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问苍茫》

曹征路的小说以直面当代重大问题、剖析社会现实著称。他2004年发表的小说《那儿》，因关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国有资产的流失及传统工人在新时代的悲惨遭遇，而引起文坛轰动，受到广泛关注。他2008年发表的长篇小说《问苍茫》，同样因关注当代工人阶级的命运，而引起巨大反响，并引发了大量讨论。虽然距该小说发表已经过去六年多，但小说所描绘的现象依然存在，小说所揭示的问题甚至变得更为尖锐。这篇文章结合小说文本，分析了与资本霸权相配套的生产方式和文化如何控制人们的思想、审美、心理乃至生理，如何生产“工贼”，并论及了打破这种状况的可能性。

以直面当代重大问题、深度剖析社会现实著称的小说家曹征路，又推出长篇力作《问苍茫》，小说发表于《当代》2008年第6期，2009年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阅读这部小说所产生的震惊，就好像猝然目睹毛妹被大火焚毁的那张脸——“天，这是一张怎么样的脸！眉毛全部没有了，变成一块透明的红皮，而且永远不可能长出来。鼻子化掉了，只剩下部分鼻骨，两只鼻孔露在外面，像两个黑洞把脑袋贯穿了。左边的外耳不见了，内耳还残留三分之二。更可怕的是嘴巴，整个错开了，有半边嘴唇张着，露出里头的两排牙，整张脸就像鲜肉上贴着一层塑料纸。”[1]——这张脸是深圳外企血汗工厂的杰作，它是资本霸权本质的形象化。这部小说中，曹征路用解剖刀一样锋利的笔端，剖开资本霸权媚惑人心的画皮，揭露出其真正的恐怖酷烈面目。

小说主要以三个视角人物——柳叶叶、常来临、赵学尧——的命运史和心灵史为线索，揭示出以劳资关系为轴心，以资本霸权为支点的全部社会关系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不仅在于由资本霸权决定的社会现实和人的生存位置，还在于由资本霸权和生存位置决定的人的心理现实。小说中心理现实的深度剖析得益于视角人物的有效设置——采用了视角人物的心灵史为线索，但这种设置并不意味着非视角人物的心理内容就遭到遮蔽，恰恰相反，正是在视角人物与非视角人物的关系中，人物的心灵得以呈现。而且尤为重要的一点是，这种心理现实剖析还为“新人”的成长、阶级意识的觉醒开辟了道路，尽管这条道路在莽莽的荆棘中刚刚开始。

《问苍茫》发表不久，《南方文坛》和《文艺争鸣》分别发表了评论文章。关于小说人物塑造这方面，李云雷先生认为，人物塑造“多注重其在事件中的表现，但对其‘内面’关注不够”[2]；卲燕君先生认为，“‘左翼文学’本来就容易出现概念化的问题，如果理论论证再不充足的话，人物就会更简单、突兀、缺乏可信性。《问苍茫》在这方面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对（包括常来临在内的）‘新型人物’的塑造上”[3]。也就是说，他们感觉小说揭示人物心理依据不够充分，而孟繁华先生则又不同，他认为作者对人物同情的理解使得“对常来临这个人物，虽然诉诸了作家的批判，但也同时表现出了曹征路对这个人物的些许犹疑和矛盾”，使得对陈太这人物，“只是客观地呈现了这样一个女人，似乎没有明显的情感倾向，没有憎恨也没有意属。”[4]

与这些论者的观点有所不同，笔者认为，在常来临和陈太这两个人物的塑造上，小说一方面给出了充分的心理依据，另一方面也没有什么“矛盾和犹疑”，也不仅仅“只是客观地呈现”，相反，在其心理依据展现的过程中，作家具有深刻的价值立场。作家在这两个人物身上投注了无限的深意，这深意并非仅是人物塑造手段的问题。

一、资产阶级文化与“工贼”

“宝岛电子有限公司”的老板陈太有一个常用语，尤其是在她遇到难以解决的矛盾纠纷的时候：“我是个女人，我干吗要管那么多？”是资本家又是女人，这双面角色赋予了这个人物深长的意味。这里首先要追问一下，陈太自谓的女人是什么样的女人呢？很明显，她的血汗工厂里有上千的女工，那些女工有资格和她说一样的话吗？如果和毛妹的生活重负、凄惨命运相比照，陈太的女人说辞，简直是个莫大的讽刺。很明显，这里的女人是有阶级身份的，只有资产阶级的女人，具备足够资本的女人，才配说这样的话，但当她这么说时又是在混淆或者抹去阶级的属性。柳叶叶在阶级意识觉醒之后，看到电视节目里宣扬女人不顾一切的消费渴望，她讥笑自问——“你会吗？你是女人吗？”[5]——为此提供了另一个有力的注脚。

