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寒鸣：当代中国民族企业竞争力的现状与提升（上）

当代中国民族企业竞争力的现状与提升（上）

陈寒鸣

（天津市工会管理干部学院     天津市     300170）

　　［摘   要］当代中国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非公有制经济并存发展的背景下，已经形成起国有企业为主导、其他所有制类型企业同时存在并共谋发展的民族企业结构。民族企业竞争力现状如何？如何快速而有效地提升民族企业竞争力？客观、科学地釐析这些问题，对于推动建设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在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同时全面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关 健 词］当代中国；民族企业竞争力；现状

　　就近代以来的工业文明社会而言，企业不仅是一个单纯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经济单位，而且还是社会构成要素中的基本组织细胞。从前者看，企业的存在与发展当然直接关系到社会物质文明的发展水平；而从后者看，企业的存在与发展及其模式、企业的竞争力水平等又同民族生存与发展、民众生活与福祉、国力状况与国家稳定以及社会发展前景等等戚戚相关。尤其是在当今世界处于竞争剧烈之复杂变局的状况下，以这样一种宏阔的视野，既居安思危、又充满希望地分析研究当代中国民族企业竞争力的现状及其所造成的原因，进而思考如何提升中国民族企业竞争力，并以之为有力契机，推动建设高水平“小康”社会的进程，在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同时全面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等无疑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第一节 民族经济存在与发展的意义

　　当今世界，民族经济的存在与发展还有没有意义？或者说，究竟还有没有民族经济存在与发展的必要？在西方盛极一时并为我国一些“著名”经济学者所认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认为，市场经济全球化的绝对力量已经通过世界性市场（包抬世界一体化的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等）、世界性生产基地、世界金融体系、跨国货币流通体系的建立（如新生的欧元）、资本国际、普遍有效的税制调控方式（如“托宾税”）、全球信息网络与计算机的普遍运用及由之而造成的种种结果等主要方面得到日益充分的展示。这一实质性和根本性的经济全球化运动与文化全球化浪潮（如迪斯尼、好莱坞为代表的娱乐文化，可口可乐、麦当劳为代表的饮食文化，以及以人权、民主、自由、博爱、平等为核心观念的政治一一道德价值理念等等）桴鼓相应，汇合成一体，营造出一种“新自由主义”的景象。这种景象似乎在告诉人们世界“大同”仿佛真的降临人间了。受这种思想影响，国外的一些政治家和理论家认为世界上任何国家、地区或民族的发展道路都必须与“新全球主义”趋同，因为只有世界“一体化”的发展才能使我们“转入一个新的文明”（戈尔巴乔夫即力倡此说）。我国也有些人士在以浪漫主义的情调呼唤拥抱已经到来的“全球化时代”，主张我国应该毫不犹豫地立即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之中。依此，民族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就没有什么意义可言了。

　　其实，新自由主义者所津津乐道的“全球化”或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并非始于今日，而是早在19世纪40年代前就已开始了。马克思、恩格斯早在1847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即已指出了当时自由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趋势，说：

　　“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扩展。”“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了世界性的了。”

　　这是资本主义商品贸易全球化阶段的景象。这种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商品贸易，并不是在真正自由、平等竞争基础上进行的，而是具有着强烈的残酷性，散发出浓烈的血腥气味。譬如，十九世纪全球化最突出的特点是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范围内的大规模拓殖，用武力摧毁了亚洲、非洲、南北美洲的古代文明中心，把这些曾一度（有的甚至是长期）繁盛的地区性文明中心纳入到其势力控制范围之内，又把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强行施加于这些地区，从而逐渐确立起西方中心地位，大英帝国更成为西方中心之中心，以其占有的庞大的殖民地获得了“日不落”帝国的称号。至于所谓以武力摧毁非欧洲的地区性文明中心，在美洲意味着二亿多印第安人的90%死于火枪、皮鞭、矿井和瘟疫；在非洲意味着四千八百万黑人被掳掠，其中三千六百万人葬身大西洋鱼腹、一千二百万人成为美洲矿区和种植园的奴隶；在亚洲则意味着印度沿海的大屠杀，对中国的鸦片贸易和由此引发的战争及种种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我们固然可以说这样的“全球化”浪潮使上述非欧洲地区由原先所处的自身的传统境地而直面先进的近代社会与近代文明，从而不得不考虑自身的存在危机，有的还由此而在被纳入近代世界历史秩序的情况下开始了其社会与文化的近代化、现代化的启动过程，然而，无论如何，透过那血与火的进程，我们无法否认残绝人寰的一面。

　　20世纪70年代、尤其是80年代“冷战”结束以来，金融资本流动统治全球化的进程，使“全球化”或称之为世界经济“一体化”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内容与形式较之以往均有所变化，但不平等的实质丝毫没有改易，美国学者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爱德华•怀亚特说：在现代全球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不再是汽车、钢铁和小麦的贸易，而是股票、债券和货币的交易”，其本质是“金融寡头的投机资本利用高新的交通、通讯、电子技术对全球进行统治与掠夺。”（参阅《谁在世界货币海洋中沉没》，载1999年2月15日美国《纽约时报》）在这新一轮“全球化”浪朝中发挥主导作用的角色，由昔日的英国换成了美国。美国充分利用美元的独特地位，利用其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等世界经济组织中的主导地位和作用，又利用美国穆迪投资服务公司的信贷评级的巨大影响，利用其所掌握的发达的高新技术和军事实力等等，吸尽世界各国财富，诱使或逼迫各国放弃经济主权，推动各国民族经济体系解体，削弱日本、欧洲的跨国公司与其本国、本地区的利益相关性而使之加强同美国的利益相关性，从而完成美国主导下的全球化。在这进程中，美国始终奉行双重标准，如其不断促使其他国家或地区对进口商品开放市塲，放弃关税壁垒，实行自由贸易，而其自身却一直实行着超级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美国纺织业巨头们认为中国纺织品对美的输入损坏了其利益，因而要求国会批准对华织织品实行进口配额限制，就是新近发生的颇具代表性的事例。正如曾任“总贸总协定”总干事经济政第顾问的著名国际经济学家巴格瓦蒂所说，美国奉行的并非是WTO的“多边主义”，而是不折不扣的“侵略性的单边主义”。这就使目前仍进行中的这塲“全球化”进程的真正底蕴不过是美国化而已，因为迄今为止只有美国才是这“全球化”游戏的主角，又是这游戏规则的制定者，还是这游戏的主裁判。至于其他国家或地区则随时会在这游戏中面临着丧失主权、沦为全球一体化过程中“繁荣的飞地”（即所谓“本国领土内的外国土地”）之新殖民地的危险。美英统治者对于其目的并不讳言 。2002年4月，英国首相布莱尔的外交政策顾问罗伯特• 库柏就撰文直接了当地阐明美英全球战略目的就是效仿历史上罗马帝国和大英帝国的榜样，建立以美国为核心的新帝国主义全球秩序；在西方世界内部实行所谓文明准则，用法律和合作来解决彼此之间的利益矛盾，而对西方以外的国家则运用“丛林规则”，即恢复帝国主义传统的炮舰政策，再辅之以利益诱惑，从而施之以“胡萝卜加大捧”的政策，不择手段地、先发制人地打击和欺骗，迫使非西方国家和地区接受新帝国主义的统治。

　　这样的“全球化”已经结出了恶果，给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带来了灾难。拉丁美洲国家的遭遇就是显著的事例。美国一向把拉美地区视为自家后院，是美国垄断资本进行投资和控制的重点。20世纪70年代，美国银行以提供低息贷款为诱饵，诱使拉丁美洲国家大量举借外债，而其在向他们提供贷款时附加了市场浮动利率的条款。80年代，里根政府推行自由主义的经济紧缩政策，骤然大幅度提高了利率，大大加重拉美国家的外债负担，拉美国家很快就纺纷因无力偿还巨额外债而陷入危机。美国操纵的国际货币基金乘机强迫拉美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否则便不给予美元再贷款、切断进口来源。在强势压迫下，诸多拉美国家被迫接受各种苛刻条件，完全放弃政府干预经济，削减政府公共投资和社会福利，推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全面开放国内市场并放弃关税壁垒、取消贸易保护，实行国际贸易、投资的自由化，融入了“全球化”浪潮之中。其结果是吞下苦果、酿成悲剧。譬如，拉美国家曾经非常重视发展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发展则有效地加速了其工业化进程，推动了社会基础建设，而大规模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不仅增加了失业、加剧了社会矛盾，而且大大降低了民族工业的整体实力，民族私营工业也随之陷入更加脆弱的境地；放开国际贸易和投资后，跨国公司纷纷收购民族私人企业，净利润大幅度汇出境外，资本流失严重，所谓非国有化实际导致了外国化；1980一1989年间，拉美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下降幅度最小的为2.4%、最多的为37%，贫困人口由1980年的1.12亿增至1990年的1.92亿，十年间增加了约八千万人，平均每年增长约7%。深深卷入美国主宰的全球化经济体系的墨西哥，直接导致了曾一度壮大的民族工业的瓦解，而这又连带引发银行体系的危机，内、外债一齐增加，外债还本付息的雪球越滚越大。80年代以来的二十年间，墨西哥深陷外债陷阱无法自拔，1980年的外债总额为580亿美元，十五年来本已偿还本息共1500亿美元，而到1996年外债总额却反而猛增至1800亿美元，美英垄断资本家遂向其提出廉价出售银行系统和石油资源以偿还债务的要求。1995年，墨西哥爆发强烈金融危机，短短几个月就有15000家企业倒闭，300万人失业，居民购买力至少减少三分之一。政治动乱，工人罢工、农民起义，国家极不稳定。1998年再度爆发金融危机，银行坏账款上升到50%以上，不得不宣布容许外资收购本国银行100%的股权，并被迫出售处于战略性行业的国有企业以清偿外债，民族经济遭受到毁灭性打击。近年来，巴西、阿根迋等国家也大体因相似原因而相继发生金融危机，货币大幅度贬值、外债大幅度增加，金融体系坏账堆积，居民纷纷挤兑银行，国民经济濒临崩溃。

