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德文：丽江调查随笔八篇

简介：在丽江参加了一个云南社科院主办的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资源、贫困和环境问题的会议，在古城里面呆了3天，了解了一下地域文化，感受了一下氛围，觉得有必要把算是一点感性的认识表达出来。
 

丽江的“自己”

在丽江参加了一个云南社科院主办的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资源、贫困和环境问题的会议，在古城里面呆了3天，了解了一下地域文化，感受了一下氛围，觉得有必要把算是一点感性的认识表达出来。

古城估计已经没有自己，或许“丽江”所代表的历史和文化的厚重感，并不太能在城里找到相应的证据。古城所具有的或许是那间间店面所具有的商业文明，以及各样艺术品及怪异人物所内含艺术灵感，还有酒吧街上的吵杂所标识的现代人的灵魂的失落和宣泄。不同肤色的人群行走于石板路上，或许已经表明丽江已经是“世界”的丽江了。很想找一点丽江自己的东西，但有点意思的是，“自己”似乎也是可以被创造出来的。有几个商店在卖服饰，门口坐着一个穿着民族服饰的女子在编织服饰，旁边还有一个小女孩在玩耍，然后还在显眼处标识“摩梭”文化的介绍，和猎奇文字里面看到的一摸一样，很是具有一点吸引力。一接触，感觉有点后现代，交流起来，作为还算是“现代人”的我没，竟然有点不太适应。一问，才知道，现在哪有什么想象当中的摩梭，很多做生意的“摩梭人”，的确是在理想化自己。更有意思的是，当地人实际上并不怎么做生意，碰到不少福建商人，老乡，说很多外地人都在假装当地人。

不过，那些石板路和木头房子却很真切，河上清澈的流水也很有亲切，街上不时散落的穿着少数民族服饰的老人，也的确很是能找到些许的“地方”感觉。闲逛，离开商业街道，深入巷子深处，突然几座房子大门口都贴着白纸对联，“呜呼”的字样特别明显，一位老年妇女独自坐在门口，正在守孝？对联上标识着“守孝一年”的字样，不太清楚是否真的需要守孝一年，但是，丧事过后还用这么正式的方式守孝，却也说明一点地方性的知识吧。（当地习俗，去世一周年，得请外嫁女等比较亲的人回来，贴白色对联，横批一般是“一年之期”；三年则大办，按喜事的规格操办，贴红色对联）突发一种感想，这些老人看到自己门口以及自己的生活环境都成为年轻人的乐园，并且近乎歇斯底里的文化弥漫其中的状况时，会作何感想？想来，这些老人们估计所经历的变化，会比任何地方的人都来得多罢，他们的老年生活沐浴在“后现代”的氛围中，换言之，这些老人们几乎把人们所说的所有社会类型都经历了，从前现代到现代再到后现代。

从昆明飞往丽江的途中，至少有一半的路程中，飞机飞得似乎比对面的高山还底，由于空气的能见度极高，可以清晰地看到对面山上的村子。高原地带，水田基本上没有，依靠种一些旱作物维持生存，生存条件可想而知。突然想起，为什么社科院系统几乎都有农村发展研究所，为什么西南地区有这么多作农村发展行动的民间组织，看到这种生存状况就知道了。这几天的交流过程中，听到不少关于少数民族发展的案例，泸沽湖的发展很有意思，那些居住在湖边平地上的摩梭人，通过旅游业，真的已经“发展”起来了；而高山上的少数民族村落，却遭遇完全相反，有些因为不适应，坚决不搬出来，继续维持自己原有的“贫困”却似乎和谐的生活，有些则通过生态移民，在泸沽湖打工，也“发展”了不少，却似乎生活不幸福——平地上的人看不起这些山上的人，觉得这些人懒惰、不思进取。在发展研究的视野下，贫困和环境是关键词，而真正把研究和行动深入以后，却发现和文化等因素交织在一起。由此，可能让人有点捉摸不透的是，研究到底是为了什么？“发展”本身所代表的价值判断，似乎表明发展研究的目的是很明确的：消灭贫困。

泸沽湖周边地区的少数民族和丽江古城里面的老人们，在发展这驾马车上，正在经历着估计比任何地区都剧烈的变迁，这种感受，或许也比任何地方都来得真切。那么，这种变迁，对于地方社会而言，意味着什么呢？丽江已经是“世界”的丽江，渐渐没有了自己，泸沽湖当然也不太可能有自己，但却要极力把自己理想化，然后以“自己”的面孔出现在“世界”面前，这种状况似乎更加诡异。不太清楚丽江人和摩梭人是否还有自己的生活的感受，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那些高山上的人们，似乎已经没有自己的生活感了，发展对于他们而言，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

