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舒：大饥荒中反瞒产的来龙去脉

 天舒：大饥荒中“反瞒产”的来龙去脉

一、“反瞒产”是信阳地区大批死人的主要原因

对于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信阳地区大批死人的原因，1960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看完中央工作组调查报告后他批示是因为“坏人当权”。在召集各级中央局负责人的会议上毛泽东对信阳事件定性说：“信阳事件是阶级敌人的猖狂报复，是挂着共产党招牌的国民党进行阶级报复，实行阶级复辟，是敌人篡夺了领导权。”他进而推论全国到处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只是程度不同。随后，.中央肯定：“性质是反革命复辟”，是民主革命不彻底，是敌人利用我们工作中的错误，打着我们的招牌，进行大规模的最残 酷的连续半年之久的阶级报复。在一九六二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承认“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却没有真实交代“人祸”的具体内容；毛泽东说发生问题各级都有责任，也回避中各级干部和他自己究竟在哪些问题上负什么样的责任。

1959年3月，中共中央在上海会议上决定按照1958年的标准，在全国征购粮食1150亿斤，1150亿斤的征购粮便成为了全国性大饥荒的根源。全国农民人均留有粮在1959年和1960年己急剧减少，从1957年的250斤减少到174斤。1959年粮食减产11%，征购数却增加了14.7%。为了完成征购任务，相当一部分省、地区、县、公社的各级党组织按照毛泽东“反瞒产私分”的批示，级级相逼，用专政的手段强行从农民手中搜刮走的基本生活口粮。

实际上，从信阳事件看， “反瞒产”，是大批死人的主要原因，因为残酷的反瞒产运动，让信阳农村无粮应对饥荒，加剧了天灾对人的危害。全国也基本如此。

二、赵紫阳的报告是“反瞒产”运动的导火索

1955年年底毛泽东主持两次省委书记会议，商议定出了《农业四十条发展纲要》，要求在1956-1967年十二年内，依靠农业集体组织，兴修水利和采取各种增产措施，把粮食亩产提高到“四五八”目标——黄河以北地区亩产达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达到500斤，长江以南达到800斤。

不少省委书记为了表示自己能干，有作为，就谋划着提前实现，其中最突出的是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和主管农业的书记处书记赵紫阳，他们在1957年就上报中央说广东辖区内部的潮汕某县已经平均亩产过了1000斤，叫做“千斤县”，这个假典型材料经过书记处未加任何稽核而认可，并作为已经核实的材料上报毛泽东，在1957年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表扬了陶铸赵紫阳诸人的能干：“有规划比没有好。只有十年了，再不抓紧，‘四、五、八’就有危险，抓紧即可完成，要靠精耕细作吃饭，我国将来要是世界上最高产国家，现在已拥有潮汕千斤县。‘四、五、八’是否可以再提高到‘八百、一千、一千二’，我看可以，还有二、三十年就行。”（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八届三中全会总结时的讲话，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六八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49-57卷，第238页）。

本来毛泽东组织拟定的《四十条纲要》只要求在1967年之前，实现四五八目标，但是陶铸和赵紫阳一年就搞出来一个千斤县，可见他们是多么的能干，毛泽东是多么的保守啊！

千斤县这样的政绩工程，不是那么容易让人信服的，毕竟共产党高官中间职业农民出身的一大堆，估计跟毛泽东不相上下的保守分子不少，所以需要额外做些说服教育工作。陶铸自己就亲自出马在《红旗》杂志第五期发表文章《驳“粮食增产有限论”》，可能陶铸的观点在广东省委内部还有异议，很快，赵紫阳就给予有力的支持和及时的回应，并在当年的《红旗》杂志第六期上发表署名文章《从化四日——给广东省委的一封信》，说“密植一定能够增产，密植不会带来倒伏危险，密植后出现的突出问题是劳动力不足和肥料不足。”（第13页）还在文中推广他所总结的广东先进农业经验——复式插秧法，每一个坐在书斋里的人都很容易想到，如果要让水稻产量短期内提高十倍，高产又不能让一粒稻谷长成十粒那么大（这个方面造假有困难），那么剩下来的方法就是让水稻植株多出十倍来（这个可以通过辍秧来人为地实现）。可以说，赵紫阳不仅通过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为自己争取到了一个政绩工程样板的认定，而且从理论上解决了高产的难题，从而为1958年各地高产卫星设计出了一律遵循的制造原理。

这个通过八大书记处稽核的“千斤县”假典型，给各个省委书记以强烈的刺激，各省争先恐后搞“千斤县”典型。四川的李井泉在新昌县搞“千斤县”典型，湖北王任重是在孝感县搞千斤县典型。为了把自己的典型做得比陶赵的典型更有说服力和可信性，王任重自己亲自担任孝感千斤县的指挥长，地委书记、县委书记都是副指挥长，还邀请华中农学院的白教授作为顾问，在孝感北门立了一块千斤县的大牌子。这样，到了水稻收割季节各种各样的高产卫星就出来了。

问题是，卫星放出来了，粮食全是虚假的。1958年本身是个丰收年，各地完成了国家的征收指标是没有问题的，有的地方还超额完成了。1959年浮夸继续，自然灾害也开始来临。1959年3月，中共中央在上海会议上决定按照1958年的标准，在全国征购粮食1150亿斤，1150亿斤的征购粮便成为了全国性大饥荒的根源。

