维新的’中国古代途径的思想史面貌。”（50）而且，这种形成于古代奴隶制社会的“早熟”而又晚出的现象，成为了一种传统，在中古封建社会留下了印记。这印记可以用“因循”两个字来说明，也就是说，从古代到中世纪，无论在经济、政治、法律，或者是在思想意识形态方面，都可以找出许多近似的地方。这种因循的性质，导致中国封建社会的缓慢发展。

　　与《中国思想通史》一脉相承的《宋明理学史》，继承并发展了侯外庐学派的传统，成为侯外庐学派治学风格日趋成熟的代表作。这样，同《中国思想通史》相比较，《宋明理学史》有着一些新特色，如在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民族化方面更加成熟。侯外庐学派形成不久，就提出把马克思历史科学民族化的问题。所谓“民族化”，按照侯外庐的说法，“就是要把中国丰富的历史资料，和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做统一的研究，从中总结出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和历史特点。”（51）侯外庐本人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实即恩格斯有关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问题理论在中国的引申和发展；以他为核心的研究群体关于古代社会发展的特殊路径和古代思想发展特征的论述，对于中国思想史上唯物主义和反封建正宗思想的优良传统的掘发，如此等等都是这个学派在探索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民族化，用自己的语言来讲解自己的历史与思潮、用新的方法来掘发自己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过程中做的有益工作。但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中国化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还缺乏经验，故而在过去的实践中难免存在着某些生搬硬套、生吞活剥的现象。《宋明理学史》克服了这一缺点，虽然它从头到尾都贯彻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但并没有给人以“生搬硬套”、“生吞活剥”之感，可见其在把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中国化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对朱熹理学的研究，即是很好的例证。《中国思想通史》受马克思《哲学的贫困》启发，指出“无人身的理性”是朱熹哲学神学奥秘的症结所在，分析朱熹理学采取了佛学华严宗的思辨形式，其自然观和社会观是对称的，这种对称是用思辨的魔术，先把自然秩序伦理化，然后再以神化了的自然秩序反过来证实现实社会秩序的合理性；其人性论则借天命为媒介，把无人身的“理”化为“性”，演出“道心”主宰“人心”、天理克服人欲、精神控制肉体的僧侣主义命题，演出“天命”的定数，演出现实社会的“圣人”即“理”的结论；其“格物致知”是唯心主义认识论，“格物致知”并不是要人们去研究和发现客观事物的内在规律，而只不过是要人们去领悟决定等级品类的“天命”，去领悟一切存在着的事物的主宰——“理”，这样，“格物致知”的结果就被规定为“知止”于“至善”，即达到“人君止于仁，人臣止于敬，全是天理，更无人欲，则内不见王，外不见人，只见有理”的地步。《宋明理学史》没有沿用“无人身的理性”的提法，而是在承继《思想通史》积极成果的基础上，对朱熹理学进行了更加全面、深入地科学研究，既揭示未熹理学客观唯心主义的本质，又指出包括天理论、性论、格物致知论、持敬说等在内的朱熹理学是一个严密的思想体系，这个思想体系中的许多范畴与命题，总结了北宋以来理学的思想成就，使理学思想更严密、更丰富。这个体系熔铸了传统的儒家思想及佛学、道教思想，富有强烈的理论色彩。无论是理论、学术成就，还是思想影响，整个宋明理学史上，都不得不以朱熹为首。这样更为客观 、科学的研究分析，无疑是侯外庐学派不断成熟的表现。此外，《中国思想通史》素以史实丰富著称，撰著者们以丰富的史料和严谨的考辨展示出思想发展的规律，为后学者当人梯，但在史料的运用上又不免有史料堆积的现象，而《宋明理学史》既保持着史料丰富的优良传统，又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恰当合理地运用史料，这也说明侯外庐学派在考辨和运用史料上更加精湛、成熟。由此可见，侯外庐学派不是故步自封，而是不断发展、不断创新、渐趋成熟精湛的马克思主义学派。(53)

