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官僚主义要从制度建设为主

　　反对官僚主义要从制度建设着手

　　——行政体制改革的第一目标是去官僚化

　　“你妈是你妈”的问题，徐纯合的问题，都不能不让人把眼光看到官僚权贵身上去。中国的问题，是秦制问题。秦制问题，是如何控制和管理官僚阶层的问题。

　　在中国历史上秦汉时期，官僚制度代替分封制度，本身是历史的进步。西方到18世纪，才形成了资本主义的官僚制度，落后中国2000多年。

　　中国古代官僚制度开启于秦、形成于汉，官僚制度是为中央集权制度服务的。形成于秦朝的中央集权制度，以郡县制为基础，全面而彻底地否认了分封制度，是历史的进步。由于中央集权制制度，需要更为庞大的国家管理机器来行使国家的管理权，国家就必须建立庞大的行政系统来确保国家机器正常运转，主持和确保行政系统正常运转的各级长官，就是官僚。秦朝很短，所以到了汉朝，官僚制度形成气候。

　　说官僚制度是历史的进步，是因为尽管官僚制度成为了君主巩固中央集权的工具，但官僚制度本身还表现出了一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对君权存在一定的制约力度。也就是说，中国的官僚制度，一方面是为巩固皇权服务的，另一方面，它也为保障民权积极履行它应有的义务，至少，在每个朝代开始的时候，是这样，历史上的无数个盛世，都是在开明的皇帝和有作为的官僚一起开创的。

　　一、官僚问题是中国一直没有解决好的问题

　　1、历史上人民造反的主要原因——官逼民反

　　自从实行官僚制度以来，中国国家的主要矛盾，就是官民矛盾，即所谓“官逼民反”，每个朝代，都是在民怨沸腾的杀戮中结束，皇权和民权一起被葬送。

　　庞大的行政系统，往往会失去控制异化成一个特权和贪腐的利益阶层，皇权和民权都成为了这个阶层牟利的工具。一是尾大不掉，贪污腐败。二是欺上瞒下，肉肉百姓。三是另投他主，改换庭面。四是派系林立，相互倾轧。这个变异，无论皇帝是睿智或昏庸，无论民众是良民还是刁民，都会发生。民谣说“八字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从中就可以看到，官僚管理社会，不是用王法和公理，而是用金钱，有钱人获得了一时的利益，在民众中埋下的是永久的仇恨。

　　随着官僚阶层的贪婪不断加剧，阶级矛盾，最终会失去控制，因为公平和正义，被金钱所埋葬，在阶级矛盾转化成阶级仇恨而不可抑制的时候，社会秩序，就会被“揭竿而起”所打碎。

　　自实行官僚制度以来，在大部分历史时期，中国对外都是软弱的。中国什么时候会进行对外战争?都是在皇权鼎盛的时期。秦始皇反击匈奴，汉武帝反击匈奴，唐太宗反击突厥，都是如此——中国的对外战争，都是皇帝力主。因为对外战争，对官僚阶层是不利的，他们的最大兴趣，是鱼肉百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才是官僚阶层的终极目标。

　　自实行官僚制度以来，在大部分历史时期，中国对内都是凶残的。官员是民众的“父母官”，处于社会的最上层，富人靠贿赂官员获得利益的最大化，穷人靠逆来顺受求得一时的安稳。政府对人民实行的是愚民政策，随时举起的是血淋淋的屠刀。

　　2、民国的最大问题——官僚阶层腐败

　　在废除皇权后，民国面临的问题依旧是官僚问题。蒋介石说：“反腐，亡党;不反腐，亡国”，说的太形象了。在逃到台湾后，蒋介石清除异己、屠杀共党，他终于把独裁政治进行到十分彻底，国民党在他的旗帜下终于获得了统一。

　　3、毛泽东与官僚体系的矛盾

　　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最大的苦恼，就是面对官僚主义盛行的苦恼。他要阻止共产党的革命性被官僚主义所取代。他一直在为阻止党政干部的官僚化探索办法。但终究被官僚主义所击败。

