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中华的民族主义和强国之路的再思考 ZT

关于大中华的民族主义和强国之路的再思考

中国现代社会的“民族主义”与西方社会的“民主奴隶制”的错位

在四海一家天下大同的时代到来之前，所有的民族主义都是正当的。在当今世界上帝国主义和强权政治还在盛行之时，民族主义还具有正义性。

一、　民族主义根植于平等理念

民族主义根植于平等理念，排除丛林法则在人类社会中的适用。如果承认社会达尔文主义，民族主义就无从立足，如果所谓的美国民族主义具有正当性，则所有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都缺乏正当性。

即使从民族利己主义出发，也明显需要区分正当的利己主义的合理界限问题，一个人的正当利益是需要以他人的正当利益为限度的，而且正当的利益比不正当的利益优先。所以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主义比西方的所谓民族主义正当。

和中国那些拼命为美国涂脂抹粉的精英主义者相比，西方最著名的策士亨廷顿则坦白得多，直截了当地宣称“帝国主义是西方普世主义的逻辑必然”。实际上所谓的西方普世主义不过是“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的美化版，否认这一点的人特别是中国精英主义者，相信也并非出于无知和轻忽。

二、　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的内在对立　

在精英与平民利益严重分化的发展中国家，指向“精英优先”的政治民主和经济自由，与民族主义的目标，在国内和国外都存在着深刻矛盾。这就是老毛所指出的知识分子“软弱性、依附性”问题产生的根源。

西方鼓吹“经济自由主义和政治民主主义”，其落实到社会现实中就是“精英优先”，而且在发展中国家也只可能是仅仅达到“精英优先”，而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或者说成是“在社会上中产阶级占多数”）。因为共同富裕超过了资源和环境所能够支持的限度，毕竟经济增长不是可以无限制进行直到覆盖所有人口，正是资源和环境决定了世界上只有一小部分人口，能够在富裕和发达的状态中生活。西方竭力扶持和拉拢中国的精英主义者，不是没有道理的，精英主义者也不是和西方没有利益共同点的。不仅西方的新自由主义是中国精英主义者的最重要的思想来源，而且西方确实是真诚地与他们具有共同利益，精英主义者完全有理由信赖美国和西方，那确实是他们的救世主和最可靠的盟友，而中国民众则不是。

所以精英主义者抨击民族主义者反民主，应该说是具有理论根据的，而王小东先生认为受到冤枉，“我是赞成国内民主的”的辨词，是王小东先生自己没有认真理清自己的思路，“逆向种族主义”的概念过于简单化和表面化，不能够很好地概括精英主义者的思想实质。在发展中国家，许多精英主义者都具有反民族特点，这才是逆向民族主义产生的思想根源，是特殊的阶层利益决定，而不是某种认识错误导致了这一偏差。

正是那些被艾奇逊称为“民主的个人主义者”的群体，充当了西方“不战而胜（尼克松曾以此命名过一本书）”的主力军。房宁指出“一位美国经济学家大卫科兹对苏联解体动力的调查：苏共上层精英中，76.7％赞成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而普通公众则只有17％赞成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因此，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是苏联人民的意愿。我对苏联解体的解释是，苏共上层精英大部分人赞成资本主义。他们与其他集团结盟，与黑社会、富翁、城市知识分子的一部分结盟。他们结成联盟，夺取了政权，建立了资本主义。相映成趣的是，纪军在书中也有类似的论述：‘在市场社会主义条件下，厂长经理等经营者在改革过程中逐步异化为一个有独立利益的特殊的阶层。这是东欧社会主义瓦解的极其重要而深层次的原因。’”　

三、精英优先的经济发展战略对西方利益的巨大支持

西方主张“精英优先”的发展道路，落实到实际中就是“工业化和城市化优先”的发展战略，这一战略与西方的经济和政治利益高度一致。这一点目前还很少为人们所注意。从表面上看，工业化和城市化会导致与西方争夺地球上有限的资源，但在实际中不可能作到，虽然中国具有巨额外汇赢余，但是中国也没有在国际市场上大规模采购能源的事实，就雄辩地证明了没有技术垄断地位、并在国际市场上获取垄断利润的发展中国家，不可能与西方争夺资源。　

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都必须从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开始，故所有的发展中国家最后发展的结果是产业结构重复，在国际市场上形成相互竞争态势，最后以竞争性低价格向西方提供资源和劳务，在国际市场上以垄断价格购买西方的所谓“高附加值产品”。发展中国家在产品结构上的雷同和形成相互竞争，不仅促进发达国家在经济上获取巨大低价利益；而且经济上的相互竞争和疑忌，导致发展中国家在政治上的分化不能团结一致，发达国家的影响力本来就大，发展中国家的分化适足以导致发达国家各个击破；而且由于在市场上可供选择的产品来源多，发达国家得以利用贸易倾斜作为政治干预手段使用；而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和城市化中成长起来的精英阶层，是西方价值观和战略利益的同路人，自动地为西方的利益和国际秩序长治久安服务。从经济利益到战略利益层面，西方至少可以从发展中国家的外向型工业化战略中获取四重好处，对西方国家贡献最多的则是中国的改革开放。