　　三、侯外庐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上）

　　侯外庐一向认为，社会史与思想史相互一贯，不可或缺，而研究中国思想史当要以社会史为基础，故其虽以思想史家著称于世，却始终重视着社会史的研究，并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作出了多方面的卓越贡献。兹从下列几方面对之予以绍介：

　　（一）对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

　　如果说郭沫若曾把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看作是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的“续编”，那末，侯外庐则在古史研究中比较注重做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延长工作”。在其以中国古史研究中一些争论较多、难度较大问题如氏族制的残存和家室的意义、城市国家的起源和发展、先王观等等 为重心而进行的古代社会研究工作中，坚持着一条基本原则，就是力图把中国的古史资料和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古代发展规律做一个统一的研究，以便探寻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

　　1857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写道：

　　资产阶级经济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已经开始时，才能理解封建社会、古代社会和东方社会。

　　一年后，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又说：

　　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54）

　　马克思所说的“东方社会”或“亚细亚生产方式”，究竟指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经济形态？他后来是否放弃了这一概念？东方和西方的历史发展究竟有什么差异？诸如此类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去世以后就一直聚讼纷纭。如普列汉诺夫曾试图作出解释，认为：“当马克思后来读到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时，他大概改变了他对于古代生产方式同东方生产方式的关系的观点。实际上，封建生产方式经济发展的逻辑，导致标志资本主义胜利的社会革命，但是象中国或古代埃及的经济发展的逻辑并没有引导到古代生产方式的出现。前一种情形是指两个发展阶段而言，其中一个接着另一个；而为后一个所产生。后一种情形，我们认为毋宁是两个并存的经济发展的类型。古代社会代替了氏族社会组织；同样，东方社会制度产生以前的社会组织也是氏族社会组织。这两种经济制度的类型，每一种都是生产力在氏族组织内部增长的结果，生产力的这种增长最后必然要使氏族组织解体。如果这两种类型彼此有着很大的区别，那末它们的主要特征是在地理环境的影响之下形成了。”（55）普列汉诺夫的这个观点，在20世纪20年代的苏联曾有过一定影响，瓦尔加即受其影响而在《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中提出：“外国资本未侵入之前，中国社会是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支配下，以同一技术水准而反复生产着。”

　　20世纪20——30年代，苏联、日本学术界围绕着“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展开过热烈讨论。在苏联，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解大致有五种观点：（一）马扎亚尔在《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中提出，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一种独特的以土地国有制为基础的独特社会形态；帝国主义列强入侵中国的结果，就是导致了这种社会形态的解体。（二）杜博洛夫斯基在《“亚细亚”生产方式，封建制度，农奴制度及商业资本之本质问题》一书中认为“在亚洲的不同时代不同区域中，曾经有过不同的社会形态、不同的社会结构要素”，而“对农民封建的以及一部分农奴式的剥削，构成亚细亚社会的基础”。（三）曾在中国考察过农业问题的约尔克不承认有特殊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断言“亚细亚生产方式……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它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与国家的学说相对立的”，（56）认为东方各国的前资本主义关系是奴隶制和农奴制的混和物，地租采取赋税的形式是这种生产方式的特点。（57）（四）哥德斯在1931年2月由共产主义学院列宁格勒东方学会和东方研究所共同召开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研讨会上发表长篇报告，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只是马克思在读到摩尔根《古代社会》之前提出的一个“假设”，因为“当时历史科学本身正经历着连马克思在对历史过程的个别环节的理解上也不得不留下空白那样的发展阶段。”在东方各国，一方面，原始社会各种关系的残余以公社形式被保存下来，另一方面，又存在着表现为阶级统治以及一定的从属体制的专制国家，这使得马克思不能不作出这样的“假设”，“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假设，就不能很好地描绘出历史过程的规律性。”但自从摩尔根的《古代社会》说明了原始共产制的崩溃和私有制的产生之后，这种假设就失去了它的作用，因此，马克思在他最后的几部著作中已经不再提亚细亚生产方式了。（58）（五）司特鲁威在《古代东方奴隶社会的产生、发展和瓦解问题》中，引用大量史料证明古代东方是奴隶社会。科瓦列夫在《关于奴隶社会的几个问题》中则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奴隶制度变种”论。他们的观点影响很大，很多史学家接受了他们的观点，也有人在受其影响下提出新说，如雷哈德提出“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可说就是原始公社和古代奴隶制度间的过渡形态。”（59）日本学术界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解则可大体归纳为四派：（一）主张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前阶级社会，以森谷克己、伊藤藏平、佐野利一等为代表；（二）主张亚细亚是奴隶制和农奴制的混和体，以羽仁五郎、伊豆公夫等为代表；（三）主张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先于奴隶制的第一个阶级社会，以平野义太郎、相川春野等为代表；（四）主张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一种“贡纳制”，并非独立的社会形态，以早川二郎等为代表。上述苏联和日本学者是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各派意见，都陆续介绍到中国来，对中国30年代的社会史大论战产生了直接影响。(60)

