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诊断”苏联解体及其教训

 世人“诊断”苏联解体及其教训

贺普霄

列宁领导的苏联共产党创建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经过列宁、斯大林两代领导人的努力，将贫穷落后的俄国和被二战破坏成千疮百孔的苏联，经过三四十年的努力而建成敢于与世界头号帝国主义美国抗衡的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然而，当她74岁时，领导她的苏共解散了，她也被解体了。苏共解散和苏联解体是对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背叛。

毛泽东“预诊”和反修防修

   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上台，特别是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后，首先高举马列主义旗帜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是毛泽东和以他为首和中国共产党。我们“两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就是直接指向赫鲁晓夫的。在此之前的1956年11月15日，中国共产党八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就讲了：“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掉了……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夺取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21～322页）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就是针对“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根据苏联发生的变化，也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这种预言彻底破产。”在接班人五个条件的每一条中都提到不是象，或不能象，或要特别警惕，或绝不能象赫鲁晓夫的野心家、阴谋家等。我们进行的社教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按照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进行的反修防修。毛主席重上井冈山时告诫全党和全国人民，破坏社会主义公有制搞包产到户必然引起国企的性质改变和两极分化；资本主义在中国无论是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永远走不通。重读毛主席这两段谈话，联系我国包产到户和卖国企后导致的严重腐败、两极分化和财富的集中程度已超过美国的实际就一目了然了！

毛主席说：我们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们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对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样保护老百姓，保护工人农民利益，发展自己的民族工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会安稳了。

毛主席还说：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人家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了几百年，比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会历史长，地区发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搞得民不聊生，实际上四分五裂。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等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利用。（摘自网上）

                  基列夫的“诊断”与戈尔巴乔夫等的自述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于2000年5月举办的“苏联解体的原因和对东欧的影响”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保加利亚科学院副研究员米哈伊尔·基列夫作了《苏联解体的原因》的发言。他认为，苏联解体的“第一个主要的原因”是1956年以后形成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路线。正是这一条修正主义路线成了后来戈尔巴乔夫推行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的前提。基列夫在分析戈尔巴乔夫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背叛时，引用了戈尔巴乔夫1999年在土尔其首都安卡拉美国大学讲演时的自白：

“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灭对人民实行无法忍受的独裁统治的共产主义。我的妻子在这方面坚定了我的信心，她有这种观点比我还早。我只有身居高层职位，才能为此有最大的作为。因此，我妻子要我不懈地努力往上爬。当我亲自认识了西方，我的决定就成了不可更改的了。我必须清除苏共和苏联的整个领导，我必须清除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我的理想是走社会民主党的道路，计划经济束缚了人的能力，只有市场才能引向发展。

“我找到了自己为了实现同样目标的伙伴，首先是雅可夫列夫和谢瓦尔德纳泽，他们为击败共产主义立下了大功。

“世界没有共产主义会更美好。2000年以后世界将迎来和平与繁荣的时期，但是却有巨大的障碍阻碍着人类走向和平和与富强，这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巨大的学潮时我正在北京，当时看来中国的共产主义要垮台了。我很想对巨大广场上的示威者们讲话，告诉他们，要他们坚持住，我们同情他们，中国也必须改革。但中国领导不同意。这是极大的遗憾。要是中国的共产主义垮台了，世界在走向和平正义的道路上会前进得更远。”

“当叶利钦瓦解了苏联、我离开克里姆林宫时，上百的记者们以为我会哭泣。我没有哭，因为我生活的主要目的已经达到：我消灭了苏联和所有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主义。我没有哭，因为我达到了主要目的，这就是在欧洲消灭了共产主义。然而，阻挠人类在全世界实现自由理想的亚洲的共产主义也应当被消灭。”（《真理的追求》2000年第十期，第13～14页）

