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天不是西方──回应阿席斯．南地

西天不是西方──回应阿席斯．南地

贺照田

作者按

    2010年上海双年展不同往年的特别亮点，是在展览期间推出“从西天到中土：印中社会思想对话”系列活动。

    由于此次活动的规模，主讲者的声誉，回应人的代表性，和中国、印度在世界迅速上升的地位，这次系列活动不仅在中国产生重大影响，被认为是上世纪20年代泰戈尔来华后最具意义的中印思想交流，也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其中一场活动是由1980年代便扬名国际，被很多人认为是印度二战后最重要思想家的阿席斯．南地（Ashis Nandy）演讲。演讲的题目是《现代性，后殖民的创造力，以及哀悼的不可见性》，核心讨论——为什么“作为南部世界的现代主义以及进步的观念，很少具创造性”这一问题。

    本文是我在上海美术馆对南迪极富灵感且非常重要演讲的响应。请注意，南地演讲中使用的“南部世界”一词，是相对于发达国家聚集的北部而言的，其含义类近“第三世界”。

    作为一场意涵丰富且重要演讲的响应人，与做一场意涵贫乏、莫名其妙演讲的响应人一样，对我都是一场灾难。后者让你无话可说，但又不得勉为其难无话找话；前者则让你一时觉得有太多话要说，多到你不可能在被限制的短时间内把它精准道来，让你很难对所受到的触动进行冷静的组织。

    这种情况下，最负责任的态度当然是暂时闭嘴，等到自己能冷静组织自己的激动和纷纭的思绪后再说。这时，我真希望自己是行为艺术家，活动的组织者和在场听众或许可允许我用专注、敬佩的目光看南地先生20分钟作为我的响应，而不用像现在这样，必需为自己尚未精准掌握住的精彩去说，勉为其难地去说。

    理解南地 不能取道“西方”

    作为响应人，我得以比在场听众稍早读到南地先生今天这场演讲的文字底稿。从读完这篇内涵丰富，并多方面触动我的中国思考的文章时，我就在想20分钟的响应我能做什么、该做什么。方案一个个在脑海中闪过，又一个个推翻。

    最后决定：也许我最该做的，不是通常响应人要作的，对南地先生演讲进行直接的评论，而是迂回，用这20分钟做如下两件事情，以利于在场听众更精准掌握南地先生的演讲，并把这场演讲的内涵初步跟中国语境、中国问题扣连起来。就是：

    一、由于在相当的意义上，要精准地掌握南地先生今天意涵丰富的报告，必须先阅读南地先生相关丰富著述才有可能。这就使得我决定利用我今天的响应时间，尝试着为南地先生今天意涵丰富报告的理路背景做些整理，以为在座朋友更好地理解南地先生的报告提供些方便。这么决定，是因南地先生熟悉西方思想资源，其探讨的不少问题也和西方一些知识思想潮流交集，而这使得不少人在面对他的思考与著述时，过急、过快地把他放到这些我们相对更熟悉的西方知识思想潮流中去感觉、理解。因此，我此处欲为南地先生今天意涵丰富报告的理路背景做整理，也意在强调：“西天”不是，“西方”，要很好理解南地，不能取道“西方”，而须专注他本人的理路，专注他所处身的“西天”。

    二、我想利用响应人的有利位置，向南地先生问几个和上午南地先生报告不那么直接相关，但我个人——我想一些在座的朋友可能也同样——有兴趣的问题。

    面对世界困境的思想英雄

    至于组织者可能最希望我作为一位中国大陆响应人所做的，南地午先生上的报告和为此次活动特别编辑的《阿席斯．南地读本》（南方日报出版社，2010）的丰富内容，对我乃至中国大陆知识界思考中国现代史、中国现实与未来，可能构成的启发方面，由于时间所限，我想，还是等将来形成文字，再就教于南地先生和在座的朋友。

    下面，我就先不自量力地对南地先生在报告背后的有关思想理路作一整理，希望这些整理虽不免过度简化但大致准确。

    读南地先生著作，最强烈的感受是，南地先生才是真正直面现存世界困境的思想的英雄。

    这么说，首先是因为，南地先生的思考虽然总是扎根印度，扎根南亚，扎根后殖民社会，扎根第三世界，但同时，他的思考视野和思考力道却不局限于印度、南亚、后殖民社会和第三世界，而是把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也包含在内。所以南地先生的在地是以整个现代世界史和多层次地域经验社会为背景的。