　　这种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或世界经济一体化，究意使谁受害、使谁获益？明眼人对此看得很清楚。自由资本全球化促使世界经济有控制地解体，导致南美、俄罗斯、东亚相继爆发金融危机并引发全面的经济危机，给这些地区、国家的民众带来深重灾难，同时也对整个世界经济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9年底《人类发展报告》指出：“东亚金融危机严重影响了有关国家人民的生活，造成全球在三年内将损失2万亿美元的产值。”安南秘书长说仅印尼一地就有五千万人因亚洲经济危机而重新陷入贫困，整个“发展中国家至少有十亿人变得更加贫穷了”（据1998年9月8日，安南秘书长关于联会国工作的年度报告）。而美国呢？19999年7月5日《经济参考报》所载李长久题为《金融危机与东亚区城合作》的文章说：美国“成为这次金融危机的最大受益国。据美国商务部统计，1994年外国人购买美国股票、公司债券和其他非国库券证券为570亿美元，1997年增加到1970亿美元，1998年达2280亿元。美国《华尔街日报》载文指出，经济全球化并不意味着所有人一齐浮沉，‘美国如今看起夹是站在那些灭顶之灾者的肩膀之上’。”事实教育、警省了越来越多的人。德国《明镜》杂志的汉斯•马丁和哈拉尔特•舒曼揭露经济全球化“实际是个可怕的陷阱”，他们合著的《全球化的陷阱一一对民主和福利的进攻》被译成二十多种文字，成为世界畅销书；法国作家、记者维维亚娜•弗勒埃指出经济全球化“使个人和民族的主体性陷入危机，给人们带来无以言状的不安”，她所著的《经济的恐慌》亦被译为二十多种文字，在世界上引起广泛影响。美国学者哈里•舒特在《资本主义的问题》中把全球化比作“集团犯罪一一 一种正杀害它赖以生存的躯体的恶毒的寄生虫”；津巴布维学者雅希•汤顿更在《全球化与南方：剝削的逻辑》中痛斥“全球化是资本统治和经济剝削这一历史运动的现代表达方式，是资本对世界其余部分的最终征服”。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人民不断发出“反对世界商品化”、“全球化，当心点，人民不会放过你”等批判性的呐喊，并以各种形式同所谓全球一体化的浪潮作抗争。

　　如上所述，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盛行拉美二十年来，在美国操纵的国际经济组织的逼迫下，拉美各国一直恪守市场原教旨主义信条，却造成了各种社会恶果的空前积累。饱受苦痛的拉美终于爆发了遍及整个大陆的抗议活动。但面对拉美国家的经济、政治动荡，国际货币基金依然视而不见，我行我素，顽固地坚持其私有化和自由市场教条。这甚至连美国右翼有识之士都为之担忧，《迈阿密导报》的拉美专栏作家安德鲁同华盛顿的右翼智囊团联系颇为密切。2002年7月14日，他以向美国国务卿鲍威尔献策的形式撰文称：“拉美各国政府正陷入严重的困境中，据最新民意调查表明，大多数拉美政府的民意支持率均下降到维持稳定所需的30%以下，包括玻利维亚、巴西、阿根迋、哥伦比亚，还有厄瓜多尔、秘鲁、乌拉圭等等。”所以，他督促美国政府调整对拉美的政策，不要再继续强调“私有化和削减政府开支”，否则“拉美将变成孕育救世主或左翼政权的肥沃土壤。”安德鲁的警告果然变成了现实，仅数月之后，巴西、厄瓜多尔、玻利维亚等国的大选中，新兴的左翼政党就相继赢得了重大胜利，从被西方贬斥为“极端派”的反全球化民间力量一下子堂而皇之地步入执政者的殿堂。此外，2003年5月阿根迋的大选中，前总统梅内姆因坚持新自由主义而丧失民心，不得不自动退出总统选举，而主张发展民族工业的基什内尔，虽是政坛新秀，却很轻松地赢得了大选；民心所向，于此可见。

　　很值得一提的是古巴。来自西方的新自由主义者曾利用古巴一度面临的严重困难，竭力鼓吹“国营企业天生低效率”论，说只有对国营企业实行产权改革，“改变所有制”，实行私有化、发展资本主义，古巴的经济才有望恢复和发展。但古巴共产党、政府及其领导人，丝毫不为所动，不仅不上新自由主义的当，而且给予严厉批判。他们郑重指出：“一个通过斗争和牺牲证明了自己能力的国家，也是有能力获得我们所需要的效益的。”（卡斯特罗：《经济改革应缓慢进行》，拉美社哈瓦那1995年11月4日电。）明确宣布“这里没有新自由主义活动的空间。”（何塞•路易斯•罗德里格斯在哈瓦那第二次移民会议上的发言，据新华社联合国1996年6月26日电。）他们认为要恢复和发展经济当然“要实行必要的开放，但这种开放必须在共产党和劳动者的领导之下，而不是在奸商、资产阶级分子和资本家的领导之下。”“解决问题的办法不应是资本主义，更不应是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古巴正在做的和正准备要做的一切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卡斯特罗：《古巴对旅游业这个创汇部门应给予重视》，据新华社1993年11月7日电。）他们又针对新自由主义者对国有企业的攻击，指出一个企业有机会立足世界市场并不是靠所有制关系，而是靠它使自身技术和管理适应国际市场要求并调动工人积极性的能力，（《拉赫访谈录》，德国《时代》周刋1999年7月22日。）并坚信古巴的国营企业一定能做到高效益：“这是能够做到的，因为党拥有78万名素质高的党员，有人民群众组织的支持，而且还有一代好的青年”。（卡斯特罗在古共五大闭幕会上的讲话，1997年10月10日。）“我们认为国营企业是能够有效率的。这些企业在今天的世界上是有竞争力的。我们不相信所有的国营企业必然是低效率的这一新自由主义的教条。我们将捍卫国有制的存在，因为我们不仅相信国营管理是有效率的这种可能性，而且认为国家所有制最好地代表了大多数居民的利益。”（何塞•路易斯•罗德里格斯在哈瓦那第二次移民会议上的发言，据新华社联合国1996年6月26日电。）古巴在美国的长期封锁下，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发展壮大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民族经济，并取得了卓越成就，最为难能可贵！

　　历史与现实大量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中国要在21世纪整个世界知讯日益发达、科技迅猛发展的背景下全面建设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加快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当然不能自外于世界，不能不了解、学习、接受外国先进文化，不过，“我们要熟悉外国的东西，读外国的书。但是并不等于中国人要完全照外国办法办事，……中国人还是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77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我们应从国家安全、民族根本利益、社会主义前途命运这样的角度来思考、筹划、制定我们的社会发展战略，必须充分认识到“全球化”实即欧美资本主义化的本质及其危害。陈云同志早就语重心长地指出：

　　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外国资本家也是资本家。他们做买卖所得的利润，绝对不会低于国际市塲的平均利润率。……世界上没有一个愿做低于平均利润率的资本家。如果低于平均利润率，他为什么不把钱存在银行稳拿利息？为什么要搞冒险的投资呢？

　　现在离列宁说的将来“在世界几个最大城市的街道上用金子修一些公共厕所”的时间还很远很远。

　　我所以一再说对外国资本家在欢迎中要保持警惕，这是因为我们有些干部对这件事还很天真。我之所以要提出这样的问题，丝毫没有不利用外资的意思，只是敲敲警钟，提醒那些不很清醒的干部。（《陈云文选》第三卷第247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革命和建设都要走自己的路”，指出：“中国革命的成功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现在中国搞建设，也要把马克恩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95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他据之而谓：“要紧紧抓住合乎自己的实际情况这一条。所有别人的东西都可以参考，但也只是参考。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中国有自己的模式。”（同上书第26页）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淳谆教导，永远值得铭记。

　　总之，我们要始终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要始终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我们一定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切不可上新自由主义的当。新自由主义鼓倡其“全球化”，诱逼我们放弃国家主权，改变社会发展方向，丢掉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经济基础的公有制经济，完全融入所谓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之中。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我们应在清醒认识到这一点的基础上，通过主动、有效地提升民族企业竞争水平，大力发展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增强综合国力以积极应对，不仅掌握这场战争的主动权，而且一定要打赢这场战争，全面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并使我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第二节   当代中国民族企业的构成及其相互关系