说陈太是具备足够资本的女人，其资本不仅是指经济生产方面的资本，还包括另一种资本。那这种资本是什么呢？用常来临的心里话说就是：“她确实漂亮，少有的漂亮，也确实高雅，没见过的高雅”[6]，“她的那种随意或者亲热是一种文明，是一种高雅，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装出来的”[7]。这样的漂亮、高雅和文明赋予了陈太无穷的魅力，这样，她的女人说辞，她的示以娇弱和柔媚，对于谈判手，是一种以柔克刚，对于下属，是一种管理策略、一种俘获人心的手段。

更进一步讲，陈太的女人魅力其实是个深刻的隐喻。她的高雅、时尚、柔媚、温情、风采照人、彬彬有礼、韵味深长，正是资产阶级文化之“美”的形象化。这里的资产阶级文化是指资产阶级的一套生活方式，其具备或包涵着“真”的方面、“善”的方面和“美”的方面。“真”是其对真理的认识和实践，“善”是其伦理道德，“美”是这套生活方式所具有的令人倾倒、摄人心魄的魅力。如果说，凭借资本的霸权，凭借对真理的认识和实践，资产阶级建立起资本主义的现实秩序，那么，资产阶级文化的“美”和“善”就是维护和巩固这种秩序、令这种秩序深入人心、保障这种秩序生产和再生产的功能性力量。

陈太的“美”就具有这种功能。

小说中有一个细节，幸福村几家公司为希望小学捐款，电视台和幸福村共同主办一次文艺晚会，宝岛电子有限公司组织工人们集体观看：“电视里，公司的陈太穿着黑底红边的旗袍，胸口绣了一朵鲜红的大花，红花一直连上肩头……她面孔白中透红又细又嫩，五官分明顾盼有神，……尤其是那种沉静的微笑，矜持地鼓掌，显得又高贵又典雅，特别有文化。有些新工人没见过陈太，还禁不住地问，她真的是我们老板吗？哇噻。”[8]

对于工人们来说，陈太的“美”，这资产阶级文化的“美”，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慑服力：它让你仰慕，惊叹、倾倒、折服；它是高高在上的美，有等级制的美；它让你自愧不如，无法相比，让你感觉低它一等，自惭形秽。凄惨致死的毛妹在绝命书上都禁不住感叹：“我在电视里看到我们老板了，她真漂亮”[9]。毛妹自杀前的生之留恋竟是借这样的感叹传达出来，这种资产阶级文化的“美”成为加固阶级等级制度的有效力量。

对于常来临来说，他正是被陈太的“美”所俘虏而死心塌地地为公司效命。小说用了大量的细节，描写常来临对陈太之“美”的倾倒和折服，实际上，陈太的“美”大都是借助常来临的视角呈现出来的，这种呈现过程就是常来临的折服过程。

陈太俘虏常来临的法术中还有一个，那就是“善”，是资产阶级文化的道德伦理。小说浓墨重彩地描绘出陈太的“善”。她为了救弟弟（患白血病）的命，“做过舞女，做过伴娘“，“做一个老人的情妇”，“她需要弟弟活下去，因为她对爸妈做过承诺。她有过屈辱，也有过轻生的念头，……但后来她没有死，因为弟弟不能死”。[10]她到大陆来办公司也是为了延续弟弟的生命，为了获取给弟弟换血所需的巨资。陈太这种“人性的善”，深深打动了常来临，让他用同样的逻辑去鼓动工人们为生命垂危的弟弟献血献骨髓：“他相信这是一个朋友，一个女人的故事，这个女人怀着爱的信念在这个冷酷的世界打拼，为的是对父母亲的一个承诺，她历尽沧桑遍尝苦痛矢志不改，……至于这个女人是谁，是不是老板，很重要吗？”[11]