    中央的决策，是根据浮夸来的。

浮夸的各级领导干部，不能跟中央说没有粮食是因为浮夸所致，就必须说出其他的原因来，作为浮夸的始作俑者，赵紫阳再一次站出来了。

赵紫阳1959年2月19日给中央写信揭露广东有瞒产私分 问题，说：自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以来粮食问题已经成为舆论的中心，雷南县一九五八年晚稻生产有很大跃进，年底却出现了粮食紧张的不正常现象。为此全县召开了一系列干部会议，结果查出瞒产私分的粮食七千万斤。雷南县的经验证明，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和分队进行瞒产私分造成的。

为粮食问题着急的毛泽东在没有调查研究的情况下， 于1959年2月22日批示了赵紫阳的信：“公社大队长小队长瞒产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造成人心不安，……在全国范围内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 ”。

毛泽东相信了赵紫阳，准备3月份上海开会统筹解决瞒产私分问题 。

三、郑州会议毛泽东肯定瞒产私分是对的，没有部署“反瞒产”运动

在上海会议召开之前，毛泽东提前召开了郑州会议。
       1959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河南召开郑州会议。在郑州会议上，经过了调查研究的毛泽东自己给自己戴上富农路线的帽子，肯定五亿农民瞒产私分是对的。他指出：“凡是瞒产私分者，一定都是一平、二调、三提款。”，  “一个是瞒产私分，一个是劳动力外逃，一个是麿洋工，一个是粮食伸手向上要，白天吃萝卜，晚上吃好的，我很赞成，这样做非常正确。你不等价交换，我就坚决抵制，河南分配给农民30％，瞒产私分15％，共45％，否则就过不了生活，这是保卫他们的神圣权利，极为正确。”。

毛泽东既然在会议上肯定了瞒产私分是对的，反瞒产就应该立即停止，而且，毛泽东的讲话也应该迅速传达全国，让全国农民知道在瞒产问题上，毛泽东是支持农民的。

毛泽东1959年2月22日给赵紫阳报告的批示自然失效，各级官员们不应该执行这个批示，而应该按照2月27日毛泽东的讲话执行。

中共中央书记处，就应该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重新下达禁止反瞒产的文件，而且应该收回毛泽东对赵紫阳报告的批示。但书记处显然是没有做这些工作的。

四、毛泽东郑州会议讲话并没有阻止一些省的反瞒产私分的脚步

1959年1150亿公斤粮食征购任务的完成，是带有血汗的，其中相当一部分征购粮是各省、地区、县、公社的各级党组织按照毛泽东1959年2月22日“反瞒产私分”的批示，级级相逼，用专政的手段强行从农民手中搜刮走的基本生活口粮。

广东没有被郑州会议挡住反对瞒产私分的脚步，在抢夺农民粮食的时候，手中拿的就是毛泽东在22日写在赵紫阳报告上的批示。
      河南也一样。郑州会议就在河南召开的。1959年2月在河南开的会议，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是知道会议精神的，但为了完成粮食征购任务，大力部署反瞒产，从农民手中抢夺粮食，导致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信阳地区大批死人，成为屠杀河南人民的侩子手。

五、新生官僚阶层是饿死人的罪魁祸首

反瞒产导致的全国性的灾难表明，郑州会议的精神并没有被一线工作的各级官员们执行，毛泽东的话如同放屁。

1959年的“反瞒产私分”，是官僚阶层欺上瞒下的结果。反瞒产运动陷毛泽东于不义的地位，给全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1959年到1961年间，死亡的人口，不是亡于饥荒，而是死于新生官僚的麻木。

用今天的话来说，八大制定的总路线，就是一个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是没有错误的。

经过7年的建设，1958年争取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跃进，也是可能的，因为新中国已经具备了大跃进的政治、经济基础。

问题是，中国新生的官僚阶层，还没有做好跃进的准备，却开始习惯于做老爷。在1958年的大炼钢铁运动中、在大办农田水利建设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泛起。这五股狂风，歪曲了八大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精神实质，只讲多快，不讲好省；大肆鼓吹高指标；大肆浮夸虚报；只讲敢想敢干，不讲科学分析；只要头脑热，不要头脑冷；只讲苦干蛮干，挑灯夜战，不讲实干巧干和劳逸结合；只施强迫命令，瞎指挥，不走群众路线和耐心的群众思想教育工作。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大肆鼓吹“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大割“资本主义尾巴”，把社员的自留地、部分生产工具、树木、房屋等一律归公社所有；大肆取消集体所有制，实行全民所有制，实行平均主义的“供给制”。他们混淆了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界限；混淆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大搞一平二调叁收款，大刮“共产风”。

 新生官僚们用高指标和“五风”代替了大跃进，高指标完成不了就昧着良心浮夸，为了园浮夸之弥天大谎就抢劫农民手中的存粮，给国家带来了极大困难，给人民带来了很大灾难。

大跃进和三年饥荒表明，干部问题，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问题，特别是领导干部问题。

 四清和文革，都是为着这个目的而来的。是为了给三年饥荒死亡的人口公道而来的。

 当1958年在一线表演的那些新生官僚重新上台后，他们把一切罪恶说成是大跃进运动造成的，而不谈他们如何刮起了“五风”。他们谈三年困难时期是人祸，却把人祸的矛头指向毛泽东，却不说自己身处一线，为什么看不到人民的死亡，为什么不采取措施减少人民的死亡。跟改革开放30多年了，他们依然看不到人民的痛苦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