戈尔巴乔夫怎样把公有制的社会主义苏联演变成私有制的资本主义？他在苏共已被解散、资本主义复辟已经基本实现的1991年11月与《莫斯科新闻》主编谈话时就说：“应当改变制度，我当时（指他上台不久——引者）就得出了这个结论。但是如果一开始，社会还没有作好准备，就这样提出问题，那将一事无成。”于是，他采用迂回的方式，使用似是而非的语言，制造思想混乱，诱骗群众跟上他走私有化。因而，他主要通过诋毁社会主义公有制，为私有化鸣锣开道；通过宣扬笼统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引向私有制为主体的“混合经济”；利用模糊的“非国有化”，引向明确的私有化；通过谈论抽象的市场经济，引向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真理的追求》1997年第一期，第30～32页）这段话如果不是指明是说戈尔巴乔夫的，让人还以为是指桑骂槐地在身临其境地说中国 。 

这就是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一脉相承的现代修正主义主义路线的形成、发展到苏联解体、东欧蜕变的自我写照。也是任何阴谋家千方百计地向上爬而身居高位时就原形毕露的自我画像。赫鲁晓夫就称斯大林是自己的亲生父母；林彪将自己伪装成毛主席的好学生，但毛主席对他一直不放心，梦想急于夺权而自取灭亡……

                    美国经济学教授大卫·科茨的“诊断”

再看看美国经济学教授大卫·科茨，2000年5月24日应中国人民大学之邀，就苏联解体的原因所作的专题讲座是这样说的（摘自《真理的追求》2000年第七期，第26~30页）：

“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来自苏共内部，我这里指的是大约10万人左右的占据着党政机关重要领导岗位的‘精英集团’。正是这个‘精英集团’想实行资本主义，以便他们享有更大的权力，拥有更多的财富。”这个“精英集团”内部的“多数人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并且与城市中那些持相同观点的知识分子组成了一个强大的联盟。”“1991年6月，美国一个社会问题调查机构在莫斯科做了一次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调查，调查对象是掌握着高层权力的党政要员。调查采取特定小组讨论的方式，一般要同调查对象进行4～5小时的谈话，通过谈话以确定他们的思想观点。分析结果是：大约9.6%的人具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他们明确支持改革前的共产主义模式；12.3%的人具有民主社会主义观点，拥护改革，并希望社会主义国家实现民主化；76.7%的人认为应当实行资本主义。作为一个在世界上存在最长、影响最大的社会主义苏联，党的干部队伍内部竟有那么多的人主张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实在令人震惊。”“许多人认为民主社会主义会减少自身的权力，改革前的社会主义虽然赋予他们某些特权，但又限制了他们把权力传给子女和聚敛更多的财富。显然，实行资本主义最符合‘精英’集团的利益，这样，他们不仅是生产资料的管理者，而且可以成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既可以实现个人财富的尽快增长，又能合法地让子女继承权力和财富。所以我认为，叶利钦之所以能够采取较为和平的方式迫使苏联解体，就是由于党内那些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精英’们的支持。那些‘精英’支持叶利钦，使俄罗斯顺利地向资本主义过渡。”

“1991年夏天，我在莫斯科同一位叫尼库拉亚夫的苏共高级干部交谈。我问他：‘你是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当时苏联还存在。他说：‘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但不是共产主义者。’我听了感到不可理解。现在我清楚了，他的回答准确无误地提示了苏联解体的思想基础问题。这里顺便说一下，那些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前苏共精英们并没有错，如今俄罗斯最富有的人正是当年党内的精英。比如切尔诺梅尔金，80年代他当过苏联天然气公司的总经理，1992年后天然气公司私有化了，切尔诺梅尔金摇身一变成了天然气公司最有实力的控股人，他控制着全世界40%以上的天然气资源，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几个人之一。前苏联共青团中央书记科尔科夫斯基，利用自己的职位创办了一家大银行，把原属于人民的财富变成了他个人的财产。”

“为什么一个由党的精英集团和城市知识分子组成的联盟，竟能不顾广大苏联人民的反对而把国家推向资本主义道路呢？我认为在苏联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广大人民确实在生活上得到了很多好处，但在政治上是比较被动的，缺乏政治权利。当‘精英联盟’要搞资本主义时，广大人民群众不能采取有效的抵制措施来捍卫社会主义制度。”

