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现代化的发展战略与毛泽东关于计划生育的决策

四个现代化的发展战略与毛泽东关于计划生育的决策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 彭才栋

作者按：本文写作的直接原因是，前年的某一天，我在《文摘报》上看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位所长的文章，大意是：读了李捷等人的《毛泽东传》（1949-1976），他吃惊地发现毛泽东早就提出过计划生育的设想，并对毛泽东未能将这一思想坚持到底表示遗憾。读罢这篇文章，我也吃了一惊。由于本人所做的博士论文就是《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研究》，因此对于80年代以来人们对毛泽东在领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所作贡献的忽略或贬低早已习以为常，但该文出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位据称政治立场还挺不错的所长，还是出人意料，毕竟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是在毛泽东时代确立的。于是，我就从在自己博士论文相应内容的基础上略作加工，写成了这篇文章。由于种种原因，这篇文章一直没有发表。现在发在这里，敬请批评指正。

尽管我国人口政策开始出现了某种转变的迹象，但是计划生育作为一个时代的基本国策的地位是不可否定的，然而这一基本国策的奠基人毛泽东却长期遭到误解：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关于他“错批一人”导致“多生三亿”的错误论断不仅长期在社会上广为流传，而且被学术界广泛接受，并且至今仍在某些重要的学术刊物上招摇过市。
当然，自90年代中期以来这种状况有所改观，一批比较实事求是的党史学者、人口学者站了出来，对这种错误观点进行了初步的反驳和澄清。其中，党史学者们力图全面地概括毛泽东人口思想的要点，揭示毛泽东多次论述计划生育思想的事实，证明他不应当对批判马寅初的《新人口论》负责 ；而人口学者们则侧重于证明：批判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不等于否定计划生育政策，当时人口增长速度过快不能完全归咎于人口政策的失误。
但是，由于对改革开放前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战略——四个现代化及其对人口政策复杂的客观要求理解不够，人们仍然不能准确地理解当时推行计划生育的必要性所在，也不能准确地理解毛泽东在计划生育政策问题上的曲折转变。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加以初步的探讨。
一、四个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对人口政策复杂的客观要求
一个时期以来，许多人形成了一种偏见，以为人口众多对于新中国来说是一件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事情。不仅许多深信“错批一人，多生三亿”的人有此倾向，就是在这个问题上为毛泽东说公道话的人们也往往受此影响。这种偏见是不理解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所执行的发展战略——四个现代化——及其对人口政策复杂的客观要求的结果。

1、四个现代化发展战略的含义与意义

这里所说的四个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是指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所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以及一系列在客观上起到了战略手段作用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针的总称。严格地讲，“四个现代化的发展战略”的提法是不符合历史的，这不仅是因为当时没有这样的提法，更重要的是当时人们普遍缺乏战略手段的概念。这里使用这种提法主要是为了行文的方便。
四个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在领导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过程中逐步提出的，其过程大致是：1953年6月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之前为萌芽阶段。由于这一时期的中心任务是开展民主革命，根据地、解放区的经济建设主要用于满足军民基本生活需要和保障军事供给，党对未来如何开展经济建设的展望非常有限，主要是从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需要的角度提出了工业化以及农业近代化的目标。 1953年6月到1957年10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为初步提出阶段。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以后，我国进入了学习苏联经验、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并举的阶段。由于社会主义改造加速完成，十五年实现工业化的过渡时期经济发展战略演变成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战略任务。