中国最近二十年的改革开放，实际上为西方繁荣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首先中国以几乎无限的人力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促进世界市场上同类产品价格的急剧下降，并且可以断定如果中国继续实施这一发展战略的话，则世界市场上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价格，可望一直保持在目前的低水平上甚至进一步下降，其中受益最大的无疑是西方发达国家，受损害的无疑是我们的竞争者和战略盟友－－－第三世界国家。

今天西方国家能够轻易应付石油价格的暴涨，能够轻易地向第三世界国家转嫁石油负担，与中国竭尽全力发展外向型产业结构有关，七十年代的石油危机曾经导致西方世界发生滞胀（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当时饱受危机之苦承担连带责任的主要是美国的后院－－－拉美各国；而九十年代西方则对石油价格应付裕如。而与中国产业结构类似的东南亚国家则陷入金融危机的沉重打击，这决非偶然。

同时也应该理解：中国为什么忽然陷入第三世界国家的深刻疑忌和排斥，失去了曾经拥有的号召力，一些国家对中国的排斥甚至超过了对西方的排斥，因为中国确实是让他们经济利益受损最多的竞争者。

四、　民族主义是进行心防建设的重要手段　

这体现在军事战略上，处于进攻态势的一方和处于防守态势的一方，在心防建设上的要求完全不同。由于处于进攻态势的一方，通常具有装备优势和选择权（即选择战争手段或者和平，以及何时进行战争），所以无须常备不懈的战备状态，心防建设更是显得多余。而处于防守的一方则与此相反，必须进行心防建设，由于技术手段的差距，在战争准备上先走一步是必须的，做到“以有虞备不虞”。

毛泽东时代以社会主义埋葬资本主义的宣传，对内可以达到抑制精英主义，对外能够促进全民心防建设。　中国在古代就在军事上存在着“步兵对骑兵”的劣势，所以全民心防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古人常常提到的“华夷之辨”，就明显具有这样的作用。而顾炎武说“仁义充塞至于率兽食人”谓之“亡天下”，“是唯匹夫有责尔”，说明的也是同一个道理。

所有的制度都会受到优势集团在利益驱动下的破坏，但是象中国精英这样突出那也是称得上是出类拔萃。精英主义在没有外在有效抑制的状态下是非常可怕的。

汉代实施"征辟和举荐"人才制度，这个制度实行到东汉以后，就已经是"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了。后来曹魏鉴于征辟制度流弊太深，予以废除并实行"察举"制度，实行"九品中正制"，后来社会上形成的局面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隋朝进行选拔制度改革，开始实行科举制。到宋代时文人的派性和近亲繁殖就非常厉害，江西吉安一地在宋代竟然出了18个状元。无论什么样的好制度，最终都要在精英利益的主导下发生倾斜和变质。

不注意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是精英自私的表现。正是因为如此，中国精英的分化和不团结也极为突出。中国精英即使出家当了和尚，也会相互看不顺眼。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分化成八个大的宗派，四个小的宗派，此外还有无法统计的小宗。在政治上也是如此，国民党已经分出亲民党、新党、国民党内还有两派，加上大陆的民革，共计有五派。民进党更是发挥后发制人的优势，进步很快并呈现明显的"赶超态势"。

中国精英们已经自私到不能相互团结、协调立场和进行适度联合的地步。今天中国的新左派和新右派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和主张，笔者对新左派能否最终形成一定程度的统一感到怀疑，并敢于大胆推测，新右派中间绝对不可能出现哪怕是接近统一的派别。

在世界大同和四海一家的时代没有到来之前，民族主义不仅具有正当性，而且具有反对西方各种形式的白人种族主义的正义性。对西方新自由主义的盲目援引，对全球化和新经济的卖力鼓吹，正是这种在"精英优先"热望下导致的错误。可以说中国新右派已经在其理论认识上，与负责和平演变的中央情报局达成了事实上的一致，扮演了非常可悲的角色。

新右派在国内思想界的泛滥流毒深远，已经导致中国政府和民众在思想上解除了武装，所谓的"按国际惯例办事""与国际接轨"只不只是是台面上的语言，而且在实际中西方的丛林法则和精英主义已经侵蚀了几乎每一个社会角落，毛泽东时代的平民主义遗产已经被接近"除恶务尽"。所以不要奇怪西方为什么对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死心绝望，而现在却显得信心十足和盛气凌人，试想有谁会看重一个连起码的防卫武器都没有的对手呢？美国的新总统已经明确表示中国不是伙伴而是"竞争对手"，这才是给无怨无悔的中国新右派第二次沉重打击，正如中国民间谚语所言"热脸总是贴上冷屁股"。

历史上中国精英也不止一次地出于自私而损害民族利益，满清入关就是满汉地主合流镇压农民起义的结果，阶级矛盾被置于民族矛盾之先；在四十年代中期，曾经发生过美蒋日伪合流共同反共的局面，不过这一次他们运气太坏，碰上了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没有取得成功。