　　共和国以共产党为领导的官僚体系，是他一手建立的。他与这个官僚系统的矛盾，始自朝鲜战争。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迅速派出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阻止了解放军解放台湾的步伐，随即出兵朝鲜，将战火烧到鸭绿江边。在中国是否出兵的问题上，整个官僚系统，拒绝出兵朝鲜。因为他们害怕战败的结果——革命取得的一切会随着战败而离去。毛泽东与官僚在抗美援朝战争是的矛盾，由于彭德怀的支持和暂时克服。

　　在经济建设上，毛泽东与整个官僚体系在建设速度和建设方向的问题，矛盾也不断加深，这个矛盾一直就没有克服。

　　195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发展取得一定程度提高，财政收支增长，取得平衡还有结余。归还了1956年向银行透支款6亿，还增拨给银行信贷资金9亿元。货币流通量比上年降低4.5亿。基本达到财政、物资、信贷平衡，市场趋于稳定。工农业产值较上年增长10%，超过计划4.1%。农业产值增加了20亿元，但未能达到计划的4.9%的增长率。粮食只达到3700亿斤(不含大豆)，比计划低出120亿斤，但仍比上年增加50亿斤。1957年被认为是建国以后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

　　对于1956年进行的反冒进运动，毛泽东当时没有公开反对。但他从1957年工业发展速度(10%)不及上年(31%)，农业未能达到计划出发，得出结论：1956年反冒进反错了，反冒进在经济和政治上都产生了不良后果。在1957年9月至10月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对1956年的反冒进提出了批评。毛泽东说：1956年经济文化有了一个很大的跃进，可是有些同志低估了成绩，夸大了缺点，说冒进了，吹起了一股风，把多快好省、农业纲要四十条、“促进会”几个东西都吹掉了，影响了今年的经济建设特别是农业的进展，给群众泼了凉水。他申明：多快好省、四十条、促进会必须恢复。他还提出“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苏联走过的弯路避开，比苏联搞的速度更要快一点，比苏联的质量更要好一点?应当争取这个可能。”。

　　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在任何时候都应该是正确的。毛泽东对建设的速度、质量、效益的要求，是全方位的，他的社会主义建设，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三位一体。他提出的“比苏联搞的速度更要快一点，比苏联的质量更要好一点”的要求，是有可能实现的。

　　正如我们今天坚持“跨越式发展”的理念一样，当年毛泽东希望国家建设搞快一些、搞多一些、搞好一些、搞节约一些，并推动“大跃进”也是可以理解的。作为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也有权力要求他的下属们在建设上来一个“大跃进”。邓小平在后来的时期内，不是也经常要求“改革的步子快一些，胆子大一些”吗?

　　目标制定，行政系统的执行力就是关键。令人遗憾的是，在全国人民建设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后，整个国家的行政系统，从中央到生产小队的各级官僚们，争相大炼钢铁，争相大放卫星，争相建立人民公社，争相把集体所有制变成全民所有制，争相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

　　在大炼钢铁运动中;在大办农田水利建设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泛起。这五股狂风，歪曲了他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精神实质，只讲多快，不讲好省;大肆鼓吹高指标;大肆浮夸虚报;只讲敢想敢干，不讲科学分析;只要头脑热，不要头脑冷;只讲苦干蛮干，挑灯夜战，不讲实干巧干和劳逸结合;只施强迫命令，瞎指挥，不走群众路线和耐心的群众思想教育工作。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大肆鼓吹“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大割“资本主义尾巴”，把社员的自留地、部分生产工具、树木、房屋等一律归公社所有;大肆取消集体所有制，实行全民所有制，实行平均主义的“供给制”。他们混淆了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界限;混淆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大搞一平二调叁收款，大刮“共产风”。给国家带来了很大困难，给人民带来了很大灾难。

　　所谓“人祸”，即是如此。能够搞这些东东的人，其实就是各级官僚。

　　没有人比毛泽东更早发现大跃进中的左的错误。1958年，在武昌会议上，毛泽东说：“现在横竖要放“卫星”，争名誉，就造假。有一个公社，自己只有一百头猪，为了应付参观，借来了二百头大猪，参观后又送回去。有一百头就是一百头，没有就是没有，搞假干什么?”。