“苏联解体的教训在于，由少数精英管理下的社会主义国家，一旦老一代革命家过世，很难保证继承者们不想通过实行资本主义为自己获得更多的好处。我相信，社会主义在经历了一个长过程的发展后，会逐步解决上述问题，真正实现大多数工农群众不仅有受教育的权利，有劳动的权利，还有直接参与和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这样的社会主义肯定比资本主义优越，而且必将作为一种持久的社会制度而存在。”

“同苏联的改革相比，中国的改革取得了很大成就，20年间，大多数人的生活质量有了明显改善。中国经济改革的措施是把国家的有效控制和市场结合起来，到目前为止，不能不承认这是一种成功的模式。但是也要看到，在中国社会群体中，不平等的现象在大幅度增长，失业人数在增加，个人在社会保障方面所获得的福利在逐步减少。如果说在前进中有什么危险的话，我感到，危险主要来自于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扩展，这一思潮正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按照新自由主义的观点，中国的继续发展必须打破政府对资本和商品流通的有效控制，把企业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我认为这是错误的，要知道，美国的自由主义模式不会给中国带来什么好处。据我研究，凡是过去实行计划经济和公有制的国家，一旦采纳新自由主义模式，实行完全的市场化和私有化，最多只能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庸（这和毛主席重上井冈山时的谈话一致——笔者注）。现在俄罗斯已经走上了这条路。我想中国的领导要比俄罗斯人高明，不会成为新自由主义词汇的俘虏，不会重蹈俄罗斯的覆辙。” 这是在10 年前说的，现在中国三大差别、两极分化的不平等现象确实在“大幅度增长”到人民能忍受的极限，财产的集中度已经超过美国，亿万以上的超级富豪91％高干子弟。尽官方网辟谣说没有这么多，但未说到底有多少。这种“辟谣”人们只能将其当作此地无银三百而已。                         

  其他人的“诊断”

还有一些谈苏共亡党亡国时的文章提到，苏联的干部路线违背列宁晚年多次提出的防止“人民的公仆”蜕变为“人民的主人”，加强人民对党和国家权力的监督。要改变苏联建国初期从尽快接管地方政权考虑，不得不采取干部委任制。要按照《党章》、《宪法》规定选举党、政干部。斯大林没有这样做，继续采取委任制，而赫鲁晓夫全面否定斯大林时，唯独没有否定这一条而把它继承下来并强化了，特别是到了勃列日涅夫晚年，其主要注意力都集中在“稳定”干部上。一个是稳定权力，不断颁布各种条例、规定，很多都是和人民无关，而是为了官僚阶层日益膨胀的利益要求进一步固定化、规范化、制度化，使他们感恩谢德，成为当时领导集团的坚强维护者。另一个就是稳定队伍，尽量提拔一些亲信，目的主要是为了防止别人再用当年他和波德戈尔内等联合起来，赶赫鲁晓夫下台的办法来对付他本人。而下面的干部也需要像勃列日涅夫这样“爱护”干部的领袖在台上，以维护自身的权力和利益。上下之间形成了一种具有特殊利益、却与群众越来越疏远的“共同体”。这种自上而下的任命制和变相任命制，不仅损害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而且任命的干部只需对上负责，不用对下负责；只怕领导批评，不怕群众反对。从而，导致大批庸人进入和保留在领导层，导致党的整体决策能力下降而脱离人民，无视群众利益，则进一步失去了做出正确判断的基础。