2007-6-23

话丛

“话丛”由纳西话借用过来，原意是亲戚朋友之间聚会，交流感情。现在，丽江坝上地区的农村都流行“话丛”：一般是村子里面的合得来的若干人等，在固定时间内聚在一起，娱乐，休闲，交流感情。我们所住的房东家，男女主人都有自己的“话丛”的圈子，其中，男主人的圈子有11人，都是本村的，每月初一聚会一次，每次每人交500元给其中一个做东的人，所有活动均由这个人去安排，当然，一天下来的活动，只不过是吃吃饭，喝喝酒，是花不了这么多钱的；除了一个月500元意外，每个季度多交100元，用于“会费”，有会长保管，此会费积攒起来，到一定程度需要组织什么活动的时候，就可以派上用场了。男主人的“话丛”，家中女主人也参与，因而，热闹非凡。而女主人的“话丛”圈子，有18个人，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弟媳妇和嫂子，每月十五聚会一次，每次聚会的时候，交50元给做东的人，另有15元用于当天的花销，其中，每个月会大概有200元左右用于会费，统一安排，不过，没有会长，每个人轮流做会长，会费也是每个人手中都有的。妇女的“话丛”，男子不参加，这样，妇女相对男子而言，多了一个聚会。一般情况下，圈子内按顺序做东，不过，如何哪一家人遇到特殊情况，需要用钱的时候，可以把顺序调整一下，让需要用钱的人家先做东。“话丛”有一定的规矩，不能随便退出，如果有哪一个人想退出，必须至少把一轮轮完以后再退出，每个月的“话丛”，如果实在不能参与，可以不参与，但是，钱必须交。“话丛”的当天，一般会找一个农家乐晚上一天，娱乐活动主要是打麻将。男人的话丛，麻将打得比较大，10元钱一炮，因而，如果不准备两三千元是不能去“话丛”的；女人的“话丛”相对花销比较少，因为不喝酒，吃的花销比较少，而麻将也一般打1元钱的，也花销不大，运气特别不好，也可能输个八九十元。

“话丛”圈子内的人，平时交往也比较多。比如，哪家要办事了，圈子内的人都要去。平时，如果哪家遇到困难了，也先在“话丛”内解决。我们的房东用了一个很形象的说法，“与其说是话丛，不如说是合作社”。房东跟我们讲了当年合作社的原理，说大家把财产聚在一起，这样，让每家每户遇到困难时，都可以有所帮助。而每个月把钱聚在某一家，实际上是让自己一年挣的钱在一个月之内聚起来，小钱变大钱，好用。

丽江坝上的农村，大部分人家都有“话丛”，大概是这两年兴起的。之前的时候，因为大家生活都比较困难，连吃的都没有，没办法享受，不过，据说解放前那些富家子弟有。而这两年农村里面的“话丛”，是从“上层”学来的，单位上在很早以前就有，每个月把工资的一部分聚在一起，然后一起活动。并且，“话丛”在“上层”还可能延伸出政治意义，有点拉帮结派的意思了。不过，在农村，不管怎么说，觉得这样也蛮有意思。

不过，一起“话丛”的应该都是在村子里条件地位差不多的。房东是一个村民小组长（当地人称之为“村长”），其“话丛”圈内的人，很大一部分都是村组干部，村委会里面的三个主要干部都在其中。其内涵，估计也与“上层”有点类似了。而女主人的“话丛”圈子内的人，很大部分都是家里面的人。这甚至可以从这个“话丛”的发起看出来。女主人的“话丛”圈子，是其侄儿子一家一户去发动的——不太清楚其侄儿为何热衷于此事，但的确说明了村内人际关系的某些特征，一大家的关系应该是比较好的。

一把中年人都有“话丛”，而对于老年人而言，则有老年人协会。每个村（小组）都有老年人协会。这些老人的主要活动是“打跳”。由于老人已经不再从事太多的劳作，因而，几乎天天都会去“打跳”。大家吃过晚饭后，很容易就跳起来了。老年人的“打跳”比年轻人丰富得多，原因是他们经常都跳，而且，还会有外面的老师前来指导，跳一些一般人不会跳的动作。总而言之，老年人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

除了“话丛”和老年人协会，村子里面的人相互之间的聚会特别多。只要有一家办事，全村人都会前来参与，一般会办三天。而如果是白事，则至少是七天。办事的时候，也打麻将娱乐，当然，也少不来跳起来。

如果遇到节日了，那更是不得了。春节的时候几乎天天都打跳，火把节会跳三天，中秋节也跳。节日时候的打跳，男女老少一起，热闹非凡。另外，当地的地方政府都很重视三八妇女节，这时，大家也会去跳，还得比赛。

还有一个打跳的机会就是，古城里面为了吸引游客，会请打跳队前去打跳。因而，那些老年人，一有空，就会往古城里面跑——有时候倒也不是因为别人请，而是自己就想去跳。

“话丛”所代表的是自发的社会交往方式，就如打跳一样，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另外，基层组织活动也比较多。丽江农村的基层组织及其健全，每个“村长”（小组长）都有财政工资，80元每个月。另外，和村委会的设置相似，有五个“村委”，组长、妇女委员、治保和调解委员等一应俱全，不过，这些委员都是“兼职”的，没有工资。除了有“村委会”，还有党小组，小组里面的重大决策，都需要在这两个组织里面决策，当然，户主会也是少不了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小组里面有事，开会的频率是相当高的。我所调查的村，党员比例极高，行政村4000余人，有100多个党员；我住的小组，300余人，11个党员，而且，马上还会发展一个党员。如此健全的基层组织，让人惊叹。

