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是国富民强之本

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是国富民强之本

　　 芬兰地处北欧，全国人口只有520万，大体上只相当于中国的一个大城市。这个国家1/3的土地在北极圈内，是不折不扣的寒冷地带。但就是这个小国寡民的芬兰，多年来在全世界的评比中，拿下了多项世界第一:世界经济论坛认为芬兰是全球最具竞争力的国家;芬兰有世界最好的学校系统，中小学生的阅读能力、科学素养在全世界名列第一，数学排名第二，问题解决能力排在第三;芬兰人热爱大自然，全国67%的国土覆盖了森林，平均每25个人就拥有一个湖泊，在绿色排名中，芬兰是全球环境质量最好、最具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国家;芬兰人热爱自然，也能拥抱科技，它的互联网普及率世界第一、移动电话普及率世界第一，它甚至能够抢在信息产业超强的美国前面，率先迈入信息化社会……
　　
　　　　在透明国际近期公布的《2005全球腐败排行榜》上，芬兰的廉洁排名全球第二。此前，芬兰在这项排名中，已连续5年获得第一。
　　
　　　　很多芬兰人都说，已经有许多年没有听说过有什么腐败的事情了。最近的一桩案子，还是发生在3年以前。2002年5月芬兰《晚报》披露，文化部部长苏维林登批准向一家高尔夫公司提供17万欧元的政府资助，而她和她的丈夫及数位亲属都拥有该公司股份。政府司法总监闻讯立即展开调查。事件见报一周之内，林登便旋风般被迫下台。这种在我们看来小儿科的案子，已经算得上是芬兰几十年间惟一的一个大案。据统计，1985年至1992年间，芬兰只有25起贿赂罪。现在在芬兰，全国的法院每年受理的行贿受贿案件加起来也不足10起，而且几乎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案。芬兰政府干净得已经快要让人们忘记还有腐败这回事了。在这次的《腐败榜》上，芬兰的邻国冰岛成为全球最廉洁的国家。自1918年冰岛成为主权国家以来，快90年了，一共只有４名高官因腐败而辞职，最近一次还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北欧地区的国家，差不多都是如此。
　　
　　　　廉洁自律是社会风气
　　
　　　　2001年美国《读者文摘》杂志曾在全世界范围内作了一项很有意思的试验。试验内容是要测试30多个国家(地区)民众的诚实程度。测试方法是在每个国家选择几个地区，故意在每个地区丢下10个钱包，里面装有相当于50美元的当地货币。钱包里同时附有失主的联系方式，拾到钱包的人如果想物归原主，可以轻易地联系到失主。最后统计钱包交还给失主的比率。试验发现，最诚实的5个国家是挪威、丹麦、新加坡、新西兰和芬兰。其中挪威和丹麦的钱包归还率竟然达到100%，芬兰也高达80%！耐人寻味的是，这5个国家，在《腐败榜》中，全部入选最廉洁的前十位。
　　
　　　　社会风气的好与坏，对公务系统的廉洁影响极大。一旦贪污受贿成为社会普遍的一种习惯，送钱送物办事易如反掌，循正常渠道难比登天，守规矩的人吃亏，不守规矩的人发达，甚至腐败成了制度，星期一你贪污，星期二我贪污，人们不以腐败为耻，反以堕落为荣的话，可想而知反腐败的阻力和难度将会有多大。一项小小的拾金不昧的测验，折射出芬兰这个国家里人民对不属于自己的财物的态度。在芬兰，就算是在车流稀少的深夜街头，当红灯亮起，司机也会安静地停车等在那里，你看不到有谁会去闯红灯。芬兰人在日常生活中奉公守法的习惯，以及整个社会形成的强大的正气，你想在这样的国家里搞腐败，是不是很有难度呢？
　　
　　　　所以芬兰的总检察长马蒂•库西迈基说，公民的自律是防止腐败最有效的手段。
　　
　　　　透明处处可见，监管无处不在
　　
