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陀：当代中国大陆文学变革的开始

　　现代汉语与当代文学

　　1919年在中国发生了“五四”学生运动，自此中国开始了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化。但是，有一点应该特别强调，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实际上是从一场语言革命开始的。早在1916年，提倡新文化的先驱人物之一胡适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提出以白话文替代早已和社会的变化格格不入、毫无生命力的文言文。这一号召立刻得到普遍的反响，废止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形成了一个普遍的社会运动，其声势非常惊人。至1919年，全中国已有四百种白话报刊出现;至1920年，北京政府的教育部终于决定全国的中小学都采用白话的语文教材。应该说白话文的提倡者当时绝没有想到他的倡议会带来如此严重的反应，他的原意只不过是“改良”文学。然而，事实上是，一种文学语言的变革要求最终发展为一场普遍的全民族的语言变革，而这场语言变革又成为自1919年开始的巨大的社会变革的最重要的条件。

　　中国大陆的思想家李泽厚在论及这一段历史时准确地指出：“没有五四学生运动，白话文不会如此迅速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而没有白话文运动，五四也不会有那样的规模、声势和影响;它们相辅相成地造成了现代史的新序幕，”语言和社会变革有如此直接而密切的关联，似乎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历史的一个显着特征，因为我们在1919年以后的历史中不断看到这种语言和社会的交互作用，直至今天。

　　现代汉语就是以这样“突变”的方式成型的。当然，说“突变”并不意味着以白话文为主体的现代汉语，就和传统的古代汉语完全没有联系。事实上，“白话”即使在文言文占统治地位的古代汉语中，也是一种重要的语言形态，虽然受到文言文的排挤,处于一种“边缘”地位，但一直在生动活泼地生存着、发展着。禅宗在西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禅宗的很多卷本的“语录”，就是用白话写的。再如创作于十八世纪伟大的小说《红楼梦》，也是用白话文写的，曹雪芹在这部小说中所创造的优美文体，至今仍然是中国作家们的典范。因此，以白话文为主体的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有着紧密的承接关系。

　　不仅如此，我们甚至可以说，如果在现代汉语的形成中没有更活跃的新因素加入，这种紧密的承接关系，会使它完全不是今天的面貌，可能会是另一种不古不今、半新半旧的东西。值得庆幸的是，这种情形并没有发生。这是因为在白话文运动中加入一个新的因素，即大量西方文学作品和学术着作的翻译引进。西方的文学作品或学术着作，一经用白话文翻译出来，就产生了一种汉语历史从没有的语言形态，即所谓翻译体。这种翻译体的语言，当然还是白话文，但由于受到西方语言文法的制约、影响，这种白话文比起古代汉语中的白话文，或者是五四时期人们日常运用的“白话”，都有质的不同。

　　由此，现代汉语的形态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欧化。中国的语言学家王力对汉语的欧化曾经这样评价：“从民国初年到现在，短短的二十余年之间，文法的变迁，比之从汉至清，有过之无不及。”的确如此，欧化使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终于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为现代的中国人创造一种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新的语言。如果考虑到语言是文化的象征，考虑到一个语言系统之内总是蕴含着一个文化价值系统，考虑到人总是按照他所习用的语言来接受和认识世界，并且此种语言形式往往会决定他的思维、感情、习惯乃至无意识的格局，那么这种新的语言对中国人具有怎样重要的意义，可以说是不言而喻的。

　　不过世界上任何事情都不会只有正面价值。在欧化过程中形成的现代白话文(它不仅和中国古代的文言文，而且也和古代的白话文有着质的区别)和中国现代文学之间的关系就既有正面又有负面。其实还在白话文运动刚刚兴起的时候，就已经有人对汉语的欧化带来的种种弊病提出质疑，例如在1923年3月9日的《民国日报》上就有文章问道：“现在的白话有两种，一种是纯粹欧法的。虽然合乎文法，却是我们本国人看了它，常常看不懂。还有种是纯用中国法的，虽然好懂，却与那真正文法又有不合了。我们究竟应当谁与适从呢?”