不太清楚为什么村民的交往这么频繁，但可以肯定的是，的确是历来人们的交往就比较频繁，如此，也构成了地方社会一些总体特征。房东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我们丽江人际关系和谐，太和谐了，生活节奏就慢了——没有竞争”。

                                       2007-6-25

集体生活

碰到几个老人坐在一起闲聊，然后闲逛，一问，都有80多岁了，最大的87，最小的83；村内不少老人带着夸张的老花镜，这么多老花镜聚在一起，看上去很有趣。80几岁的老人是“做不动了”，但是，并不感觉无聊，天天这么多玩伴，也算是有意义。碰到一个66岁的老年妇女，正在洗菜，第二天拿到集市上去卖，每天可以卖20元左右，看其步伐，很健朗——老人家已经不再种地，只是卖一点菜，其余时间也玩耍。去年的时候，老人家天天去打跳，但是，今年没去了，“跳不起了”。一位50多岁的中老年妇女，已经把菜洗好了，坐在一边和几位年龄不等的老人闲聊，一位是80多岁的，还有两位是66岁的，除了80多岁的老人，都会说一些汉话，尤其是这位50多岁的妇女，交流起来已经没有任何障碍，不过，他们自己交流时用的时白族话。下午的时候，碰到一位70多岁的老人，前来通知“村长”明天上午开支部大会，但“村长”不在，让我转告，并要求其通知附近的。小卖部里面，开了两张麻将桌，中年妇女正在打麻将，旁边为了不少年纪不等的男女，至少有30人。打麻将的人，被看成是“懒”人，“天天就是那几个人”，一般的中年人都会到城里面去打工。问问几个中年妇女，经常上古城去闲逛，有时约在一起，有时则自己一个人去。在日常生活当中，人们生活在集体当中：特别是老年人，村民干脆都说这些老人在家里呆不住，吃完饭就得走，无论刮风下雨，“精神比我们（年轻人）还好”；不过，带着眼镜走路，毕竟还是不方便，因而，只能在村内逛逛，每天，村内的几乎每户人家都回去看看，一天下来，也就差不多了。

这些日常生活，估计还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集体生活，如果从“组织”生活来看的话。丽江坝上的“村”，一般都是指自然村（村民小组），比如，村民小组长，人们习惯称作“村长”，每个“村”，组织也很健全，分工也明确，可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对于一般的村而言，由于小组事务不多，因而，那些“兼职”的村委就不太管事了，所有的事，几乎一个“村长”就够了，正常情况下，还要要有一个会计；而对于那些事情多一些的“村”而言，这些“兼职”的也派上用场，比如，妇女委员管计划生育——超生是几乎没有了，但没有按国家要求间隔年龄的计划外生育倒是不少；调解委员专门调解，极其正规；至于“村长”，则理所当然地抓大事（比如，靠近城郊的需要征地，或招商引资等）；而党小组权力也极大，“村长”的许多决策，如果党小组不通过，就没办法实行。涉及到大事的时候，“村委会”和党小组会是少不来要开的，但是，要避免开户主会，因为这样麻烦——开会，如果不弄一点吃的，是说不过去的，就好比现在人们都要“话丛”了。

“村长”有不少责任，其中的重要一项就是要主持白事。村内有丧事，“村长”的责任是义不容辞的，他得安排人手，起到组织协调作用。在一般情况下，这种主持是比较容易的，因为遇到丧事，即便是两家有天大的仇恨，也必须前去帮助，至少要“报个到”，否则，这家人在村内没有立足之地。如果遇到那些“出工不出力”的，人们自然也会有办法来整治他们，遇到下次办事的时候，人们会有意地作弄他们，让这些人多出力，也不需要“村长”来刻意安排。不过，有时候还是有人会“请假”，不过，尽管如此，这里没有允假的规矩，“村长”规定，哪个请假，按照当时工价的二倍“罚款”，所罚的款，当时就花完，买酒大家喝，不留一点剩钱。如果遇到田里需要用水的时候，也算是村内的一件大事，得安排每家每户的人都去守水。由于丽江缺水，几乎每年每个村都得专门组织人前去守水，每家一个。我所调查的村，主要是前往古城去守水，古城的每个水口都要有两三个人去守——守的时候，两三天不回家。这个村是妇女前往守水，是因为怕男人去了出事；而别的村的则是男人前去守水，于是乎，这也构成一个很有意思的景观：几十个纳西村的男人打不过三个白族村的婆娘，原因是男人不敢和女人斗，并且，每次争水的时候，人山人海的，不少游客都在观看。无论如何，组织这么大规模的行动，毕竟不是件易事，“村委”的作用不可谓不大。

