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日本看西方“权钱政治”

通过日本看西方“权钱政治”
钟成
 

 
　　5月11日，日本最大在野党---民主党党首小泽一郎突然宣布辞职。日本舆论普遍认为，小泽下台完全是被金钱丑闻所迫。就在两个月前，小泽的首席秘书大久保隆规因涉嫌非法接受日本大型建设企业西松建设公司巨额政治捐款，被东京地方检察厅逮捕。据检方掌握的情况看，在2003年至2006年的4年间，小泽秘书从西松公司领取了2100万日元的现金，并造假账以规避审查。西松公司还通过其他方式向小泽每年提供2500万日元的捐款，十几年累计达3亿日元。而就在同一时期，小泽家乡岩手县的诸多公共工程几乎被西松公司独家包揽。由于民主党被不少民众认为在经济上较为清廉，而且有望在即将到来的众院大选中取代自民党，实现期待已久的政权更替，因此西松建设案曝光后，在日本社会引发强烈震动，各方的无奈和失望情绪达到新的顶点。

　　“西松建设公司非法政治捐款案”绝非偶然，而是日本“权钱政治”痼疾的再现和延续。

　　日本政治中的权钱交易由来已久，特别是在日本特有的派阀政治催化下呈现愈演愈烈之势。上世纪70年代以后，日本政坛腐败大案不断，以“洛克希德案”和“里库路特案”涉案级别最高，金额和影响最大。

　　1976年，卸任首相田中角荣被指任内曾接受美国洛克希德公司5亿日元贿赂，作为回报，帮助该公司取得全日本航空公司的客机定单。田中角荣、前运输大臣和17位高级官员被捕，田中本人被一审判处四年徒刑。

　　1988年，日本政坛另一个惊天大案“里库路特案”曝光。里库路特公司是一家以提供就职、房地产信息为业务的公司。自1984年至1986年间，该公司将大量原始股以优惠价格出售或变相赠送给政界要人近百人，金额达数十亿日元。自民党几乎所有头面人物涉案，包括首相竹下登、副首相宫泽喜一、前首相中曾根康弘以及自民党主要领导人和各大派阀要员。案发后，竹下登被迫下台，其他涉嫌的12名政客也相继辞职，10多名官员被逮捕起诉。

　　为阻断腐败链条、防止腐败案件频发不止的尴尬局面，日本自上世纪90年代初相继制定和修改了多个法律法规，着重严格政治资金的收受、管理和使用。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朝野阵营依旧弊案连连，显示改革成效不彰，腐败痼疾仍在。就在2007年5月，安倍内阁农林水产大臣、自民党政要松冈利胜涉嫌权钱交易，畏罪悬梁自尽，成为二战后第一个在任期间自杀的内阁大臣。与此同时，涉案企业“绿资源机构”前负责人也坠楼身亡。正是这家企业多年向松冈利胜提供大量政治捐款，并在松冈家乡多个农业项目招标中中标。此次西松建设案则成为日本政治腐败的又一续篇。

　　日本权钱政治频发有着深刻的制度诱因，其中金钱本位的所谓民主选举文化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

　　权钱政治固然与当事人的个人操守有关，但当弊案在战后长时期、在朝野阵营大范围发生，尤其在不断加强政治资金管理的情况下仍然层出不穷时候，人们就不得不作制度层面的思考。

　　梳理日本的权钱交易案件，可看出一个共同特点，即在所谓民主选举的制度条件下，权与钱已经结成盘根错节的命运共生关系。涉案人与其说是为了个人的私欲，不如说是为了维持和扩大权力而贪腐。洛克希德案、里库路特案、西松建设案涉及日本政坛的三个风云人物田中角荣、竹下登和小泽一郎，这三人早年有着师承关系，竹下和小泽都继承了田中的政治风格。1974年，日本政论家立花隆在《文艺春秋》杂志上发表了题为《田中角荣研究---其金脉与人脉》的文章，提出田中角荣的政治就是“金权体制”，以钱养权、以权敛钱。日本国内对田中角荣有不同看法，多认为此人富有政治才干和实干精神，甚至说他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由此可见，田中身陷权钱交易，很大程度上在于世道，在于制度，使其不得不然。

