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独发表前言

　　本文原为《主体论》下册的一篇文章，我认为基本的可以给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起到一个拨乱反正的作用。关键，文中有对主席新中国工业化发展战略的一个概括性总结，文章以前也没有作为独立的文章单独发表过。所以，现在单独发表出来，以作为主席诞辰130周年的一份献礼。

　　入选《主体论》前言

　　本文是2015年在**网学术论坛讨论三年困难问题的一组帖文，当时想到哪贴到哪，所以作为单独的文章就显得有些粗糙简陋，后虽经过几次填补修整，但依然觉得不太满意，好在大体还是能起到给公共劳动正名的作用，所以决定还是补充进《主体论》，以作为公共劳动问题的一个补注，顺便也是给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跃进运动正个名，同时给主席讨个公道。

　　**学术论坛时期还是很有意思的。最早*明学术论坛和*明博客更像是当时的当权派和国内外的反共势力搞的一个反共的知识分子联盟。当时党内的小资产阶级稀里糊涂的要反共，党外的小资产阶级明目张胆的要反共，教授要反共，党校的要反共，境外人员成组织的更要反共。08宪章那会儿搞的最凶，马克思主义的商品效用论就是那个时候提出来的，那时候他们在*明论坛在凯迪中间地带专门组织人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搞釜底抽薪（有人网名就叫第十九计），结果马克思主义的效用理论一经出来，两个帖子两场论战，从此再无从此一方面的攻击。08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国内宪政民主派（不能简单的把他们视做为争人民民主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别，他们的要害是反共，不是反对一般意义的共产党，是反对共产主义，反对有关共产主义的一切）势微，但他们的反共联盟依然存在。15年左右，通过《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ABC》公共劳动问题的提出，通过讨论三年困难问题的这个帖子，通过针对党外小资产阶级的《关于小资产阶级问题》，通过针对党内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问题》，通过针对宪政民主派的无产阶级宪政民主问题的提出，还有对xx冠讥讽十五年赶超讥讽大跃进问题饿死人问题几个主题的直接拍死，基本让他们溃不成军无力反击。那段时间*明论坛几乎成了左派和新中国的宣传阵地。然后，**学术论坛就从此关闭了。

　　所以，这个帖子虽有不及，但还是有些份量的。

　　文中所引资料多是网上共产而来，网上行文当时或有未查明注明出处的地方，而现在又已无从查找，还请相关同志做共产主义的谅解……

　　2023.01

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跃进问题是与非

　　最近闭关了一段时间，主要的原因是发现研究共产主义公共劳动绕不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等三面红旗问题,而三面红旗问题又绕不开三年困难问题。所以，不得不离网一段时间，搞一点调查和思考。现在，已经有了一点点结果。为慎重起见，现征求一下朋友们的意见，尤其反面的意见，希望朋友们不吝赐教。

　　新中国来时的路，就是共产主义公共劳动的路。

　　这条道路正确不正确,这既要看理论，更要看实践。

　　首先看理论。

一、从理论上给公共劳动正名

　　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问题

　　1.改革开放以来，有一类观点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条件论，认为新中国搞社会主义早了，不具备必要的条件。这类观点现在甚至已经发展到了用他们所理解的马克思的个别观点词句，反对十月革命以来所有共产主义实践的程度。在他们那里,马克思主义已经不再是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体系，不再与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所代表的十月革命所开辟的共产主义实践有关，而仅仅是马克思个人的个别语句和教条.他们就是用这种他们自己所理解的马克思个人的“主义”——他们依然称之为“马克思主义”，来反对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告别革命的。实际就是打着马克思的旗号反对社会主义。

　　但一问他们搞社会主义具体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条件，他们就语焉不详了。

　　或者说“等工业化完成吧”。但工业化也还有个是靠社会自发的完成，还是靠国家和社会有组织的完成的问题。是靠自发的力量完成这个工业化更有条件呢，还是靠党的领导把群众组织起来完成这个任务更有条件呢？这个地方，他们又避开了。因为他们从理论到理论从来是不讲实际的。

　　或者，他们干脆搬出马克思的一段话来搪塞，哪句话呢？

　　马克思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

　　所以，他们得出结论：资本主义“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社会主义“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如此而已。

　　言下之意，在中国这么个还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落后国家，就要走资本主义的道路，走社会主义道路是违背规律的。

　　你看有道理吧，不过别急。首先，马克思时代的共产主义多数还在书斋里，马克思的话也不是教条，不一定时时处处都对。并且即使有这么一段话在那里，不管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也从来并没有因此就丧失革命信心，要告别革命和反对革命，而是始终如一的积极的坚持无产阶级的世界联合和推动世界革命。

　　然后，你看这话题好像又回去了。这里关键是，社会主义“在它的物质条件的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这里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到底是什么？这里实际是又回到了搞社会主义的具体条件的问题。这里，这些人又要语焉不详了，说多了不过是扯皮。

　　那么，共产主义革命的具体条件到底是什么呢？是不是工业水平的高低？

　　好像是，但又好像不是。

　　好像是，是因为：在马恩看来，现代共产主义正是工业革命的产物。没有工业革命，没有机器大生产代替手工劳动这个问题的出现和持续发展，就产生不了最终消灭私有制建立共有制即共产主义的历史需要。

　　但又好像不是。

　　比如，现在西方的工业水平够高了，如今都要工业4.0了，但也还没有走向共产主义的迹象（有人又会在这个地方扯皮，但关于西方因为在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相对后进国家的军事金融和技术优势，成为剥削民族，对外转嫁危机缓和自己国内危机，暂时还没有走向共产主义的问题，已经是另外的话题了，暂时不述）。这说明非人的物质因素，虽然历史的看是社会进步和变革至关重要的根本的革命的因素，但并不就是直接的革命因素。

　　社会变革中，直接的必备的革命因素是人，是迫切需要改变社会的人。只有人，才是社会变革中最革命最能动最直接的因素。一切非人的物的因素的改变，只有通过人的意愿和力量的改变，才能最终产生出变革社会的力量。

　　因而，这里的物质条件不是非人的物质条件，而是人这个具体的物质条件。有了产生了要走共产主义道路的人——人少了不行，要很多人，代表了多数人的利益，形成了共产主义的党，还要取得了社会的领导权，得到社会多数人的响应。这才是个具体的直接的物质条件，当然也是具体的精神条件。这才是可以搞共产主义所真正需要必备的直接具体条件。旧社会的胎胞中如果还没有形成要走共产主义道路的人并掌握政权，如果没有形成这个必备的直接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共产主义新社会确实是绝不会诞生的，即使其它物质条件再先进都不能。

　　而革命胜利后的苏联和中国，之所以可以走上共产主义道路，绝对是有这个物质条件的，它既有共产主义党的领导，又有多数人民群众在阶级斗争中的已经组织起来，和追求平等社会走向共产主义道路的意愿。所以苏联中国在革命成功以后，诞生新社会，就是必然的了。

　　马克思说的物质条件，就是这个东西。标准的说法，是无产阶级（组织成自己的政党）的登上世界政治舞台。正因为此，马恩才毫不动摇的参与和推动共产主义革命。

　　说到这里，有人立即就要出来制止了：打住打住打住！你脑子没发热吧？人家马恩是在先进国家搞共产主义，你在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搞共产主义，你有那个生产力基础吗？或者说：你不是说现代共产主义的前提是工业革命吗？中国哪经过工业革命了？

　　好！这个问题问的好。

　　不过，这个问题实际上依然还是上述物质条件论的同意反复，只是问题提的层次又高了那么一点点。

　　首先，中国到底有没有搞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基础呢？

　　我告诉你，有！并且绝对有。不是极左脑子发热，是真的。

　　为什么呢？

　　这关系到对生产力的理解。

　　2.我们一般有马克思主义基本常识的人理解生产力，大多都是从考察人类社会本身的历史变化的角度，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历史的矛盾运动方面理解这个生产力的。从这个角度看生产力，因为我们看的是人本身的历史变化，所以作为历史参照物的生产力，往往就是被很多人抽除掉了人本身这个最重要因素的生产力，或者说是只留下了物的因素的生产力。但这并非马克思主义的本意。所以，当我们考察这个生产力的历史变化的时候，很多时候往往就只是在看人类各个时期使用价值性质、劳动资料性质、和劳动对象的性质等等物的因素方面的历史的变化。是采猎还是农业，是石器还是铁器，是手工还是机器。实际这是从物的历史变化来看人本身的历史变化的。由于，长时期以来那些占据舞台的理论宣传者多也是这么宣传的，就更加深了生产力物的理解在群众心目中的印象。

　　但这实际只是个错觉，因为考察任何时代的生产力，都不能忽略当时人们分工协作的发展状况，或说人们社会生产组织形式的发展状况。唯物史观是研究人本身历史变化的科学。在人的历史变化中，物的因素的历史变化，确实在人类社会生产组织形式的变化中起到了基础性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所以，虽然很多人把唯物史观中的生产力做了物的因素方面的理解，这有些片面，但也无大的过错。但这只能是在观察人或社会的历史变化的时候看待生产力问题的角度。

　　而在现实的生产中，我们看待现实的生产力绝对就不能这么看了。在现实的生产力中，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应该人。人才是现实的社会生产中现实的生产力中第一位的要素。尤其在机器生产发展起来之前的阶段，人本身的分工协作的发展状况绝对是人类最重要的生产力。而物总是人造的,只要有了人，有了人的需要，有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总会有适当的工具和原材料——也就是物，被创造出来,并适应于人的这个需要。在现实的生产中，人们总是会根据自己的需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从现实的物质条件出发，创造性的实现着自己的各种需要的。在这个过程中，必然地也就创造着自己物质条件的发展。

　　比如，中国人民有发展自己工农业和科学事业的需要。这个需要是第一位的。有了这个需要，我们就搞成了各种规模庞大的工农业工程，我们就搞成了杂交水稻，我们就搞成了人工胰岛素、青蒿素，我们就搞成了拖拉机、汽车、火车、飞机、计算机导弹原子弹卫星激光等等等等。而所有这些第一位的需要，又让中国人民产生了进一步的需要，也就是发展自己物质生产条件的需求。于是中国人民又发展了自己的机器制造、机床、生产自动化，能源、材料等等生产行业。而所有这些又总是都是产生了这个需要的人，即中国人民，自己干出来的。

　　所以，有了人的需求之后，要实现这个需要，作为劳动者的人，就是第一位的要素了。有了人就会有一切。

　　新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搞成了那么多高精尖的东西，按理说我们的物质条件够不够呢？如果要那些物质条件论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说法，我们的物质条件一定是不够的。而这个物质条件是等不来的。所以，什么时候也不能死等物质条件。不是物质条件决定，而是人决定。人本身就是条件，有了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我们因地致移、因时致移，有条件上，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我们就真的干成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在现实的生产力中，物就绝对不是主导因素。

　　这其实和革命年代一样。如果按照物质条件决定论，共产党一开始就几个臭书生，要人没人，要钱没钱，要枪没枪，还打什么天下？简直就是疯了！人民军队也一样，“小米加步枪”，你怎么打的过国民党和日本人的飞机大炮？要是听物质条件决定论的，根本就不要革命了，念头都不要有！但共产党坚信，只要有了人民的革命需要、民族的革命需要，只要有了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就一定会有人。而只要有了人，就一定会有革命所需要的一切，包括一切先前所缺乏的必要的物质条件。所以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就真的成功了。

　　这些人其实没有搞明白，马克思本人其实从来都是在强调人的主导地位的。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反对忘记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只知道环境对人的塑造作用的旧唯物主义。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也从来不过是从人的外部联系看人的内部联系的方法。而这个外部联系就是生产和生产力，它既包括人，也包括物，物先进，生产力自然发展。但主要还是人，人以及人的生产力组织形式还是生产力中最革命最能动的因素。马克思研究机器工业之前的生产力，研究的主要是各个时期人的交往和分工协作的历史状况，即人的生产力组织形式，工场手工业、分工和协作、集合力、社会的分工，社会集合力。这里实际马克思始终是把作为劳动者的人作为第一位的生产力看待的。工业革命以后，虽然机器生产发展起来了，但只要人的劳动还存在，人的组织形式，就还是生产力的基础和前提。

　　由此可见，物质条件决定论是多么的荒谬！它实际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甚至有些人是在故意歪曲。

　　然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很多马克思主义者，却恰恰是把自己导入了上面的那个错误的扭曲境地，把考察人的历史发展中的对生产力经常出现的那个以物为主导的理解，错误的套用到现实的社会生产中来。这样，就必然的让他们的物质条件决定论，误入了一种刨除了人这个最革命最能动因素的错误的生产力理解，从而导致一种现实生产中错误的唯生产力论：如果以某种物为代表的生产力不具备，就认为没有搞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就是）的条件。这一方面是要共产主义处于无限的等待当中，把社会主义革命和共产主义推向遥遥无期，使自己沦为一种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纯粹现代版的空想社会主义，一方面必然的导致已经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工业革命落后国家从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的必然的倒退，从而最终又使自己陷入了一种实际的反革命的境地。

　　相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绝对不是这么认为的。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人就是生产力。把人组织起来就是生产力。现实的生产力首先是为了发展社会生产的目的，人本身作为劳动力的分工协作或说组织化。这种分工协作或组织化，不管是由奴隶主组织，还是由封建主组织，还是由资本家组织，还是由共产主义的先锋队组织，只要把它组织起来了，就会形成特定的生产力。现实的物质生产，本身就是为社会生产的目的需要组织劳动力进行使用价值的生产。社会的性质不在于物本身的性质，而是在于劳动力组织形式即人们劳动关系本身的性质，同样的劳动力，交给资本家去组织，就是资本主义，交给共产主义的先锋组织（党委、支部）组织，就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

　　从这个角度讲，在中苏这样的落后国家，革命胜利以后由共产主义先锋队的各级组织，根据各个时期生产力发展的总体规划和需要组织劳动力有计划的发展各种使用价值的生产、组织社会生产，就是最有条件的。难道还会有相反的结论，在当时还会有什么资本家的组织，比共产党的组织，更具有对劳动力的组织动员水平和能力吗？

　　懂得了上述，结论实际就不言自明了。在革命胜利的落后国家，凤毛麟角的几个资本家和共产主义先锋队的组织力量是根本没有办法对比的。

　　3.为了生产使用价值，社会化生产的条件无非两个：一是大量可供使用的劳动力，一是社会生产过程的组织者。资本主义社会组织劳动力是要靠资本也就是钱组织的，所以资本主义的条件就变成了一定数量的资本或钱，和一定数量具有社会生产组织经验和能力的企业家。

　　我们知道如果不靠坑蒙拐骗巧取豪夺（这些革命也否定了），光凭饼子油条的辛苦劳动，资本的积累一般是非常缓慢的。我们即使不考虑国际资本的作用（其实光国际资本一条就已经否定了落后国家走资本道路的可行性）和小生产对国内市场形成过程中的阻碍作用，单凭私人资本积累的低效，就已经决定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对于落后国家快速工业化的非适应性。而考虑到强大的国际资本的打压，它的生存实际都是成问题的。

　　而企业家也是在资本家普遍的互吃中慢慢形成的。资本主义的企业成活率太低，淘汰率太高，落后国家初期市场的不成熟（小生产盘踞市场，淘汰掉小生产势力或说小资产阶级势力是有个历史过程的）更加扩大的加重了这一趋势。再加上资本家个人作为人的局限性。所以，资本主义条件下出个真正的企业家是不容易的，套用一句老话，叫一将成名万骨枯，一百家企业能坚持十年以上的十家八家就不错了！很简单，挣的起赔不起，资本主义企业是一刻挣不到钱都要面临倒闭关门的。

　　而共产主义的生产就不同。本质上共产主义生产是不需要钱这个东西来调度劳动力的。共产主义生产直接的就是根据需要劳动力的有计划的组织调配，是种公共劳动。它的生产组织者，是共产主义先锋队的各级组织。它不需要资本的积累过程，就可以根据整个社会发展的需要，全面规划直接组织规模庞大的工农业公共劳动生产协作。共有制企业是群众性的公共创业平台，每个人都可以尽自己的能力做事，所谓各尽所能，而它的领袖也是在群众共同的公共劳动实践中自觉涌现出来的，因而这也克服了私人企业整个企业系于企业主个人的作为一个人难以克服的那种个人局限性。而只要各尽所能的群众公共劳动平台有了它的领袖人物，公共劳动就没有搞不好的。再就是公有制企业的生存能力总体上也仅仅是根据它满足社会所需求的使用价值的能力，这与挣钱与否挣钱多少没有直接的关系。

　　这就是苏联中国共产主义公共劳动实践历史合理性的理论依据。

　　《资本论》已经告诉我们，社会化生产的条件，就是组织劳动力生产使用价值。在这个有知条件下，在共产主义公共劳动已经可以替代资本调度劳动力，共产主义的先锋队组织，已经可以替代资本家企业家组织生产过程。在这个条件下，还要去死守只有资本才可以调度劳动力，只有资本家才可以组织生产过程的经，就已经是绝对错误的了。难道我国那些在党委领导下的已经跻身世界前列的金融、工业、科学企业事业单位，不是已经用实践证明着以上事实吗？难道我国曾经在共产主义公共劳动中涌现出的在党委支部领导下的遍布全国的社队企业，它们现在有些已经发展成了庞大的企业集团，但依然在党委支部的领导之下，难道它们的大面积存在不是用实践证明着以上的事实吗？难道我国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已经成为世界一流工业和技术强国，难道这不是事实吗？凭什么说共产主义的党委会支部委员会就比不上资本家的董事会呢？虽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需要改进，但这只是说我们本应该可以组织的更好，而不是说，这个东西本来不行。难道资本家的董事会就没有问题吗？我看资本家的董事会本身就是个问题。

　　所以说在这个条件下，只要有了可以替代资本家的劳动力领导组织力量组织社会生产，就已经具备了搞社会主义革命的直接的物质条件，就可以不失时机的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生产建设了。这是合于历史规律的。

　　因而，规律不是资本主义这个具体的社会生产组织形式，而是根据需要有计划的把劳动力组织起来进行生产。只要是规律被人们掌握了，规律的表现形式——那些具体的社会生产组织形式，就一定也要变化，旧时代的组织形式（比如资本主义的）就要被新的组织形式所取代。而这种新的组织形式，就是共产主义公共劳动的社会生产组织形式。

　　以上，也就是说只要有了共产党的领导代替资本家的领导，只要在党的领导下，人民群众已经被组织起来，就有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条件，并且，共产主义公共劳动关系就也已经是符合了历史发展规律适应了生产力的发展的了。这已经为中国人民几十年的共产主义实践所充分证明。

