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云常：为红色作家高玉宝被诬陷辩护词

　　为红色作家高玉宝被诬陷辩护词

　　当今，某些不良文人制造的最大的文字冤案，恐怕就数诬陷攻击作家高玉宝写《半夜鸡叫》害惨了“好人”“周扒皮”了。

　　近日消息：红色革命作家高玉宝同志于2019年12月5日16时12分，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九六七医院逝世，享年92岁。噩耗传出，网上竟有一群人渣如恶狗一般跳了出来，对着高玉宝的遗体狂吠。先是一个叫作唐建光的人，听到高玉宝去世，在其微博中引用刘文彩的曾孙刘小飞的话说：

　　“《半夜欢叫》的创作者高玉宝今日在大连去世，他创作的“周扒皮”创造了至少两代中国人对“地主”这个群体的认知，也改变了辽宁大连瓦房店一个周姓农村家庭的命运。2013年我实地探访了“周扒皮”原型周春富的老宅，采访了周春富的曾外孙孟令骞。孟令骞曾在境外出版了《半夜鸡不叫》……”

　　公正地说，唐建光引用刘小飞的话还是比较中性的，没有明显的倾向性。此文一出，马上就有一个叫邹德怀的人恶汉一样跳将出来，骂道：

　　“老狗胡编乱造的故事，害“周扒皮”家破人亡。之前所听“周扒皮”曾外孙孟令骞讲这他写这本书的故事，真是泣血之作，而且孟兄曾用记者身份采访过高玉宝，高对自己编故事害是别人一事非常得意，后来知道这个记者是“周扒皮”后人，还找人去威胁他。”

　　此人之语刚停，接着就有更多的人摆出泼妇骂街的架势，一个接一个地跳将了出来，一面对高玉宝的去世幸灾乐祸，一面诬陷谩骂中国共产党当年领导的土改运动。这群人态度之恶列，语言之毒，之昂脏，令少有良知的人都忍不住作呕。如果再到百度里的高玉宝吧里瞧一瞧，那些人更是凶相毕露，俨然是地主还乡团的阵容。他们要多丑有多丑，要多毒有多毒，要多昂脏。

　　此般现象令人惊诧!“死者为大”是对死亡的敬畏、对天理的尊重。在中华民族的字典里，死者是最大最尊贵的，在一个人办丧事的时候，其他与之无关的事情都要让路。哪怕十恶不赦的重刑犯，在临刑前也会被尊重。只有流氓，恶棍，有人生没人教、有人皮没人品之人，才对亡者进行辱骂，做那些伤天害理的事情!

　　这些人为何要在高玉宝去世之时辱骂高玉宝呢?他们必与高玉宝有杀父之仇，霸妻之恨之类的个人恩怨吗?没有!高玉宝是一名勇敢的解放军战士，他曾在战斗中6次立大功，在战场上一定打死打伤不少敌人，但是多数情况下，在子弹乱飞的战场上那些被打死打伤的敌人是不知道是被谁打死打伤的。当年的解放军和国民党军对在战场上士兵打死了对方的谁并没有作过专门的记录，因此这群人中的国民党兵后人可能并没有人明确地知道，他的死在战场上的某个前辈就是被高玉宝打死的。就是说，他们对高玉宝没有私仇，有的只是公仇，他们之所以在高玉宝去世之时跳将出来骂人，是怀着对共产党、解放军以及当年分地主土地的贫苦农民的公仇，掀起一股反攻倒算的恶浪。因为高玉宝是中国的著名作家，比现在中国的著名作家王蒙还著名，比当今的中国作协主席铁凝还著名。他们知道在高玉宝去世这样一个特殊时点，对一个著名作家进行包括人身攻击的围攻，会收到很大的轰动效应，他们掀起的为地主阶级反攻倒算的恶浪会很大，很高，从而达到他们歪曲虚无历史的目的，除此没有第二种解释。

　　看邹德怀们谩骂高玉宝的恶言秽语，可以发现，令他们耿耿于怀的是高玉宝曾经写过的一篇名叫《半夜鸡叫》的小说。他通过这篇小说，成功地塑造了外号叫“周扒皮”的地主形象。在高玉宝的年代，差不多每一个作家都写过地主，高玉宝笔下的这个地主形象之所以出名，是因为在他身上反映了地主阶级为了更多地剥夺雇工(长工和短工)的剩余劳动，千方百计地延长劳动时间，深更半夜学鸡叫，令雇工苦不堪言，堪称地主阶级的典型代表。高玉宝在创作“周扒皮”这一形象时，虽然使用了生活原型周春富的名子，但他已不是一个个人形象，实际上已是一个公众形象了。因而他被那个时代的人们普遍认可，并编入小学教材。按理作为生活原型的周春富是没有必要对号入座的。一者党和政府没有让他对号入座，人民大众没有让他对号入座，周春富本人也没有对号入座，是他的一个名叫孟令骞的曾外孙硬要让他对号入座，写了一本诬陷攻击高玉宝的书《半夜鸡不叫》拿到境外去发表。此书一经出笼，就被国内外的反社会主义势力所看好，他们如获致宝，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为地主阶级翻案的反攻倒算。就是说，他们诬陷攻击高玉宝久矣，几年前，我曾专门写文章，对孟令骞的观点进行过批判，下面我再为红色作家高玉宝进行一次辩护。