　　凡中国人投资兴办的企业，皆可归入中国民族企业范畴。早在16世纪中后叶，长江中下游和东南沿海地区，即已有人从事具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工商业活动，出现了作为近代企业雏型的家庭手工作坊。如果从那时算起，中国民族企业的发生发展已经有了四百余年的历程。四百余年间，中国民族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结构单一到部类齐全、结构多元而又完整，从中国本土而走向世界。这大体经历了几个发展时期：一是16世纪中后叶到19世纪中叶，为中国民族企业的萌生期；二是19世纪60一70年代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为中国民族企业在夹缝中求生存的艰难发展时期；三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为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发展时期；四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为公有制为主体而不同所有制形态并存、结构多元化的中国民族企业发展时期。

　　本书论旨决定了我们不可能详尽考察并叙述中国民族企业的发生发展历程，而只能着重探究当代中国民族企业的构成及其相互关系，而这就有必要先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五十余年间中国民族企业所走过的道路略作回视，以明了当今中国何以会形成这样一种结构构成的民族企业体系，以及这结构体系中各组成要素何以会有那样一种相互间的关系。

　　当代中国民族企业体系主要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形成发展起来的。1940年1月，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建立起来的人民共和国，“它在政治上必须是新民主主义的，在经济上也必须是新民主主义的。就是说，“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煤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空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这也是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的庄严的声明，也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经济构成的正确的方针。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合订本第638一639页，人民出版社1966年模排本。）根据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思想，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建构起主要由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和半自然经济这五种成分构成的国民经济秩序。与之相应，当时中国的民族企业亦形成国营、集体这种具有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公有制企业与具有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劳动者合作经营的企业、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的企业以及个体经营企业等多种形式并存的结构。当然，无论是宏观上的各种经济成分，或者是微观上的各种所有制形式的企业，其相互之间又都非毫无主次之分。如果说新民主主义社会作为向社会主义过渡阶段的性质决定其时并存的五种经济中国营经济必然要占据领导地位，那末，在多元并存的民族企业结构中，公有制企业则占据看主导地位并发挥着引领其他各类企业的重要作用。应该说，五种经济成分并存以及由之而带来的城市经济生活中这样一种以公有制为主体而又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民族企业结构，不仅与我国长期以来社会生产力十分落后的状况相适应，而且更适应着久经战乱的中国亟需休养生息、恢复并进而发展生产，广大民众渴望在和平安宁的社会环境中生产劳动，在建设自己国家的同时也谋求自身幸福生活的现实需要。

　　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国家要从多方面“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经济成份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共同纲领还指出：“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单位，人民政府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扶助其发展。根据必要和可能，鼓励私人资本向阎家资本主义发展。”又确定了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政造”、对民族资本家“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据此，党不仅允许民族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而且还真心实意地对之采取了保护和扶助的政策。如资本主义工商业企业的职工和店员长期生活在资本家剝削之下，他们在成为新中国主人以后迫切要求政变这种状况，故而不理解党和人民政府对资本主义、民族资本家所实行的政策，不时出现一些经济民主方面的过高要求，甚至要对资本家采取过激斗争。而党和工会根据“劳资两利”的方针，深入广泛地向职工群众进行教育，及时调整劳资关系，大力推行建立劳资协商会议、签订集体会同等制度，使劳资关系得到健康发展。如朱德同志指出：“正因为工人阶级是新民主主义国家的领导阶级，工人阶级不仅在政治上领导着资产阶级，而且在经济上也经过它所领导的国家政权与国营经济来领导着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使之在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原则之下，为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服务。我们必须限制私人资本主义，使之不能操纵国计民生，向着有益于而不是有害于国计民生的方向走。但是，另一方面，……在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计划的轨道内存在和发展的私人资本主义，是当前整个国民经济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作为新民主主义国家之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不仅应该把国营经济看做是自己的财富，也应该把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看做是自己所领导的国家的社会财富。”“新民主主义国家国营企业中的职工，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也获得了解放，他们已不再受人剥削，已不是为资本家做工，而是为国家、为人民、为工人阶级自己做工了。”至于“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中的职工，他们在经济上还没有获得完全解放，他们还受着资本家的剥削，这种剥削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只能够受到限制，而不能够消灭。但这些企业是新民主主义政权下的私人资本主义企业。这些企业只能依照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政权所规定的轨道运转。因此，新民主主义政权下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中的职工，在经济上要自觉地接受劳资两利的政策。这种容许私人资本主义存在和实行劳资两利政策的方针，在一个长时期内是完全必要的。只有中国工人阶级把新中国领导得好，建设得好，稳步地由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然后才有可能由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工人阶级才能得到彻底的解放。这就是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 为此目的，在现阶段自觉地忍受资本家一定限度以内的剥削，就是以局部的暂时的利益，服从根本的长远的利益。我们共产党员，工会工作者，必须以这样的精神来教育工人群众，领导工会工作。否则，我们就会陷入经济主义与尾巴主义的泥坑，我们就不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就不能正确地组织并领导工人群众完成新民主主义的历史任务，而过渡到社会主义。”“在私营企业中，是存在着两个对立的阶级，资本家和工人。工会是工人阶级的阶级组织，应该坚定不移地保卫工人阶级的利益。但是工人阶级的利益，并不等于无限制的增加工资，无限制地改善生活。如果是这样，那就是经济主义者的路线，是落后 工人的情绪，而不是真正工人阶级的利益。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中的工会，也必须教育工人，使之懂得工人阶级长远的根本的利益，而在劳资两利的原则下发展生产，并在生产中努力学习，提高自己。当然，在私营企业中，要实现劳资两利，光靠政府的法令和监督是不够的。资本家是有种种办法力求克扣工人、加重剥削的，要经过工人一定的适当的斗争，才能实现劳资两利。在工人与资本家的这种斗争中，工会应该是坚决代表工人的。”“这是不是说，工会不应该争取工人阶级生活之可能的改善与工人福利呢？不是的，党和工会，首先是人民政府，必须保证工人阶级之最低生活，并争取工人阶级的生活之可能的改善。但是工人阶级生活之改善只有在发展生活中才有可能。”总之，“革命的终极目的在于发展生产。”“作为工人阶级的阶级组织的工会，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它的任务首先应该是面向生产。在私营企业中对资本家之必要的斗争，也是为着实现劳资两利，发展生产。在国营企业中则更应该是团结全体职工，克服官僚主义，完成生产任务。”（《关于工会工作的几个问题》，《朱德选集》第261一一266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这就为资本主义工商企业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基本前提。又如1950年，资本主义工商业曾出现暂时的严重困难，商品滞销、工厂关门、商店歇业，失业增加等等。党和人民政府并未坐视不管，而是及时、主动地调整决策，主要是把国有企业的一部分生产和销售让给私有企业，实际是向民族资产阶级让利。经过调整，商品滞销情况全面缓解，全国城乡经济全面活跃了起来。因此，正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中国共产觉的领导和新民主主义思想的指导下，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企业才赢得自其出生以来从未有过的大好发展时机。

　　然而，资产阶级的本性并没有因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政府允许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存在和发展，帮助其摆脱困境而有所改变。尽管受大势所趋，资产阶级也曾表示过对共产党、人民政府领导的拥护，但本性决定其不仅不会致富思源，而且还千方百计地同党和人民进行斗争。从建国初到1956年间，在斗争一天也没有停息的情况下还进行了三次较大的较量：第一次发生在建国初期，资产阶级利用国民党政权遗留给新中国的财政经济严重困难，大搞投机倒把、囤积居奇、哄抬物价，控制粮食、纱布等人民生活必需品以牟取暴利，先后在全国各地掀起几次物价暴涨风潮。党和人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稳定市场，平息物价，保障供给，打退了资产阶级的进攻，取得了被史家称为“第二次淮海战役”的胜利，以事实表明共产党有管理城市、领导经济的能力。第二次发生在1952——1953年间，资本主义工商业在国家扶持下摆脱困境并有所发展，而资产阶级却利用国家为抗美援朝、保证重点建设和经济恢复而增产节约之机，唯利是图，大搞行贿、偷税漏税、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毒”，严重破坏国家经济，影响抗美援朝，腐蚀国家干部。党和国家不得不开展“三反”、“五反”运动，再次挫败了资产阶级的进攻，同时整肃了干部队伍。第三次发生在1954年，国家逐步推进对私营企业的公私合营，这本是公私两利的，但一部分资本家进行抵制，甚至搞违法活动，主要表现是：变生产资料为生活资料，抽取资金、分散物资；控制企业领导权，在重要岗位上安插亲信，强化董事会权力，收买职员，拉拢腐蚀干部，尽力把企业中的人、财、物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故意制造混乱局面，企图逼政府遇难而退等等。他们还用提高职工工资、增加福利，挥霍资本等手段，造成企业经营上的困难。个别资本家更进行破坏设备等活动。这样，“五反”后一度减少的“五毒”行为又重新抬头。面对这些进攻，党和政府在继续深开展“三反”、“五反”运动的同时，正式提出党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同时开始以和平赎买的方式实行对私改造。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容许其存在发展并同时加以利用、限制、改造的过程中，必将遭遇到资产阶级的反对和斗争，中国共产党对于这一点早有预见。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