　　实际上，自从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人类就已经可以结束像资本主义生产组织形式那样的盲动的自发的社会生产组织形式，而进入在共产主义公共劳动自觉的组织社会生产的时期了。

　　由此可见，那种实际把社会主义革命和共产主义推向遥遥无期的，消极等待着某种物质条件的实际的现代版空想社会主义——假马克思主义，是多么的荒谬！

　　这些人闭起眼睛来，故意不看中国共有制公共劳动已经在50-70年代快速大规模超前完成了国家工业化这一重大历史任务的这个结果，说公有制不适合生产力。但如果在中国工业化的基本完成不叫生产力，那什么还可以叫生产力！如果现在回到新中国的起点，如果从零开始，像毛泽东时代一样达到社社有工业，你们认为是公有制来的快快，还是私有制来的快呢？是集体办企业容易，还是私人办企业容易？对农村的工业化，集体或是单干哪个可以起到更大的作用？现在仅凭单干农村一家一户小生产自身的力量，农村还有没有走向工业化的机会和可能！

　　说公共劳动公有制不如私有制有竞争力。但中国现在真正有经济技术实力和国际资本抗衡的企业，也还是带有公字辈的企业（虽然它已经开始资本化了），中国经济能独立自主，也还要这些公字辈的企业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在这点上，私人资本如果没有共有资本的抗衡，还能经受住国际资本进攻吗？

　　说公共劳动不灵活不适应市场经济，还是私有制适合市场经济。但中国的社队企业到今天在市场上打拼也已经三十多年了，有很多到今天也还依然在按照公共劳动的路子在走。难道这还不是公共劳动对市场环境，甚至对资本环境高度适应性的最好说明吗？在社会主义阶段，市场不过是公共劳动间的交换。公共劳动实际并不影响它对外表现的所有权。商品交换是以所有权为前提的，而非是以私有制为前提的。只要保留公共劳动一定的所有权形式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为什么非要把它搞成私有制来解决呢？

　　这些人不相信党委会的领导。一开始迷信一长制领导，后来则迷信资本主义董事会的领导。当他们迷信一长制私人领导的时候，他们忘记了私人独裁的危害和局限性。即使资本主义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都要摒弃它的私人企业的形式，发展平台式企业的形式，为的什么呢？为的是平台成员各尽所能而不是人浮于事，为的是克服企业系于资本家、CEO于一身的个人局限性。而共产主义的企业，本来就是各尽所能的公共劳动平台，现在倒要倒回去成为最原始最落后的私人独裁式的了！而当他们迷信董事会的时候，他们又忘记了董事会也不过是只关心关心利润和分成，它没有任何地方比共产主义的党委会高明。实践中不管是国有的还是集体的公有制企业，作为公共劳动领袖群体的党委领导干的一点都不差。

　　改革中只要是放弃党组织领导的地方，不管是单干，还是承包私有化，实际无不是放弃党的领导，向自发势力和资产阶级的投降让组织起来的群众散伙掉。

　　4. 这些人实际上是错误的理解了世界市场形成以后,已经并入世界历史进程的落后国家的生产力决定。

　　按着这些人的逻辑，落后国家和民族的生产力决定，就好像是孤立于世界历史进程之外的落后民族自己落后生产力在孤立的决定，与外界没有任何关系。按照他们的逻辑，落后民族落后的生产力自己当然就决定不出什么先进的社会关系，比如大清朝的落后生产力就不应该决定出资产阶级的政治和经济革命，更不可能决定出共产党，大清朝的轿子最好还应该满街跑；西藏的的落后生产力，就更不应该决定出百万农奴的社会主义解放。

　　但事实却不是那样。这里的生产力决定其实也已经不再简单是工业革命先进民族生产力决定的问题——那么说也可以解释一些问题，实际是掌控了规律觉悟了的人发挥主观能动性自己已经在选择和决定的问题。是中国人民见到了现代工业文明，就可以自觉的选择决定搞现代的工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康有为孙中山），懂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的道理，就可以自觉的选择决定共产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问题。

　　恩格斯讲，自由是让规律为人服务。毛泽东讲，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世界的改造。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最终强调的是主体对客体的自由问题。强调只要客体或必然被人类认识了，人类就可以获得对客体或必然的自由（我们以往所理解的唯物主义）。只要德国日本认识了工业革命的厉害，就不可能还去徘徊中世纪封建主义的落后，它们就可以通过剥削关系的资本化，人为推动自己的工业革命。俄国中国本来也是如此，但只要有机缘通过彻底的社会革命再造未来，它们就也不可能放过共产主义这个更好的发展自己的机会。这本身绝对是符合规律的。只是自觉实践和自发实践相比规律表现形式有所不同而已。而通过共产主义公共劳动形式组织劳动力发展工农业生产和最终组织人从劳动中的解放，就是规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新的表现形式。这绝对是符合规律的。在人民革命后的自觉实践中，绝不是等工业革命完成了再去发展共产主义，而只能是先搞好生产关系然后通过共产主义再自觉的发展工业革命。这就是对那些为什么世界上要先有了工业革命才有共产主义，而中国可以先有共产主义再有工业革命问题的最好回答。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不是机械的决定论，一切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只有放到主体认识客体并要取得对客体自由的这个角度理解才是正确的。

　　我们这么说，也并不是说公共劳动的生产运行机制就不需要改革完善，也并不代表当国外工业技术水平还比较高的时候，就不需要对外开放。但这种改革和开放如果完全演变成了私有化，演变成了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就一定是走错路了。而这些人实际就是只相信资本主义，而不相信共产主义。说好听点他们认为只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才可以实现社会主义。但什么时候才可以再回到社会主义呢，怎么样才可以回到社会主义呢？他们就支吾了。说不好听点，也是他们的实践结果，他们目的实际就是要反对革命，是对已经取得辉煌成绩的共产主义公共劳动的彻头彻尾的否定，对共产主义运动的背叛。

　　当然，这也并不是要反对在共产主义公共劳动还不能满足社会生产所有需要的时候私有制私人劳动领域的一定的补充作用。但那个东西要有个度，也不能成为整个社会运动的方向。社会主义实践中，政策根据情况虽然可进可退，但围绕工业革命和公共劳动关系的自觉的完善这个核心，不断地巩固和发展以共有制和共产主义公共劳动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依然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方向。一旦这个方向有变，开始以私有化为方向，或说私有制的发展超出一定的度，这个社会的性质就要变化了。

　　而社会主义阶段，要想坚持住社会主义的方向，就要坚决的反对共产主义运动内部这种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唯条件论的、最后只迷信资本主义的、现代版空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实际的叛徒。

　　5.共产主义公共劳动的优势很多，我在《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ABC》中已经有讲，这里不再累述。

　　由于这些优势，共产主义公共劳动实际给我国和世界人民，提供了一条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和工业革命道路。

　　我们知道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和工业革命道路，是一条自发的力量在起作用的道路。工业化工业革命要发展，资本的积累就要发展。资本的积累要发展，大众的无产阶级化和贫困化就要发展。而无产阶级的贫困化反过来又要阻碍工业革命的发展。这条道路是条社会严重分裂对抗的道路。

　　我不否认由于世界交往的存在，某些老牌资本主义工业国对外转嫁危机，它们内部在一段时间内好像看似还是不错的。但这个自相矛盾对立最终自爆的趋势，从长远看不会错。

　　而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和工业革命道路，则是一条自觉的道路。由于公共劳动消除了社会的绝对对抗性，所以它最大化的避免了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中多数社会成员无产阶级化的痛苦。虽然也不是不会出现失误，但它实现了对社会发展的总体的规划，实现了工业化超常规和高速度的发展。比如，苏联只用了两个五年计划，就成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强大工业国，后来成为工业科技文化教育各个方面世界一流的超级大国；中国只用了二三十年的时间，也变成了一个世界主要工业国，为后来的进一步跃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朝鲜则从战争的废墟中起家，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已经是世界中等发达国家，非农人口已经占到总人口的70%。然后，在它的未来发展当中，社会主义还是人类通过工业革命从劳动、资源等自然束缚中解放的直接通道。至于为什么会成为这样的直接通道，大家知道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工业革命进程的愈来愈强烈的对抗，就知道了。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共产主义公共劳动是绝对正确的，而不是错误的。也是经受住了历史考验的，而并不是如人们所传言的那么失败。

　　如此，中国人民就更不应该忘记这条来时的路。

　　随着中国整个国民经济的越来越资本主义化，随着中国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的持续发展，随着未来机器生产代替人力劳动的持续的发展，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生产方式在中国最终将难以为继。从现在起二十年内，伴随着巨大的社会生产生活危机，共产主义公共劳动对中国人民在工业革命中的解放意义，终要重新显现。

　　公共劳动的道路，依然是中国人民未来要走的路。

二、从实践上，给公共劳动正名

　　新中国公共劳动的历史成就

　　从实践看，新中国现在所有的物质基础都是在共有制（公有制）和共产主义公共劳动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中国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从90年代中期开始解体，到今天，八九十年代出生的人对共（公）有制和公共劳动就基本没有多少概念了，甚至在很多人的眼里已经成为“纯属虚构”！

　　但有一点人们是有目共睹的，今天的中国是当今世界上唯一具有独立完整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大国。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自己什么都能生产，什么都能制造。即使关起门来过，也能基本做到人有的我有，人没有的我们依然还可以有。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国家可以有这么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了，即使美国也达不到。这从此次阅兵就可以看出来。实际中国在国防工业的发展方面已经基本接近于完成赶超的历史任务了。尤其在攻防高性能武器方面，我们实际已经是走到了世界的前头。这也是近年来“工业党”们所引以为豪的。

　　那么，这个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是怎么来的呢？就是由社会主义时期的共有制和公共劳动来的。在这个公共劳动中，中央有中央层次的需要和规划，地方有地方层次的需要和规划，社队有社队层次的需要和规划。而只要有了人的需要，在公共劳动中，就可以要人有人，要物资有物资，要技术就有技术，就没有干不出来的事情，还是那句话，有人就会有一切。所以，新中国社会主义时期实际是中国有史以来自主使用价值增量最集中的时期，即使和今天相比照样如此。我们刚建国的时候连一辆自行车都造不出来，而到伟人们去世的时候，什么通讯、电力、拖拉机、汽车、火车、飞机（甚至大飞机）、导弹、原子弹、卫星、激光、大型计算机、石油、化工、机器、机床应有尽有，完整的科学、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就已经建立起来了。

　　有很多人迷信私有制，但反思如果当时搞私有制的资本主义，能在那么短的时间范围内搞出这么多全面跃进的伟大工农业国防和科技成就来吗？这让人不由的联想到今天中国的高铁、电力高压输送和电信。今天只要是还保留着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部门，哪个不已经是世界先进！而只要私有化了的领域，不管是技术还是市场，又哪个不已成为国际资本的盘中之餐，赶超又何从谈起呢！（15年那会儿确实这样。这几年如果没有任正非的华为，实际凭私人资本还依然那样）

　　很多人罔顾公有制公共劳动曾经在国家工业化过程中起到过的那种伟大的奠基作用，盲目迷信私有制。如果现在是刚成立的新中国，如果一开始就要他们按照他们所迷信的私有制的原则去把这个工业化无中生有的搞出来，靠这些张三李四王二麻子个人的实力和能力，还要从零开始要什么没什么，他们又能搞出个什么名堂来呢？恐怕他们自己都够呛相信自己！但集体公共劳动，因为全面解决了资金技术物资等方方面面的问题，则没有功不克的难关，也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别笑那个群众性的大炼钢铁，没有资金技术人力让你自己炼你还炼不了呢！

　　所以，推崇私有制你都不能推崇原教旨主义的私有制，你必须承认公有制公共劳动在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的伟大奠基作用。中国私有制几千年了，清朝洋务运动的改开也是私有制，国民党私有制，他们怎么都没有搞成国家工业化呢？所以你即使喜好私有制，你最多也只能在国家进一步的发展中是公有制好还是私有制好，在这个地方争一争。否则那就叫弱智了。（今天通过所有国有企业包括印钞厂的股份化，私有制最终争胜了，或许使用价值和工业革命还会继续告诉发展，但中国人民却深陷经济危机生不出孩子来了。）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从民生方面确实有发展，有人说这是私有化带来的好处。应该承认，私有制私人劳动在公共劳动还覆盖不到的地方，对人民的生活也确实起到了很大的补充作用。

　　但仔细鉴别，真正能基本解决温饱问题还是前三十年。首先，前三十年的粮食增长速度你横竖比较，都要远远的高于改开以后的时期，那个速度你改开是比不了的。到前三十年的末期，在人口增长接近翻翻的条件下人均粮食达到300多公斤，中国实际已经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了（前三十年不是粮食增长慢，是同期人口增长太快了），而改开也至多是从分配上做了些倾向农民的调整，还是在计划生育一对夫妻只允许生一个孩儿的基础上（注：文章是多年前写的，从那到现在，资本主义经济大发展，现在的生育已经不用计划了，你鼓励生都没人敢生了，全国已经开始为人口负增长焦虑），即使这样今天中国的粮食缺口还有百分之十几还需要通过国际贸易进口。所以，你不能也根本没有资格说所有功劳都是你的。没有前边的工农业积累和产量的高速增长，你指什么得瑟。没有公有制，杂交水稻杂交小麦你也搞不出来呀。如果说公有制不好私有制好，台湾到现在人均粮食不到100公斤，你说是搞过公有制好，还是不搞公有制好？

　　另外，中国今天的工业底子和科学技术方面能站在世界前沿的，也大多还是那个时候的老家底。在“造不如买”占据主导地位的条件下，实际改开以来的自主使用价值增量相对社会主义时期也并不是多高。并且从吸收外来技术方面讲，真正有能力吸收消化外来技术的企业，大多也还是还带点公字辈的企业，私企往往是没有那个意愿和能力的。（文章写作的时候，像华为这样的企业还没有显现出后来的地位。近十年年来，在新政府的支持下中国私人资本的增量和实力确实已经有了与国有资本一较高下的实力，中国使用价值的有效增量也确实有大幅提高，但那又如何呢？这些增量除了华为腾讯阿里那样的个别（腾讯阿里还有外资背景），主要的贡献者依然是还公字辈的企业或院校）

　　有人说搞公有制吃不饱饭！

　　那只能说解放前本来就吃不饱饭，解放前哪家没有在青黄不接时节挨饿的经历（当然也还是有能吃饱饭的，但那是地主老财）？你凭什么要求一解放就都能吃饱饭！更何况公有制还让各家各户多生了那么多，有增量也差不多平均没了！

　　有人说，搞公有制我们吃尽了苦头呢！

　　我只能回答，你们那代人就应该吃那个苦头。我们的祖宗没有给我们创下厚实的工业家底，你们那代人在党的领导下，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勒紧裤带一辈子干了几辈子人干的活实现了国家工业化建立起了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不管自觉的还是被动的，这都是对国家民族和子孙后代的光荣，你们受苦了！

　　而此次9.3阅兵，实际上根本的正是对新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工业革命路线、对公有制和共产主义公共劳动道路一次胜利检阅，说明两辈人的血汗没有白流，它应该代表着我国诸多工业和科学领域的赶超任务已经基本完成。

　　因而，我们要喊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工业革命路线的万岁，喊公有制和共产主义公共劳动路线万岁。而不是其它。私有化路线，搞不出这么全面的跃进，搞不出杂交水稻，搞不出高铁，也搞不出高压输送。

　　也就是说，中苏工业化的成功，已经用实践证明了共产主义公共劳动的成功。我们一定要铭记共和国这条来时的道路。

　　之所以这么说，一方面因为忘记就等于背叛，人不能数典忘祖胡说八道。另方面，忘记了，国家、民族、人民群众、子孙后代就一定会再吃苦头，并且现在是注定要再吃苦头了。

三、被污名化的公共劳动和三年困难

　　然而，虽然不管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后来的实践上都已经充分证明着共产主义公共劳动的伟大正确，但是长久以来公共劳动却被我们自己人、被共产主义的敌人给污名化了，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罪名就是三年困难饿死人的问题。

　　长久以来，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被作为三年困难的历史原因看待，已经成了压在共产主义公共劳动头上不得翻身复辟势力可以为所欲为的一座大山。以前，一方面老同志们还在，这些问题为尊者讳是不好探讨的，另一方面一些历史资料披露的也不够充分，探讨起来也有困难。如今老人们多已作古，一些重要的历史资料也已披露，尤其是《中共中央批转农业部党组<关于1959年农业生产的几点意见>》已经披露。这个时候，为共产主义事业见，为国家民族的未来见，为全人类的解放见，三年困难的原因、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跃进运动的是非问题，就确实有了重新探讨的必要。而恰在此时，洪渊的网文《三年困难时期形成原因探究》已经把三年困难时期形成的原因进行了探讨。

　　关于三年困难时期的情况，不再累述，主要表现为新中国59-61三年严重的全国性粮食短缺，甚至饥荒饿死人。

　　新中国的历史成就也不需要再累述了。从民族的角度，它一改中华民族近代二三百年的历史颓势，让中国人民重新站起来了，建立起了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这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历史成就；从人类史的角度讲，新中国建立了人民共和国，结束了中国长达几千年的人剥削人的阶级社会，建立起来以公有制为基础的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制度，成为全人类20世纪继苏联之后的又一个历史标高，即使后来社会主义有历史曲折，但新中国还是为今天中国在世界上的主要强国地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既然如此，新中国曾经有过饿死人的时期，总是说不过去的，总是需要检讨的。当然，我们并不能像那些反革命分子一样，就因此来否定共产党否定社会主义革命，甚至否定新中国，因为共产党社会主义和新中国的历史成就是摆在那里，你反是反不掉的。也不能像一些糊涂虫，为了掩盖自己个人的历史问题而甘心让整个党和国家的前途让整个共产主义的事业为他们的私利陪葬!这些人实际是背叛。

　　关于三年困难时期的原因，不能是理所当然，不能是凭猜测。那都是谣言制造者使用的计量和手法。我们要根据真实的历史资料。这些资料现在看最直接最权威的就是《中共中央批转农业部党组<关于1959年农业生产的几点意见>》所披露的情况。除此，我所知道的还有《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所提供的对它的佐证。

四、三年困难的历史成因

　　三年困难时期，再怎么说，到底还是个粮食短缺问题。所以，首先就要分析造成那几年粮食短缺影响粮食生产和消费的具体原因的问题。笼统地否定三面红旗是不对的。因为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跃进运动中的倾向性错误，就不分青红皂白的武断否定这两个运动本身，也一定是有问题的。

