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审视文化大革命

重新审视文化大革命

曾飞

　　人们今日纷纷重新审视毛泽东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悲壮举动，不为过去，也不为毛泽东个人的英名。为的是今日惆怅的劳动大众。也不为什么理论所打动，而因为形势的发展让人们突然醒悟：官僚阶层重新成为社会的主人，重新利用公权力与垄断资本相勾结而剥夺劳动大众的危险，并不是神话，而是冷酷的现实。毛泽东晚年冒着身败名裂的极大风险，与那些想当社会的主人的新官僚——风雨多年的老战友翻脸，确实并非无的放矢。

　　重新审视文化大革命，视点已经彻底改变。再也不从官场政治的视角出发，而从劳动大众切身利益的视角出发。再也不去趟浑水，争论谁对谁非的官场糊涂账。只问什么才是对绝大多数人，也就是对劳动大众有利的公平正义趋向。一句话，用草民之眼看世界。不用达官之眼看是非。

防止官僚阶层重新成为社会的主人是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目的

　　毛泽东晚年为何发动文化大革命？为了新中国的劳动大众不再像信阳地区的党员和民众那样在新官僚的歹毒之下[注1]上百万地被饿死！推而广之，更为了后世，也就是今日的煤矿劳动者不再被官煤勾结而惨死于矿难，毫无尊严的可怜的劳动者不再从富士康的楼顶连连跳。更为了劳动大众不成为房奴、医奴、学奴、性奴，为了劳动大众不成为官商垄断资本的新奴隶。

　　一句话，为了中国的劳动大众不再受新官僚和垄断资本的盘剥！也就是从根本上拔除中国千年的封建官僚政治（官国）的根基！在中国，唯有伟大的无产阶级政治家毛泽东敢于与“官国”决裂！敢于与官国进行殊死的斗争。

　　而今日之所谓“劳动大众”，不仅仅是过去狭隘理解的的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与农民。而是一切以自己的脑力与体力的全部劳动而贡献于社会的一切人们。包括工人、农民、科技工作者、专家学者、教师、医生、商人、职业经理人、企业家和公务员等等。唯独不包含那些不劳而获的寄生虫：利用公权力和犯罪活动而掠夺劳动大众所创造的财富的那帮家伙，那些贪官污吏与垄断豪商。

　　因而，一言而蔽之，毛泽东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是扫除这般寄生虫的巢穴：千年封建官僚政治的僵尸。也就是防止官僚阶层重新成为社会的主人，利用公权力和垄断资本剥夺劳动大众。这是为劳动大众谋利益的正义行为，不容全盘否定。

毛泽东为什么不能战胜新官僚

　　然而，毛泽东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壮举十分悲壮。毛泽东个人晚年的境遇也相当尴尬与悲惨。我们这些古稀老朽亲历过这在场官场被定性为“动乱”和“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心中十分明白其中的缘由和猫腻。为今日的劳动大众，我们这些年已古稀的老者不得不说说不违心的话，以告中国的年轻人——中国的希望。

　　据yuanmingfei发于中国历史的文章《毛泽东晚年自我总结：我一生干了两件事》记载，毛泽东在临终之前说过：“人生七十岁古来稀，我八十岁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和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唧唧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都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第一件事，就是反封建反官僚资本、反帝国主义。毛泽东的所有战友都支持。包括进城后就想当新官僚、社会新主人的一批“战友”。那个时候，党的干部队伍是团结一致的，因为目标一致，能够在党内形成共识，形成与劳动大众的利益一致、目标一致的有战斗力的党。有这样的政治核心，就能带领群众，斗争自然能胜利。

　　第二件事，就是防止党的干部在夺取政权之后成为社会主人，而与垄断资本勾结起来剥夺劳动者。毛泽东的很大一部分战友都反对。反对者或者为了自己的特殊利益，或者因为不理解，看不到危险性。因而，那个时候，党的干部队伍是分裂的，因为目标不一致，无法在党内形成共识，也就形成不了与劳动大众的利益一致、目标一致的有战斗力的党。没有了团结一致、坚强的政治核心，就难以有效带领群众，斗争自然难以胜利。即使是全力发动群众，但没有坚强的政治核心，再加上新官僚的“利用群众斗群众”，连群众也四分五裂，直至成为毛泽东所说的那种“全面内战” ，成为一场新官僚帮派之间的“内战”，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的争夺战。正是这种内战，最终使文化大革命变质，成为整个社会的的一场浩劫。至于把“全面内战”改成“内乱”、“十年动乱”，则是把罪责转嫁到劳动大众的头上，变成是草民内乱，以掩盖官僚内战的真相。防止新官僚成为社会的主人的目的和发动群众，让人们演习如何对付新官僚，这是应该肯定的。今天贪官污吏的猖獗，更显示了它的重大意义。经验教训是，没有共产党内的共识，没有坚强的政治核心，就无法发动群众、带领群众去战胜阶级敌人。