　　“建议跟县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切实谈一下，要老老实实，不要作假。本来不行，就让人家骂，脸上无光，也不要紧。不要去争虚荣。比如扫盲，说什么半年、一年扫光，我就不太相信，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扫除了就不错。绿化，年年化，年年没有化，越化越见不到树。说消灭了四害，是“四无”村，实际上是“四有”村。上面规定的任务，他总说完成了，没有完成就造假。”

　　“现在的严重问题是，不仅下面作假，而且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级相信，这就危险。”。

　　“搞评比，结果就造假;不评比，那就不竞赛了。要订个竞赛办法，要检验，要组织验收委员会，像出口物资那样，不合规格不行。经济事业要越搞越细密，越搞越实际越科学，这跟做诗不一样，要懂得做诗和办经济事业的区别。“端起巢湖当水瓢”，这是诗，我没有端过，大概你们安徽人端过。巢湖怎么端得起来?即使检查了，也还要估计到里头还有假。有些假的，你查也查不出来，人家开了会，事先都布置好了。希望中央、省、地这三级都懂得这个问题，有个清醒头脑，打个折扣。三七开，十分中打个三分假，可不可以?这样是否对成绩估计不足，对干部、群众不信任?要有一部分不信任，要估计到至少不少于一成的假，有的是百分之百的假。这是不好的造假。另一种是值得高兴的造假。比如瞒产，干部要多报，老百姓要瞒产，这是个矛盾。瞒产有好处，有些地方报多了，上面就调得多，留给它的就没有多少了，吃了亏。再有一种假，也是造得好的，是对付主观主义、强迫命令的。中南海有个下放干部写信回来说，他所在的那个公社规定要拔掉三百亩包谷，改种红薯，每亩红薯要种一百五十万株，而当时包谷已经长到人头那么高了，群众觉得可惜，只拔了三十亩，但上报说拔了三百亩。这种造假是好的。王任重说，他的家乡河北某地，过春节时，要大家浇麦子，不让休息，老百姓有什么办法，只得作假。夜间在地里点上灯笼，人实际上在家里休息，干部看见遍地灯光，以为大家没有休息。湖北有一个县，要群众日夜苦战，夜间不睡觉。但群众要睡觉，就派小孩子放哨，看见干部来了，大家起来哄弄哄弄，干部走了又睡觉。这也是好的造假。总之，一要干部有清醒头脑，一要对他们进行教育，不要受骗，不要强迫命令。不然，人家起来放哨怎么办?现在有种空气，只讲成绩，不讲缺点，有缺点就脸上无光，讲实话没有人听，造假，讲得多，有光彩。讲牛尾巴长在屁股后面，没有人听，讲长在头上，就是新闻了。要进行教育，讲清楚，要老老实实，几年之内能做到就好。我看经过若干年，上了轨道，就可以比较踏实。”。

　　“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当迷信破除了。比如，人是要吃饭的，这是科学，不能破除。张良辟谷，但他吃肉。现在，不放手让群众吃饭，大概是产量报多了。人是要睡觉的，这也是科学。动物总是要休息，细菌也要休息，人的心脏一分钟跳七十二次，一天跳十万多次。一要吃饭，二要睡觉，破除了这两条，就不好办事，就要死人。此外，还有不少的东西被当作迷信在那里破除。人去压迫自然界，拿生产工具作用于生产对象，自然界这个对象要作抵抗，反作用一下，这是一条科学。人在地上走路，地就有个反抗，如果没有抵抗，就不能走路。草地不大抵抗，就不好走路;拌泥田不抵抗，陷进去就拔不出来，这种田要掺沙土。自然界有抵抗力，这是一条科学。你不承认，它就要把你整死。破除迷信以来，效力极大，敢想敢说敢做，但有一小部分破得过分了，把科学真理也破了。比如说，连睡觉也不要了，说睡觉一小时就够了。方针是破除迷信，但科学是不能破的。”

