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建国初期的“反右”运动的一些看法

　　这个问题一百个不想写，尤其是在目前这个非常时期，落一身骚，落一身骂，落一路白眼，落不到一点好。不是此问题下作，见不得阳光，因为社会容不得毛泽东，有些人为了自己高大上，伟光正，建国后的毛泽东做的任何事都要划个引号，都要另作别论。有一些人有奶就是娘，有一些人好了伤疤忘了疼，有一些人三人成虎洗了脑，有一些人本来就是一丘之貉，臭味相投，一拍即合之徒，他们目前垄断宣传工具，虽有不同声音，极难传播，让大众知道。我呢，只是个最底层的屁民，只想过安稳的日子，那些是非的东西一百个不想碍，出力不讨好。万一惹了事，让父母担惊受怕，则有违人伦。恶，大了。但我却是个找抽的货，有意无意的沾惹上了这麻烦事。

　　我党有大批的知识分子新党员(青年团员就更多)，其中有一部分确实具有相当严重的修正主义思想。他们否认报纸的党性和阶级性，他们混同无产阶级新闻事业与资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原则区别，他们混同反映社会主义国家集体经济的新闻事业与反映资本主义国家无政府状态和集团竞争的经济的新闻事业。他们欣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反对党的领导。他们赞成民主，反对集中。他们反对为了实现计划经济所必需的对于文化教育事业(包括新闻事业在内的)必要的但不是过分集中的领导、计划和控制。他们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联成一起，亲如弟兄。

　　从毛泽东这段文字我们可以知道，右派主要是我党新加入意志不坚强的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加入共产党的统一战线也不久。他们有着相似性。当年刘邦革命成功后，有儒生就要求同伙一起到刘邦阵营摘胜利果实，一人说，刘三汉不喜欢读书人，向我们儒生尊贵的冠冕里拉屎撒尿，那人说他迂腐，不知审时度势，和别的儒生一起到了长安，当时的刘邦正愁下面的兄弟不知天高地厚，无大无小的胡闹，却又束手无策。儒生帮刘邦定礼仪正朔，刘邦大悦，重赏儒生，功勋过很多出生入死者。这一事件在知识分子里投影特深，每一次的改朝换代，都有一大批审时度势看风使舵的摘果子的效尤者。

　　在清朝，“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的血迹尚未干枯，满人开恩科。那些江南的读书人赶紧把辫子蓄好，屁颠屁颠的跑到北京，对着满人三呼万岁。

　　新中国的知识分子大都是前朝的地主，富人，资产阶级和官僚的子弟，他们就是共产党反对，专政的对象。这些人看到自己秉承的政府倒台了，换一个马甲，投到了共产党的旗帜下 ，想摘胜利果实。毛泽东主席说，科技，文化，教育他们是能手，我们离不开他们，我们需要他们，所以把他们都收罗了下来，给他们工作，给他们职权。他们以为共产党不过是以往政权的延续，可他们错了，当年的共产党政权要求他们产学研共用，到工农阶级里去，到一线劳动里去。现实让这些摘胜利果实的知识分子梦想破灭了，在他们眼里，他们认为自己被共产党亵渎了，他们是读书断字的人，是统治阶级范畴的人，统治那些不识字的或识不了几个字的人，现在让他们和那些从事低等工作的人在一起，对他们称同志和师傅，他们从心里说不出的厌恶。连带的，他们对共产党也有着说不出的感情。所以当共产党整风，要求他们发言的时候，他们吧他们的不满发泄了出来。

　　有些人说，毛泽东对他们小题大做了，真的如此吗?你们知道他们所在的位置有多敏感吗，他们掌握着国家的宣传部门和教育系统以及科技产业，尤其是掌管报纸宣传工作的，他对于国家的和平与动乱，团结与分裂，持中流砥柱之份。不把他们拿下可以吗?

　　当然，反右运动的扩大化绝对不可取，尤其是那种指标性的作为，那绝非毛泽东主席的本意，要不，毛主席也不会沉痛的说教某人，抓学生会在历史上落下骂名的!?

　　我的家乡曾经大旱，庄稼都要枯死了，低洼处植物却郁郁葱葱，煞为气派。后来下了场及时雨，庄稼得救了，低洼处的植物却遭殃了。无论多好的东西都会有副作用。

　　反右运动，让一部分善良者受了伤，祭了祭坛，但它也让一些看风使舵的家伙不再三心二意，一心一意的团结在共产党身边，和全国人民一起维护新生国家的安全。

　　我不知道罗隆基和浦熙修是怎么想的。当年“五四运动'骂别人‘卖国贼'最狠的，后来的抗日战争却做了日本人的走狗，而被人骂成卖国贼的，宁死不和日本人合作。罗隆基和浦熙修在反右运动里受了冲击，他们是否被冤屈了，是否如茅于轼言自己，自己就是右派，一点儿都不冤屈。或者是真的为国为民着想之人，他的为人品格如何，能否如陈独秀一样的耿直，孤介。真若如此，他也算"求仁得仁’了，名声对于他应该无所谓的，那是身外之物，是累赘，他只忠于自己的心，自己的作为，自己的民族和人民，他已达到了，心安了，满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