　　　　但是公民的自律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要靠人们努力去争取。在历史上，芬兰也曾经是一个贪污受贿横行，腐败成为习惯的国家。芬兰治理腐败的经验，其实与全世界所有成功根治腐败的国家或地区一样，不外乎民主、法治、制衡、监督、公开、透明、教育等这些老生常谈的东西。讲理论，写10本书都可以，问题在于，你有没有决心去落实。
　　
　　　　管住公务员的嘴。芬兰人热情好客，民间互相请客送礼也是人之常情。但是对芬兰的公务员来说，受礼和吃请绝对是天大的事，人际交往必须谨守分寸，法律规管十分严格，甚至到了苛刻的地步，一不小心就把前途和事业搭了进去。因此，芬兰的公务员进入政府工作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赶快向有经验的公务员请教，到底界线在哪里，以免误触法网。老公务员会告诉他们，一般的经验是:可以喝一杯啤酒，或者吃一个三明治，但如果不小心喝了别人的葡萄酒，那么分分钟都可能出问题。芬兰的法律规定公务员不能接受价值较高的礼品，而他们对价值较高还有细化的定义:根据物价指数调整，一般在24美元(20欧元)左右。芬兰的物价水平较高，在一些餐馆里，一杯白开水可能都要收你5美元，这样看来就算你在餐馆里请公务员喝白开水，也要数一数能喝几杯才可以。这是公务员受请的规定。而如果是公务接待，也就是出于交际应酬的需要公款请客，上至总理下至普通的科员，一起吃饭的有些什么人，点了什么菜，花了多少钱，都要巨细无遗地在网上开列清单，人人可以看得到，件件能够查得清，一切摊在阳光下。媒体发现问题可以曝光，公众发现不妥可以举报、起诉。法律不仅细化可操作，更重要的是法律非常严肃，你绝对不能当它是摆设。芬兰就曾有中央银行行长级别的高官，在公务接待中一不小心上了一道鹅肝，传媒上网查阅菜单后曝了光，行长为了这道鹅肝而下台！
　　
　　　　也许有人要对此嗤之以鼻，认为多此一举大可不必。小数怕长计，据统计中国公务吃喝每年的花费高达3000亿元人民币之巨！管住公务员的嘴，谁说是个小问题？
　　
　　　　中国人去芬兰，对芬兰人的廉洁更是深有体会。曾有作者在报上发表文章，讲述他应在中国驻芬兰大使馆工作的叔叔之邀去芬兰，得知了这样一件事:每年的新年前夕，当地民间也有送礼的习俗。中国使馆的礼很简单:一瓶茅台酒一筒茶叶，另外再加一瓶红酒，略表对他们一年来给予帮助的感谢。事后才知道他们用自己的薪水买回了礼物。
　　
　　　　芬兰的公务员的确需要小心。因为在芬兰，不仅接受金钱和实物算作受贿，就算是接受低于市场利息的低息贷款，甚至是接受不花人家一分钱的荣誉头衔，也可能被视为受贿。芬兰的人口少，生活圈子小，政府的人员也少，公职高薪，但谋职不易。一旦公务员被坐实了腐败，不仅会被立即革职，严重的话还会入狱，私营机构不愿雇佣，也会被社会上的人看不起，更重要的是在亲朋好友、街坊邻居面前永世不得抬头。腐败成本是十分高昂的。
　　
　　　　要知道，芬兰可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之一，2004年他们的人均GDP高达35885美元。我们不妨大概算一下，考虑到收入比例，如果按照芬兰对公务员的要求来要求我们中国的公务员，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中国人均GDP1200美元，按照芬兰24/35885的比例，中国公务员可以收礼的界线就是0.8美元，6.5元人民币，只能吃一个盒饭。
　　
　　　　看好公家的车。意大利西西里岛有个倒霉的市长，他和夫人出去私人旅行，让司机用公车把他们送到港口，旅行回来又让司机接了一次。似乎再平常不过的一件事，不料被人告上法庭，市长公车私用，补回汽油费都不行，公职丢了不说，还被判入狱6个月吃了官司。
　　
　　　　这是在意大利，2005年廉洁程度排名第40的国家发生的事。意大利的事已经让我们吃惊，那么，排名第二的芬兰，又是如何管治公车的腐败呢？