从这些研究文章的分析不难看出，毛主席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明确地告诫全党和全国人民：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965年5月，毛主席重上井冈山，与张平化、刘俊秀、王卓超等同志谈话（汪东兴也在场）时，除以上两段外，还说：“一想到建立红色政权牺牲了那么多的好青年、好同志，我就担心今天的政权。苏联的政权变了颜色，苏联党内有个特权集团、官僚集团，他们掌握了国家的要害部门，为个人捞取了大量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一般党员和普通老百姓是没有什么权利的。你提意见他不听，还要打击迫害。”（《中国剪报》2007年12月7日）毛主席这时指出苏联的问题已与二十多年后苏联解体时的情况是相符的，可见他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伟大。特权集团，官僚集团们权力之大，一般党员和老百姓提意见他不但不听，反而还要遭打击迫害，这已为我们的一些腐败案件将举报人和证人及其亲属、知情人被迫害、致残、致死所证实。最近有报道将政法委书记的老婆被便衣警察当上访人而打伤事件而惹麻烦。因为他打伤的不是普通老百姓和上访人，那就不能白打；真正有冤上访者究竟被打死打伤，家破人亡的有多少，只有主管部门知道，看看陈桂棣、春桃著的报告文学《中国农民调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3月版），就让人不寒而栗。从而不难得出，只有共产党自己本身硬，像毛主席领导三反五反那样发动群众和利用“四大”的成功经验惩治腐败的重要性。这才能真正起到“以人为本”的监督作用，让毛主席在延安时代就提出让人民群众监督党和政府，是防止历史兴衰“周期率”新路的重要性落到实处。从苏共亡党亡国、东欧蜕变不难看出，党内的“精英集团”就是党内的走资派，他们打着共产党员的招牌却不是共产主义者的以权谋私、化公为私，权大于法，由“人民的公仆”蜕变为“人民的主人”，人民无权监督他们。这就是苏共这些“精英集团”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用法律剥夺人民切实可行的监督权，变以人为本为以官为本，变公有制为私有制而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打江山的死了，保江山的老了，卖江山的发了，坐江山的富了，堡垒终于从内部攻破了，社会主义完了。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堡垒就是共产党，特别是高层领导，堡垒既已攻破了，那还能有什么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吗？这就是毛主席在谈接班人五个条件时所告诫的：“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根据苏联发生的变化，也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这种预言彻底破产。”（《毛主席语录》第240页）正如大卫·科茨说的“一旦老一代革命家过世，很难保证继承者们不想通过实行资本主义为自己获得更多的好处”；“显然，实行资本主义最符合‘精英’集团的利益，这样，他们不仅是生产资料的管理者，而且可以成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既可以实现个人财富的尽快增长，又能合法地让子女继承权力和财富。”这已经将我们高干子弟的官僚资产阶级说清楚了。因而，只要在政治思想上坚持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用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用社会主义道路战胜资本主义道路，才能先建成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那就实现了“一个消灭”和“两个彻底决裂”。只承认和只顾解决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而忽视了，或者有意回避和歪曲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和斗争，那就必然会上“和平演变”的当，甚至与其同流合污，那就被其“不战而胜”了，或者自我投诚了。

       离开公有共富本质的“小康”和“翻番”只能让人辛酸

现在从上到下新闻媒体报道的会议、领导讲话中GDP年增长多少，X年人民的收入“翻一番”，Y年全面奔“小康”……但就是只字不提发展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地位的比例和产值占GDP多少？分配差距缩小多少？如果还是靠招商引资、卖国企、强迫农民卖地等发展新地主、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让农民、工人受他们的剥削而梦想让收入“翻番”、全面奔“小康”，那中国的财富就又要有多少外流，被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集中，富士康工人跳楼的悲剧不知要在中国出现多少，又要出现多少杨白劳？！现在决定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提高的关键是公有制、按劳分配和增加社会福利，坚决制止剩下国企和私企的垄断，正如胡锦涛同志所指出的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始终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才能坚定不移地走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华西、刘庄、南街村、北徐庄、兴十四村、韩村河、滕头村、京华公司、龙泉村等等已给我们做出了榜样。除此而外，再无其他旗帜可举，道路可走。这已被毛主席在井冈山上的谈话和我们后30年的改旗易道所证实。现在是认真总结，吃一堑长一智的时候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亡羊补牢还来得及。否则，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我们现在已处在拂晓之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