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世清：终结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话语权（四十五）——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靠什么：评李稻葵的中国发展战略与模式(二)

李稻葵：“解决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从国内的角度看，中国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现阶段面临的基本矛盾是高储蓄率导致的日益增长的生产能力与相对不足的国内需求（尤其是最终消费需求）之间存在差距。根据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这一矛盾将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因为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家庭的储蓄率比较难以在短期内下降，中国的资金供给面相对仍非常充足；而且，多年形成的、由地方政府主导的大规模投资的基本格局也难以改变，毕竟，就业压力在上升，国内人口结构相对还比较年轻，不大规模投资，经济难以发展，就业压力也难以化解。如何解决产能增长与需求不足这一基本矛盾？过去十几年来，我们依赖的是国外市场，而金融危机的爆发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一思路。……答案只能是在内需上做文章。要提高内需，靠最终消费自然是最佳的方案，但是，最终消费需求毕竟是由上亿家庭和机构分别独立作出的，有深刻的社会、文化根基，制度变迁难以在中短期内改变国民的消费观念，政策推动更是乏力。比较现实的方案就是，以投资推动内需的上升，而且其前提是，投资推动内需的同时不能带来新的产能扩张。怎么办？答案非常明晰，那就是必须投资于现有的生产能力，即对现有产能进行更新改造，既让投资不转换为新的净生产能力，又能消化一部分储蓄，带动内需的上升。换言之，现有的产能是资本的存量，投资是流量，根据以上的分析，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方向，必然是在保障生产能力不剧烈上升的前提下，让投资这一流量上升。那就是，一方面要增加投资，另一方面要淘汰旧的产能。绿色产能革命，其本质就是这样的过程。”⒇李稻葵认为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产能增长与需求不足”这一基本矛盾靠的是既要增加投资以保持高增长、高就业率，又要使生产能力不会剧烈上升，以和国内低消费市场保持平衡。李稻葵把这种模式称为“绿色产能革命”，即把增加的投资全部投到淘汰旧的产能上面。李稻葵这种建立在一般均衡论基础上的“绿色产能革命”是一种消极的平衡观，其本质仍然是一种“经济过热论”，只不过比一般的“经济过热论”多了一个解套的方案——“绿色产能革命”，但这个方案在理论上和他后面的要“增加总供给”的提法相悖，在实践中则会陷入“滞涨”的悖境，所以不能作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

首先，我国经济发展的“产能增长与需求不足”这一基本矛盾本身并不成立，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根本不是什么“产能增长与需求不足”。从直接现实性上看，我国确实存在着“产能增长与消费不足”矛盾，但“产能增长与消费不足”和“产能增长与需求不足”不是一回事。这两者的区别很重要。“需求”是主观范畴，“消费”是客观范畴。消费不足，既有可能是“需求”不足引起，也有可能是需求很强烈，但不敢消费造成。如果是前者，“产能增长与需求不足”这一矛盾的假说有可能成立；如果是后者，“产能增长与需求不足”就是一个假命题。实事求是讲，中国目前“产能增长与需求不足”只是假象，“产能增长与消费不足”才是真相，并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拖了经济发展的后腿。问题的关键，造成消费不足的根本原因是不敢消费而不是没有需求。“内需不足”，根本原因是人们的消费预期危机。所谓消费预期危机就是广大民众长期有效消费能力评估值低下，普遍、长期不敢消费、自我抑制消费需求，造成消费市场低迷、制约经济发展。有效收入预期与物价预期都会严重影响人们的消费预期，消费预期会严重影响人的消费水平并进而影响经济发展。而造成广大民众长期有效消费能力评估值低下的根本原因，仍然在于人民的有效收入低下的预期。提高人民的有效收入预期的根本途径，在于转变出口导向型与外贸依赖型、劳动密集型与资源密集型经济增长方式，完善经济发展模式，提高产业结构与产品附加值，逐步提高工资水平，停止教育、医疗、住房、公共品产业化政策，扩大政府对社会公共品的开支，扶持创业，建立健全公平分配与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健全法治。把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定位于“产能增长与需求不足”，解决矛盾的途径定位于增加投资的同时降低生产能力，是削足适履，舍本求末。

 

生产资料投资     长线

           投资                   

 

基             消费资料投资     短线

本                        生产资料投资需求

结

构                                                长期

关            投资需求

系

                          消费资料投资需求

需求

                               潜在需求：消费预期

 

消费需求                            短期

                               现实需求：消费

投资—需求—消费关系模型Ⅱ

那么，我国经济发展的真正的基本矛盾是什么？我国经济发展的真正的基本矛盾是投资与需求的矛盾。从逻辑上看，投资与需求的矛盾是比产能与需求的矛盾更深层次的矛盾；从现实上看，投资与需求的矛盾不一定都会形成产能与需求的矛盾——只有GDP经济学才会把投资和形成直接产能划等号，发展经济学中的投资有着比形成直接产能更广泛的视野。消费需求只是需求的一个环节。如果说，投资和消费可以从量上平衡，投资和需求则只能从质上对称。在质上对称的前提下，投资只能越多越好，越快越好。消费需求拉动投资需求，需求拉动供给，供给推动消费，消费推动需求，是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基本结构。发展中国家更应该把投资需求的满足放在消费前面。为了使知识经济时期需求和投资这一基本的结构关系对称，政府不但必须用内需导向型来代替出口导向型，而且要用知识密集型来替代劳动密集型，用幸福目标来代替GDP目标。如果说投资为主导与消费为主导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那么投资主导与需求主导则是内在的统一。需求首先是主体对客体的需求，其次是客体对客体的需求。需求未满足就是不对称，对称，就是需求的满足。符合发展经济学对称要求——社会可持续发展要求的投资，永远不会形成产能与需求的矛盾，只有建立在一般均衡论基础上的投资，才会形成产能与需求的矛盾。