　　说毛泽东头脑发热，说毛泽东无视客观规律，说毛泽东以诗人的激情发动大跃进，我是不相信的。对“大跃进”左的的教训，毛泽东后来是时常告诫：“这些教训都要牢牢记住，要经常向人们讲，永远不要忘记。”1965年随着国民经济的根本好转，一些领导人头脑开始有些发热，又想大干快上，他提醒说：“鉴于过去的经验，欲速则不达，还不如少一点慢一点能达到。”“我看大家想多搞，你们也想多搞，向老百姓征税征粮，多了会闹翻，不行的。这是个原则问题。要根据客观可能办事，绝不能超过客观可能，按客观可能还要留有余地。留有余地要大，不要太小。要留有余地在老百姓那里，对老百姓不能搞得太紧。总而言之，第一是老百姓，不能丧失民心，……脱离老百姓毫无出路，搞那么多就会脱离老百姓。”

　　其实，丑化毛泽东的人，除了一些受过打击的文人(如李锐)外，主要还是在大跃进中表现不佳的官僚们，他们的话语登在报纸上，他们的行动刻在人民的心中，只有让这个伟人背黑锅，他们才是安全的。

　　官僚们推卸责任，在1959年就开始了。伟人要纠正大跃进中的极左错误，却不容许否定“三面红旗”，因为伟人认为“三面红旗”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方向，错的是具体的方法。彭德怀的意外杀出，解救了那些惶恐不安官僚们，因为彭德怀的《意见书》，被不少官僚和文人解读成攻击伟人和“三面红旗”，纠正大跃进一些列错误的会议，最后以一致攻击彭德怀迫使彭德怀退出国家领导为结局(彭的党内职务没有撤销，只能说是伟人的功劳)。

　　但是大跃进中一系列左的错误不消除，对毛泽东来讲，对整个国家来讲，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1962年召开的有中央和中央各部门，各中央局，各省、市、地、县的主要负责人以及一些重要厂矿和部队的负责干部参加的共约7000人的中央工作会议(史称七千人大会)，这个伟人依然要纠左。他以主动承担责任的方式，表达了他纠左的决心，以消除各级官僚害怕承担责任的戒心。他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毛泽东再一次保护了一线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

　　他还说“我们的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直到区委书记，企业党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既然作了第一书记，对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就要担起责任。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

　　遗憾的是，没有人跟他一起承担责任，那些做具体工作的官僚们，因为伟人承担了责任放下了包袱，却并没有人检讨自己在实际工作中的错误。7000人大会后，刘召开了一次最高国务会议，把7000人大会的精神向党外民主人士通了气，说明几年来国内工作的缺点错误，责任在中国共产党，主要责任在党中央。没有说他应该承担什么责任。他忘记了他一直是党的副主席，1958年他也是大跃进的积极鼓吹者(人民公社是其发明)，1959年开始担任国家主席(1959——1961年三年大饥荒中)。在这次会议上，周代表国务院做了自我批评——他代表的是国务院，而不是他自己，忘记了1949年以来，他一直是国务院的首脑，全国的行政系统，是他直接领导的，1958年的大跃进和大跃进的各项规划，是他和他的国务院提出来的。1959年庐山会议本身就是要纠正大跃进中的左的错误，彭德怀气势汹汹的上山要反“左”，但1958年大跃进中彭德怀没有只言片语在反“左”!

　　八届党中央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负责人、国务院各级领导、各省地县公社的各级负责人，是没有资格反大跃进中的左的，因为他们就是这些左的鼓噪人!反左的权力，只有这个伟人才有!

　　对于如何看待“大跃进”的错误，邓在改革开放初期有过两次讲话。1980年2月，邓小平指出：“不要造成一个印象，好像别人都完全正确，唯独一个人不正确。这个话我有资格讲，因为我就犯过错误。……1958年‘大跃进’，我们头脑也热，在座的老同志恐怕头脑热的也不少。这些问题不是一个人的问题。”。1980年4月，邓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又说：“‘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两次说话一个意思：大跃进的错误主要是毛的错误，其他人是头脑发热。邓忘记了，1956年开始，他是中央的领袖之一，而且是中央的实际负责人之一—中央总书记，农业、宣传等都是他直接分管，人民日报的社论是要他审定的。邓也忘记了1958年在视察中站在水稻上鼓吹大跃进的照片。