常来临激动不已的“爱”与“善”的言说，激发起绝大多数工人们的爱心：“打工仔们快要把献血车挤翻了”，“柳叶叶张毛妹们”激动地落泪。常来临认为这就是“企业文化”，是无论“是不是老板”，不管什么阶级，都应该尊奉的普遍的人性伦理。凭借这普遍的人性伦理，常来临又成功地为陈太弟弟举行了庄严隆重的哀悼大会。可是，这普遍的人性伦理面对毛妹这位凄惨至极的工人时完全失效了，这套高级的文化和伦理、这感人至深的爱与善，原来无不基于资本的霸权，地位卑下一无所有的打工仔是无权享用的。正是资本霸权的逐利本性最终撕掉自己的假面，显示出这抽象人性伦理本质上的虚假和伪善，也让常来临暴露了自己的“工贼”的面目。

其实常来临这个人物是个隐喻。他变成“工贼”的过程隐喻着曾经的主流意识形态被资产阶级文化俘虏改编的过程。常来临原是国企的“书记”，他来到宝岛公司后，仍然配备这一身份符号。他作为国企书记所具有的职能——意识形态工作和思想动员，在这里依然发挥了极大的效用。他利用的意识形态资源和工人的情感资源是相同的，不同的是这一切为了实现一个完全相反的目标。他为了老板的利润而动员工人们无偿加班时慷慨陈辞：“他妈的这就是美帝国主义啊，……核心技术在人家手里啊，定价权在人家手里啊。咱们落后啊，落后就要挨打，落后就要被人欺负。咱们要承认这个现实，要为民族企业争口气，一定要拿下这一单，给美国鬼子看看！绝不能让他卡住我们的脖子！”这种动员果然有效，“打工仔们一个个都被激怒了，说，干，狗日的不干”。 [12]

这里，中国这种第三世界国家在国际经济秩序中所处的被剥夺地位，反过来成为动员工人接受外资老板剥削的意识形态利器。爱国主义、民族气节这些原本是反剥削、反压迫、反帝国主义的情感资源，现在反而成为接受剥削、接受压迫的花言巧语，为加强资本主义的工作伦理服务。这是一个极大的讽刺，却构成了常来临的“企业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常来临的“企业文化”除前边所述内容之外，再加上他不断向柳叶叶、毛妹等女工宣扬的“人人都可以当太阳”的个人发展神话，可谓十分完备。

常来临的“企业文化”——“爱心奉献”、普遍人性伦理，市场竞争、“落后就要挨打”，“爱国主义”、“民族气节”，爱岗敬业、努力工作、个人发展——正是当今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他的企业文化的“成功”，影射出主流意识形态在资本主义进入中国的过程中所扮演的“工贼”角色。常来临的理想追求、道德底线、有情有义，无论怎么让人同情和赞赏，都不能掩盖这样的事实：正是借助他企业文化扮演的“工贼”角色资本霸权才能实现稳固的统治，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社会秩序才能实现生产和再生产。

难怪陈太对常来临常说的一句话是：“我赖上你了”。

二、“工贼”家族

在资本霸权世界里，除了常来临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工贼”，一起构成一个庞大的“工贼”家族。马明阳是这个家族中最无耻的一个。他是赤裸裸的投机分子，他的投机是让资本霸权光着屁股跳舞，暴露出资本霸权最原始野蛮的一面。马明阳的本质一眼就能望穿，没有迷惑性，毫无美学魅力。他的两次露面带来宝岛公司的两次罢工，陈太听从他处理毛妹事故的诡计是导致工人罢工企业破产的导火索。他的存在反证出常来临给资本霸权穿上华美外衣的必要性。

赵学尧、何子刚、杨书记都是类型不同的工贼。

赵学尧原是个大学教授、知识分子，他来到深圳闯世界，反遭到自己学生何子刚的不断训教，这种师生位置的颠倒说明了今昔世界的变化。何子刚教导赵学尧首先要解决世界观的问题，“世界观解决了，一切都好办”。解决的重点在两方面：一、“要把立足点移过来，把屁股坐在老板一边，全心全意拥抱这个时代”[13]；二、要明白“这个时代需要老板，需要打工仔，就是不需要主人翁！你是一根毛，必须附在老板这张皮上”。[14]赵学尧接受何子刚教导的过程，是他逐渐放弃自我独立发展的价值理想的过程，也是得到老板文念祖赏识信用的过程，在这过程中他完成了蜕变和再生，变成了文念祖的“军师”，成为帮助文念祖欺世盗名的吹鼓手。当他在同事中胜出志得意满之后，他甚至为还有“主人情结”残存的老郭感到惋惜，惋惜他缺乏何子刚这样的人提醒和指导。

