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小庆：看《我不是潘金莲》所想到

　　按：谢老师认为，1985年教育部就明确了“一纲多本”的基本方针。回到“一纲一本”是倒行逆施。为什么出现这种倒行逆施？究其原因，主要是居庙堂者缺乏自信，主要是有一批没有自信的人在大谈“N个自信”，主要是有一批没有信仰的人在大谈“坚定信仰”。 他们虽然口口声声“四个自信”，所作所为却把自己的不自信表现得淋漓尽致。如果真正具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就会把学材“审批权”交给各省教育厅，审批后向教育部备案，教育部保留监察权，巡视权。如果自信不足，也可以将“审批权”收回教育部。现在，居然将“编写权”也收回教育部，简直成了惊弓之鸟，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谈何自信？

　　为此，重发本号第582期《教科书至少要有两本——看〈我不是潘金莲〉所想到》。

　　看完冯小刚导演的《我不是潘金莲》，走出影院，心中留下了太多需要审辩的问题：

　　法官王公道究竟怎样判决李雪莲案才算“公道”?

　　怎样才能使坚持告状的李雪莲回心转意?

　　李雪莲为了争一口气搭进十几年的宝贵青春，值吗?

　　俗话说“坚持就是胜利”，“有志者事竟成”。是否任何事情上都应该“坚持”?是否有时需要“放弃”?

　　李案中，两任县长、两任市长，究竟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

　　因李案，法院院长、县长、市长不仅丢掉官职，甚至丢掉了前程。他们有没有冤屈?

　　真是“这届人民不行”吗?

　　以假离婚手段在住房保障和计划生育方面钻国家政策空子的李雪莲，值得同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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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许许多多的问题，似乎像一团乱麻，想不清楚，理不出头绪。

　　偶然，我想到自己少年时代看过的喜剧电影《今天我休息》。此片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1959年上映，仲星火主演，是仲星火的成名作品。剧情大意是：派出所所长的爱人给民警马天民介绍了一个对象——邮递员刘苹，并让马天民休息日去会面。一天中，所长爱人先后为马天民安排了三次约会，热心助人的马天民却一再失约或延误。赴约途中，马天民遇到一个骑自行车的青年不守交通规则，横冲直撞，就上前进行劝阻。他帮助一位路遇的老农救起了掉在河里的小猪，又帮老农解决了猪饲料的困难。他将一个得了急病的小孩送到医院。三个带红领巾的小朋友送来了一个捡到的钱包，钱包中不仅有不少钱，还有明天去兰州的火车票。马天民急失主之所急，经过许多周折，终于及时找到了失主……因而，见刘苹的约会一误再误。刘苹以为他没诚意，对他很冷淡。没想到，马天民曾经帮助的老农恰是刘苹的父亲。刘苹知道原委，不仅原谅了马天民，而且喜欢上这个朴实憨厚，乐于助人的好警察。

　　电影的原型是上海的派出所民警马人俊，他是上海市劳动模范，公安部“一级英模”，曾受到过毛泽东主席的接见。

　　我一想到电影《今天我休息》，电影《我不是潘金莲》中那些乱麻一样的问题，一下子就理出了头绪，我心中一下子就感到豁然开朗。两部电影中都出现了一些警察，两部电影都涉及警民关系，两部电影都在讲述一些琐碎的小事。有比较，才有鉴别，才便于审辩。通过对两部电影的比较审辩，我看到了“人性的幽暗”，也看到了“人性的光明”。通过比较审辩，我看到了“人人害我、我害人人”的“囚徒困境”，也看到了“人人助我、我助人人”的“共存乌托邦”。

　　我由此想到，即使由于种种约束条件我们暂时还不能完全抛开教科书，至少也应该为学生提供两种不同的教科书。2009年我在《领导者》杂志第28期发表了《条件具备的学校可以考虑取消中小学语文教科书》一文。(本号第25期)当时，此文在许多人眼中属于“异想天开”，“天方夜谭”。仅仅过去短短的7年，许多人已经开始与我产生了共鸣。这种共鸣，折射出我国在转变教育观念方面所取得的进展。

　　其实，早在2000年，山东潍坊北海中学的韩兴娥老师就已经开始尝试同时使用两种语文教科书。韩老师从2006年就已经开始“课内海量阅读”的实践，一学期中只用两周时间就将传统教科书讲完。(参看本号第558期《课内海量阅读不是梦》)从2007年开始，全国模范教师、内蒙古包头市土默特右旗党三尧中心学校的石皇冠老师就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抛开了语文课本，探索了一条不靠教科书学习语文的道路。(参看本号第23期《与小学生一道读〈史记〉的石皇冠老师》和第26期《离开教科书怎样教小学低年级语文?》)。从2010年开始，中国人民大学附中语文教师于树泉就悟到“不应以课本为世界，而应以世界为课本”的道理，从初一年级开始就对教科书进行大幅调整，将更多时间用于经典阅读。韩老师和石老师的实践都走在我的“设想”之前。

　　通过对《我不是潘金莲》和《今天我休息》这两部影片的比较审辩，我想到，教科书至少应有两种观点不同的版本，最好是两本观点对立的版本。通过比较两本不同的教科书，才可以发展学生的审辩式思维(critical thinking)，才可以发展学生的论辩(argument)能力，才可以发展学生面向未来的核心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