　　对于私人资本主义采取限制政策，是必然要受到资产阶级在各种形式上的反抗的，

　　特别是私人企业中的大企业主，即大资本家。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

　　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515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建国以后不断出现的斗争、尤其是上述三大较量，充分证实了这一点。这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妨碍着我们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无政府状态同社会主义经济的有计划发展是互相对立的。随着国民经济的有计划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同社会主义经济之间的矛盾更加显著和尖锐起来。……有人希望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长时期地在一个国家里并存，希望对资本主义工商业不要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或者现在还不要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我们认为这种想法也是错误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相反的生产关系，在一个国家里互不干扰地并行发展是不可能的。”（李富春：《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这样的认识是随着斗争的展开与发展而逐步形成的。1952年，经过建国后头三年的实践，经过“三反”、“五反”，党开始认识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不可能象原来设想的那样在革命胜利以后，经过一个“相当长久”的新民主主义建设阶段，工业发展了，国营经济壮大了，工人阶级为主体的人民政治地位显著提高了，人民大众的生活也改善了，人民对于社会主义更加向往，这就能采取“严重的社会主义步骤”一举实行私人企业的国有化和个体农业的集体化，将中国社会由新民主主义过渡阶段和平地、渐进地转变到社会主义的建设时期。

　　当时，私营企业的设备大多已很陈旧，管理又很落后，市场方面还受到种种限制，再加以不仅企业内部受到来自工人群众的严格监督，而且工人群众更热切向往着社会主义所有制。所有这些因素使不少私营企业渐感困难，资本家感到难以为继。而在国家开始接受一些私营企业公私合营以后，由国家派遣干部加强管理，投资进行扩建、新建，企业职工亦得到进一步解放，当家作了主，社会主义生产劳动积极性空前高涨，使企业生产迅速发展，利润增加。以平均每人劳动生产率来说，1950年为100，公私合营后的1955年则为314，增长了两倍多，而纯私营企业为158，仅增长了半倍多；合营企业私股分得的红利也比纯私营时期的利润多得多。公私合营的优越性由此而得到体现。更为重要的是，社会主义国营工业的发展远远超过了私营工业。国营工业在党的领导和国家的计划管理下，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进行民主改革，实行民主管理，改善了职工生活，加强了社会主义教育。职工真正当家作主，社会主义积极性充分发挥出来，劳动竞赛、合理化建议、技术革新等轰轰烈烈开展起来，涌现了一大批劳动模范、先进生产（工作）者和先进单位。国营企业欣欣向荣的景象，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越性，使私营企业相形见绌。这样，通过比较，民族资产阶级中的不少人感到不能再照旧生活下去了。他们虽然内心不甘，但又深怕滞后吃了亏，心里“十五只吊桶，七上八下”，很不安宁。工人阶级更是再也不愿照旧生活下去了，迫切要求实行公私合营，成为社会主义企业的主人，为自己和本阶级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而生产劳动。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并不是如某些别有用心的人（象牟其中之流）所诬称的那样由人民政府没收，而是主要采取和平赎买的方式，通过国家资本主义途径，成功地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这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从1953年至1955年夏，是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初级形式的阶段，主要是在工业中采用委托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在商业则是委托经销、代销等。初级形式国家资本主义的特点是：资本主义工商业通过各种合同在原料供应、产品的生产计划、销售及价格上被国家控制，企业的性质不变，内部的劳资矛盾依然存在，但在企业利润分配上则实行“四马分肥”，即所得税占30%、工人福利占15%、企业公积金占30%、资方股息红利占25%，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有所减轻。从1955年下半年到1956年，是实行国家资本主义高级形式的阶段。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有两种，一是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一是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前者是由国家投资并派干部同资本家共同经营，企业的生产资料由私有变成了公有，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在企业内部联系与合作，社会主义成分占居领导地位，利润仍按“四马分肥”原则进行分配，但资本家只能按私股所占比例取得红利的一部分，另一部分红利转为国家所有。这种公私合营企业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后者是按地区每个行业所有私营企业全部实行公私合营，组成一个大的企业单位，在国营经济领导下，统一管理生产，统一调配物力、人力、财力，统一计算企业盈亏，并按清产核资所确定的股份实行“定息”的制度，资本家不再参加利润的分配。到1956年底，全国私营工业企业的99%、私营商业从业人员的85%分别加入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这就基本上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邓小平同志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明确指出：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是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最光辉的胜利之一。这个胜利的取得，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工人阶级执行了毛泽东同志根据我国情况制定的马克思主义政策，同时，资本家阶级中的进步分子和大多数人在接受改造方面也起了有益的配合作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72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江泽民同志200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也说：“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为了确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并在这种经济基础上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通过没收官僚买办资本，通过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我国形成起以公有制为基础、部门齐全的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系，而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在这体系中则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并对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进程及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挥了关健作用。1949——2001年的五十余年间，我国工业基建总投资43303亿元，占全国基建总投资的44.2%，其中近二十二年投入39869亿元，占总量92.1%。通过大规模有计划有目的的工业建设，彻底改变了旧中国工业基础薄弱、技术落后、部门行业残缺不全、分布畸形的状况，逐步建立了冶金、电力、煤炭、石油、化工、机械、建材、纺织、轻工、森工、国防等十一个工业部门，五十七个工业产业和500个工业行业的门类齐全、布局比较合理，基础雄厚、技术较先进的现代化工业体系，生产能力大为增强。仅仅通过建国以来的工业基本建设，我国新增生产能力就有：汽车240万辆，电力28666.3万千瓦，煤炭85421万吨，原油35957万吨，化肥2357万吨，水泥13857万吨，化纤215.1万吨，棉纺1507万锭，制糖614万吨，造纸582万吨等。工业整体技术水平大大提高。五十一年来，采取自主制造和技术引进相结合，填补了许多国内空白，一批标志国家工业实力的工业产业、特别是重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发展壮大起来。一大批包括现代冶金设备制造业、采矿设备制造业、大型电力设备制造业、飞机和汽车制造业、大型及精密机床制造业、高级合金和重要有色金属冶炼业、石油化学工业、有机合成材料制造业、宇航工业、船舶工业、大规模集成电路和电子计算机工业及各种通讯、传输设备和精密仪器仪表制造业等的建立与发展，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工业技术水平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五十余年来，我国工业快速增长。工业增加值从1949年的50.5亿元增到1978年的1607亿元和2000年的39570亿元（合4784.8亿美元），按可比价格计算，五十一年间增长了485.1倍，年增长12.85%（改革开放前后分别年增13.9%和11.6%）。目前，我国已由1949年落后、贫穷的农业大国建设发展成为列居世界第4位的工业强国。工业总产值从1949年的140亿元增至1978年的4237亿元和1999年的127633亿元（合15414.6亿美元），五十年间增长701.8倍，年增长14.1%（改革开放前后分别年增长13.6%和14.55%）。所有工业产品产量都成倍增长：2000年能源总量达到109000万吨煤，比1949年的2374万吨煤增长了44.9倍；钢铁12580万吨，比1949年增长812.3倍；发电量达到13556亿千瓦，比1949年增长314.3倍；水泥59700万吨，比1949年增长903.5倍；硫酸2427万吨，比1949年增长60.58倍；纯碱834万吨，比1949年增长93.8倍；机床19.09万台，比1949年增长118.3倍；纱657万吨，比1949年增长19.1倍；布277亿米，比1949年增长13.7倍；糖700万吨，比1949年增长34倍；卷烟3397万箱，比1949年增长20.2倍；原盐3128万吨，比1949年增长9.5倍；玻璃18215万箱，比1949年增长167.7倍；生铁13103万吨，比1949年增长523.1倍。此外，与五十一年前相比较，钢材增长1011.2倍、化肥增长5309倍、发电设备增长6244倍、天然气增长3960.4倍、纸张增长21.6倍等等。经过五十余年的建设和发展，工业占GDP比重已由1949年的12.4%上升到1978年的44.3%和2000年的44.2%。1998年工业提供税金达5860亿元，占税收总额的66.5%，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59.5%。2000年工业制成品出口2237.5亿美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89.8%。纺织、煤炭、建材、有色金属等产业现已在国际上有较强的竞争优势。工业为农业、交通运输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技术装备，早已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2000年，国有企业固定资产原值已达83641亿元，比1952年的107.2亿元增长了779.2倍。工业企业数由1949年的12.65万个增到1999年的793万个，增长了61.7倍。到2000年，拥有大中型工业企业（年销售额达500万元以上）21305家，组成工业集团1668家，其中特大企业集团120家（有5家进入世界500强行列）。大中型工业企业2000年创工业增加值23685亿元，占总值59.9%。工业从业人员由1949年的612万人增加到1978年的6091万人和2000年的8924万人。现在我国工业企业主要专用设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已占26.1%。我国工业化水平已由1952年的25%提高到1978年的62%和2000年的73.6 %。经过五十余年的艰苦努力，我国工业经济实力已居世界第4位，主要工业产品都位居世界前列。总之，经过五十二年的艰苦奋斗，中国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一百多年的工业化历程，实现了从手工业到现代化工业的历史性跨跃。离开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要实现这样一种历史性的跨跃，显然是难以想象的。那种认为公有制束缚人性、阻碍现代化进程，国有企业天然效率低下的观点，并不符合事实。