在各项任务顺利开展的形势的鼓舞下，党对原来的战略部署进行了延伸，初步提出了“两步走”的战略构想，即用十五年时间为工业化、农业机械化打下一个基础，建成社会主义；用大约五十年的时间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赶上和超过美国。 在初步总结大规模经济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党还对经济建设中的几个重大关系进行了初步的反思。八届三中全会到1964年12月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为基本形成阶段。由于领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不足，由于急于改变我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加上受到各项工作顺利开展的形势的鼓舞，毛泽东滋生了急于求成的倾向。在他的推动下，党制定了片面强调发挥主观能动性和高速度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在总路线的指导下，受农业战线虚报浮夸的影响，党发动了以高指标、片面强调重工业为主要特征的“大跃进”。在“大跃进”的背景下，原来的战略部署被打乱，不仅两步并作一步走，而且赶超的内容一再被简化，期限一再被提前，以至于提出了1959年在钢产量上超过英国、1962年超过美国的设想。 进入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以后，毛泽东不仅对片面强调高速度、重工业的倾向进行了反思，而且在战略目标方面做出了重大调整，恢复了前一阶段两步走的战略构想，并一度将赶超美国的期限延长至一百年。由于此时赶上中苏关系恶化，苏联单方撕毁合同，撤走专家，经济建设的独立自主问题空前突出，于是两步走战略的第一步便由笼统的“为工业化打基础”，演变为明确的“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以后到改革开放以前，四个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未发生重大变动。“三线建设”虽然突出地强调了备战，并对经济布局和产业导向进行了调整，但毕竟没有走到把国民经济纳入战争轨道的地步，因此可以视为四个现代化发展战略在特定情况下的一种表现形式。
关于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最完整的表述出现在1975年1月周恩来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报告说：“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三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曾经指出，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按照两步来设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一九八〇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
讲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不能不强调一下第一阶段战略目标。第一阶段目标作为优先完成的目标，显然是四个现代化的当务之急，而把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作为第一阶段战略目标，则意味着尽快铺好摊子，解决一些经济部门从无到有的问题。遗憾的是，许多研究者将过多的精力耗费在四个现代化的具体提法这种次要的问题上，而对第一阶段战略目标这一当务之急视而不见；有些人虽然注意到了第一阶段战略目标，但却不恰当地把它与工业化（以强调工业在国民经济中比重的扩张并最终占据优势为主要内容）划了等号。 这种认识上的偏差，在一定程度上应当归咎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界日益把西方增长经济学教条化的倾向。
当时提出的在客观上起到了战略手段作用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针主要有：在产业政策方面，坚持重工业优先条件下的工农业并举；在速度与效益、质量的关系方面，坚持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在资金积累方面，坚持实行事实上的高积累，并保持一定水平的工农业价格剪刀差；在科技政策方面，坚持机械化以及土洋并举；在人口政策方面，坚持计划生育；在教育政策方面，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经济布局方面，追求相对平衡的经济布局；在对外关系方面，坚持自力更生基础上的对外经济交流；等等。