幸福村的开发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文念祖聘任赵学尧原是为了带出去有档次，“如今场面上的胃口变了，带一两个美女还不够威风，显不出身价来，谈点什么话题还要有咬文嚼字的人站在旁边才行”[15]。可见，赵学尧从一开始扮演的角色就和老板的美女情妇——高级娼妓——迟小姐差不多，一个是出卖知识，一个是出卖身体，共同为了老板的身份形象服务。实际上，聘任赵学尧也正是迟小姐向文念祖提议，而且迟小姐对赵学尧颇有惺惺相惜之感。

不过，在抬高文念祖的身份形象方面，赵学尧的功用还是在迟小姐之上，他与何子刚共同炮制了一出打造政绩工程的大戏，文念祖最终评为全省“精神文明建设先进个人”，进入省党代会代表名额也是板上钉钉。

在此之外，赵学尧还不放弃追求自己独立事业的幻想，他利用在幸福村的“第二次插队落户”，“真正深入基层投身实践”，倾心著作一部大书，在这部书中他要“为中国农村找到一条道路”。但结果这部书出版时著者却变成了文念祖的名字，这个交易的价格是100万。这让赵学尧终于明白了一个早该明白的道理：“对女人，有钱人不必像个无产阶级在公园里消费，可以买回家来慢慢享用。对文人，也不必像个领导阶级装腔作势，也可以买回家来换一副标签。”[16]他只能是一个出卖自己的人，出卖的价格相当于迟小姐的四分之一，这印证了何子刚早先说他“当然不如情妇“的判断。依附于资本霸权，还想有自己独立的事业，实现自我价值，这不过是知识分子的轻狂妄想。赵学尧这样的所谓知识分子最终只能是一个娼妓式的“工贼”。

赵学尧这个人物形象有1980年代某些知识资源作支持，比如，他的人道主义情怀，民众启蒙导师情结，要教育农民，提高人的素质，建设精神文明，追求个人自我价值的实现，等等。所以，赵学尧这个人物形象可看作对1980年代知识资源的形象化反思。赵学尧的堕落史和“工贼”命运，暴露了这些知识资源在1980年代呼唤的新时代来临之后的尴尬命运，正如李云雷指出，其是“作者对1980年代以来流行的‘常识’或知识资源的批判”[17]。

何子刚是政府官员内的“工贼”代表。他在赵学尧和文念祖的卖身交易里扮演了拉皮条的角色。他不仅是为文念祖效劳，他还有自己的官场野心，他是借树立文念祖这个“典型”，来给自己捞取政绩资本以图更快地升迁。他有一个口头禅，“猴子不上树，多敲几遍锣”，意思是要想方设法达到利用文念祖的目的，当然这种利用其实是“双赢”。何子刚为资本霸权提供制度内的支持，让其充分利用制度的漏洞和空缺，实现利润最大化。何子刚和文念祖的利益同盟是当前官商勾结的一种普遍模式。

何子刚是一个赤裸裸的官场投机分子，他的开门见山和利欲熏心与马明阳有几分相似，不过他更懂得运用策略。他对官场之道和经济游戏规则有清楚的认识，他尖刻地嘲笑赵学尧迂腐的市场经济论证，一针见血地指出“这里从来都是官场经济”。何子刚这等人物的得势暴露出当前官僚体制的弊端。

杨书记是区里的书记，后改任人大主任，他在政府组织召开的座谈会上，竟然怂恿“新阶层”（老板们）炮轰即将实施的新劳动法。新阶层反对新劳动法的说辞是：“你把投资者都吓跑了谁来养活你们？”这个“你们”如果专指搞权钱交易的官员，倒还真是个问题。杨书记是小说中能量最大的工贼，大到试图改变中央政策。杨书记这个形象暗含着对于种种政府行为的一个诘问。

这诘问正如陈太的常用语：“你在帮哪个？”

三、“迷你流水线”、“新人”与《劳动合同法》

柳叶叶、毛妹这些女工们把宝岛电子公司的生产线叫“迷你流水线”，与传统的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相比，这是一种全然不同的生产方式。传统的生产方式保持着劳动的完整性，也就是说，生产的每个环节，劳动者都心中有数，劳动者心中有一个完整的生产图景，可以对生产进行完整的规划，是劳动者控制生产，而这种生产方式的情形恰恰相反：