其次，产能既有消费品的产能，也有生产资料的产能；既有生产消费品的生产资料的产能，也有生产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的产能。把产能狭隘地理解成消费品产能是片面的。淘汰旧的产能必然是用新的产能来代替，这照样会使生产能力上升，只不过这里的生产能力是生产新的产能——生产资料产能的能力，而不是生产消费品的能力。生产新的产能属于基本建设的范畴；投资任何基本建设都会产生既要增加投资以保持高增长、高就业率，又要使生产消费品能力不会剧烈上升的结果。这与其说是投资生产能力问题，还不如说是投资方向问题；与其说是所谓的“绿色产能革命”，还不如说是把投资方向定位于基本建设投资，而所谓的“绿色产能革命”即能源革命完全可以纳入基本建设的范畴。这与其说是所谓“绿色产能革命”，还不如说是产业结构的设计——产业结构必须根据对称经济学原理来设计，对称经济学的主客体对称原理是对一般均衡论包括马克思两大部类生产理论的扬弃。

                            知识经营    

                                      资本经营

               主导产业：知识运营     资产经营

                                      产品经营

                                     新材料合成     法制建设 社会

                                                    教育科研 保障

                                                    医疗养老 体制

                                                    新农村建设

                                       保障性粮食生产

                                       交通

                            能源与信息输送    主导

推动    支柱产业：基本建设    基础设施建设 水利

                            绿化

                                  集约化

土地 综合化

生态化

                                         能源开发            可再生开发

基础产业：高速路建设

 

国民经济基本产业结构：主导产业、支柱产业、基础产业及相互关系模型

根据上面投资、需求、消费关系模型Ⅰ和Ⅱ（Ⅰ见第12章），我们可以看出，要解决投资与需求这一我国经济发展基本矛盾，不是靠什么既增加投资又不增加生产能力的“绿色产能革命”，而是符合知识经济时代要求的产业观和结构设计。在全球性金融危机条件下，与其搜肠刮肚研究中国尚存那些优势产业，还不如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对产业结构与产业关系作一番整体梳理。通过梳理偶然，借以认清必然，树立符合时代要求、符合中国国情、符合科学发展观的产业观和发展观。产业观，就是通过产业政策体现出来的产业结构观。产业观的后面是发展观。不同的产业结构与产业政策，体现了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什么样的增长方式，有什么样的产业结构与产业政策；什么样的产业结构与产业政策，体现了什么样的增长方式。不同的基础产业、支柱产业与主导产业的构成与相互关系的背后，是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与不同的经济发展结果。这是我们考察什么是中国经济的基本矛盾、确定解决中国经济的基本矛盾的方式、方法、途径的前提。在对称经济学看来，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是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

要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必须以知识运营为主导产业。知识运营是知识经济时代的经济增长方式，通过知识对其他生产要素的渗透和整合，使知识在生产系统中占主导，使知识产业成为其他产业的先导与主导，使人类由一次创业转变为二次创业，使人类社会发展成为可持续发展。知识运营就是用知识运营带动资本运营、用资本运营带动资产运营、用资产运营带动产品运营、用产业结构升级带动产品更新换代的经济增长方式，就是使知识产业成为其他产业的龙头产业的经营模式。知识运营的实质，是使第五次产业革命形成的信息产业、第六次产业革命形成的知识产业同传统产业之间从分离走向以知识产业为中心的统一。只有知识产业的龙头化，才不但使新的知识产业同传统产业走向统一，而且使传统产业走向统一。知识是传统产业统一的桥梁和纽带。而只有知识产业龙头化，才使这种桥梁和纽带现实地渗透到传统产业的各个领域中，使它们各自得以升华和超越。对于工业上落后的国家来讲，这种统一使它们可能不再重复那些污染工业、高耗能工业和剥削性经济，借助知识文明尽快直接达到工业文明的繁荣，使之后来居上——既保持回归自然的特色，又享受工业文明。知识运营就是用高层的经营活动统驭低层的经营活动，就是以知识产业为龙头，以对人类第一次创业的成果——传统产业——按生态原则重塑改造为途径，以人与环境的协同为基础，以人类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归宿。主导产业上升和以知识运营为主导产业，体现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移、经济发展模式的转轨和经济学范式的转换。必然性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偶然性为必然性开辟道路。如果说全球性金融危机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既是危机也是机遇，中国是被金融危机逼出来的大国崛起，那么就是促成了中国率先实现这样的转移、转轨与转换。通过这样的转移、转轨与转换，使中国积极、主动地以优势地位参与全球性金融危机带来的全球经济的重新洗牌，为中国经济后来居上创造了有利条件。国内以知识运营为主导产业既实现了产业结构提升、产品附加值提高，为国内工资提升、国内消费能力提高奠定了经济基础，又不增加直接消费品生产能力，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的途径之一。