　　
　　　　说来你可能不相信，芬兰可以说根本就没有公车腐败。除总统外，芬兰整个公务员系统中，只有总理、外交部长、内务部长和国防部长4个人享有固定的专用公车待遇。而且他们也只能在上班时使用。据说虽然贵为一国元首，芬兰的总统常常骑自行车出去。
　　
　　　　为了管住其他公务员集体使用的公车，芬兰政府曾设计了一套监控系统。公车上装有两个按钮的发射器，一个刻有公务字样，另一个刻着私事字样。如果是私事，就要照章纳税。公务员用车需要事先向政府办公部门申请并讲明去向，上车时还要分情况按下按钮，让监控中心收到信号具体掌握公车一路的行踪。如果按下了公务按钮，而汽车实际行驶的方向不对头，车上的无线电话就响了，监督人员会打来电话询问和提醒开车者……令人感慨的是，这个监控系统在芬兰装了近5年，竟然没抓到哪怕一个违规者。不是因为系统不灵光，而是公务员实在是太守规矩了，政府试了几年后发现多此一举，干脆把系统都拆了。系统就算拆了，车上没有了眼睛，也没有人拿公车去办私事。
　　
　　　　公务员如果有需要出差的话，自然有专门的部门替他订好交通和酒店。政府对出差的审批相当严格，想出趟差也不太容易。不过一旦获准出差在外面的食宿不会差，但是一般的原则是在出差地要尽量搭公共汽车。出差的补助每天有定额，政府做得更绝的是:如果出差少于一天，就要按小时来发放补助--连这种抠门的事都干得出来。想要趁出差之机逛旅游景点？自己掏钱吧。政府的补助可没有多给一分钱。
　　
　　　　这不由得让人想起一件事。前几年，中国某市的一位市长与美国雷德蒙市的艾文市长一起参与中央电视台的一档视频对话节目。节目尾声时，两国市长互相邀请到对方城市做客。但艾文面有难色，表示办公费用来自市民缴的税款，每一笔开支必须对纳税人负责，访华不在预算之列，她需要筹够了钱才能来。中国市长不仅愉快地接受了访美邀请，没有任何顾虑，而且还慷慨地表示，由中方支付艾文市长访华的一切费用。艾文市长喜形于色，表示当晚就可以收拾收拾上路了。主持人带头鼓掌，现场观众采声一片……相信看出门道来的人，只会感到难受吧:不知道是由公家出资，还是由中国市长个人出资？没说。似乎这个问题不值一哂。顺便提一句，美国雷德蒙市，是微软公司、任天堂美国公司和许多大企业的总部所在地，钱他们是绝对不缺的，缺的是政府官员滥用公帑的钱。
　　
　　　　话题再转回到芬兰。如此富裕的国家，财力丰沛的政府，饭不让多吃，礼不让多收，车不让私开，玩不让尽兴……比周扒皮还过分，象吝啬鬼那样的小气，时时刻刻提防公务员贪贿腐化、滥权渎职，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芬兰的国有经济比重只有8%，而且这部分打理得也很好。政府几乎所有的收入都来自于人民缴纳的税收。政府很小心地花这笔钱，除留下维持政府运作的必要开支外，将其大部分投入到教育、医疗、科技、公用事业、社会福利救济等领域中，以另外一种方式返还给人民。而事实上，芬兰国有经济这8%，也多集中于这些社会公益或半公益的领域之中，而且监管得法，效率颇高。政府很少会去主动兴办经济实体，更不会去垄断某个赚钱的行业来与民争利。芬兰、瑞典、丹麦、挪威、冰岛这些北欧国家，我们注意到，在廉洁程度都位列前十名，社会福利好，但税率也很高。但是北欧人并没有太多抱怨，因为一方面他们普遍有社会责任感，另一方面政府廉洁，纳税人知道钱用在哪里、钱用得其所，人民缴税也缴得服气。
　　
　　芬兰模式：在冒险与稳定之间寻求平衡
　　
　　
　　 当古罗马史家塔西陀最早把这支生活在欧洲极北边陲的神秘民族称为“芬人”时，他们尚是罗马文明之光未能照耀的蛮荒之地。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似乎是这里惟一堪称丰富的天赋资源，除此之外还有如繁星般点缀于国土的湖泊与纵横其间的河流。
　　