　　公有制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公有制企业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但我国毕竟是在社会生产力十分落后、人民生活水平还不高，且人口众多、劳动力资源非常丰富，国土面积辽阔而地区经济发展又很不平衡的情况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完全依靠单一、纯粹的公有制经济并不足以达到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有效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目的，而不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就不配称之为社会主义，也不可能真正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经历过二十余年社会主义实践并从中汲取了大量经验教训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民众，终于逐渐认识到我国目前和今后较长一段时期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必须在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地位毫不动摇的原则前提下，允许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1988年4月12日由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1999年3月15日由全国人大九届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规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这样，在消灭资本主义经济之后，我国的经济生活中又出现了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非公有制经济成份。与之相应，则逐渐形成发展起公有制企业为主导、非公有制的其他各种类型企业并存的多元化的民族企业结构。

　　在生产力水平还比较落后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乃有其必然性。张厚义曾提出四条“私营经济再生的历史前提”：其一，超越于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私营经济产生的基础；其二，占有方式和分配方式的变化使多数农民拥有数量不等的剩余资金；其三，家庭功能与农民身份的变迁使一部分农民戒为相对自由的剩余劳动力；其四，以市场机制为基础，实现资本、技术、劳动力、土地等社会资源配置，形成私营经济。总之，“当年农村的政革，尽管其初衷不是为了实现向商品经济的转变和重建部分私有制，但是历史的进程已向我们展示：这场改苇实际上在中国农村发育了市场经济机制，并在不长的时间内，为私营经济的重新产生提供了历史前提。”他又从“城乡需要，形成巨大的消费市场”、“城镇：从个体工商业到私营企业”、“农村：从‘两户一体’到私营企业”等方面论述了“私营经济再生的市场基础”。（参阅《又一支异军在突起一一改革开放以来私营经济的再生与发展》，见《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1978一199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确实，正如恩格斯所说：“一切社会变迁和政冶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但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07页）分析、研究我国这些年来非公有制的私营经济存在与发展之原因，无疑也应如此。

　　大体说来，我国当前私营经济己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一）1986年以前，为私营经济萌生、起步阶段。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中期的农村即已有私营经济的萌生，但直到1978年前后在一些地区方才有尚未成型的私营企业待产。1979年以后，随着个体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雇工经营现象在全国各地普遍出现，私营经济发展了起来：全国登记的个体工商业，1982年同1981年比较，其户数、从业人数、注册资金、营业额分别增长44.20%、40.61%、80.1%和376.35%。1986年同1983年比较，全国登记的个体工商业，其户数、从业人数、注册资金分别增长了1.05信、1.47倍和5.51倍。而总的来看，这阶段的私营经济则表现出两大明显特点，一是其以扭曲和变异形式顽强而又反复地出现，二是人们在拨乱反正和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对其认识逐渐加深，同时逐渐了一些有关私营经济的政策和条例。（二）19871一一1991年为私营经济不断发展阶段。1987年初，中共中央《关于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的文件首次明确肯定私营经济存在的必要性，提出对其应采取的政第；同年10月，党的“十三大”对私营经济的性质、地位和作用作出科学阐述。1988年4月12日，全国人大七届一次会议以通过宪法的形式进一步肯定私营经济的合法地位、合法权益及合法发展；同年6月，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规定了私营企业的标准、开办条件、私营企业的种类，明确了企营企业的登记管理和监督管理，又对私营企业的税金征收管理和利润分配及流向、私营企业的劳动管理和劳动保护等多方面内客作出规定。这样一部专门为私营企业制定的综合性法规的发布，使私营经济的发展和管理被纳入法制轨道。（三）1992年以来，为私营经济的快速增长阶段。私营经济按年均增长率35.5%的速度发展。私营企业户数1989年为9.06万户，而至2001年底，全国私营企业己达202.85万户，拥有注册资本18212.24亿元，雇佣员工2253.03万人。以1996一1999年为例，三年中私营企业户数的年平均增长速度达22.6%；特别是1999年，私营企业增长的绝对数超过了30万户，是绝对数增长最快的一年。到2000年底，注册资金在100一500万元的私营企业有20.17万户，500一1000万户的有2.8万户，1000万元以上的有1.35万户，亿元以上的有219户；私营企业集团3579户，比上年同期增加1890户，是上年同期的2.12信。据全国工商联组织的1999年全国上规模民营企业调查所排定的私企500强，其营业收入总额和资产总额均在5亿元以上，其中有61家达到了国家大型企业标准。此外，私营经济固定资产的比重也在不断增加，以浙江省为例，到2000年6月，民间资本投资总额已达1500亿多元；仅2000年1一3月，全省各地民间资本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潮水般涌入到国民经济各个投资领域，86.9亿元民间资本从银行储蓄等渠道转为活钱投入各行各业。又据统计，1997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总投资中，国有与非国有之比，全国平均为53::47，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则高达39:61。在1993一1996年经济“软着落”期间，非国有经济固定资产增长速度比国有经济年均高达5%以上，其中多来自民间私营资本。

　　私营经济确为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私营经济在国民经济的比重日趋加大。1980年以来，私营企业产值以年均71%的速度递增。目前，私营企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5%，如果再包括私人拥有的农业企业，这一比例就会高达51%。在1999年的全国工业增加值中，以私营经济为主体的非国有企业所占份额己达三分之二。私营经济上缴的工商税收也在持续增长。1997年私营企业上缴的税收己由1989年的1.12亿元增加到90.49亿元，增加了80.79倍，年均增长73.15%。1999年，私营企业的税收又达254.96亿元的新高。私营企业工商税收占全国工商税收的比重，也由1989年的0.06%提高到1998年的1.32%，1999年又上升到2.6%。在私营经济发达的地区，私营企业缴纳的税收己成为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如1999年浙江温州私营企业上缴的税收就占到全市税收的56.7%。

　　如果说我国民族企业结构中，公有制企业主要由国有企业、国有控股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及其他公有制实现形式的企业组成，那末，以市场经济为基础配置社会资源、以雇佣关系为纽带组合生产要素的非公有制的私营企业则主要是通过下列几种途径形成发展起来的：一是由城镇个体工商业逐渐发展为私营企业。如湖南省彬州市有位下乡插队的知识青年，1980年3月回城，因无工作而于该年10月筹集300元资金申请了个体营业执照，经营小百货。待资金稍有积累，他就到闹市区租了间6平方米的门面房定点经营服装，到1981年10月已获利5万元。此时，他认为经商者太多，前景不甚乐观，遂毅然从流通领域转到生产领域，承租了一间5 0平方米的厂房、雇请了4位帮手，开办起糕点作坊。他请来名师，生产各种类类适销对路的糕点，生意非常兴隆。1986年，经有关部门批准，他购买了2亩地，兴建起900平方米的厂房，雇工20多人，正式将糕点作坊更名为食品厂。1988年，这个厂就己能生产26个品种的糕点，年产值达40多万元，企业私有资产达50多万元。（参阅贾链主编：《当代中国知名私营企业家列传》第244页，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89年版。）二是由农村的专业户（主要劳动力专门从事某项生产，其收入占其家庭总收入60%以上的农户）、重点户（以家庭主要劳动力或辅助劳动力利用业余时间从事某项专业生产，收入占其家庭总收入50%以上的农户）和新经济联合体（由于生产发展的需要而在自愿互利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各种经济联合体）形成发展起来的私营企业。这在我国广大农村随处可见。三是一些科技人员在科技和经济体制政革过程中创建起来的科技型私营企业。它诞生于1980年春，到2000年末已形成了一支拥有8.2万家企业、年实现技工贸总收入14561亿元、实现净利润1011亿元并拥有556万从业员的私营科技产业队伍。如深圳的华为、金蝶等就是其中著名的私营高科技企业。四是通过公有制企业承包、租赁、出卖、转让及股份化改造等多种途径和形式形成发展起来的私营企业。迄今为止，尚无这方面的精确统计，但在一浪高过一浪的公有企业“改制”大潮中而涌生出的私营企业为数一定不少！

　　尽管我国经济生活中又出现了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非公有制经济成份，并与之相应地逐渐形成发展起公有制企业为主导、非公有制的其他各种类型企业并存的多元化的民族企业结构，尽管私营经济确为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但从总体上来看，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企业的贡献还是最主要的。据1998年3月11日《中国资产新闻报》报道，1997年，全国个体、私营经济在GDP（国民生产总值）中占24.2%，加上外资企业，非公有制经济占GDP三分之一，而其总共纳税540亿元，只占全国工商税的7%，其余93%的工商税全部由公有制企业上缴！1999年，全国各种企业上交的所得税合计为1009.38亿元，其中国有企业上交548.74亿元，占54.36 %；集体经济上缴172.71亿元，占17.13 %；而其他各种经济类型共上缴287.71亿元，仅占28.154%。尤应看到，我国国有企业不光是给国家纳税，而且还要把利润上交给国家。国有企业上缴的税金和利润在国家财政中所占比重很高：1971一1975年占87.5 %，1976一1980年占86.53%，1981一1985年占82.6 %，1986一1990年占72.8%，1991一1995年占71.54%。1996年，国有工业的产值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占三分之一，而提供的利税占全国的三分之二。国有工业的税负比集体经济高1.7倍，比股份制经济和合作经济高6倍，比外资企业高3.1倍，比个体、私营经济高14倍。铁的事实，无可辨驳地表明国有企业是国家财政的支柱，公有制经济支撑起了中国社会主义大厦！