　　1.首先看59年的春荒。

　　这个春荒，主要应该是58年公共食堂的“敞开肚皮吃饭”，是“敞开肚皮吃饭”把59年春的粮食吃光了，直接造成了59年的春荒。

　　在这个地方，与粮食还不足以最终解决温饱问题时期的公共食堂粮食消费方式有关系，与书记处（这时已经可以代表中央了）农业口负责人的“敞开肚皮吃饭”也有关系，但本质上是个粮食消费计划管理混乱失当的问题。

　　有很多人纠缠钢铁运动问题。不过是说都搞钢铁去了没人种地了耽误了58年的农业生产和收成，甚至耽误了59年的农业生产和收成。但仔细分析，实际这是个虚假问题。

　　我们知道农业生产的特点本身就是有忙有闲，収种忙平时闲。所以只要不耽误収种，平时农村确实是有大量富余劳动力是可以调往别处的，如改开后农闲时外出打工的农民工。从这点讲58年的大丰收，说明大炼钢铁并没有影响农业生产，但部分地区收获季节缺少人手，造成丰产不丰收，说明部分地区是影响了农业收获。我是农村长大的，根据我们那个地方的经验，实际当年的丰产不丰收，很大一部分也是农民对社会主义新社会的天真情绪在做宠——多收点少收点无所谓，即使收不了都不怕，有社会主义国家呢！（陈永贵也提到过农民当时的这种天真情绪）所以地瓜随地一埋棉花散落一地，是人为糟蹋了。所以58年部分地区丰产不丰收与劳动力有关，但又不是绝对关系，很大的问题还是和敞开肚皮吃饭一样，是个公共劳动初期的生产生活管理经验问题，即使没有敞开肚皮吃饭的口号，即使没有钢铁运动，公共劳动初期的这种管理因为管理经验不足的混乱也一定还是会不同程度的发生的，局部甚至依然还会很严重，吃一堑长一智，经验往往都是在吃亏当中增长。

　　而这也已经为后来的实践所证明了。在此之后，已经经历粮食危机的各地方，就已经不再可能再犯因大炼钢铁而影响粮食的收获的低级错误了。也没有人反映过59——60两年存在过这样的问题。

　　据我母亲的说法，当时实际还有另外一个生产管理问题。比如说青黄不接时的闹春慌闹秋慌，本不是什么稀奇事，解放前更是经常的事，解放后即使分地了，那时候粮食产量低不够吃也还是经常有的事，但有个区别，集体化前不够吃可以到市场上买，市场上总有买卖粮食的，但集体后国家控制就没人卖也没处买了。

　　这依然是一个公共劳动初期很严重的一个生产管理问题，这个问题在后来的公共劳动实践中实际是通过返销粮解决的。

　　但总体看，虽然59年有一个春慌，但它不应该成为三年困难的诱因。因为58年总归是大丰收的，即使丰产不丰收糟蹋了一些，它实际的产量只要维持在前些年的水平，就不会成为影响全局造成三年恶性循环性质的问题，总归只是一个春慌，很快就过了。

　　2、关于影响59年收成的因素

　　以前传59年收成锐减，主要是大炼钢铁运动造成的，人都炼钢铁去了，耽误了农业生产。这是大跃进炼钢铁运动的一条重要罪状。我们以前也没有证据批驳不了，只能任由人说。但现在根据《中共中央批转农业部党组<关于1959年农业生产的几点意见>》所披露的情况（网上搜），和陈晓农著《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第161页的意见佐证，却实实在在的推翻了以前那些不实之词。那些以后只能算作猜测谣传了。

　　59年直接造成粮食大面积减产的原因，实际是59年粮食种植计划的大幅度减少。

　　中共中央（实际是书记处）批转农业部的几点意见中说：

　　“【农业部党组关于一九五九年农业生产的几点意见】中说：

　　“中央书记处指示，一九五九年耕地面积不能缩到十五亿亩以下，播种面积（不包括绿肥）不能缩到二十一亿亩以下，其中粮食播种面积十六亿亩，棉花播种面积一亿亩，油料二亿八千万亩， 其他一亿二千万亩。但是，有些省（自治区）减的面积过多，各省在农业工作会议上提出的数字，合计起来，同中央书记处指示的数字相比较，粮食播种面积少一亿七千万亩，棉花少四百万 亩，油料少一千一百万亩。因为有些计划是省里谈好了的，厅长在北京难于改动，已告他们回去后请示省、市、自治区党委考虑增加，保证达到中央书记处所提出的粮、棉、油的播种面积的 指标。　”

　　从农业部提交的这个《意见》看，实际书记处定的59年全国粮食种植计划面积是16亿亩，比58年的18亿亩本身就少种了2亿亩，而实际执行，各省累加实际比书记处的原计划，还要少种一亿七千万亩。这个报告就是要反映这个问题，这个报告的批转已是59年的二月，很多夏粮尤其北方地区冬小麦实际已种了再无法弥补。这也就是说全国实际夏粮比计划的16亿亩还要少种了一亿七千万亩。实际比58年少种了20%将近4亿亩。《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中也有直接说到了“59年夏粮播种计划减少了百分之二十的粮食播种面积”（陈伯达口述回忆的不同点是说谭震林负责的国务院农业口制定的59年农业生产计划，应该是有误，谭震林59年四月才任国务院副总理，如果根源是谭震林，也应该是在他任书记处农业书记时的问题，问题还是在书记处，应该是陈伯达记错了，只把责任说到谭，怕也是为当时正居高位者的尊者讳），实际这才是59年粮食比58年实际减产15%的根本原因。这根本就与钢铁运动没有绝对关系。如果考虑到减产15%和少种10%-20%的因果联系，我们前面说大炼钢铁运动不应该是粮食困难的主要原因，就绝对是站得住脚的。

　　大家知道，59年同时还有较重的自然灾害问题，如果把自然灾害问题同时也考虑进去，实际钢铁运动和自然灾害加在一起，至多也只是导致了59年没有在58年的基础上继续丰收。而只是保持了58年的水平。而即使这条成立，这与粮食困难也没有必然联系。

　　毛泽东时代把三年困难时期叫三年自然灾害，这是不是完全辩护性的呢？也不完全是。后来的研究资料也显示在建国以后三次自然灾害较集中的时期60年左右确实是其中突出严重的一次，并且主要是在粮食主产区。我家在徒骇河边，当年正是重灾区，地上河，还没有改造，又是平原地区，发生水灾根本排不出去，那确实是60年严重的水灾大面积饿死人，那时候的救灾能力又不是现在，所以天灾的因素一定有，但从全国看，天灾不能被看作主要理由，以前把59年减产15%看作天灾和大跃进，现在发现是少种了2亿亩，夏粮少种接近四亿亩，所以主要的还是在人为因素。

　　而三年困难的真正起始因素，就是59年减少的15%的粮食。本来就没有解决吃饭问题，现在又减产了15%，那全国就意味着减少了15%的粮食消费，而如果减少的这部分消费，又仅仅是减少在农村，农村的粮食压力就悲催了。而关键还有个59年中央因为浮夸风脱离实际的高征购，比58年征的还多。58年征1095亿斤。粮食部说，“1959年全国粮食产量3400亿斤，可是征购就拿走了1200亿斤，占（全年产量的）三分之一强”（粮食部七千人大会自我批评）。而《三年困难时期形成原因探究》则说是征了1348亿斤，如此准确，也不应该是空穴来风吧！就说减产了还又多收了，而这一切又都要农民承担。公共劳动初期的管理经验还存在前边说的不足，当时浮夸风还严重，上头反应不及，这直接引发农村地区的粮食危机开始大面积饥荒甚至死人。

　　这时农村粮食留存比58年减少了多少呢，按洪渊《原因探究》计算，即使不说58年是丰收年，58年只按57年的产量算，通过减产和多征，59年农村粮食留存也比58年减少了753亿斤。从此由于饥荒，中国农业进入连续两年的农业生产恶性循环期。就是说60、61两年农业的减产衰退，很大一部分是59年产生的农村饥荒恶性循环的结果。始作俑者就是少种2到4亿亩和严重脱离实际的高征购。当然，这里同时也可以看出国家粮食统购统销在极端不尊重农民意愿和缺乏即时有效的反馈系统条件下的极端情况下的错误极致情形。

　　我们看历史数据：

　　从这个数据看59—60两年是减产最重的两年，而实际60年到61年两年却是最困难的两年，到62年受《农业60条》出台的影响情况就开始好转了，三年困难时期结束。

　　60—61两年的农业大滑坡，从62年《农业六十条》出台就开始改观看，除了上述党的工作失误，还有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问题：所谓浮夸风、一平二调的共产风问题。浮夸风58年主席就反，但59年也没有能刹住，这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中央征购决策的失误；而共产风则让国家不尊重公社的利益，公社不尊重生产队和社员的利益，结果是大大的挫伤了生产队和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是60—61两年农业生产衰退的政策性制度性原因，也是关系日后农业和国民经济不能正常发展的最严重问题，是这个问题和前面的问题一块叠加，导致了60-61两年的严重农业衰退，致使主席不得不亲自出马调整解决。

　　其它如食堂，作为一种粮食消费方式，它虽然在58年“敞开肚皮吃饭”时期对59年春的粮食危机有影响，但59年以后就不再是粮食危机的最主要影响因素，属次主要因素。粮食本来就不够吃，食堂也没有办法，不如分到农户手里，惨点糠菜，更有抗灾自救的能力。

　　以上就是三年困难时期的最主要原因。

五、用三年困难否定三面红旗，正确不正确？

　　改革开放以来，一提到三年困难时期，人们一般会立即把这个困难时期和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联系起来，把造成困难的根本原因说成是三面红旗。但从上面这个调查结果看，除了不可控的自然因素，三年困难时期的具体原因，倒只是个党的工作作风、党的工作失误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问题，与三面红旗的正确与否，实际没有任何必然的直接联系。

　　比如，59年少种2—4亿亩的问题，这纯粹是个农业部和中央书记处人为决策失误的问题，它与三面红旗没有关系。即使这个决策失误的起因是58年的浮夸风，但浮夸风与人民公社化运动与大跃进与总路线也没有必然联系，不但没有联系，还是主席自始至终坚决抵制和反对的。并且即使有了浮夸风，脑子只要稍微清醒一点也可以选择不信，主席就不信。

　　再比如农业跃进的指标问题，八届三中全会的原意就是《1956年到1967年农业发展纲要》所制定的发展目标：即到1967年，实现黄河以北400（斤），黄河淮河之间500，淮河以南800的亩产目标，那是给12年以后的1967年制定的目标，1957年人民日报社论《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所号召的农业跃进，也仅指为了12年后这个伟大的目标的跃进。主席亲自调研谨慎求证制定的这个纲要吹牛了吗?经过几年的波折，中国农业65年重新达到57年的水平，又经过十年左右年的发展，到77年不也大体达到了主席制定的12年发展纲要的目标吗？但你搞一线工作的搞极左，把牛皮吹的没谱，与农业跃进什么关系！本来67年要实现的目标，结果因为自己极左足足推迟了十年才实现

　　再比如59年高征购和各地的浮夸风和反瞒产运动，这显然是一个时期党从中央到地方的工作作风出了问题，一时失去了实事求是讲真话办实事密切联系群众的老的工作作风，这与三面红旗也没有必然的绝对联系。大跃进在工业上是定了一些比较高的指标，但绝对没有鼓励中央一线领导在《人民日报》亩产万斤的吹牛。

　　再比如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任何的运动都会有左右顷错误的问题发生，党对历次革命运动的领导作用也是在对运动左右倾向的调整中实现的。所以，即使有这样的左右顷错误发生，也不能因为这些左右顷错误，就否定整个运动本身，三面红旗也是如此。

　　其它如敞开肚皮吃饭的问题，就纯粹是书记处农业口负责人（谭震林）的个人问题了。而公共食堂问题（食堂是公共劳动的产物，不能说不好，但长期办还是临时办还是要看实际的历史条件），即使它对三年困难起了很不好的作用，公共食堂本身也与人民公社本身没有绝对的关系，这是后来的实践证明了的，没有公共食堂照样办社。

　　至于钢铁跃进，前面已经说过，59年粮食减产主要是少种了2亿到4亿亩，钢铁跃进跟三年困难并无绝对关系。以前说是大跃进都炼钢去了没了人种地造成粮食减产，如果没有披露少种的这个原因，确实挺唬人，但以后这个地方一定要撇清，根本不是主要的事。再这么说就是造谣。

　　总之，把三年困难时期的主要原因，说成是三面红旗，确实是错误的，是不严肃的。客观上起到了否定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帮助反革命分子混淆视听制造混乱的作用。如果是故意为之，就涉嫌对党和人民事业的背叛问题了。

　　那，背叛党和人民事业的人有没有呢？

　　有。文革后，这些人不但要把三年困难时期的原因归戳到三面红旗，还要把三年困难的责任直接推给毛泽东一个人，作为文革的胜利者，他们作为一个阶层，为了向全国人民彰显自己的一贯正确和政权合法性，把过去一切工作失误错误的责任都推给毛泽东和他的政策是最简单有效的办法，但他们忘记了，他们的私心却同时抹黑了共产主义事业。或者，他们本来就是为了抹黑共产主义事业，从社教到文革，主席要求他们继续和群众共产，或者他们真的早已打算不再群众共产了，他们要私产，今天中国的政治经济不已经是他们子孙的私产了嘛。

　　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就在反共和非毛。

六、中央的错误就一定是主席的错误吗？

　　不一定。

　　不错，七千人大会上，主席是主动的承担了中央的责任，因为他是党的主席，凡是中央的责任直接的间接的他都要承担责任。不过，考虑到三年困难时期前述中央所应负责任的性质，主席所应付的责任也多是间接领导之责，因为中央当时是有分工的，已经分了一线二线，主席处在二线是不做具体日常工作的，像农业生产计划的审批，粮食统购标准的审批，这些事务性的日常工作应该属中央一线领导的工作范围。

　　一线领导包括中央常委会和书记处的其它同志。

　　搜狗百科“中央书记处”词条起码给我们提供了如下信息：

　　1、八大后，中央书记处是中央的日常办事机构，处理中央的日常事务，发文开始用中央名义。负责人是总书记邓小平。这既是为培养未来领袖考虑，也是为主席退居二线减少事务性工作考虑。

　　2、党政军都管。一般性问题，书记处讨论决定，即可下达、执行。这里的下达执行当然是以中央名义。

　　3、重大问题不能书记处决定，但书记处也要先拿出意见，再报中央常委会讨论决定。也就是说书记处是在中央常委会的领导之下。

　　4、中央常委会由党的主席、副主席、总书记组成。但为了主席减少事务性工作退居二线、为了国家安全和培养未来领袖见，八大也增设了多个副主席。

　　由此可见，八大以后主席退居二线，一般事物性的工作就不再怎么管了，当时的中央书记处作为中央的日常办事机构就已经可以代表中央。它的权力是很大的。一般事务直接代表中央说话，大的事情基本主意也是它拿。

　　所以，不能一提中央就认为仅指毛泽东，那其实是不对的。中央绝不是毛泽东一个人说了算。

　　还有中央常委会，那是中央最高决策机构。它平常也有一名中央副主席主持日常工作，这位副主席就是中共当时的二号人物刘少奇。1959年4月15日，毛泽东在第十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推荐刘少奇代替自己做国家主席的时候说：“...我们共产党内主持工作的，我算一个，但是我是不管日常事务的，有时候管一点，有时候不管。经常管的是谁呢？是少奇同志。我一离开北京，都是他代理我的工作。这已经是多年了，从延安开始就是如此，现在到北京已经二十年了。”再者，通过后来著名的毛泽东没有参加的西楼会议，我们也可以看出刘少奇确实是中央常委会日常事务的主持者，并在主席不在京期间代理主席的工作的。包括后来六四年邓小平说主席不用参加引起主席不满的那个会议，也都说明，即使主席在京，有很多事甚至中央会议也是经常不参与的。

　　说这些，也就是说八大以后，很多中央的日常事务大多不是主席亲自主持处理的。尤其像农业生产计划，粮食收购计划这样的问题，一般不会亲自过问。从《中共中央批转农业部党组<关于1959年农业生产的几点意见>》所反映的内容看，59年的种植情况，书记处起码是有直接的领导责任的。

　　非但如此，因为是退居二线和培养锻炼一线同志的需要，除非关系重大的问题需要把关，或是不得已的问题，一线同志的工作主席一般也不会直接插手。非但如此，还要鼓励大家破除迷信放开手脚干。这个时期一直延续到瞒产和反瞒产问题出现，人民公社化运动严重的左倾问题逐渐呈现出来以后，也就是58年郑州会议以后到59年初。这个时候，不单是运动的左倾问题，主席也应该已经注意到59年农业生产计划存在的严重问题了，甚至已经到了需要亲自给六级干部直到生产队长写信的地步（大家应该注意主席这个动作，如果通过由上到下的渠道还好用，他何须亲自给生产队长写信？说明他的意见在其它主要领导已经可以不听），鼓励多种薄收，这应该已经是没办法的办法，已经是和中央59年的农业计划方针唱反调了。陈伯达知道59年粮食生产计划少种了2亿亩夏粮少种20%，主席不应该不知道。此后，直到62八届十中全会年，主席不得不亲自披挂上阵主持对人民公社化运动左右倾问题的调整。而在此之前八大以来的这个时期，绝对是主席放手一线领导工作最民主的一个时期，有谁说主席在这个时期骄傲了独裁了不民主，是没有任何道理的。然而也正是在主席放手启用培养一线领导的这个时期，酝酿了社会主义事业三年困难这样的重大挫折。而在此之前，在从七大到八大之间由主席担纲独裁的那个时期，无论战争的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却从无大的纰漏。大家可网上查查七大以后中央的组织架构，不管是书记处还是政治局那才是主席一个人的担纲独裁，不是像八大以后是谁谁都可以说了算的。

　　下面是八届十中全会主席对这个调整过程的概括：

　　“一九五九年、一九六○年，因为办错了一些事情，主要由于认识问题，多数人没有经验。主要是高征购，没有那么多粮食硬说有，瞎指挥，农业、工业都有瞎指挥。还有几个大办的错误，一九六○年下半年开始纠正，说起来就早了，一九五八年十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就开始了，然后十一月武昌会议，五九年二、三月第二次郑州会议，然后四月上海会议就注意纠正。”

　　关于中央在三年困难时期所负的责任问题，七千人大会上，中央主动做了检讨。虽然由于某些原因我们可能永远也看不到完全真实的原始资料了，但参加会议的那七千人很多应该还在，真实的历史回音不可能完全淹没。下面是一篇网上流传的历史资料，大体可以体会七千人大会真实的历史情景。现在很多真实的东西也只能在网上了！不过不要对网文吹毛求疵。