　　　　高纬度带来了独特的自然景象，它的冬日陷在无尽的黑夜里，它的夏日是无尽的光明——一如这个国家的国民性格，外表沉默、严肃、略显忧郁，内心里阳光、友善、富于活力；又如这个国家的历史，一度寂寂无名于世界史被遗忘的角落，但从20世纪末期开始大放异彩。
　　
　　　　芬兰的过去属于“老欧洲”，它曾长年沦于异族的统治之下，扮演欧洲地缘政治大棋盘上一枚小小的棋子，醉心于帝国梦想的强大邻国在这块土地上角逐纷争，在它们眼中，芬兰的价值仅仅在于为帝国提供领地与纵深；但芬兰的今天属于“新欧洲”，冲决于全球化潮流的风口浪尖，收获新知识经济带来的果实，它的国民为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家感到自豪和幸运，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如朝圣者一般不绝如缕，学习芬兰的成功故事。
　　
　　　　这是一个直到1917年才从它的庞大邻居俄国取得独立的国家，在刚刚获取自由后的第二年，导致当时世界陷于分裂的激烈意识形态斗争又将这个国家拖入另一场漩涡。苏维埃俄国支持的赤卫队与德国、瑞典支持的政府军之间爆发内战。内战以红色革命者的失败而迅速告终，但这场短暂而痛苦的战争足以令芬兰人感到刻骨铭心——革命选项被排除出社会进程，代议制民主得以确立。在东西之间的夹缝中生存的芬兰意识到，东方和西方的意识形态并非水火不容，民主和社会主义可以共存，资本主义和国家干预可以并行不悖。
　　
　　　　这样，到了20世纪30年代，当纳粹德国把之前欧洲盛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发展到登峰造极的野蛮地步，当苏联陷入斯大林主义的僵化体制之时，吸取了内战教训的芬兰人仍在以自己的方式沉默而镇静地走着一条社会民主主义的道路，同时神奇地抵挡住了它无比强大的邻国苏联的进攻。
　　
　　　　尽管芬兰人付出了决心和努力，但这个曾经在600年时间里作为瑞典王国属地存在的国家，到了二战之后仍然要在各方面落后于它的北欧邻国。直到上世纪70年代，芬兰在世界上仍是一个知名度不高的国家，在普通欧洲人眼中它只是“铁幕”边缘上的一块缓冲区，它扮演着西欧看门人的角色，在大门之外是雄心勃勃的苏联共产党人。
　　
　　　　然而芬兰人明白，他们需要重新在世界上界定它的形象与身份，他们不只是一群在冰冷的北方密林中劳作的伐木者、造船匠和驯鹿放养者，这个国家的价值不止在于地缘政治，它拥有独一无二的语言，还拥有勤奋、不甘落于人后的国民。和同属北欧的挪威不同，芬兰没有丰富的石油资源，他们只能从发展与林木有关的产业开始，但芬兰人以融入国民血液的毅力与节俭精神努力构建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在世界许多禀赋丰厚的国家染上“荷兰病”的时候，原本贫瘠的芬兰异军突起。
　　
　　　　30多年以来，这个国家的国民与历届政府持续不断的努力，给芬兰在地球村的身份带来了新的定位，它成为了世界知识经济和创新经济的典范之一。当传统丰富的其他欧洲国家可以向世界炫耀它们的古堡、美食、红酒和文化时，历史稍显苍白的芬兰却在展示着它世界级的实验室和科技成果，以及像诺基亚这样称霸世界手机市场的巨人企业。
　　
　　　　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竞争力报告》数年以来均将芬兰列为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这首先要归功于一流的科技与完善的政府公共机构。目前芬兰的人均收入在欧洲名列前茅，人均科技专利授予数世界领先，它还是工业化国家中教育水平最高和最平等的社会之一。赫尔辛基是全欧洲科技工作者最集中的城市。如果说过去的芬兰是欧洲的边界，今天的芬兰已经是欧洲的东部心脏。
　　
