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世清：终结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话语权（四十六）——用复杂系统论方法给政府宏观调控定位：评许小年给政府宏观调控“正名”的方法论

许小年：“为了改善宏观调控，有必要澄清三个基本的概念：(1)什么是宏观调控，(2)如何进行宏观调控，(3)宏观调控与改革及民生的关系。目前在媒体上、政策部门甚至学界中，“宏观调控”的含义被随意延伸，概念的混乱几乎到了令人啼笑皆非的地步。”①因此许小年认为必须为宏观调控正名，以澄清“混乱几乎到了令人啼笑皆非地步”的宏观调控的概念。怎样正名？许小年：“谁说央企是宏观调控的工具？这话连凯恩斯也没有说过，经济学上有理论依据吗？②“目标与手段的对应也意味着‘一石一鸟’，即一项政策只能实现一个目标，例如货币政策顾了通胀就顾不上汇率，反之亦然。‘一石一鸟’的原理不仅符合常识，而且有着经济学理论的严格证明，它在代数学中的表述就是一个方程只能解一个未知数，要想确定n个未知数，就必须有n个方程。货币政策怎么可能同时兼顾通胀、汇率、经济增长、股市、房价、民生？土地政策又如何兼顾房价和粮食安全这两个相互矛盾的目标？政策多目标的最可能结果就是一只鸟也打不到。”“确立‘一石一鸟’的原则，有助于理清思路，避免多个政策目标之间的冲突。紧缩银根以防止经济过热，放开土地供应以降低房价，民生问题则主要靠财政补贴解决。由于没有更多的手段，稳定汇率的目标不得不让位于抑制通胀的需要，人民币因此不得不加快升值的步伐。经济政策永远是成本和效益之间的权衡，不存在马儿跑得快而且又不吃草的万全之计。”许小年：“最后，宏观调控还要处理好与改革的关系。一般而言，后者的重要性高于前者，因为改革是宏观经济稳定运行的长远和根本保障。宏观形势可以影响改革的时机，但不能动摇改革的决心，例如不能因通胀抬头就放弃成品油市场化定价的改革，也不能因经济过热就搁置投融资体制的改革。诚如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所强调的，改革开放不能停顿和倒退。”③这里许小年提出给宏观调控正名的标准有三条：1、经济学上有理论依据，而他所指的经济学就是西方经济学，最起码凯恩斯有说过；2、一项政策只能实现一个目标；3、宏观调控以不影响改革的大方向为前提，而他所指的改革的大方向就是逐步摆脱政府任何“干预”也即取消政府宏观调控的经济自由化。而本人认为，许小年给宏观调控“正名”的三条标准均不能成立，原因在于其中蕴涵的思维方式错误。这说明，要给宏观调控“正名”，首先要解决给宏观调控“正名”的方法论问题。

给政府宏观调控“正名”的方法论

给宏观调控“正名”的方法论是什么？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复杂系统工程，所谓给宏观调控正名就是用复杂系统论的方法给政府宏观调控在市场经济复杂系统中合理定位，明确宏观调控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宏观调控的性质、宏观调控的要素、结构与功能。复杂系统论方法就是给宏观调控“正名”的首要方法。

市场经济发展本身是复杂系统工程。社会是一个系统，市场经济社会也是一个系统，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经过商品经济发展到市场经济，不是系统化减弱的过程，而是系统化强化的过程。宏观调控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并非从来就有也非一成不变的。在商品经济早期，宏观调控的作用并不明显；这时自由竞争的作用占主导。这也就是为什么这时期自由主义经济盛行的根本原因。到了市场经济时期，随着经济的主体化、系统化，迫切需要用上层（包括国家、制度、法律、规则）的作用来整合下层，使无序的经济活动有序化，分散的经济活动全息化、规模化，这时宏观调控的作用才逐步占主导。宏观调控必然性的背后，是生产方式的变迁。如果看不到宏观调控必然性背后的生产方式变迁，把宏观调控凝固，是用非历史的方法研究经济制度变迁。这既非规范方法、也非实证方法，无法给宏观调控正名。

