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我们的对台工作

　　我主张将我们的对台工作，尤其是历史观和方法论的对台实践工作改造一下。其理由如此：

　　一、两岸关系、对台工作，受到中美交往与斗争实际的极大影响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在1978年12月26日讨论通过，并于1979年1月1日在人民日报头版公开发表的这第五个《告台湾同胞书》为标志，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败逃台澎金马的蒋政权及其蒋遗民的斗争、统战工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这个延续至今的历史阶段，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总体上讲，从1979年《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到1995年李登辉两国论出笼和台海危机(1995-1996年)为止17年间，两岸关系受到中美关系主流大致正面的影响，尤其是中美建交前后10年间签订的三个联合公报，对偏安孤岛、自命“正统”、对抗新中国、逆中华民族历史潮流而动的蒋政权残部及其蒋遗民以极大的全面冲击。1997年至今的18年，中美关系随着国际局势起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国际共运陷入低潮和西方“不战而胜”、“历史终结”，到一超独霸的美帝国连续制造侵略战争，再到华尔街引发的西方金融、经济、社会乃至精神、道义领域的全面危机(如维基解密、斯诺登曝光美帝国监听丑闻)，自媒体时代下中国大陆社会主义思潮的迅速复兴也伴随了盘踞在中国台湾省的蒋政权残余、台独势力图谋永久分裂、和平分裂的离心现实(而非离心趋势)。因此，在当下，非常有必要站在更高的着力点，结合14年抗战前后更多的历史，来研究我们面临的挑战和可以采取的对策。

　　在1972年2月28日签署的《上海公报》中，中方明确“反对美方在台湾问题上所持立场，反对一中一台、两个中国、一国两府、台湾独立和台湾地位未定论”，迫使美方“认识到(acknowledge)海峡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并对此不表异议(not to challenge)，支持和平解决两岸问题，将逐步减少在台美军设施和武装力量”首次迫使美国以书面形式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坚持的一个中国的立场。上海公报以及随后压倒性通过的联合国2758号决议，从国际法上宣告了早已在国内法上丧失合法性的蒋政权，非法窃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法人资格的破产，宣告了蒋政权丧失了国际主流社会大多数国家——除美国及其仆从国以外的合法性认可。

　　在1979年1月1日正式发布的《建交公报》中，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双方除重申《上海公报》中双方一致同意的各项原则外，再次强调了“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建交公报是美国政府在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的建交三原则：即同台湾断交、撤出军队和设施、废除美蒋条约(即美国与蒋政权残余势力非法签订的所谓《中美共同防御条约》)的基础上达成的，给彼时仍然无视早已丧失国内法与国际法的合法性，顽固坚持用早已覆灭的蒋记中华民国伪宪法和伪法统来代表全中国的蒋政权残余以沉重打击。

　　但蒋政权残余和美国国会、美军的反共反中势力是不甘心被打击的，实际上，这也是卡特政府不愿见到的。正式访美的邓小平夫妇前脚刚走，1979年4月10日，卡特就将这个非法的国内法签署生效了。尽管该法从始至终贯穿了“协助维持西太平洋之和平、安全与稳定，并授权继续维持美国人民与在台湾人民间之商业、文化及其它关系”之类的虚伪说辞，但从第二条B“美国的政策”起，美方就挑明：

　　——“任何企图以非和平方式来决定台湾的前途之举 -- 包括使用经济抵制及禁运手段在内，将被视为对西太平洋地区和平及安定的威胁，而为美国所严重关切(第4条);”

　　——“维持美国的能力，以抵抗任何诉诸武力、或使用其它方式高压手段，而危及台湾人民安全及社会经济制度的行动(第6条)。”

　　——“第二条C. 本法律的任何条款不得违反美国对人权的关切，尤其是对于台湾地区一千八百万名居民人权的关切。兹此重申维护及促进所有台湾人民的人权是美国的目标。”

　　——“第三条C.指示总统如遇台湾人民的安全或社会经济制度遭受威胁，因而危及美国利益时，应迅速通知国会。总统和国会将依宪法程序，决定美国应付上述危险所应采取的适当行动。””第四条A. 缺乏外交关系或承认将不影向美国法律对台湾的适用，美国法律将继续对台湾适用，就像1979年1月1日之前，美国法律对台湾适用的情形一样。”尤其是：

　　“B.1. 当美国法律中提及外国、外国政府或类似实体、或与之有关之时，这些字样应包括台湾在内，而且这些法律应对台湾适用;”

　　“3. a. 美国对台湾缺乏外交关系或承认，并不消除、剥夺、修改、拒绝或影响以前或此后台湾依据美国法律所获得的任何权利及义务(包括因契约、债务关系及财产权益而发生的权利及义务)。”

　　“8. 美国法律中有关维持外交关系或承认的规定，不论明示或默示，均不应对台湾适用。”

　　“C. 为了各种目的，包括在美国法院中的诉讼在内，国会同意美国和(美国在1979年1月1日前承认为中华民国的)台湾当局所缔结的一切条约和国际协议(包括多国公约)，至1978年12月31日仍然有效者，将继续维持效力，直至依法终止为止。”

　　“D. 本法律任何条款均不得被解释为，美国赞成把台湾排除或驱逐出任何国际金融机构或其它国际组织。”

　　——“第十七条： 如果本法案的任何条款被视为无效，或条款对任何人或任何情况的适用性无效，则本法案的其它部份，以及此种条款适用于其它个人或情况的情形，并不受影响。”

　　尤其是，在第十八条中，写明了有效期自1979年1月1日，即中美建交公报的当天开始。这个非法的国内法，无疑给蒋政权残余势力和蒋遗民撑了腰、打了气、壮了胆，他们不无得意地宣称：

　　——“美国政府支持一个中国政策，并且也理解台湾内部的独立声音，但不支持台湾独立。而如何统一以和平方式达成要靠双方进行两岸对话。”

　　——“如果中共当局企图以武力而非对话来达成，美国将提供军事物资使它无法成功。”

　　——“如果中共当局试图通过武力统一台湾，将是对西太平洋地区和平与稳定的重大威胁，也是对自由民主世界的严重威胁。根据该法，美国得以在台湾设立‘美国在台协会’。”

　　——“而美国联邦政府认为，美国承认一个中国原则，但并不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代表中国，而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是具有代表中国的资格的。美国反对中国政府单方面对台湾使用武力，承诺对中华民国提供军事保护，是对自由世界的支持。”

　　可以说，以非法的国内法操纵国际关系，尤其是公然用“和平统一”这种冠冕堂皇、缺乏前提的“条件”，来变相庇护非法的蒋政权残余，变相勒索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国家统一方式的选择，暴露了美帝国以图长期插手中国内政、长期阻止中国统一进程、长期损害中国利益、长期威胁台湾海峡和东亚和平的帝国主义本性。该法不仅将非法的对台军售“合法化”，而且通过隐讳的涉及台美间的金融问题、诉讼问题、办事机构的事务性问题等条款，实质保留了与蒋政权残余在政治、司法、立法等方面的官方关系。因此，1982年8月17日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和合众国联合公报》(即俗称的《八·一七公报》)就成为中国政府反击的必然结果。