　　欧化使许多中国人感到自己的语言与传统汉语之间有种“断裂”。时至今日，虽然汉语由于欧化的影响以至使人“不懂”的问题已经逐渐解决，但这种“断裂”感并没有消失，反而在许多方面使以现代汉语写作、思考、行动的中国人更加苦恼。以文学而论，汉语的欧化固然提供给作家们一种新的文学语言，运用这样的语言他们可以大大扩充写作的范围(例如描写从自觉意识到无意识的各个层面的心理活动)，并且创造各类传统汉语所不能的文体风格，使文学的发展出现了新的可能性，但是同时，这种写作往往使人感到汉语所特有的、在中国古代文学中曾经大放异彩的美感和魅力被大大减弱了——甚至在有些写作中已经荡然无存了。

　　于是，怎样使中国的现代文学能够在现代汉语的写作中承继古代汉语的优点?怎样使现代的文学语言体现汉语与世界其他民族语言相异的独具的魅力?作家怎样才能在破坏语言的常规性、动摇由语言代码所规定的文化秩序的同时，使汉语写作仍然具有某种建设意义?这类问题不能不常常萦绕于许多中国作家的心中。

　　当然，由于种种条件和原因的差别，作家们对这些问题做出的反应不尽相同。有些作家在写作中为发挥汉语的魅力做出非常大的努力，其作品已经成为现代白话文作品的经典，例如鲁迅。鲁迅是五四时期最早用白话文写作的文学家之一，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奠基者。但是，鲁迅的白话文却能够使欧化的影响减小到最低限度，并且，他那独特的文体风格明显地和古代汉语、和中国古代的散文传统有着血肉一样的联系。鲁迅的白话文典雅、凝重，充满了汉语文字的形式美;读鲁迅的作品，无论是小说、抒情诗或是杂文，常常使人产生一种错觉，似乎你面对不是白话文而是古汉文，这真令人惊讶。

　　当然还可以举出另外的做法，例如茅盾的写作。茅盾的名气很大，有人把他称作“语言大师”。但是这种评价很难令人赞成。茅盾的白话文欧化的倾向非常之深，而且，这种欧化不仅表现在遣词造句的语句层面上，还更显示于他的小说的叙述方式之中。由于相信小说的叙述能够反映客观世界，相信语言能够透明地直现事物的“真实”，他的写作一直遵循着现实主义的路线，并且努力创造一种与“写实”方法相适应的现代文学语言。然而，这种以“写实”为目标的文学语言很难与中国古代的散文传统相衔接，也很难保持汉语固有的优点。无论古代汉语，还是现代汉语，都是以一种用形声配合的结构方式保持着强烈的图像性的表意文字来负载自己，因此与拼音文字的西方语言有着很大的区别。

　　文字本身是一种视觉形式，而且有很强的图像性的汉字则更突出视觉形式。这不能不对汉语产生深刻的影响，不能不使用汉语思维的中国人更注意视觉性，把“思”和“看”融成一体。因此汉语不仅文字本身就有鲜明的意象性，汉语写作也必然把营造意象的各种技巧当作最重要的谋略。另外，由于汉语中语法关系松散，语词单位的大小和性质无一定规，汉语写作可以在字与字、词与词的随意碰撞中组成丰富的语汇，词组之间也可以随意结合、分解、堆叠，因此使这种写作充斥着浓烈的主体意识。由是之故，古代的中国经典作家在写作中总是把“寓情于景”“情景交融”“言外之意”“得象忘言”之类当作写作的根本原则，那绝非偶然，而正是汉语对他们的制约。

　　或许会有人疑问：在用现代汉语写作的情况下又如何呢?白话文还能保持汉语这些特点吗?回答是肯定的。因为有鲁迅做证明。何况，在白话文写作中探索汉语魅力的作家绝不只是鲁迅一个人，诸如沈从文、周作人、施蛰存、老舍、萧红等都为此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可惜得很，由于中国大陆在三十年代后发生了种种复杂的情况(日本的对华战争、共产党取得了革命的胜利等等)，在以后的几十年小鲁迅式的写作和实验竟后继无人，相反，茅盾式的文体变成了普遍的潮流。虽然这其间也有些个别的作家做了很有意义的尝试，力图使自己的文学语言具有一定的民族风格，但总体来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现代汉语不但苍白僵滞，而且呈现出一派未老先衰的頽势。