　　　　别国人可能要对芬兰人的好运气艳羡不已，但芬兰人明白这来之不易。为了迎头赶上自己的邻国，上世纪80年代，芬兰政府开始加大对科技研发的投资，这一投资进程获得了连续25年芬兰历届政府的持续支持，即使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严峻的经济危机，也没有让芬兰扩大研发投资的步伐止步。
　　
　　　　有“信息时代的马克斯·韦伯”之称的美国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斯在《信息社会与福利国家——芬兰模式》一书中说，芬兰成功的原因之一，是这个国家的政治层对科技的重视远超任何其他国家。芬兰议会可能拥有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未来委员会”，芬兰政府设立了独特的“千年科技奖”，这个国家仍在把它的前途与科技进步紧密结合。
　　
　　　　当然，芬兰模式并非全无问题。年老人群的日渐增多给退休金体制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全球化也给传统的福利国家体制带来新的挑战。但当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席卷全球，当它的主要奉行者“盎格鲁－撒克逊”世界对陷入泥潭的德国和法国失败的福利体制冷嘲热讽，当许多新兴市场国家迫不及待地服下自由市场的灵药，甚至将传统的公共服务领域大规模私有化的时候，或许芬兰在提供着另一种思路：社会保障和社会公平并不是经济竞争力的敌人，如果政府担负起更多的社会公共服务职责，它完全可以成为一国经济稳定和繁荣的坚定保障——当然，这将是一种出于现实经济需要的选择，而非源自意识形态与价值观的选择。
　　
　　　　从昔日贫穷偏僻的北欧小国到今日蒸蒸日上的欧洲新星，芬兰提供的最好经验可能是：除了僵硬的计划经济和放任自流的完全市场经济之外，还有一条将经济繁荣和社会安全相嫁接、将福利国家与经济竞争力相结合的第三条道路，并且可能是一条最具可持续性的道路。当然，知易行难，20世纪后期以来的芬兰或许是一本教授经济与社会如何协调发展的活教材，但却可能是一本无法简单复制的教材。
　　
　　　　无论如何，一个国家问题的解决，需要这个国家的国民发挥自己的创造性，选择自己的道路。3月23日，芬兰驻华大使郭安祺（AnttiKuosmanen）接受本报记者专访，讲述芬兰的故事和芬兰的问题，以及芬兰的解决方式。
　　
　　访芬兰驻华大使郭安祺：把福利体系维持下去
　　
　　　　经济观察报：今天的芬兰有着健康的政治体制、旺盛的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以及成功的社会保障和环保等体制。但可以看到，在二战刚刚结束时，芬兰还是一个在各方面发达程度不够的国家。你能否从历史的角度谈谈芬兰如何建设起如此成功的一套体系？
　　
　　　　郭安祺：显然这不止要追溯到二战，而且远在二战之前。早在19世纪，芬兰的经济就开始了增长，当时就开始了工业化，当时工业化的基础就是我们的森林资源，这是芬兰惟一可以说是真正丰富的自然资源。
　　
　　　　我们为何能够建设像今天如此成功的一个体系，这个问题的回答可能需要几天的时间。一个原因是我们没有非常丰富的自然资源，我们必须以高效的方式利用非常有限的资源。你可以看到，在一些国家，如果上天给予的自然资源过于丰富，反而会阻碍这个国家将其经济在其他方面更加多元化。
　　
　　　　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的邻国，即其他斯堪第纳维亚的北欧国家，在历史上的大多数时间里都要比芬兰更发达。我们需要迎头赶上，只是在过去10－15年间，我们可以说已经赶上了它们，包括在生活水平、社会机构等方面。
　　
　　　　经济观察报：芬兰模式的特征之一是拥有比较成功的福利国家体系，你认为芬兰的福利体系有何优点和特点，与此同时它是否也具有某种缺点？