　　在《八·一七公报》中，“中国政府重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中国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了争取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一九八一年九月三十日中国提出的九点方针是按照这一大政方针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进一步重大努力(第四条)。”美方则声明：“美国政府非常重视它与中国的关系，并重申，它无意侵犯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无意干涉中国的内政，也无意执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政策。美国政府理解并欣赏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中国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和一九八一年九月三十日中国提出的九点方针中所表明的中国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台湾问题上出现的新形势也为解决中美两国在美国售台武器问题上的分歧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第五条)。””考虑到双方的上述声明，美国政府声明，它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它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它准备逐步减少它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在作这样的声明时，美国承认中国关于彻底解决这一问题的一贯立场(第六条)。”双方共同声明：“为了使美国售台武器这个历史遗留的问题，经过一段时间最终得到解决，两国政府将尽一切努力，采取措施，创造条件，以利于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第七条)。”

　　也就是说，作为应对美苏争霸和美国实力相对下降的战术安排，当美国意识到中国作为决定性制衡力量对自己的现实利益所在之后，在上海公报、建交公报和非法的“与台湾关系法”基础上，在中国则重申“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表态下，就对台军售问题向中方做出了降质、减量、终止的承诺。但这种承诺不仅虚伪，而且美帝国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去履行。整整33年过去了，从卡特政府到里根政府，从克林顿政府到布什王朝，再到连任8年即将卸任的奥巴马政府，非法的美国对台军售不但没有“最后解决”，反而规模越来越大，武器性能越来越先进(最新的例子是阿帕奇)。因此，中国一些专家学者长期以来对美国诸如“没有重视中美关系”、“没有推动中美关系健康发展”、“违背中美合作伙伴大局”、“缺乏中美关系大格局大气魄”、“缺乏政治家、战略家的远见”、“没有摆脱美国国内利益集团的干扰”之类的分析评论，以及在此逻辑下的研究，就失之于天真、失之于误判、失之于一厢情愿了。当今中美之间所谓更深入更广泛的联系，并未改变中美两国在经济基础、阶级基础、政治体制、国家目标上根本对立的关系。与中国同其它资本主义中小国家有可能和平共处的现实与前景不同，中美的这种根本对立，在美国顽固坚持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单边主义、零和思维的前提下，是无法从根本上化解的。

　　更要命的是，在两岸一些糊涂虫和有心人士的误解、曲解之下，张口闭口的“和平”俨然成了只对中国有约束力的“普世真理”，“和平统一”更在近些年变成了升级版的“和平发展”，不但让蔡英文、李登辉们感到了和平台独的可能性，也让蒋遗民和蒋政权残余平添了跟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较量历史的底气。好在一直渴望“出头天”的台独势力极度膨胀、误判形势，间接促成了《反分裂国家法》的颁布实施，间接坚定了中国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的决心意志。但从近20年来，尤其是每到抗战胜利纪念日整数年份便沉渣泛起、甚嚣尘上的历史虚无主义浊流来看，我们的对台工作还是有缺点的，而且是有很大缺点的。若不纠正这类缺点，就无法使我们的工作更进一步，就无法使我们在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国家统一具体实践相互结合的伟大事业中更进一步。

　　二、在纷繁复杂、正误交织的对台工作和舆论交锋中，要学会透过现象看本质

　　为了说明这个意思，我想结合中国抗战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将两种互相对立的态度对照地讲一下。

　　一种是美台的态度。首先来看看美国。前面之所以花整整一节的篇幅来说明中美三个公报和美“台”之间非法的“与台湾关系法”，是为了充分证明美国的统治阶级及其行政、立法、司法代理人是非常享受使用蒋政权残余和台独势力这两个乱华好工具的，无论谁上台，永久拒绝与大陆统一都是它们的底限，完全符合美国的根本自利益。这方面的事例实在是太多了，这里只举两个最近的：

　　—— 9月3日，刘屏从美国投书国民党中国时报——《周恩来说“国民党和蒋中正的功劳”》，文章说“连续第2年，《外交家》杂志刊专文谈‘谁领导抗战’。美国前副助理国务卿薛瑞福(Randall Schriver)撰文说，抗战中国官兵伤亡者，90%是国民政府军队;共军参与战斗极少，伤亡仅占总数10%。这位现任智库‘2049计画协会’会长说，北京要求日本正视历史，然不肯正视史实的非仅日本;‘为政治理由扭曲窜改、常颠倒历史的，正是中国自己’。”

　　“去年此时，《外交家》刊登前执行主编凯克(Zachary Keck)文章，题为《中国共产党没和日本打仗;是国民党打的》，副标为‘当国民党抗战保国时，共产党壮大自己准备内战’。因23场大规模会战，中共一场都没参加，唯一例外是派千把人担任周边任务。1117次较大战斗中，中共只参加一次。约4万次较小战斗中，中共参加200次，仅占0.5%。””凯克也称，北京屡屡要求日本正视日本二战中的罪行，可北京当局自己又何曾正视历史?‘日本人曲解历史，还只是强硬派领袖为之;中国曲解历史，却是官方政策’。”

　　“美史学家陶涵 (Jay Taylor)获奖著作《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的奋斗》(The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引用大陆学者研究提及，周恩来在1940年送交苏联领导人史大林秘密报告，称抗战军兴至1939年夏，‘中国阵亡约100万位将士，其中仅3%是共产党部队’。周恩来并向史大林保证‘中国共产党继续支持蒋介石领导抗日’，且承认‘国民党是领导全国各机关及军队之关键’。报告又说，蒋中正与国民党‘团结全国所有各方力量抗日，进行中国历史前所未有的解放战争’。”

　　—— 今年上半年访美的中国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上将，在6月12日与美国防部长卡特进行了会谈，并邀请卡特年内访华、邀请美军领导人和美军参加9月3日的纪念活动，然而，不但美军没人来，美国政府反倒高调力挺美日联盟，携手对其它国家进行了大规模的官方抵制、游说和威胁，仿佛美日才是反法西斯同盟国，而中俄倒成了法西斯协约国。因此，我完全无法苟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刘飞涛副所长声称的“从安纳伯格庄园会晤到北京瀛台夜话这段时间里，美国宣布了新的对台军售，但是中方只是按照常规形式进行批评并明确表明反对态度，中美之间实质性的军事交流项目，包括多边军事演习、双边人员交流、高层访问都没受任何影响”，即：“中美两军关系实际上实际上在向更加成熟的方向发展，抗干扰能力明显增强。”很显然，作为国家政策的忠实维护者和践行者，美军根本不可能与美国政治切割。如果说中美两军抗干扰的能力明显增强，那试问美军抗谁的干扰?是美国政府的干扰?还是中国政府的干扰?