　　变化来得很晚。而且第一个努力来自一些当时还是名不见经传、默默无闻的年经人。大约在七十年代末，一群青年诗人和作家─北岛、舒婷、顾城、芒克、万之、杨炼、江河、多多─办起一份名为《今天》的民间文学刊物。在这个刊物上发表的诗歌很快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这些诗与人们许多年来习见的诗是如此不同，引起很多人的惊奇，以至把它们叫做“朦胧诗”。但真正令人惊奇的是，年轻的诗人们一拿起笔，就自觉地担负起探索汉语魅力的重担。虽然他们所用的语言明显地带有时代的印记，但是不难看出他们的诗歌与中国古典诗歌之间的内在联系，例如对意象语言(imagistic language)运用的重视、对言外之意的强调等等。有趣的是，这样的诗歌许多人都看不懂，并因此气恼地提出批评。“朦胧诗”一时成为一个颇有争议、被视为某种“异端”的文学现象。

　　如果抛开种种非文学的政治因素，这种对“朦胧诗”态度其实正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他们已经完全遗忘了，并且也不能欣赏汉语特有的美感。在这一时期里，有一个对汉语有着深沉的感情、对汉语魅力怀有坚定信念、在汉语写作中起了承前啓后作用的人物，就是老作家汪曾祺。他在西南联大读过文学，是作家沈从文的学生，从四十年代起就发表小说，但后来有二十多年几乎完全沉默。1980年汪曾祺发表了一个短篇小说《受戒》，立刻受到热烈的欢迎。人们从这篇小说里突然明白现代汉语原来可以不那么欧化，原来白话文也完全可以写得像古代的散文大师的作品那样优美。后来汪曾祺又陆续发表了许多篇小说和散文，形成了他的特殊的、非常个人化的文体。这种文体把现代口语中的白话，和具有晚明小品文风格的文言因素奇妙地加以结合，魔术一样在现代汉语中开出一朵奇花。

　　作家王蒙是在写作中一贯积极探索汉语魅力的又一个突出的例子。以他近几年中发表的《一嚏千娇》、《十字架上》、《活动变人形》等作品而论，王蒙的多方面的试验可以说是现代汉语有着无限发展的潜力的一个很好的说明。王蒙的试验之一，是把诗、散文、杂文、政论、相声、民谚、日常口语、新闻语言，外来语和方言─几乎包括所有现代汉语中可能有的文类，以及各种“雅言”与“俗语”等不同的文体和语言因素，都融入他的小说叙述之中，形成一种混杂着各种因素，但又相当和谐统一的色彩绚烂的叙述语言。如此多彩华丽的文体风格，令人不禁想到流行于两千多年前的汉代的一种文体─汉赋。由于海明威文体的影响，中国大陆的很多小说家(特别是年轻人)，都在写作中趋向一种较为简洁明快的文风，王蒙却反其道而行之，辞藻华丽、排比铺陈、色彩驳杂。但王蒙这样做并不是无目标的文字游戏，而是从另一个方面向语言的常规性挑战，是从另一个层面努力使僵化的现代汉语恢复生机和活力。

　　在文学创作中探索汉语魅力的作家、诗人，当然不止上述几个。例如张洁小说中的诗意和抒情气息，何立伟吸收湖南方言所形成的清丽古拙的文笔、张承志文字中的雄浑的气势、张辛欣在《北京人》一书中对当代口语的提炼等等。可以说，正是由于这样多的诗人、作家的努力，现代汉语在八十年代短短十年的时间里已经面目一新。在不排斥西方语言今后还会影响汉语发展的前提下，现代汉语怎样抵抗欧化、怎样保持汉语独有的魅力、怎样在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之间保持一种衔接等等问题，在这一时期不仅被明确地提出，而且在语言实践上取得明显的成果─现代汉语的民族特色正在形成。

　　我想这件事应该有一种世界性的意义。只要想一想二十世纪大众传播媒介的迅速发达怎样使世界变得过于狭小，不仅正在使国家的疆界日益丧失意义，而且还要使语言的疆界渐渐化为乌有，则怎样保持各民族语言(特别是第三世界各民族的语言)的独立性就不能不是一件有关人类前途的大事。人们对世界的组织和表述，都是被人们的语言所决定的，因此不同社会、文化和语言不是分享同一世界，而是构筑不同的世界。所谓“世界”这东西的丰富性正由此而来。如果说中国作家们对汉语欧化的反抗是在保衞人类世界的丰富性，这或许不是过高的评价。