　　网文：七千人大会——毛泽东“走麦城”？

　　七千人大会例来是右派们津津乐道的事。似乎这对于毛泽东是一次走“麦城”。七千人大会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为什么要开这次会。其实说来话长。

　　1961 年底，大跃进的问题已经集中曝露（注意，即使左派也已经把大跃进自我否定）。有关62年粮食征购问题提上议事议程。但是各省叫苦连天。中央曾召集各省市自治区负责粮食工作的同志开会，但没有解决问题。无奈，1961年11月10日，中央在有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上，专门落实粮食征购及上调问题。（这个地方可见，邓再早就是一个一根筋的事务性思维） 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提出一个建议，把全国的地委书记找到北京来，打通思想。邓小平觉得这也是一个办法，可是来那么多人，吃饭怎么办？他顺口说了一句话，各人带猪肉，带青菜来。

　　11月12日晚上，邓小平向毛主席汇报。主席改变了大会的方向，由征集粮食会议改为总结几年来的经验教训、鼓足干劲的大会。提出开一个县委书记以上的五级干部会议。好坏经验都要讲清楚。这几年各省只讲自己错，不讲中央错，这不符合事实，要用这次大会讲清楚，不要怕鬼。几年来中央在工作上犯了什么错误，要讲。中央的账要交代清楚。我们交了心，才能要求他们交心。错误的责任，第一是中央，第二是省。中央第一是改，第二是检讨。地方只要求改，不要求检讨。他自己准备在大会上讲话，作自我批评，中央各同志都要讲一讲，把会议当作小整风，把大家的思想统一起来。他又提出把这几年来的中央各种文件和讲话，首先是他自己的检查一下，看看毛病究竟出在那儿。这就是1962年初召开七千人大会的渊源。后来重要的厂矿领导也到会。

　　从这一过程看，七千人大会，首先不是一个后来传闻的”批毛“大会。是毛泽东主动提出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会议印发了毛泽东几年来有关大跃进的文章汇编《毛泽东同志论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和在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在这次会议中，邓小平领导的中央书记处，屡屡成为众矢之的，邓本人只好写了个检讨。现在这两个文件都无从查找。

　　刘少奇在会议上，也对邓小平提出了批评。说“书记处要负主要责任 ”。刘少奇的得力干将彭真加批说：“小平带的头 ”。在另一场合又说：“书记处最大错误是没有调查研究 ”。陈云也对邓小平落井下石，抱怨：“有些人到书记处找干劲 ，到总理那儿讲困难”。邓小平没有办法，只好做检讨，大会的反应是“不深刻”！ 甚至连他最铁杆的亲信陶铸也不知出于什么心态说：“不深刻”。彭真自然不失时机地帮刘少奇指责邓小平“不深刻”！（七千人大会原来是邓大人的走麦城！）他似乎忘了自己也是书记处的。有些文章把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描述的很狼狈，好像大家都是在批毛泽东。其实根本没有这回事。毛泽东始终把握着会议的节奏。他的每一个决定都为绝大多数干部所拥护。他还幽默的说：“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迎来了入会者的欢声雷动。会议的气氛也相当活跃。称得上是基层干部的出气大会。很多干部把积压多年的怨气发了出来。但是，这样面对面的揭露让很多省委书记下不来台了。刘少奇也感觉压力越来越大，也就冒出了那句著名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刘少奇多次强调了中央政治局要负责任，指责了书记处、指责了中央各部、指责了国务院也指责了国务院各部。但就是没有一句自我批评，没有一个字说我这个国家主席该负什么样的责任。在入会者看来，刘说中央要负责，就算是他刘少奇的自我批评了。没有人指名批刘。矛头多指邓。这个过程，在今天一些歪嘴和尚说来，刘所指中央，就是指毛。岂不荒唐？在一些官方资料中，甚至找不到入会者批判“书记处”的字眼。

　　林彪在会议中说过这样一段话：“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才造成了严重失误”。那个《毛泽东同志论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和在两条战线上的斗争》的文件中，包含了毛泽东数年间对大跃进运动过程出现浮夸，冒进等危险所做的指示和批评。入会者都看到了。因此，七千人大会根本不是一个“批毛”大会。但是，这次大会毛泽东高风亮节，主动承担了责任，甚至是过多的承担了责任。反而成了今天一些不明真相的人的口实。

　　刘少奇的发言中也不得不承认毛泽东的先见之明，在谈到“一平二调”时，他说：“否认社会主义阶段的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则，把平均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混淆起来，甚至认为平均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这是极端错误的，是同人民的利益根本抵触的。毛泽东同志说，平均主义的思想，‘它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无论何时何地，我们在分配和交换的问题上，在拟定政策和执行政策的时候，都不能忘记毛泽东同志的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从这段网文可以看出，真正应该为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负责的是一线领导，首当其冲是邓小平领导的书记处，邓是主席钦点的副帅呀，其次是作为常务主席的刘少奇。主席已经把实际工作的领导权都下放一线，怎么可能随便干涉下级的工作呢。古代的皇帝培养太子都不会那么做。

七、共产党领导社会革命运动的经验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一线领导的左右倾错误问题

　　任何的社会运动，不管土地革命时期的，还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不管是毛泽东时期的，还是华国锋邓小平时期的，亦或是现任领导领导的运动，只要推进的是某种社会运动，就都会有左或右的倾向性错误。任何的个人或组织，只要是做事，做事的过程，就都有与预想的过与不及问题，结果和初衷就都会有一定的偏差，做事的过程中就都要有必要调整和纠偏。

　　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跃进运动当然也是一样。中国是个具有兆亿人口的大国，把几亿劳动人口组织起来，调动这个庞大劳动人口的巨大的创造力，从极度落后的基础出发，“土洋结合”“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尽可能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在各个方面赶超世界上先进的工业国家（后来提升为四个现代化），这个思路，现在看也没任何过分的地方，也是绝对必要的。就是重来一次，基本的思路恐怕也还会是如此。当然，如果真的重来一次，即使把领导权交给后来那些自以为比毛泽东们更高明的先生们来领导，事情就一定可以做的四平八稳毫无差错了？不见得。因为只要叫社会运动，任何的社会运动，四平八稳的事是没有的。所以，面对革命运动中的左右倾向，共产党实际是有自己一套成熟的经验的，就是结合群众路线，一方面要坚决地推动革命运动，一方面又要及时注意和坚决地纠正革命运动中的左右错误倾向。首先是保证和鼓励革命运动要往前发展，事情总是干出来的，不能随便打击（反“反冒进”的原因），然后是在运动中的纠偏。党领导革命一个运动接连一个运动，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直到建立政权和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这么过来的。党正是因为有这么一套很成熟的驾驭实际运动的经验。所以这才会有像“左倾”、“右倾”、“形左实右”、“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这些对实践运动高度概括性的分析和领导革命运动的术语。当然后来的领导人不怎么再提这些东西了，只能说明后来的领导人领导的运动由于某些原因，已经不好再用这些提法，比如他们要告别革命。或说他们根本没能理解学会这些党驾驭实际运动的方法。

　　对三年困难时期的问题，主要是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右顷问题，也要作此分析，不能因为有倾向性错误就否定这个运动本身。

　　关于人民公社化运动前期一线领导的左倾错误，网上已经有很多，这个地方就不再细讲了。前边已经讲过，任何的社会运动，只要能称其为运动，就一定会有它的左右倾向。从这个理念讲，包括改革开放，包括某一时期工作的加大步伐和随后的调理整顿，包括所谓招商引资，当前的城镇化，都一样，都会有它的过与不及，即左右错误倾向问题。这一般是很正常的。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在应对各种运动中的左右倾向问题上，是有很多切实的教训也是有丰富的经验的。当然，这些领导经验也是系于党的领袖个人的。一般来讲，毛泽东确实是驾驭社会运动的高手，八大以前不管是战争还是建设（八大以后文革以前，除特殊情况实际已经不是毛泽东的一元化领导，主席自嘲自己就是个跑跑龙套的，唱戏的主角是刘邓，毛说过副帅是邓），毛泽东领导时期中国革命基本没出过大的差池。而其它领导人驾驭社会运动左右倾向的能力，就差远了。甚至非左即右，根本不懂。人民公社化运动，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作为中央的主要领导，应该是深明运动中可能存在的左右倾向的危险的，所以，应该时刻注意鉴别运动的左右倾向问题。但可惜整个人民公社化运动，一开始就充斥着中央一线领导人严重的左倾错误：缺乏积极稳妥，混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区别，共产风，取消商品生产，割自留地家庭养殖业方面的资本主义尾巴，造成新的基础还没建立好，老的基础没有了，急于穷过度，不懂实际，浮夸风，主要领导人和人民日报一起帮着吹，主要领导登报一块吹，然后是脱离实际的大量减少耕种面积，和脱离实际的延续59-60两年的高征购，包括59年后强化公共食堂伴随的进一步的共产风，都是脱离实际的瞎指挥瞎作为的结果。本来运动中出现左右倾问题是很正常不过的，但作为主要领导人不知时刻检讨和及时调整，而是深陷其中掉进左右错误中不能自拔，这就是不可原谅的了。

　　主席再早就做过总结，一切左右错误都是脱离实际的结果。实践证明，所有好犯错误的人，由于脑子里没有实际这根弦，所以，他们的实际行动也不是左就是右，不是左的一刀切，就是右的一刀切。当时的很多主要领导人，就是这样，先是左的不得了，看不到一点点危险，打死都看不到。然后等出了问题了，又右的不得了，把问题看的过重吓得要命。先是穷过度，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出了问题了，又要连初级社都不保留了，要完全退回单干（西楼会议）。

　　主席重提阶级斗争，说，这是非左即右，是一种倾向压倒另一种倾向。但很多人不服气。那么，主席是不是错了呢？其实历史已经做出了回答。主席亲自组织人马调研编写农业六十条，六十条的出台标志着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正式结束，和人民公社的走上正规。结果一年全国结束三年困难时期，从此开始共和国历史上的粮食高速增长时期。

　　而经过单干后农业的增长乏力和农村工业化和各项事业的难以为继，主席定性的对与不对，现在看就更加清楚了。历史已经证明，人民公社在农业的增产上，在农村地区的工业化问题上，是成功的，在农村地区科教文卫和消除城乡差别问题上，是不二的选择。

　　至于混淆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把人民公社化运动本身看作极左错误，就不是无知，就是别有用心了。

八、从粮食增产速度看人民公社的成败

　　改开以来，人们的印象一直是单干解决了吃饭问题，还是单干农业增产快，那么，是不是这样呢？

　　下边是新中国历年全国粮食产量数据：

　　按照我的计算方式:

　　55年到78年集体化时期粮食年均增产2.98%；78年到2009年年均增长2.47%。集体化时期增长率高。别忘了55-78间包含了三年困难时期和随后三四年的恢复期，相当于7年没有增长，即使如此集体化时期的增长依然要高于单干时期。

　　如果从人民公社化运动完成的1962年算起到79年，整个公社化时期粮食年均增长6.76%；如果从基本恢复的1964年算起到79年，年增产5.1%；而春风初度的80年代年增3.9%，90年代年增1.5%，进入两千年连续七年徘徊不进。公社化时期增产率更高。

　　生产力不能是空话，增产率就是生产力。人民公社化时期不光是粮食增产高，农村所有工业和社会事业，也全面有所发展。

　　再看粮食单产。

　　中国农业大学刘景辉王树安等的《中国粮食单产增长规律及预测 》载：49——58粮食单产增长率为年均4.78%；64年恢复到58年水平，从64到74，年均增长3.77%；从74到82（实际79到82徘徊）年均增长4.41%；82——90，年增2.73%；90——98，年均增只有1.51%。

　　结论：从62到80左右，公社化时期粮食单产年均增长率依然是共和国历史最高时期。

　　从实际数据看，公社化时期的农业真的是失败的吗？

九、从农村工业化看人民公社的成败

　　1、下面是不知那位高人编辑的人民公社时期社办工业的发展状况，遍及农村的中小学教育网络就不提 ：

　　1958年以前，农村没有工业，有的是自给性的手工作坊进行农产品初加工。 1958年人民公社建立后为农村工业的大发展提供了契机。当年毛主席主持召开的成都会议通过了《关于发展地方工业的意见》，意见指出:“地方工业的任务是:为农业服务（这是基本的）;为国家大工业服务;为城市人民生活服务;为出口服务。”提出全党办工业、全民办工业的方针，以加速国家工业化、农业机械化的进程，加速缩小城乡差别的进程。

　　会议要求以五年到十年的时间，各省和自治区要使本区的地方工业总产值赶上和超过农业总产值。人民公社办工业，被视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必要手段之一。公社、大队乃至生产队都办工业的热潮。

　　人民公社在建立的过程中，充分体现了农业合作化和农村工业化统一的思路。1958年9月4日，在《人民日报》为《从“卫星”公社的简章谈如何办公社》配发的社论中，总结了人民公社与农业社的不同。其首要就是人民公社不是单纯的农业生产组织，也不只是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而是要像城市工矿区一样同时兴办工业。人民公社将逐渐消除城市和乡村的界限，消除工业和农业的差别。除了生产，公社还要自己兴办商业（交换）、信用合作社，举办文化教育包括小学、中学事业，实行全民武装，适龄的男性青年和复员退伍军人要编成民兵。人民公社是工农商学兵的统一体。

　　这一思路，也体现在1958年12月10日《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决议认为，“人民公社必须大办工业。公社工业的发展不但将加快国家工业化的进程，而且将在农村中促进全民所有制的实现，缩小城市和乡村的差别。应当根据各个人民公社的不同条件，逐步把一个适当数量的劳动力从农业方面转移到工业方面”，“人民公社的工业生产，必须同农业生产密切结合，首先为发展农业和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服务，同时为满足社员日常需要服务，又要为国家的大工业和社会主义的市场服务。”到1959年，全国社办工业企业发展到70多万个，工业产值超过100亿元，占当年全国工业总产值的10%。

　　毛主席对社队工业寄予了殷切期望。第二次郑州会议上他指出:“由不完全的公社所有制走向完全的、单一的公社所有制，是一个把较穷的生产队提高到较富的生产队的生产水平的过程，又是一个扩大公社的积累，发展公社的工业，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实现公社工业化和国家工业化的过程。目前公社直接所有的东西还不多，如社办企业、社办事业，由社支配的公积金、公益金等。虽然如此，我们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也就在这里。”

　　毛主席认为人民公社工业化和国家工业化是一致的。60年代中期，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已得到恢复，出现了农业人口膨胀、农业剩余劳动力激增的问题，向非农产业寻找出路是必然的选择。1966年5月7日，毛主席提出“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

　　在此思想的指导下，社队工业再次获得发展，其产值不断上升。到1970年，达到67.6亿元，比1965年增长了38.3亿元。70年代后，提出了大办地方农机厂、农具厂以及与农业有关的其他企业。全国纷纷创办各种规模的农机具、粮油加工、建材、编织、服装等社队企业。1976年，苏南地区社队工业产值已达到12.44亿元，为1965年的近45倍，平均每年增长34%。 1978年底，全国已有94.7%的人民公社和78.7%的生产大队办起了以工业为主的各类企业，总数达到152.4万个;社队企业总收入为431.4亿元，占人民公社三级经济总收入的29.7%，社队工业总产值由1975年的169.4亿元增加到385.3亿元，增长127%，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也由1975年的5.3%上升为9.1%（按1970年不变价格计算）社队企业安置农村劳动力2826.5万人，占农村劳动力总量的9.32%。在农村工业企业发达地区，已涵盖了以下门类：以食品、饲料为代表的粮食转化行业;以经济作物和林业、牧业以及其他副业产品为原料的农副业产品加工行业;围绕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小型矿业、能源和建筑材料等行业;传统工艺、各类编织等劳动密集型行业;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制造、修理行业;为大工业协作配套或拾遗补缺的行业;为城乡市场服务的轻纺、五金以及当地土特产加工等行业;供出口创汇或为外贸部门加工服务的行业等。 （数据参考《当代中国史研究》）

　　2、社队工业企业的发展和现状

　　现在有人开始忘了，80年代的乡镇企业曾经引领当时经济发展的潮流。那些乡镇企业没有一个不是原有社队企业的。虽然后来抓大放小多数成私人的了，但它们的底子还是原先的社队企业，没有原先的社队企业，凭私人饼子油条一样的那点积累，现在有没有这么多私营企业都很难说。

　　不信，你要那些单干村的单干户，也搞几个企业试试！

十、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成败

　　总结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成败，可以这么说三年困难时期除外，其余公社化时期集体农业平均年增产速度，要远远高出后来单干时期的粮食增产速度（前面已算），整个公社化时期的农村经济、社会和技术积累能力，要远远高于后来单干时期（公社化时期积累的农田水利，单干废弃了；公社化时期的普遍的合作医疗，单干废弃了；公共教育也逐渐废弃了；公社化时期有各个层次的农业技术创新，杂交水稻技术也是在那个基础上集体创造的，单干后也没了这样的基础。公社化时期的社队企业，后来成为乡镇企业，但单干村永远也没有集体走向工业生产的机会了）——实际上单干时期的成绩也依然是在继续享受公社时期的公共积累成果的结果。以上所有这些实际上已经用事实证明了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共产主义绝对公共必要劳动生产的正确和成功。

　　人民公社后来被污名化了，现在即使一些所谓社会主义者也已经把人民公社看作是极左。在他们看来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止于高级社（生产队）就可以了，人民公社左了。实际，他们并不明白人民公社化，是当时农村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实践超出农业生产范围，向亦工亦农或工农并举生产方向进军的必然结果。这时候，不单是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个冠名已经不能反映社会主义农村亦工亦农工农并举的生产实际，新的实践也已经需要超出原有生产合作社和村庄范围，在更大的区域范围内，统一规划和领导区域内工农业和社会发展布局。实际上这才是人民公社应运而生的根本原因（参考《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

　　也就是说，人民公社不单是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必然的结果，它还是代表着新中国农村工农并举的经济和社会（包括现在所谓城镇化）发展方向的。这个方向正确不正确，看一看今天依然保留着集体经济的农村，和以小岗村为代表的单干农村的工农业和社会发展状况的区别就知道了。否定了人民公社，实际也就否定了农村以共产主义公共劳动为基础的工农并举的共产主义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因为否定了人民公社，也就否定了农村地区区域性的共产主义公共必要劳动及公共积累来源，没有了可调配的公共必要劳动及公共积累来源，农村地区一切的工农业（农田水利是农业积累）积累、科教文卫等社会事业，就都成了无水灌溉的荒漠。所以，单干后农村地区各项事业的退化，以至于形成后来严重的三农和农村发展方向危机问题就是必然的了。反观当下，全国只有少数保留了集体经济的农村地方，工农业和社会整体的发展状况还是不错的，但因为没有了人民公社的区域统筹作用，也不过零星是几个村庄而已。