四个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把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作为战略目标，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宰世界经济政治秩序、但一时尚不具备全面的世界革命形势的情况下，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壮大社会主义制度和促进世界经济政治秩序改良的必然选择；把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作为第一阶段战略目标，不仅符合改善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地位的长远需要，也是应付外部封锁制裁和军事威胁的迫在眉睫的需要，抓住了当时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开展经济建设的当务之急、重中之重；当时所提出的一系列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针在很大程度上是服务于第一阶段战略目标的，对于后者的胜利完成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同时它们对于后来的经济建设也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当然，四个现代化的发展战略也存在明显的缺陷。（1）把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作为四个现代化的外在尺度，包含着对西方物质文明的盲目崇拜。西方物质文明建立在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资源特别是能源的掠夺的基础之上，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不可持续性和不可复制性。在不根本改变旧的世界经济政治秩序的情况下，普遍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无异于镜花水月；即便是像中国这样条件较好的发展中国家，要想实现赶超，也难免要走上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争夺全球资源特别是能源的道路。（2）在上世纪末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设想，仍然是急于求成的产物，并且已经被实践证明脱离实际。（3）四个现代化的发展战略还存在着过于强调长远利益、而相对轻视人民群众眼前的物质利益的问题，这使得它难以长期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至少在第一阶段战略目标完成之后，就应该进行战略调整：在战略目标方面更加重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战略手段也应该相应地进行调整。特别是考虑到美国别有用心地在我们周边扶植起了“亚洲四小龙”，这种调整就更有必要了。但是，四个现代化的提出者们对于这种调整显然是缺乏思想准备的，最能说明问题的是：那些总的来说只适合于第一战略阶段的经济政策被视为整个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方针。
2、四个现代化发展战略对人口政策复杂的客观要求
四个现代化的发展战略一经确立，就必然会对当时中国的人口政策产生影响，而这种影响是复杂的：
首先，与人们对计划生育的迷信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四个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明显地存在着一种要求放任人口增长的倾向，这主要是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因素造成的。
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实质上就是速度优先兼顾效益和产品质量。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曾经将多快好省解释为辩证处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速度、效益和产品质量之间关系的一项原则，“本来，好、省是限制多、快的。好者，就是质量好；省者，就是少用钱；多者，就是多办事；快者，也是多办事。这个口号本身就限制了它自己，因为有好、省，既要质量好，又要少用钱，那个不切实际的多，不切实际的快，就不可能了。” 但由于当时将高速度地发展生产力视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表现和革命的目的，并将它提高到了关系到社会主义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 ，实际上形成了向速度的倾斜。应当指出的是，这种倾斜并不完全是无视经济规律、急于求成的结果，它同时也是四个现代化第一步战略目标的客观要求，因为：既然要尽快解决一些经济部门从无到有的问题，那么成本的高低和质量的好坏，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次要的。比如，“一五”时期为了顺利建成156个项目，甚至动用了原有企业的折旧基金。 动用折旧基金意味着削弱未来的简单再生产能力，但在特定的时期却有其合理性。
速度优先兼顾效益和产品质量，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人均自然资源较少、资金短缺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必然要求在生产要素的投入上更多地依赖劳动力的投入，走以外延型扩大再生产为主的扩大再生产道路。而且，越是倾向于追求高速度，对劳动力投入的依赖程度就越大。在这种情况下，历史上遗留下的失业问题和人口急剧膨胀所带来的就业压力就会得到缓解，甚至会产生劳动力供不应求的状况。这无疑会诱发放任人口增长的倾向。