　　郭沫若是最早对亚细亚生产方式发表意见的中国学者。其后，在社会史论战中形成了五派意见：（一）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奴隶制以前的一个发展阶段，“实等于‘家长制’或‘氏族财产形态’”，就是原始共产社会的生产方式，持这种说法者以郭沫若、王亚南为代表；（二）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和奴隶社会、封建社会，都是氏族社会瓦解之后出现的几种并行的社会经济形态，但中国历史上并未形成这种生产方式，持这种说法者以杜畏为代表；（三）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和奴隶社会并行而先于封建社会的一种社会经济形态，中国历史上确曾存在过这种生产方式，持这种说法者以李季为代表；（四）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就是东方专制主义的农奴制，持这种说法者以胡秋原、王定昌等为代表；（五）认为并不存在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形态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它不过是指东方的一种“贡纳制”，持这种说法者以何干之为代表。（61）

　　由于当时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理论争论同东方各国现实的革命实践有直接联系，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也对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发表过意见，指出：

　　如果认为现代中国社会经济制度，完全是从亚洲生产方式进于资本主义之过渡的制度，那是错误的。亚洲式的方法最主要的特点是：（一）没有土地私有制度；（二）国家指导巨大的社会工程之建设（尤其是水利河道），这是形成集权的中央政府统治一般小生产者的组织（家族公社或农村公社）之物质的基础；（三）公社制度之巩固地存在（这种制度根据于工业与农业经过家庭而相结合的现象）。

　　“六大”决议的基本观点是正确的。中国近代社会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而不是什么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社会史论战中，有些主张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人，怀有歪曲中国革命性质的目的，所以，“六大”决议在明确揭示了现实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性质之后，又具体阐述了“亚洲式的方法底最主要特点”。可见，“六大”决议并没有一般性地否认亚细亚生产方式，而是提示人们应该正确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述，并依据这些论述科学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分析中国社会的特质，埸示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62）

　　侯外庐正是在这样背景下展开其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和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的。20世纪30、40年代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讨论中，许多人尽管认识不一、观点有异，但大多数接受了苏联、日本学者的见解，或者受其影响，只有少数人能真正对这个问题独立地进行比较深入的探索，而侯外庐就是这少数人中比较杰出的一位。他认为，要阐明中国古代社会性质，首先必须弄清楚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他在《苏联历史学界诸论争解答》和《中国古代社会史》（后定名为《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中，对此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从其根据马克思的阐述而提出的对生产方式概念的理解（这种理解与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为代表的主流意见有异）出发，侯外庐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性质进行了探讨。他指出，社会发展的序列，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并不一定都象《〈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说“亚细亚的、古典的、封建的、近代的”那样，例如《前资本主义生产形态》遗稿（63）就有这样一段话：

