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学记
“论语”与“算盘”
文章探讨涩泽荣一如何以《论语》结合算盘，开创日本企业之道，提出士魂商才与义利合一理念，为工商人士提供道德与利润兼顾的经营哲学。
|
涩泽荣一怎样运用《论语》成为“企业之父” |
| 涩泽荣一怎样运用《论语》成为“企业之父” 日本企业家涩泽荣一被誊为“日本企业之父”、“日本金近代经济的最高指导者”、“日本现代文明的创始者”，对日本现代化进程作出了卓越贡献。在他那本被称为“商务圣经”的《〈论语〉写算盘》一书中，他把自已成功经营的经验归结为”“《论语》+算盘”。这就激起了人们的兴趣----- 日本的传统观念与中国一样，都认为工商是民之末而加以鄙视。涩泽荣一在对《论语》进行了透彻的研读之后，对这种观念提出了大胆的挑战。他认为孔子并不反对富贵，孔子所反对的只是不仁不义的富贵；如果是仁而义的富觉，孔子自己都会去追求。在《〈论语〉与算盘》中，涩泽荣一引用了孔子的许多话，如：“富与贵，人之所欲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自行束请以上，吾未尝无诲矣”。涩泽荣一通过《论语》破除了日本人耻言富贵的传统观念，为工商人士树立了追求利润的合理动机。涩泽荣一认为孔子不仅提出要富民，而且指出富民的最终目的是强国，“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根据孔子的这一思想，涩泽荣一指出，要使人民富裕，国家富足，必须走工商兴邦的道路。 涩泽荣一对《论语》的全新诠释，为合理追求财富作了神圣解释，为日本经济的兴起奠定了精神基础。 涩泽荣一在《〈论语〉与算盘》中提出了“士魂商才”的儒商人格理想。儒家传统要求君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通过自身的道德磨练成就以仁道治天下的大业，简言之，就是“内圣外王”。涩泽荣一对“内圣外王”进行了创造性、现代化的转化，要求工商界人士既要为儒，追求“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又要为商，追求企业经营的最佳效果而具有工商贸之才，这就是“士魂商才”。在此基础上，涩泽荣一提出了“义利合一”的经营理念。所谓“义利合一”有两层含义；一是以公益为利，义利不分。涩泽荣一解释《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时指出，只要是对国家公众有益的事业，就应该出于“义”去做，即使有所亏损也在所不惜；而有损于国家公众的投机事业，必须舍弃。“义利合一”的另一层含义是不应否认工商谋利活动有其正当价值，但必须用伦理道德对其进行规范指导，涩泽荣一用《论谋》中“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而得之，不处也”作为他这一观念的证据。“义利合一”思想既承认商业活动中谋求利润的合理性，又要求用《论语》对谋利活动进行引导和规范，实际上就是用道德“义”保证工商活动的合理性。“士魂商才”、“义利合一”的经营理念得了日本近代工商业者的广泛认同。 在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今天，国家经济蒸蒸日上，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国家综合实力大大提高，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以次充好、假冒伪劣商品增多、不公平竞争、唯利是图、商业道德败坏等弊端，而一个没有道德素质的民族是不可能建设丰富的物质文明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重温儒家传统，借鉴涩泽荣一“士魂商才”、“义利合一”等理念无疑对我们搞好“两个文明”建设具有积极意义。 |
|
“论语”与“算盘”：义与利如车之两轮 |
| 南方网讯 有“日本近代实业界之父”之称的涩泽荣一先生，以自己数十年亲身经历和直接体验，在《“论语”与算盘》一书中解析过“论语”与“算盘”的关系。 1840年出生的涩泽荣一自幼便修汉学与习剑，但明治维新改变了他的命运。1867年，他作为日本使节团成员出席了在法国巴黎举办的万国博览会，后又在欧洲游历将近二年。当时欧洲的产业发展和经济制度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为他以后的活动奠定了基础。回国后，他受明治新政府之聘在大藏省任职，曾升任大藏大臣。但不久便辞职“下海”，投身实业，业务遍及金融、铁道、海运、矿山、纺织、钢铁、造船、机电、保险、建筑等众多领域，堪称日本近代的“实业之父”。 