在此应当指出的是，有些研究者其实也注意到了追求高速度对计划生育的负面影响，但由于他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将追求持续、稳定、高效的经济增长这一增长经济学的信条教条化，简单地将过去追求高速度视为急于求成的表现，不理解甚至无视四个现代化第一阶段战略目标，因而不能正确地认识和评价这种影响。
在此我们也不能不回应对“人手论”的片面指责。“人手论”是在上世纪50年代批判马寅初《新人口论》过程中出现的。针对《新人口论》反复强调人口增长与资金积累的矛盾，马寅初的批评者们指出：人口多生产就越多，积累越多；或者人口多生产就可能越多，积累越多。这就是“人手论”。自从为马寅初平反以来，“人手论”被认定是错误的，理由是它犯了两大错误：一是忽视了人口与劳动力的区别，忽视了一个人在成为劳动力之前要长期充当纯粹消费者，忽视了劳动者在丧失劳动能力之后要再度充当纯粹消费者；一是忽视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应该说这种批评是有其道理的，但如果单纯从理论上来看，其片面性不亚于“人手论”。首先，人口政策不能只考虑新增人口在成为劳动力之前和现有劳动力在丧失劳动能力之后，作为纯粹消费者增加社会负担这一方面，还必须考虑劳动力供应是否能满足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需要的问题。其次，科学技术的发展并非在任何时候都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在经济发展战略具有速度优先的倾向的情况下劳动力的投入也是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的；而且科学技术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有赖于劳动力投入的增加：科学技术的研究、开发与推广都需要一定的资金支持，而在技术水平已定的情况下，劳动力投入的适度增加可以起到加速资金积累、促进科学技术发展的作用。如果因为推行计划生育的政治需要就将作为一种人口理论的“人手论”一棍子打死，何异于当年抓住《新人口论》的理论缺陷大做政治文章？
不过，诱发放任人口增长的因素并不必然导致放任人口增长的政策，因为它还要受到其它因素的制约。这种制约因素不仅来自四个现代化发展发展战略之外，而且来自四个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本身。
来自四个现代化发展战略本身的制约因素主要是：向重工业倾斜的产业政策和高积累政策。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并没有明确地提出过高积累，但是他们所主张实行的积累率始终是相当高的。发展经济学家们曾经把资本积累率达到10%视为摆脱“恶性贫困循环”、实现经济“起飞”的门槛 ，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所设想的积累率从未低于20%；而在1952至1982年我国经济建设的实践中，仅有1961到1963年3年低于20%，其它各年都在20%以上，1971至1980年的10年间更是一直在30%以上。 相对于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特别是第一阶段的战略目标来说，这种高积累同样具有一定的不可避免性；而在当时的收入水平上实行如此高的积累率，就意味着把消费压低到维持生存的水平上，就意味着新增的人口只能靠新增的农业产出特别是新增的粮食产量来养活，社会所能承受的人口增长速度取决于农业特别是粮食的增产速度。如果考虑到其它方面的消费需要（穿、住、行等）、改善生活的需要以及出口换汇的需要（1950-1980年间，我国出口总额的2/3以上由农副产品、农副产品加工品提供 ），人口增长速度应该大大低于农业特别是粮食增产的速度。
但是，与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密不可分的向重工业倾斜的产业政策，以及维持一定水平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做法，势必要制约农业和粮食的增长速度；如果不控制人口增长速度，中国将面临无法养活新增人口的严重问题。据统计，1952到1982年间，我国社会总产值年均增长7.9%，工农业生产总值年均增长8.1%，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0.7%；但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仅3.8%，粮食产量年均增长仅2.6%。 这个粮食增长速度比建国后第一个人口增长高峰期（1952-1957）的人口自然增长率高不了多少，比建国后第二个人口增长高峰期（1962-1970）的人口自然增长率要低。
来自四个现代化发展战略之外的制约因素主要有：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失业人口、劳动者再生产长周期与四个现代化第一战略阶段的短暂性之间的矛盾、人口再生产的强惯性、中国和人类自然资源的有限性。
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失业人口（包括所谓隐蔽失业人口），可以用来满足四个现代化第一战略阶段外延型扩大再生产对劳动力增长的需求，因而会减少对新增劳动力的需求。
新增人口成长为劳动者，一般需要十几到二十年时间，而四个现代化第一战略阶段充其量也就是二三十年时间，因此在四个现代化第一战略阶段新增的人口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不能作为劳动者服务于这一阶段的经济建设的。而且，在第一战略阶段目标实现之后，随着战略调整和向内涵型扩大再生产的转变，第一战略阶段内新增的人口，包括那些赶上了这一阶段经济建设班车的那一部分，都有可能转变为就业压力。
