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 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

　　“ 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

　　——鲁迅”

　　01

　　谈谈革命剧娱乐化倾向的问题

　　革命题材的历史剧娱乐化倾向，早就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

　　如果向前追溯，则1980年代早期的电视连续剧《敌营十八年》就已经出现了这种端倪。

　　1990的年代之后，这种趋势更是愈演愈烈，电视屏幕上出现的革命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则是以主旋律之名行商业剧(爱情剧、偶像剧、谍战剧、侦察剧、武打剧等)之实。

　　革命，只是一层红色包装，其中的货色无非是消费主义、享乐主义、个人英雄主义，甚至是江湖义气，感官刺激那一套了。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红色题材的影视作品是中国革命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推动中国社会进步，指引中华民族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地位，获得自由解放，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曾经发挥了巨大作用。

　　革命文化的核心，无疑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从其形成过程来看，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马列主义初入中国时，一开始主要是一种“主义”或者“理念”，是一种理论形态。

　　经过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和社会史论战，它完成了中国化的社会科学武装。

　　再到40年代，特别是在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又开始在文艺方面开花结果，产生了大量鼓舞人心的作品和优秀和优秀的文艺人才。

　　当然，革命文艺之所以能够结出丰硕的文艺果实，根本原因还在于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的革命实践——

　　从第一次国内大革命时期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到以井冈山斗争为标志的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武装斗争道路的形成;从早期的打土豪、分田地到40年代后期的土地革命，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为革命文艺的形成提供了丰厚的土壤。

　　在这样的土壤上，逐渐生成了一种色彩鲜明的，充满战斗性的，极富感染力的“中国革命文化”。

　　与现在影视屏幕上迎合小资、小市民口味，徒具革命包装的庸俗“红色肥皂剧”不同，那个时候的革命文化具有刚健、质朴、高亢等特征。

　　“刚健”——是因为你死我活的战争环境;“质朴”——是因为服务与工农大众的阶级背景;“高亢”——是因为理想主义;中国的革命者不仅要解放中国，改造中国，而且要解放人类，改造世界。它很好的完善和升华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观念和天下观念，同时又注入了强烈的战斗精神。

　　这种革命文化作为一种强大的精神动力和资源，成为现代中国不断进步的巨大动力。

　　这种恢弘的革命文化，气势磅礴的革命实践，催生了许多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经典作品。

　　2007年9月25日，国家大剧院建成后首场演出，上演的就是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那是1964年的作品，也就是说新中国成立近60年后，真正能够代表中国现代文化思想和艺术成就的，还是革命文化的产物，还是革命时代的作品。

　　02

　　根本问题还是做人的问题

　　当年的革命文化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和当年的文艺工作者甘愿做一个“革命人”，有着根本的联系。

　　以当年《红色娘子军》的创作为例，第一代琼花的扮演者白淑湘，曾经到海南整整体验了一年的生活——当年的海南并非今天的旅游胜地，而是一个极为艰苦的偏远地带。全体演员包括乐队都到部队下连当兵，他们不只是练练稍息立正，而是练射击、练投弹、练刺杀、参加夜行军，完全和解放军战士一样。这样流血流汗创作出来的作品，当然能够经得住历史检验。

　　芭蕾的故乡法国文化界曾对《红色娘子军》的价值和内涵给了很高的评价，《红色娘子军》已经是人类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了。

　　60年前创作的《红色娘子军》在当代产生这样的影响，不是偶然的。实际上，当年中国革命反抗一切剥削和奴隶的理想，包含了人类的普适价值，它在历史上取得的成就，都是能够被后世共享的。

　　回过头来再谈谈目前被人诟病的“革命剧娱乐化倾向”问题。

　　在笔者看来，所谓“革命剧娱乐化”仅仅是一种现象，本质则是历史演进到了20世纪80年代，由于种种复杂的国内外因素，曾经对中国乃至人类进步产生过巨大推动作用的革命文化，发生了断裂，取而代之的则是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文化。

　　在这种文化的影响下，文艺的特点一是感官路线，无非是声色犬马那一套；二是调侃风格，其特点是反崇高、反价值、反权威，在市场经济环境里，这种以调侃、解构和玩世为特征的，嬉皮笑脸的文化，主导了都市主流人群。

　　而最根本的原因，则是信仰的缺失。

　　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社会贫富分化的加剧以及种种社会问题的日趋严重，广大中下层百姓开始重新怀念人人平等的早期革命理想，这就为“红色题材”的影视剧提供了巨大的市场。

　　但这时的“文化人”早已不再是“红色娘子军”时代的“革命人”，早变成了“文化商人”。

　　他们很可能不理解，甚至也不认同“红色”、“革命”所代表的理念，所谓“红色”、“革命”等等，对他们来说不过是一个“卖点”而已。

　　因此，由他们来创作红色题材，则“脱离历史真实和生活实际，没有边际的胡编乱造，将严肃的抗战和对敌斗争娱乐化”就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这虽然与“革命”无涉，甚至对革命是一种玷污，但却是市场所需要的。

　　记得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

　　鲁迅先生的话没有过时，今天仍然是这样。

　　做人的问题解决了，作品的问题自然也就迎刃而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