　　我也完全不认可刘副所长基于“无意挑战美国主导的整个秩序、适当照顾美国的利益和感受、将我们处理问题的方式更容易被美国接受、提高对美国批评的容忍度、减轻美国对中国的疑虑”的出发点，要求美国给予一个“合理舒适的发展空间”，实现有效管理和控制分歧，让美国理解中国无意把美国排挤出亚洲这种一厢情愿的逻辑。很显然，美国是坚信强国必霸的，也是坚定维护美国霸主地位100年不动摇的。美国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延续自己单一霸主地位的同时，压制潜在霸主出现的可能。刘副所长提到，美国对中国提倡的新型大国关系中“不冲突、不对抗“的认识是很具体的，认为如果中国在台湾海峡、钓鱼岛问题、南海问题上采取武力动作的话，而美国又要“不冲突、不对抗”，意思就是美国不能插手，这实质上是一种单方面的限制，对美国而言是不对等的。看来刘副所长果然是换位思考了，但不知刘副所长是否清楚，中国会在什么情况下在台湾海峡、钓鱼岛、南海问题上采取武力动作?难道不是美国触动了《反分裂国家法》中外国势力插手台湾的动武条件么?难道不是美国及其代理人摆明了要在钓鱼岛、南海核心利益上跟中国摊牌的情况下么?哪有刘副所长所谓的对美“单方面限制”之说?

　　刘副所长还说，“在中国给出了一个‘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合作、合作共赢’的原则性概念之后，美国给了一个具体的指向性的、路径性的概念，就是中美致力于构建一种新型关系，积极扩大务实合作和建设性管控分歧。美国提出的稳定中美关系的愿望是跟我们提出的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愿望是一致的，但它不希望这是中国提出来的。因为在中美关系的互动过程当中，由中国倡议、美国来接牌的现象至今还没有，美国也不想开这个先河。”但据我所知，毛泽东主席在与尼克松、基辛格等互动过程中，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就是由中国倡议、美国接牌的;比中国更穷更小的第三世界国家，甚至提出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提案，并在联大以压倒多数获得通过，尼克松也不得不面对现实;朝鲜停战协定，也是在中朝倡议、美国不服、打打谈谈的过程中，最终由美国接牌、克拉克签字的。仅此三例即可说明，并不存在所谓要美国开先河之说。换言之，美帝国并非真理专卖店、人间耶和华。刘副所长可以认定美帝国还是地球老大，但完全没必要把自己吓得这么厉害。

　　至于刘副所长所言“如果概括的话，应当说当前中美关系处在是正能量和负能量相互较量、相互博弈的一个比较激烈的时期。这个时候如果我们不能小心处理中美之间的矛盾和摩擦的话，负能量就会在媒体和民间发酵，继而影响两国之间的战略互信”，我认为是不妥当的。中美矛盾和摩擦，毫不夸张地说全部都是美帝国主动挑起的、单方面制造的，这源于美帝国的阶级本性，而绝非刘副所长要中国谨小慎微、戒慎恐惧就能避免的。坦白讲，美国是不可能跟社会主义中国有什么战略互信的，如果说政治家们谈论战略互信是基于兵不厌诈的政治游戏本能的话，那么，研究中美关系的学者轻信什么战略互信，那就是天真幼稚了。美国跟自己的资本主义死党英国、日本都不存在什么战略互信，有的只是战术利用和战略压制，跟社会主义中国何来战略互信?基于什么互信?基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握手言欢吗?又互信什么呢?

　　从上述两例我们不难看出，无论是中美两军之间开展的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务实合作、积极管控风险等对话沟通，还是中美智库之间开展的“嘴巴官司、肚皮官司”，只消把它们看作中美结构性矛盾延续过程中的“例盘”就好，只需揭露、无需太认真，更无需随鸡起舞，太认真你就输了。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只要是有利于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的、只要是有利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治久安的、只要是有利于中华民族团结复兴的，美帝国就必定如坐针毡、气急败坏，就必定要除之毁之而后快。期望美国的金融-军工寡头资本家幡然悔悟，主动撤销对独台和台独的暗助，转而理解甚至支持中国的国家统一时间表、路线图，帮助中国永久废掉“自由世界遏制红色中国”的所谓“岛链”，让中国海空军自由驰骋，让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基业长青，那注定是荒唐可笑的。中美关系完全有可能在过去不曾有过的全面接触情形下陷入新冷战，也完全有可能在局部甚至较大的局部出现热战，这没有什么好大惊小怪、刻意回避、刻意忌讳、友邦惊诧的。

　　再来看看比美国人更爱美国的“台湾人”的表演。

　　—— 国民党《旺报》报道：“马英九9月2日对于中共自称领导抗战表示遗憾。他强调，历史真相只有一个，抗战是国民政府蒋中正委员长领导全国军民艰苦奋斗的成果。他并呼吁，中国大陆当局如果能公开表示‘八年抗战由国民政府领导、中共参与辅助’，既符合历史，也展现高度，这样才能获海内外华人肯定。”马英九说：“八年抗战不但挽救了‘中华民国’、光复了台湾，也帮助同盟国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近年来，关于‘谁领导抗战’的议题，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长期以来，中共自称领导抗战，共军是‘中流砥柱’，忽视当年国民政府领导全国军民八年抗战的历史与贡献，‘我们感到非常遗憾’。”

　　马英九还说：“抗战胜利60周年的时候，中共曾经把抗战划分为‘正面战场’及‘敌后战场’，肯定国民政府领导正面战场，但强调共军在敌后战场的贡献。事实上，随着大量史料公开，很清楚的可以看到，抗战期间不论正面或敌后，国民政府始终居于领导地位。‘中共曾参与抗战，这一点我们从不否认;但中共并非居于主导地位，而是辅助地位，也是事实。’””7年多来，海峡两岸在‘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基础上，开始了歷史性的和解与合作，深切盼望在两岸交流空前频繁的此刻，大陆当局能够以同样的原则，看待抗战。”

　　—— 台湾省师范大学政治系教授范世平对共产党人的抗战功绩评论，倒是比美国人的0.5%优惠了不少，说“(连战9月1日讲)八年抗战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一人一半的说法，是迎合大陆的，其实客观去讲，国民党应该占了80%，共产党占20%，不管从牺牲人数还是战略上来看，都不应该是各占一半。”

　　—— 张纯如的母亲张莹莹和丈夫张绍进来北京参加93胜利日阅兵前，在蒋政权残余涉外部门的记者会上说，“我父亲是国民党，从小就知道国民党做了什么事情。””抗战是蒋介石领导的，我们是非常清楚的，如果有人说抗战不是国民党打的，我是不会相信的，海外侨胞都是很明瞭的这点，当年蒋夫人到美国国会演讲，而且华侨捐款，一人捐一碗饭的钱，就是要为中国买飞机。””我相信大陆现在也是承认(国民党领导对日抗战)的，向各位媒体报告，2005年会去大陆参加对日抗战胜利60周年活动，是因为胡锦涛在演讲中说了，国民党是正面抗战，共产党是游击战，是两边配合作战的，我们觉得比较安慰。””许多大陆人也承认从前不知道当年历史，到海外才了解。”