　　日本实行多党竞争的选举制度，政治人物的权力来自于选举。西方民主理论认为，只有通过激烈的竞争性选举，通过政党间的政策辩论与民意选择，才能不断净化和提升执政的品质，选出好的领导人。然而，事实却并非那么简单和理想。以日本为例，其选举表面看以政见为中心，但实际起作用的只有三样东西---“地盘、口碑与钱包”，即围绕人际利益关系和口碑形象展开。乡村和地方选区重前者，都市选区重后者。乡村和地方选区富于传统色彩，重人情世故。参加选举的候选人从父辈、祖辈或是党内前辈手中继承地盘，甚至有人为此甘愿作他人养子或入赘当上门女婿，为占据地盘挖空心思。地盘还需时时经营，参选人以及当选议员平时就要花重金维持人情关系，逢年过节、红白喜事时要向选民送礼表达心意，并调动经济资源，对选民特别是地方豪门、大企业以及有影响的社会政治团体进行各种形式的利益输送。选民在投票意向上主要看候选人与自己的交情以及为自己谋利的能力。都市选区情况有所不同，选民多无特定的支持政党和支持对象，投票主要看候选人的形象。因此，参选者需要在一个较短时间内集中曝光，以提高知名度。对于一个不知名的新人而言，资金实力决定其媒体曝光率，进而影响当选率。无论是在乡村地方选区，还是在都市选区，选举都需要耗费巨额资金。据统计，在日本竞选国会议员的花费至少在1亿日元以上。

　　钱从何而来?国家有少量补贴，但主要靠个人筹措。涉世不深的新人须投靠派阀或资深政客，获得资助。田中角荣当年在政坛呼风唤雨，掌控自民党最大派阀“田中派”，靠的就是提供政治资金的超强能力。深谙政界潜规则的《读卖新闻》社长渡边恒雄曾在回忆录中披露：“为当政治家，就得从大佬那儿拿钱。等自己也具备敛财能力之后，再分给下面的追随者，培植势力。在当今的日本政界，这是铁律。虽然这是导致政治腐败的原因，但不这么干的人绝对成不了老大”。

　　老大们的资金又从何而来呢?主要靠“政官财铁三角”运作，即政客、官僚与财界的结构性利益关系。政客的政治资金大部分来自于财界，即企业通过政治捐款换取政客的特殊关照，由其授意行政官僚为企业打开方便之门。近年来，迫于舆论压力，日本加大了对财界捐款的约束，禁止企业直接向政客个人捐款，但不禁止向政党支部捐款。为规避法律限制，企业常用的手法一是捐款时隐藏企业身份，二是把钱捐给政客指定的多个政党支部。同时，政客纷纷通过增设政党支部等手段争取多渠道“化缘”。这些支部表面上是为深入基层、了解民情而设，但实际上多半是敛财的合法工具。这种改革的结果是政治捐款伪装名目，化整为零，越来越不透明。西松建设案就是这方面的典型。西松公司捐款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通过子公司“松荣不动产”等捐给小泽一郎领导的“民主党岩手县第4区总支部”；二是以西松公司职员及家属名义成立两个挂名的政治团体“新政治问题研究会”和“未来产业研究会”，再通过这两个团体向小泽的政治资金团体“陆山会”和民主党在岩手县的两个支部捐款。

　　总之，选举是要花钱的，大把烧钱的选举迫使政治人物大把捞钱。法律限制、规范政治捐款的初衷是好的，但却没有堵住问题的源头。只要政客需要钱，只要企业需要政客为其“代言”，制定有利企业谋利的政策，各种形式的政治捐款就会源源不断而来，并随着形势发展而花样翻新，障人耳目，最终构成政治腐败的温床。而这些在政界彼此心照不宣的怪现象，只有在朝野对立加剧的特定政治条件下才可能曝光。从此意义上讲，西松建设政治捐款案所揭开的日本政治腐败黑幕只不过是冰山之一角。