村内的组织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就变得很有意思了。村里不重要，但小组很重要，因而，选举的时候，也呈现出相应的状况：小组的竞选很激烈，村委会的选举反而很平静。对于那些有点资产的小组而言，情况更是如此。我所调查的村是一个人口有四千余人，十二个小组的大村，相互之间不太可能熟悉，但这并不太影响村委会的选举，几乎所有的村干部都是从小组干部里面提升上去的——人们自然知道哪个小组搞得好，在这种情况下，也自然知道那个担任小组干部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小组真正成为了基层组织的基础，甚至比当年的“队为基础”还厉害。

集体生活，既有日常生活当中的社会交往，又有组织生活，还不断地创造如“话丛”之类的社交形式，如此，丽江人显然不缺乏交往，或许已经把生活的意义消解在这些交往形式当中了——正如村内那几个80多岁的老人们，在家里面呆不住，戴着老花镜，结伴到各家各户闲逛一样。如今的丽江少数民族村落，民间信仰已经很不发达，看不到多少痕迹，但是，集体生活却不断增加，人民公社时期的组织生活渗透进了日常生活当中，并且，在新时期下，还不断地接触新的集体生活形式。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是否意味着这些民族村落在面对外在力量的冲击时，成功地实现了有价值的生活的转换呢？

                                          2007-6-25

组织生活

快七一了，村里召开党员大会。金山村170个党员，竟然来了150个左右，除了那些年纪大了，不方便来的外，党员基本上都出席了。会议有几个议程，一是村支书作重要讲话，二是给五位预备党员转正，三是发展四名预备党员，四是表彰先进。会议开得极其正式，村支书发表讲话，强调党员一生献给党，170名党员代表党在金山村的形象，应该比普通群众先进些，大会上，大家听得很认真，正式得有点让人意外；而提交党员大会表决通过的党员转正和预备党员发展情况，同样是一项一项议程，极其正规，现实支书念入党申请书，介绍情况，然后介绍人介绍，然后是预备党员“表态”，再后来就是举手表决。会议整整召开了两个小时。会上，支书强调各个党小组每个月要过组织生活，谈谈心，没有正常过小组生活的，是党小组长的责任，于是乎，趁着今天开会，不少党小组顺便就去活动了。

石屏上村13个党员，包括一个今天正式转正的，还有一个今天正式批准的预备党员，今天有9个人前去过小组生活，为其中几个七八十岁的老党员，已经不方便出来过组织生活了。小组生活在一个农家乐里面过，吃饭之前，大家聊聊天，看看当天发下来的《支部生活》和别的材料，当然，这期间，党小组长会把党务做好，各位党员得交党费。党小组长专门有一个笔记本，里面记着每次活动的情况。交党费都是随意的，主要是为了当天的组织生活，年老些的叫得少一些，年轻的交得少一些，刚刚成为预备党员的24岁的小伙子，交了30元，71岁的党小组长退了他10元。小伙子的大伯、父亲都是退伍军人，都是党员，一起过小组生活，其爷爷也是党员，但年纪大了，不再方便出来过组织生活。石屏上村是一个有315人的村子，全是姓张的，都还比较轻，因而，组织生活就很容易交杂着亲情，老人坐在年轻人旁边，年轻人不停地给这些老人斟酒、夹菜、发烟，怎么看都有点“生活”。组织生活过完以后，一位有车的中年男子先把几位老人送回家，然后才回来接别的“同志”。

金山村的党组织之健全，实在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并且，这种组织，很生活化，既严肃，又活泼。对于金山村的党员同志而言，组织已经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估计支部书记的强调的党员的带头作用，无论如何都会在党员心中留下一些痕迹，大会上支部书记对那些组织生活没有组织好的党小组长的批评，怎么都会产生效果。不仅党员同志的生活组织化的程度很高，而且，普通群众的组织化程度也很高。石屏上村的党小组长，同时是小组的老年人协会的会长。男60，女55即可加入老年人协会，老年人协会每个月活动一次，轮流到某一个老人家里面聚会。聚会的时候，每个老人出10元钱，其余的钱则有老人家自己垫。大概算下来，每次得花1000元左右，主人家得垫五六百元。老年人协会聚会的时候，老人家的所有人都要聚在一起，做好服务。“村长”奶奶83岁，村长父亲有四兄弟，而村长有堂兄弟7个，这样，轮到村长家奶奶做东时，七家人聚在老奶奶所住的“村长”四叔家，为全村的老人做好服务。每次聚会的时候，儿女们为了给老人挣面子，总是尽力做好工作，一家比一家服务好，给老人挣面子，实际上也是给子女们挣面子。村内老人生活得很好，子女都很孝顺，并且，老人们有自己的“组织”，还经常有“组织生活”，遇到问题时，“组织”还真的会起作用。村内唯一一家不孝顺老人的情况是这样的，这对老年夫妇有三个儿子，结果，大儿子不愿意养老，三儿媳妇表态，哥哥都不愿意，两个老人她都愿意养，但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三儿子觉得有点吃力，说只能养一个，养不起两个，于是，二儿子负担了其中一个。在这其中，老年人协会公开骂那些不孝子孙，并且，还到其家中做工作，最后，老年人协会的活动还不能因此而遇到障碍，这些子女还是规规矩矩地为全村的老人们做好服务工作，供老人们聚会——跟全村的老人们过不去，就是跟全村人过不去。