　　下面民间所披露的一些历史事实有助于人们加深对此的理解：

　　1.河北钢铁集团承钢公司鞠世环，《客观公正地评价毛泽东，探索中华民族振兴之路》：“早在1964年12月2日毛泽东就写了这样的批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走资产阶级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阶级血的资产阶级分子。’‘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当作资产阶级打倒’。”（按：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开诚布公，一目了然。绝对不像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描述的那样神秘。）

　　2.封喉剑：《毛泽东的发怒能震醒今日的官员吗？》“报载，解放不久，中央机要部门在香山盖房子。一位领导乘机在一幽静的山坡为自己盖了两层小楼。房刚盖好，被毛泽东知道了，于是这位领导被毛泽东叫到面前。毛泽东双手叉腰仔细打量着那人，好久都铁青着脸不吭声。一阵难耐的寂静过后，毛泽东终于发怒了：‘你的派头真不小啊，我看和过去的帝王将相差不多了。我告诉你，你想当那刘宗敏，我却不肯当李自成呐！’毛泽东边说边来回踱着大步：‘你这么干，还配当共产党的干部吗？老百姓要戳着脊梁骨骂我们的呐！我们共产党员是为人民服务的，不是来这里享受的，更不允许搞贪污腐化，如果都搞起特殊化来，我们的江山要坐不牢的啊！’最后，他提议没收小楼，并对那个干部进行严厉处分。我想，谁看到这则‘往事’都会心潮澎湃，想想毛泽东的发怒都会感慨万千。……” （按：毛泽东对老百姓的感情是由衷而发的，不像如今那些官僚的恶心作秀，一边表演热爱人民，一边千万、数亿元地捞钱，包数以十计的二奶，还时刻准备好逃往美国。人民怀念毛泽东，就是崇敬他的伟大人格。袁腾飞之流攻击毛泽东的人品，正好显露了这帮人的丑恶人格。）

　　3.河北钢铁集团承钢公司鞠世环，《客观公正地评价毛泽东，探索中华民族振兴之路》：“从相关资料不难发现，晚年的毛泽东已经严重脱离群众，即使是他老家的亲人想来看望他都很难，并且还被相关人员反复叮嘱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因此晚年的毛泽东已经听不到基层群众的真实声音，在如此的状况下，来指导一场如此重要的运动，其失误以致于失败也就可想而知了。”（按：不是毛泽东脱离群众，而是毛泽东被脱离群众。毛泽东自进了北京城之后就被官僚们用安全的理由隔绝了与群众的联系。毛泽东只好开调查会了解民情，但参加调查会的人早就被严密布置好说什么不许说什么。毛泽东只好从亲戚来访了解实情。但同样亲戚也被官僚们关照了，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毛泽东被隔绝了。毛泽东的力量来自群众，离开了群众，也就变成了悲剧英雄。）

　　4.理悦人，《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真正起源——“信阳事件”》：“信阳事件”饿死大量工农群众的报告，最晚在1960年7月就由中央纪委分别提交了中央领导并河南省委。而河南省委于1960年9月20日才报请中央批准，撤销信阳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的党内外职务。……毛泽东同志，在1960年10月26日，四大区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同志得到“信阳事件”的正式报告，之后一周开始，在一个月内连派8位同志，彻底取代原信阳地委领导中的7位。再之后两周决定从中央抽调万名干部，在全国范围内下基层，进一步深化民主革命。……1961年元旦，中央、省、地区三级近4000名干部组成的民主革命补课大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取信阳地区各级领导班子中的各种权力。如此巨大的声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就是和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夺权斗争比较，也有过而不及。……“信阳事件”无疑给毛泽东同志为党主席的中国共产党敲响了警钟，而且震耳欲聋。在公开场合，毛泽东同志对共产党干部队伍状况的基本看法开始改变了。（按：可见毛泽东原先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可是在官僚的把持之下竟然成了歹毒人民，草菅人命的恶搞。不是毛泽东爱搞阶级斗争，实在是被迫无奈的反击！）