“人一上了流水线就如同被接通了电源插进了回路，你就迷迷登登。你就再也不是你自己，你的手、脚、眼睛、耳朵甚至脑壳都从身上逃出去，不归你自己管了。这些东西只是几十人的一部分，传送带的一部分，公司的一部分，全球市场的一部分。你只能跟大家一起行动，踩同一个节奏，做同样的动作，不晓得什么时候才醒过来。”[18]

这种生产方式中工人非但不能控制生产，反倒成了被生产控制的对象。马克思在《资本论》写道：“任何一种资本主义生产……在这一点上是相同的，那就是不是工人使用劳动工具，而是劳动工具使用工人。但是只有在工厂系统内这个转变才第一次获得了技术和可感知的现实性。”[19]在机器前工作，工人们学会了调整自己的运动“以便同一种自动化的统一性和不停歇的运动保持一致”。

机器生产采用生产分工、流水作业，生产的完整过程被分解为一个个简单的环节，每个工人只需完成简单而快速的操作，这一方面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同时更是为了节约成本，实现资本的利润最大化。因为它不需要工人懂得整个生产过程的知识和技术，只需要简单的操作，妇女、儿童都能胜任，这一方面极大降低了培训的费用，另一方面使劳动力变得极为廉价。但这必然带来工人劳动完整性的丧失，成为被生产控制的工具。

这种生产中的工具性存在对女工们的生活有决定性影响。它不但控制了女工们的身体反应和生理周期，甚至包括新陈代谢和月经周期，而且在心理和意识方面，它让人“渐渐变得冷淡和毛糙，变得不再好奇不再大惊小怪”[20]。这正如本雅明的洞见：“机械以它轰然的节奏打破了个体生活的整体……在机械面前，人要么通过接受机械训练而变得合乎规范，要么毫无防备地陷入震惊。”[21]在本雅明看来，“震惊”的体验伴随机械时代的到来而普遍存在，但震惊对意识的持续刺激最终会造成意识的毁坏和疲乏，使意识丧失将震惊体验融入自我经验、转化为自我经验一部分的能力。女工们心理上的冷淡和毛糙正是持久接受机械训练、意识上持久接受震惊刺激以致麻木的结果。这个结果的进一步后果是“使人从传统和经验的世界里分离出来，孤立起来”。

这一点从柳叶叶的自我感受上可以得到验证：“自从当拉长以后她就觉得自己忽然苍老了，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像一块被炭火烤着的猪肉皮，一点点地干了，硬了。有时候新鲜的事情刚刚发生，转眼就疲惫了，都长出老茧了，这些老茧划在皮肤上，既不痛也不痒，铁锹刮在老树上一样。”[22]

柳叶叶这种心理状况不仅由机器生产的生产条件决定，同时也由公司的制度条件决定。生产和制度所赋予她的位置——拉长（既要生产又要监管其他工人）——使她逐渐丧失心灵的敏感、失去原本的善良和同情心，尤其是对那些非熟练工人。即使是自己非常珍视的老乡小青，她也爱莫能助。她被设定的位置迫使她必须为资本霸权、为资本的利润最大化服务。在这样的机器生产和公司制度的统治下，传统的生活经验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必然遭到侵蚀。

这样，整个工人群体就成为一个个孤立的个体，大家虽然有着相同的命运和处境，有着根本利益的一致性，但对此大家并没有意识上的自觉，相反每个人都从整体中孤立出来，各不相关。在柳叶叶的感觉世界里：“一个个的工友们，来了，又走了……什么也没有留下。……给她留下的只是一副副来自四面八方的大同小异的表情，麻木的，冷淡的，惊慌的，焦急的，如此而已……这让她很疑惑，担心自己也在这样一次次认识一次次忘记的重复中渐渐老去，麻木不仁，像一根根生锈的废铁丝，随便扔在露天里。”[23]

小说把柳叶叶作为一个视角人物，有利于揭示资本霸权和机器生产对工人心灵的控制和影响，有利于揭示工人们与生活现实配套的心理现实。实际上，除了流水线生产和公司制度之外，控制工人们心理现实的力量还有一个，那就是与生产和制度配套的文化，常来临的“企业文化”。

小说中，柳叶叶的心灵史借助她与常来临的情感关系史来展开，她经历了对常来临感激、信任、崇拜、迷恋到厌弃的过程，她崇拜迷恋常来临达到极致的过程，正是常来临那套“企业文化”深入其心的过程。常来临“企业文化”的工贼性质也让她一度滑到了工贼的边缘：她扮演的制度角色一度具备工贼的功能，她在心理意识上一度默认工贼那套遮蔽现实实质的学说、并受其影响和塑造。这样看来，资本主义的制度和文化让每一个工人都有变成工贼的危险，尤其是在没有工人阶级意识和文化觉醒的情况下。