金山村的村民的“组织生活”，实在已经到了让人吃惊的地步，老人有老年人协会——老年人协会的活动牵一发动全身，把全村的男女老少牵涉其中；中年人有“话丛”，每月至少一次；另外，党员还有正式的“组织生活”，不是党员也有形形色色的活动——过年过节、办事的时候，都随处可见“组织”的存在。没有组织的时候，也极少看到单独活动的时候，石屏上三个80多岁的老年妇女，天天呆在一起，并且，活动的场所不固定；那些中年妇女，没事的时候，结伴到古城去逛逛，不买东西，就是逛。

在一个生活已经组织化，而组织本身也已经生活化的居住环境中，人们的生活是很有情趣的，也是很有意义的。金山村人无时不表达出对自己的生活环境的满意之情，也无处不表达出对生活的热爱。金山村农家的传统的居住方式是“三房一照壁”，很像是四合院，院里面打理得很干净，种有不少花草，这种生活态度，和川西平原上的农民生活很相像。这也很适合当地人的生活角色，那位24岁的刚成为预备党员的小伙子觉得，这里的姑娘，成为贤妻良母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每一个都很会做饭做菜——“村长”家的上初二的女儿，晚上回来吃晚饭，得帮着母亲做饭做菜，洗碗筷，周末得跟着母亲去田里干活，从小就这样；中午跟着去过“组织生活”的时候，农家乐里面的一位四岁的小姑娘，已经帮着母亲端饭菜了。

实际上，生活和组织密切相关。很多时候，谈到农民组织或者基层组织的时候，总觉得这是很政治化的问题，而丽江人民的日常生活表明，实际上，组织存在于生活当中。怎样过一个有组织的生活，有时候并不在于政治话语下的农民组织问题或者基层组织建设问题，而在于人们的良好的生活习惯和美好的生活理想的引导。

2007-6-26

政策惯性

金山村基层组织极其健全，各方面都有，不过，只有四个有“编制”的村干部，由民政发工资，大概每个月650元，其余的妇女委员、计生等则由相关的部门发补助，妇女主任每个月可以拿到350元，农技员由农技部门发工资，工资少量。四个有“编制”的干部分别是书记、主任和两个副主任，两个副主任分管治保、会计。村委会是一级如此，而自然村则有所不同，有编制的干部主要有两个，一是自然村的“村长”，每个月80元，而是党小组组长，每个月30元。四个有编制的干部，基本上都是脱产的，每天都需要在村委会办公，晚上的时候，则分两班，每两个村干部值一个星期的夜班，而遇到农忙的时候，则允许回家帮忙，不过，有时如果有事，往往帮不上忙。自然村的干部，则需要管理自然村的一些事务，比方说，纠纷调解一般都是先有自然村调解，无法调解清楚时，才由村委会出面，党小组长则负责处理自然村党组织的活动——党组织的活动极其正规，每个月都要有组织生活，交纳党费也按时。

2001年，金山村所在的地区进行了“体改”，具体而言就是“村改委”，村级组织由原来的行政村改为村委会，相应的管理机制也发生了改变。最大的改变可能在于村干部的行为逻辑的改变：在行政村的建制下，村内的干部都由乡党委政府任命，而自然村的干部则有行政村和党支部任命。任命制下的干部产生方式，使得基层政府能够强有力地控制村一级的事务。这里面最明显的体现就是实行干部异地交流制，基本上，行政村的干部一半是本地干部，一半是外地干部。外地干部每天都至少去任职村一趟，晚上如果值班，还得住在那边，这样，几乎每个村都自己种有菜，养起鸡。而贯彻政策的时候，则是相当有力的。税费改革以前，村干部的工作量很大，主要是收税费和计划生育。与别的地区不一样的是，不同部门的税费是分开收的，比如，公余粮是粮食部门收的，村干部得收一次；水利粮是水管站收的，又得收一次；统筹粮是政府收的，还得收一次；提留相当于是行政村收的，又得收一次；还有如屠宰税之类的项目，以及自然村的干部工资的摊派，总而言之，一年下来，不下于十次向农民要粮要钱。如此状况之下，干群关系并不好处理，不过，工作虽然比较麻烦，却也不是太难做。金山村的一位老干部说，百分之八十的农户是很好做的，另外有百分之二十左右稍微不好做，而钉子户只有百分之一二，这时，乡里面则可能组织工作队，强制执行，也可以做下来。“体改”过后，村干部有村民选举产生，但是，乡党委政府的工作仍然对村干部的产生发挥关键影响，金山村2007年四月进行了第三次村民选举，基本上仍然是“体改”以前的老干部，并且，职务的任命也和“体改”前的逻辑差不多：年龄大的（50岁以上）渐渐退居二线，年轻的慢慢提起来。四个“编制”干部延续了以前的模式，而村干部的工作方式也延续下来，仍然是脱产，村委会值班。当地的村一级的干部编制一向来就比较少，其重心往自然村一级下放，很多工作在自然村一级就完成了。因而，延续这种组织模式，“体改”以后的村级组织仍然保留着高效率。