　　5.毛泽东认为“信阳事件”是“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成功，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视，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一再强调“信阳事件是地主阶级复辟，是反革命的阶级报复”，“要进行彻底的民主革命补课，像土改一样，把敌人彻底打倒，把坏事彻底揭出来，把领导权夺过来，把局面彻底扭转过来”。路宪文披露，刘xx派出的代表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曾在河南省委讨论拟定了一个杀2万“信阳事件”直接责任者的计划，“结果去请示毛主席，主席下了6条批示，主要精神是：饿死人的问题是高指标，高征购造成的，死官僚主义，死官僚主义也是人民内部问题，教育好了还可以为党做工作。一个不杀，大部分不抓，抓起来的立即释放。先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然后再解决敌我矛盾。”被毛泽东驳回。结果整个“信阳事件”一个没杀，路宪文虽以“反革命报复罪”和“违法乱纪”，判刑三年；1963年10月获得释放。（见路宪文《“信阳事件”的历史、社会根源及经验教训》一文的按语）[注2]。（按：中国官僚的惯技，欺下瞒上，歹毒地作怪，饿死了百万群众与党员还不够，还要嫁祸于基层的党员与干部，再杀两万人替自己顶罪！何等的歹毒！）

　　6.理悦人，《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真正起源——“信阳事件”》：“1959年春，在豫东商丘、豫北新乡造成严重的饿死人现象。河南省委并没吸取经验教训，却向中央写了饿死5000人的假报告（实际十几万），当时信阳就曾支援他们每个地区1亿斤粮食。”“张树藩说：有一个党支部（哪个县哪个村记不清了），23个党员饿死了20个，剩下的三个党员，给省委写了一封血书，请求省委救救他们村人民，此信也被省委秘书长扣压并要查处。 ”（按：张树藩是信阳地区副书记，他和那三个还没被饿死的党员因说实话被信阳地区的书记、信阳事件直接责任人路宪文恶整。官僚们假话连篇，不与他们狼狈为奸一起说假话就要挨整！）

　　7.同上，1960年9月，中共中央已经开始处理饿死百万人的“信阳事件”，但当年10月1日《人民日报》的国庆社论上仍然说：“两年来，虽然全国大部分地区连续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造成粮食严重减产，但人民公社已使我国农民永远摆脱了那种每遭自然灾害必然有成百万、成千万人饥饿、逃荒和死亡的历史命运。”（按：主流媒体也说假话，这已经成了官僚的传统作风，他们不敢说真话。这种说假话的官僚传统至今依旧。自己说假话，因此怕民众说话。什么都是“国家机密”，都是“敏感”问题，禁止发表，不许发帖，一见“敏感”就下令删除，违反宪法，禁止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为所欲为而无人能阻止。难怪连毛泽东也只好贴大字报。）

　　8.同上，1962年4月，吴芝圃（注：河南省委书记）调中南局任书记处书记。他自己曾在检讨中说：“省委和我犯的错误严重得很，罪恶也很大。组织上无论如何严肃处理，我都没话讲的。处以极刑，我也应引颈受戮。”文革中吴芝圃被河南造反派红卫兵从四川押解回来揪斗，老病死于1967年。1979年1月24日下午，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邓小平亲自为吴芝圃平反并主持追悼会。悼词中宣布：“对于强加给吴芝圃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全部推倒，彻底为吴芝圃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说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的一生”。（按：拨乱反正，为一些人平反，聚拢失散的民心官心，也是快刀斩乱麻的治国的策略。但是就这样保护官僚，连吴芝圃这样的信阳事件的主要责任人之一都成了“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的一生”的好官了，实在是矫枉过正，后患无穷。无怪乎如今的贪官肆无忌惮！无怪乎法院要不顾众怒来维护企图强奸女服务员的“公务员”的名誉，而判处被强奸未遂的女服务员有罪了！习惯成自然了。）