    这一点对理解南地先生的思考很重要，就是南地先生激进的思考和批判并没有把自己所处社会所受到的不公不义和受伤害位置，作为自己思考和批判的当然的依赖前提，而更具穿透性力道。

    比如，南地先生尖锐地看到习惯被归到发达社会的那些国家与社会所存在的严重问题。

    比如，他指出：“在现代民主政体中对一个幸福公民的定义正在发生变化。公民是可以自由地投票、消费、旅行、娱乐至死的人。

    这些活动是一位积极向上、负责任且幸福的公民的标志，让他或她永远不得空闲。而拥有这些自由，仍感觉不幸福的人，被视为适应不良的不满者，总在自找理由不高兴。苏联曾经派精神科医生来诊断这些人的毛病，把他们关进精神病院。生活在一个乌托邦里还觉得不幸福，这是要受到谴责的。而在开放的社会里，他们则被建议去看心理医生或者被开给一些抗抑郁的药物。”

    专家设计出来的政治需求

    比如，他又指出，现在的民主国家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选举首先是媒体策略，其次才是政治。

    它们就像商业巨头间打媒体仗一样，通过广告投放点去斗争，策动大批媒介专家和公关顾问从旁遥控这场战役。而选民们只能从看到的各种形象中做出选择，这些形象的卖点是可以替代别人，但实际上却只是彼此的另一个侧面。候选人认为选民的“政治”需求能被专家们所设计。专家们则认为所有候选人都不过是彼此的修订版本，唯一的不同之处是他们的公众形象。

    对两者而言，政治竞赛的最终模式不是拳击场，而是消费品流行品牌之间的广告战役。”而“消费者——亦被称作选民——从未被给予停下来思考或直面他们能决定自己命运的可能性的机会”。

    而所有这些尖锐问题之出现，在南地看来，和启蒙以来所出现的某些现代观念意识状态，这些观念意识形态所促成的知识生产与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及其几者之间的互动所造成的历史后果密切相关。

    相对于在现代性处于主动位置，在现代化处于先发位置的西方，世界其它地区被拖入西方主导的现代世界史，和西方对世界其它地区的侵略与殖民根本相关。

    仔细读南地先生的著作，我们可以看到南地先生对现代世界殖民史的前后变化有着精彩整理。西方的扩张，先是表现为通常强盗式的“抢掠、伤人、杀戮”，直接以武力侵占资源和土地，接着，和以种族论为内核的文明论、科学论、基督教福音论结合，开展它的行动。

    西方变得无处不在

    但越来越殖民主义和西方内部正面启蒙观念所发展出来的观念意识、知识生产、实践意识与习惯、制度意识与制度习惯相结合，而呈现为新的形态。

    这新的形态核心就是，西方以自己做例子，告诉非西方，他们要获得解放的先决条件和必须做的努力是什么。

    相比先前的殖民形式，这种新形态的殖民主义，用南地先生的话来说“不单控制人们的身体，还占领人们的思想，它把被殖民社会的力量释放出来，以彻彻底底地改变他们的文化价值优次排列。

    在这个过程中，它把现代西方这个概念，由一个地理及时空上的实体，一般化为一个心理层次上的分类。

    今日西方变得无处不在，既在西方之内亦在西方之外，它存在于社会结构之中，亦徘徊在思维之内”，以致许多先前与粗野、暴行殖民主义作战的人，也会热烈地拥抱这种新的殖民形式。

    南地先生并没有把这新形态的殖民主义当作西方的有意骗局，而是把注意力放在这新形态的殖民主义对后殖民社会多方面影响，特别是观念意识、心理人格、知识无意识等方面造成的影响的分析之上。

    在相当的意义上，南地先生的报告便是以他上述把握、分析为背景的。因为这种新形态的殖民主义如南地先生在报告中所说，在亚洲和非洲社会首先造成的问题就是，这些社会自命现代精英们的主流观念意识对传统的简单态度，和与此观念状态相对的，对自己所处身社会许多方面的无感，与对另外一些方面的过快定性判断。

    以这样的观念认识状态、心理反应方式为背景，是越来越大量的第三世界国家在实践上接受这些建议，试图以之为指导，发展、改造自身。

    而在这方面，一个显见的事实是，大多数按这种建议去努力的第三世界国家，不仅未拉近和发达国家的距离，差距反越来越大，而且造出社会、文化、精神、心理上的种种新问题，和环境、生态上的巨大破坏。