　　—— 台湾省中山大学政治经济学系教授兼系主任辛翠玲则说：“习近平这次(与连战的)谈话仍然运用‘框架型’方式，内容除了有原本的‘九二共识’外，又多加了‘和平’、‘国族’、‘抗日’等，......也是有意无意地回应这段期间台湾在课纲或李登辉访日言行等议题。”“中共对‘国族’的诠释，是国共当时是以‘分工’的方式进行抗日。整体表述手法上可用‘单向强硬的善意’来描述，习近平一方面释出善意，但善意是‘单向’的、‘内涵’也是强硬的。”“中共抛出这样的框架，她不知道是如何盘算的，要期待台湾各界对习近平谈话有比较高的接受度，或许还要再一段时间。”“以连战过去担任过‘中华民国副元首’与‘行政院长’等身份，此行并没有做到‘适当表达’与‘不卑不亢’。”

　　辛翠玲认为：“以小事大在于智，谈论历史并不一定要翻旧帐，但连战在表达过去的抗日历史时，有无提升自己的高度?反法西斯与抗战不是只有“中日”之间的问题，若把高度拉出来，从人类的高度看，当时抗战有中国人、台湾人、也牵涉到日本人、欧洲人、美国人等，这些人在那次战争都被影响了。若只用“国族”概念来定义这场战争，难道日本许许多多的一般人都是加害人吗?”“反法西斯的意义在于一般人本来可以好好生活的，却因少数权力竞争者在扩张野心的同时，不自主的包括思想、意识、行动、生活、生命、家庭都被卷入，对于时代历史，整个人类都是伤害。假设今天中国大陆只停留在国族主义，那今天不管是纯从学术角度，或演绎台湾价值，台湾的前副‘元首’出去所代表的价值为何?台湾这几年在民主转型所演绎的东西又是什么呢?连战此行谈话没有提升层次看待这场战争的背后意义与台湾价值，可惜了。”

　　—— 高雄师范大学人力与知识管理研究所教授刘廷扬承认：“另一方面实务地谈，大陆并无同意‘九二共识、一中各表’这件事情。当年苏起说的‘九二共识’就是同属一个中国，至于‘各表’这事是不存在的。”但认为“从胡锦涛之前所谈国民政府主导正面战场，由共产党主导敌后与侧面战场定调后，迄今已经历了很多时间，没再有所着墨。”“习近平要还原历史，现今史料仍多，但经历战争能够访谈的人已凋零不多。”“如果连过去七十年的东西都还隐隐讳讳地不能谈，同时必需坚持共产党为主的一个论调的话，那就失去了拉拢彼此距离，而是让双方认知推移的更远。”同时，“在(选举)这样诡异的氛围之下，就算台湾愿意接受国民政府主导正面战场，而且包含共军也是挂着八路、新四军等两个国民革命军的番号来执行抗日工作，就算愿意承认，以台湾现今的氛围大概也说不出口。这大概是马英九突然强调说，不管敌前敌后，正面或是侧面，都是国民政府所主导的。‘在选举的威胁’之下，就变成必需这样讲，但对史实的还原并无意义。对于两岸走在一起的凝聚与黏着，也没有太大意义。”

　　归纳起来，蒋政权残余势力、蒋遗民的主要逻辑无非是：蒋介石是蒋记中华民国的头头、同盟国中国战区的最高司令官、创建联合国的四大国领袖（不含法国），所以蒋介石就领导了中国抗战、国民党政府就领导了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国民党就是抗战的主力。这种形而上学的逻辑显然是不堪一驳的。别说形式上的中国战区最高司令官在抗战最艰难的时候亲手制造了皖南事变，掀起了反共高潮，亲手下达了严禁共产党抗日武装接受日寇投降、要汉奸伪军“维持治安”的反动命令，甚至在更早的1927-1937年，蒋介石政权和国民党中央军能控制得了了也就是东南一隅，形式上统一的蒋记中华民国不过是军阀割据、各自为政的一盘散沙。而所谓正面战场，不过是自1937年七七事变起到1938年10月广州沦陷为止的一年多时间，从此前的1931年九一八到此后的1945年抗战胜利，国民党军根本谈不上什么正面战场，包括宜昌会战的一大堆所谓“会战”，基本上是战前发誓诅咒、战中闻风而逃、战后谎报吹嘘的一幕幕丑剧(具体史料信息可查阅乌有之乡国民党抗战真相等相关专题)。其夸大邀功的造假丑态，就连国民党的一些高级将领都深以为耻。

　　国民党政府军令部部长徐永昌认为，“全国对抗战心口如一，第八路军的人第一……其余类多口是心非。”(见《徐永昌日记》)而且，“战争中始终看不见国民党的活动”，“许多人仿佛都在说，国民党不成了，共产党快要起来了!”有国民党人甚至 说，“政府改组，最好请毛泽东做行政院长，朱德做军政部长，他们的办法要多些。”(见《陈克文日记》)即便是蒋介石，对国民党的表现也颇为不满，在国防最高会议“痛言，国民党程度低劣，有亡国之罪”(见《翁文灏日记》)。后又在招待留汉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的席上，“斥责数年来党部工作不力，以致我方军队所到之处，不见党部人员或党员之协助或存在”(见《王世杰日记》)。同为美国人的斯诺等国际友人如果活到今天，无疑会嘲讽会薛瑞福们0.5%的谎言。国民党的抗战表现，用网友的一篇嘲讽文章来说就是：《蒋公，鬼子投降都找不到你啊!》

　　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些研究机构和学者呢，在面对蒋遗民有组织为国民党抗战秽史翻案，在处理新阶段涉台统战工作的过程中，在一些立场和表述上暴露了两个主要方面的缺点。一是尸位素餐，手握第一手资料却怠于使用，听任蒋朝遗民反攻倒算。二是息事宁人，主动放弃对历史真相和正确道路的坚持，声称都别纠缠历史问题，把统战工作理解成营造一团和气，宛如小孩子过家家，你好我好大家好。

　　因此，另一种态度，即重温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建立的革命政权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民族独立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形成的一系列正确思想史，开展的一系列革命行动史，建立的一系列革命功勋史，坚决继承和坚定捍卫中国共产党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史观。同时，重新拿起共产党人轻车熟路的思想改造武器，改造我们的对台史学斗争工作，改造蒋政权残余和蒋遗民的反动史观，无疑就是值得称道、应该采取的态度了。