要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必须以基本建设为支柱产业。知识经济时代的基本建设概念和工业经济时代的基本建设概念有不同的内涵和外延。工业经济时代的基本建设指的是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知识经济使社会经济化、经济社会化，基本建设是指社会的基础设施建设，除了包括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外，法制建设、教育科研、医疗养老、新农村建设、绿色环保工程（其中当然也包括李稻葵的“产能革命”）都属于基本建设的范畴。把这样的基本建设作为支柱产业，都可以在增加投资需求、增加投资、增加消费的同时，不增加直接消费品生产能力。把这样的基本建设作为支柱产业同样会大幅度增加GDP，不但大幅提高当年GDP，而且为GDP的可持续提高打下基础。传统的房地产业由于在增加投资需求、增加投资的同时，也增加直接消费品生产能力，所以很容易造成生产与消费的失衡而形成泡沫。所以房地产只是GDP总量的短期增长点，由于不是国民经济的支柱性增长点，所以不是GDP总量的长期增长点。各地之所以把房地产业作为地方经济支柱产业，是由于房地产是各地GDP短期增长的支柱产业：可以通过开发房地产出卖土地资源，出卖土地可以便捷地、多快好省地增加GDP总量；房子是中国人传统观念中最大的生活必需品，如再通过“土地不可再生”因而“房价只升不降”这一符合人的直观的神话的炒作，可以快速大量地聚集资金，快速增长GDP总量；房地产业低技术含量、高资金流动的特点，可以为大小官员们权力寻租提供最大的空间。所以房地产是短期GDP总量的支柱产业、各地政府政绩的支柱产业、各级官员追名逐利的支柱产业，但决不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就整个国民经济来讲，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法制建设、教育体系、医疗体系、新农村建设、绿色环保工程基本建设，交通、水利、绿化、能源与信息输送、保障性粮食生产、土地集约化综合化生态化可再生开发，能源开发、新材料合成等才是支柱产业。“房地产”的要害在“房”不在“地”, “房地产开发”的要害在于用房产开发带动地产开发而不是地产开发带动房产开发，造成权力垄断、权力寻租与两极分化，并由此造成土地开发的异化。把房地产定位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是舍本求末，与基本建设的要求背道而驰。一旦高速铁路、高速公路、信息高速公路高度发达，人们完全可以在家里办公，由此完全可以把房子盖在远郊山上，享受空气清新、鸟语花香、亭台楼阁、花前月下、夜夜闻啼鸟、春眠不觉晓、幽静浪漫的田园诗般的生活。所以把房地产业作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是一个错误的战略决策。就整个国民经济来讲，应该是基本建设引导房地产，而不是房地产引导基本建设；正好像应该用地产引导房产，而不是房产引导地产。土地集约化综合化生态化可再生开发属于基础设施建设，是基本建设的组成部分，也可以算是一种支柱产业，但房产开发只能算是一种一般的产品经营，和汽车、玩具生产经营无本质不同，不能算是支柱产业。现实上作为房地产业组成部分的地产业由于受房地产商利润驱动而失去土地集约化综合化生态化可再生开发功能，而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基础设施建设，因而也不能算是支柱产业。以房地产业为支柱产业、宏观经济微观化的结果，就是助长投机、形成泡沫、构成周期，影响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是以基本建设为支柱产业还是以房地产为支柱产业不仅仅是概念之争，而是体现了产业链之间逻辑的与历史的关系，也体现了不同的发展战略。如果以城市化为发展战略，就必须以房地产为支柱；如果以“反城市化”为发展战略，就必须以基本建设为支柱产业。城市化是与工业化相伴随的发展战略，与后工业时代的发展要求似乎不大对称。把房地产作为优先考虑的龙头项目，试图以此来带动GDP的增长，是货币经济学而非发展经济学的产物。房地产导向是宏观经济微观化的产物，理论基础是配置经济学；基本建设导向是加强宏观调控的结果，理论基础是再生经济学。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是对不同产业政策及其背后的不同经济学范式的检验；一旦把基本建设作为支柱产业，多少钱都可以放进去，何来流动性过剩？一方面陷入所谓“流动性过剩”的困境，另方面大叫“经济过热”要急刹车，是一个悖论。此悖论通过宏观调控不力、决策失误、结构失衡而转变为“滞胀”的悖境。走出“滞胀”这个悖境，不是靠什么既增加投资又不增加生产能力的“产能革命”，而是投资基本建设；通过投资基本建设，既能增加投资，又能延缓直接消费品生产能力，同时扩大就业、提高消费信心指数与扩大消费，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的途径之二。