五、　民族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必须确立“民族共同发展”的目标　

民族主义对外要争取独立发展的平等机遇，对内必须抑制肆无忌惮的精英主义，实际上归根结底就是要实现中华民族的共同发展。中国精英对全球化和民主化精英政治的卖力鼓吹，对私有化和市场经济异乎寻常的偏爱，完全看不到任何对普通民众利益的关怀，完全是走老蒋制造“革命形势”的旧路。何清涟女士以道德批判为主要手段，呼唤体现“精英优先”的政治民主，其人文章不仅看不到丝毫学术良知，常常给人以“吃人的礼教”改头换面又回来的感觉。　

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天作孽、犹可活；自作孽、不可活。”对外形成一致认识要容易得多，而对内实现利益协调就困难无比。今天中国的精英主义者完全漠视民众的利益和愿望，热中于建立起“精英优先”的政治经济体制，让有限的资源无限制地向精英阶层倾斜，足以剥夺普通民众的生存权利。农民负担问题已经叫了多少年，但现实却是愈演愈烈，中国精英的顽固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　

实现民族主义根本任务的难题，不在于西方如何对待中国，而在于中国精英能否向普通民众的根本利益进行妥协，实际上也是向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妥协，因为中国精英是没有单独发展的能力的。中国的发展必须是中华民族的共同发展，而不是买办精英与跨国公司的共同发展。

中国在社会中可以向精英阶层进行分配倾斜，但是必须在不妨碍大多数人的基本生存和发展权利的前提之下。笔者认为，在中国社会的管理中，在工业和城市中应该可以适用西方的效率中心准则和经济自由主义，给中国精英阶层一个发展空间；但是在中观层面上就应该向充分利用资源的目标倾斜；在宏观层面必须实现成本分摊和利益输送为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否则资源充分利用的目标就缺乏经济上的可行性。精英无限优先和经济自由主义的绝对化倾向，必须在中观和宏观层面上加以限制，而且是要给予比西方国家所限制的，施加更多更广泛的限制。否则无法实现在有限的资源和环境容量限制下，实现民族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和中华民族的共同发展乃至生存。

总之在“人均资源少、环保压力大”的现实中，中国实现现代化和富裕发达是一个虚而不实的美梦。无条件的精英优先，落实到中国现实之中，只可能是一部分人“超英赶美”，多数人辗转沟壑间，如同老蒋时代的中国一样。所以反对“两极分化和畸形发展”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具有特殊的实现民族整合方面的意义。这也是今天中国民族主义的一项最艰巨的任务。
　 
六、　民族主义的刺激性问题　

有人认为选择民族主义就是和西方对抗，实际上不选择民族主义一样是与西方利益有矛盾，正如一个著名的白人民兵的名言“只有死的印第安人才是好印第安人”。而著名的西方的战略家西格尔宣称“中国拒绝融入国际体系”，西格尔没有明确告诉中国人的是：在西方刻意建立的金字塔型的国际体系中，中华民族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才合适。对于富裕和发达的俱乐部，中国人显然是不能够破门而入的。　

而中国受到西方帝国主义者的压制，已非一日，从洋务运动开始，所有的改良派和革命派都曾经经历过西方的打压，任何使中国前途呈现希望的政治势力，都会遭到帝国主义者的打击。帝国主义需要的是走狗，而且是最驯服的那一种。1913年，国民党大佬陈其美领着几个议员在上海汇丰银行门口苦苦守侯几个小时，试图阻拦“善后大借款”的合同签署，这一借款就是袁世凯用来准备对南方的战争的。袁世凯和当时的国民党相比谁更能代表进步，对那些新式“文明传播者”的无耻谰言，是非常容易证伪的。　

毛泽东非常深刻而形象地揭示了帝国主义者的嘴脸，提出为什么“先生总是打学生”的问题。由于地球资源有限，我们又不幸地和那些奴隶贩子和鸦片贩子的后代生活在同一个星球上，特别是由于现代交通和通讯的进步再也没有回避的可能。毛泽东曾经用景阳岗上的形势做比喻“要么把老虎打死，要么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幻想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用的，所谓刺激和不刺激都是那样，不会有根本的区别。

和平和共存是有可能的，但是需要争取而不是等待恩赐，所以毛泽东始终准备着、并指出“中国人民两样都行，战争也可以和平也可以”。而且战争与和平的发球权不在中国人手里，中国一向都是处于接发球的位置上，今天仍然如此，如果中国以落后的技术经济力量，再不加以妥善应对，就存在着“被老虎吃掉”的现实危险。如果我们妥善应对，也仍然存在着“教会老虎不要以吃人为生”的困难和风险，必须凝聚全中国人民的坚强意志和不懈毅力来做长期努力，并联合世界人口的大多数来共同努力，才有希望创造一个相互尊重、相对平等、长久和平与共存的世界。　