人口惯性是指人口数量变动方向在一定时期内的持续性，即在一定时期内，即使是妇女的生育率已降到更替水平甚至更低（或者上升到更替水平甚至更高），人口仍将持续增长（或者减少），以及人口再生产波动的重复性，即人口生育高峰（或者低谷）出现以后，经过一个人口再生产周期之后会有某种程度的重复出现。人口惯性是由历史形成的人口年龄结构（人口在不同年龄段上的不均匀分布）造成的。任何事物都具有惯性，人口再生产的惯性之所以强，是因为：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妇女的生育率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即使奖励生育，一位妇女一生所能生育的胎数也是有限的；即使严格控制人口增长，也不可能不让人生育。人口再生产强惯性的特征使得人口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很难做到完全步调一致，这就要求人口政策要把熨平人口再生产的波动作为目标之一，而不宜片面强调服务于特定时期的经济发展战略。在当时人口增长迅速的情况下，熨平人口再生产的波动就意味着控制人口。
作为一个人口众多因而人均自然资源短缺的国家，中国不能不考虑人口对自然资源的压力，即便人口增长对眼前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有利，也不宜盲目放任。那种把希望寄托在进口上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这不仅是因为人类的自然资源也是有限的，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总的来讲，中国不仅不能指望通过进口缓解自然资源短缺的压力，相反还必须依靠出口自然资源消耗水平较高的初级产品换取外汇，甚至还要直接出口部分自然资源。
因此，尽管改革开放以前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面临着一种放任人口增长的诱惑，但是我们仍然应当实行计划生育。

二、毛泽东确立计划生育决策的历程

毛泽东关于计划生育的决策，是他在总结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经验基础上形成的。由于四个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有一个逐步确立的过程，它对人口增长的复杂影响也是逐步显现的，毛泽东关于计划生育的决策在经历了曲折转变以后才得以确立。
1、事实上的放任自由——毛泽东走向计划生育决策的起点
在参加民主革命以前，毛泽东已经形成了人类人口必须有所控制的思想，这也是他在1920年12月1日致蔡和森等人的信中所阐述的反对无政府主义的理由之一，“我的理由却不仅在于无强权无组织的社会状态之不可能，我只忧一到这种社会状态实现了之难以终其局。因为这种社会状态是定要造成人类死率减少而生率加多的，其结局必至于人满为患。如果不能做到（一）不吃饭，（二）不穿衣，（三）不住屋，（四）地球上各处气候寒暖和土地肥瘠均一，或是（五）更发明无量可以住人的新地，是终不免掉人满为患一个难关的。” 不过，没有证据表明他当时考虑过中国在未来一个时期内是否有必要控制人口的问题。
到了全国解放前夕，为了反击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等人对利用马尔萨斯人口论中国革命发生原因的歪曲，毛泽东针锋相对地强调了人的能动作用。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他在人口政策上实际上持一种自由放任的态度。
马尔萨斯人口论是以1798年英国传教士马尔萨斯的《论人口原理》一书出版为标志闻名于世的。它抛开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将人口生产歪曲为人的本能，“两性之间的情欲是必然的，且几乎会保持现状”，“当生活资料增加的时候，人口总是增加”；它杜撰了人口增长必然超过生活资料增长的结论，“人口若不受到抑制，便会以几何比率增加，而生活资料却仅仅以算术比率增加”；由此它断言：如果不对人口增长实行道德抑制（即禁欲或晚婚。后来的新马尔萨斯主义者主张节育），那么贫困和罪恶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限制人口增加、恢复人口和食物之间平衡所必需的。它还妄称：济贫不会增加食物，只会增加人口，反而会使贫困加剧；公有制会消除人们对贫困和饥饿的顾虑，导致人口增殖迅速超过食物的增加。 马尔萨斯人口论不仅具有鲜明的消解革命和改良的意识形态功能，而且从一开始就把矛头直指革命和改良，因此历来受到各国反动势力、保守势力及其文人的大力吹捧，也历来受到各国进步人士的批判。马尔萨斯人口论于19世纪后期传入我国，经过严复、陈长蘅等人的大力鼓吹，在社会上造成了相当广泛的影响。另一方面，它也遭到了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著名的国民党左派廖仲恺以及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批驳，特别是李大钊、陈独秀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它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清算。