《论语》代表仁义、伦理和道德，而“算盘”当然是“精打细算”、“斤斤计较”的“利”的象征。涩泽荣一认为，传统观念总把“义”与“利”对立起来，这从中国古代到西方古代都有种种说法，如中国儒生有“为富不仁”之说，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也有“所有的商业皆是罪恶”的论述。这些观念的形成当然是与一些不法商人的种种不当牟利有关，以至形成“无商不奸”的看法。但是，当把这种观念绝对化之后，对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却产生了极大的害处。因此，他认为自己的工作就是要通过《论语》来提高商人的道德，使商人明晓“取之有道”的道理；同时又要让其他人知道“求利”其实并不违背“至圣先师”的古训，尽可以放手追求“阳光下的利益”，而不必以为与道德有亏。他说：“算盘要靠《论语》来拨动；同时《论语》也要靠算盘才能从事真正的致富活动。因此，可以说《论语》与算盘的关系是远在天边，近在咫尺。”他认为，“缩小《论语》与算盘间的距离，是今天最紧要的任务。”因为不追求物质的进步和利益，人民、国家和社会都不会富庶，这无疑是种灾难；而致富的根源就是要依据“仁义道德”和“正确的道理”，这样也才能确保其富持续下去。为此，他提出了“士魂商才”的概念。也就是说，一个人既要有“士”的操守、道德和理想，又要有“商”的才干与务实。“如果偏于士魂而没有商才，经济上也就会招致自灭。因此，有士魂，还须有商才。”但“只有《论语》才是培养士魂的根基”，因为“所谓商才，本来也是要以道德为根基的。离开道德的商才，即不道德、欺瞒、浮华、轻佻的商才，所谓小聪明，决不是真正的商才”。 他认为，后儒对孔子学说误解最突出的是富贵观念和理财思想，他们错误地把“仁义正道”同“货殖富贵”完全对立起来。所以，涩泽对孔子的财富观作了一番论证和说明。他对《论语》和《大学》有关论述的分析表明，孔子并无鄙视富贵的观点，只是劝诫人们不要见利忘义，不要取不义之财，也就是《论语?泰伯》所说“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人们对孔子“义利观”最严重的误解是把“利”与“义”完全对立起来，结果是“把被统治阶级的农工商阶层人置于道德的规范之外，同时农工商阶级也觉得自己没有去受道义约束的必要”，“使得从事生产事业的实业家们的精神，几乎都变成了利己主义。在他们的心目中，既没有仁义，也没有道德，甚至想尽可能钻法律的空子去达到赚钱的目的”。但这种利己主义会把国家送上不归路，正如《大学》所说：“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就是说，由个人的贪戾这种细微小事发展下去，就会导致国家动乱这类惊天动地的大事。所以，修身养性，提高道德是不能忽视的。另一方面，他又认为，空谈心性，鄙视实业，也是导致国弱民贫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他强调指出：“仅仅是空理空论的仁义，也挫伤了国家的元气，减弱物质生产力，最后走向了亡国。”因此，他主张，“谋利和重视仁义道德只有并行不悖，才能使国家健全发展，个人也才能各行其所，发财致富。”他还以自己的经验来说明《论语》与“算盘”可以一致，并行不悖，并明确表示一定要把《论语》作为商业上的“经典”。他的工作“就是极力采取依靠仁义道德来推进生产，务必确立义利合一的信念”。 现在，谁也不会否认“义”与“利”应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也只有“义利合一”，两不偏废，人类社会才能幸福，才有希望。当一个社会处于转型时期，各种规章制度、法律法规极不健全时，社会就为个人的非法牟取暴利留下了巨大空间，但在这种情况下，道德的自律就更显得重要。今天的市场经济本身即以契约、诚信为基础，如果没有道德的依托，市场经济的架构最终将无法建立起来。所以，即使在今天，《论语》与算盘也应该合而不能分，合则两利，分则两伤。 |
|
向日本商人学习，摒弃腐儒思想，创新实践《论语》 |
| 明治维新后，日本经济飞速发展，很快完成了近代化，成为称霸亚太的军事强国。二战后，日本在废墟上迅速崛起，一跃而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二号经济强国。一个面积仅有37万平方公理，资源极其匮乏的岛国，何以能不断创造财富积累和世界民族竟争的奇迹？几十年来，人们都在思考和争论，专家学者们也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笔者认为，儒家文化特别是儒商文化对日本工商业的促进与推动是不容忽视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 自隋唐时代从中国传入，一千多年来在日本的政治、教育、文化领域居正统地位的儒家文化，在明治变革中一度受到沉重打击。