　　未来农村的社会主义再革命其实践结果，必然也还依然要指向人民公社的方向——区域的发展没有统一的规划、领导和经济来源，是不可想象的。

十一、这里再提下公共劳动的优势

　　1.动员能力方面的优势。比较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优劣，首先的应该把它们看作两种社会生产组织方式看待。首先它们有共同点，它们都要一头为社会提供使用价值，一头组织调配劳动力进行生产。它们的不同点是动员组织劳动力的方式的不同。资本主义是用资本用钱组织的，资本本身代表的就是劳动力的一种支配权，有多少资本有多少钱就有多大的劳动力支配权。落后国家或者落后村庄通过钱组织调动劳动力，首先要受到钱本身的局限。而共产主义，直接的就是公共劳动中劳动力直接的组织调配。公共劳动实际同时解决了资金、劳动力和技术问题。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优劣，实际完全在它们对社会发展的规划和劳动组织动员能力上。

　　2.公共劳动比私人资本更有利于劳动积累。资本积累是剥削劳动者的剩余劳动，但它受资本本身多少的限制；而共产主义积累直接就是公共劳动中劳动力的计划调配，所以它已经大大的超出了资本本身数量局限的束缚。所以共产主义积累往往一开始就是社会规模的庞大的积累，所以一般共产主义国家其内部财政能力往往都是很强大的，其发展势头是同等水平的资本主义国家所无法比拟的。

　　3.公共劳动便于分工协作，所以各项社会事业发展可以全面统筹大面积铺开。一些重要事业比如科研，可以组织全社会大面积的分工协作。

　　4.公共劳动便于创新，共有经济体内部没有知识产权概念，所以群众集体智慧可以解决很多个人难以想象的问题，做出近乎奇迹般的事情，比如杂交水稻两弹一星以及很多原先已经废弃了现在却苦于被人封锁的技术信息。

　　5.公共劳动是种公共创业平台，在这个平台上集体的力量克服了个人力量的局限性。在公共劳动平台上，因为是公共劳动平台，所以它更容易培养公共劳动平台的群众领袖。而只要出现它的领袖，集体的事情就一定能够办好。

　　而私人企业是私人的。它从一开始就受到企业主个人作为人本身能力的局限性束缚。在纯粹私人创业平台上，这个局限性是很难克服的。私人企业能不能胜出，只能在大小企业，大小老板的弱肉强食中实现。所以，私人企业要最终成功也是要搭建相对的“公共创业平台”的，这就是股份制企业，只有在相对公共的创业平台上个人的局限性才可以克服。

　　6.共有制公共劳动平台存活率高稳定性好。真正的公共劳动企业并不是靠利润生存的。每一个劳动者的劳动也不是为了基础生活资料，基础生活资料实际是供给制的。人们劳动是为了进一步改善提高生活质量。这和资本主义的劳动者有本质的不同。这就基础的保障了公共劳动主体的稳定性。而另一方面，从生产的组织者的层面讲，即使是在市场上，资本主义的董事会，也不一定就比得上共产主义的党委会，资本主义的CEO也并不一定比得上群众公共劳动中产生出来的群众领袖。至于小型私人资本，更是没法比，集体企业可以从容的培养选拔领袖，而私人资本却深陷企业主本人作为人的局限性。所以资本主义新成立100个企业，10年后剩下10家八家就是高的了。而共产主义的公共劳动主体却可以多数屹立不倒。

十二、大跃进不是三年困难的直接原因

　　说大跃进是造成三年困难的原因，是对大跃进和通过大跃进对毛泽东的栽赃。

　　大跃进确实是毛泽东发起的。钢铁运动的大跃进，作为一场群众运动也确实有它本身的左倾错误问题。但任何的运动都会有它的左右倾向问题，不能因此就否定运动本身。关键，大跃进本身实际并不是造成三年困难的原因。

　　造成三年困难的人为原因，从始至终是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严重的左倾错误，中央的人为错误和党的作风问题。浮夸风、共产风、穷过度、公共食堂、59年比58年实际少种2—4亿亩，其中夏粮少种了20%（根据东方出版社陈晓农著《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和《中共中央批转农业部党组<关于1959年农业生产的几点意见>》），这直接导致59年相对58年重度歉收15%——这是引发农村粮食危机的基础原因，然后是地方的浮夸风和中央的缺乏调查研究造成高征购，这个高征购59年直接征走当年粮食产量的三分之一强，直接引发农村地区的粮食危机，所以这个地方是个绝对的错误。再后来的高征购或许还有可以开脱的地方——不得已为了保障城市供给牺牲农村，但也要看以后新披露的资料定性。而60-61两年的农业生产滑坡则是饥荒，和一平二调的共产风所造成的农业生产积极性下降（粮食主产区的严重的自然灾害则加重了粮食减产的幅度）所造成的恶性循环。

　　所以说，在整个三年困难问题上，大跃进绝对是无辜的。我们知道大跃进运动在三年困难时期的集中表现是大炼钢铁运动，这个大炼钢铁运动的是非对错我们先放下不谈，大炼钢铁运动动用农村劳动力最多的是58年底，到59年底，根据全国的自然资源和交通能力布局，全民钢铁运动所形成的全国钢铁生产能力布局，就已经基本定型，大规模群众运动型的全民炼钢运动，实际就已经收尾了（此后进入冶炼技术提升阶段），即使还有发展，由于中国农村富余劳动力众多，也绝不可能是形成耽误粮食生产的主要原因。前边已有分析，即使58-59动员农村劳动力最多，59年粮食减产15%也应该是少种的2亿亩夏粮少种20%造成的，基本与大炼钢铁运动无关。

　　由此可见，说大跃进造成三年困难，实际是对大跃进的污蔑，而对大跃进污蔑本身不是目的，对毛泽东的栽赃才是目的。因为，只有大跃进运动是毛泽东可以独自承担责任的，而同样是毛泽东发动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其更多的责任尤其其左倾错误的责任，却并不能由毛泽东来负。把三年困难的原因推给大跃进推给毛泽东，不过是某些人玩弄手腕推卸历史责任的移花接木手法。

十三、跃进问题是与非

　　今天的人们一提起大跃进就感觉荒唐的像个是个笑话。不过，先莫笑。我们的朋友中一定有人看过毛选，毛泽东一生智略文章古今中外能比的应该不多，怀疑毛泽东智商有问题的人恐怕不会有。那么以毛泽东的智略，他会搞出个荒唐的不能再荒唐的东西来向全党全国推广吗？

　　如果不会，那么我们就要问问大跃进到底是个什么东东。

　　其实，大跃进是毛泽东以苏为鉴给中国制定的一个社会主义工业化发展战略。要理解这个发展战略。起码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

　　1、苏联工业化的优势和弊端，和毛泽东以苏为鉴对中国工业化道路的调整。

　　苏联工业化可以说开世界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之先河，仅用两个五年计划就基本实现工业化，并把苏联建设成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世界主要工业强国，根本的改变了世界的历史和格局。这对中国这样的后进国家无疑是有着巨大的吸引力的。所以新中国开国之初，一五期间基本是师从苏联工业化道路的。但苏联道路也有它的弊端，就是由于起初战争的原因片面地注重了重工业，而忽视轻工业的发展，结果使苏联工业结构严重失调，而长期忽视轻工业忽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一定是会造成严重社会问题的。

　　毛泽东50年代初期在论述合作化和中国工业化道路关系问题的时候，就深刻探讨了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之间的关系，并正式提出发展经济最终要遵循的农、轻、重的顺序问题。当然，新中国刚刚建立，由于战争和革命的时代特征和强敌环伺的实际国际环境，发展重工业尤其军事工业，在那个时代确实是共和国攸关存亡重中之重的大问题。这样，一段时间内也要突出重工业在国家工业化发展中的地位，就是必然的了。

　　然而毛泽东并不因此就想偏废了轻工业，因为他深知事关人民生活的轻工业在国家未来发展中的终极战略地位。毛泽东想出的办法，是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中央主抓重工业，地方则根据各地的实际需要主抓轻工业，中央和地方结合，大中小结合，土洋结合，这样就既抓紧了重工业，也不耽误轻工业的发展。这叫两条腿走路。而随着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尤其人民公社这个基层社会生产组织形式的出现，则进一步为毛泽东的思路提供了组织依据。

　　2.我们前边探讨了人民公社在农村地区工业和社会发展、在消除城乡工农差距方面的战略意义。今天看来，公共劳动中有计划的组织工农业的分工，首先具有的经济意义，就是解决了大面积工业化过程中的国家资金和技术短缺问题。如果所有的工业都需要国家来办的话，那不但不够灵活——人民的需要是多样的，光凭国家解决不了！还要国家资本主义，就是还需要国家出资金的，有多少钱才能调度多少物资和劳动力，国家财政也不好承担。而省地县、社、队各层的工业化就不一样了。它首先都是针对地方群众多样化的需求。然后，这个工业化所需的劳动力，在县社以下，也只是公共劳动中集体经济组织内简单的劳动力分工和调动，基本是不受资金问题的限制的。这就很大程度的解决了轻工业发展的资金和技术限制问题。

　　毛泽东一直强调，“在生产力中人是决定一切的因素”，这句话以前一直做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理解——只要有了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就没有解决不了的事，现在看，还可以做经济学意义的理解。资金的问题，其实就是人的问题。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集体公共劳动对劳动力的可调配性，很大程度上已经突破了资本的限制，直接的实现了劳动力的计划调配。在这个意义上，才可以理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挖掘六亿人口这个最大的本钱，和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走群众路线，对中国社会主义积累和工业革命的意义，不管是资本积累还是社会主义积累，都不过是劳动的积累，中国六亿人口的富余劳动力太多了，社会主义公共劳动只要挖掘好这个庞大的富余劳动力，就可以实现资产阶级所不敢想象的惊人的工农业和社会事业积累，中国的人口占世界的五分之一，只要这点做到了，就可以实现工业领域的伟大的历史性跃进。

　　3.这个工业化进程是有组织有领导的的。中央领导组织战略性行业。省、地、县、社、队则在地方工业化中承担组织领导作用。所以大搞群众运动，绝不是传说的那样是什么瞎起哄，而是有组织力量的。

　　4、希望外援，但不依赖外援，自力更生的技术革命路线

　　不管是国家主导的战略性工业部门，还是地方工业，不管是土的还是洋的，都要走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的三结合的群众路线，充分发觉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充分尊重群众的首创，推进技术革新和革命。不光是什么都能造，还要什么都能造的好；不光什么都能造好，还要赶超先进。现在的知识分子老觉得共产党这个法子太土，但中国的杂交水稻、牛胰岛素、大型电子计算机、激光、导弹原子弹卫星，飞机大飞机，总之科学技术方面的跃进都是这么搞出来的，实际那个东西不是土，而是太先进了！小资产阶级是看不起群众的，他们只相信自己的脑子，他们哪里知道群众共同思考解决问题的伟力！而共产党毛泽东却从来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开辟革命和建设事业局面的高手，它们相信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只要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建立了，人民群众在新的生产关系中被组织起来了，六亿人民就一定可以做出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业绩，这也是大跃进的本意。

　　综上，也就是说，在理解大跃进赶超战略的时候，必须在深刻理解了很大程度已经超越了资金束缚的几亿人的社会主义公共劳动积累，它的超常的积累规模和速度，以及群众中蕴含的惊人的创造力，这个基础上，才能理解大跃进是党超越了苏联工业化模式的中国自己的新的工业化战略模式.如果不是一开始就遭遇三年困难时期的粮食危机给它造成的挫折，如果不是敌对意识形态的负面宣传阴影，大跃进的历史面貌将完全会是另一个样子。

十四、跃进战略的历史实践

　　上贴说到，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战略，通过国家主导解决了重工业的工业化路线问题，而毛泽东主义的经济学内容，通过发挥地方集体经济组织的积极性创造性，则同时解决了轻工业的工业化路线问题。应该说毛泽东主义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战略，要比斯大林的更成熟更丰富的多。

　　当然具体实践，要复杂些。开国之初百废待兴，轻重工业在中央和地方的分工也不是明显的。

　　典型是大炼钢铁运动。

　　谈到大炼钢铁运动，今天的人们只一个印象，就是个荒唐。

　　荒唐一定有。砸锅卖铁，荒唐不荒唐？一定有嘛!（但如果从支援国防建设讲，难道不也值得敬佩吗！）很多人闹着玩儿了，浪费了很多资源，荒唐不荒唐？一定有荒唐嘛！但返回头来讲，几千万人参加的运动，难道就只有荒唐吗？

　　我看一定不是。

　　首先问题，土法炼钢能不能练出钢?

　　这是个关键问题。但恐怕今天已经没有多少人考虑过。

　　我国是世界上炼钢技术最早发展的国家，我国宋代的钢产量英国工业革命完成的时候也还比不上。我们那是土法炼钢呀，它练不出钢来吗？

　　集体公共劳动、群众运动，解决的是技术和资金短缺的问题。土技术相对洋办法可能落后点，但相对我们自己的实际水平，那也是高技术，能练出钢铁来，那就是胜利，技术是不断改进的，但东西有总比没有强。更何况浪费还只是初期的事，经过一年全国规模的找矿和群众实际炼钢技术实践，根据当时的资源和交通条件，到59年底全国的钢铁工业布局，就已经形成了. 可以说，这个“荒唐可笑”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是对全国钢铁资源做了一下全面的摸底，对中国自有的技术力量进行了最合理有效的利用，形成了一个合理的钢铁生产能力布局。至于钢铁运动所形成钢铁企业的炼钢技术，也是在进行着持续的技术改造的（《河南省大炼钢铁运动的四个时期》）。所以说，从全局的发展的眼光看，大炼钢铁运动又不是荒唐的。笑钢铁运动荒唐的人，一般就缺乏这种全局的发展的眼光。

　　实际上钢铁运动中形成的钢铁企业，大多到62年还在起着作用。西楼会议以后，由于中央一线领导加上还有个陈云，把当时的问题看的过重（主席认为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一方面在农业上要退回单干,一方面在工业上把所有所谓“效益底”的企业都关停并转，工业上要撵回农村两三千万人，以缓解城市粮食压力。这样县社级的钢铁厂基本就此强迫关闭了（即使如此，三年中新增的炼钢能力也占到了从建国到1979年三十年间新增练钢能力的36.2%(胡绳《共产党的七十年》)）。

　　如此，由于一线领导在人民公社化运动时期严重的左右顷错误，主要由于由此造成的严重的全国粮食危机，最终毁掉了大跃进钢铁运动的大多数成果，对生产力造成巨大的破坏，同时对工业跃进战略造成了严重挫折。这也不能不说是后来中央分裂的一笔虽不能好算但不得不掂量的重帐。

　　关于合作化时期和人民公社早期，地方自动兴办工业企业的情况，现在已不好考。由于三年困难一定是个巨大的跃退。此后休养生息，加之文革工作重心的转移，直到70年代，中央才重新提出社队重办工业的问题。如此到80年代社队地方企业才开始形成蔚为壮观的一个小的跃进局面，甚至苏南地区的社办企业，已经发展到“小全民“的程度。只是可惜，中央的路线这时候已经变了，没有形成更大的历史成果。有些人闭着瞎眼故意不看公共劳动这些伟大成就，就是固执的认为共有制企业不如私有制企业好，看看当时遍布全国蓬勃发展的县社队企业，这些人又有什么理由呢！

　　当然，这时毛泽东当初依靠地方发展轻工业的思路，高层的人们也多已忘记差不多了，一方面把大多数地方社队企业私有化，一方面几乎一夜之间让所有所谓乡镇企业都转向发展外向型经济创外汇——开始了外汇大跃进！到今天中国的外汇已经太多（资本化不得不向国际空间追求价值的实现），也不知道这些外汇引进装备了多少国家战略性的重工业没有，我看主要的有战略意义的技术，还是要靠自力更生的！没有自力更生的意识，恐怕光凭买或者什么市场换技术是买不来也换不来的。

　　至于国家控制的重工业尤其国防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80年以前其实一直保持着一种跃进的态势，人工合成牛胰岛素、外科接肢手术，杂交水稻、青蒿素、激光、电脑、集成电路，甚至光刻机、王选的汉字排版、原子弹、氢弹、导弹、卫星、核潜艇、甚至大飞机马上就已经搞成了，那是真正的国防工业和科学技术大大跃进。反倒是整个八十年代直到海湾战争台海危机，中国的科学技术和国防军事工业倒是因为下马下马再下马而一直处于一个停止跃退的局面，好在依然是国家控制，从90年代重新起来，才有今天的局面。

　　今天中国的工业战略，是国家控制战略行业，把关乎民生的轻工业彻底交给资本。这样日子看来暂时混的也不错，但也悄然变更了整个社会的经济基础，中国社会日益分裂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农村空心化未来还不知道如何走向，毛泽东主义为国家万世开太平避免周期性暴力循环的社会条件已经颠覆。看来，还是毛泽东那种内在公共劳动，外在不排除商品运行方式的生产组织形式为好。

　　总结毛泽东的大跃进工业发展战略，虽然实施不算顺利，但到毛泽东去世也已经为中国建立了一个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基本完成了15年赶超英国的目标，为后来的工业进一步发展搭好了骨架（没有这个骨架，今天中国的经济成就就不过只是一堆宣肉，和利比亚没什么差别），也为帝国主义时代的国家安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是明末世界进入工业革命时代以来，中国最伟大的历史成就。在轻工业的发展方面也比苏联做的还要好些。

十五、其它几个问题

　　长久以来，有些人把毛泽东的罪恶，上推到15年农业发展纲要制定的67年农业产量目标，上推到毛泽东的反反冒进，其实都是胡扯。

　　首先，15年农业发展纲要制定的只是到67年为止的农业发展目标，这个东西只是农业发展指导性的东西，与三年农业的浮夸风又有什么绝对的关系。如果说主席的大跃进就是鼓励浮夸，那么为什么又是主席第一个站出来反对浮夸。如果不是主席反浮夸，即使网上诸位也还不知有多少要在饿死之列，或者根本来不到这个世上。