通过空间展示的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层次和时间上的不同阶段，由经济社会系统的性质所决定，而经济社会系统的性质，由系统中的各个要素整体共同决定，而不是由某一方面单独决定。因此，同样是商品经济，东方的特别是中国的商品经济处于人身依附关系的四面包围之下，因此本质上属于农业性商品经济；而西方的商品经济则大部分摆脱了人身依附关系而独立发展，因此性质上属于纯商品经济。前者由于整体上受制于人身依附关系，所以随着政治关系的变动而随生随灭，难以发展到工业经济社会；后者则有着相对独立的发展，所以一般比较容易持续地发展到工业经济社会。当然，除了政治关系外，宗教意识形态、地理环境、生活方式、道德风俗习惯等都对能否进入工业经济社会起了较大的作用。可见，决定经济社会的性质是农业还是工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是商品经济一个要素，而是经济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在这里，生产力作为经济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它的标志不等于生产力本身；经济社会系统中的任何一个要素都可以作为生产力的标志（根据系统的协同律、相关律），其中生产工具可以直观地、典型地作为经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标志，但也仅仅是标志而己，而不是生产力本身，更不是决定生产力的根本因素。决定生产力的物的要素和人的要素这两大要素中，人是根本的要素。市场经济是以主体为主导的、主客体统一的系统发展过程，而不是“自由市场”的平面发展过程。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转型的中国市场经济只有放在世界经济的大背景下，才有可能得到准确定位、合理解释与科学重建。中国市场经济是世界经济的“全息元”，是世界各国市场经济的综合，是中西方文化的交融，因而是典型的社会复杂系统，建构中国市场经济是典型的复杂系统工程。市场经济发展本身是复杂系统工程说明，给宏观调控“正名”离不开复杂系统论方法。

建构新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是复杂系统工程。人类经济增长方式从信息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变，市场经济从微观经济向宏观经济发展，也就是从无序经济向有序经济、不规范经济向规范经济、自由经济向法制经济转变的过程。在信息经济时代，信息在经济发展中占主导地位，经济学是实证的；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在经济发展中占主导地位，经济学是规范的。规范经济学要求用知识主导信息，用宏观经济主导微观经济，用对策主导博弈，用对称主导均衡，用人的主体性主导客体性，用人的积极的主动的理性行为来引导、化解不确定性。这是实证经济学向规范经济学转变、政府成为经济主体、宏观调控成为市场经济必然环节的时代背景。知识经济发展观是全球发展观。知识经济带来的全球经济重新洗牌，通过全球金融体制的重新洗牌来实现；全球金融体制的重新洗牌，是全球经济重新洗牌的标志，是全球经济重新洗牌的核心，也是全球经济重新洗牌的主要途径。美元为主导的世界金融体制崩溃、世界多元化经济体系形成，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必然结果。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逻辑前提；世界经济一体化，是经济全球化的现实展开。应该通过金融危机的偶然性，看出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必然性。工业经济时期生产的社会性与占有的私人性之间的不对称引起的经济危机，与知识经济时代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不对称引起的经济危机，无论在量上还是在质上都不可同日而语。在量上，前者的不对称是算术级数，后者的不对称是几何级数；在质上，前者的直接原因是消费不足造成生产与消费结构矛盾，后者的直接原因是过度消费、透支消费造成生产与消费结构失衡。从后果来看，实体与实体的不对称只要几经磨合就可搞定；而泡沫与实体的不对称，由于给社会造成诚信危机、给人造成信用恐惧，不可能短期修复。最可怕的是失去人心；一旦人们对经济前景失去信心，必将引起连锁反应。要重整旗鼓，用老办法只能捉襟见肘；只有另辟蹊径，才有望重振雄风。这期间的困惑，恐怕不是只要政府救市即可轻松度过；只有政府宏观调控的系统工程才能使预期过度造成的主客体的不对称复归对称。建构新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是复杂系统工程说明，给宏观调控“正名”离不开复杂系统论方法。

市场化改革是复杂系统工程。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把社会系统从不对称到对称的转化落实到实处，在宏观上靠的就是转型；转型：从生存创业到生态创业的转型，从工业经济到知识经济的转型，从一元到多元的转型，从规模到超速的转型，从外延到内涵的转型，从封闭到开放的转型，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从价格到价值的转型……不但传统社会主义国家要转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要转型。转型并非单向、直线的，而是传统社会主义与发达资本主义的双向互补融合。融合是空间时间层次的融合。空间:通过中国来展现世界。时间:通过现在来展现未来。层次:通过特殊来展现一般。中国经济就是通过空间时间层次的转型与融合实现建构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扬弃，这种市场体制转型是积极的而非消极的，是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两大制度融合的必然结果，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综合了两大体制的优点。真正的社会主义经济就是市场经济，真正的市场经济就是社会主义经济。这个融合是持续不断的过程。中国的改革开放发展，是对称的系统工程；这个系统工程，既是历史也是逻辑，既是过程也是结果，既是层次也是结构；是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人类实践模式、经济发展模式、经济增长方式、人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转变的“全息元”。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系统工程，将使中国率先建成完善的市场经济国家。建构完善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双向运动的对称过程：一方面是有序化、共性化、法制化，另一方面是无序化、个性化、自由化；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既全球化又区域化。社会的调节机制越来越简单：从超经济强制（暴力、战争、人身依附关系、计划安排）到市场，从人治经法治到法制,市场从价格机制到价值机制。许小年认为只有自由化、无政府主义才符合改革的目标，政府强化宏观调控背离了改革方向的论断没有历史的与逻辑的依据，只是一种预设前提或把结论当前提的范式偏见。市场化改革是复杂系统工程说明，给宏观调控“正名”离不开复杂系统论方法。