　　捐弃前嫌，不等于泯灭是非。不讲是非，必然自乱阵脚、亲痛仇快。给早期中国革命带来极其严重损失的陈独秀的投降主义，其教训难道还不够惨痛吗?实际上，如果不讲是非，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根本就不可能从小到大、由弱到强，最终推翻三座大山，战胜不可一世的国民党反动派。

　　共产党也不是没有捐弃过前嫌。为了民族大义，左权将军给九死一生的红军将士做工作，在陕北含泪把红五星埋在心里，换上了国民党的青天白日党徽。但彼时的共产党，既团结又斗争，通过斗争求团结，承担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比如，在1935年12月27日《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切中要害地分析了目前政治形势的特点、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等重大问题，批判了党内过去长期存在的狭隘的关门主义和对革命的急性病，指出了蒋介石必然要破坏革命势力的趋势，保证了共产党在新环境中能够具有清醒的头脑，也解决了遵义会议未来得及解决的政治策略问题。比如，在1936年12月28日就蒋介石所谓《对张扬的训词》所发表的《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就明确提到了将在今后的行动表现中，考察蒋氏所应允的“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等六项条件。在1937年5月3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中，特别论述了“我们的领导责任”。同年9月29日，明确提出了《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在与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与国民党中央社、国民党《扫荡报》、《新民报》记者和《上海太原失陷后抗日战争的形式和任务》等大量访谈、文献中，不仅始终坚持反对投降主义，而且明确介绍了电告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要求取消所谓《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的情况，揭露了河北的张荫梧、山东的秦启荣对八路军大搞摩擦，国民党第27集团军受蒋介石密令对新四军制造平江惨案的情况。再比如，在1938年11月5日《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明确指出，“帮助和让步应该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是不对的。以及皖南事变后反击国民党顽固派的系列举措，在1943年10月5日《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中分析了蒋介石国民党可能走的三条路，揭露了国民党假抗战真内战的言行，在1944年10月11日《评蒋介石在双十节的演说》中，揭露了蒋介石铁心打内战，并已排出77万5千人的军队，包围或攻打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游击队的事实。历史早已证明，经得起考验的中国共产党不仅确立了1938年10月14日《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期望的中流砥柱地位，而且圆满完成了1939年12月《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明确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两重任务，推翻了反动的蒋政权，建立了人民的新中国。

　　所以，类似“国共之间不应再该拘泥于各自研究抗战历史这种情况，避免因政治分歧、意识形态之争而在历史问题上纠缠”之言，无疑是似是而非、危害甚大的。如果不对包括抗战史在内的整个国共斗争历史正本清源，搞清楚是非曲直的话，马英九、郝伯村之流的蒋朝遗民就有底气发动思想反攻、历史反攻、舆论反攻，最终否定共产党、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和新中国的合法性。

　　其实，涉台学者中不乏有立场有态度者。比如福建社科院现代台湾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单玉丽在7月17日第二十四届海峡两岸关系学术研讨会上就明确指出，美国因素是长期以来制约两岸关系发展的障碍。但单玉丽提出的未来两岸应该构建一个怎样的合作机制，如何确保合作机制不为台湾政党之争、意识形态之争、民粹思维所绑架;在台湾政党轮替成为常态情形下，两岸如何巩固和发展已有的经济合作关系，如何处理好双方和多边合作的关系等问题，在是非曲直、历史认知不统一之前，实际上都无法在国共两党之间解决，更别说坚持不放弃台独党纲的民进党、深绿日台人了。另外，一些认识较为进步的台籍人士，也发出了声音：

　　—— 自由作家赵兴鹏就以《大陆阅兵台湾角度歪一边》为题投书国民党《旺报》，指出：“美日两国领导人欧巴马、安倍不出席，抨击大陆阅兵是耀武扬威、基于地缘政治上的理由举办，台湾也加入，禁止国人受邀，难道台湾已放弃中国人角色，加入美日结盟抗中?”“台湾角度看大陆阅兵，就像颱风下的邮筒，除连战外，台面上的人物全都歪一边，大陆阅兵根本不是衝着台湾，但上至马英九、郝柏村，下到民进党台独，均往脸上贴金，认为阅兵也是针对台湾，想想看，以目前大陆国力要取台湾有必要阅兵，展示一下肌肉?”

　　“在李登辉不停地将台湾往‘日本祖国论’方向推，出卖台湾，民进党蔡英文可以包容，而连战去大陆参加抗战胜利活动，马竟然不能包容，这是支持马英九选民不解的?”“连战去的理由是‘重视抗战的意义，和习近平见面适当表达抗战的历史意义以及两岸关系的期许。’对于当年国军对抗战的贡献‘不可能不讲’，这又有什么错?”

　　“郝柏村承认没受邀，但却威胁其他国军将领‘你拿中华民国的俸禄就不能去，如果你们站到中共的阅兵台上看阅兵，就应该放弃退休俸。’这是汉贼不两立的延续，然究竟谁是汉、谁是贼?如果这个理由成立，则马英九的《服贸协议》也不必签，我们怎能赚贼的钱?当然，我们认为此时郝龙斌要参选基市立委，在民粹当道的台湾，郝柏村有此看法并不意外，只是个人意见或郝龙斌尷尬处境，将全体退将一锅端，着实令其他退将难以心服。”

　　“马英九又凭什么施压‘国防部’，不让退将去参加大陆庆祝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大阅兵?你连几个反课纲微调的小台独，都怕得要命，何谈捍卫‘中华民国’?大陆高调举行，广邀国际人士参与，台湾够低调了，低调到中山堂本已签约场地出租举办抗战活动，但因柯文哲当选市长，一人决定取消出租场地，让活动办不成，马英九此时的作为在哪里?别讲柯文哲是民选的，难道总统也拿他没办法?双城论坛中共都能让‘中华民国’台北市长就范，纪念抗战，‘中华民国总统’不能让‘中华民国’台北市长就范，能找理由?”

　　“‘中华民国’迄今屹立不摇，真是国民党之功、马英九之力?大家心知肚明，不是对岸‘基础不牢、地动山摇’震慑台独，台湾早已绿化成台湾共和国。台独要消灭‘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形同保护‘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要消灭台独，‘中华民国’形同在保护台独，台湾已退到这步吊诡田地，怎能不让退将痛心疾首?”