要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必须把高速路发展作为基础产业。如果说，基本建设是支柱产业，那么基本建设中的高速路建设是基础产业——支柱产业与基础产业本来不是两张皮，基础产业也是支柱产业的组成部分。人类社会的发展，本来就是从农村到城市，又从城市到农村，从城市化到反城市化的过程。反城市化不是返朴归真，而是人类社会的否定之否定，是历史发展的螺旋式。因此，发展高速路——高速铁路、高速公路、信息高速公路是缩小城市与农村、东部与西部、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差距的根本途径，是开发中国时间、空间、知识资源的根本途径。城市农村化与农村城镇化是双向互动的过程，把这双向互动统一起来的中介是高速路，因此高速铁路、高速公路、信息高速公路建设是我国的基础产业、支柱产业与枢纽产业。就高速路对我国经济的全方位牵动作用来讲，用我国的巨额外汇储备来进口几百条京津那样的高速路并由此牵动城乡互动、经济全方位发展，根本不可能造成所谓“过热”。进口高速路的外汇有倍增放大的作用；除了进口必要的技术与设备以外，其他的可由国内自行解决，这又可以形成产业链延伸，大量解决就业与内需问题。必须把高速路建设提高到“反城市化”与二次创业的高度来定位，把高速铁路、高速公路、信息高速公路逐步延伸到乡村、西部、人口稀少的荒凉地区，而不是仅仅局限在人口稠密的京津、京沪这样的城际之间。可以说，高速路修到哪，土地、矿产等资源就开发到哪。高速路是二次创业的基础，是使农村城市化、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基础，是支柱产业、主导产业的基础，是国民经济的基础。高速路建设既能增加投资，又能为增加其他基本建设投资和创业投资提供基础设施，同时扩大就业、可持续提高消费信心指数与扩大消费，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的途径之三。

要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必须以政府财政投融资为主导。李稻葵：“根据以上的陈述，财政开支必须坚持三个原则：财政开支应该是民生性、福利型而不是生产性的，财政开支不应与民争利，不应带来挤出效应，而应该有带动其他社会开支的效应。财政开支的方向应该是消费型而不是生产性的，消费型的投资是提升国民消费的重要举措，而不是增加过剩生产能力。财政开支的方向应该是促进社会和谐，为将来社会的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如节能减排、环境治理、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等，而不是生产性的，更不应该是政府自身开支的盲目扩大。当然，适当提高公务员的工资，促进公务员廉洁自律，也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总之，中国经济的转型需要公共财政理念的转型，中国的公共财政需要由现金流平衡转向资产负债表平衡，应该为促进社会和谐和提高居民消费率而服务，应该为人民币国际化和成熟资本市场的建立而服务。在目前的条件下，适当提高中央财政的赤字和债务比重是应该的，也是能做到的，这一公共财政理念的转变值得大力提倡。”（21）这一段话可以看成是李稻葵对西方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中所谓“服务型政府”的经典描述，同时也是他的“绿色产能革命”思路的逻辑延伸。如果按照李稻葵的财政开支模式，上面的国民经济产业结构模式根本无法建立起来。同时，李稻葵的上述“公共财政理念”是把政府的生产性经济职能、财政投融资和公共财政对立起来。全球性金融危机说明，政府是市场的内在环节，政府公共财政包括财政投融资是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必要组成部分，属于政府宏观调控范畴的财政投融资包括生产性财政投融资主导产业结构平衡是建构合理的国民经济产业结构的必要环节，是避免虚拟经济演变为虚幻经济的必要实体经济保证，是用长线投资拉动短线投资、扶持中小企业创业、扶持国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的必要基础，是解决失业、消费不足问题的有效途径，也是打破民间垄断、保证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充分竞争的必要措施。要使市场经济体制真正建立并使之健康发展，必须强化而不是弱化政府的经济职能包括生产性职能，建构生产性为主的财政投融资体制。但政府生产性经济职能包括财政投融资不是政府部门赚钱职能；财政投融资的政策制定的过程不是政府同公众、民间企业博弈的过程,而是因势利导、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过程。财政投融资形成的国有企业应该是国家宏观调控的手段，是国家建立幸福经济的基石，对整个社会市场经济起价值导向作用。如果说，私有企业采用效率标准，国有企业应该采取效益标准。如果说，私有企业用利润定义效益，那么国有企业应用价值定义效益。如果只讲财政投融资与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那么必将出现政府和国有企业与民争利，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演变为权贵资本主义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所以在强化政府经济职能的同时还必须强调政府的服务职能，但也不能因为强调政府的服务职能而否定政府的经济职能包括财政投融资等生产性经济职能。能把政府经济职能包括生产性经济职能与政府服务职能统一起来的只有法制——完善的法制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要的组成部分。如果没有法制，即使财政开支的方向是消费型而不是生产性的也同样会带来权力腐败和与民争利；但只要把政府行为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政府经济职能包括生产性经济职能就是政府服务职能的组成部分，强化政府经济职能与建设服务型政府二者就可以得到统一。以政府行为法制化为中介，强化政府经济职能与建设服务型政府不是对立的，而是对称的。所以，避免公共财政与民争利与其说像李稻葵设计的限制中国公共财政的职能范围，把财政投融资和公共财政对立起来，还不如把中国的财政投融资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把中国的公共财政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本身属于基本建设范畴。以政府财政投融资为主导是通过宏观调控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的必要保证。

                                环保

                                交通         

产业化      能源

 房地产

政府投资

的基本建设

 

                                 医保：人的身体素质基本建设

 

                    非产业化     社保：人的社会素质基本建设

 

                                 教育：人的知识素质基本建设

政府经济职能模型Ⅰ

 