既然复杂系统论是宏观调控“正名”的首要方法，那么给政府宏观调控正名要求整体论、全息论即“一石多鸟”、“多石一鸟”相互渗透，“月映万川”一切即一、一即一切的思维方式，而不是还原论的“一石一鸟”、“一个方程只能解一个未知数”的线性思维方式。只要运用整体论、全息论的思维方式，就可以理解：加强政府宏观调控、把政府宏观调控看成系统工程与市场化改革的目标不但不矛盾，而且是内在统一的。政府宏观调控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宏观调控的性质、宏观调控的要素、结构与功能必须放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的背景条件下来把握，政府宏观调控的“正名”必须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逻辑与中国经济学发展的逻辑、经济对称发展的逻辑与经济人性发展的逻辑、中国发展的逻辑与人类社会发展的逻辑的碰撞、扬弃与融合的结果，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哲学发展的逻辑结论。这就是宏观调控正名的实践依据与理论依据，其中也包括经济学的理论依据，因为经济学的发展如果离开了人类文明的整体发展将什么都不是，成何“理论依据”。

政府宏观调控的“正名”不但不以凯恩斯主义为理论依据，而且政府宏观调控和凯恩斯主义有本质区别。作为系统工程的政府宏观调控同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的本质区别在于：理论基础不同：国家干预主义的理论基础是价格经济学，政府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是价值经济学。经济基础不同：国家干预主义的经济基础是私有化，政府宏观调控的经济基础是共有制。运用手段不同：国家干预主义热衷运用货币手段，政府宏观调控侧重运用财政手段。调节目标不同：国家干预主义的调节目标是均衡，具有反周期性质；政府宏观调控的调节目标是对称，具有可持续发展性质。调节过程不同：国家干预主义的调节是非常态，具有即时性；政府宏观调控的调节过程是常态，具有稳定性。社会定位不同：国家干预是宏观经济微观化，宏观调控是国家对国民经济的调整与控制，是国家利用立法、司法、行政、经济的手段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方向进行引导、结构进行调整、以保证国民经济有序可持续发展的职能。宏观调控既是微观经济范畴，也是宏观经济范畴；是使国家经济生活与政治生活得以联接的纽带。宏观调控是一个系统工程，宏观调控的主体——国家是系统，宏观调控的客体——国民经济是系统，宏观调控的主客体的结合过程是系统的运动过程。以上不同决定了二者的概念不同：一个叫国家干预，一个叫宏观调控。“调控”是积极的，“干预”是消极的。把政府“调控”定位于“干预”，正好像把“对策”定位于“博弈”一样，错误的结论已经包含在前提之中。对政府宏观调控的定位错误，是引起“要不要”政府宏观调控的争论的根源。把政府宏观调控定位于消极的“干预”，由于本质上不能解决经济失衡问题，所以只好走向另一个极端，只能取消政府宏观调控。而另一方面，经济周期波动又似乎确实离不开政府的力量；在特定条件下，政府“干预”又确实能起到一定的作用，这时宏观经济学又占了上风，凯恩斯主义与自由主义相互交替，说明政策“折腾”、政策危机的根源在于把政府的经济职能定位于“干预”而不是经济职能本身。必须把政府“干预”上升为政府宏观调控，而不是否定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