早年的毛泽东可能受到过马尔萨斯人口论某些内容的影响，主要是将人口生产视为人的本能的倾向和对人满为患的担忧，并且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他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初，本文前面引用的他致蔡和森信中的那段话中似乎可以证明这一点。但是，从小就立志于救国救民的毛泽东显然是不会接受马尔萨斯人口论中获知那套反对革命和改良的反动说教的。在他投身革命并成长为革命领袖之后，在他获知苏联解决失业和吃饭问题的成功经验，并且取得领导根据地、解放区军民开展经济建设、实现丰衣足食的成功经验之后，在艾奇逊挑起争论的情况下，他正面批判马尔萨斯人口论就不可避免了。
在全国解放前夕，艾奇逊等西方资产阶级政客将中国发生革命的原因歪曲为人口太多，并妄想人口问题会拖垮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不仅驳斥了这种谬论和妄想，而且针锋相对地肯定了人的能动作用以及革命对人的解放作用。他说：把发生革命的原因归结为人口太多，艾奇逊的历史知识等于零，古今中外发生革命包括美国的独立战争都是剥削和压迫引起的，而决不是因为人口太多；“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马尔萨斯者流所谓食物增加赶不上人口增加的一套谬论，不但被马克思主义者早已从理论上驳斥得干干净净，而且已被革命后的苏联和中国解放区的事实所完全驳倒。”“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创造出来。我们是艾奇逊反革命理论的驳斥者，我们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富、生活优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国，不要很久就可以到来，一切悲观论调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1949年9月21日，他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开幕词中又说：“我们的极好条件是有四万万七千五百万的人口和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
在这里，毛泽东并没有深入清算马尔萨斯人口论，只是用事实批驳了食物增加赶不上人口增加的观点。他在肯定人的能动作用、“人多是好事”的观点的时候，也出现了将苏联经验、根据地解放区经验绝对化的偏差，对人在生产中的能动作用受到客观条件限制的一面重视不够。
当然，毛泽东强调人多是好事，也有备战的考虑。1954年8月，他在同英国工党代表团谈话时说：“谁要打仗，就反对他。我们没有别的本钱，只有一桩，就是老百姓。人多，地大，是我们的两桩本钱。”
不过，论战也好，备战也罢，毛泽东虽然肯定了人多是好事的观点，却从未提出过鼓励生育的主张。在这个问题上，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实际上持一种自由放任的态度。
在大规模经济建设展开之后，人口增长过快与经济建设、人民生活的矛盾开始暴露。在这种情况下，党内外的邓小平、邓颖超、邵力子等人先后于1953年到1954年间，从有利于母婴健康、缓解家庭困难、有利于国家经济建设的角度提出了节育问题。1954年12月27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了有中央若干部门参加的节育问题座谈会，代表中共中央对节育表示了支持。1955年3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卫生部根据这次座谈会精神写成的报告，向各中央局（分局）和省市党委发出了适当宣传节育的指示。但是，当时毛泽东重点关注的是社会主义改造特别是农业合作化，他观察到的是另一番景象。1955年下半年，他在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所写的按语中，针对当时人们对合作化会导致大批剩余劳动力出现的担忧，多次根据手头的材料指出：合作化为扩大生产规模、发展多种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不仅为剩余劳动力找到了出路，甚至还会带来劳动力不足的问题。 这不能不影响到他对我国人口形势的判断，因为：如果真的出现劳动力短缺的状况的话，那么多生即使会带来一时的困难，从长远来看可能也是值得的。

2、毛泽东确立计划生育决策的曲折过程

（1）毛泽东初步提出计划生育的阶段（1956年10月到1957年年底）
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毛泽东开始把主要精力放到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在初步认识了人口众多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之间的矛盾的情况下，他初步提出了计划生育的思想。
1956年10月12日，他在会见南斯拉夫妇女代表团时说：“过去有些人批评我们提倡节育，但是现在赞成的人多起来了。夫妇之间应该制定出一个家庭计划，规定一辈子生多少孩子，这种计划应该同国家的五年计划配合起来。目前中国的人口每年净增一千二百万到一千五百万。社会的生产已经计划化了，而人类本身的生产还是处在一种无政府和无计划的状态中。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对人类本身的生产也实行计划化呢？我想是可以的。” 这可能是他第一次明确提出在中国实行计划生育的问题。
1957年2月14日，他在会见全国学联委员时一改往日只说人多是好事的做法，三次谈到人口众多的困难，其内容主要是：六亿人口怎么没有困难呢？将来人口发展到九亿、十亿，那个时候你们会觉得现在的日子好过得很。中国人多也好也坏，中国的好处是人多，坏处也是人多。北京现在有三百六十万人口，将来三千六百万人口，北京市长如何得了。你们将来当了市长怎么办？要安排工作，安排小孩子，解决交通运输问题，那时逛公园也要排队。
