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派别和归宿

　　从中央明文告示打击“团团伙伙”以来，对我来说，也没有什么启示，但今天想起新中国的历史，梳理梳理脉络，却突然有点儿膛目，有点儿愕然。

　　一部人类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人类的斗争史。在这一部斗争史里，联合和反联合，斗争和反斗争是主流。看似乎是铁板一块的整体，他的内部仍然是分裂的，内部人员的思维是不同的，有为“利”的，有为“名”的，有迫不得已的，更有为“主义”的。他们分成若干个团体和山头，为了能够把各个山头团结在一起，任何利害的配属，都必须进行调和，都不是简单的抓阄或自然选择。为了整体的团结和发扬光大，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或两利相权取其重”。

　　熟悉近代历史的人都知道，现代中国的革命史，建国史，一直分为“城市派”和“根据地派”两派，这两个派别一直都不怎么和，有不大不小的矛盾。严格的分，城市派周恩来，刘少奇为主，根据地派以毛泽东彭德怀为主，但后来有所变化，双方不断的进行整合和分裂，周恩来成为中间的粘合派，但以毛泽东为主根据地派和刘少奇为主城市派，越来越分化明显，最后刘少奇的城市派显然占了上风。毕竟刘少奇目的明确，专注于自己的势力建设和短期利益，毛泽东目光高远，专注于中华民族的长久利益，短期大而无当，败于刘少奇的优势兵力之下。

　　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来源于苏联，由于苏联的革命是从城市夺取政权起步的，苏联在向世界其他国家传授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总是号召其他国家效仿苏联的成功经验，中国也不例外。早期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者，都把自己的工作重心放在城市里。毛泽东是个例外，从开始他就把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放在农村，第一次国内革命时期，尚与国民党合作时，就在广州办“农民讲习所”，他的工作重心就放在了中国最广大的农村，和同时期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者就有了不同的方向，分歧和距离。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终于露出狰狞的面孔，和共产党分裂，大肆捕杀全国各地的共产党员，一时间白色恐怖。共产党为了求生，开始了在全国各地的起义斗争。但由于当时中国共产党受苏联革命思想的毒太深，只把革命的重心放在敌人重兵集结的城市，很多起义，开始即失败。只有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是个例外。秋收起义开始也是以苏联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为教材，以夺取城市工作为目的的。但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审时度势，离开城市，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开展工作，不断的东征西战，在井冈山建立了一块根据地。后来朱德和陈毅带领南昌起义失败后的一部分军队到井冈山，中国的革命得到空前的发展。

　　但当时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并没有吸取中国大革命和起义部队失败的原因，仍然错误的坚持苏联城市工作的教条主义，仍然把中国革命的中心放在城市工作里，仍然把共产党的党中央放在上海，遥控指挥全国各地的武装斗争。井冈山地区，毛泽东和朱德从1929年到1931年，经过一，二，三次反围剿的胜利，赣南，闽西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成为以瑞金为中心的，拥有21个县城，5万平方公里，250万人口的最大根据地。六届四中全会之后，城市工作一片混乱，1931年4月，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6月，中央政治局常务主席向忠发在上海被捕叛变，党中央遭到严重破坏。不得已，王明离开上海到莫斯科，周恩来到瑞金苏区，由于此时留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都不到半数，在共产国际指示下，就在上海成立了以博古为首的六人临时中央政治局，继续贯彻执行“左”倾冒险主义政策。11月，不得已，临时中央政府到了瑞金苏区。这是城市派第一次全面失利，让根据地派保护他们的安全。

　　进入中央苏区的城市派开始实际指挥苏区的工作，让毛泽东离开一线军事指挥。第四次反围剿由于毛泽东还可以遥控指挥，也胜利了。但城市派并不是这样认为的，为了可以把中央苏区的军事指挥权牢牢掌握住，让毛泽东进一步远离军事。同时，共产国际派李德来到中国苏区，指挥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军事工作。教条主义的城市派和国际派，让弱小的红军和苏联接轨，与国民党大打阵地战。红军损失惨重，前线指挥官彭德怀大骂李德和城市派“崽卖爷田不知痛”。

　　第五次反围剿由于城市派和国际派的错误指挥，不但没有粉碎敌人的围剿，反而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不得已，只能进行战略转移，进行长征。开始的路上，城市派和国际派仍然指挥，不但不改正错误，反而犯了逃跑机会主义，红军意志消沉，随时都有覆灭的危险。这时间，很多人又想起了毛泽东，采用毛泽东的策略，甩开敌人重兵把守地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在遵义，毛泽东联合周恩来和张闻天，剔除李德，进入军事决策层，从此，中国革命进入新的一页。