　　—— 连旺报的主笔室都忍不住在9月3日评论《马英九何不主动出击》?说“马英九几次三番指称连战不宜参加大陆阅兵，却终究无法阻止他的脚步。不仅如此，马最近也升高了对中共抗战史观的批判力道，完全拥抱两蒋时代的抗战论述，这只是安慰了他的意识形态想像。”

　　“马英九在公开场合讽刺大陆电影将出席开罗会议的蒋介石替换为毛泽东，将引以为批判大陆抗战史观的证据。问题是这样一个极端不合常理的剧情真的会出现吗?就算大陆的抗战论述有问题，大陆真的会完全不顾史实吗?答案显然不是如此，电影《开罗宣言》本身只给了毛泽东几个镜头，而出席开罗会议的当然还是蒋介石，整个电影的主轴其实还是谍战剧情，吊诡的是，一直强调尊重抗战事实的人们，对电影的真实情况已经不那么在意了。”“显然，不论事实真相如何，马和他的支持者们更愿意选择相信基于他们想像得出的结论，因为这才能够让他们感到心理平衡。否则的话，一方面强调自己主导抗战，另一方面却又在台湾将抗战纪念活动安排的极尽低调之能事，如果在看到大陆大张旗鼓的纪念，他们是无法自圆其说的。”

　　—— 还有一种比较“有趣”的观点，则是潘女意蓉9月3日在《旺报》发表的《两岸史话——战斗在青天白日下的解放军》一文，声称“希望透过探讨中共与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关系的来龙去脉，还原一段共产党不敢谈、民进党不愿谈，国民党不知该怎么谈，但又同属于大陆与台湾人民共同过去的史实。”

　　“今年5月4日大陆青年节，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在北京，会晤中国共產党总书记习近平同一天，延安市子长县青年‘国粉’樊振义，穿着购自台湾的国旗装、在中共抗日根据地延安宝塔上，高挂青天白日满地红留影。两天后，樊被延安刑警队带走，直到5月23日获释，当局第一时间的反应，凸显没有足够自信与雅量，面对‘中华民国’国旗，还原对日抗战历史真相。”

　　“红蓝曾经同旗奋斗””中共掌握历史论述权......今天，大陆虽然承认了国民政府在抗战期间领导「正面战场」的贡献，不过依然不愿意面对抗日将士扛着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与军旗，在战场上与侵略者战斗的史实。””然而，抗战期间高举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或者军旗，抵抗轴心国侵略者的中国军队，不是只有蒋中正的中央军，阎锡山的晋绥军、冯玉祥的西北军、刘湘的四川军、龙云的云南军、张发奎的广东军、与李宗仁的广西军等广义的‘国军’而已?”

　　“事实上，自从中共于1937年7月22日发表《共赴国难宣言》，并接受政府改编其部队为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与新编第4军之后，共军弟兄同样是以‘中华民国军人’身分，举着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与日军战斗。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中共在纪念抗战相关活动中，不悬挂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不仅冒犯参战国军官兵，同时也对8路军与新4军老兵及烈士不敬。””其实，中共并没有在日本投降后，立刻停止悬挂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相反地，在内战爆发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国共竞争的，居然是谁更加地捍卫中华民国。所以，至少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于1948年设计出统一的旗帜、军徽、帽徽、与臂章以前，共军部队在战场上，都还是打着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或军旗。可以说是‘战斗在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下的人民解放军’。””抗战期间，中共领导的武装团体，除了有取得国民政府正式番号的8路军与新4军之外，还有眾多由抗日根据地居民，乃至于共军并吞的众多敌后抗日武装改编的地方游击武装、民兵团体存在。””这一些武装势力，同样在后来爆发国共内战中，通通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一部分。在此情况下，说是「战斗在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下的人民解放军」，不仅能够更方便地让所有中共武装，都涵盖在文中讨论范围内，同时也是向1954年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致敬之意。”

　　“在这个被大陆称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阶段中，孙中山基本上采取的是‘联俄容共’政策，甚至允许中国共产党员以个人身分加入中国国民党，并出任党内重要职务。于1924年1月在广州举行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以中央执行委员身分与会的25名代表中，就有谭平山、李大钊与于树德3人为中国共产党人。”“在大量共产党领导干部同时兼为国民党员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在‘联俄容共’期间，基本上也以青天白日旗作为党旗，而没有设计代表自己本身的旗帜。”“在拍摄于1966年，以1926年北伐军与驻华美国海军长江巡逻队的衝突为背景，在基隆、淡水、艋舺龙山寺、大稻埕取景的好莱坞电影《圣保罗号炮艇》中，就出现了以国民革命军第2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李富春为原型的国民党左派将领，率领着高举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的中国军人与老百姓，向美军示威，最后甚至彼此交战的场面。”

　　可见，包括这些思想较为进步的台籍人士在内，台湾社会长期存在的蒋政权的“正统”思维，其错误根源还是出在历史观，出在立场反动、信仰缺失、方法错误的教育上面。那么，如何改造我们的工作，多措并举地对蒋政权残余和蒋遗民进行改造，就成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正视、研究和行动起来的关键所在。

　　三、找回改造战犯年代的气魄和自信，多措并举地改造蒋政权残余和蒋遗民

　　9月4日，国台办发言人就邀请台湾各界人士参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发表讲话时表示：“我们知道两岸同胞对抗战历史的评价等问题还存有分歧，但不应因此影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进程和氛围，面对这些分歧两岸学者可以通过“共享史料、共修史书”的方式加强交流研讨，求同存异，聚同化异，逐步化解分歧。”这个表态的初衷和出发点无疑都是善意的，但我以为，有必要进一步把话说清楚。

　　首先，两岸对历史的评价不仅是说法分歧的问题。不同史观针锋相对背后的症结，实际上在于蒋政权残余和蒋遗民从未经历过共产党倡导和坚持的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正确思想洗礼，在蒋记国民党伪宪法和伪法统的长期洗脑中，形成了完全错误的、扭曲混乱的遗民史观。如今，大陆方面已经到了可以开启全方位对台近代史启蒙、重塑蒋遗民历史观的转折阶段。

　　和历史上的宋遗民、明郑遗民、清遗民一样，改朝换代后的前朝遗民，总有一些入戏过深、难以自拔者，这个无法避免。但与封建时代的遗民不同，蒋朝遗民盘踞孤岛台湾，加之美帝插手，给新政权的消灭、改造工作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所以，才会出现像国民党19全党代表、高雄市考纪会委员孙健萍这样，期待连战此行能向大陆提出“正视国民党主战场地位”、“善待国民党抗战老兵”、要大陆接受“‘中华民国’是两岸资产不是负债”这三个匪夷所思的诉求。对于国民党的抗战真相，自诩民主自由的台湾应该不难看到乌有之乡的相关专题。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善待国民党抗战老兵，话虽好听但不能一概而论，或被共产党消灭、或被国民党抛弃在大陆的国民党抗战老兵，也有不少屠共老兵、反革命老兵，如果眉毛胡子一把抓，那对付过汪伪76号的戴笠，就该成为抗日英雄了，不知孙健萍问过在1933年11月被戴笠暗杀的察绥民众抗日同盟军第二军军长、共产党员吉鸿昌的意见吗?