非常明显的是：解除思想武装的中国才更容易成为西方的猎物，因为在利益和风险的对比上，风险之小与利益之大不成比例，西方的决策意志甚少受到考验；而建立起思想武装的中华民族则是不可制服的，在利益和风险之间，风险的分量会急剧上升到西方难以忍受的地步，最终只有放弃。这明显可以从中国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安全态势变化过程中得到印证，从戴高乐的“五个世界”说和尼克松“五大力量中心说”中得到印证。　对中华民族而言，在所有可能的选择中，解除思想武装的逆向种族主义是最危险的。　

何以西方的民族主义可以横行无忌，而中国的民族主义却举步维艰？ 
从外部因素看，中国的崛起不同于四小龙的崛起，不符合西方的根本利益。但更重要，也是更容易被忽略的，是内因。孙中山提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这三民一个都不能缺，否则一个都保不住。中国民族主义在今日的困境，根本原因在于民生、民权远远做得不够。(分析得非常好!)
现代西方媒体充斥着中国形形色色的分析，其中有不少文章提到中国的民族主义。在西方看来，中国的民族主义不过是义和团的再现，必须加以遏制。那么，中国的民族主义，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要分析中国的民族主义，须从历史和文化说起。民族主义本非中国所有，乃是源于西方。今天世界上的所有国家，无不为民族国家（nation state），而民族国家的概念，兴起于西方，近代以来逐渐传遍全球。既然中国自古无民族国家，何来民族主义一说？其实中国古人对于民族的概念，是浅薄的。
李唐皇室带有鲜卑血统，并不妨碍唐朝成为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盛世。满清入主中原，史家依然奉之为正朔。古人效忠的，是他们隶属的朝廷，而非他们隶属的民族。孔尚任在《桃花扇》中这样描述史可法沉江之前的悲愤：“吴头楚尾路三千，尽归别姓。”可见在古人眼里，真正值得哀痛的，是皇帝老儿换姓，也就是改朝换代，而不是异族的统治。
一方面，古人的华夷之辨是基于文化，而非血统，只要接受中华文化，便是中华；另一方面，中国历史上几次种族大融合，更进一步冲淡了种族间的距离。今天的汉族，在血统上和两千年前已有很大不同。西晋末年五胡乱华，衣冠南渡；北宋末年金兵入寇，二帝北狩；每一次的大动荡，都伴随着种族的大融合。今天我们再也找不到匈奴，鲜卑这些民族，因为他们已经和汉族融为一体，而全国能通满文的人寥寥无几，盖因满汉之间的差别，几乎完全消失。
由于我们的祖先重文化，轻血统，几千年来，朝代屡屡更迭，中华却屹立不倒，（此言当入拍案惊奇！）即使偶尔有外敌问鼎，也无不被中华文化征服，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古时的中国，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有的是“天下主义”，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是也。正是由于文化的中华重于种族的中华，明末大思想家顾炎武认为，改朝换代和老百姓没关系，而文化的兴亡才是和每个人戚戚相关的天下大事。顾炎武的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本来指的是这个意思。 (顾炎武说:“国家兴亡,肉食者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后人传讹,说成“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其中的差别，奥妙无穷！尤其值得我们今人思考)

中华民族的概念

然而这一局面到近代就难以为继了。西方的入侵，其意义不仅仅在于中国面对着比自己强大的敌人，更重要的是，这个敌人有着优秀的、强势的文化。中国再也不能像以前一样靠自己的文化来保护自己了。这是一个时代的终结。中国人很自然的像西方一样，建立起自己的民族国家，在民族的基础上保卫自己。清末革命党人一方面排满，一方面又提出了包括汉族和所有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的概念。中华民族，自然是针对“非我族类”的一切外国而言。
从此，中国人效忠的国家，不再是一个建立在朝廷之上的概念，而是一个建立在中华民族之上的概念。国家兴亡，不再是“肉食者谋之”，而是关系到中华民族每一个成员的大事。此为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起源。辛亥革命将中华民族的概念根深蒂固的根植在中国人心中，有着极重要的意义。正是因为中国人团结在中华民族的旗帜下，而非效忠于哪个朝代，日本的入侵，才不被视为试图改朝换代的举动，而视之为亡国灭种的威胁。中国人在民族主义的激励下，“人不分老幼，地不分南北”（国民政府抗战檄文），经过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终于拖垮日本，成功的保卫了新兴的民族国家。
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　
然而中国的民族主义在近年来似乎屡招非议。中国人的爱国举动，在使馆“误炸”事件和中美撞机事件中的抗争，不但西方媒体诬之为极端民族主义，就连部分中国人也随声迎合。须知西方在捍卫自身的民族国家上，从不犹豫。八十年代初爱尔兰共和军囚犯在狱中为争取政治犯待遇而绝食，英国政府视人命如草芥，听任十余人活活饿死，手段之残忍、极端，实属罕见。何以西方的民族主义可以横行无忌，而中国的民族主义却举步维艰？
我认为，原因有二，一为外因，一为内因。从外部因素看，中国是一个崛起的大国，必将打破现有的世界秩序，直接威胁西方大国的利益。这一地缘政治的基本事实，与中国的政治制度无关，甚至与中国在外交中的一些具体作为也无关。一个民主化的中国，就像现在民主化的俄国一样，照样是西方的心腹大患。而中国在外交上的技巧，顶多只能暂时缓解一下这种冲突除非中国俯首称臣，甘做二流国家，否则必然会动辄得咎。
中国的外交政策、手段，确有值得改进的地方，可外交是国际政治的一部分，国际政治又服务于各国的基本利益，难道羊更温顺一些，叫得更好听一些，狼就不吃羊了吗？简言之，中国的崛起不同于四小龙的崛起，不符合西方的根本利益，中国的民族主义，不过是个现成的靶子罢了。
但是，更重要，也更容易被忽略的，是内因。孙中山提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这三民一个都不能缺，否则一个都保不住。中国民族主义在今日的困境，其根本原因，在于其他的两个“民”没有做好。
从民生的角度看，中国今天远远不能说富裕。我们依然有庞大的贫困人口，国有企业的问题未得到根本解决，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仰人鼻息。
邓小平一代强人，却不得不将钓鱼岛问题搁置，留给后代解决，何也？邓小平自己解释：“今天是中国求日本多一些，但总有一天，是日本求中国多一些。”（大意如此）。离邓小平说这些话二十年了，虽然中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可中国求日本，求西方多一些的局面，并未得到很大改变。既然有求于人。又如何能挺直腰板，大张旗鼓的推行民族主义？