　　应该说毛泽东取得共产党领袖的地位不是一帆风顺的，是团结根据地派和联合城市派不断的斗争得来的。毕竟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师从苏联，城市派根深蒂固，枝繁叶茂，毛泽东要获得苏联斯大林的认可是极为艰难的。在这个过程里，西征军的覆灭，宣告张国焘的失败，皖南事变，项英的死难，王明走下共产党的舞台。从此，毛泽东真正走上了共产党的舞台，开始放手改造中国人的工作。

　　应该说，毛泽东能够成为共产党的领袖人物，除了不世出的才能之外，也和与刘少奇的合作密不可分。当然刘少奇能够取得今日的威望，和附骥尾，与毛泽东的联合也密不可分。但毛泽东总是着眼于中华民族的利益，刘少奇总是着眼于自己的利益。刘少奇城府深沉，工于心计，为了自己的利益，很注意自己的根基建设。无论到哪里工作，都带着，重用自己发掘的人才，几乎成为水泼不进的团体。这一点在早期的共产党内部，没有一人是他的对手的。

　　中央红军长征后，南方游击队是在项英和陈毅领导下开展的。项英和陈毅在红军长征前，由于领导权的问题和毛泽东有一定的矛盾。但项英和陈毅留在南方打游击，不知道中央红军领导权变更。尤其是项英 ，对王明言听计从，和毛泽东的关系极为僵硬。再加上新四军的军长叶挺，从广州起义失败后，就远走欧洲，远离中国的革命，不知道中国革命残酷。从坐上新四军军长一职后，把对敌斗争想成北伐战争的阵地战。而且一副国民党军官的做派，不愿意以身作则官兵一致，吃小灶，骑高头大马，身挎照相机，东游西荡。这和红军官兵一致的理念格格不入，所以，叶挺和新四军大小指挥官格格不入，矛盾重重，中共中央为此不断的调节双方的矛盾，但无济于事。将相不和，这是皖南事变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以至于在敌人包围圈内，项英和袁国平带一部分单独离队突围。

　　1939年至1940年，刘少奇主持参与新四军在安徽，江苏，湖南的部分工作，把一部分自己的老部下带到新四军工作。其中就有饶漱石。饶漱石和刘少奇一样，一直做政工工作。应该说，他和陈毅在新四军的军工工作影响不在一个层面，更何况陈毅从井冈山开始就是红军的主要领导人。但你太小看饶漱石了。饶漱石和陈毅的斗争最主要在“黄花塘会议”，这是陈毅落败于饶漱石主要地点。

　　刘少奇去中央开七大会议，把工作主要托付给自己的人，饶漱石主持先前的工作。1942年5月，华中局与新四军军分会决定 ，饶漱石到淮南二师检查工作，9月回归，新四军内部开始对饶漱石和陈毅议论纷纷。 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给饶漱石以新的触动：中央提出了要实行党政军民一元化领导，今后华中局书记的地位将更重要，但是他代书记已半年整，至今“代”字还在头上。将来正式的书记是谁还是个未知数。陈毅资格老、能力强，又有黄桥决战等打开华中局面的光辉战绩，随时都可能被中央任命为书记。

　　正是在此格局下，饶陈的矛盾开始明面化，耐不住性子的陈毅给中央发了一个电报，打算第二天开会议讨论问题，但第二天会议还没有开始，饶漱石就说已经知道了电报的内容，这是最耐人寻味的问题，远在淮北的饶漱石是怎样知道电报的内容的?

　　正好不久之后，饶漱石和人谈天，知道陈毅当年和人一起把毛泽东排挤出红军指挥系统的往事，一个计划在饶漱石心里形成。

　　1943年10月26日，华中局主持的整风运动在黄花塘开始了，饶漱石以会议主持人身份表情严肃地说：“诸位，今天是陈毅作自我批评。此人经历复杂，问题很多。大家要认真听，要认真记录。为了帮助陈毅认识自己，待他发言后，你们要认真发言，对他的错误要毫不留情，要彻底揭露，并彻底批判。”饶漱石说完这开场白后，转脸针对陈毅严肃地说：“陈毅，你虽是一军之长，平日可以指挥千军万马，可今日你是普通党员，态度要端正，对自己的错误要交待清楚，不准蒙混过关。”

　　由于饶漱石抓住了陈毅排挤毛泽东的往事，大多数新四军干部开始和陈毅进行割裂，陈毅感觉到孤立，用陈毅自己的话说，鬼都没有上门谈话的。中央看到饶陈的矛盾不可调和，让陈毅到延安叙职。到延安的陈毅，在向毛泽东的汇报中，陈毅除了汇报华中抗战形势外，还将满腔的委屈，即与饶漱石的矛盾向毛泽东倾诉。但处于裁判地位的毛泽东却给他浇了一盆冷水，对他说：“如果你谈三年游击战争的经验，谈华中抗战的经验，那很好，我可以召集一个会议，请你谈三天三夜。至于与小饶的问题，我看还是不要提，一句话也不要讲。关于这件事，华中曾有个电报发到中央来。这电报在，如果你要看，我可以给你看，但是我看还是暂时不要看为好。”