在同年2、3月召开的第十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他两次谈到了人口和计划生育问题。在事先拟就的《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讲话提纲）》中，他写道：“从六亿人口出发，节育。去年就业近三百万。广州、上海等处还有一些人失业。百分之四十、四百万、八十万、九万人不能入学和安排就业问题。” 在2月27日发表的讲话（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他再次表达了人多是好事、但也有困难的观点。3月1日，他在《在第十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作结束语的提纲》中又写道：“控制在六亿人口（控制一个时期少增长，以待条件具备，再作适当增长）。” 次日，他在这次会议的结束语中说：应该在一个时期内把人口控制在六亿，因为我们缺乏足够的粮食、衣服、房子、教育机会等条件供养更多的人口；现在每年增加一千多万，是无政府主义，应该搞有计划的生产；政府应该设一个机构研究这个问题，人民团体也可以研究这个问题；我国有很多人是有节育的自觉性的。此外，他还明确地对马寅初表示了支持（马寅初当天在会议上就人口与计划生育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同年3月20日，他在南京部队、江苏安徽两省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就粮食问题谈到了人口多的弊端：一九四九年，人民政府成立的那一年，我们只有二千二百亿斤粮食，去年我们就有三千六百多亿斤粮食，增加了一千四百多亿斤。但是多少人吃呢？我们这个国家的好处就是人多，缺点也是人多，人多就嘴巴多，嘴巴多就要粮食多，增加这一千四百亿斤粮食就不见了，有时还觉得没有粮食。
同年4月30日，他在和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谈话时又说：我国有一特点，人口有六亿如此之多，耕地只有十六亿亩如此之少，不采取一些特别办法，国家恐怕不好搞。
如此频繁地谈论人口与计划生育问题，反映出当时毛泽东在发现新问题之后的兴奋。同样能说明这种兴奋的是他当时所提出的把人口控制在六亿的设想，这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急刹车方案。兴奋往往意味着认识的不深刻、不稳定。当“大跃进”到来时，毛泽东迅速地转变了立场。
（2）毛泽东关于计划生育的决策遭受挫折的阶段（1958年1月到1959年4月）
在这一阶段，由于“大跃进”造成了劳动力供不应求的局面，由于农业战线的浮夸风造成了粮食多得吃不完的假象，毛泽东对我国人口形势做出了不正确的估计，因而将计划生育的工作一再推后。
还在“大跃进”的酝酿过程中，毛泽东已经开始联系《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规定的三种地区粮食亩产分别达到四百斤、五百斤、八百斤的高指标，重新评估我国的人口形势。1957年10月9日，他在谈到这一指标时说：“我们靠精耕细作吃饭，人多一点，还是有饭吃。我看一个人平均三亩地太多了，将来只要几分地就够尽够吃。”不过，这种人口形势估计毕竟建立在远未实现的粮食指标上，因此毛泽东当时并未动摇计划生育的立场。他接着说：“当然，还是要节制生育，我不是来奖励生育。” 在这次讲话中，他还提出计划生育也要搞个十年计划：三年宣传，三年推广，四年普及推行。（10月25日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专门加上了宣传和推广计划生育的内容）。但是，在人口控制目标上却发生了较大的松动。此前，他提出过把人口控制在六亿的设想，但这次却悄悄地变成了八亿，“不然人口达到八亿，再搞就晚了。”这一变化的直接原因是受到了5月11日上海文汇报登载的孙本文的《八亿人口是我国最适宜的人口数量》一文的影响，但归根结底还是受了农业发展纲要高指标的影响，因为八亿是孙本文按粮食一项指标计算的经济适度人口，而这一计算的基本依据就是前述粮食单产指标。
1957年冬、1958年春的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和积肥运动揭开了“大跃进”的序幕，这种群众性生产运动造成了劳动力供应紧张的现象，同时那种热火朝天的场面也给毛泽东留下了人多干劲大的印象，于是他开始倾向于把计划生育向后推迟。1958年1月28日，他在第十四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说：人多一些好么，现在劳动需要人，但是要节育。现在是：一条控制不够，一条宣传不够。人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恐怕将来搞到七亿人口时再说，那时就要紧张起来。现在不要怕人多，有人怕没有饭吃，那我们大家就少吃一点，人多一点，士气旺盛。3月23日，他在成都会议期间说：要破除迷信，“人多了不得了，地少了不得了”。多年来认为耕地太少，其实每人二点五亩就够了。宣传人多造成悲观空气，也不对，应看到人多是好事。实际人口到七亿五至八亿时再控制。现在很难叫农民节育。少数民族、黑龙江、吉林、江西、陕西、甘肃不节育，其它地方可以试办。一要乐观，不要悲观，二要控制。到赶上英国时，人民有了文化，就会控制了。4月15日，他在发表于《红旗》杂志创刊号上的《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中写道：“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 5月18日，他在“八大”代表团团长会议上讲话时又说：八亿人口，十亿也不怕，美国记者说，一百年后中国占一半，那时文化高，都是大学生，很自然会节育。