    另辟蹊径 有效思考

    那么，这一在第三世界普遍存在的现象当前是如何被面对的呢？常见的一种响应方式就是南地先生指出的，把更大剂量的现代性作为治愈现代性疾病药方，就是，以理解中的模范现代性样本为框子来进一步对人，对国民，对制度进行改造，以为由此便可踏入现代化成功之坦途。

    显然，南地是不取这条道路的，但有意思的是，南地先生没有利用解构主义、后现代等思潮对这条道路简单批判抛弃了事。

    因为，在印度，直接利用解构主义、后现代等思潮作为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是在回答问题，而是在关闭问题，这也就是南地先生为什么要放着方便的武器不用而去另辟蹊径的原因：只有另辟蹊径才能真实、有效地推进对问题的思考。

    显然，南地先生的报告，便是一个典型南地式的，放着现在许多流行就手的武器不用，反从过去问一个看似拉远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太多南方和新殖民主义教导密切有关的——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现代主义和进步观念，虽然在社会认知领域常处于主导地位，却很少是创造性的？相比，在视觉艺术、诗歌等文学形式和音乐等相对不那么社会化的领域中，才有创造性存在，以有效打开我们观察与思考的例子。

    对此，南地先生的回答是，南方在这些社会知识领域之所以缺乏创造性，是因为这些领域的工作者回避处理现代性在南方展开过程所带给人们和社会的痛感，因美好的东西消失而产生的损失感这类问题和经验，相反却把这些或贬低为人们缺少相应必要心理调整的不适感，或简单归为人类有史以来就有的怀旧、乡愁现象。而这，不仅跟西方因此种痛感、损失感所不断产生的富高度创造性的思想活力表现相形见绌，更重要的是，具有此等观念的人物会对他所在社会太多其实有重要性的复杂事象的无感。因为在他们事实上为新殖民主义所规训过的眼光中，这些在地事象并无意义，而无非是缺少理性，是无意义的耗损，是外人眼里为民族尊严抹黑的赘疣。

    区分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

    显然，这不是一种从活生生的个人、活生生的社群去看问题，而是从他们理解的僵硬历史应该去看问题的态度。

    显然，南地先生并不否认，不论是在民族国家内部，还是在大于民族国家的区域，还是在更大的全球，一种总体眼光必要而不可避免。但南地先生同样关心甚至更关心的是，这样一些总体眼光若不根植历史中活生生的个人与活生生的社群，没有来自活生生个人与社群的眼光来平衡、校正和充实，会变得越来越空洞、抽象、贫乏与武断，会变得实质已具严重破坏性而不自知。

    同样有意思的是，在面对这样一种状况时，南地先生也没有把力气放在现在常见的全球化批判和对民族国家超越的批判上，并因对空洞同质化的憎恶而轻飘地怀念起对异质性通常更容忍和包容的前现代来，特别是怀念那些前现代的庞大王朝与帝国——它们更是以包容各种异质性让人印象深刻。

    作为思想者，南地最让人着迷的就是他从不回避困局作为困局的真正挑战性所在，却总能独辟蹊径，对问题给出启人深思的解答。

    在《读本》中所收的《民族主义，真诚与欺骗》一文中，我们可以看到，面对民族主义所造成的巨大困扰，南地不是就此去谈超越民族国家，反是去拖泥带水地去区分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去拖泥带水地重新整理甘地、泰戈尔的传统。

    而探讨甘地和泰戈尔，用南地先生今天报告中表述的意涵便是，甘地和泰戈尔的遗产中蕴有着“通晓启蒙价值但又不受其支配的（有关）好社会的替代性想象”资源，而这意味着可使人们有关未来可欲社会的观念想象，可以因之跳出西方的束缚，而不仅仅以当代西欧或北美蓝本，或以它们的修正版为蓝本。

    同时，探讨甘地和泰戈尔，在南地，还意味着，他们在构想未来可欲社会时，都曾创造性地面对本土资源，而不受传统的限制。

    知识分子的职责如何定义？

    因此，南地区分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并不意涵否定国家，而在否定民族主义者把民族国家抽象化，抽象化为在新殖民主义所画出的发展跑道上竞跑的选手，认为所有的国民均以为这一目标服务为最要。用南地痛切的话表述就是：“民族主义者越是热爱叫做民族的抽象实体，就越不喜欢构成一个民族的真实的人和社群。”而南地所界定的爱国主义，则是一种情感的状态，情感的连结，是一种和具体的地域与生存经验有关的感念，因此总是具体的，总是和具体的人、具体的社群与地域相关的。