经过“正名”的政府宏观调控不但不同于凯恩斯主义的“干预”，而且也不同于欧美的“救市”。信奉自由资本主义的美国政府在这次次贷危机中直接介入微观经济、用7000亿美元救市的行为，与其说是政府宏观调控还不如说是把政府降为微观经济主体，既违背市场经济原则也同所谓“向社会主义靠拢”根本不沾边；与其说是解决金融危机，还不如说是抱薪救火，用纳税人的钱为投机分子买单。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和作用本来就不应该体现在救市上。所谓“救市”，就是由于投机造成的股市、房市泡沫破灭，造成投机者利益受损，要政府出来买单扶持。在美国这样的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长期以来，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一直不能、也无必要区分投机与投资二者的本质区别，任由投机泛滥；那些投机者利用金融全球化的机会和他们娴熟的投机技巧，利用金融创新工具，大搞金融投机。赢了是自己的，输了让别人买单，从而形成了无限制的、越吹越大的金融泡沫。如果泡沫小，他们可以运筹帷幄、胜券在握、得心应手、手到擒来；如果泡沫大到失控的程度，一旦泡沫破灭，他们才发现，在拖别人下水的同时，也连累自己整个国家的信用和国际地位，有可能危及自己整个国家经济体系的基础。这时国家政府不得不出来为投机者擦屁股。这是自由资本主义完全自由市场发展的必然恶果，政府救市只是事后补救，以挽救国家经济体系不致崩溃而不得不采取的应急措施，与正常的国家调控有本质的区别。但这客观上揭示了市场经济政府宏观调控的必然性，因此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破产。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本来一开始就不应该让投机泛滥。而且事实上就我们国家目前的投机规模来讲，投机形成的泡沫即使破灭，也不至于到了威胁国家经济安全、造成国民经济崩溃的地步。这时如果股市下跌房市下降就要求政府出面“救市”，简直是开市场经济的国际玩笑。真正属于政府宏观调控范畴的“救市”，是从根本入手：1、重新定位中国股市、房市，杜绝任何投机行为，并规范配置措施。股市和房市本来就不是投机、圈钱的平台；投机者通过股市和房市圈钱，只是市场经济的异化。填补投机者亏空的所谓“救市”、“托市”，只能是慢慢失去诱惑力的钓饵；可以一时起作用，不能常久起作用。目前的股市、房市冷暖是老百姓觉悟程度的晴雨表，而不是经济状况的晴雨表，也不是企业经营状况的晴雨表。所有对于股市、房市的预测都只是一种炒作手段，对于大多数人没有、也不应该有任何实际“参考”价值，中国政府没必要随风起舞。2、提供政策资源，扶持创业工程，疏通民间再生型直接投融资渠道与游资通道，改变游资与投资渠道不对称状态，根除股市、房市投机、圈钱赖以滋生的金融土壤。3、大量发行国债。在农村土地收归国有、清除农村基本建设产权瓶颈的前提下，大力投资农村基本建设包括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知识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各级公路、信息高速公路、农村城镇化建设。由国债投资的“新农村”建设，其收益通过项目直接收益、调整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比例来保证。这些国债可以由银行、保险公司、社保基金认购，也可以由民间认购。大量发行国债搞基本建设，不但本身即可解决大量游资出路问题，而且可以创造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为民间创业工程顺利开展、吸纳大量游资提供以小搏大的杠杆。国际金融峰会与其动员各国政府帮助美国政府救市买单，远不如让各国领导一起研究制定国际金融新规则、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进行国际范围的“宏观调控”。

既然政府宏观调控的“正名”不以凯恩斯主义为理论依据，那么给政府宏观调控“正名”的理论依据、通过对政府宏观调控正名把政府宏观调控定位为系统工程的理论依据是什么？

把政府宏观调控定位为系统工程的理论依据问题，首先是经济学范式问题。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能否统一、怎样统一的问题，是经济学范式、以及经济学范式后面的哲学范式的问题。无论是西方新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抑或马克思的经济学，决非在旧的范式中进行“补丁”或采用某种数学模型就可以使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得到统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更完善、更先进的市场经济，政府宏观调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环节，必须有比西方现代经济学更先进的经济学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府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使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真正得以有机统一的，是对称经济学范式；对称经济学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统一的理论依据，也是宏观调控的理论依据。经过扬弃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对称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是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产生不同的语境，不同的语境决定同一个名词会有不同的内涵，使之成为不同的概念。比如“市场化”、“国家调节”、“宏观调控”、“市场经济”、“自由市场”，等等，如果不能把它们放在不同的范式语境中定义，而是望文生义，就难以完整把握对称经济学，难以准确把握对称经济学同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本质区别、政府宏观调控同国家干预主义的本质区别，难以正确把握宏观调控正名的理论依据，难以正确把握把政府宏观调控定位为系统工程的理论依据，也就难以真正对宏观调控正名。而许小年的所谓“对宏观调控正名”，实质是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范式框架中“对宏观调控正名”，这样的正名只对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范式语境有效，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参照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对称经济学范式语境无效。