　　后一个问题。反冒进的总理他们，总归是见识短些。分两个方面：一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和任何的革命运动一样，初期总要鼓励群众的干劲，总要鼓励大家干起来了等出了成绩了，再针对过左的苗头进行调整。你不能刚开始干就要求人家四平八稳，老是压着还公开口号要“反冒进”的压，那谁还敢干！二是综合平衡，确实不能静态的看待。社会主义公有制建立起来了，公共劳动确实是可以突破国家的资金和技术束缚去突破性的发展各类的工农业生产的。所以，目标也确实不宜把的太死，群众自己会想各种办法。当然，底线是要有饭吃，不要饿死人。只要不是粮食危机，只要能照常吃饭，大跃进即使有曲折，也一定是个胜利的结局，而不会是其它。

　　还有人把59年的高征购的责任，推给庐山会议后反右气氛延续的浮夸风,实际还是要把责任推给主席。但这个地方，首先高征购和自己相信和制造浮夸风的责任，本身就推脱不掉，主席反对浮夸风的风早就吹了吧！然后即使真的是这个反右气氛导致的浮夸风政绩风，对高征购强征购起了作用，这也与人民公社化运动、大跃进和总路线没有关系。主席反思：反右不该搞到基层。也承认自己不是全对的。这总比那些打扮自己向来正确一贯正确的人强得多。

　　还就是粮食出口问题。因为这两年出口和前边几年出入不是很大，算是那几年正常的出口量，所以也不做粮食困难的主因。当然，如果能够事先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不再出口这些粮食会更好。但它不是主因。

　　包括对外援助问题，包括不完善的粮食进出口贸易问题，实际都不能成为主因。

　　当然，说起来粮食的统购统销政策，也是要完善的，怎么样统购好，怎么样统销好，还有返销问题，也是关系民生的需要改进的地方。

　　但，即使有一些不够完善完美的地方，它们都构不成否定社会主义革命道路，栽赃三面红旗，栽赃主席的理由。

　　梳理历史，一切隐瞒历史试图把三年困难的主要责任，都推脱给毛泽东的行为，都是令人所不齿的。而把责任推脱给人民公社化运动、大跃进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即三面红旗，则不是敌对势力的混淆视听，就是某些人对共产主义事业的严重背叛。

最后的话

　　历史上通过否定前朝的方针政策反掉前朝的人马广泛启用被前朝镇压的人马为本朝建立组织基础的案例比比皆是。对人民公社化运动、大跃进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否定，实际上正是符合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否定前朝的政治需要的。这在舆论上一方面表现为对新中国历史的根据自己需要的广泛的胡编乱造，一方面表现为，对历次革命和运动中被打倒的被冤枉的和没被冤枉的一切“冤假错案”的平反昭雪和重新组织重用，当然也包括对前朝人马的镇压和抛弃。以至于西藏新疆地方把原先的反革命分子释放出来，重新请进政府政协，而让前朝在革命中培养的革命干部统统下课（胡耀邦的隆中对）。

　　但这样一来，为了一己之私，他们确实也就背叛了自己曾经忠于的事业。共产主义公共劳动在新中国历史上曾经起到过的那种伟大的创建性作用也就因此而长期蒙尘。以至于当今天中国的工业革命在资本主义路径下已经可以依稀看到它的结果的时候，我们不得不重新回顾历史，拂去岁月给它蒙上的尘埃。

　　本论题，以《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ABC》关于现代公共劳动的一段作结。相信随着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的接近某个段落，共产主义公共劳动一定会重新提上历史议程。

　　——公共劳动曾经广泛的存在于古代以各个阶段氏族家庭为基础的各种公社或共同体中。这主要是因为由于原始生产力的低下，当时人们还不得不以联合的集体公共劳动作为他们的生存手段。在这些古代公社或共同体解体以后，公共劳动虽然还依然可以从大大小小的各种形式的晚近家庭（它的基础是个体小家庭）内部找到它的残余，但在愈来愈发展起来的更大范围的家庭间的社会交往中，劳动就表现为私有的了。公共劳动，只有在工业革命消灭劳动的进程达到一定的程度，私人劳动作为个人的生存手段，在这个阶段上已经无法保证个人的生存，已经失去了它的历史合理性时，它的公共性，也就是公共劳动，才在私人劳动作为个人的生存手段失去其历史合理性的这个条件下，重新作为个人的生存手段，在相对古代氏族公社共同体更加广泛的社会范围内重新回归人们的社会生活。这时原本意义的共同体也才同时恢复，但这时的共同体也已经是现代意义的共同体——是劳动消灭进程中（最后是劳动消亡后），与劳动的消亡进程相适应的，以自觉从劳动中的共同解放为目的的现代社会共同体。古代是氏族家庭内部的，而现代的则是地区意义、国家或人类意义的了。

　　这也就是说，现代共产主义公共劳动在它的典型意义上，是以工业革命所导致的普遍发展着的机器生产为前提的。正是这个不断发展着的机器生产，它的超高生产率和它持续对劳动的替代作用——把资本主义的大量劳动人口排挤为社会多余的人口，才迫使资本主义劳动的私有性作为个人的生存手段连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一起，失去了它们的历史合理性，并重新确立了劳动和生产资料的公共性作为生存手段保障社会每一个成员生存的历史合理性和历史必然性。

　　并且，共产主义公共劳动在上面这个前提下，还是与人们进一步自觉地深化机器生产，自觉组织好劳动的进一步消亡进程，自觉的组织好他们从劳动中进一步的共同解放相适应的。

　　人与自然的矛盾、人与人的社会矛盾——人类发展过程中这两条主要线索矛盾，总要有个解决。它们不是自发的解决，就是自觉的解决；过去是自发的解决，而在公共劳动重新恢复以后，则是自觉的解决。共产主义作为人与自然矛盾和人与人间社会矛盾的自觉的解决，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核心命题。

　　由此可见，公共劳动自始至终实际都是与人类同自然的斗争和从自然中的解放联系着的，是人类同自然斗争和从自然中解放的终极手段。而私人劳动则至多只是生产力发展了但又还不够发展时期一种历史的阶段性的过渡性劳动形式。

　　总的来讲，共产主义是世界上产生了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根据工业革命消灭劳动摧毁以劳动为基础的社会的这个有知，自觉组织工业和社会革命，自觉的组织人们从劳动和以劳动为基础的社会束缚中解放发展的自觉的社会组织。自从人类进入到工业革命以后，这一条不管是对于工业革命先进国家，还是对于工业革命落后国家都必然是适用的。尤其工业革命落后国家和地区，要想迅速赶上要想避免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中社会多数成员无产阶级化的痛苦的总体进步，就更需要这种有知指导下的社会自觉，需要共产主义公共劳动这个唯一可以达到社会自觉进步的手段。

　　2015.07.17

对《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跃进问题是与非》主要跟帖的回复

　　老范说：忘了来时的路，回过头去再走上几遍，就记住了：至少知道不能这么走。未来的路怎么走，发达国家早已经有了 ...

　　回老范：你呀，你就是个小资产阶级！你知道中国真正的资产阶级是怎么想的吗？在他们羽翼未丰的时候，他们不会像你一样愚蠢的对公共资本搞破坏，而是会大力支持靠全民公共劳动起家的国有公共资本，因为他们知道在一定阶段上只有公共劳动中积累起来的这些公共资本，才可以有能力和国际资本抗衡。

　　他们想的是怎么把这些公共资本化为己有，而你们则是幻想从一开始最好没有公共积累，幻想凭你们自己一镢头一镢头的积累就可以发达了！不过是自作聪明。

　　历史上靠私人资本起家的国家是有的。但当世界进入帝国主义体系之后，就没有那样的机会了。你看世界上除了那几个老牌抢夺成性强国，有几个后起国家是靠私人劳动起来的强国哈。

　　中国能经济社会国防科技迅速起家，是靠中国未来在列强中的竞争力集体的力量，是靠公共劳动积累，也依然还会是靠公共领域的成就。私人劳动社会救济，解决不了工业革命后社会的问题。

　　老范说：大跃进也罢，文革也罢，还是土地革命也罢，都是把公有制当成目标，历史证明这个做法是错误的

　　回老范：新中国到今天为止的成绩，基辛格说是人间奇迹。是不是人间奇迹呢？我看没有错。

　　但这个人间奇迹，它来时的路，就是公共劳动的道路。是在公共劳动中，进行着规模庞大的空前绝后的工农业积累和社会积累。难道不是吗？你看全国的大江大河，天量数字的水库和农田水利建设，遍及城乡的基础教育卫生科研机构，社队工业，不都是靠公共劳动积累完成的吗？毛泽东时代基本完成的工业化，那些国家的地方的庞大的工业积累，不都是公共劳动积累的结果吗？靠私人积累，你凭什么在这么短短的时间内，会有这样的成绩！

　　这就是共和国来时的路，你们都忘了。

　　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应该刘邓承担）：只要公共劳动，不要私人劳动；只要公共空间，抹杀私人空间；只要公共利益，否定私人利益。自然是走向了极端。对国家社会造成了伤害。

　　但今天像君等，又只认私人劳动，不认公共劳动，只认私人空间，不认公共空间，只认私人利益，不认公共利益。你看农村没有公共积累了，教育卫生科研工业在农村只能用势微这个词说，没有了公共劳动还有发展吗。在城市，医疗住房教育经济金融也是全面私有化，公共劳动也要没有了。而机器生产代替人力劳动的工业革命却继续发展。

　　呵呵，不用多久，西方社会政府没钱社会需要救济的病，在中国就也要重现。

　　改革开放，挖掘私人劳动的作用没错，但废弃公共劳动，就是找死了！

　　所以，我说不要忘记来时路。只有把握好公共劳动和私人劳动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分寸，才能根据各个时期的需要自觉组织好社会的发展进步

　　范老师：

　　您知道我经常提到公共劳动问题，公共劳动和私人劳动的问题和您说的所有制问题是直接关联的。在我的理解里公共劳动私人劳动、共有制私有制，本身并不是目的本身，而是实现目的的手段。是因为是实现目的的手段才成其为目的的。正统的共产主义思想不谈，我们只能谈现实的实践，比如苏联中国，它们都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后进国家。马克思主义讲实践与认识的统一性，当认识达到一定的高度，实践就要摆脱它历史上的盲动状态，而进入一种发展的自觉状态。对苏中这样的落后国家来说，他要赶超先进开辟人类发展的新的方式，就要自觉的运用好两种劳动手段，公共劳动如果在劳动积累（在资本主义社会就资本积累）和工业革命后社会社会生活中比私人劳动更好，那么就要让公共劳动在这种赶超型发展中起到基础性的作用，在公共劳动兼顾不到的地方，也还要鼓励私人劳动的补充作用。苏中这样的国家，之所以能迅速的发展，基础的就是因为公共劳动的基础作用。当然，要在这个前提下把握公共劳动、私人劳动相互关系的分寸、公共劳动实现程度实现方式的分寸。

　　当然，人们往往容易走极端。人民公社化运动初期，也就是三年困难时期，是走了极端。要公而又公，别说留点私人劳动，就是私人空间私人利益集体集团利益，都不允许。确实是极左，栽了跟头。农业六十条以后，才慢慢理顺走上正轨。

　　但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有些人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只要私人劳动不要公共劳动，只要私人空间不要公共空间，只要私人和集体利益。不要公共利益。如果真这样下去，不再要公共劳动，人们互相间的竞争，继续发展的工业革命，中国就会失去自觉组织自身发展的机会。回到过去严重阶级对立的盲动的发展状态当中。

　　我提出这个论题的目的，就是向重新梳理一下已经长久蒙尘的公共劳动，它真的就是失败的吗？它的曲折在哪里。以及为代表它的毛泽东重新正名的问题。

　　你说道承包责任制的问题，实际你看了我上面的说明，会发现，承包制，实际是废弃了公共劳动性质的，实际是私人劳动。它实践的结果，必然是像我国农村改革后的情况：公共积累的废止和农村工业农田水利科教文卫等公共事业的停滞状态。

　　回老范：范老师贴比较长，不好回，我捡几个主要问题。

　　1.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理论确实比较粗燥，所以我们才需要在共产主义实践了近百年以后，对共产主义做比较细致的理论说明。我对公共劳动的探讨就是在这方面的一个努力。

　　我人为， 你可能还不明白我说的公共劳动私人劳动是手段的原因。您对哲学感兴趣很好。既然如此，你应该知道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中，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基础性的，人与人的关系是围绕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人类社会发展的目的绝不是为了什么理想的社会制度，而是为了从自然束缚中的解放，当然要完成人从自然束缚中的解放，它也必须同时完成社会束缚中的解放。在这里，人从社会束缚中的解放只是人从自然束缚中解放的手段，它是因为是从自然束缚中解放的手段，才成为目的的。所以，当共产党人讲把消灭私有制做为他的目的的时候，他的意思实际是上面的意思。消灭私有制--共有制--公共劳动，是机器大生产时代，社会所有成员共同从自然束缚中解放的手段，是因为这个手段才成为目的的。机器大生产、工业革命不变的目标就是消灭人的劳动，在就业机会越来越少的条件下，每个人的私人劳动作为生存手段已经越来越不能保障每个人的生存了，这时候公共劳动从而共有制，就要恢复它保障每个人生存的生存手段的地位。

　　由于以往共产主义理论的粗略，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的人也不多，所以，很多共产党人和反共人士把共产党消灭私有制建立共有制的目标理解到了形而上学的程度，这是很正常的。很多原先不能正确理解消灭私有制意义的“共产党人”，非左即右，后来反共比原先的反革命都厉害也是这个道理。

　　在中国要不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上，反革命分子最多不过是祭出马克思主义的条件论，说社会主义道路是有条件的，中国不具备条件。实际不过是说中国要搞一段资本主义。但他们又不知道20世纪的人类历史实践已经起来变化了，进入20世纪，人类已经有了两种劳动积累和工业化道路可以选择，一个是老的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一种是共产主义的公共劳动积累，实践证明公共劳动积累相比私人劳动的资本积累，其积累速度积累规模工业化速度规模，都是无与伦比的。共产党走公共劳动积累从而工业化的道路绝对没错。

　　总起来说，你对我说的意思理解也有误，你对共产党消灭私有制目标的理解也属于有误范围。把目的仅看作过上好日子，也还缺乏一定的高度。

　　2、关于公共劳动和私人劳动的分寸问题，是这么个问题。不管是马克思经典意义的共产主义，还是中苏这样自觉组织自身进步性的共产主义，有一点是同样的，新的社会关系建立的初期阶段，公共劳动所生产的产品和提供的服务，还不能适合和涵盖所有的社会产品和服务，这个时候保留私人劳动的一定的补充作用就是必要的。比如当时中国农村，集体公共劳动如果还搞不好养鸡场养猪场，就不如让农民自己利用劳动期间养点家禽家畜，如果集体还不能搞一些副业，就不如让农民自己高一点副业。当然，公共劳动不尽量尝试涵盖所有产品生产，一定是公共劳动本身的组织有问题。至于私人劳动扩大雇佣的问题，当然一方面一定是公共劳动也可以做的，另一方面可以采取一定的积极政策，让它成长到公共劳动中来。既鼓励私人劳动，又修好私人劳动成长进公共劳动的通道。

　　3.我现在户口还在农村。我知道农村基本已经没有积累，所谓乡镇企业也都是公社时期的社办企业，当然现在都成私人的了，公社解体以后，就没有再办起过。招商引资也没有到农村来的。所以，农村的工业化道路断了

　　范老师：在我看来人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了自己。从自然束缚中解放也罢，从社会束缚中解放也罢，最终就是为了实现人的 ...

　　回范老师：你要从反的方向想。新中国基本是从中世纪一样的基础上白手起家的。一开始可以说就没有什么像样的资本，饼子油条一切从零开始。所以不管从哪个行业讲，不管是钢铁电力石油航天航空，不管是比实体还是比技术，都证明公共劳动比私人劳动的强大优势。中国作为后起国家，现在的各行业公共资本和技术实力在世界的位置，就已经是实证。就是和美国比，虽然美国已经发展了二百年，中国现在也差不到哪里去。

　　范老师说：你说新中国是白手起家，这没有错，这只能说明公共劳动在中国的发展中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尤其是重工业方 ...

　　回范老师：您能承认在中国这样的后起国家，采取公共积累的方式比私人资本积累的方式，更适合大规模快速工业化的要求就可以了（因为中国这样的国家一开始甚至连私人资本这个东西都等于没有）。你有时候说了些外行话，积累有了，消失不了，多数国有集体企业不能叫倒闭，应该叫改制。中国的原始资本积累过程，就是化公为私的过程。开放本来是引进技术的，作为落后国家这是必然的，这和工业化模式是两回事。在中国真有技术创新能力和消化能力的，也还是还占着公字辈的企业。如高铁电力航空航天，各种科研院所。

　　回老范：呵呵，未来采取什么行动，先放放说。当然，再过二十年工业革命基本完成差不多了，中国人民是不是要学美国和加拿大吃吃救济就可以了呢，那是要拭目以待的。

　　回老范：不要转移话题，我是说人民公社并不失败。

　　就是在你新的话题上，你也忘了，我也已经说过单产增长率的问题。单产虽不能无限增产，但即使现在也还没到停止的时候。并且，中国现在并不是粮食多的吃不了，而是还很大程度的不够吃。

　　回老范：2014年中国粮食自給率87%，棉花自給率三分之二。

　　回老范：你的眼光脱不出小资产阶级。

　　老范说：国际贸易，互通有无。我们人多，给他们加工工业部件，价廉物美；人家地多，环境干净，生产的粮食质量可靠 ...

　　回老范：呵呵，你的话题也是跑马场！

　　你不是说，改革后吃的问题早已经解决了吗？

　　好歹中国公共劳动中搞出了个原子弹，否则如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人家想扔颗炸弹就扔颗炸弹，你还有吃的！

　　呵呵，对不起，忘了！你挨不了饿，吃加拿大去了，还保险，有救济。

　　小资产阶级的梦想是像真正的资产阶级一样发财，甚至发洋财，跑国外的都差不多属这类。但残酷的现实是，这些人99%是要破产的，只能打打工，或者最后只能把梦想演变成一把救济了。这马克思早说过的。但无产阶级的梦想绝对不是为了一点救济，他是要创造一个新世界，要公共劳动的意思，就是不要救济，不做可怜虫！

　　回老范：既然有了科技进步，无论私有制公有制，都可以促进单位粮食产量，那么公社化时期相对单干时期的高增产率，就只能证明公社化时期的科技进步比单干时期大了。对不对？

　　事实也正是如此，全世界搞单干的都没有搞出杂交水稻的，只有公社化的中国搞出来了，就是个实例，何况公社化时期的农业科学协作和实践要更广泛的多呢

　　老辛发言：“关键是新中国史作为新中国来时的路，多已被涂抹的面目全非了。而忘了来时的路，未来的路一般也照样迷糊。”

　　——这句话说得很好！

　　老辛说：三年困难的原因是，理论指导上的唯心主义，政治体制上的家长制度

　　回老辛：...老辛，你出的题目比较大，你的水平做不了。

　　说毛泽东搞农业集体化是唯心主义，那你要有根据。承认合作化时期和人民公社化完成以后（以农业六十条推行为标志）粮食是连年增产的，甚至比改革开放以后年均增产幅度还高，这才是实事求是。网上数据都在那里摆着，不根据实际数据，你不能说你唯物。

　　讲实事求是，只要农业是增产的，还在公共劳动中使农村生产向工农并举方向发展代表了农村的发展方向。这就是成功的。我是从集体村待过的，我得不出小岗村成功，华西村南街村失败的结论。你认为两种典型，哪一个成功呢？

　　老辛说：马克思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 ...