要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必须以人民为经济发展的主体，以人民的幸福为经济发展的目标。李稻葵：“不夸张地讲，中国经济过去三十年所取得的成就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奇迹，是一个落后的穷国在人类历史前所未有地迅速进入轨道的最佳实践。过去三十年中国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不仅远远突破了中国百姓自己的预期，而且事实上也远远超过了西方人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民众几代人甚至十代人所经历的生活水平的提高。”（22）我不知李稻葵得出这个结论的依据是什么？擅长数据分析的西方经济学家，不知得出这个结论的数据是什么？是依据GDP增速推论，还是名义工资增长，抑或购买力平价计算？可以说，过去三十年来中国人民的名义收入是增加了，但有效收入并没有同比增加，在很大程度上还下降了。特别是人民的幸福感并未提高。即使名义工资本身的增长速度也远远低于其他处于同样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国家的水平。据统计资料显示，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平均工资增长速度追上美国用了30年，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也高速增长了30多年，平均工资却只有美国的10%不到。这根本上是由于，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是以极低工资和不可再生性资源的浪费来维持低附加值出口产品竞争力的，靠这样的“竞次”出口导向型战略积累起来的外汇又拿去购买美国国债，由于没有相应的商品供应国内市场，与几万亿美元外汇对冲的人民币演变成国内的通货膨胀，低工资加通货膨胀造成国内市场萎缩，只好又把GDP增长的希望寄托在出口导向型经济，从而形成恶性循环。作为这种恶性循环的结果，就是国内产业结构难以升级，产品附加值难以提升，实际工资水平难以提高，GDP与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产业结构水平、产品附加值水平、资源可再生能力反比增长。名义工资不等于实际工资，实际工资不等于有效收入，财富增加不等于生活水平提高。根据幸福经济学原理，只有幸福指数提高才能称之为生活水平提高。一定的财富是幸福的必备条件，但财富无论多少都不是幸福的充分条件。只追求财富不可能给人幸福，追求幸福需要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的全面发展二者又互为前提。同时，FDI（外商直接投资）总量占中国GDP的比重已经超过了40%，资本的贪婪本性决定了它的行为方式就是把财富带走，留给中国的就是相当数量的低工资就业人员和日益枯竭的不可再生资源、污染的环境；也就是说，由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这部分GDP增长和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几乎无关。因此，GDP不但在质上，而且在量上都不能与人民的生活水平划等号。笼统地根据GDP增速就推出“中国经济过去三十年所取得的成就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奇迹”，又根据这个“奇迹”推出“一个落后的穷国在人类历史前所未有地迅速进入轨道的最佳实践。过去三十年中国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不仅远远突破了中国百姓自己的预期，而且事实上也远远超过了西方人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民众几代人甚至十代人所经历的生活水平的提高”的结论，既无数据分析也无逻辑分析，是武断的和不负责任的。经济分析的参照系是GDP增长还是人民的幸福，可以决定对同一经济现象的经济分析的不同结论，也可以决定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的方向。以人民为经济发展的主体，以人民的幸福为经济发展的目标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的前提。