　　正由于民族企业发展发展良好，所以，我国经济持续较快增长。国内生产总值从1997年的7.4万亿元增加到2002年的10.2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平均每年增长7.7%。产业结构调整成效显著，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迅速崛起；传统工业改造步伐加快；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不断提高，国家税收连年大幅度增长；全国财政收入人人1997年的8651亿元增加到2002年的18914亿元，平均每年增加2053亿元；国家外汇储备从1399亿美元增加到2864亿美元。近五年来，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17.2万亿元。一句话，我国社会经济和社会生产力均已跃上新台阶，综合国力、抗风险能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

　　党的“十六大”根据我国目前及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提出必须“根据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第一，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发展壮大国有经济。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具有关键性作用。集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作用。第二，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个体、私营等各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议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加快生产力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第三，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不能把这两者对立起来。各种所有制经济完全可以在市场竞争中发挥各自优势，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这段话实际已经指出了民族企业结构中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

　　上引“十六大”报告的那段活，对于正确理解民族企业结构中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相互关系亦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有人有感于近二十年来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异军突起，而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遇到暂时严重困难，甚至一度有效益下滑之势，于是便认为“人间正道私有化”，似乎我国现代化的希望完全寄托于非公有制经济，而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只会束缚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现代化起阻碍作用。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以上所举诸多数据已以事实表明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不是束缚而是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是阻碍现代化的因素，而是加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强大力量。而且，民族企业结构中，以国有企业为主的公有制企业与非公有制的个体、私营企业之间也不是水火难融，而是并存互补、同舟共济。对此，青年学者杨斌博士有十分精彩而又深刻的论述。他说：20世纪80年代以来，乡镇、私营、三资企业所以能有较快发展，“同国有企业的经济贡献有密切关系，如果没有国有企业服从政府计划调节和产业政策，国民经济就难以保持比例协调的发展。如果没有国有企业承担大部分政革成本，就不可能长期保持社会的稳定，国家就会缺乏财力兴建必要的基础设施，民营企业就难以获得良好的发展环境，更难以享受到国家提供的各种优惠政策。北京中关村的高科技民营企业的迅速发展，不仅得益国家长期以来的教育、科研投入，而且得益于众多国有企业提供的巨大销售市场。近年来国有企业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困难，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也纷纷陷入了不景气。由此可见，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发展是戚戚相关的，两者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和休戚与共的关系。”“国有企业的职工连同他们的家属共有数亿人，植根国内土壤同各类民族企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技术水平同民营企业相对来说比较接近，不像外资企业具有很强的攻击性，特别不像来华的跨国公司那样，缺乏同民族企业之间广泛的产业联系，因此，国有企业才能为民营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不可替代的广阔市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同属民族企业，两者的命运是戚戚相关的。”“倘若国有企业陷入了崩溃，意味着数万亿银行贷款和百姓存款的损失，意味着丧失难系国家实力的重要工业命脉，意味民营企业丧失生存市场和发展机遇，意味着竭力赞扬私有化的政府官员和学者将失去曾为之提供工资、教育的衣食父母。倘若国有、集体企业陷入了崩溃，民族私营企业将不堪跨国公司一击，必然重温解放前民族资产阶级的噩梦。国有、集体企业搞好了，民营企业才有光明的未来。民营企业的前途是擦亮眼睛，不受西宣扬的种种错误理论欺骗，牢记中华民族崛起的艰难历史，认清社会主义才是国家和自己的希望，同各种类型的民族企业结成牢固的同盟。”（《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一一美国隐蔽经济战与改革陷阱》第345一346页，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年版。）

第三节  民族企业竞争力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

　　经过近五十余年的建设和发展，我国民族企业不仅已经形成比较合理的结构体系，而且这体系中各种所有制类型的企业也都具有了一定的竞争力。当然，无论是公有制企业，还是非公有制企业，面对着激烈竞争的世界市场环境，我国的民族企业都还存在着一些影响以至制约其竟争力的困难和问题。冷静、客观地看待我国民族企业竞争力的现状，既充分认识到我们的优势，又充分看到确实存在着的困难和问题，进而科学分析造成困难和问题的原因，这对进步有效提高企业竞争力，发展壮大民族经济，从而为建设高水平、高质量的“小康”社会，全面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打下坚实基础，无疑是很有必要的。

　　一、关于国有企业竞争力的有关情况。

　　在我国各种类型工业企业中，国有企业是取得了良好效益的。以1989年为例，（A）每百元产值和利润：国有企业的税金为13.28元，利润为9.58元，利税合计为22.86元（其中国有大中型企业的税金为13.71元，利润为12.54元，利税合计为22.65）；集体所有制企业的税金为5.52元，利润为5.47元，利税合计为10.99元（其中乡镇企业的税金为4.88元，利润为4.99元，利税合计为9.87）；中外合资企业的税金为5.06元，利润为8.66元，利税合计为13.72元；外资企业的税金为2.41元，利润为8.31元，利税合计为10.72元。（B）每百元销售收入的税金和利润：国有企业的税金为9.28元，利润为6.69元，利税合计为15.97元（其中国有大中型企业的税金为10.63元，利润为9.72元，利税合计为20.35）；集体所有制企业的税金为5.26元，利润为5.26元，利税合计为10.52元（其中乡镇企业的税金为5.08元，利润为5.18元，利税合计为10.26）；中外合资企业的税金为4.75元，利润为12.38元，利税合计为12.38元；外资企业的税金为0.02元，利润为10.90元，利税合计为10.92元。当然，1990年以后，我国国有企业经济效益有所下降，但造成这状况的原因很多，而利税负担之重应该是一很主要的原因。在极不平等的征税比例下，国有企业不仅顽强地存活了下来，而且在市场经济和“全球化”浪潮猛烈冲击下，在动辄就要将之出卖、转让、租赁或对之实行“转制”性改造的情况下，十分艰难地有一定发展。这一奇迹表明我国国有企业在各种类型企业中是最具竞争力的。

　　再以我国国有企业资金利润率、资金创税率、资金利税率来说，1978年分别为12.0%、12.2%和24.2%，1984年分别为10.8%、6.9%和17.7%，1988年分别为8.3%、12.3%和20.6%，1990年分别为3.3%、9.1%和12.4%，1992年分别为4.1%、5.6%、和9.7%，1995年分别为1.4%、6.6%和8.0%，1997年分别为1.6%、4.7%和6.3%。“世界500强”是世界各国工业企业中的佼佼者。 1997年，“世界500强”（其中有3家中国国有企业）的资产总额是341878亿美元，而总营业额为114535亿美元，只相当于总资产的33.5%；其总利润额为4520亿美元，是总资产的1.32%、总营业额的3.9%；46家亏损，亏损面为9.2%。1998年，“世界500强”（其中有6家中国国有企业） 的资产总额是389893亿美元，而总营业额为114634亿美元，只相当于总资产的29.4%；其总利润额为4403亿美元，是总资产的1.129%、总营业额的3.984%；又有65家亏损，亏损面为13%。如以1995年、1997年这二个我国国有企业经济效益最低的年份（“资产利润率”只有1.4%、1.6%）与之相比，仍然比“世界500强”1997年、1998年的“资产利润率”高得多。并且，无论是1997年“世界500强” 中的三家中国国有企业，还是1998年“世界500强”中的6家中国国有企业，全部盈利！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有企业在世界经济市场上确已具有一定的竞争力。

　　在看到成绩，肯定我国国有企业己具有一定竞争力的同时，也应充分注意到其客观存在的困难和问题，而这后一方面又正成为影响、制约我国国有企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兹主要从下列诸端略予论析：

　　其一，劳动者主人身份没有得到真正落实造成企业内在动力匮乏。

　　在中国，这本不应成为一个问题。无论是从处于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角度看，或者是从社会主义国家法理原则角度讲，工人阶级都既是国家的领导阶级，又是公有制企业的主人翁。20世纪50年代创造性形成起来的以“两参一改三结合”为主要内客的“鞍钢宪法”，60年代出现的以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为主夏内客的大庆经验和王进喜的“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铁人精神等等，无不体现了工人阶级的本质特征。正是工人阶级充分发挥了主人翁精神，忘我地艰苦奋斗，我国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企业才日益发展壮大起来，而工人阶级的主人翁精神也就成为我国国有企业最为强大的内在动力。过去与现在的大量事实都充分证明，正是因为有了这内在动力，我国的国有企业才展露出强劲的竞争力。这正如《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政革的决定》所说：“企业活力的源泉，在于胞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的积极性、智慧和创造力。当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在企业的各项制度中得到切实保障”，即“真正做到当家做主”，他们的“积极性、智慧和创造力就能充分发挥出来”，而企业也就会充满内在活力并具有任何力量都无法战胜、任何困难都能克服、任向风险都能抗御的真正竞争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人阶级伍不断壮大。1978年，全国在职职工总数为1.2亿多人；2000年，全国在职职工总数为2.7亿多人，如加上农民进城长期务工并以工资的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7000多万，则工人阶级队伍已有3.5亿人，几乎占城乡从业人员总数的一半。这本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年来，工人阶级的文化知识和科学技术水平有较大提高，物质与精神生活均有一定改善的同时，也发生了一些深刻变化，其主要表现为“四化”：