　　回老辛：不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解到形而上学的地步。

　　马克思有那样的话不假，但马克思也说过俄国革命的卡夫定峡谷问题。

　　如果按照你老辛的意思，西藏的农奴制现在就还不应该解除，因为它自身埋葬自己的物质条件还不具备。但可惜解放军这个外部力量来了，就把它埋葬了。

　　按你的意思，大清朝的轿子还应该到处跑。因为它自身还没有产生出打得到自己的力量。但可惜先是白洋鬼子来了，后来连红洋鬼子也来了，它就不可避免的被葬送了。

　　本来中国自身也还没有产出共产主义的物质力量，但马列主义来了，有了共产党就有了这个物质力量。

　　历史上实实在在发生发展这的事情，掩耳盗铃不行。

　　老辛说：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是自由人联合体

　　首先是人民公社搞早了，它不适应生产力，这是第一。然后是 ...

　　回老辛：首先老辛题目错了……

　　再一条，比较任何生产组织形式的优劣，都要看它的劳动组织能力。而只要是组织劳动力，就一定有纪律，不是资本主义的纪律，就是社会主义的纪律。而共产党领导的组织方式，在长远规划在劳动力的组织动员能力上是明显有其优势的。

　　老辛说：现代自由人联合体与马克思的设想差距很小。

　　我们从另一类的合作社里看到了自由人联合体，他们 ...

　　回老辛：不要轻易否定历史，也不要轻易否定现实。

　　任何时代任何国家地区的特定的生产组织形式，都是在特有历史条件下历史的形成的，因而也都是具体的，解决着它们各自所面临着的具体的生产生活实际（你不能用西方的股份形式，就可以随意的否强中国现在也还存在着的集体经济形式）。

　　老辛：马克思给出资本主义一定灭亡的预见是科学的，这个预见不仅有它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做基础，也有政治经 ...

　　回老辛：你本身就不够唯物。按你说的，中国根本就不会有条件出共产党，甚至连出国民党都不可能。但实际却出了。你的所有的唯物主义说辞，就是忘了一点，人是社会发展生产力发展最核心的因素。只要有了变化了的不一样的人，历史的进程就注定要变了。在中国，只要领导了全国土地革命战争的共产党掌握了政权，中国人民有了崭新的领导和组织力量__这才是最重要的物质条件，中国人民的历史就已经改写。

　　当马克思书写资本论的时候，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已经标志着人类发展自发的盲动状态的结束和自觉的有组织时代的必然的开始。而中国实际已经曾经敲开了这扇大门。在这个时代，即使还可以需要有资本的参与，也只是资本外在的形式，其内容已经完全可以大大的不同。历史变了。

　　老辛说：刘光晨网友，三年灾害已成为历史，历史就摆在那里，没有人“否定历史”。现在探讨的是造成三年灾害的原因是什么，你想证明大跃进不是造成三年灾害的原因。深刻的原因是我党和国家错误地推行了不符合历史条件的要求的，违反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大跃进则进一起暴露出我党在历史观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跃进都是我党在历史观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寻找这个历史原因的目的是面向未来，走好未来的路，走出一条科学发展的新路。

　　1955年到1978年集体化时期粮食年均增产2.98%，而1978年到2009年单干化后的粮食年均增产只有2.47%；你又发现人民公社化运动完成的1962年到1979年，粮食年均增长竟然达到6.76%，春风初度的80年代年也不过年增长3.9%，90年代年居然下降到1.5%，进入两千年连续七年徘徊不进。你的结论是人民公社好，集体化，共同劳动好。

　　具体分析一下你会发现，62-79年恰恰是非公社化的结果，同时也是把一切经济作物改种粮食的结果。80年代的3.9%，90年代的1.5%，2000连续七年徘徊不进。这不是生产力后退的结果，是农业向纵深发展，向多元发展的结果，也是农民进城支持工业、建筑、商业、服务……的结果。我们的肉、奶、蛋，日益丰富的、四季不断的新鲜蔬菜和种类繁多的水果（世界上有的我们都有）都是哪里来的。80年代末以前，你坐在火车上向远处看，农民住的清一色的都是土坯墙、茅草房，现在你再看看，清一色的钢筋水泥建筑，从2层到4-5层，甚至更高，1-2已非常少见。个人对生产的关心不是人民公社化能够比拟的。

　　你说：“不管从哪个行业讲，不管是钢铁电力石油航天航空，不管是比实体还是比技术，都证明公共劳动比私人劳动的强大优势。中国作为后起国家，现在的各行业公共资本和技术实力在世界的位置，就已经是实证。就是和美国比，虽然美国已经发展了二百年，中国现在也差不到哪里去”。但是我告诉你，差不多的诀窍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造，充分利用资本主义技术“红利”的结果。把我们的国家经济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基础上。而且，在这个生产力基础之上的不是公共劳动，是资本和雇佣劳动。

　　还是马克思的那句话：“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

　　回老辛：老辛这个帖子算是质量最高的了。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在这个帖子里老辛懂得了试图通过分析别人的数据来支持自己的观点，不再是只会说简单的判断句。这对老辛是个进步。但是可惜，这个数据分析，却又是完全猜测的，它只能进一步证明老辛的严重的唯心主义。

　　老辛说：“具体分析一下你会发现，62-79年恰恰是非公社化的结果，同时也是把一切经济作物改种粮食的结果。80年代的3.9%，90年代的1.5%，2000连续七年徘徊不进。这不是生产力后退的结果，是农业向纵深发展，向多元发展的结果，也是农民进城支持工业、建筑、商业、服务……的结果。我们的肉、奶、蛋，日益丰富的、四季不断的新鲜蔬菜和种类繁多的水果（世界上有的我们都有）都是哪里来的。”

　　我们把62-79的粮食增产是不是非公社化的结果先放一边不谈。只说后来粮食增产速度变化的原因。我只能把老辛所谓的原因归结到：公社化时期高增长“是把一切经济作物改种粮食的结果”，单干以后我给老辛总结一下，是把粮食用地改作其它了。我给老辛这么总结，老辛没有意见吧。

　　如果没有意见。我要提醒老辛，你的这个分析，看似有道理，但经不住推敲。按你的意见，你实际是在假设粮食种植面积的持续减少，是造成后来粮食增幅下降的原因。照此推理，公社化时期，也应该是粮食种植面积的持续增加，才是公社化时期粮食增幅不断走高的原因了。但实际不是粮食种植面积的问题。这个地方不能靠瞎猜。要有数据。下面我给你提供下62年以来的粮食种植面积数据。

　　这是国家统计局网站查的，62-79粮食年均种植总面积基本稳定在12万千公顷（即18亿亩）左右，基本无大增减；80-99年，基本年均稳定在112300千公顷左右，基本不增不减；2000年以后又是一个数量级别，但基本也是稳定的。

　　所以结论只能是：公社化时期，是在粮食种植面积基本稳定情况下的高增长，单干后也是在各自数量级别种植面积基本稳定情况下的增幅走低。

　　其实这个结果根本不需要分析，在我提供的粮食单产年均增幅数据中，就已经包含了这个结论了。人民公社时期，粮食单产增幅除51-52战后恢复的特殊高增长，是共和国历史最高的时期。

　　希望通过这个贴，老辛能明白什么叫唯心主义，什么叫唯物主义。你不依据任何事实材料数据，凭感觉凭空想象，就叫唯心主义。

　　回老辛：你这个贴有三个问题。我现在回答你第二个。

　　你引用了我的话：“不管从哪个行业讲，不管是钢铁电力石油航天航空，不管是比实体还是比技术，都证明公共劳动比私人劳动的强大优势。中国作为后起国家，现在的各行业公共资本和技术实力在世界的位置，就已经是实证。就是和美国比，虽然美国已经发展了二百年，中国现在也差不到哪里去”。

　　然后你评论说：”但是我告诉你，差不多的诀窍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造，充分利用资本主义技术“红利”的结果。把我们的国家经济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基础上。而且，在这个生产力基础之上的不是公共劳动，是资本和雇佣劳动。“

　　我现在对你回答：首先，你要承认我国的钢铁电力石油化工航天航空通讯铁路交通，所有重要的科研院所，所有的金融系统，它们首先都是在公共劳动中建立起来的，凭私人的力量你包括那个老范，干不了这样的活。如果仅凭私人的力量恐怕永远也干不起来。当然，您尽可以鄙视共产党群众运动的土包子干法，但劳动只要有了可以有效组织它们的力量，它们确实是干成了。

　　然后，你要承认，所谓引进消化吸收，也是在公共劳动的创造出的我们自己的那些让你鄙视的物质基础上才可以引进消化吸收的。没有土包子铁道部，哪来高铁？没有土包子老红旗车，哪有新红旗车？没有自己的土包子银行，现在中还有自己的银行吗？当然，我们承认在与资本主义企业打交道的时候，中国原有企业也不得不采取资本运作的形式，这是环境决定的。但这完全可以只是形式，它的内容依然可以是公共劳动。难道你能说，我们的高铁、石油化工、航空航天、钢铁，这些大型企业，我们的很多早已切入市场的社队集体企业，它们不依然还是保留了部分的公共劳动性质吗？你能说它们已经完全私有了吗？当然，某些骗子，是想把它们全部化为私有的。并且，即使即使全部私有了，资产阶级也应该记得公共劳动在中国资本积累历史上的功绩。试想国有集体企业破产了被私人收购，但它的生产能力不变，而如果从一开始就没有这些企业呢，哪来它的生产能力。而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新兴资本无不是继承的原有国有集体企业的生产能力。破产就是资本化过程。老范不懂，你能听懂吗？

　　回老辛第三个问题

　　我说的那个”不要轻易否定历史，也不要轻易否定现实“，还与三年困难问题无关，我是说我们历史上所有过的集体的全民的生产组织形式，那也是实现了劳动组织化的生产组织形式，不要轻易否定。它们现在在市场上的外形酷似资本化内核还依然保留一定公共劳动形式的生产组织形式，也不要轻易否定。任何的劳动组织方式，都是历史形成的，新中国历史上采取的公共劳动组方式，就是最适合当时生产力发展的自觉组织工作的，你说不适合，但是历史写就的具有独立完整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国家只有中国。这个独立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是个什么意思呢，就是汽车火车飞机（已经有大飞机）轮船火箭卫星导弹原子弹，什么都能造。这是后来只要能引进点技术，就可以消化提升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现在哪来的资本和“中国模式”可以让现在的中国人炫耀！

　　这个地方不谈，只谈你下边的问题。

　　你说：”现在探讨的是造成三年灾害的原因是什么，你想证明大跃进不是造成三年灾害的原因。深刻的原因是我党和国家错误地推行了不符合历史条件的要求的，违反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大跃进则进一起暴露出我党在历史观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跃进都是我党在历史观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

　　老辛，我对你动不动就要直接扣帽子的理所当然式的判断句，一直不以为然。你凭的什么就可以随意的对一个人对一段历史对一个事件做结论判断呢！你的分析在哪里？

　　我一再讲，如果按照你的意思，不管是苏联共产党还是中国共产党的出现本身就“不符合历史条件的要求”，马克思提消灭私有制、巴黎公社革命、十月革命、中国革命，也没有一样”符合历史条件要求“，当10个8个书生宣布要成立共产党，并且要在二三十年内夺取全国政权搞社会主义的时候，它们简直是疯了，那不是”极左“吗！中外所有的反革命分子也是这么讲的，他们甚至已经怀疑到了孙中山的头上。

　　你老辛和多数人一样不明白一个道理，就是目标本身是不分左右的——它没有对错，只有通往目标的具体道路——那些具体的措施，才具有左右对错。消灭私有制共产主义这个目标左了吗？错了吗？它不左也不错。是通往共产主义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具有左右对错。打倒反动派建立新中国，左了吗？错了吗？也没有左，也没有错，是打倒反动派建立新中国道路上的具体的各个阶段的方针政策，具有左右对错。人民公社化也是一样。人民公社化运动本身能不能说错了呢？不能。因为之前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取得了巨大成功（它是增产的），各地群众在新的实践中，由于区域性的兴修大中型农田水利设施的需要，由于农村工业化（合作化时期，有些合作社就已经自动办起工业了）和统一的科教文卫事业的需要，就已经自动的办起了超出合作社和村庄范围大社或说公社。党及时根据群众的首创性实践，总结指引出农村未来公社化的道路，以利于农村地区工农业科教文卫等社会事业的发展，给农村地区的发展指明方向，是没有错误的。不但没有错误，简直是英明的。反观我们现在有哪个给未来的农村指明什么样的方向了呢？

　　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问题，是它开始的左倾错误。浮夸风、共产风，大食堂，在集体公共劳动还不能提供所有产品的时候急于割资本主义尾巴，集体养猪场还没办好，就要废除农民家庭家禽家畜养殖。结果鸡肉都没得吃了。最关键这时中央和地方各级因为相信了浮夸的数字搞了高征购。

　　我在前边的帖子里说，高征购只影响局部，不影响全局，看来不对，我要修正; 浮夸风，58年没影响产量不错，但60年还没有刹住，引起高征购，这就要命了，也要修正。这两天听了下朱天明的意见查看七千人大会资料，看来饿死人主要是浮夸风引起高征购造成的。自然灾害和共产风降低了产量，高征购则是直接害死人。

　　但即使把这些问题都加起来，也不过是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和党的作风和人为错误问题，与人民公社化运动本身并没有关系，并不能因为发展中出现了问题就要否定发展本身。实际上，当毛泽东发现问题的严重性，亲自出马发动全党搞调研制定农业六十条解散公共食堂，纠正了公社化过程中的左倾错误，使人民公社走上正轨的时候，人民公社在发展农业、工业、科教文卫等农村各项事业中的优势就自然发挥出来了。

　　说六十条后的措施是非公社化，是你不懂得群众运动的结果。我在前边的帖子中说了，所有的运动都有左右倾向，都是要经过调整的。你不懂得这个东西，说明你连一个家庭的运动，都没有领导过。你只要领导过老婆孩子，你就知道你在指使别人做事过程中，什么叫左什么叫右了。我在前面说了，共产党领导革命运动在克服左右倾向中的经验问题，

　　你们现在完全否定人民公社化运动，实际是左倾过后的右倾倾向的继续，非左即右，一种倾向盖过另一种倾向，一般是规律。除非高明的领导，是非走这一步不可的。但可惜，你们又给不出农村未来如何发展的好的方向，有也不过是任其自流，或干脆就给了地主资本家而已。

　　曲老师：从小生产式农业经济，向现代化农业经济迈进，是一个组织起来发展运作过程。人民公社化作了一些有益的尝试。 ...

　　回曲老师：呵呵，有曲老师在，我的心情还好一点。

　　这些人是闭眼不看事实的。

　　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他们还处在否定阶段，并且发誓是绝不上第三个阶段走！

　　左倾右倾，非左即右，他们还处在右的阶段，发誓绝不做调整！

　　老辛：我赞成把历史事件搞清楚。我主张历史让历史学家来讲，政治家干预历史研究是犯罪。 ...

　　回老辛：你这个话有水平，像个理论家应该有的话.

　　不过，中国的文人情绪化的多，真正注重实际的少之又少，所以写历史传历史，多事春秋笔法，都要批判着听。而脱离了实际，就要非左即右，你我也是如此。

　　老辛：“宁要……”，这种思想危害太大。

　　回老辛：提这类问题，包括抱怨毛泽东怎么样整人（迫害人），还有不整人的政治吗！哪个政治人物不整人？

　　还有什么最好的方法是比较——有些事能比较嘛！

　　所以都是一些不着边际的话。

　　老范：刘先生这个思想很先进啊，到了共产主义，也要人整人吗？那个时候没有政治了吗？无政府主义了吗？如果有政 ...

　　回老范：呵呵，我这个人比较落后，我属于坚信即使到了比共产主义更先进的时代矛盾也依然还要存在的那种人。那时候正确与错误、先进与落后也依然要互相整。就像现在，你瞅机会就要整我两句一样。

　　补充一句哈:小资产阶级往往是看不到矛盾的，所以在运动左的阶段右的阶段，他们都会感觉矛盾突如其来措手不及。如果真的参与各种社会运动，老范也属这类。

历史问题几个补充

　　60.关于冒进、反冒进和反反冒进问题。

　　冒进是指什么?是指随着工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顺利进行和完成，随着人民群众空前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情，当然也是随着主席破除保守思想的宣传，各地的建设项目指标比以前搞的过高，摊子过大，存在不切实际的情况。

　　总理领导国务院要求压缩一下，这事对不对呢?绝对正确。主席从来也没有反对过压缩不切实际是指标，并且态度还是一贯的。

　　反冒进指什么?