要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必须以国内市场与国内直接投融资为中心。李稻葵：“对于今天的中国经济而言，总需求膨胀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我们今天还遇到了一个新的问题，这个新问题可以概括为总供给冲击，即经济中的大部分生产者都遇到了由于各种因素引发的成本上升的压力，而这些成本上升的压力又导致了社会上大部分生产者生产意愿下降的现实。用经济学术语来讲，就是宏观经济中总供给曲线的回缩，即在同样的出厂价格下，生产者愿意提供的产品数量下降了。这种总供给曲线收缩所带来的后果，既可以是供给下降带来的价格上涨（通货膨胀）或者整体经济活动的萎缩，当然也可能是两者的结合……也就是公众话语体系下的‘滞涨’。”（p188）李稻葵接下来用劳动用工成本的上升、国际市场上原材料和大宗商品价格的不断上涨、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的压力、企业税负成本的上升等几个方面，说明“在以上这一系列成本上升的情况下，总供给曲线无疑是在回缩。企业减产、停产、破产的例子越来越多”。（23）且不说李稻葵这里的“总供给冲击”、“总供给曲线的回缩”、“总需求膨胀”和同一本书中“现阶段面临的基本矛盾是高储蓄率导致的日益增长的生产能力与相对不足的国内需求（尤其是最终消费需求）之间存在差距”之间的自相矛盾，他对“总供给曲线的回缩”及其导致“滞涨”的因果关系的分析本身也是牵强附会的。事实证明：真正的“需求定律”是需求决定价格的定律，总体上是需求决定价格而不是价格决定需求，任何时候产品成本整体上涨的结果是整体价格上涨，整体价格上涨的结果是把上升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而不是“总供给曲线的回缩”。认为价格上涨会造成“总供给曲线的回缩”是西方价格经济学对“需求定律”的曲解——价格会决定需求，价格上涨造成需求萎缩，需求萎缩又反过来造成“总供给曲线的回缩”。这样理解的“需求定律”已经被实际情况所证伪，只是价格经济学为了掩盖自己的范式缺陷而不承认。真正造成“总供给曲线的回缩”并因而引起通货膨胀的，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和外汇的单项流出，把产品运到国外，对冲人民币留给国内。企业开工不足的最直接原因，不是什么成本上涨，而是外贸依存度奇高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一旦国际金融危机造成国外订单减少，企业只好关门。间接投融资为主的资本运营方式也是企业开工时断时续的重要原因，一旦银行紧缩银根资金链断裂，企业只好停工。李稻葵的所谓“滞涨”，就是生产和消费的悖境；而只要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利润最大化原则搬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理论上出现生产和消费不兼容的悖论、实践上出现生产和消费不兼容的悖境是必然的。在目前国内企业的创新能力差、产业结构层次低、产品附加值小的情况下，靠极力压低工人工资来维持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是竭泽而渔，自断国内市场的后路，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国外市场，从而造成恶性循环。当经济增长方式的发展客观上要求建立直接投融资为主体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而社会金融体制仍然以间接投融资为主时，社会大量游资不能转变成投资和消费的有效需求而必然转变成投机和无序运动，并演变为周期性金融危机，必然产生李稻葵上面所描述的投资和需求、生产和消费脱节的悖境。什么叫泡沫？不正常的溢价本身就是泡沫。股价溢价上市，股市投机比重高于投资；股市泡沫是盘剥中小投资者的陷阱，是大企业圈钱的渠道，是两极分化的平台，照样蕴含金融危机。这说明直接投融资中，创业投融资必须占主导。所以，在大量游资存在的今天，政府应该适时地引导创业投融资，而不是鼓励股市投融资，也不是鼓励高消费。利用直接融资这一融资现代化手段，可以解决一方面企业资金紧张、开工不足，另一方面社会又有大量游资急于寻找出路；一方面高通胀，另一方面高储蓄；一方面高通胀高储蓄，另一方面劳动者高失业高闲置；一方面有事没人干，另一方面有人没事干；一方面银行储蓄资金膨胀，另一方面紧缩银根的“二律背反”即经济悖境，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发展生产力这一现代企业制度的根本目标；同时可以通过增量改革促存量结构调整，用新建股份制企业带动现有企业的股份制建设。在目前国内经济整体发展水平、社会整体发展水平、人民整体生活水平不高的基础上，鼓励消费甚至鼓励浪费，自以为是地把消费需求看成是经济发展的动力，鼓励高消费、超前消费，闹出“买房就是爱国”、“消费就是爱国”、“月光族是民族英雄”等笑话，甚至推出鼓励超前消费的消费信货，是釜底抽薪。目前必须把鼓励高储蓄和鼓励扶持国内创业型投资统一起来；在不断提高人民有效收入水平与有效收入预期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消费水平，扩大国内市场，用国内市场来扶持本国企业的竞争力，形成良性循环。以人为本不是口号，而是任何产业结构设计中最根本的环节。以人为本，以知识运营为主导产业、以基本建设为支柱产业、以高速路发展为基础产业，就是全球性金融危机条件下中国的产业模式与发展战略——不是以某个产业为优势产业，而是以整个产业结构为优势产业。它不仅是优势产业，而且是产业优势；它不仅可以使中国经济抵御全球性金融危机，而且可以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投资与需求这一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使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外向型经济和间接投融资主导的金融体制是产生和激化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的根源，以国内市场与国内直接投融资为中心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的必要基础。

                                          观念

         破除“官本位”的社会价值体系     舆论     人才价值取向

                                          行政

                     投资

         财政投融资

                     融资

 

                     法律环境

政府     创业环境    政策环境

扶持                 产业导向

创业

工程     创业培训

                          投资银行

         社会直接投融资   创业板

                          银行小额贷款

         社会保障制度

 