这一切的打破是由于毛妹的惨死。对于柳叶叶来说，真正使她觉醒的是常来临在毛妹事故中扮演的角色。她发现常来临虚伪面目的同时，看清了那套“企业文化”的骗人本质，看清了资本霸权的丑恶面孔。这使她后来与唐源一样，走上抗争维权之路，最终成长为一个“新人”。

唐源一出场就是一个“新人”，小说没有给出其心灵发展的轨迹，但柳叶叶可作为补充，将柳叶叶与唐源合在一起，作为“新人”形象，就比较丰满了。一般认为写“新人”形象容易概念化，左翼文学往往是一个例证，但这正说明了左翼文学的敏锐，它能够捕捉到新的历史动向和萌芽，努力将其表现出来。而“新人”在真实世界中才刚刚露出端倪，尚未成形，所以在作家笔下其形象不够丰满是很可理解的，没有大惊小怪的必要。而如果只写那些已经成立的、老套的历史内容，人物自然是容易丰满，但这丰满往往是以丧失把握历史动向的敏锐性为代价的。

唐源的抗争方式先是争取成立工人自己的工会，建立工人群体组织上的联系纽带，失败以后，也曾带动工人罢工，后来走到做公民代理，成立“春天劳动争议服务社”，依据法律、诉讼的手段为工人维权。实际上，“这几年间，劳工NGO和公民代理作为珠三角地区的民间力量，已经有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和生存空间” [24]。这一方面说明资本霸权的之下劳资关系高度紧张，另一方面也说明工人群体逐渐觉醒。

老板们声称一定要“炮轰”的新《劳动合同法》，在这个不谈工人阶级地位，只谈劳动力商品的时代，虽然不能改变工人们的根本命运，但它还是很有助于工人维权运动。柳叶叶按照与唐源商定的计划，进入一家血汗工厂，利用劳动法作武器，与工厂老板和工贼进行斗争，为工人展示维权的整个过程。她的维权成功促发该厂工人罢工、工人待遇得到相当改善。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在工人待遇、福利改善方面自然会有很大促进作用，但资本霸权之下，工人受着机器生产、企业制度和工贼文化的多重钳制，工人如何改变自己的命运显然还任重道远。不过在这征途中，突破工贼意识形态的封锁、改变臣服状态、重建工人主体意识当是首先要面对的大问题。

正如柳叶叶的切身感受：“你腰弯了，你还活得不矮吗？”

本文原载《现代中文学刊》2010年第3期

[1]曹征路：《问苍茫》，《当代》2008年第6期，第91页。

[2]李云雷：《〈问苍茫〉与“新左翼文学”的可能性》，《南方文坛》2009年第2期。

[3]邵燕君：《从现实主义文学到“新左翼”文学——由曹征路〈问苍茫〉看“底层文学”的发展和困境》，《南方文坛》，2009年第2期。

[4]孟繁华：《不确定性中的苍茫叩问——评曹征路的长篇小说〈问苍茫〉》，《文艺争鸣》2009年第4期。

[5]曹征路：《问苍茫》，《当代》2008年第6期，第126页。

[6]曹征路：《问苍茫》，第70页。

[7]曹征路：《问苍茫》，第74页。

[8]曹征路：《问苍茫》，第110页。

[9]曹征路：《问苍茫》，第112页。

[10]曹征路：《问苍茫》，第75页。

[11]曹征路：《问苍茫》，第75页。

[12]曹征路：《问苍茫》，第71页。

[13]曹征路：《问苍茫》，第37页。

[14]曹征路：《问苍茫》，第47页。

[15]曹征路：《问苍茫》，第9页。

[16]曹征路：《问苍茫》，第137页。

[17]李云雷：《〈问苍茫〉与“新左翼文学”的可能性》，《南方文坛》，2009年第2期。

[18]曹征路：《问苍茫》，第38页。

[19]转引自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三联书店出版，1989年3月第1版，第147页。

[20]曹征路：《问苍茫》，第38页。

[21]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第20页。

[22]曹征路：《问苍茫》，第73页。

[23]曹征路：《问苍茫》，第73页。

[24]曹征路：《问苍茫》，第1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