　　整风运动主义就是消清王明的影响，让全党全军统一思想，而项英是王明的铁杆盟友，南方三年游击战，陈毅和项英是并肩的战友，毛泽东借助刘少奇和饶漱石打击陈毅，借一消除王明的影响，是再合理不过的解释，所以，毛泽东不听从陈毅任何的解释也就可以理解了。

　　从共产党的七大会议到八大会议，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合作非常愉快，刘少奇帮助毛泽东取得了共产党的领袖地位，并把毛泽东理论体系上升到思想体系，成为全党全军的法宝。刘少奇依靠毛泽东的地位，成为仅次于毛泽东的第二大书记，他们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可谓成为一时的表率。

　　当一个团体在生死存亡需要同舟共济的时候，在发展壮大人人都能获利的时候，即使有矛盾，也可以暂时抿合。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城市派和根据地派在建国前夕，还可以推后到朝鲜战争结束时期，他们的合作还是相当愉快的。

　　根据地派大都是识字不多之人，除了出生入死的打仗，别的技能不太擅长。这一点和城市派不可比拟，城市派都是知识分子，是国家建设需要的各种能手，一解放，城市派成为国家各个方面的紧缺人才，进入各种行业大展手脚。相当部分的根据地派由于缺少一技之长，只能做一些无关紧要的工作，看着自己打下的江山被城市派接收了，有点儿不是滋味。但当年他们出生入死奋斗的目标就是建设一个人人平等的新中国，虽心里有所不满，失落，但还能接受。

　　但最高层的城市派刘少奇和根据地派毛泽东在治国理念用人上发生了分歧。当然这个问题说起来话长，但如果这个话不说，就无法明白近代中国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上文我已经谈到了刘少奇城府深沉，工于心计，用人唯亲，注意拢略培植党羽。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必须重新梳理“61人反党集团”，这几乎是刘少奇的核心人员，这61人，有26个做了新中国的部长，他是刘少奇编织一张权力大网，加上后来加入刘少奇集团的邓小平，毛泽东去世后这些人翻了天，直到今日，还掌握着中国天下。

　　这61人都是响当当的人物，在大革命时期和第一次国内战争时期就入了党，在白区工作，由于种种原因，被敌人关入了监狱，在后来中国革命胜利后，在文化大革命前担任省长和部长的就有22人。

　　当时刘少奇和柯庆施主持北方局的工作，缺干部，想起了北平草岚子监狱的“军人反省院”，62个同志，说可以想办法，让他们“假自省”，出来为党工作。于是，在1936年8,9月间，62人中除一人不愿意，有61人在报纸登报发表“反共启事”，从北平草岚子监狱出来。

　　这种事情属于裤裆里掉泥巴，不是屎都是屎。国共两党的间谍，保卫工作都是苏联培训的，共产党这边，康生和顾顺章是佼佼者，共产党的保卫手册就是康生编写的，国民党那边戴笠是人杰，以至于当年蒋介石看到自己在大陆江山，三年就土崩瓦解，沉痛的说：“如果有戴雨农在，我们不会这么快就败在共产党的手里。”可以想象戴笠在谍报保卫工作有多出色。

　　说实话，康生和哪61人远日无怨近日无仇，不会平白无故的找人麻烦的，但康生作为谍报工作的核心人物，绝对拥有别人没有的资料。就是今天，世界各国的安全局都拥有一般人无法获得的隐密资料。而保卫工作对任何人的不信任是天生的，因为一条信息就有可能让很多人命归西天。康生为了查这个事件，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改革开放之后，这些人重新获得权利，把康生的骨灰从八宝山革命公墓里移除，他是唯一的一人被移除，并永世不得进入八宝山革命公墓。

　　任何国家都是有两个平行管理系统，一个是政治的，一个是军事的，毛泽东主要主管军事工作，刘少奇主管政治。革命时期战争是恶劣，残酷的，毛泽东根本没有机会管理政工工作。等到新中国建立，共产党从军事重点转入政治重点。毛泽东发现，政治圈已经被刘少奇安排的满满的，清一色的刘派人员，不但毛泽东有意见，其他军政人员都不满。刘少奇看在眼里，为了给自己找台阶，让主持全国大区工作的中央局书记高岗，习仲勋，饶漱石，邓小平和邓子恢进京主持中央工作，史称“五马进京”，新中国轰轰烈烈的复杂的斗争史拉开了序幕。

　　从这些人员的名单大家是否有所发现，这些人可都是军工系统的大员。是刘少奇为了减少毛泽东对他的戒心而让这些人进京的，保持双方势力的平衡，是和平的最好选择。何况当年刘少奇已是全党议定毛泽东的接班人，欲速而不达，没有必要让毛泽东疑心，才能真正的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这也是刘少奇同意“五马进京”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