政府经济职能模型Ⅱ

通货膨胀的根源与治理通胀的根本

李稻葵：“我们认为，当前中国的通货膨胀，是一种非典型性通货膨胀，即它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出现的成本推动型的、发源于局部产品同时又是部分地从国际原材料和粮食价格输入的通货膨胀。这种非典型性通货膨胀将于未来十年内持续地存在中国经济中。传统意义上的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指的是由于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政府主导的投资性活动失控所导致的、产品市场相对短缺而引起的通货膨胀。”（24）李稻葵的成本推动型和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论源于一般均衡论基础上的总需求与总供给理论，总需求与总供给理论源于简单商品经济时期，那个时候产品与需求结构简单，消费者对特定产品的需求刚性强，产品与需求结构失衡、某一主要产品供不应求或成本上涨就有可能造成物价上涨。当今时代产品多样化、产品可替代性强，很难想像某个产品、构成生产成本的诸多要素中某个生产要素价格上涨，就会推动产品价格的整体上涨。如果说某个要素成本真的能推动产品价格总体上涨，那只能是经济学家 “成本推动型”上涨理论形成的通胀预期造成的，而不是成本本身推动的。当今社会通胀的根源只能是GDP增长方式造成的配置型经济、泡沫经济。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应对通货膨胀？李稻葵：“货币政策适宜中性，汇率政策应当灵活 我们认为，传统的紧缩性货币政策不见得是最佳应对方式。这类政策强调提高利息率、控制银行信贷，可以避免由于长期真实利率过低导致资金大量由银行储蓄流向消费（小部分）、投资品（大部分）的局面。但必须看到，紧缩性货币政策往往对生产成本上升的企业有血上加霜的作用，它会提高企业的生产成本，并传递到产品市场，无助于将成本上升的压力消化在企业内部。因此，面向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不应该采用过分紧缩的货币政策，而应该转向中性（顶多为中间偏紧）的货币政策。更重要的是，面对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可以采用灵活的汇率政策，适当加快人民币升值的步伐，适当的人民币升值（如以每年5%—6%的速度）首先可以降低进口原材料的成本，从而减少成本上升的压力。同时，这样的汇率政策也可以减少企业的出口（包括农产品出口），促进产品（包括农产品）的进口，化解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应对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压力的另一个重要政策是，有针对性地鼓励投资，对于原材料依赖型行业和农业，政府可以使用适当的补贴性政策，政府补贴的一个来源可以是国家投资公司从对国外原材料企业的股权投资中所获得的收益。……总之，新一轮通货膨胀已经到来，这一轮通货膨胀的成因不是全面的需求高涨，而是成本推动，应对这样的通货膨胀压力，中国需要需求新的对策，其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更加灵活的汇率政策。”（25）“总之，中国经济的转型需要改革财政理念的转型，中国的公共财政需要由现金流平衡转向资产负债表平衡，应该为促进社会和谐和提高居民消费率而服务，应该为人民币的国际化和成熟资本市场的建立而服务。”（26）对通货膨胀的因果分析决定了应对通货膨胀的对策，而这两者都取决于分析者所属的经济学范式。西方经济学范式以一般均衡论为理论基础，一般均衡理论是过时的理论，使之无法找到当今时代通货膨胀的真正原因；西方经济学无法容纳真正的宏观调控，使之无法从真正的宏观调控中找到应对通货膨胀的方案。李稻葵从一般均衡论的总需求、总供给概念出发，把新一轮的通货膨胀归因于所谓的成本推动型，而不是从经济增长方式上找原因，可以说是舍本求末；他拟从货币中性、汇率灵活、人民币升值、政府补贴企业进口原材料成本方面控制通胀，把政府公共财政转型由现金流平衡转向资产负债表平衡“为促进社会和谐和提高居民消费率而服务”，“为人民币的国际化和成熟资本市场的建立服务”，而不是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引导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可以说是本末倒置。在政府宏观调控中，控制货币总量、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对称的两个轮子，是控制通货膨胀、保证经济对称发展、可持续发展的轮子。财政政策同所谓的货币政策的作用属于此消彼长的关系，但资本流动性大小同财政政策作用大小的关系，则要看经济发展模式与经济学范式。在配置经济与配置经济学中，资本流动性同财政政策的作用成反比关系；在再生经济学中，资本流动性同财政政策的作用成正比关系。本国货币是增值有利还是贬值有利，也取决于经济模式与经济学范式。在配置经济与配置经济学范式看来，本国货币贬值，有利于出口增加、就业增加，因而有利；在再生经济与再生经济学看来，本国货币增值有利增加出口商品的附加值，并促进提高本国商品的技术含量，从而促进产业更新换代和再生能力。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剧，随着直接投融资比重越来越大，创业型直接投融资的比重越来越大，资本流动性越来越大，财政政策的作用也势必越来越大，而所谓货币政策的作用将越来越小。这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同样，各国货币政策有无独立性、汇率能否稳定、资本能否自由流动，以及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与汇率的稳定性、资本的自由流动性能否统一，并非取决于所谓的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作用的大小，而是取决于各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与经济学范式。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资本流动性同各国经济的再生性成正比，配置性成反比。

                                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大

再生型经济与经济学范式

 

                                汇率的稳定性

 

配置型经济与经济学范式

                                资本的流动性            小

 

经济发展模式与金融政策模型

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资本流动性三者之所以得不到统一，是由于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学范式是配置型的。舍本求末乃至本末倒置离开经济基础与经济增长方式谈利率高低汇率浮动货币政策，只能是按下葫芦冒起瓢，其作用是有限的，从长远来看是无效甚至负面的。在配置经济学范式内，无论是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紧缩性还是扩张性，都可以得出截然相反的两种结论，也就是陷于悖论。走出悖论的唯一途径，是用再生经济学代替配置经济学、再生型经济增长方式代替配置型经济增长方式。实际上，在实践中，也不可能按照配置经济学所提供的模式来实行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因为经济活动本身是再生的而不是仅仅是配置的；只能是实践支配理论而不是理论剪裁实践。但配置经济学的模型对经济决策的消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只有再生经济学，才能使经济决策由自发上升到自觉。

在对称经济学看来，既不是实行扩张的货币政策，也不是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而应实行同经济增长速度与水平相对称、使货币逐步增值的对称政策。由于资源是再生的、生产是不断发展的，币值是不断上升的，因此汇率利率也必须浮动；汇率利率浮动的水平与幅度，应该同币值增值的水平与幅度相对称。这是鼓励储蓄、通过鼓励储蓄来鼓励投资、通过鼓励投资来促进生产、促进资源再生与可再生消费的再生型经济发展模式。汇率浮动、利率高低，不是出于权宜之计，不是出于某种政策需要；因为离开了再生之本，任何“货币政策”都是一把双刃剑，都会在实行中陷于悖境。在配置经济学范式内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永远不能自圆其说，根源即在于此。因此，在“货币政策”问题上，只能“无为而治”。政府真正有为的，只能是财政政策。再生是本、配置是末，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关系也是本和末的关系。从历史上看，随着市场的主体化，知识经济逐步取代传统经济，再生经济逐步取代配置经济，财政手段将逐步取代货币手段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宏观调控手段。“干预”把货币政策当做“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手段，宏观调控的货币政策是以不变应万变，这是宏观调控与政府干预在“货币政策”上的本质区别，李稻葵上述用“灵活的”货币政策治理通胀的玩法属于政府“干预”而不属于真正的宏观调控，其长远效果已经被中外实践所否定。