凡论到西方的民主制度，人们就会认为那是完美的象征、是人类最文明的制度。发达国家也到处推销自己的民主观，把他们的富强归因于西方式的民主。似乎所有的国家都应该以西方式的民主模式来运行。但是西方式的民主真的是那么“完美”，那么“文明”吗？发达国家的富强真的是由于西方式的民主吗？要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2000年前的罗马共和国和雅典共和国说起。
雅典共和国的民主制度是西方民主制度的摇篮，稍后的罗马共和国则是在民主制度治理下，一个国家变强大的典范。我们可以发现二者有着共同的基本特征：在奴隶制的民主下实行种族奴役。这两个国家选择了这样的民主制？是偶然？还是必然？如果是必然，则必有一种共同的条件存在于上述国家，使民主制度成为维持这两个国家的社会稳定之最佳机制。循此逻辑，我们就会追问，是何种共同的社会条件，使它们选择了民主呢？
首先，我们应当正视罗马共和国和古希腊都是在奴隶制下实行民主的历史事实，但是我们也必须正视的另一个事实是：它们都是一种双重系统，且让我们称之为“民主奴隶制”。
在这种制度下 ，一个种族(或族群)奴役其他种族(或族群)，在本种族内部则实行民主制。享有完全平等的权力是处于奴隶主种族的人民，他们有充份的人权和自由，而奴隶族则被剥夺了人生自由 ，成为奴隶主任意处置的财产。显然，在种族奴役(或者说是少数人的奴役)存在的前提下，民主制比君主制具有更大的稳定性。因为，为了使种族奴役长期地进行，奴隶主种族内部必须最大限度的减少矛盾和利益冲突，以应对奴隶族的反抗。所以奴隶主种族必须建立一种确保其内部平等和平权的机制，以非暴力方式解决内部政治危机，这样才有精力对外扩张和对内镇压。
如果在奴隶主种族内部实行君主制度（君主奴隶制），那么这个君主将面临奴隶主民族和奴隶民族的双重压力，这样就形成极少数人必须应对大多数人反抗的局面，这样一个系统显然是很不稳定的：奴隶和自由民很可能为争取更多的权利而联合，而君主只能依靠军队等暴力机器维持国家，很容易被推翻。反之，在奴隶主种族内部实行民主，使一个种族全体成为最高统治群，在对待被奴役民族的问题上，这个统治集团具有完全相同的利益，他们内部的矛盾可以通过较为公平的法律程序根据既定的法律解决。在这样的民主制度下，任何奴隶的反抗都会遭到统治民族的集团镇压，往往在萌芽状态即被扑灭。如此，奴隶制可以得到稳定的延续。
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雅典和罗马实都经过了从短暂的“君主奴隶制”到“民主奴隶制”的演化过程。雅典开始是实行王政，到公元前七世纪后，王政崩溃，进入寡头政治，但不久寡头政治也陷入社会危机，因为寡头必须同时面对自己手下的奴隶主与广大奴隶的联合反抗。经过奴隶主之间的讨价还价和斗争冲突，最后产生了梭伦的变法，进行了民主改革，例如：赋予雅典公民各项选举参政权力，禁止因债务而废公民为奴隶等，最后实现了全民政治和直接民权。然而我们必须看到，雅典的民主只适用于雅典公民，在法律上，奴隶是奴隶主的财产,是没有任何权利的。雅典是靠实行民主变法成功的例子，在当时的条件下寡头是无法单独控制整个社会的，进行了民主变法之后，形成了一部分人统治其他人（奴隶）的局面，社会的控制能力大增。雅典也由此进入了大发展的时期。
而同时期的希腊军事强国斯巴达则停滞于寡头政治阶段，只依靠军队等暴力机器维持国家的统治。结果社会动乱跌起，国家衰败。罗马也是由推翻暴君统治开始建立共和制度的，其民主政体在平民的争取下不断发展 ，甚至扩展到整个意大利。
但是只要查查历史,就可以发现，在它们对内部少数人进行”民主”的同时，对外则是不断扩张，攻城掠地，获得大量的奴隶和财富。历史经验证明，那些“落后”与“专制”的国家并不比那些“先进”与“民主”的国家更好战。美国的开国元勋和制宪者之一汉密尔顿就曾经说过，民主共和国并不比专制君主国更为热爱和平。斯巴达、雅典、罗马与迦太基都是共和国，其中雅典和迦太基还是商业共和国，可是它们打仗的频率却都远远超过了同时期的君主国。后来，罗马参议员“加图”出使迦太基后，见其经济繁荣，田园美丽，立刻疾呼必须加以铲除，于是迦太基被毫不留情的摧毁，其幸存的人民全部卖为奴隶，迦太基在北非的商业地位也被罗马取代。类似的，马其顿战争 中，罗马在伊比鲁斯一处，就掠卖奴隶十五万，柯林多等城的人民也全被卖奴隶。
更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罗马内部民主的发展，与其向外征服是同时进行的！就在疯狂扩张和掠夺的同时，罗马的民主制度却获得了高度的发展：平民会议获得了完全的立法权，平民也可以担任任何高级职位，后来意大利各邦不满意原有的利益分配方式而发生战争，罗马就把公民权授予全部意大利人。在这个时期还产生过一种奇特的现象就是成吉思汉和他的蒙古游牧民族，这个游牧民族在没有接触到文明地区之前，生存手段低下，常常没有温饱，经常发生为了争夺食物，父子、兄弟自相残杀。老幼病残遭到遗弃。由於不畜牧，而是游牧，草场快被破坏。游牧民为了生存，争夺草场，经常大规模自相残杀。游牧民族有种族灭绝的习惯，每战胜一个部落，就把对方男子全部杀光，把女子和幼儿掠夺为自己的奴隶。由於这种生存方式成活力很低，所以游牧民族经常到人口稠密地区掠夺人口，补充自己的来源。所以尽管蒙古和土耳其同族同宗，但土耳其在欧洲、西亚、中亚地区掠夺白人人口，成为白种人，而蒙古地区游牧民族掠夺中国和朝鲜等文明地区的人口，成为黄种人。阿尔太民族群体原来的人种，已经是个谜了。成吉思汗其实并没有多少民族的概念。他所谓的统一不是计划到蒙古民族的为止的。他的亲疏划分是根据是否对自己抢劫有利。他的理想是杀人、抢劫、**别人的妻子女儿。他一刻不停的这样做是因为，一旦他的部下不能从抢劫中得到好处，就会背叛他。只有把征服来的人口驱赶到其它地区抢劫，他才有安全感。这种屠杀抢劫，既没有国家的边界，也没有民族的边界。从这个角度来讲，他是世界人。