“体改”对于村一级的干部而言，算是一个重大的转变。之前的行政村干部，待遇很好。和副主任1991年进入村领导班子，当年的每月工资是120多元，而乡干部的工资也只有150多元，并且，村干部的所有保障都有，如医疗保障之类的；并且，当村干部都有奔头，金山村有两个村干部于1980年代末的时候成为了乡干部；村干部任职15年以上，到50岁以后，即可退休，和退休干部一样拿退休金。无论如何，当村干部是一件很划算的事。但是，“体改”后则显得变化很多，村干部的这种“干部”身份发生了很大改变，待遇方面，相对于乡干部而言，已经差距很大，并且，没有什么保障了，村干部也不可能有奔头了。在这种情况下，那些老干部抱怨不少。不过，当村干部无论如何还算是一件好事，值得荣耀的事，并且，和“体改”前差别很大的是，村干部的底气比较足了：因为是选举的，不是任命的。

“体改”主要影响的是村一级的村干部，并没有对村民小组（自然村）产生太大的影响。自然村的组织仍然有足够的资金保障。所不同的是，“村长”不再是任命的了，有户主会选举产生。这种产生方式，倒也很适合国家政策的改变：“村长”主要不是做一些行政工作，而是搞好服务工作。这种逻辑倒也很有意思，那些“村长”们有时候的确是拿人钱财，吃别人嘴软，正如支部书记在支部大会上要求党小组长把组织生活搞起来，其主要的理由便在于党小组长是有“编制”的。并且，由于是选举的，也使得“村长”们需要摆正自己的位置。不过，多数情况下，“村长”们实际上仍然在执行政策的惯性，他们得做好服务，有很多如组织好本村的丧事之类的“义务”。

金山村的这种政策的惯性，还表现在“体改”以后的组织逻辑。一如体改以前，自然村仍然是一个最为关键的单位，在这种情况下，村干部的产生依据这种组织逻辑运行。金山村是一个大村，从全村范围来看，村民之间是半熟人社会，村干部直接从普通群众中“海选”出来，几乎不可能。因而，几乎所有村干部都是从“村长”们当中选举出来的：“村长”们对于所有村民而言，算是熟人了，不仅每次开会、办事会认识，而且，对于那些搞得好的“村长”来说，名声在外也是很自然的事。

金山村的政策惯性，对于村庄的治理而言，算是好事，不算是坏事。在这种惯性之下，使得人们的生活组织起来，生活地不仅有人情味，而且很有条理。

                                        2007-6-27

乡土社会

和当地的政法委的几个官员一起吃饭，他们自我介绍时打趣说，其单位像是一个村子，一位是书记，一位是副书记，一位是治保主任（综治办主任）；因为住在一个“村长”家，也趣称村长是“家长”。那位“治保主任”是本村人，回到村里面，约了不少村内的“兄弟”吃饭，形容很高兴，称回到村里面，自己就变小了。“治保主任”只有30几岁，却为退休回家居住做打算了，在家里面做了房子。当地农家乐非常发达，农家乐主要针对的是丽江本地居民，农家乐的饭菜比较实惠，且活动自由，该怎么玩就怎么玩。快七一了，不少单位，包括村内的党小组的组织生活都是在农家乐里面过的。

当地农民的生活有点城市化，村里面的基层组织中规中矩，村干部像是“干部”，党员像党员；村民的生活方式往往在学习“上层”，几乎每个村民都有自己的“话丛”的圈子，十几年前一些退休干部发起老年人协会以后，很快，基层组织要求每个村民小组都有老年人协会，于是，老年人协会也成为当地老年人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十年前的地震以后，当地人的生活似乎发生了很大改变，人们变得喜欢在院子里面摆弄一些花花草草。