再生经济      财政手段       宏观调控手段

                                的逻辑与历史进程

配置经济    “货币手段”

 

货币交换价值与价值的对称是绝对的，不对称是相对的。实现货币交换价值与价值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低级对称向高级对称转化的源泉与动力，不是 “货币政策”而是财政政策——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促进再生型经济不断发展，货币不断升值，推动币值与价值从低级对称向高级对称发展。在这整个过程中，发展才是硬道理，生产才是硬道理，再生性生产才是硬道理。出口也好、内需也好，都是配置；相对于再生这一硬道理来讲，配置只是“软道理”，软道理服从硬道理。硬道理是纲，软道理是目，纲举目张。而舍本求末，只能形成泡沫经济，陷入经济困境，酿成经济危机。周而复始的经济周期，就是这种舍本求末、本末倒置的结果；而每折腾一次，都要给经济造成极大损害。西方经济学家缪尔达尔虽然看到了货币政策的局限性，看到了货币政策在稳定价格和消除经济周期上的矛盾，但他解决这个矛盾的方法仅仅是通过把预期引入到经济过程的分析中、把均衡看成是动态的均衡是不够的。因为使均衡由静态转变为动态、暂时转变为长久，不是靠“事前”的计划与“ 事后”的计算，也不仅仅是靠储蓄等于投资，而是靠价值的产生、再生与实现。要使币值同价值对称，就要避免掌握货币发行权的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而把“货币手段”看成宏观调控手段之一的“货币政策”论，则恰恰为政府货币发行采取机会主义行为提供了通道。所以，要杜绝政府货币发行机会主义行为，就要拒绝把灵活的“货币手段”作为政府干预手段之一，就要使货币发行法制化。如果说，一定要使“货币手段”成为宏观调控的手段之一，那么它的实现方式，只能通过法律手段，使币值永远保持同价值的对称。在日常运行中，政府通过微调，使币值同价值之间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只要永远保持币值同价值的对称，就会从源头上消除经济不稳定与通货膨胀。从这个意义上，与其说货币是宏观调控的手段，还不如说是宏观调控的内容与对象。币值稳定、稳步上升是经济稳定、根治通胀的牛鼻子；政府要用财政手段来保证币值稳定、根治通胀，而不是用货币手段来填补通胀缺口。

 

 

              国家：行政        执法

 

货币所有权

 

              人民：人大        立法

 

货币发行法制化模型

 

国家拥有货币所有权，政府拥有货币发行权，说明政府宏观调控是完整的市场体制的一环。西方经济学家哈耶克从自由主义逻辑兼容性出发，否定政府货币发行权，结果走上不能自圆其说的不归路。哈耶克的货币中性理论有点接近于对称货币理论，但怎样保持 “货币的中性？”哈耶克开出的药方，是“自行调节”，“国家干预显然是多余的”。这实际上是使“货币中性”成为空中楼阁，中看不中用，理论上正确，实际上不可行。“货币中性”论同自由主义不对称。要使“货币中性”，只能通过政府行政手段和法制手段。通过行政手段实现的“货币中性”，就是币值与价值对称的“货币对称”。“货币对称”是对称的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发展模式的内在环节，也是对称经济学范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积极的财政政策

保持对称                         币值控制     内部平衡

发展的国      稳妥的货币政策                

家经济政策                       价格控制     外部平衡

        开放的产业政策

 

              自由的贸易政策

 

属于宏观调控的政府经济政策模型

保持币值稳定，既不是采用金本位制，也不是采用盯紧美元的办法，而是货币发行量同本国价值增长量相一致的方法。货币发行量同价值挂钩而不是同价格挂钩。把币值同黄金储量、美元、价格挂钩的办法，是把大厦建在沙滩上，不稳定的结论已经包含在不稳定的前提之中。只能以当年的价值为基数，根据新增价值量按同比来增加货币量。

新自由主义把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真正的宏观调控与自由市场看成此消彼长的关系，而不是相辅相成的对称关系，是简单商品经济时期的思路。市场经济是主体化的，政府与企业都是其中的环节，宏观调控与微观活力相辅相成。不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和计划经济不矛盾，而且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之间也不矛盾。市场经济中，有企业的计划，也有国家的计划；二者不但不冲突，而且互为前提；完善的市场经济，就是国家计划与企业计划的对称。传统计划经济与自由主义各走一个极端，共同点就是企业计划与国家计划的不对称，从而造成了计划与市场的不对称。没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不是完善的市场经济，没有自由的市场经济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没有真正的强有力的政府宏观调控，就不能有效控制通胀。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80万字），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