　　
　　　　郭安祺：显然这不是芬兰特有的现象，我们的北欧邻国从几百年前开始就将此作为一项国家性的目标。这个问题在国民中也有很大的争论，有些国民认为这套体系可能过于慷慨了，而有些国民可能认为它的慷慨程度还不够。这套体系的优点之一是提供给国民安全的生活，从而促进社会稳定——即使是在遭遇危机的时候。我们在上世纪90年代初遭遇了非常严重的经济衰退，但社会保障体系保护我们渡过难关。这套社会福利体系的一些特征是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例如儿童的日间托儿体系使得妇女能够参加劳动力队伍，芬兰妇女参加就业的比率要超过其他国家，例如南欧国家。
　　
　　　　但也有人认为，这套体系使得芬兰应对危机的能力减弱，并造成劳动力市场上一定程度的僵化，从而可能影响降低失业率的努力。但这是一个判断问题，国民普遍达成的共识似乎是，这套体系应当维持下去，即使在那些思想比较右倾的人士当中，因为它带来的好处要远大于其不足之处。
　　
　　　　经济观察报：尽管如此，你是否也认为在今天的世界里，芬兰的福利国家体系也遭遇了一些挑战呢？
　　
　　　　郭安祺：当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人口的老龄化，这给维持当前的退休福利水平带来了沉重压力，当然也给医疗体系带来同样压力，因为老人需要更多的医疗服务。我们已经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也已经采取了措施去应对这一形势，但在接下来的15－20年，这都会是一个长期的挑战。因为“婴儿潮”的一代现在到了即将退休的年龄了。
　　
　　　　经济观察报：那么芬兰现在对于这个老龄化的问题想到了哪些解决方案？
　　
　　　　郭安祺：我们的解决措施之一是激励人们工作更长的时间，因为人们的退休时间往往要早于法定的退休年龄，因为我们有“失业退休体制”、“失效退休体制”等体制，这些体制允许人们在59岁或者60岁的时候就退休。吸引人们工作更长的时间，这是解决方法之一，我们已经为此调整了养老金制度，目前尚难说这是否能达到预定效果。更具争议性的另一个问题是移民政策，即让移民来填补芬兰将来可能面临的劳动力供应不足问题。在芬兰对此有很多讨论，但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专门以增加劳动力为导向的移民政策，目前的移民政策主要集中于人道主义考虑方面，即接受一些地区产生的难民。我们仍在思考其他的方案来应对这个挑战。
　　
　　　　经济观察报：尽管如此，芬兰的养老金体系仍是世界上最成功的体系之一。目前芬兰用于福利国家体系的大部分开支都是政府支付的？
　　
　　　　郭安祺：是的，如果不是这样那就不叫福利国家了（笑）。但这并非是完全无代价的。例如，我们的医疗服务尽管非常廉价，但人们仍要支付一般水平的医疗费用，尽管并不是很高。又如失业救济，人们必须首先支付失业保险才能享受。私人公司也参与到这些福利的提供过程中，不是完全来自政府。但总体而言，福利体系是一项公共服务，其资金来源或者是税收或者是社会保障支付，这种支付的性质类似税收。
　　
　　　　经济观察报：如果私人公司也参与到某些福利的提供过程中，那么芬兰是否考虑将福利体系进一步推向私有化？
　　
　　　　郭安祺：是的，目前正在进行讨论，但不是完全改变这一制度。那是一项更广泛的讨论，不只是关于福利制度，而是关于更大范围的公共服务的讨论，即公共服务是应完全由公共领域组织，还是地方社区也可以从私人公司那里以类似的价格购买服务，这样的情况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发生了，因为我们必须让地方政府更有效地利用它们的资金。在很多情况下，从私人服务提供商那里购买如医疗服务这样的公共服务以及如照顾老人这样的社会保障服务，价格会比较低，但会涉及其他的问题，因为这些社区和地方政府有时并不善于和私人公司谈判，可能达成不好的交易。