市场经济是复杂系统；对称经济学，就是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通过对称的视角、五度空间观与复杂系统论的视野，建立起来的对称的、整体的、系统的、主体性与科学性相统一的市场经济学。对称经济学，既是特殊的经济学，也是一般的、人类的经济学。一般的、人类的经济学，应该成为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理论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相统一的理论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府宏观调控的方法论基础、给政府宏观调控正名的理论依据。对称哲学与对称经济学范式通过对称的视角、五度空间观与复杂系统论的视野，来定位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关系，为政府宏观调控提供方法论依据。

对称的视角，就是与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本质不同的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对称的视角。对称，就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对称。发展方式转型与制度转型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对称的过程。社会主义的经济系统是资本主义经济系统从不对称转向对称的必然结果。如果说资本主义（包括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宏观经济落后于微观经济，因而不足以实现对微观经济的有效调控，那么传统社会主义则是用宏观经济来否定微观经济，造成对微观经济的过度控制。只有对二者的扬弃才是全面的真理——科学社会主义就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对称。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区别开来的最本质特征，不是系统中的某一个要素，而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对称。改革就是变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不对称为对称。

五度空间观的视野，就是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的视野。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传统马克思主义等政治经济学的时代背景是工业经济，对称经济学的时代背景是知识经济。知识经济带来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使经济发展的五度空间属性得以充分展示。经济全球化是空间概念，经济一体化是层次概念。一体化意味着本原化、高层化、稳定化。全球化是一体化的基础，一体化催化全球化。根据五度空间方法论，知识经济是知识与经济的重新洗牌，改革是时空层次相对称的五度空间的模式；层次、时间、空间可以相互转化；知识的重新洗牌带动经济的重新洗牌，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落后国家可以通过经济与政治的转型使自己后来居上，但这种后来居上是以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终点为起点，而不是重走西方国家走过的老路。因此中国的市场经济不以西方的市场经济为模本，中国市场经济要不要宏观调控、怎样调控不以西方的市场经济为模本，也不以西方的经济学为理论依据。西方经济学之所以解释不了中国经济，是因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转型经济的发展是典型的五度空间的，只有用五度空间的思维方式才能与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现实相对称。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所取得的成功，是知识经济时代全球化经济背景下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是知识经济、转型经济、智慧经济、融合经济、回归经济、共有经济、时间经济、空间经济、层次经济、再生经济等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统一；含政府宏观调控在内的中国模式——通过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建构完善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是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离开五度空间观的视野无法理解这个过程。

复杂系统论的视野，就是市场经济有序与无序、不确定性与确定性相统一的视野。社会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经过商品经济发展到市场经济，社会越来越具有量子场特征。但市场经济的量子化过程与市场经济的系统化过程是双向同步过程，市场量子论并未否认市场系统论，正好像量子论并未否认系统论与牛顿力学一样。市场经济是一个量子场不是否定了市场经济社会是一个系统，而是促使社会系统由简单系统转变为复杂系统，促使系统论与量子力学结合。系统论与量子力学相结合的结果，是使系统论演变为复杂系统论——由只有有序结构一个层面组成的简单系统论，发展成有序与无序两个层面组成的复杂系统论；使量子力学演变为系统论量子力学——在无序中寻找有序、把无序整合成有序、把非系统提升为系统的系统论量子力学。量子力学与市场经济学在科学性上有着惊人的一致性：都是复杂性科学，都是在无序中包含着有序。区别在于：前者的有序无序关系是自然的，后者是人为的，人可以通过自觉活动，化无序为有序、以有序去整合无序。对称，本身就是蕴含在量子力学、复杂科学中的根本方法论原则。所以妄想用经典力学的思维方式去定位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相互关系，切割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是方法与对象的不对称。由于市场经济的量子力学特征，所以市场经济学的是什么、为什么与怎么样是统一的，实证性与规范性是统一的，真善美是统一的；是什么通过为什么、怎么样表现出来，操作性是其内在环节。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不可分离，政府宏观调控是市场经济的内在环节。

对称哲学、五度空间观与复杂系统论，就是政府宏观调控的方法论；对称经济学，就是政府宏观调控的理论依据。根据上述政府宏观调控的方法论与理论依据，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我们可以给“宏观调控”下这样一个定义：政府宏观调控是以政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通过行政手段与经济手段，实现以经济主体为主导、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对称关系为核心、经济结构平衡、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行为。由于行政手段包括制度设计与政策安排，经济手段包括财政投融资与货币手段，且行政手段与经济手段相互交叉，所以政府宏观调控是系统工程。政府宏观调控是完善的市场经济的必要组成部分。在对称经济学范式框架中给政府宏观调控作这样的“正名”，是我们对宏观调控具体内容“正名”的前提。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80万字），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