如果说这时毛泽东还因为顾虑粮食问题而有所保留的话，那么同年夏季在我国农村出现的虚报浮夸粮食产量的现象以及1958年粮食产量被严重高估（实际产量为4000亿斤，被高估为8000－10000亿斤，毛泽东一度也相信有7500亿斤），则打消了他的这种顾虑，使得他进一步倾向于把计划生育往后推迟。8月17日，他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人口的观念要改变，过去我说搞八亿，现在看来十几亿人口也不要紧。对多子女的人不要提倡。文化水平提高以后就真正节育了。同月24日，他又在会议上说：有人说：“大国人多事难办”，看什么方法，只要方法对头，再有十亿人也好办。12月10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也说：“过去人们经常忧愁我们的人口多，耕地少。但是一九五八年农业大丰产的事实，把这种论断推翻了。只要认真推广深耕细作、分层施肥、合理密植而获得极其大量的高额丰产的经验，耕地就不是少了，而是多了，人口就不是多了，而是感到劳动力不足了。这将是一个极大的变化。”而这段话是经过毛泽东修改和补充的。
在这种情况下，《红旗》杂志甚至发表过人越多越好的观点。该杂志1958年第9期题为《大踏步的九年》的社论说：“只有当人们解除了一切束缚，在共产主义思想大解放的‘中子’的冲击之下，无穷无尽的潜力才会像‘原子能’那样，从‘核连锁反应’中爆发出来。在这种情况下，人愈多，就愈能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就能愈快地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就能愈快地促使国家的物产丰富、兴旺强盛，就能愈快地促使人民群众的生活优裕、文化提高，这是被伟大的九年所充分证实了的结论。”但是，这不能代表毛泽东本人的看法，善于辩证思维的他是不大可能犯这种错误的。
（3）毛泽东最终确立计划生育决策的阶段（1959年4月到1973年）
在对粮食与人口问题的认识回归现实以及建国以来第二个人口增长高峰期出现的情况下，毛泽东最终确立了计划生育的决策。
对粮食与人口问题的认识回归现实是毛泽东最终确立计划生育决策的主要原因。1959年4月17日，他批阅了国务院秘书厅和中央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四月初提供的两份材料，得知全国有15个省2157万人缺粮，这给他以极大的震动，使他开始从1958年的乐观情绪中猛然醒悟。4月29日，他在给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干部的党内通信中写道：“经过十年八年的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5月6日，他在接见苏联等十一国代表团和驻华使节时又说：“中国人很多，要吃饭穿衣。这是很麻烦的问题。” 1959至1961年我国经历了三年严重困难，并出现了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的现象，这固然应该归咎于“大跃进”这种过于偏激的具体做法，但也充分说明了在当时的战略取向下养活全体人口决非易事。1963年5月3日，毛泽东在会见几内亚政府经济代表团和妇女代表团时以更为严重的语气说：“我们的国家有一个很大的缺点，人太多，这么多人要吃饭，要穿衣，所以现在还有不少困难”。
从1962年起我国进入建国以来第二个人口增长高峰期，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显示我国人口已达7.2亿，其中大陆为6.9亿，这无疑会给人一种雪上加霜的感觉。
在上述情况下，1962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了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加强对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做好宣传和技术指导，做好避孕药品和用具的生产供应工作。毛泽东本人也多次谈到计划生育问题。1965年1月9日，当埃德加•斯诺问他对中国计划生育的进程是否满意时，他说：“不满意。在农村还没有推广。最好能制造一种简便的口服避孕药。”同年8月20日，他在接见卫生部负责人时又说：“天津计划生育不要钱，看来国家出了钱，实际是划得来的，国家出点钱保护生产力是合算的。药钱拿不起也可以不拿。你们开展农村工作后，要搞节制生育。”1972年7月24日，他在一次谈话又说：“关于避孕工作，我看要送上门去，避孕药物、器械这些东西，免费提供，挨家送，因为人家不好意思来领嘛。”
不过，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毛泽东常常怀疑农民为了多留粮食而少报土地和产量、多报人口 ，加上政治运动（“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因此直到1973年党和国家才将计划生育列入国民经济计划，严格意义上的计划生育才正式实行。
此后，毛泽东在计划生育问题上再未发生动摇。相反，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内，他还一再强调这个问题。1974年2月22日，他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说：“中国人口太多。” 同年年底，他在听取有关部门汇报1975年年度经济计划时又强调：“人口非控制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