　　反冒进已经不仅仅是压缩指标的问题，也不仅仅是决策层领导层内部小面积吹风降温的问题，而是已经形成了一个高压气候的政治宣示，人民日报都已经发了社论要反冒进的。主席的反反冒进反的其实是这个东西。

　　人民群众的建设热情刚上来，你以中央的名义就到处嚷嚷着反冒进，低下谁还能提出稍微高一点的目标带领大家去干呀，一提就有人说你是冒进了。

　　而实际，56、57两年的实践，把问题就展现的清清楚楚了。老辛说的55年年底的冒进指标，经过国务院压缩调整，56年工农业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总理自己也说56年是个跃进。但57年呢?到处嚷嚷反冒进，就没有人提较高指标的东西来了，57年工农业就都表现平平。而主席批评反冒进，也正是在57年各方面的情况已经表现出来之后最终提出来的。虽然他从一开始就明确说过这个东西不对，但那个时候他也没有办法。如果不是实践教训一下(这里也还有右派抓住共产党自己反冒进的辫子进攻共产党的原因，也就是说，轰轰烈烈的反冒进也还有造成自己意识形态领域被动局面的问题)，主席的意见，大家能理解吗?不要一提中央，就是主席。也不要以为主席个人，就应该中央的什么事都要都可以负责，哪有的事?反冒进问题，就是明证，主席不是所有意见，中央就都接受的。

　　中央最起码是中央常委会，八大后还要加上书记处。

　　反反冒进问题，主席之所以提出来，其实只是把这个问题作为革命和建设问题的领导方法案例提出来的。就是说不管什么事情，都是干部群众在具体做的，你不能一上来就束缚住大家的手脚让他做，而是应该鼓励大家在方针政策原则范围内放开手脚去做。然后再根据运动的发展情况做调整(左右顷)。当然以主席自己的表现看，这个调整最终要归结到具体的规范制度建设。而在最后一条上，中央领导中，不管是刘少奇同志还是总理，都不行。他们领导的事情都是个乱，所以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两个关键时期，实际都是主席最后出来调整左右，制定规范制度的。一是合作化运动邓子恢一开始搞的很乱，最后是主席亲自出来鼓动调研和亲自编辑规范发行《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迅速解决问题;一是人民公社化运动，一开始刘少奇他们也搞的很乱，最后也是主席亲自出马，组织调研搞出《农业60条》即人民公社条例，迅速解决问题。同时搞出了的工业条例和商业条例，则是替总理的国务院他们搞的。(像这些问题，土地革命时期的《土地法大纲》，《婚姻法》。都是一样)所以，这些地方是见领导方法和具体工作方法水平的。主席在反冒进时期，搞调研一家一家听许各部委的汇报，就能形成《论十大关系》。而少奇同志也搞调研，但却搞不出经得住考验的东西。总理多也只是一个模糊的反冒进，国务院的计划制定工作实际很长时间也没有什么制度依据可循，实际是混乱的。

　　这是从领导方法问题上的批判。

　　其实还有，消极平衡和积极平衡的问题。总理陈云他们的物质平衡要求物资资金年年有结余，不能超了，否则就冒进了。而搞建设，尤其在百废待兴的时代，这本身很难切合实际。

　　比如，按理说当时建设物资的生产能力，在当时应该是赶不上建设速度本身的需要的。但怪事出来了。55年年底盘点，国家的投资资金竟有20亿的结余，钢材水泥木材等物资也有大量的富余，在各个方面都需要大搞建设的建国初期时候，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与此同时，因为有这个结余国务院做56年的生产计划竟然还要降低水泥木材的生产指标，就是说真的认为是多了。对多出的钢材水泥等建设物资，还要和苏联签长期出口的合同。结果主席知道了很生气，刚签的合同一个月内就毁掉了，这还影响到了中国党的国家的信誉。办这样的糊涂事，足以说明总理陈云他们，对什么叫国家建设还缺乏积极的概念。当然，不能说不好听的，但当时也就个账房先生的。

　　而主席主张的是积极平衡、动态的平衡，鼓动大家干起来，什么少了不足了，再加强它的生产嘛。

　　当然，说过了。一切的前提是有饭吃，别弄成饥荒。随后几年本来是很好的事，但设计师领导的书记处和中央常委会的一线领导搞的59年少种了2亿亩夏粮少种20%，还接着弄了个高征购，直接引发饥荒，就实在是不美气了。后来再什么理由，在怎么推脱都没用的。

　　所以，不是主席领导的不好，是这俩干活的实在不给力(主席没有找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方面的林彪粟裕)!呵呵，这就和我们单位家庭类似的情况一样，干活的不给力主席也没脾气呀!烂摊子收拾了，最后还被几个跑堂指责：“菜撒了可不能怪我们啊，怪就要怪老板，是老板让我们送的!”。

　　61. sh

　　62.关于55年到66年间中央的权力构成和工作运行情况，还可以搜一线二线问题，和中央书记处词条。

　　根据搜狗百科“中央书记处”词条：七大的时候，“中央委员会主席即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与中央书记处主席。”毛泽东任中央委员会主席、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这年毛泽东52岁，年富力强，精力充沛，既领导决策，又亲自负责日常工作的领导。“毛泽东一直认为，七大选出的书记处最得力，得心应手。”

　　而从八大开始，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分开。书记处处理中央日常事务。“书记处是党中央的办事机构，什么事都要管，中央的事由你们做，发文用中央的名义。凡是党政军各方面送中央常委的报告、文件都要先送书记处。一般问题，书记处讨论决定，即可下达、执行。重大问题，书记处先拿意见再报中央常委讨论、决定。”

　　这样从八大开始不但是主席，就是中央常委会也只是在重大问题上负责决策，一般问题书记处就说了算了。

　　再看中央常委会的一二线分工：中央常委会由党的主席和副主席组成，从八大开始，增加了党的副主席人数，毛泽东退居二线，实际由刘少奇主持日常工作。从此产生两个结果，一是很多需要中央常委会处理的一般性事务处理权，主席起码是相当部分主动下放给，否则就称不上退居二线了。64年有政治局常委会邓小平建议主席可以不参加，就说明了不参加一定是有先例的，恐怕还不是一次两次;一是从反冒进主席的意见一直被压制的情况，从制止浮夸风主席的意见一直被搁置的情况看，从55年到66年间，既然党的最高中枢机构是人数扩大了的中央常委会,那么主席的个人意见，只要大家不同意，实际就不会成为中央的意见，这已为两例证明。这一切证明了这个阶段主席在中央的作风并非是专断一个人说了算的，领袖在关键时刻的舵手作用，也并不妨害其它领导的正常工作。所以，55年到66年文革前这十一年，把那个阶段中央所范的所有错误全部加给主席，或者说是因为主席的专断压制了正确意见导致错误，都是不成立的。

　　主席66年检讨自己的一二线分工时，谈到这个时期的大权旁落，就是说这个时期很多事情说了不算或没人听。说实在，实际也不是一二线的问题，也不是大权旁落的问题，实际还是选人的问题(有些人就适合跟别人屁股后边干，干个二把手性，挑头就不行了)。文革后倒是部分一二线了，新接班人上来，不也没有培养出能力和威信嘛!

　　那么主席在这段时间主要是在干什么呢?可以归结为：建立制度、制定方略、辅助一线，准备退休。

　　如果说53年前是国家建政，那么53-62年间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建设方略，即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建立及其发展方略。从62年人民公社调整完成主席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基本建立以后，开始考虑社会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问题。并且在关键问题上在关键时刻，主席都是自己亲自出马的。如果60年代刘少奇思想能与主席同步，主席也就退休了。人再有雄心壮志，不过如此!但刘少奇他们不能理解，联系到刘少奇他们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非左即右，主席对这个接班人产生怀疑产生换人的想法，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63.不用论了。你们已经完全胜利，密集的打虎反腐，结果不就是为了这纸国企改革指导意见的出台吗?你已经可以放心了，以后不会再有让你闹心的国企。我不知道你老辛是干什么的，从中能捞到多少，但你们胜利了。新贵族们胜利了，你们也许能捞点汤喝。

　　南街村的老虎不打也罢，他们大多会自生自灭。当然，或许还有能等到红军回来。

　　64.中国曾经有一个时期，鼓励人民站起来做主人。可能是人民没有做过主人的经验吧，办了不少荒唐事，还没蹒跚着站立两天就又被人家软硬兼施给弄趴下了。到今天多数人民有负面情绪是正常的。但有些人却还要学着新贵的样子谩骂那个曾经鼓励他们做主人的时期，瞎眼看不到是谁们把他们打趴下，并立志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这些人确实是自甘矮化，不可救药了。

　　65.再强调一次三年困难的人为原因

　　三年困难再怎么说都是饿死了人，到底是饿死了几十万、百万、千万、还是三千万、七千万，我们没有调查就不能胡说乱传。关键也不是这个数字，而是造成问题的原因。

　　主席逝世以后，由于政治原因人们都往大跃进和主席身上推，但实际直接的人为原因是59年比58年的18亿亩少种了粮食2亿亩，其中夏粮少种了3.7亿亩(《中共中央批转农业部党组《关于一九五九年农业生产的几点意见》)。再加上脱离实际的高征购，则直接引起农村地区的粮荒。后边两年和自然灾害搅在一起实际是个恶性循环。

　　我之所以说，是粮食少种而不是钢铁运动造成三年困难，还是因为59年比58年实际粮食产量降低16%，与少种的比例基本相符。如果真是钢铁运动影响了粮食生产，考虑到少种的10%-20%，就绝不会是减少16%这么少了，而会是更多。所以这个结论应该是可以经得住考验的。

　　结论：说大跃进钢铁运动造成饿死人，是历史栽赃。而粮食少种、高征购、浮夸风、共产风、穷过度的历史责任人，大家知道了正是那些想着推卸三年困难历史责任后来给主席栽赃的人，而绝不是主席。主席为了保护党未来的领袖实际一直是帮助他们保持秘密的。

　　66.又个一帖拍死

　　1957年11月，主席制定15年钢产量超过英国的目标，15年后，也就是1973年，英国钢产量2665万吨，中国当年2522万吨，基本追平。再过5年1978年超过英国1000万吨。乌托邦了吗?

　　再，如果不是老辛的祖师爷们少种多购弄出个三年的饥荒饿死“三千万”(你们自己说的哈)，破坏了工业大跃进形成的生产能力，这个赶超英国还用的着15年吗?还笑毛泽东乌托邦?毛泽东乌托邦，你辛石冠算什么东西?

　　67.削这个老辛是削他，说到工业大跃进，真是可惜。如果不是被谭震林、邓、刘们在农业上的失职功败垂成了，如果农业粮食方面没有问题，全国工业历史就要改写。那样，既然新中国科学技术方面的大跃进能取得辉煌成功，工业方面的大跃进就也会取得辉煌的成功。社队企业就也不会仅是八九十年代的状态，现在农村的城镇化现代化，就会是另一个样子。

　　严格说，失败的不是大跃进，更不是毛泽东，而是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革中刘邓们错误的领导和领导方法。

　　68.一个辩论高手一定是个自我否定的高手。自己不懂得自我否定，就一定要被别人否定。

　　由你自己的不知自我反思自我否定，不知细致的调查研究，就可以看到你的祖师爷们是什么样子。从来不怀疑自己，从来不调查研究。跟着导师干，就正着一刀切捅大楼子，让导师跟着擦屁股;自己当了家，觉着正着切不行就180度大转弯，就反过来一刀切，把社会主义搞完蛋。反正就是不懂得调研和实际。瞎干了，还文过饰非，扮演从来正确 ，从来不知道什么叫自我检讨。

　　大别山也没什么功劳，刘帅不是不能干，就是这个政委压的，结果各野战军中原表现最差。

　　80、三年困难时期死亡数字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960年年终人口数字，不是根据它所公布的计算公式计算的

　　按照国家统计局提供的计算公式，1960年年终人口数当为66902万人，比公布的66207万人，多出695万人。

　　这说明统计局的统计有严重问题，甚至是人为篡改。起码计算方法要统一嘛!即使这个公式不能完全反映实际，也应该追求统一，否则就统一改动，你不能光这一年的数据随便改动。

　　如果根据第四次人口普查各年实存人口计算(除58、60、61、62之外其它年份算正常年份，可计算出到四次普查的时候的平均存活率89.41%)，58、60、61三年起码有542万左右的新生儿没有统计。而62年则比62年实际出生人口多统计或多登记了680万左右。当然这是贴近实际了，与根据统计局那个计算公式计算结果也接近相符。

　　即使当时中央要求统计局数据要反映“根据实际调查”人口减少情况，可能当时“调查结果”认为是减少了1千万，但从现在掌握的情况看，这个数据确实是严重失实的，这实际是严重扰乱了统计工作，按原公式计算本无大错。现在看少登记的新生人口(底限大约在计算的542万，上限在62年多登记的680万或按统计局公式计算的695万之间，)和孙经先求证的360多万非正常死亡数字，也差不多已经可以说明这个1千万的问题了。最起码那几年少登记了542万到近700万人口左右的人口是可以确定的。如果真的认为少了人口，也最起码要把已经大体可以确定的这540万到近700万人口(680多万或695万)_或者就是近700万刨除掉。至于死两千五三千万，不能说不存疑，但多数不靠谱，更不能做讨论问题的依据，因为那个东西，还只是个学术问题，尚不能定论。

　　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公布的1957～1964年“出生人口”统计数据

　　再看看用以上“公式”验算1983年公布的“1960年人口统计数据”的结果：

　　在1983年公布的“1960年的人口统计数据”中，年初人口是：67,207万人;

　　在1983年公布的“1960年的人口统计数据”中，年平均人口是：66,707万人;在1983年公布的“1960年的人口统计数据”中，出生人口数是13,915,080人在1983年公布的“1960年的人口统计数据”中，死亡人口数是16,963,590人在1983年公布的“1960年的人口统计数据”中，年末人口数就不是：66,207万人

　　——验算的结果，1960年末人口数，只能是669,021,490人!

　　出自《对1983年正式公布的“1960年中国人口统计数据”的浅析 (2009-1-18)作者：hzr6》

　　81、跃进

　　你既然把你的一分为二理解成给别人补充补充反面资料 ，那么我们就还讲讲理。你回答几个问题：

　　1.我给你补充了反面意见之后，你还认为十五年赶超英国是“乌托邦”吗?是我的事实依据更具调查研究之风，还是你更具有调查研究之风?

　　2.你至今查不出这个所谓的“解密”资料的出处，反倒是我给你补充了它2012年的出处。你认为你这个“解密档案”有多大程度靠谱?是不是需要存疑的?存疑的你凭什么就坚信它的正确?

　　如果你认为它更接近于杨继绳的死亡数字，所以坚信它正确。那么你可以看看孙经先对杨继绳的调查研究的求证。看看杨继绳多大程度上站得住脚。也可以看看死亡三千七百万是怎么出来的，如果是算出来的，公式正确不正确还存疑(孙经先可是数学家)，你凭什么拿这么个东西，当讨论的依据?——我已经说了，可以当事实依据讨论的只有减少1000万，那是党史和国家统计局承认的。而即使那个东西，从后来的人口普查看，在62年上还又重新冒出来近700万人。面对这么多疑问和事实，你凭什么还要从这个存疑的三千万出发判断正确与否?

　　82这些图片(钢铁运动图片)不能说明别的，只能让我们对党和他所领导的新中国肃然起敬。什么叫群众的力量?这就叫群众的力量。只要有了党的组织和领导，只要有了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在公共劳动中要人有人、要技术有技术、要物资有物资。只要有了人，就可以有一切。新中国就是这么走来的。

　　笑那个时候的人狂热，但从来不提土法炼钢能不能练出钢来。我国曾经是世界钢铁大国，我们旧时用的都是土法，练不出钢来吗!能炼出来为什么还要讥笑。是他自己脑残，让他自己炼他还练不出来呢。

　　83、那时是只要党一声号召，就干起来了。所以那叫公共劳动。现在再发动发动试试，几千万人上阵(大炼钢铁)你国家给多钱?物资场地，你国家给多钱?没钱现在能干了事吗?所以，这些人嘲笑公共劳动那个干法，但现在你想发动还发动不起来呢。

　　科学是在干当中实现的，不干就一定不会有科学。中国那时候为什么科学突破快?包括杂交种子。就是敢闯敢干在公共劳动干出来的。说杂交水稻是袁隆平的，胡扯!是全国种子杂交技术工作者的。所以，主席从来都是先鼓励干起来，然后及时总结归纳制定规范或方针政策，叫群众路线。哪有什么屁顶层设计。

　　84、长期以来，人们嘲笑鄙夷钢铁运动一个预设，就是这个运动造成了粮食减产饿死人。其实这个预设是不存在的。相反是59年的少种多购造成的粮食困难最后拖累了钢铁运动，最后解散城镇两千万人口回农村的时候，把钢铁运动中产生的很多新形成的各种钢厂给解散了。说钢铁运动造成粮慌是栽赃。

　　85、系统性错误还是细节性错误

　　美国的航天飞机爆炸了，没有骂航天飞机搞错了的，因为错了的可能只是细节，把细节搞清楚了，航天飞机就飞上去了。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搞了那么多年，它的导弹防御系统现在竟然已经落后于中国，但没有说美国搞星球大战计划错了的，中国能搞好，美国就可以继续努力嘛。但中国的高铁出了一点问题，天就要塌下来了，就有中国人开始怀疑高铁，那两年高铁压力很大。当然，只要不是系统问题，细节纠正了，很快高铁奔向世界。

　　所以，错误有系统性错误和枝节性错误之分。失败往往可能并不是由于系统性错误，而仅仅是由于一点细节性或枝节性的错误。但，中国现在的庸人们往往不懂，他们已经习惯于系统性的否定。

　　比如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就被否定的彻彻底底。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57年被打倒的右派需要系统的否定它，不否定不足以说明他们的正确。党内被毛泽东整过的官僚们需要系统的否定它，不否定不足以证明他们的正确。他们在这点上组成了巩固的联盟。他们当然是没有意愿追究导致问题的关键细节的，并且还要掩饰遮盖这些关键的细节错误，不掩盖也不足以说明他们系统性否定的正确。但是后来的中国庸人们还要继续坚持系统性否定的习惯，退化到失去了区别系统错误和枝节错误的能力，这就不知其可了。

　　反正我是认为三年困难问题的关键细节就是59年少种的2亿亩(夏粮少种3.7亿亩)和高征购。只是个细节错误，而不是系统性错误。如果没有这个细节错误，那么对钢铁运动来说，58年试、59年整、60后逐渐改进提升技术水平，就是一个皆大欢喜的事情。那样中央内定7年赶超英国，就是完全有望的，还哪里真要用15年赶超。所以，研究新中国的得失，就要既着眼它的系统，又着眼它的细节。庸人最容易产生系统怀疑，因为一点细节失误，就开始怀疑整个系统：怀疑大跃进，怀疑人民公社，怀疑大炼钢铁，怀疑反反冒进，怀疑十五年赶超，怀疑领袖，怀疑党，怀疑社会主义公有制，怀疑革命，怀疑文革，怀疑孙中山。总之是怀疑现存的一切。这就是右的一刀(其实他们还会左的一刀切)。其实都是胡扯。喜欢系统性怀疑的人，其实做不了任何哪怕是最微小的建设性的事情。公有制公共劳动如果有系统性问题，那么几千年的私有制不就更有系统性问题吗!否则，你让旧中国的地主资本家也搞一个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看看。都是没意思的事。

　　86、更多的教训有，但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产生的那套系统，那套系统是需要继续的提升完善的，但那需要时间。它也不是什么教训。中国人民最主要的教训就是居然被你这种头脑简单愚蠢到无以复加的骗子给骗了。现在所有的骗术揭穿了，无法继续在老地方行骗，就挪个地方——反左，实际不过是继续骗，或者是扯块布条遮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