单位生活的乡土性和乡土生活的城市化，好像并没有在当地产生很大的断裂，反而让当地人的生活有意义。地方官员和“村长”们一起吃饭，没有明显的隔阂，农家乐确实很能说明两种生活的融合。丽江城市很小，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接触乡村，而且，历史以来就是少数民族的聚居地，不少生活习俗与农村并没有太大的差别，还有，丽江实一个以保留民族和自然资源为资本来“发展”的城市，工业化的逻辑在这里并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丽江城里面的生活，的确有点乡土化。因为城市生活本身具有乡土性，使得那些城市生活方式很容易渗透进乡土生活当中，并且，很快被改造成乡土社会的一部分。“话丛”之于金山村的村民而言，无非是村内投缘者的一种交流方式，并且，更重要的是，还是相互之间互助的一种方式；对于那些妇女而言，还是交流亲情的一种方式。老年人协会之于金山村的村民而言，很快也辐射出诸多的功能，远远超出了老年人自身的生活意义。老年人协会已经成为承载孝道的一个具体方式，并且，这种承载糅合了多种力量，老年人协会可以到不孝顺老人的家里“开会”，背后是整个村庄舆论的支持，还有“组织”的支持；老年人活动的时候，举全家族之力来办好事情，以给自家老人和全家人挣面子；并且，老年人协会活动的时候，是家族聚会的绝好时机，外嫁女和家族内的人都会前来聚会，而这种聚会，连过年的时候都很难有这种机会。

丽江的农家乐与别处的最大的不同在于其消费的群体主要不是那些有点后现代追求的“都市人”的精神寄托，而是那些本来就有乡土情结的单位人和具有城市适应性的乡土人的共同的生活之处。换言之，丽江的农家乐所体现的是乡土生活的现代适应性。丽江这个城市实际上没有陷入工业生产和大都市的消费逻辑，由于有意保留其地方性的习惯，使得“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发挥了效应，从而展现出一种另类的生活逻辑。

                                            2007-6-28

乡村作为精神家园

金山村一个纳西族自然村，是十几年前地震的重灾区，房子被破坏殆尽，一些村民还遇难了。震后，在政府的支持下，重建了家园，重新规划了村庄，按照当地人的风俗习惯修了民族特色的民居，巷道便都种上了花草，而院子里面还种上了果树。正是花开结果之时，且天气有点阴沉，看上去，出奇地宁静、和谐，连路上的杂草也显示出一派和谐气氛，乡村气息扑面而来。无意间，逛到村子的边缘，一片田野，包谷地上翠绿翠绿的，偶然间，天上轰鸣声起，飞机从天上飞过，竟然也衬托了这片静谧。沿着村子边缘处的乡土路上行走，看到一片草地，几头牛在吃草，旁边是一块篮球场，五六个小孩在嬉戏，球场旁边则坐着两三个母亲和爷爷奶奶安详地看着他们，还有一位爷爷在篮球场边认真地玩地掷球，小孩的笑声，母亲的欢快表情，爷爷奶奶们的慈祥笑容夹杂在一起，在这么一个静谧的傍晚，发生在空旷的田野和美好的家园的边缘处，让人莫名地感动。

很久没有这种感觉了，在变迁如此之快的当代社会，乡村已经被冲击地支离破碎，甚至在自己的家乡也很难找到乡土情感了，但是，却是在这么一个异乡找到这种感觉，为自己感动。看着小孩子们欢快的表情，很容易想到儿时的蓝天白云和伙伴们的欢声笑语时的自然、安静。他们的声音是那么纯真，一个陌生人走上前去，可以得到他们的无邪的笑语，那时一个什么样的感受？而母亲们和爷爷奶奶们的真诚，同样让人感动，轻松。因为感动，想和老爷爷聊天，而这一聊，也同样让人回味。历经沧桑的脸上，写满了安详，道出十年前的地震，却也平静，而面对现在的生活，充满了安宁。已经很难从老人的言语表情中体味到人生的酸甜苦辣，有的只是面对生活的宁静。这种宁静，很切合这个纳西族村子给人的印象。

我很难表达对这里人们生活的那种美好的感受，没有太多的激情，有的只是宁静，没有太多的装饰，有的只是朴实。我总觉得，很难再到别的地方看到这种生活景象，很难再在广大的乡村接触到这种宁静——有生机，却不花哨。对于个人而言，或许真的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这种精神家园不仅是儿时的记忆所塑造的精神理想，还是我们这个社会所向往田园诗式的生活。

实际上，乡村之于整个社会而言，在几千年来，都意味着美好生活，意味着精神归宿，换言之，乡村其实意味着整个社会的理想。但是，很长时间以来，人们却在一步步地消灭这些理想，不仅从物质上铲除作为栖息地的乡村，而且，还从精神上解构作为理想的乡村。如此，人们似乎在塑造另外一种生活的理想，消费主义以及物质欲望吞噬了对生活的想象。然后，这种理想并没有确立起来，消费主义让人陷入了精神困境。在这种情况下，乡村所内涵的那种超物质的意象又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作为一种精神家园，或许不能说是理想，而是奢望了，是某些时候聊以自慰的一种手段而已：当消灭物质上的乡村成为整个社会的目标之时，却要在精神上向往乡村，这是不是一个黑色幽默？