　　一是雇佣化。目前，约有一亿多职工在个体、私营和“三资”企业等各类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就业，约占全部职工的一半。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职工在私营企业劳动是雇佣性质的。不少集体企业和绝大多数乡镇企业，名为公有而实际为私营，在这类企业中劳动的职工自然也是雇佣劳功者。至于国有企业，通过种种改革举措，实行了“小卖大股”，即一部分中小型国有企业卖给了中外资产者，变为私有企业；一部分经营者持大股，其所有制性质已发生变化。2002年8凡7日《浙江工人日报》刋登了一篇新华社记者关于国有中小企业改制的调查报告《“新百万富翁”震荡大江南北》，指出：在日益深化的国有中小企业产权改革过程中，“经营者持大股”正被认为是一种有效的改制方式，受到各地政府和企业界广泛推崇。通过多种多样的购股方式，一批国有企业的经营者在“一夜之间”骤然拥有数十万、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元的股份，社会生活领域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新百万富翁”群体。这些企业经营者各显神通，破解筹资难题，有的向亲朋好友借款，有的以个人资产做抵押向跟行借贷，更有当地政府从财政收入中拿出一部分“借”结经营者，或政府奖励经营者一部分技术或管理要素股，让其“虚拟入股”，本人并未出一分钱或只出很少钱的经营者摇身一变成为持大股者。还有的经营者居然动用职工工资节余基金配股，使自己占百大部分股额。获得了大股的经营者坦言，与过去“一刀两断”了，从此为自己好好干！而在经过如此改制后的企业劳动的职工群众，其身份亦有变化，由原有的主人翁沦变为雇佣劳动者。此外，国有大型企业实行股份制，有外商和私营企业主入股，国有股部分强调企业经营者是产权代表，他们持有或多或少的股份并享受着高额年薪，年薪所得高于普通职工的十几倍、几十倍乃至上百上千倍。在这样的股份制企业中的职工，其劳动也具有一定雇佣性质。

　　二是贫困化。比之于私营企业主、外商投资者、个体经营者和为他们服务的知识分子上层，我国工人阶级生活的改善非常有限，处于相对贫困状况。据《中国人力资源报》报道，1995一1999年制造业每个劳动力的成本，中国是729美元，相当于美国的四十分之一、日本的四十三分之一、韩国的五分之一、泰国的四分之一，甚至比印度还低。另有材料反映，中国制造业工人的工资水平每小时不到60美分，远远不到40个便士，还不到英国制造业工人最低工资的十分之一，不到英国一般性工业部门工人工资的二十分之一。我国私营企业能够发展起来，外商投资者愿意来华经商办企业，重要原因是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这从一个例面反映出我国工人阶级的相对贫困状况。职工生活相对贫困，劳动条件和工作条件也差。一些私营企业和“三资”企业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安全条件差，有的还没有人身自由或时常受到人格侮辱，至于工伤事故甚至是一次性几十人死亡的大型或特大型事故时有发生。更值得注意的是，工人阶级中还有一部分处于绝对贫困状态，即连最低生活水平都难以维持。这有两种情况：一是只有最低工资收入或最低工资线以下的收入；一是虽然收入超过最低工资线，但家庭成员有大病或遇到其他灾害，基本生活难以维持下去。绝对贫困的职工究竞有多少？这可以从一个数字作出推算：全国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有2053万人，还有漏保者不

　　在其中，实际数字远大于此。他们维持一日三餐都很困难，更难以承受养老抚幼、子女上学、看病买药、住房消费等等负担。在他们那里，就已不止一次地发生过“卖血”之事、甚至自杀身亡的惨剧。

　　三是无权化。当今传媒，对职工群众，有“困难群体”的称谓，这是就其生活状况而言的；又有“弱势群体”的称谓，这是就其政冶活动状况而言的。职工群众最切身感受到的权力乃是对企业有参加管理之权。过去，尽管职工代表大会有些形式主义的弊端，但总的说来，在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等方面还是发挥了一定积极作用的。而现在企业中的职代会普遍存在形式主义，有的干脆不召开职代会，连做表面文章的形式都弃置不用。象企业如何改制、企业对职工实施“买断工龄”或“一刀切”的举措之类直接关系到企业和职工命运的大事，很少让职工参与讨论，职工无知情权，更遑论参与管理和决策了。至于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据《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1993年以来，私营企业主阶层中的中共党员比例逐年上升，而产业工人中党团员比例则不断下降。现今的工人、尤其是下岗失业者，与党组织几无联系，很少参与也很少关心党组织的活动或有关政策精神的宣传学习。说普通工人阶层与党的关系逐渐疏远，绝非毫无事实根据。此外，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工人、农民的代表为511名，占代表总数2984人的18.46 %；有人认为工人、农民没有参政议事能力，不能选为代表。这也反映出工人政冶地位的下降。

　　四是分散化。工人阶级是靠社会化大生产培育起来的最有组织、最有纪律、最富战斗力的队伍。过去我们的公有制企业，既是经济组织，又起着社会基层组织的作用，党、政、工、团等基层组织把放职工群众严密的、有层次的组织起来，职工群众也形成发展起以企业为家的优良传统。现在只强调企业是经济组织，职工群众与企业的关系依靠一纸合同来维系，契约存续期已无多少亲和力，一旦终止合同或买断工龄，职工群众就与企业了无关联，再也找不到组织了。无依无靠的职工群众只能另寻生路，个人顾个人，有的打零工、有的成为雇佣劳动者、有的做小买卖，有非常严重的个体化倾向。大庆职工买断工龄后，党员组织关系不知往哪里转，他们反映不但买断了工龄，连党龄都被买断了。在全国3.5亿职工中，只有1.3亿工会会员，工会的组建率和入会率都不如人意。职工群众主要为维护自身会法权益而发生群体事件时，往往甩开党、政、团和工组会织，自发组织起来进行抗争。总之，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我国工人阶级从整体上看，无论在经济生活、还是政冶生活中都正逐渐地社会边缘化，并积累着社会矛盾，有引发冲突、动荡并酿成社会危机的可能性。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深刻思考。

　　为什么我国工人阶级会出现上述“四化”状况？原因当然是很多的，而工人阶级作为劳动者的主人地位没有真正得到落实不能不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长期以来，工人阶级是领

　　导阶级、是国家和公有制企业的主人，这句话更多具有的是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意义。而在实际生活中，作为劳动者的广大职工群众基本上不是自身劳动力的主人。在职业选择、职务晋升与报酬获取这三项涉及劳动力基本权利实现的活动中，劳动者自身的兴趣、才智和贡献几乎起不到多少作用，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乃是政府和企业或者具体说是某些领导者的意志。同时，尽管宪法规定国有企业瓷产归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所有、集体企业资产归劳动者集体所有，但落实到现实，劳动者其实感受不到或者很难感受到这种资产所有权。他们既不拥有对这部分资产的基本支配权，又不确定地部分享有着它所带来的一些物质利益。严格说来，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劳动者与产权是相分离的，而这正成为导致工人阶级主人身份虚拟化的重要原因。工人是企业财富最重要的创造者，也是形成强劲企业竞争力最基本、最重要的内在源泉。工人阶级队伍既已出现上述“四化”状况，自然也就要严重影响和制约我国国有企业的竞争力。