　　最后我愿意讨论一下在1987、1988两年中兴起的，被中国大陆批评家称之为“实验小说”的文学现象。这主要是指马原、残雪、余华、叶兆言、格非、苏童、孙甘露等一批年龄大约都在二三十岁的青年作家(其中马原、叶兆言年龄略大)的写作，以及他们的创作的语言实践的意义。值得注意的是，与当年阿城、莫言、刘索拉等人“一夜成名”的情况完全不同，这批作家的写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受到了冷遇和漠视，不仅倾向保守的批评家们忽略了他们，而且与“八五新潮”一起涌现的那些新锐的年轻批评家们也迟迟不肯做出反应。其中马原比较幸运，他自1986年开始受到评论界的注意(在这之前马原也已经写了几年小说)之后，作为“先锋小说”的一个代表得到相当充分的评论。而其他人(残雪情况略好些，但似乎一直被当作某种“边缘人物”来对待)，虽然写作历史并不比马原更短，但却几年中默默无闻。

　　不仅如此，当他们于1988年前后以相当数量的作品使人再也不能完全无视他们的存在的时候，一批保守的批评家反而以这些小说作为当代文学走向“低潮”“低谷”的凭证，对它们提出了十分尖锐的批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原因当然是复杂的。以本文的篇幅和题旨，我不可能对此做深入的分析和讨论。不过，我以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作家为中国大陆的文学提供了一种新的写作态度─这种写作态度基本上否定了语言是可以“反映”现实的透明媒介这种语言观，认为所谓“真实”只是某种符号编码所赋予事物的一定秩序，从而把反抗既成语言规范和接受模式，并创造新的语言来为自己或为他人寻找新的意义，当作文学的首要使命。这种写作态度当然具有很大的颠覆性。

　　应该说，即使是近十年中很多不断在文学探索中努力实行种种变革的富于革新精神的作家们，也从来没有这样思考过文学，以这种态度来对待写作。例如以“寻根”为特色的作家们，虽然一般并不关心他们的作品是不是现实主义，也不强调他们的写作与具体的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但是，他们的作品所具有的指涉意义大体还是清晰的。尽管这种指涉往往是某类文化现象或作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某种思考，但毕竟仍然是作家对现实的一种关注。为此，这些作家很少对语言持游戏的态度，也很少去享受纯粹的语言操作的快乐，或者迷醉于语言自我指涉所形成的幻境。然而，像《世事如烟》、《枣树的故事》、《现实一种》、《迷舟》、《大年》、《访问梦境》、《妻妾成群》以及《虚构》、《错误》、《苍老的浮云》等一大批实验小说，从某种意义上都可以看做是一种语言游戏。

　　不错，这些年轻作家并不是都如孙甘露那样，把这种游戏态度摆在明面上，相反，如马原、余华、叶兆言、格非、苏童等人都喜欢讲故事，而且从一定意义上说都是讲故事的能手。可是，他们只是装作要讲故事而已─讲故事完全成了一种叙述的谋略。实际上，他们一边讲故事一边嘲弄讲故事这件事本身，嘲弄他们自己不过是在玩弄语言，甚至嘲弄那些老老实实地相信“故事”的现实性或真实性的读者(《枣树的故事》、《迷舟》、《错误》都是很好的例子)。这些作家很喜欢以各种不同的方法和技巧，或明告或暗示读者，写作就是写作，不是什么别的。不用说，这样对待语言，在西方或许已经不是新鲜事，但在中国大陆的文学界可以说前所未有。何况，这种写作态度究竟是不是新东西，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当一大批有才华的作家都这样写作的时候，会对现代汉语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在这里我不能详尽地讨论这个问题，当然，由于“实验小说”是刚刚出现不久的文学现象，我们似乎不必急于对它作出绝对肯定或否定的评价。这些作者都还年青，他们的写作还刚刚开始。但我们仍然可以说，至少他们把十年来的文学变革以及语言变革推向一个新的境地，或许以后还会有好戏看，我们等着瞧。

　　后记：本文原为笔者于1990 年参加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一次国际文学讨论会(Fourth Wheatland Conference On the Literature)所写的论文，现略作修改供《新地》发表，由于原文题旨的限制，本文没有涉及台湾的作家的写作对现代汉语的影响，特此说明。《新地》杂志1991年，第一卷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