　　西方民主美名掩盖下的权钱政治扰乱了政治社会秩序，使人民的利益日趋边缘化。

　　权钱政治谋取政客与企业的私利，危害国家与社会的公益，进而腐蚀政党政权，扰乱世道人心。

　　权钱政治加剧政党恶斗。以日本为例，目前国会众、参两院分别由朝野阵营把持，自民、民主两大政党势如水火。在这一格局下，双方围绕腐败弊案相互指责、相互揭丑，使案件本身的真相和根源难以澄清。西松建设案发后，民主党为图反击和减轻对自身负面影响，甚至公开质疑司法独立，抨击自民党与检察当局暗中勾结，办案对象、时机、方式上包藏祸心，目的是借助国家机器对民主党和小泽本人进行政治迫害，维持摇摇欲坠的政权。

　　权钱政治导致价值错位。尽管小泽一郎明显涉嫌经济丑闻，但日本民众中同情者不在少数。据社会调查显示，60％的受众认为西松建设案可能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政治权谋。不少同情民主党的学者也提出，揭弊案固然需要，但政党更替涉及国家大计，因此应服从大局，不揭为妙。这些都反映出，政党分立导致民众的分化和价值的错位，使社会对于腐败的是非判断变得模糊。

　　权钱政治致使政策延宕。面临全球化挑战，日本各界一致认为国家处于继明治维新、二战战败后的历史性变革期，需要划时代的改革。目标固然高瞻，但国家政治生活却未见相应的行动。舆论的焦点、政治的课题每每被丑闻、弊案转移，政党越来越倾向于在政治资金问题上作秀、向民众施以小恩小惠等短期行为，制度改革的契机被虚耗。

　　权钱政治带来政治冷漠。多个社会调查显示，日本民众对政治的信心不断下降。每次选举投票率往往低于60％。换句话说，日本首相只是在不到30％的选民支持下上台，这使得本来被认为公平、公正的选举成了走过场，而“少数服从多数”这一西方民主的最基本原则也就成了一句空话。许多民众说，原以为自民党不行了，民主党可以取而代之，多为民众做好事，结果天下乌鸦一般黑。日本有识之士更感慨，政治议题在社会生活中不断萎缩，使得国家难以凝聚共识，应对挑战，推动大的改革和进步。

　　从日本半个多世纪实行西方民主政治的具体实践不难看出，西方的所谓民主不仅没有达到其原来标榜的理想和初衷，而且正在日益蜕化为权钱交易的大舞台。

　　权钱政治扭曲了政界与商界、权力与经济、政党与民众的关系。多党制的竞争性选举标榜以政策为中心，结果却堕落为以金钱为中心；标榜代表人民的意志，结果却代表资本的意志；标榜有益国家的长远发展，结果却充斥着作秀、卖名、买票、黑金等各种丑恶行为；标榜提升民主的品质，结果却造成国家政治生活的不稳定。

　　要解决权钱政治问题，不仅要从钱的流向上加强监管、控制，更重要的是始终着眼人民群众的长远和根本利益，确立全面、公正、和谐的权力形成机制，做到权力来自最广大的人民，服务于最广大的人民，而不是靠金钱操纵、分化民意，搞拉帮结派、结党营私，否则最终被愚弄、受伤害的只能是普通百姓，最终牺牲的只能是国家的整体利益和长远战略。▲（作者是北京国际问题学者。）                
 

从陈水扁到卢武：财阀恰恰在民主化进程中如鱼得水 
 
新闻中心-中国网 作者：李磊

5月23日上午，因涉嫌受贿正接受调查的韩国前总统卢武铉在其距韩国首府首尔东南约450公里的老家金海市峰下村附近登山时坠山身亡。韩国官方披露，卢武铉是自杀身亡，他死前给家人留下了简短遗书。

从台湾前领导人陈水扁的锒铛入狱到韩国前总统卢武铉的突然自杀，亚洲地区民主转型过程中的腐败问题，再次深刻暴露了出来。不论如何，台湾地区与韩国，在亚洲，算两个经济、政治等各方面发展比较“先进”的区域了。但是，为何两个地方的政治领袖却一直走不出腐败梦魇呢？

按照亨廷顿的民主观点，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时期的第三世界国家实现现代民主的过程中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一旦公权力实现比较开放的竞争之后，对权力自身实行有效的监督，往往就成了最为棘手的问题。恰如一部比较出名的电影《黑金》中所演，作为一种异化的社会力量，台湾的派系或者黑道在民主化进程中发生了畸变，通过各种方式的渗透与转换之后，它们与通过正式选举出来而拥有民意基础的政治权力获得者们互相勾结，进而联合成了一个具有错综网络的霸权式统治怪胎。