　　9.甄石，《谁嫁祸了毛泽东——大跃进五十周年回忆录》[注3]：“大锅饭（集体食堂）大锅饭是刘xx的杰作，他亲自提倡布置的。一九五八年元月，中央在南宁市召开了一次国务工作会议。休息时，刘xx对毛泽东说：'主席，苏联的工厂里和集体农庄里的集体食堂我看不错，既节省劳动力，又卫生。我国可以不可以也搞集体食堂？' 毛泽东听后迟疑了一下说：‘国情不一样，有的在苏联行的通，在我国就不一定了。'刘xx说：'我们可以先搞几个试点，不行就解散，这项工作我来做。' 毛泽东说：‘我不主张。你要搞试点的话，搞一个就行了。' 一九五八年三月，成都会议第二天，刘xx找到朱德说：'朱老总，集体食堂的事你知道了吧？' 朱德：‘啥子事？'刘xx：'苏联的集体食堂是个成功的经验，很值得在我国推广。我向主席提出了我们也办集体食堂的建议。' 朱德：‘不晓得、不晓得。' 刘xx：‘你见了主席呀，再吹吹风，使这项工作能够尽快在全国展开。'朱德：‘嗯，我问下好喽'谈起了其他事情。一九五八年四月的一天，刘xx在开往广州的火车上向周恩来、陆定一说：‘我向主席提出来办集体食堂的事，主席同意先搞试点，你们出个主意，试点放在哪里最合适？' 陆定一说：‘南方放一个、北方放一个，有代表性。' 刘xx说：‘不，我准备南、北、中各放一个。北方的放在天津、中间的放在河南，我已向这两个地方的干部打了招呼。南方么，见了陶铸再定好了。' 一九五八年五月，中央召开了八大二次会议。会议开始前隙，刘xx找到毛泽东说：‘主席，向你汇报个好消息，集体食堂试点搞成功了。我亲自到天津、河南两个试点进行了调查，当地的干部、群众都说好。' 毛泽东说：‘会有人说好的。但要把都字去掉。家庭条件差的会说好，家庭条件好的就不一定是真心话喽。’刘xx：‘主席，我讲的全是实话，没有半点谎言。’毛泽东摇摇手说：‘世上没有完美的事和物，人也不例外。吃大锅饭，有人说甜、有人说咸，众口难调么。’刘xx：‘主席说的对。但，总的来说是成功的，我建议尽快向全国推广。' 毛泽东：‘不要急于求成。向全国推广是个大问题，要考虑、要坐下来研究，试点范围可以在大一点，效果究竟怎么样？那时再说好了。'‘试点范围可以再大一点'的大字，让刘xx得到了尚方宝剑。他在全国到处乱跑，到处乱说：‘主席同意了他大办集体食堂的建议。'并向多人吹嘘集体食堂是他的杰作。在此期间，刘xx没有得到党中央、毛泽东的同意，督促很多地方合了大伙，建立了集体食堂，吃了大锅饭。等到中央形成了意见，他已经生米做成了熟饭。现在，政客们常常用大锅饭作为贬义词指责毛泽东。”（按：这些真相足以让人醍醐灌顶，原来整天攻击毛泽东时代吃大锅饭的那帮官僚，竟然就是大锅饭的始作俑者。他们的官僚权术实在令人佩服得五体投地！无怪乎如今影视界要天天歌颂官场文化，天天高喊“吾皇万岁”、“臣领旨”、“为民父母官”！天天鼓吹“红顶商人”！当年刘xx的“驯服工具论”和“求求你剥削我们吧”的理论，我们这些老朽还记忆犹新。）

　　10.同上，“刘xx带头大刮五风。刘xx带头大刮五风可以举很多例子证明。（一）一九五八年六月初的一天，刘xx到西华厅同周恩来谈话时说：‘……搞大跃进就象吹气球一样，气吹足了，气球就飞起来了。把全国的老百姓都吹起来了，大跃进就更加轰轰烈烈了。国务院的工作离不开你，我到全国各地替你去吹好了。' （二）一九五八年八月八日，王任重同刘xx谈话时说：‘天津一个村干部汇报，他们村有块稻田预计亩产超万斤。'刘听后说：'一万斤是不是少了点，能不能搞它个三万斤、五万斤？这样可以更好的鼓励全国人民大跃进的积极性么。'” “一九五八年八月中旬，王任重和其他人向毛泽东汇报说，天津朋兴乡有一块试验田，水稻亩产上万斤。毛泽东听后摇摇头说：'我才不信呢。'八月十三日，毛泽东在其他中央领导的陪同下亲自来到天津新立庄参观考察。这块试验田里的水稻确实长的不错，可当地的干部却又说能亩产十万斤。毛泽东听后连连摇头说：'我种过地，亩产十万斤，堆也堆不起来，你们骗不了我。' ”（按：何止是大锅饭，连大跃进、万斤稻的始作俑者也是这般官僚！这些官僚用以全盘否定毛泽东的竟是卑鄙的栽赃！看看如今官场的大楼炸了建，建了再炸，炸了又建的GDP大跃进，再看看当年官僚创造的吹气球式的大跃进，其方式如出一辙，实在令人毛骨悚然。）

　　11.高卧故园：《毛泽东最悲壮的一句话》：“鉴于这些情况，我们这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很可能起来。”“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按：实在悲壮！人们崇敬失败的英雄，会继承英雄的遗愿。）