　　另外，台湾岛上的共产党抗战老兵怎么办?谁来善待他们?他们该不会都被蒋公杀光了吧?国民党还记得他们的孤坟荒冢吗?至于中华民国，蒋遗民总是喜欢偷换概念。如果剔除被北洋军阀弄权的日子，孙文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建立的中华民国尚可算是一个革命的中华民国。但1927年412、715反革命政变之后的蒋记民国，显然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反动政权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革的就是这个反动政权的命。这个反动政权或许是蒋政权残余和蒋遗民的资产，但绝不可能是社会主义新中国和共产党人的资产。所以，孙健萍们期待的“互不否定”，本身就是对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正义事业和历史潮流的否定。

　　更重要的是，孙健萍说“中共一直强调反台独，但大陆‘去中华民国’又担心会有两个中国的疑虑，但此举事实上是加剧一中一‘台’的效果，虽然中共没有这样的目的，确实会有此效果。”“大陆‘去中华民国’目的是在避免台独，但岛内绿营也在‘去中华民国’，绿营的目的也是为了台独。虽然两边目的不一样，但作法一致，‘中华民国’的论述不再或趋弱之时对于钓鱼台与南海主权，相对是不利的。”很显然，孙健萍们无知大陆既反两个中国，也反一中一“台”，不会因为反两个中国“加剧了一中一‘台’”，就必须容忍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也不会因为反一中一“台”“加剧了两个中国”，就必须容忍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拿台独说事，或者拿钓鱼岛和南海主权作诱饵，劝说大陆两害取其轻接受所谓“中华民国”，完全是徒劳的。简言之：大陆既反台独，也反蒋政权残余，同时还要坚定捍卫中国的钓鱼岛和南海主权。

　　30年来单方面的政治期待、经济输血、社会容忍、思想迎合、行动讨好的对台工作方式，不仅膨胀了蒋政权残余自认“正统”、合法的心态言行，也在台式地摊选举的过程中变相助长了明独暗独、急独缓独势力的同步坐大。大陆曾经寄希望于台湾当局，但如今我们看得更清楚了，国民党和蒋政权残余是没有希望的。随着台独势力当权，大陆也曾寄希望于台湾人民，但现如今我们同样看得很清楚，脱胎于日本殖民地且延续了蒋记民国白色恐怖之后的台湾社会，早已没有正确思想和理论存在的社会土壤。无论是军事演习，还是反分裂国家法，都没能遏制住国民党永久分裂的企图、民进党和平台独的企图。9月4日，刚回到台北的连战幕僚张荣恭转述，连战坚持前往北京参加大陆抗战纪念活动有四项考虑，分别是和平理念、民族层次、全球视野及历史高度，但就这四点包容性很强的理由，都难以得到台湾社会和国民党内的多数支持;新党青年委员会委员王炳忠公开坚持两岸统一立场、反对骑墙、反对国民党的历史虚无主义和台独，但这样的年轻人反倒是少数，而妄言用爱发电的太阳花学运废青倒成了新一代的主流。这种根本分歧不解决，两岸关系怎么和平发展？哪里还谈得上什么氛围？

　　可见，蒋记国民党和台湾社会都是靠不住的。在民进党坐大、国民党无能、蒋遗民无知的现实面前，既然统一是阳谋、现状拖不得，那就不妨一边保持强大的政治军事经济压力，一边主动作为，用共产党倡导和坚持的科学理论，多措并举、现身说法、潜移默化，比如说大大方方组织感兴趣的台湾人士参观共产党的红色遗迹，参观国民党息烽集中营、上饶集中营、白公馆渣滓洞集中营，重走长征路，参观井冈山、瑞金、遵义、延安、西柏坡等红色景点，参观华东华南华北东北的敌后战场纪念地，用事实和理论攻心，下大气力争取和引导更多像王炳忠这样的台湾青年，才能在黑白颠倒、因果错乱、是非不分的蒋遗民思想城墙上打开缺口，为改造和重塑蒋遗民历史观的后续部队建立起巩固的滩头阵地。

　　其次，坦率地说，在大是大非的历史原则问题上，是不可能求同存异，也做不到求同化异的。大陆方面只有摆事实讲道理，在团结中斗争，在斗争中团结，才能瓦解和改造敌人，孤立和击败顽固分子，赢得最大范围内的支持者和同盟军。什么是大是大非的历史原则问题?个人认为至少包括了如何正确评价改朝换代的合理性、合法性与必然性这个问题。五千年中华文明史，自进入阶级社会后，历朝历代的此兴彼落无一不有其内在规律和历史必然。辛亥革命推翻满清后百舸争流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年幼的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合作、革命主导权、武装斗争、与共产国际关系等许多原则问题上，也曾经软弱过、退缩过、妥协过、一厢情愿过，但每一次，都几乎葬送自己、葬送革命。只有从根本上正确解决了这些大是大非原则问题，在血与火的斗争中不断丰富和成熟并最终确立的毛泽东思想，才带领着共产党由胜利走向胜利。

　　国共之间的矛盾，是经济基础、阶级基础、群众基础和最终目标根本矛盾的基础上，两条道路、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殊死较量。顽固坚持早已败亡的蒋政权伪法统的国民党，并没有因为基于反台独的九二共识而改变自己的政治基因。挑明了说，马英九、郝伯村们还是念念不忘要反攻大陆、恢复“正统”的。也就是说，如果蒋政权残余和蒋遗民不能正确认识国共斗争史，就不可能正确认识国民党的反动性，就不可能正确认识共产党的先进性，也就不可能真心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性，不可能坦然面对蒋记中华民国覆灭的必然性。而连战先生“和平理念、民族层次、全球视野、历史高度”的四个考虑，也就根本无法在国民党的整体上得以实现，顶多只能成为连战先生等少数人的个人追求罢了。

　　1975年7月，原国民党12兵团司令黄维获得特赦，当他走出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时，出人意料地提出想到河北平山县的西柏坡去看一看。他知道，共产党军队的指挥部设在西柏坡，但他不知道，共产党究竟凭借什么力量用了仅仅4个多月的时间就打垮了国民党100多万军队。自从1948年12月在淮海战场上兵败被俘，这个问题使这个黄埔毕业生困惑了将近27年。在低矮狭小、素墙黑粱的解放军总部作战室里，黄维站了许久许久。走出门来，他不由得仰天长叹：共产党伟大，国民党当败!