而在韩国，则是几个具有相当影响力的财阀严重控制了政治选举。不错，在一个标榜自由、民主的国家或地区，媒体的开放度是得到有效保证的。这恰如《黑金》中所表达的，媒体从前到后都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但事实往往是，媒体的实际监督作用与权力体系内部的立法监督与司法监督在两个地方的民主化进程中都相当微弱，根本没有能够有效遏制上述联盟的霸权统治。

韩国的社会经济结构中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这个国家的企业财阀经常性地向政党乃至政府提供相当不菲的政治献金。民主化逐渐完善的阶段，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由于政府始终主导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所以依然呈现出相当不正常的关系。政企之间的利益互相协助与输送的关系严重败坏了韩国的民主形象。

并且，按照公共选择理论的奠基者、美国学者曼瑟·奥尔森的联盟理论，如此垄断联盟的最大恶果是，政治与经济精英们通过互相的勾连必然阻碍经济的进一步改革，因为既得利益根本没有动力去进行改革。可以说，韩国财阀的弊端已经积累到了相当的程度，改革的成本随着时日的增加而严重影响了改革的进程，进而严重影响了韩国经济的自由化步伐。

另一方面财阀恰恰在民主化进程中如鱼得水，并且民主化本身带来的自由宽松环境(从而把经济权力转化为政治权力)，形成了与政治力量抗衡的另一支力量。市场化本应有的公平公开关系，被完全扭曲为互相勾结、互相利用的分利关系，严重阻挡了韩国朝更进一步民主化转型的可能性。根据现有报道，卢武铉的自杀，可能正是在早先的时候，其直系亲属私下接受某些财团的大笔政治献金所致。

相对于韩国的财阀政治来说，台湾在民主化过程中黑金政治的负面作用更加明显。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台湾的威权体制被汹涌的民主化运动逐渐瓦解后，台湾在权力体系上并没有形成完善的现代民主体制所具有的制约与平衡。恰恰相反，台湾的威权体制逐渐被一种更为隐蔽的黑金政治体系所取代。黑恶势力通过不断洗钱来漂白自己的身份，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利用手里的金钱收买相关政府官员，或者帮助竞选人选举，从而渗透进权力体系之中。

另一方面，1949年之后，国民党按照以前在大陆的统治经验，在台湾积极培养乡绅，从而通过恩赐手段把手中的政治权力分割给底层。不错，适当的地方自治往往能有效冲抵政治权力的无边扩张性所带来的专制可能性，但这种刻意扶持地方势力的做法带来的一个严重后果，必然是地方派系的成长。而这种派系政治的错综生长，往往让政治权力的分割与制衡，不是按照现代民主政治理性的逻辑发展，相反，台湾这种错综复杂的派系与特有的黑帮政治形态结合在一起，在某种程度上主导了一种畸形化的民主政治模式。

选举资金就成了韩国腐败的一个直接动因

2009年5月23日 11:49

腐败令历届总统难于善终

1987年韩国实现了政治民主化，是年总统大选，第一次和平地实行了政权更替。屹今已历四届总统。每一任总统上台无不信誓旦旦，向国民承诺铲除腐败，但结果历届总统无一善终，不得不就各种丑闻低着头向国民谢罪道歉。军人出身总统的全斗焕、卢泰愚如此，政治人物当选的总统也如此:以上任伊始便号召政界开展反腐败的“净手运动”深得民心的金泳三总统最后因儿子腐败丢尽颜面；民主运动时期的斗士金大中总统上任后，推行南北和解的“阳光政策”和沉着应付金融危机使韩国经济重振赢得了国民的高度支持，但他共12名亲属涉嫌腐败，三个儿子均锒铛入狱，令他英名毁于一旦；以“改革、道德性、国民参与政府”口号为标榜，被称作“平民总统”的卢武铉上任刚满一年，近日就遭到国会弹劾，停止行使总统职权。卢一条主要罪状也是其多名亲信收受黑钱搞腐败，总统选举时收受了企业非法资金，从而引发了目前的韩国政坛地震。韩国最有影响的《朝鲜日报》刊登了一幅讽刺政商勾结题为“根深蒂固“的漫画，旁边的文字写道“每当选举结束，总会暴露出来一些官商勾结的不正之风，虽然检察机关全力以赴杜绝官商勾结，但由于根深蒂固，很难连根铲除。”