　　
　　　　人们正在讨论这样的问题，但取消福利制度并不是一个选项。正如我之前提到的，这一制度拥有广泛的公共支持。尽管经常听到人们为支付税收而提出的种种抱怨，但实际上他们确实是从税收中得到好处的，而且最终他们会愿意支付税收。如果你问人们，“是不是应当减税？”可能每个人都会回答说，“是的。”但如果你问他们，“如果减税的结果是公共服务被取消，那么还应该减税吗？”回答将是“不”。
　　
　　　　学费制是不可能的
　　
　　　　经济观察报：我们感兴趣的另一个问题是芬兰的公共教育问题。我们知道芬兰的大学教育是不收取学费的，这意味着要在教育方面进行重大的投资。芬兰是如何建构这套公共教育体制的？
　　
　　　　郭安祺：教育也是你第一个问题的答案之一。这涉及很久以来的历史问题，甚至可能要涉及我们的宗教传统，因为新教基督教传统要求人们必须能够独立阅读《圣经》，700多年以来芬兰人的识字率都很高，这应当是原因之一。除大学教育外，我们有很好的中学教育体系，任何心智正常的公民都要读9年的中学。所有的教育层次都是免学费的。
　　
　　　　但我们的教育体系也存在一些问题，即在最高水平的世界级教育方面成就不够，我们只有一家大学跻身世界前100名大学之列。人们提起的另一个批评是在芬兰这个人口很少的国家，我们的大学太多了。这有政治上的原因，因为政治领导层希望在全国各地都有大学，即使在那些偏远、人口稀少的地区。这是个有争议的问题，我们可能需要进一步改进教育体系，或许可以减少大学的数量，同时建立更大规模的大学，使之能够在最高的经济层面展开竞争。同时对于免费教育也存在着讨论，但我认为这不会改变。在我们看来，实行普遍学费制是不可能的，也是我们不愿有的。
　　
　　　　经济观察报：中国过去也实行免费的大学教育，但后来政府认为这是计划经济的产物，从而进行了改革，实行学费制。在芬兰是否也会有人对免学费的大学教育提出类似的批评？
　　
　　　　郭安祺：对此现在没有很严肃的批评。确实有人批评说，人们在学校里花很长时间才能毕业，而且因为要求严格，有相当一部分学生一直都无法毕业，他们认为这种免学费的教育体制导致学生不愿意离开学校参加工作。目前实施的一些改革不是引入学费制，而是对于享受这种学生支持制度的时间设定一定的限制。我们有奖学金、助学贷款等学生福利机制，但对于你能在多长时间里享受这些福利，现在设定了一些限制，例如可能享受55个月，在那之后如果还未毕业，就必须自己为接受教育筹钱。
　　
　　　　经济观察报：大学教育的重点是什么，是文科还是理科，或者科技、工程等方面？
　　
　　　　郭安祺：我没有具体的数字，但在过去的10－15年时间里，工程学的推广很普遍，这不是偶然现象，而是和芬兰的信息通信技术（ICT）产业的成功有很大关系。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政府就已经做出决定，在研发方面进行大规模投资。私人部门对此也做出了贡献，1／3的研发投资来自公共部门，2／3来自私人部门。为了促进研发，我们必须在这些领域具有更高水平的教育方面增加机会，工科学校增加了这些专业的接受人数，从而可以吸引更多的申请者。这一努力带来成果之一就是，高科技产业现在已经占到了芬兰GDP的25％－30％，15年前可并不是这样。
　　
　　　　经济观察报：另一个问题是环保问题。纸浆和纸张制造业一直是芬兰的传统产业，目前也是非常重要的产业。此类产业在中国经常带来非常严重的污染问题。芬兰是如何解决造纸业的污染问题的？
　　