　　吴冷西的回忆可以作为注释：“在大跃进运动中，开始自己因毛主席的再三盯瞩，还是比较慎重，但到了6月份就‘随大流’了。因为当时的形势是：把宣传口关的这批中央领导‘思想解放，敢想敢做’的呼声压倒一切。而毛泽东的留有余地或压缩空气的声音微弱。在当时中央领导层中，他是少数者。所以我只好‘随大流’跟多数中央领导走，特别是跟把宣传口关的主要领导人刘少奇、邓小平走。对于1958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鼓吹‘五风’的错误，应是把宣传口关的中央领导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负责。当然，虽然不能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应对1958年的‘浮夸风’和‘共产风’负有主要责任，但我主持这两个单位的宣传工作，在这期间造成的恶劣影响，至今仍感内疚。”(吴冷西：《忆毛主席》)

　　这些官僚们，在大跃进中，怀着各自的政治目的(要接班就要政绩，要荣誉也要政绩)，竞相在极左的道路上狂奔，把利国利民的大跃进，推向了祸国殃民的境地。

　　两个东西让大跃进中极左的东西不得不暴露：一是吹牛要完税(自己吹牛自己相信了)，按照吹牛的数字征粮，导致吹牛的地方的粮食几近枯竭。二是自然灾害连续3年发生(老天看不惯)，民间粮食更加没有。

　　官僚们实际上知道自己的错误，因为为了减轻大饥荒的压力，不少地方搞起了“三自一包”，这就涉及到“姓资姓社”的方向问题，他们又一次站在了伟人的对立面上。人民公社是各级官僚一夜之间搞起来的，在遇到困难时又要倒退，让伟人感觉到了官僚们的不可信。伟人一直在为完善人民公社的管理体制和经济体制而努力，与这些官僚的做法，是不同的。

　　1964年，毛泽东一再号召各级领导干部都要下去蹲点，各级官僚却迟迟不动。为了落实毛的指示，刘少奇叫中央组织部长具体安排，并且说：“不下去的不能当中央委员，不能当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连公社书记也不能当。”

　　这就是事实，一：共产党内从来就没有形成真正的对毛的崇拜。大部分时间毛的话没有人听，都认为自己比毛聪明。毛的话，总是在吃了亏后有人听。如果有对毛的崇拜的话，就不会有抗日战争策略的争论，就不会有1942年的整风，就不会有彭德怀的万言书。二：从1956年开始，中国的官员们已经显现出官僚世俗作风。对此毛刘都有认识，但刘知道利用这些官僚要升官发财的心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不下去的不能当中央委员，不能当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连公社书记也不能当。”，很说明问题。这就是刘在官僚体制下如鱼得水的原因，也是毛要改造官僚系统的原因，对待官僚主义毛刘的态度泾渭分明。

　　毛泽东一生是悲壮的。为了防止共产党各级官员官僚化，1957年他就想利用民主党派的力量帮助共产党整风，民主党派的“轮流坐庄”和“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主张动摇了他，他不得不和刘邓周为主体的官僚阶层一起，发起了反右斗争，反右扩大化本身与他无关，因为众多的右派，不是他亲自抓出来的，而是各级官僚确定的，为了确保共产党的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不动摇，他吞下了反右扩大化的苦果。“四清”的目的是为了整肃官僚队伍，却被官僚系统成功地转移为斗争地富反坏右。文革一开始，官僚的后代组织的红卫兵就提出了血统论，官僚们通过自己的红色后代再一次把运动的矛盾指向地富反坏右，再一次拒绝对官僚主义的整肃。他亲自发动人民起来踢开党委闹革命，却引起了全国性的派性斗争，他不得不用“三结合”的办法组建“革委会”来恢复国家秩序，再一次向官僚们妥协，直到他离开这个世界，他都不得不依靠他所厌恶的官僚们。

　　4、邓小平依然面对的是官僚阶层出现的问题

　　我曾经以为，毛泽东的无奈是因为他所相信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仰是不可靠的，但是，30多年的改革开放动摇了我的这个观点。因为，接替他的邓小平，依然遇到同样的苦恼：发展速度和发展方向问题。邓小平不遗余力地要求发展快一点，但每次发展快一点就出问题，表现在30多年的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较量上。尽管邓小平用“不争论”和“手段论”(资本主义的东西用到中国，就说是手段，都能用)回避了“姓资姓社”的问题，但是关键的时候，他又用非常的手段来维护社会主义国体，如换了2个总书记，铁血压制学潮，证明社会主义还是他的信仰。