在西方殖民主义发展的初期，西方社会关于民主的思想已经基本成形，但是必须注意：西方式民主的范围是被严格界定的。这种民主制度只有对白人才有效，对其他人种根本谈都不谈民主。尤其是在对其他国家和外民族掠夺时，不仅没有丝毫民主的精神，甚至连最基本的人权都被剥夺了！黑人与印第安人所遭受的屠杀与奴役就不是三言两语说的清楚的。另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现象是，西方殖民主义进行掠夺的过程，使世界上的财富都向西方社会集中了。西方式的民主与经济掠夺天生就有不解之源。
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西方殖民主义发展到了中期。掠夺的速度越来越快，欧洲在非洲、美国在南美和亚洲、日本在东亚和南亚都加紧了殖民掠夺，财富的集中也越来越快。以此同时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不少的西方殖民主义国家正在慢慢的开始对自己国家内部人民实行民主，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否定了奴隶制度。有的人一相情愿的说这是西方民主制度自身发展的结果，但是真的是这样吗？为什么从18世纪民主思想普及之后的一百年内，民主的范围一直没有扩大，而只有当进行了大量的财富掠夺之后民主才作了有限的扩大？又为什么不进一步彻底的发扬民主的精神，结束殖民主义，反而加速掠夺其他国家和民族的财富呢？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美国在对内结束了奴隶制之后，却没有对外发扬民主的精神，反而不断加速了对外扩张的步伐：先是不遗余力的把南美真正的变成了自己的后院，后来又通过战争控制了东南亚一些重要的资源地。这不禁又让人思考起来，西方式的民主与对财富的掠夺究竟是怎样的联系呢？
二战后，西方的殖民很快结束了，这是因为他们愿意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实行独立自主的民主制度吗？不！不是的！事实是，只要还有一点可能，他们就千方百计的阻挠发展中国家的独立自主：法国入侵越南，意图恢复其在越南的殖民地位，后来又阻止阿尔巴尼亚的独立运动；英国实力大降，无法维持其遥遥欲坠的殖民地位，但还是拼命的给自己殖民地国家的发展制造障碍，如搞印巴分治，又人为的制造了克尔米什问题；在众多穆斯林国家的中间却强行加入了一个犹太国家以色列，而且别有用心的把它安放在穆斯林的圣地旁边以挑起事端，给自己插手制造机会。美国一边高叫着支持民主反对极权统治，一边却又支持南美的毒*踩政权镇压人们的反抗；支持伊朗的封建政权镇压人民建立现代民主社会的运动。诸如此类的事情数不胜数。由此可见，内部有着民主精神的西方国家，并不是以同样的精神对待其他国家的。
再通过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一些奥密。越南在亚洲有着极好的地理条件，对南中国海的海上运输线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力，阿尔巴尼亚的自然资源极其丰富。南美是美国的后院，美国的经济掠夺有很大一部分是从南美获得的。穆斯林国家有丰富的石油资源，是西方工业化国家的生命线。如果这些国家联合起来将会有力的制止西方国家的经济掠夺，因此只有千方百计的组织这些国家的独立和发展才能确保自己的利益，这就是西方式民主的另一付面孔！
所有这些证据都指向了一个方向：对外实行奴役和掠夺的制度、对内实行民主的制度，这才是西方社会制度的全部。换言之，对外进行种族奴役和经济掠夺是西方式民主的温床，西方式民主制度的扩大是稳固种族奴役和经济掠夺制度的需要。如：美国在结束了对内部黑人的奴役，稳定了后方之后才有足够的力量来进行对外殖民扩张。反过来讲，只有在处于统治地位的种族或国家的内部实行民主 ，对外的奴役和经济掠夺制度才可能长久的延续。民主制和奴隶制表面上这样似乎矛盾的制度，但在西方式的民主下却得到了统一。