　　其二，管理混乱。我国国有企业因管理混乱，内部关系失调，造成人力、物力、财力资源的浪费，出现严重内哄现象，以至导致效率低下，难以形成强劲竞争力，这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有鉴于此，党和政府做出国企改革的决定，并将强化科学管理作为国企改革的重要内容。这是很正确的，因为管理是现代企业的基础，没有科学管理，企业就无法生存，更难以形成推功其不断发展的强劲竞争力。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国有企业大体是三分之一赢利、三分之一持平、三分之亏损，而到90年代中期国企亏损面已达到三分之二，1996年1一一4月份和1997年一季度更出现了国企全面亏损的严重情况。造成这种令人痛人心局面的原因很多，但管理混乱应为具有普遍性的关键因素。江西某国有大型企业因职工纪律松散，擅离岗位而造成设备损坏价值近100万元，事后对负有管理严重不力责任的企业个别领导人只是做出不到100元的象征性处罚。该厂采购员发回来一列火车的槽车重油，进厂一夜后卸油无人验收，尔后这列近30吨重油的槽车居然被当作空车返回铁路部门。如此毫无章法的管理，企业怎能不严重亏损，所谓竞争力从何谈起？合肥生物化学总厂是安徽省唯一一家生产糖酶的企业。始建于1957年，现有职工625人。改革开放的春风为这个走过了近40个春秋的国有小型企业注入了生机和活力。1987年易地扩建酶制剂厂，年生产能力为1万余吨糖化酶，产品供不应求。然而，正是这样一个颇具发展后劲、拥有跨世纪生产产品的企业却连年亏损，严重资不抵债。1996年6月，终因资金枯竭、债台高筑而被迫停产；10月3日，宣告破产，而其时负债达4932万元、资金负债率234 %，欠职工工资138万元、集资款53.7万元、购房款128万元、医疗费15万余元、统筹款30余万元，欠水、电费各60余万元。厂区内破败冷落，令人目不忍睹。一个好端端的国企究意何以会调敞此？管理混乱、无章可循乃是该厂长期存在的严重问题，如财务帐目混乱如麻，共开测32个银行帐户、涉及9个金融单位，两年来却从不与银行对帐，以至于有的帐户开往何家竟无从查起，财会人员也说不清；物资进厂把关不严，供应人员几乎未曾考虑过所购原料质量、重量等问题；销售人员大多素素低下；企业内一盘散沙；如此等等。职工评价道：“自由市场尚有运行法则，我们厂根本无章可循！”这样一个管理严重混乱到连自由市场都不如的企业，如果不衰败，如果还有竞争力，岂非天大怪事？山西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是全国特大型钢厂。该公司曾从降低成本的善良愿望出发，大量回收废钢冶炼，但外购回来的废钢不仅大量掺假，而且常常是钢铁包衣、内铸杂质，一经冶炼便因钢水量不足而不得不再次回炉；巨额资金外购回来的大型设备有不少是锈迹斑斑的伪劣产品；外购回来的伪劣生产用品使一线生产工人成为直接受害者，如1995年7月该公司二钢厂一位身着外购来的“阻燃服”的炉前工即被溅到身上的几滴钢水严重烧伤，“阻然服”竟成为名符其实的助燃服；……1997年，该公司纪委、监察处等部门经过九个月的筹备，在企业内部搞了个“太钢部分外购伪劣生产用品曝光展览”，仅展列之物给企业造成的经济损失就己高达900多万元！巨款何以会买回来这么多废品？这是因为采购中一些部门领导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而采购过程中管理混乱更使一些采购人员失职渎职、贪污受贿而无人问津。惨痛的教训使该公司领导和广大职工深刻认识到“管理是关系到企业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其三，企业家整体素质欠佳，部分国企领导严重腐败。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确有热爱社会主义事业，以忘我无私精神长期效力于国有企业，并以其聪明才智为不断发展壮大国企做出贡献的优秀企业家，他们无愧为我们这社会主义时代的英雄模范、杰出人物。但总体来看，我国至今并未真正形成起一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求相适应的职业企业家队伍。就国有企业而言，长期以来不仅是由上级党政领导部门为之配备领导，而且还将企业经营领导者与行政系列相比附，这就使国企领导多具“官本位”意识，而作为经营管理者必须具备的企业家素质则颇为欠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监督机制缺失、监督机制不健全或监督机制未能有效发挥其作用，致使部分国有企业领导严重腐败，在使企业丧失了竞争力和生机的同时，给党的事业和国家、人民的财产造成巨大损失。1997年12月9日《工人日报》所载《包头市通过非正常亏损企业剖析发现：企业亏损人为因素多》说，内蒙古包头市有百万元以上独立核算的工业企业625户，其中199户亏损，而非正常亏损者达70%。市有关部门对其中46个非正常亏损企业进行了剖析，结果是“由于一些企业领导班子作风不正，干部违法违纪，管理混乱等非经济因素，以及部分企业管理者‘败家’行为所致。”这些败家厂长，“治厂无方，谋私有道，使国家资产大量流失，职工丢掉饭碗，企业停产或破产。”同年4月5日《工人日报》刋发了一篇带综合性的文章：《当权力失去监督的时候》。文章开头即说，据国家统计局对8省市256家亏损企业的调查，在我国众多亏损国有企业中，真正属于政策性亏损的不超过10%，80%以上是因经营管理不善和厂领导“败家”造成的。吉林省通化市有9户亏损企业，几年来累计亏损达4946万元，欠发3887多职工工资268万元，其中有的企业长达八个月开不出工资。就是这样的9户亏损企业，却有19名厂级领导干部动用生产基金、职工生活福利费、技改资金、银行贷款等150万元为自己购买或调换住房。载于1999年12月14日《人民日报》的《谁来监督经理》披露道：“近年来，发生在国有企业违法违纪案件呈上升趋势。”“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严重程度上，都呈上升势头。”面对着日益呈上升势头的国企领导腐致现象，我们明显感到监督乏力。1995年9月《工人日报》刊登过一篇《内部蛀虫生生吃掉一个企业》，叙述了一个创过名脾、有过一番辉煌业绩的国有染织厂衰落的过程。作者指出其衰落原因道：“厂长权力无限膨胀，企业内部滋生了蛀虫。”“企业主要领导的腐败，加之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于是为各种蛀虫提供了温床。”1996年10月《工人日报》所载《忽视监督结恶果》揭示了重庆一家虽然年产值过亿元、税利上千万的大型制药厂，却渐渐成了一个空壳的过程。据说该厂厂长（兼党委书记）起初还是比较谨慎的，人家送的“红包”还上交过。但后来就慢慢地变了，坐桑塔纳嫌不过瘾，花93万元买来凌志，还要将之豪华装饰；受贿也开始了，凡送者，大小多少一概不拒。该厂纪检、职代会和工会、审计等形同虚设，对他毫无作用。在这企业，唯有他具有绝对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和权威，“谁敢坚持原则就调动谁的工作”。而上级有关部门不仅不闻不问，并且无人给该企业有监督职能的干部做劲。职工们看到国有资产被挥霍而痛心，却对严重的腐败现象敢怒不敢言。“工会、职代会主要人选需经党委同意，而厂长、书记又是一人承担。……假如工会、职代会负责人因为行使正当的监督权，受到打击报复，又有谁给他们撑腰说话呢？又有谁能解决他们的职务、工资、奖金、住房等一系列问题呢？……”诸如此类的事例，实在举不胜举。总之，我们不得不深思：当企业经营管理者“治厂无方，谋私有道”，出现了一个又一个乃至一群又一群“穷庙富方丈”，而广大职工群众却无法真正以主人的身份对之实施监督、制衡直至罢免的时候，怎么可能形成起强劲的企业凝聚力和竞争力！

　　其四，缺少进取精神和创新意识。在市场经济中，进取精神和创新意识本是企业竞争力的不竭源泉。但长期计划经济形成的思维惯势及其他一些原因，使我国一些国有企业严重缺少进取精神和创新意识，有些历史悠久并具有着良好传统和经济效绩的企业因之而丧失了竞争力，昔日辉煌不再，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被无情而又令人十分斗宛惜地淘汰出局了。起源于清朝顺治八年（1651年）的北京“王麻子”品牌刀剪，曾有数百年辉煌的历史，西方世界的福特、奔驰、可口可乐等著名跨国公司均自叹弗如。但一直与浙江杭州的“张小泉”南北呼应，雄霸中国刀剪市场，并驰名世界的“王麻子”，自1995年以来连年亏损，到2003年5月31日负债总额高达27799845.9元，资产负债率为216.6 %，终于不得不向当地法院申请破产。如今破败不堪的老厂房已再也看不出当年的辉煌气象了。是什么原因导致其衰败？有人认为是因为国家取消了对小商品的保护政策，有人认为主要是企业设备严重老化而企业自身无力更新，有人认为是企业内部重组失误所致等等。这些说法都有其事实依据，但都不具有完全的道理，或者说都未能涉及到问题的关健。我们认为，进取精神和创新意识的缺乏乃是“王麻子”走向衰败的最主要的原因。作为品脾，“王麻子”曾以优质、精美的传统工艺享誉世界，甚至其所创造的“铁夹钢”工艺至今仍是世界上最好的刀剪制造工艺。但工艺虽优，样貌、功能却旧。三百多年来，“王麻子”的样式和功能基本始终如一。在国外，瑞士军刀举世闻名。创造这品脾的是一百多年前瑞士乡村的一个并不具有太大规模的工场，瑞士军刀的生产迄今仍沿用着代代相传的家族式管理。其传统工艺所以能被高质量地保存下来，关健在于进取和创新的动力没有衰竭。百年来，瑞士军刀一代又一代当家人总是能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不失时机地改进军刀的款式、功能、包装和销售网络等，据说仅品种就有几百种，这使瑞士军刀持久地扬名天下。由此可见，在市场千变万化、技术日新月异、竞争对手层出不穷的今天，即使拥有久负盛名的传统工艺，如果不能在功能、式样、品种上不断翻新，价格上更具优势，那么百年老店也同样会被竞争对手无情地挤出市场。“王麻子”曾拥有的广阔市场，不就是在短短十余年间广东阳江地区出现的上千个刀剪厂凭借着较低的价格和丰雷的品种所占领的吗？

　　主要受以上四方面（当然不仅仅是这些方面）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当前我国国有企业竞争力呈现个别强劲，大多微弱这样一种不容乐观的势态。

>>陈寒鸣：当代中国民族企业竞争力的现状与提升（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