　　我们当然不可能把每一个国民党战犯都改造成为共产党员，但新中国对他们在思想认识上的成功改造，包括对侵华日军的战场转化、对日本战犯的成功改造，让他们发自内心地接受了共产党的认识论和价值观，发自内心的净化灵魂、脱胎换骨，这一切，既堪称伟大奇迹，也实在情理之中。今天，我们如果忘记了曾经创造的奇迹，放弃了我们曾经的理论自信，为了照顾蒋遗民的情绪而对大是大非的“异”绕着走，一味妥协退让，一味和稀泥，那么，我们将注定既无法化异，也求同不得。

　　再次，通过“共享史料、共修史书”的方式加强交流研讨的建议是可以采纳的，但还远远不够。大陆方面只有坚定信仰、重拾自信、主动作为，在交流研讨中坚决捍卫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才能牢牢把握交流研究过程中的正确整治方向，才能完成对蒋政权残余和蒋遗民的思想改造、世界观改造，为最终彻底解决台湾问题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也为同步扭转在香港特区的思想混乱局面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

　　国民党《旺报》记者赖廷恒在9月4日的报道文章中就承认，14年抗战的表述，让他感到吃惊，因为台湾史书中的对日抗战只有8年。而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站推出的抗战胜利70周年专题中的抗战小百科，他才知道抗战是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解开序幕，到1945年9月2日日本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而落幕。此外，“还有一些相对起来较为陌生的‘小百科’”，例如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1937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送交国民党，提出发动全民族抗战、实行民主政治、改善人民生活等三项基本要求，重申中共为实现国共合作的四项保证。9月22日，在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这个宣言，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中共合法地位，这些“对台湾学生而言均颇为‘新奇’”。

　　“尤其1937年9月的‘平型关大捷’，八路军115师在山西平型关附近伏击日本军队，‘歼敌一千余人，取得抗日战争后中国军队首场胜利’，更是与一般台湾人‘台儿庄首胜’的认知有所出入。”赖廷恒在文章中，还特意附上了一张新华社提供的历史照片，反映的是百团大战中，八路军攻克涞源县日军据点东团堡后的庆祝场面。看来，这也是赖廷恒们闻所未闻的历史。

　　真相只有一个。就像蒋介石国民党败逃台湾的一路，无论是自称“大捷转进”也好、政府“迁”台也罢，从一开始就是撒谎的一路、粉饰的一路、造假的一路。国民党党史馆至今仍展示着大量的造假材料，所谓的忠烈祠至今仍供奉着大量战犯和反动派。之所以赖廷恒们会不知道上述史实，恰恰是因为承认这些史实有损于蒋委员长和蒋军的形象，有损于蒋记民国的“正统”，有损于蒋记国民党和蒋政权的合法性，所以，必须坚持8年抗战的国民党史观，一旦承认14年抗战就暴露了一夜丢掉东三省的蒋委员长、暴露了被日本入侵10年才对日宣战的蒋记民国，而一旦否认了14年抗战，则可以顺利掩盖围剿红军打内战、签订卖国的何梅协定出卖华北、北平学生的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逼迫家破人亡的东北军西北军陕北剿共、张扬发动西安事变和共产党主导下和平解决及逼蒋抗日等一系列逻辑连贯的史实。在败逃台湾后的白色恐怖和政治高压下，历史亲历者和同时代的人逐渐凋零殆尽，在马英九和郝伯村这些政治化妆师的坚持撒谎下，年轻一代的蒋政权残余和蒋遗民几乎完全丧失了跟历史真相对表的条件。

　　对民进党等台独势力而言，它们是没什么历史需要跟大陆共同研究、共修史书的。而国民党自己的中国时报，也并不看好国民党，该报9月4日的社论说，“如果国民党在明年的选举中大败，国民党破碎化、泡沫化并非危言耸听。”为“避免崩解，国民党需要路线大辩论。”文章说，“国民党的危机首先是领导的危机”。其次是“人才的危机”。“更深重的危机是价值的危机。”“事实上，国民党一直忽略价值重建、思想论述的工程......国民党党员其实思想各异，最大公约数是反台独’或者非台独，但是除此之外，许多重大问题并未得到厘清，党内也从不鼓励、培养辩论的风气和文化。”文章最后开出的药方是：“如果要扭转国民党的价值危机，国民党就应该推动、落实党内的大鸣大放大辩论，让党籍公职和党员广泛表达意见，同时党的领导层则要发挥领导力，一方面促进讨论，一方面要努力寻求共识，重新整合党的价值目标，并在这个基础上谋求真正的团结。”

　　可见，若是没有正确的价值观，没有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而简单的“共享史料、共修史书”，那么不仅完全有可能因蒋政权残余和蒋遗民们提供的“历史真相”而“恍然大悟”，就像看到胡佛图书馆的两蒋日记便以为拿到了历史的标准答案一样，而且完全有可能自以为“终于知道了以前从来不知道的历史真相”，进而像一些怀念蒋记民国的网络大V 一样，以反共反毛为己任，以造谣传谣为己任，以“光复民国”为己任。

　　最后，对于制造并延续了台湾问题的美帝国，我一贯的看法是：中美两国的本质矛盾，决定了台湾问题不可能用和平发展的方式最终解决。“斗而不破”不能只约束中国，而对美国无效。如果所谓的“破”意指热战，那也没什么了不起，如果美国执意谋求鸿门宴，那就不要以为中国招待不起！包括一国两制、和平发展在内等为和平而和平的解决方式，将是成本最大、效益最差、最不利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下下策。唯一能收获的，就是政治家的和平虚名。台湾省树德科技大学和平研究中心主人张蜀诚9月1日受访时认为，“......在主权争议上除非靠武力，否则政治歧见很难消弭、甚至无解的。不如先就双方可以良性发展的点并加以交流扩张，在有良性互动下，制造彼此善意，这可能是消融双方歧见的重要基点。”对此我想说的是，本节中提到的三个建议，才是正确交流的出发点、立足点和归宿的合理选项。否则，大陆只有用武力，才能行使排除蒋政权残余、蒋遗民和台独干扰两岸统一的权利。

　　而就在中国抗战胜利纪念日的同一天，即便本月中国主席就将赴美国事访问，美国也毫不犹豫地坚持在其太平洋战争胜利纪念日活动上摆放蒋政权残余的“青天白日”标志，不但迫使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临时拒绝出席，先到场的中国外交官也全部退场以示抗议。就像乔新生曾经就美国大选评论的：“中国的外交部门不得不担心美国总统大选期间总统候选人出言不逊，不得不经常对美国总统候选人发表的批评中国的言论作出回应。这是一种非常被动的外交策略。它不仅不利于改善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反而有可能会导致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呈现出怪异的发展趋势，中国似乎正在以自己的默默承受和宽宏大量，让越来越多的美国选民意识到，中国的确是一个对美国不友好的国家。”乔新生的对策是：一是必须对美国政客直接发出警告，禁止他们在中国问题上胡说八道。停止以德报怨式的温良恭俭让，用以直报怨的坚决回击，让胡说八道的美国政客为此付出实实在在的代价;二是必须充分发动美国选民，让他们充分意识到美国总统候选人在中国问题上所犯下的严重错误。

　　的确，美国的总统选举实际上是一个“密切联系群众”的政治活动，美国总统候选人不得不奔波在全国各地，为自己争取选票。因此，如同处理对台工作一样，中国同样必须针锋相对，必须重拾自己的群众路线，大走美国的群众路线。必须扑下身子广泛深入美国民间，潜移默化改造美国群众的思想。不能让底层的美国人那么轻易、那么廉价地就成为美国统治阶级不明真相的帮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