对外进行种族奴役和经济掠夺是西方式民主的温床，这是一个千真万确的事实。看一看国际上使用西方式民主的国家的现状，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凡是比较富裕文明的国家大部分都是那些进行过殖民掠夺的国家，凡是没有进行过财富掠夺的国家，大部分都非常的贫穷和落后的，只有少数国家，如穆斯林国家依靠自己丰富的资源变的富裕起来。而且我们还可以发现：并不是所有的资源丰富的国家都富裕了。非洲许多资源丰富的国家不仅没有富裕，反而在他们实行了西方式的民主后，很快变成了分裂战乱的地区。倒是坚持自己传统并具有很强凝聚力的穆斯林国家获得了大发展。按照“西方式民主是最先进的制度”这一假设，没有使用西方式民主穆斯林国家应该首先衰落，而事实上为什么反而是使用西方式的民主的非洲国家很快衰败了呢？可见没有对外进行种族奴役和经济掠夺，西方式民主是不可能有活力的。
再看一看当代欧洲老牌帝国，由于发展中国家反经济掠夺的斗争，他们的处境已是江河日下，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在究其原因时，有人说这是因为他们已经发展到顶点了，所以发展速度自然就下降了。这个说法很能迷惑人，但是我们要注意到，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与科技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发达国家宣称自己的发展只是由于科技的进步，则是为了掩盖掠夺他人财富的事实。如果发达国家的发展真的只是由于科技的进步，那么科技发展的速度越快，在正常的情况下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应该加快。请问，是当今世界科技发展的速度快还是一两个世纪以前的发展速度快呢？很明显，当今的科技发展速度快。这样问题就出来了，照理说欧美等发达国家是科技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他们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应该呈现出总体上升的趋势。但是为什么他们的增长速度却呈现出总体下降或保持不变的趋势？
　　其实原因很简单，科技对生产力的促进确实是有很大的帮助，但发达国家国民生产总值增长比其他国家快的多，并不是完全因为科技发展的原因。在以前，欧美发达的帝国主义他们经济的增长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靠着对外掠夺财富而实现的，其他国家和民族辛辛苦苦的劳动被欧美发达的帝国主义的帝国主义国家，以暴力和胁迫的方式低价甚至是无偿的掠夺了。所以看上去这些帝国主义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速度比其他国家快的多。而且在后期随着掠夺的加快，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也逐步加快。二战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虽然获得了独立，但是要发展经济却又要依赖于发达国家，于是发达国家乘机制造不平等的贸易条约，并以自己在经济上的绝对发言权操纵了各种国际贸易组织，因此战后发达国家经济的高速增长，既有科技快速发展的原因，但也离不开对别国经济的掠夺。
　　但是如今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发展中国家的力量不断增加，这就使得经济的掠夺越来越困难，单靠科技的发展不足以抵消西方式民主固有的低效率性。所以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总体上出现困境。
　 这个事实再次证明了一点：对外进行种族奴役和经济掠夺是西方式民主的温床。只有在对外进行种族奴役和经济掠夺这个前提下，西方式的民主才能具有活力，否则其低效性将一览无疑。