　　孟令骞对高玉宝第一个诬陷和攻击，就是用所谓专家的研究成果——公鸡打鸣是由于感觉到白天即将来临的微弱之光而引发，来否定其曾外公周春富为了让长工早些出地为他干活，半夜起来模仿公鸡打鸣的事，并以此诬陷高玉宝编造《半夜鸡叫》的故事害惨了他的曾外公。

　　分析孟令骞的有关文字，某专家的所谓研究成果是不完整的，因为公鸡感光而鸣只在少数公鸡身上成立，而对于大多数公鸡来说则不成立。笔者的故乡在山西省灵丘县的农村，笔者是每日听着公鸡打鸣长大，对公鸡打鸣的现象十分熟悉。公鸡打鸣的时候，先是由一两只感光十分灵敏的公鸡在感光微弱的晨光时引胫而鸣，其他的公鸡听到鸣声之后，条件反射地跟着鸣叫起来，以致整个村庄的公鸡相互影响，你一声我一声地鸣叫起来。山西的公鸡如此，想必东北辽宁的公鸡也是如此吧。“周扒皮”作为地主，熟知公鸡打鸣这一规律，只要他把公鸡打鸣模仿的惟妙惟肖，鸡窝里的公鸡是完全可以条件反射地鸣叫起来的。高玉宝正是基于这一规律而创作《半夜鸡叫》的。《半夜鸡叫》问世，迅速传遍全国，天底下的农民并没有对此提出异议，为什么?因为大家几乎人人家里都养鸡，对鸡鸣的事最为熟悉，他们是知道《半夜鸡叫》是凭什么创作的。孟令骞并没有深入研究公鸡打鸣这一现象，拿来某研究公鸡打鸣专家的并不完整研究成果来否定《半夜鸡叫》其方法其实是不科学的，因为在公鸡打鸣的过程中，他只割取了少数公鸡因感光而鸣的前半个现象，而舍弃了众多公鸡是由于条件反射而鸣后半现象。论据错误，结论必然也跟着错误!孟令骞们以为拿到了否定《半夜鸡叫》的真凭实据，其实他们是自作聪明，令懂得公鸡打鸣的老农们失笑。

　　孟令骞们还有一个错误观点，那就是半夜的时候天色漆黑，人们在农田地里是无法干活的，因此“周扒皮”无需学鸡叫让长工为他半夜里干活的。请问一年中每一个夜晚都是漆黑一团吗?在月光条件好的今晚，农民就不出地干活吗?人民公社的时候，笔者曾是一名回乡知识青年，当年在生产队里劳动，常常在生产队长的安排下，在农田地里“夜战”即在晚上和大伙一起在农田地里干农活。这种经历不是笔者一人的经历，其他下乡、回乡知识青年也有这种经历，他们可以证明这个事情的真实存在。

　　不得不承认孟令骞是周春富的孝子贤孙，他不仅用某专家不完整的研究成果来否定高玉宝的小说《半夜鸡叫》纯属胡编乱造，而且否定曾外祖父周春富对长工存在剥削的事实。

　　孟令骞虽然表白说，他没有为曾外祖父翻案的打算，只是想还原那段历史，让大家知道周春富不过是偏僻乡下一个守旧、节俭，甚至吝啬到极致的小富户。可是他接着说：一直和雇工一起干活的外祖父周长义排行老三。他2008年春节后离世。他很明确地表示，咱家没剥削过人。明眼人一看就明白，否定地主是剥削者才是作者的真实目的。

　　地主者，何也?他们是在封建社会生产关系中处于剥削地位的那些财主们。处在地主的地位就能凭借雇用长工的方式，占有长工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不能占有长工的剩余价值哪个地主会雇用长工?这道理，全国人民是知道的。它早已是个常识问题了。什么“咱家没剥削过人”。不剥削人你家会雇长工?难道你家人是菩萨，是民政局?

　　笔者不否认周扒皮有勤俭持家、参加劳动的一面，但这并不能改变他是一个地主的性质。长工你雇了吧?短工你也雇了吧?你的后人尽管说你是小地主，但你还是土地200亩，外加几个小作坊吧?