　　矛盾在哪里呢?还是官僚系统。每次发展速度快一些的时候，官僚的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私有化风泛起，胡乱投资、重复投资、盲目建设、疯狂炒作、恶性竞争招商、出卖国家利益引资、拼命鼓吹数字、贪大求洋搞面子工程政绩工程等，恶果更胜于大跃进。自官倒出现以后，官僚资本集团已经形成，随着钱权交换的不断深入，官僚资本集团不断壮大，体制内的私有化和资本势力不可阻挡，30年体制外的资本集团也日益壮大，加上国际资本的渗透——他们最终要建立资本世袭的制度。

　　二、总结历史可以看到，官僚也是一个集团，只有建立好的制度才能确保官僚阶层忠诚于国家和人民

　　2000多年的官僚体制，在这个体制建立开始，我们就应该意识到，官僚也是一个集团，而且是一个“升官发财”的利益集团，更是一个最容易获得自己利益和最善于保护自己利益的集团，苦恼的是社会还离不开这个集团。2000年的实践也表明，靠反腐根本不能解决官僚问题，制度不改，腐败不绝。

　　考察历史，农民起义的导火索往往就是官逼民反。也就是说，在阶级矛盾十分尖锐时，在发生不可抗拒的天灾时，在遭受外敌侵略和威胁时，官僚阶层的作为，在平息矛盾和安抚民众上，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否则，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中国的农民，只要有活路，就会安于现状做顺民。如果在地主欺压农民时官方能够维护农民的利益，如果在发生不可抗拒的天灾时官方能够及时开仓放粮救济百姓，如果在受到外敌入侵和威胁时官方能够带领人民抵抗和反击，则农民不会举起反旗。地主、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离开了官僚阶层的一边到的支持，则不会对农民、工人和其他劳动者构成断头式的压迫。

　　所以，中国社会的稳定与否，主要决定于官民矛盾，社会的崩溃，主要是官逼民反。

　　为什么“官逼民反”在中国不能避免呢?跟中国的官僚制度密切相关。

　　中国的官僚系统，是一个非常紧密、非常稳固、非常强大、权力无限的系统，它一直是脱离于社会的监督而存在，是事实上的特殊利益集团。这个集团，为了自身的“升官发财”，不可避免地要发展到利令智昏、丧心病狂的阶段，在这种制度下，贪官杀不尽也杀不绝。

　　从官员的产生看，推举制度带来的是“举孝廉而父母别住”，由于推举权被垄断，推举出的官员是一些善于钻营和做秀的伪君子。门阀制度让中国社会重新回到了贵族专权的混乱时代，产生了灾民“没有饭吃为什么不吃肉”的昏君和昏官。科举制度产生一大批读死书、死读书、人性被扭曲、成天做升官发财黄金美女梦的官僚，读书人在“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教育下，为了功名，更鱼肉百姓、更巴结奉承、更贪婪腐败，自隋唐实行科举制度以来，为了维护官僚阶层升官发财的利益，中国的官僚阶层逐渐患上了软骨病，对外软弱和妥协投降累次发生，导致蒙古人和满人入主中华，这些官僚和读书人一起，给异族人做奴才，却依然在汉人面前威风地做主子，国家利益和民族大义被彻底地践踏。官员的产生脱离了民众的选择，这样的官员不可能有为国家和民众利益服务的思想。

　　从官僚的任用看，中国实行的是委任制度，侯任官员和晋升官员通过皇帝和上级任命取得行政权。官僚的权力来自国家和他的上司。这种制度下，巴结上级、贿赂上级和买官卖官必成必然;谁能给他升官发财的机遇他就会为谁服务和负责，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由官员瞎作为、乱指挥和胡决策产生的人祸必成必然;对外软弱、妥协投降和出卖国家民族利益也必成必然。官员的任用脱离了民众的选择，这样的官员不可能有为国家和民众利益服务的思想。