    而只要我们面对这些具体性，看到在印度这类后发现代化社会具体性经验所具有的，不同于已发达国家社会经验的特别特质，我们就可认识到印度这种在抽象民主主义者眼里不发达的社会，所具有的发达社会不具有的优势。

    就是西方发达社会虽然因有对发展中痛感和损失感的关注仍具有自我批判、自我改善的活力，但终究因为他们被现代性所规训、浸染的太久、太深，被民族国家这种组织方式及相关观念所规训、浸染的太久、太深，而在经验上易有表面丰富、实质单调的问题，而这，不能不使他们自身的想象力、创造力受到限制。

    相比，所谓落后国家，特别是印度这样实质上是一个充满了多元异质性的文明所转成的国家，则更在实质上有着真正多元丰富的经验与视野，而这对人们重新想象人的可能自我构成方式，社群可能多元的组织方式，无疑是重要资源。

    而这也是他甚至为萨满巫师存在所可能具有的意义辩护的原因，也是他激烈论述：“如果知识分子的职责不包括成为少数派的能力和站在可知事物的边缘，那他们的职责又如何定义呢？”的关键原因。

    强调面对活生生的个人与社群

    有了上述整理，我们已有初步条件整理南地有关思考的内在张力和复杂，就是：反思作为启蒙相当产物的现代性的历史，但不否定启蒙本身的价值，和一种理想现代性意识方案的可能存在；否定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但不否定国家和民族，并肯定具实质具体生活意涵、人性意涵的爱国主义的正当性；强调面对活生生的个人与社群，但并不认为具体个人和社群存在便合理；推崇甘地和泰戈尔，但决不去简化他们的论敌，乃至敌人（包括甘地的杀害者）；看到西方发达社会令人惊叹的成就，但又看到他们在经验上的不足，和在进一步文明创新能力上所易具有的限制；看到被殖民社会和后殖民社会存在的种种严重问题，但又看到他们在经验上所存有的优势，和因此他们在知识和思想上、文明创新上所具有的责任。

    显然，在这众多问题方面，我们都可看到南地的拖泥带水，这些拖泥带水对印度和南地所讲南方所具有的意义，以及自觉拖泥带水、有能力拖泥带水的南地和我们更习见的干净利落的批判知识分子间特别差别。

    显然，即使只做这样一些粗略整理，我们已可看出南地先生的思考不是局部的、枝节的，而是有关世界过去、世界现在、世界未来的认识和想象，具根本性而又具高度独创性的思考。对这样宏伟、深邃、丰富的认识的提供者，我当然发自内心感佩。

    二西：西欧与西天印度

    以上是我有关南地先生报告背后理路的概要整理。下面是我向南地先生提的两个问题：

    一是，我想知道您如何整理您和中国知识分子互动的经验？您对理想的中印知识分子交流的理解若何？

    二是，在我读过的您的文章中，没见您正面展开地谈论过中国，但经常见您提到中国、提到毛泽东，您的演讲也多次提到毛泽东。如果我的感觉没错，您对中国应该是有长期关注的，而我很想知道您长期的中国感受、中国理解为何？它们前后有否变化？如有变化，变化的原因为何？更进一步，在亚洲的反殖、反帝运动中具有重要地位的甘地道路、毛泽东道路，看似非常不同，但好像又不像表面看去那么不同。而我很想知道，您是如何理解毛泽东道路的？如何看待、评估甘地、毛泽东道路的异同的？

    最后，我想再说一句的是，中国大陆这些年开始有亚洲讨论，就我所知，这些讨论主要是被韩国、日本、台湾学者所推动的，因此其实际内涵实质局限于东亚，而缺少真正的东南亚、中亚、南亚、西亚视野。相比，晚清的中国思想界，对印度思想非常重视，有二西的说法，一西是西欧、北美，一西是西天印度。接下来近一个世纪，二西变成了一西，只有西欧、北美了。我很希望随着这次“从西天到中土”系列的活动，中国知识界再有二西的感觉与说法。只是，晚清时中国知识界尊崇西天印度，还主要是因为佛学等古典智慧，而今天中国思想界再重视西天印度，我当然希望同样重视甚至更重视的是印度现当代的思考。

2011-5-19

阿席斯‧南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