　　古典古代的历史，这是城市的历史，但同时是以土地财产和农民为基础的城市的历史。亚细亚的历史，这是一种城市和农村不可分裂的统一体……

　　侯外庐认为，这里虽然没有提出生产方式，但从《资本论》的有关论述来看，“历史”这一名词相当于“最基本的社会经济构成的阶段”，它与“生产方式”有着同样的含义。由此可见，“亚细亚的”和“古典的”两者序列是可以“随着前后安置”的。马克思把“亚细亚的”和“古典的”生产方式都放在“古代”的范畴里，如《资本论》第一卷说：“在古亚细亚的、古典的及其他的生产方式内，生产物到商品的转化过程，从而，人的商品生产者资格只起着次要的作用。”这里，对“亚细亚的”和“古典的”生产方式，都是用一个特征把它们放在一个共同的范畴里。但是，就历史的发展来说，亚细亚生产方式所支配的古代东方社会构成，是前行于古典的古代的。

　　侯外庐不同意亚细亚生产方式是所谓“过渡期”的假说。他指出，马、恩著作中关于农村公社的论述，阐明了氏族解体过程的二元性，即一方面表现为私人占有土地和共有土地不相容，他方面表现为血缘基础的社会与地缘基础的社会不相容。这种有农村公社存在的过渡期是一切文明社会的共同阶段，不是东方社会的特有特征。侯外庐也不同意把亚细亚生产方式说成是奴隶制“变种”的观点。他认为，古代文明的路径有多种，有古典的形态，还有非古典的形态。古代希腊、罗马属于前者，而亚细亚生产方式则属于后者。前者是所谓“正常发育”的文明“小孩”，后者是所谓“早熟”的文明“小孩”。它们虽属两种“路径”，但“实在说来，两者是古代的并列体系”，而其差别，概括来说，只不过古典的古代是“革命的路径”；亚细亚的古代则是“改良”（维新）的路径，用中国古文献的话来说，便是人惟求旧、器惟求新的“其命惟新”的奴隶社会。

　　在分析了亚细亚古代路径的特点后，侯外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灌溉和热带等自然环境是亚细亚古代“早熟”的自然条件。氏族公社的保留以及转化成为土地所有者氏族王侯（古称“公族”），是它维新的路径，土地国有而没有私有地域化的所有形态，是它的因袭的传习，征服和周围部落的俘获，是它的家族奴隶劳动力的源泉。

　　这样，“生产方式的本义既然是特殊的劳动力和特殊的生产资料的结合关系，所以亚细亚生产方式便是：氏族贵族所有的生产资料和家族奴隶的劳动力二者间的结合关系，这个关系支配着东方古代的社会构成，它和‘古典的古代’是同一个历史阶段的两种不同路径。”（64）从表面上看来，这样的论断似乎和主张亚细亚生产方式与古典的古代成为两种不同类型的奴隶制者相同，即古典的古代是发达的劳动奴隶制类型，亚细亚的古代是不发达的奴隶制类型；但细读侯外庐的《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则可发现其实不然。他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指的是由氏族制发展而成的奴隶制，即氏族集团奴隶制。就奴隶制来说，它仍然是发达的，只是因为它保留着氏族制，它才是“早熟”的文明“小孩”。所以，他的主张实际上是指两种发达的奴隶制：一种是在氏族制解体后出现的奴隶制社会，古典的古代如希腊、罗马即是如此；另一种是保留着氏族组织的奴隶制社会，斯巴达和中国古代社会都是这样。简言之，他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实指一种保留着氏族组织躯壳的发达奴隶制社会。这的确是一种独到的见解，是其他各家古代社会理论中所没有的。

　　如此理解亚细亚生产方式，未必尽合于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的原义，却较为切合中国的历史实际。侯外庐并不拘泥、执着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具体话语，他所注重的是从马、恩的论述中体悟科学的研究方法、把握他们所提示的历史发展规律，然后将之运用于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故其为自己的古史研究提出了这样一个目标：“就一般意义来说，这是历史科学中关于古代社会的规律的中国化；就特殊的意义来说，这是氏族、财产、国家等问题的研究在中国的引申和发展。这项工作不是我个人所能做到的，但却心向往之。”（65）基于这样的目标，他在20世纪30、40年代分析所能掌握的古代社会史料，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路径提出了如下论断：