　　从官僚的权力看，中国官员的权力，在他所在的地方，是至高无上的，俗称“百姓父母”，他的行政，不需要对民众负责。官员权力的时效，无时间限制，实行的是终身制。官员的权力效力，是无限的，可以控制社会的各个方面和各色人等，在官员面前，穷人和富人，都是他统治下的草民。能够威慑官员的，是比他权力更大的官僚。在这样的权力下，权力租用和腐败就成为必然。钱就能够解决官和富人的矛盾，钱也能够解决官与官的矛盾，让他们成为紧密的利益体，结果就是鱼肉百姓，关键的时候卖国求荣，“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是为官者唯一的追求。官员的权力脱离了民众的限制，这样的官员不可能有为国家和民众利益服务的思想。

　　从官僚体系的结构看，掌权者和执行者同处于一个系统，使官僚的权威至高无上，执行者成为了官僚的奴役，只能无条件执行长官的意志，官僚系统失去了自我纠正、反馈低层意志、执行国家法令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能力，最终把国家送入崩溃的境地。

　　民国，皇帝消失了，但古代官僚制度依然继承下来了。官员同样实行考核制、推举制匹配下的委任制，更坏的是，下级官员的任命由上级官员下达，所以民国很快进腐败下去了。

　　现在也是这样，只是下级官员的任命，由上级党委任命，通过人大下达，行政长官的意志，往往也是官员任命的主要意志。买官卖官能够实现，跟制度有关。大跃进中一些稀奇的东西，也就可以发生在中国。

　　现行的干部制度，实质就是官僚制度。

　　三、行政体制改革——去官僚化

　　1、建立真正的公务员制度——官、员分离

　　西方在学习中国的官僚制度后，巧妙地建立了西方的官僚制度——公务员制度和行政长官选举制度。公务员实行录用制度和职务考核晋升制度，是国家的雇员，为国家服务，按照国家宪法和法律行政，具有相对稳定性。行政长官由选举产生，有任期限制，对选民负责，接受大众的考核。公务员在行政长官的领导下开展工作。

　　西方的官僚制度，做事的人是稳定的，掌权的人是流动的，同处于官僚体制的2个方面，很难勾结在一起鱼肉人民和祸害国家，相互之间还有制约力度。在这个制度下，长官可能会腐败，但公务员很难腐败，因为离开制度的事情，一般的公务员根本办不了。

　　中国官僚制度的弱点，就在于官为主、僚为辅，僚是官行政的辅佐，长官意志往往成为了绝对权威，导致每一个长官领导的地方都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王国，对国家的稳定和人民的利益，是非常不利的。中国的行政长官的产生也有一个制度，即委任制，与委任制相配套的还有考核制度和推举制度。过去行政长官的任命，是由皇帝任命的，但考核和推举的权力，在本级行政长官的上级长们官手中，这就是中国从秦代到清代贪官累杀累出和全员腐败的原因。

　　2、给予大众监督和选举官员的权力

　　去官僚化的最好途径是确保大众有参与国家社会事务管理的权力。

　　给予大众普选和直选各级行政长官的权力。

　　给予大众批评和监督政府及其他国家机关的权力。

　　改革后，中国也学习了西方的官僚制度，却只学习了一半，反倒把官和员统一到了一个公务员制度中，实际上，实质依然是传统的官僚制度，只是改了一个名词而已。因为中国不愿实行的是行政长官选举制度。

　　实际上，行政长官选举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并不矛盾，不会动摇共产党的执政基础。为确保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宪法可以给予共产党以“提名权”，不同的是，党的干部，不能享受公务员的待遇由国家养，要靠党费自己来养活。其他的党派，也是一样。

　　3、不碎官场，难建民权！

　　为什么从民国开始，打碎皇权后没能建立民权?在中国实行民主就那么困难?因为没有在打碎皇权的同时打碎官权。官场的人肉筵席，一直举办到今天。筵席上的人肉，固然有无数的官僚，但主肉一直就是百姓。

　　有官场存在，做官的人，其实也不是自由人。在官场中人的结合，就是利益的结合，即维护自己小团体利益的结合，绝没有理想和主义的结合，也就不会有规矩和原则，只有派系的争斗和倾轧。在这种官场的时代，理想和廉洁不值分文，有理想和想保住清廉的人只能被官场埋葬。你要从小人物变成大人物，你只能找到一个主人，把灵魂和你的钱财出卖给能够让你升官和能够让你在官场生存的人，你才有出路，因为在官场，人的任用，不是靠才能和选举，而是靠大人物的赏识、提拔和恩赐。要别人赏识、提拔和恩赐，光能干远远不够，还要会巴结。巴结的直接办法，就是进贡。要进贡，就要有财源，要有财源，就要会捞。