韩国政界的腐败引起了国民的极大不满，一个民间调查表明，接受调查的韩国青少年90%认为韩国是“腐败的国家”，但更要命的是，他们中有很大一部分居然有意在“什么时候和腐败分子同流合污”。韩国一个经济学教授撰文说:“如果韩国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减少到日本的程度，那么经济增长率将会提高1.4—1.5个百分点。”

非法资金勾结政企

韩国政界选举很多:总统大选、国会议员选举、市和道（相当于中国的省）地方首长选举、地方议员选举等等。选举就要有各种费用，而且费用高昂并逐年升高。募集多种多样的选举资金就成了韩国腐败的一个直接动因。企业为政界选举提供非法政治资金是最典型影响最大也最为国民所痛恨的腐败。虽然有《政治资金法》规定，国家财政要为参选的党派及候选人提供一定的选举费用，公营的媒体要为他们刊登一定数量的竞选广告，目的也是防止他们向企业伸手要钱。但是财政给的钱根本满足不了竞选人的需要。举个例子，据《朝鲜日报》报道，1997年第十五届总统选举时，根据《政治资金法》，当时按规定民主党候选人金大中只有310亿韩元（约1200韩元比1美元）经费限额，但媒体估计实际上需要5000亿至6000亿韩元。这个巨大的资金缺口只能从各个企业筹集。根据《政治资金法》，企业是可以给候选人提供部分竞选经费，但同样有限额，赞助方与接受方都得有明确的资金往来账户记录在案。企业提供的经费超过了限额就属非法政治献金。这种非法献金有时往来账目极为模糊，甚至是送现金。第十六届总统选举时，大国家党候选人李会昌的幕僚崔某收受SK财团100亿韩元非法资金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2002年总统大选动员时，大国家党的选情看好，极有可能上台，该党选举对策委员会就向SK财团提出了赞助要求，SK财团就派人将100亿韩元分装在多个购物袋中，分几次用汽车送到崔的私人停车场。

企业向政客们提供的政治资金名目很多。选举过程中的“总统选举资金”相当于企业的“投保”，企业一般都给自己看好或关系密切的党派的候选人钱，但选情变幻莫测，有的企业怕押错了宝，就竞选双方都给钱求个保险。如果万一押错了宝，自己没给钱的那个党派的候选人当选了，企业往往就会送上“祝贺当选金”，请求当选者今后给予照顾，也算是对选举过程中押错了宝的“亡羊补牢”。韩国所以不断发生企业向政界行贿的理由，在于企业从未放弃过利用政治献金轻易获利的想法。因为收受了企业献金的党派的候选人上台后肯定会“投桃报李”，一般是通过政府隶属机构或金融机构给予企业优惠贷款和减免税务方式报答。2000年议会选举时，现代集团支援给执政的民主党的资金为200亿（检方仅查出的部分），同年南北方首脑会谈之际替政府向北朝鲜秘密汇款5亿美元。以此为代价，现代集团从政府得到的回报可谓丰厚:高达33万亿韩元直接和间接的金融支援即优惠的贷款。这一切均是由于东窗事发后，现代峨山公司董事长郑梦宪的自杀，由于检方的介入才真相大白的。固然企业提供非法政治资金有时是不得已，为此，韩国企业界的组织“全国经济人联合会”也不止一次发誓不再向政界提供非法政治资金，说“再也不能忍受花钱被拘留的恶性循环”。但是，媒体批评企业界无论是为了“投保”还是为了“追求利益”而提供了资金，其目的和手段都算不得光彩。韩国政企在腐败问题上谁是主犯谁是从犯是很难说清的，公众也很难判断政界和企业谁更腐败。

应该说，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在总统选举或议会选派时收受的企业献金一般都还是作为政党经费使用，毕竟绝大多数资金还没进入个人腰包，属于集体腐败。但攀附权贵、以权谋财、拉拢选民等形形色色的谋一己之私的腐败在韩国也不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