历史好像有点吊诡，当消灭乡村成为一种目的，但却面临无法消灭的困境时，这时的乡村到底意味着什么？是另一种理想实现的阻碍？抑或是这一理想破灭的幻象？那么，乡村作为理想，以及作为精神家园的乡村，到底有什么意义？既然我们不得不正视乡村，既然即便我们可以触及另一种理想的时候还离不开精神上的乡村，那么，何苦还要不断地将乡村边缘化，从理想的位置不断地世俗，甚至不断丑化？解构乡村，实际上是在结构我们的精神，也或许在解构我们生命的意义。

实际上，对于一个有生命感受的人而言，精神上的家园远比现实中的家园来得重要，至少很重要；而实际上，这种精神上的家园可以不破除，也可以获得物质上的另一种家园，那么，何乐而不为？为什么要一步步蚕食我们自己的精神家园，为什么要解构我们自己的生活意义？

                                         2007-6-29

生活的期待

和一位年轻人聊天，问其对未来媳妇的要求，这位年轻人毫不犹豫地说出了三点：一是漂不漂亮不重要，这方面倒没什么要求；二是要勤劳；三是要有孝心。年轻人觉得，这三点是最起码的要求，否则的话，没法接受。年轻人在丽江一家大酒店当保安，有不少女孩对其示好，但是，这位年轻人觉得这些女孩不符合这三点要求，“有些要你来服侍她，那怎么行？”年底即将结婚的这位年轻人，找了一位据说是周围村庄数一数二的好姑娘，人长得俏，也勤劳，还孝顺老人。

和不少当地人接触，这种择偶观念很明显，让人感到有点意外。很多地方，即便有这种期待，也不敢如此武断地对未来的媳妇有这种要求了，符合这种要求的，好像打着灯笼也找不着了。但是，在丽江好像不一样，女孩普遍很勤劳，妇女比较贤惠，这显然为年轻人的择偶观念的形成创造了条件。换言之，这种期待，是可以实现的，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形成了妇女贤惠的社会再生产机制。

不过，年轻人说出这些要求，倒也说明现在不符合这些要求的女孩有了，并且，也有一不小心找到这种女孩的担心：对于在城里生活，自由恋爱的年轻人而言，其他因素压倒这些传统的择偶观念，是很可能的；这位年轻人坚守自己的阵地，显然来自于其生活环境的强烈的精神灌输。无论如何，当地社会有条件维护这种对妇女社会角色的期待。石屏上的一些事例很是可以说明这些问题。

石屏上出现过一例不孝顺老人的事例。三个儿子，都不愿意要老人。结果，老年人协会会同“村长”前往这些不孝子孙家“开会”，“村长”“判”母亲跟老三，父亲跟老二。但是，不久，老二还是希望和老人分开居住，于是，找上“村长”要地基，想重修一栋房子。“村长”看到这种情况，火冒三丈，痛骂了老二一顿，甚至几年后谈起这件事时还忿忿不平，“他妈的，连这种人都有”，坚决不给地基，强制要求老二服侍老人。一旦老人找上门，“村长”就会前往解决，不过，五六年来，老人没再来找“村长”。“村长”的妻子，结婚二十多年来，从来没有和公公婆婆拌过嘴，当年三兄弟分家的时候，想要一个老人和自己过，但是，两个老人考虑到两个弟弟家需要老人帮忙带小孩，就没和她一起过。但是，尽管分家了，她还经常要请老人过来吃饭，婆婆自己也经常过来串门，婆媳之间很亲密——有时候，“话丛”的时候还会请婆婆一起去，玩一天，“麻将场上无大小”。每个村庄都有老年人协会，老年人协会聚会的时候，老人家中的所有儿子媳妇，侄儿子侄媳妇，以及女儿都会前来操办聚会——当地主厨的都是妇女，男子干一些挑水之类的打下手的活。哪家媳妇都希望给自家老人争光，也给自己挣面子。“村长”家女儿，上初二，却要在周末帮母亲干田间的活，每天傍晚回来吃晚饭，还得做家务。如此，甚至那个觉得有些女孩需要男子服侍的年轻人也承认，做家务是肯定每个当地女孩都会的。

代际间的传承，榜样的作用，实际上在塑造当地人对妇女的角色期待，从而影响了择偶观念。并且，还不仅仅如此，在基层组织比较完备的当地农村，“村长”们都有义务管这些孝敬老人的家务事，正如石屏上“村长”的一句话，“我不管，老人都没处吃饭了，那怎么行？”而如老年人协会之类的民间组织，更是与当地完备的老人组织密切相关。并且，“家族”也时刻在插手这种事，“村长”不管这事，有时候的理由是怕得罪人，但是，另外一个理由在于，“找你家族去”。兄弟、堂兄弟间组成的“家族”构成了一个亲密的共同体，相互之间的来往极其频繁，而且，在重大事情（如丧事举办）上，还会自然出现“族长”。如此一个孝敬老人的内在生产机制，加上政府的干预，使主流的社会意识形态得到确立。在意识形态比较明确的情况下，每个人对未来都是有比较明确的期待的，并且，也会按这种期待去努力：无论是期待的人还是被期待者。

                                             2007-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