　　　　郭安祺：简单而言这要归功于非常先进的科技。如果你在上世纪60年代提出这样的问题，我将不得不承认那是一个污染很严重的产业，因为当时芬兰的许多河流、湖泊和海滩都遭受了污染，主要是因纸浆制造业造成的。我们首先提升了社会对这一问题的关注意识，同时强化了管理，使得纸张和纸浆制造业不得不按照最高的行业标准来运作。现在这一产业再也不是社会污染的主要原因之一了。现在我们正准备将这些避免污染的科技对外出口，包括出口到中国。芬兰在中国有造纸产业，而且是非常清洁的。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参加了芬兰总统访问东德的代表团，一家芬兰企业在那里设立了造纸厂，实际上他们生产完毕后流回河流的水要比从河流中取出的水更为干净，也就是说起到了净化河水的作用。我这么说可能显得有些自夸，但确是实情。
　　
　　　　通过谈判实现平等
　　
　　　　经济观察报：芬兰和中国一样有着大规模的外贸产业，出口占GDP相当大的比例，但国际经济状况的波动会对外贸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又会波及国内经济，可能影响到芬兰的福利国家体制。芬兰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将这样的影响最小化？
　　
　　　　郭安祺：出口是芬兰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占芬兰国民经济的一半。过去这主要依赖林业产品，这样国际经济的波动就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很多时候我们不得不依靠将货币贬值来促进出口，使经济重新达到平衡。现在我们不能这么做了，因为我们是欧元区的一部分，不可能选择货币贬值这种做法了。
　　
　　　　除此之外，另两个重要的出口领域已经发展起来，即金属加工业和ICT这样的高科技产业，这使外贸结构更加健康。但当然我们无法完全摆脱世界市场变动带来的影响，必须采取一定的财政等经济政策来应对，并坚持不懈地通过提高生产率来追求经济竞争力的提高。我们的外贸结构很健康，实际上在过去10－20年间是很稳定的，我们没有遇到过大起大落的情况。
　　
　　　　经济观察报：去年芬兰的GDP增长率达到了5.5％，这在西欧国家中是最高的，尽管一些东欧国家达到了更高的增长率，但它们的起点比较低。芬兰依然存在着贫富差异的问题，有如此良好的经济增长表现，芬兰如何让更广泛的社会公众享受到经济增长的好处？据我所知，芬兰一直追求一种平等主义（equalitarian）的目标。
　　
　　　　郭安祺：这是通过在各种社会组成部分之间进行的一种惯常性的斗争，在雇主和工人以及各种工会组织之间不断进行谈判和讨价还价，同时由政府决定预算开支的分配，决定税收的水平，这些问题是国内政治日程的组成部分。在本次选举之后政治格局会发生改变，我们将观察下一步将会有什么进展，但我们仍将延续正常的政治日程。
　　
　　　　但没有人认为这种接近6％的增长率将会持续下去，实际上可能今年就无法达到这么高，去年是个例外，因为2005年林业遭受了一次比较严重的打击，经济增长率可能损失了1个百分点，所以去年的表现和前年相比显得非常优异。目前预计的增长率可能为3％。
　　
　　　　经济观察报：尽管如此，芬兰在欧洲的经济表现仍属优秀，其他的福利国家如法国和德国的经济状况并不让人乐观，在坚守福利国家体系的同时维持经济的竞争力，这一点芬兰是如何做到的？
　　
　　　　郭安祺：没有哪种神奇的灵丹妙药能够维持我们的经济竞争力和经济表现。以优秀的教育和培训机制为基础的科技创新活动，包括吸引公共和私人的融资投入其中，生产过程中科技的提高和创新，新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这是一场持续不断的战斗，事实上我们没有任何特别的优势，我们必须从努力在所有方面都不断积累微小的成就开始。而且我们还需要继续改善劳动力市场的运行，在冒险与稳定之间寻求一种平衡——芬兰一直都是这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