　　官场的财源，实在太丰富了。做官不是一个工资最高的职业，但官场却是一个财源广布的场地。官场难见清白人，不是这些人生来不清白，是这些本来清白的人已步入官场，就身不由己。

　　官场，害国、害官更害民。在官场，也许你做的官越大，也就预示着你问题越多，因为在官场，一切都是鱼肉。

　　有官权存在，民权就难以建立。官场是官权的载体，不碎官场，就打破不了官权，就更难建立民权。

　　打碎官场的办法，就是要废除官员的委任制、晋升制和官员的终生制，行政长官由选举直接选举产生。

　　若用人制度不改，则官员会继续横行，则一些人担心的文革，复来也未可知!

　　4、政治民主化造福国家和人民

　　我认为，政治民主化是解决中国一切政治问题的前提和核心。只有政治民主化才能造福国家和人民。国家政治没有实现民主化，其他的都无从谈起。

　　政治民主化是共产党毛泽东为了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独裁提出来的政治主张。1945年，共产党认为：政治民主化才能军队国家化。国民党认为：军队国家化后才能政治民主化。

　　在1945年，国民党要共产党放弃武装，实际就是国民党的政治阴谋。为什么?因为在1927年，在国民党蒋介石的“清党”政策下，共产党人退出了国民革命军，随即，蒋介石发动“4.12”政变，全国开始大肆屠杀共产党人。所以1945年的共产党，在国家没有实现政治民主化的前提下，不可能支持国民党提出的军队国家化的主张。

　　从历史看，共产党在建党开始，并没有建立自己军队的主张和实践。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不少共产党人加入到国民革命军中为北伐战争流血牺牲，也没有在军队中跟国民党争夺军队的领导权。1927年在蒋介石的白色恐怖下召开的武汉八七会议，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武装的主张才被确立下来。共产党开始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斗争，是在中华民国的国家政治不民主的情况下的唯一选择。

　　实际上，军队并不是国家政治民主化的阻碍因素。台湾在推行政治民主化时，军队就控制在国民党手中。2000年后的台湾政治局势，就证明，政治民主化后，军队自然就实现了国家化。因为失去执政地位的政党，自然就失去了军队的指挥和控制的权力，在政治民主化下，军事政变自然就是非法的，政治势力利用军事政变取得国家政权的领导权力，也自然就是非法的。政治势力要取得国家领导权，只能更加依靠民主。

　　同样的，政治体制也不是国家民主化的阻碍因素。台湾在推行政治民主化时，行政系统本身就被国民党控制。但由于国民党本身的问题，台湾人民在2000年—2008年选择了民进党执政，行政系统在民进党的领导下，也能顺利的运转。

　　阻碍中国国家政治民主化的阻碍因素实际就是“党天下”——党打下的江山由党来坐，打江山成为政党权力合法性的来源，实行“一党专政”，政党制定的国家宪法给予了一个政党至高无上的权力，导致这个政党失去了民主的监督。

　　失去监督的权力，不要人民授予的权力，不需要民意支持的权力，最后必然是全员腐败，必然是无羞耻地为自己谋取利益，必然会对外妥协屈膝对内凶残暴虐。没有民主就没有监督，没有监督就没有法律和公理，在这样的政治体制下，不腐败就是一种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中国的政治体制，一直是紧跟时代的步伐而进步。中国是最早实行封建制度的国家，也是最早实行官僚体制的国家。西方借鉴中国的官僚体制，建立了公务员制度和行政长官选举制度。改革后的中国学习了西方的公务员制度，却抛弃了西方的行政长官的选举制度，坚持了行政长官的委任制——行政长官由上级任命。下级长官的权力来自他的上级，导致的就是买官卖官和无视人民要求，没有人能够置身于腐败之外。

　　不实现国家政治民主化，没有人可以获得幸福，也没有人可以主宰自己的命运，我们只能在固定的中国历史的怪圈中痛苦地轮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