　　孟令骞说：外祖父在土改中被划作双富农，等同于恶霸地主，被当作“阶级敌人”的典型抽打而死。

　　我想强调的是周春富被划为“双富农”是按照当时的土改政策，根据他雇用长工、短工以及他拥有的财富而划定的，并不是根据高玉宝写的小说《半夜鸡叫》而定的，因为高玉宝的自转体小说《高玉宝》是在1955年出版发表的，《半夜鸡叫》是其中的一章。就是说周春富划为“双富农”和被打死的时候，高玉宝的《半夜鸡叫》还没有发表，人们还不知道“周扒皮”你孟令骞怎么能把账赖到高玉宝头上?

　　关于土改时有些地主被打死的事，笔者曾在家乡对当年斗地主的情况进行过调查，如果一个地主做恶比较少，或者还作过一些善事，土改时，一般是不会被打死的。笔者的故乡山西省灵丘县东河南镇北张村就没有发生过打死地主的事件，我们的邻村也没有发生过打死地主的事件。笔者听长辈们说过，斗地主那时候，凡被打死的地主不外乎两种情况;一是仗势欺人，霸人妻女，夺人性命者，这种人往往被愤怒的群众打死：二是性格太吝啬，舍命不舍财者。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比如患有心脏病什么的，经不起刺激，病重而死的。周春富的死属于什么情况呢，孟令骞并没有说明，他也没有说明他曾外公是谁打死的，打死他的那些人与他是什么关系，有没有个人仇恨?这是孟令骞作人和写文章不地道的地方，因为他要把他公外周春富的死赖在高玉宝的头上。

　　其实，孟令骞写《半夜鸡不叫》的根本动机是否定地主对农民的剥削。他说，一直和雇工一起干活的外祖父周长义排行老三。他2008年春节后离世。他很明确地表示，咱家没剥削过人。”

　　常识告诉人们，历史上的剥削阶级，无论是奴隶主，还是地主、资本家，都有通过延长劳动时间剥削劳动人民的劣迹。“五一国际劳动节”就是这纪念1886年5月1日美国芝加哥20多万工人为争取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而斗争最终获得胜利而设的。“周扒皮”半夜学鸡叫，目的就是延长长工的劳动时间。据孟令骞介绍，王义桢从1942年开始给周春富做过近两年长工，这个长工对他说：我在他家早起是真的。因为人家养成了习惯，冬天天没亮点了火油灯，家里人做饭的做饭，喂牲口的喂牲口。人家都起来了，你伙计还能赖在被窝里吗，起来没有事就挎着筐拣狗粪。王义桢讲的这种事情说明，周春富延长长工的劳动时间是千方百计的。他每天早早起来，实际是利用长工们的善良，为他劳动。这与半夜学鸡叫有异曲同工之妙。

　　孟令骞还有一招，就是借美化他的外公，来否定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为此，他还举过一个例子，说：文革期间，曾在周家做过长工的孔兆明，被要求上台“忆苦思甜”，揭露“剥削故事”，孔兆明讲着讲着却走了嘴：我们当时在周家吃的是啥?吃的都是饼子，苞米粥，还有豆腐，比现在吃的好多了……当时在周家一年能挣8石粮，可养活全家!’孔兆明马上被干部拉下台。

　　文革期间，笔者上小学，也遇到过类似的事情。一天，村支书让他的叔叔给学生忆苦思甜。支书叔叔讲着，讲着，就讲起了吃排饭的故事。说的是每年的六月夏天锄田时，地主给长工吃“排饭”。所谓排饭是在夏天农忙时节，地主每天按照“早上小米粥，中午黄米糕，晚上莜面”这样的结构，给锄田的长工做饭。小米粥、黄米糕、莜面在我的家乡是上好的饭。当时支书觉得讲吃排饭，有违“忆苦思甜”的原则。便把他叔支下了讲台。当时我心中也产生了疑问，心想，地主怎么会给长工吃好饭呢，这样长工的生活不是很好吗?放学回家后，我问了父亲，父亲告诉我，长工并非常年给长工吃好饭，锄田的季节，如果不给长工吃好，长工是没有力气为地主干活的。地主给长工吃排饭，与人们给拉车的驴吃料豆是一个道理。接着父亲给我说了一首当时流传农村的歌谣：“人年咱不年，单等六月锄上田，早上的熬粥过腊八，响午的黄糕过大年。”意思是说，要过年了，穷人穷得没有好吃的过年，什么时候过年呢?六月夏天给地主锄田的时候。那时候，早上吃熬粥(小米粥)就如同过腊八，中午吃黄糕，就如同过大年一样。试问，曾在周家做过长工的孔兆明，周家给他吃的好饭难到跟我们这里的长工吃排饭不是一个道理吗?孟令骞抬出这个孔兆明，无非是想证明，周剥皮是个爱护穷人的好地主，作者能不能代我问一下孔兆明，如果不让他做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员，再去给周剥皮当长工，他干不干?

　　行文至此，笔者不想多说了，最后只讲一句，孟令骞、邹德怀对高玉宝的诬陷攻击毫无根据，你们的行为已经触犯了国法，国家应当对你们依法制裁，而你们还欠高玉宝一个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