　　从这方面的基本认识入手，我断定中国的奴隶社会开始于殷末周初，经过春秋、战国，到秦汉之际终结（近年来苏联学者却以为到东汉才终结）。研究的方法应当釜底抽薪地从氏族、财产、国家起源的东方具体的路径着手。氏族制度依然保存在奴隶社会里，所谓“先王受命”的“王制”；土地财产是国有或氏族贵族专有，所谓“礼之专及”；国家是“宗子维城”的城市国家（古代“邦”和“封”同是一个字，“城”和“国”同是一个字。“国”是指城市，“野”指农村），这就是城市和农村的第一次分裂，因而产生了阶级分化的文明社会。（66）

　　在他看来，氏族城市国家的建立及其与农村的分裂和对立，是文明社会形成的基本标志。统治氏族居于城市，被统治氏族处于农村，彼此对立，结成了主奴关系。据此，他认为殷商时代虽有文明社会的因素，但仍处于氏族联盟状态，如其谓：“据《左传》所载殷族有条氏、徐氏、肖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陶氏、施氏、繁氏、•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史记》所载殷族有殷氏、来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索隐》所释北殷氏本作髦氏，又有时氏、肖氏、黎氏（即饥氏），因此殷族实在是一个氏族大联盟。”周族亦然：“周族是拿姬姓氏族做中心，联合了其他氏族如曹姓、子姓、姜姓、己姒姓、任姓诸侯，形成氏族联盟。”（67）这样一种氏族联盟的王只是军事首长，而非专制君王，故而有些诸侯也可称王。然则殷、周之制又有什么区别呢？侯外庐指出：

　　我们在古史中已经证实了殷、周社会的不同，主要在于周文王的“作邦”和“肇国”，成立了城市国家，第一次分裂了城市和农村的关系。（68）

　　这显然是把中国文明的起源推迟了。所以如此，乃因为他所说的氏族并非原始社会的氏族，而是阶级社会的宗族。这宗族是由父权家族发展而来的，在此以前为家族公社，家族公社之前才是氏族公社。中国文明的起源，和世界上那些号称古老的文明国家一样，都是从父权家族的出现开始的，而这在中国历史上可以上溯到5000年前的中原龙山文化的开端之际，此时开始出现古籍中所说的“用命赏于祖，不用命赏于社”。所以，只要把侯外庐所说的氏族还原为宗族，再追溯宗族的由来，则其见解仍是合理的。

　　侯外庐晚年注意到他对中国文明起源看法中存在的问题，曾说：“关于中国古代文明始于殷末周初的断案，是我依据过去的历史材料而提出来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的考古工作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先于殷末的古代文化遗址不断出现，史学界不少同志正在积极探索夏文化的问题。关于古代文明起源的研究，已经出现新的成果。对此，我是很高兴的，希望有更大的突破。”（69）这至少表明了他至死不衰的韧性战斗精神。

　　侯外庐依据其对马克思、恩格斯“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之方法论的理解而断定“古代”是有不同途径的，他又据此从中国古代“城市国家”起源的角度说明氏族制度残余的问题，从中国古代“城市国家”建国原则的角度说明中国古代国家是氏族贵族专政，从中国古代“城市国家”发展的角度来说明中国古代变法的艰巨性，从中国古代“城市国家”性质的角度说明中国古代政治和法权理论的特点，从中国古代“城市国家”间的判别角度说明各诸侯国的不同的发展前途，凡此都不仅将马克思主义古代社会学说中国化，而且也确实引申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古代社会学说。诚如张岂之、刘宝才在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所撰“前言”中说的那样：“侯外庐先生的这部著作初版到现在已经过了半个世纪，仍然没有失去它的学术价值。这半个世纪期间，中国社会发生了根本变化，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实行改革开放，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此同时，中国历史的研究也有了长足进展，在大量考古新发现的基础上进行研究的成果，已经把人们对中国古代社会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提供的学术见解，有些仍存在争论，甚至明显地应该修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更加明显的是，这部著作中提出中国古代社会改良路径说及对氏族贵族统治形成、发展、衰落过程的研究成果，已被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接受；这部著作强调的将历史发展一般规律与中国历史特殊规律结合的研究方法已经成为共识。仅此即可证明，这部著作在今天不仅没有失去它的价值，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比以往更加显现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