　　12.[不爽]文革中的工作组如此传达毛泽东的打人指示！1966年6月作者亲耳听到工作组传达毛泽东关于一些单位出现群众打人事件的指示：如果是坏人，那么打了你活该；如果是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如果是好人打好人，那是误会，不打不相识嘛。——据我所知，这次传达是全国统一传达的。这条“最高指示”一传达，全国各学校顿时打人成风：毛主席都批准打人，谁说 “黑帮”打不得？“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然而时隔很久我才知道，毛泽东当时严厉批评了这个“传达”：为什么偏偏删掉了我最关键的最后一句话： “今后不准打人”？（按：即使是毛泽东最后下决心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希望依靠群众来反对官僚，但毛泽东还是被打着革命派旗号的另一帮官僚“四人帮”所包围，将他与群众隔绝，任意歪曲他的意见，任意玩弄群众，争夺自己的势力范围！千年的封建官僚政治实在可怕。从今日的“官经”的空前畅销也可见一斑。）

今天怎样才能战胜新官僚，防止官僚成为社会的新主人

　　毛泽东晚年反对新官僚重新成为社会主人，利用政权来剥夺劳动者的行动是正义的行动，不容否定。党和人民，应该加以继承和发扬。

　　这种行动也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恩格斯早就说过：“以往国家的特征是什么呢？社会起初用简单分工的办法为自已建立了一些特殊的机关来保护自己共同的利益。但是，后来，这些机关，而其中主要的是国家政权，为了追求自己特殊的利益，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这种情形不但在例如世袭的君主国内可以看到，而且在民主的共和国内也可以看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2卷第334－335页）列宁也强调说：“恩格斯一再着重指出，不仅在君主国，而且在民主共和国，国家依然是国家，也就是说仍然保留着它的基本特征：把公职人员，‘社会公仆’，社会机关，变为社会的主人。”（《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74页）马克思认为：“公社给共和国奠定了真正的民主制度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58页）代表着“社会收回国家权力、人民真正成为社会主人”的方向。

　　中国反封建反帝国主义民主革命的胜利的经验告诉我们，有了一个为无产阶级和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是带领群众获得胜利的关键；文化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也告诉我们，缺少一个为无产阶级和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难以带领群众去争取胜利。袁腾飞及其背后的指使者无所不用其极地诋毁毛泽东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为了摧毁共产党在人民大众中的威望，摧毁共产党的执政基础，使人民群众失去党的坚强领导，而无法阻止他们和平演变的阴谋！

　　因此，首先必须建设好党内民主，依靠广大的党员保证党的无产阶级性质，确保党为无产者和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本质，形成最坚强的政治核心，才能有效组织群众去反对新官僚重新成为社会主人利用政权来剥夺劳动者的斗争，并获得胜利。

　　同时，为了确保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性质，也就是确保人民国家的性质，就必须有效保证人民当家作主。那就只能从人民代表大会真正代表人民和政治协商会议反映各阶层的利益和中国各类智库的意见这一点入手，来进行有效的政治改革，否则，一切都是空谈。

　　另外，还必须执中地构建一个和谐的经济结构，也就是对具有社会公共性质的资本的控制体系。这种结构必须有利于保障劳动的权利和劳动所得。必须迅速组建全民所有的、带有经济区域基础的若干国资财团，例如京津财团、上海财团、珠江三角洲财团、重庆财团、郑州财团、海西财团、招商局集团（财团）等等，这些财团不能任由政府机构直接控制，并把利润挪为政府的豪华开支。必须在人大授权的，政协监督的专门机构的管理下，远离行政干预，按照市场规律运行，利润归全民所有，或用于再发展，或用于保障民生。这些全民所有的财团，应该与私人财团，如希望财团等，以及股份制财团如中瑞财团等一道，形成一个平等、公平竞争的复合的结构，而有利于从体制上保障资本的社会性，保障劳动权利，保障三要素的公平合理的分配。从而促使经济能够在有利于绝大多数人的情景下持续发展，而永远摆脱官僚垄断资本的盘剥。从而有效地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保证改革开放的经济成果为绝大多数人所共享。

[注1]详细请参考：《“信阳事件”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真正起源》

[注2]详细请参考路宪文：《“信阳事件”的历史、社会根源及经验教训》。路宪文，1958年11月任信阳地委第一书记，是“信阳事件”的直接操作者、直接责任人。

[注3]详细请参考：《谁嫁祸了毛泽东——大跃进五十周年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