正是由于中国在民生和民权方面做得还远远不够，中国人捍卫自己民族的努力才受到挑战、攻击，甚至辱骂、嘲笑。民族主义想要解决的问题，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能只靠民族主义本身。如果我们拿出公务员加薪的热情给教师加薪，如果我们把给北京申奥、粉刷胡同的钱用在希望工程，如果我们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来杜绝贪官污吏，如果每一个官员都在新闻舆论和立法机构的有效监督下行事，何愁民族不强盛！而一个强盛的民族，才能很好的保卫自己。
我坚信，虽然中国人在当代经历了这么多的磨难，中国正在朝民族、民权、民生全面进步的方面前进。什么时候这三者都做好了，中国也就能在世界上取得真正匹配中国伟大文明的地位，一百多年来为这一目标奋斗的无数仁人志士，才能在地下安息。这不仅是中国的大事，也是全人类的大事。我们的雄心，不应当局限于做世界强国。
历史学家汤因比曾言，中国文化比西方文化更能领导世界。我认为，这不是大师一时兴起的溢美之词。前面说过，中华文化是天下主义，是超越种族的。如果人类要实现天下大同，中华文化责无旁贷。中国的崛起，绝不能只看几个有限的指标，如国民生产总值。一个全球超强的中国，在我看来，不过是成就了霸业，而霸主的地位，是不稳定的。
美国的制度是宪法至上，而大英帝国至今没有宪法，中国以中央集权著称，历史上中国有过很多辉煌，并且史上所称之盛世，都出现在强权的帝王手中。可后来，没有宪法的英帝国终止了集权制的中国的辉煌，但在现世纪，全世界都实行民族国家，却逊色于美国式的民主。这种外表的现象足以解释兴盛更替吗？我看并非如此：中国的落后在于汉文化在异族的统治之下受到无端的摧残，还有清朝的文字狱和闭关锁国。英国的没落在于二次大战和社会主义东方阵营和西方资本主义的对垒，还有殖民地的独立解放浪潮掀翻了日不落帝国的美梦。而美洲大陆从没受到两次世界大战的侵扰，一家独大，并且在二次大战中发了战争财。我不认为制度是解决贫富的灵丹妙药，要看具体执行人是如何治理这个国家的，有时候外因又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比如中国共**取得了全国的解放，但是要在战争的废墟中站立起来，又必须面对国内的历史积弱和一穷二白。国际敌对势力的经济封锁和国内的政治运动。可现在中国却发生了经济奇迹。所以，我认为社会主义对中国，是适合国情的，中国经济改革的着眼点是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的同时，必须保证整个民族群体的共同富裕。在这里我们民族主义的核心就是首先确保中华民族跻身于统治民族的行列中进而先达到国内民众的民主平等权力当然我们并不是通过西方国家那种掠夺方式，而是致力于对外争取平等对内振兴经济逐步改变资源型经济和廉价的密集劳动方式发展高附加值产品参与国际竞争。
想让中国强盛，就必须振兴中华民族，毛泽东说过：为什么先生总是在打学生？问题是实质是，这些先生的本意并不是要教你如何富强，而是要把你养肥了吃肉。俄罗斯按照美国等西方的样子去做了，可人家还是不拿你当自己人看待，为什么？有人一针见血的说：这个世界分统治民族和被统治民族，中国人在西方人的眼里是牛羊，是要养肥了吃肉的。不要以为放弃了社会主义就可以和列强一样享用地球资源了，做梦。中国人富强只能靠自己，还是客观点，实事求是的探索什么才是真正可以使中华民族自强的东西吧！从1840年鸦片战争伊始，意味着中华民族所必须面对的严酷现实就是：华夏文明已经不是人类史上独一无二的先进文明了，西方世界的工业革命以及资产阶级的国民意识对古老的帝国带来的挑战，华夏子女楫起民族主义的大旗应对殖民掠夺的挑战，实际上并没有认清西方世界国民国家的实质是民主奴隶制真实含意。这种认识上的错位导致人们对现在的民主精英鼓吹的西方民主模式极度困惑以至于放弃心防的抵御本能。即使面对西方强国的嚣张气焰和明目张胆的掠夺无所适从。 历史上各个大帝国，无非是各领风骚数百年，不能千秋万代。而强大的文化，是最具有生命力的，才是王道的根基。我相信，虽然中国暂时告别天下主义，屈就西方舶来的民族主义，终有一天，我们会回到天下主义的传统，以中华文化征服世界。一个天下主义的中国，将和盛唐一样，四夷宾服，远人来归。天下即中华，中华即天下，这样的中华，根本不需要民族主义来保卫。如果中华文化能像在历史上打破中国境内的种族区别一样，打破世界上的种族区别，那才是中国的全面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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