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一方面积极引进欧美先进科学技术和政治制度。另一方面，为了凝聚人心，确保近代化的稳定推进，日本政府又把孔子思想引入新体制，加以利用。特别是在自由民权运动高涨的时期，政府为了维护天皇的权威，以防国家失控，实施了三大政策：1.在国民教育中恢复儒教教育；2.恢复孔子祭祀，把孔子神化；3.大力开展儒教研究活动。于是，儒家思想又由衰而兴，走进了日本的近、现代化建设之中。 儒家思想在日本社会得到尊奉，经过二千多年检验的儒家经典《论语》自然也就在日本工商界获得了推崇，成为经营管理者们的必读之书，甚至被大多数人奉为经营指南和经营圣经。 明治时代财金界和实业界的巨擘——涩泽荣一从小受儒家文化熏陶，熟读《论语》。他从商以后，为了同轻视商业行为和“无商不奸”的习惯势力作斗争，专门写了《论语与算盘》一书。他认为：阐述为人之道的《论语》与追求经济利润的“算盘”看起来是相离、相反、水火不容的东西，但实为虽远犹近、相辅相成的；要获得经济上的成功，必须要靠正确的道理（仁义道德），不是这样而获得的成功是不能长久的。涩泽荣一将《论语》和“算盘”统一起来，在工商业中忠实实践“经济道德合一”，创造了日本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工商业奇迹：他一生创办了日本第一国立银行、东京海上火灾保险、日本邮船、东洋纺织、王子造纸、日本水泥、东京煤气、帝国饭店等近500家公司和企业，并且都是“日本株式会社”的代表公司和企业。 原钟纺会长伊滕淳二在中学五年级接触《论语》，并从此热爱此书，认真钻研，指导自己一步步走上成功。他认为《论语》既是一本人生教科书，同时又是一本无法替代的经营谋略经典。1989年，伊滕在《领导者》杂志上作了如下表白：“我总是通过《论语》的启迪，找到如何行动、如何待人接物的答案……可以说我是带着《论语》一步一步向前迈进的。” 原经团连会长土光敏夫也是一位实践了《论语》的财界伟人，他将“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来源于《大学》）作为座右铭，激励自己在经营管理中锐意进取和创新，而在生活中却坚持《论语》关于“节用而爱人”的教导，生活异常俭朴，生活方式极其简单，常吃便宜的干鱼片，节省下来的钱都捐献给了教育事业。他因此在日本财界享有很高的威望。 曾担任日商会长统治了日本财界相当时期的永野重雄、原石川岛播磨重工业的社长生方泰二、建设业巨头清水建设的第二代掌门人清水喜助、水泥业巨头原秩文水泥会长诸井度等等许多工商业巨子都受过涩泽荣一的言传身教，以“论语、算盘相济”理论为指导，从《论语》中汲取经营智慧，开创了经营管理的骄人业绩，极大的推动了明治以后日本工业的近代化、现代化。 日本经营者当中，其他没有与荣一有直接关系的，也都以《论语》或其它儒家经典作为经营指南。如：丰田汽车的创始人丰田佐吉从《孟子》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得到启示，将“天、地、人”作为座右铭。丰田汽车第二代创始人丰田喜一郎在“天、地、人”上加上“智、仁”。丰田现任会长丰田章一郎则在“天、地、人、智、仁”五字上又加上了“勇”。“智、仁、勇”来源于孔子的名句“好学近乎智，行力近乎仁，知耻近乎勇”。丰田的创业者和后继者正是以儒家的人生智慧作为经营之本，将宝贵的传统文化精神财富转化为巨大的物质财富，创造了现代工商业神话，实现了基业长青。 孔子在《论语》中《述而》篇讲：“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朱熹解释这段话说：“执鞭，贱者之事。设言富若可求，则虽为贱役以求之，亦所不辞。”民以食为天，先圣是不会反对人们言利的，相反，即使是很不体面的工作，只要能富足，先圣也要去做。孔子在《论语》中《里仁》篇对弟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义”之财，断不可取。 先圣讲中庸，对待“利”与“义”的关系上，不应该极端。而后人过份夸大“义”的重要性，轻视甚至否定“利”，造成传统儒学中君子轻言利、耻言利或不言利的腐儒思想的泛滥，这是造成中国近代落后挨打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主干与核心的儒学在近代被打倒（国家和民族失去赖以稳定发展的根本、内乱不止）的根源之一。 在当前市场经济大潮中，我们既要学习日本政府对儒家传统文化进行有效继承，大力弘扬儒家文化，复兴儒学，以确保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成功经验，更得向日本商人学习，抛弃轻言或不言利的腐儒思想，把道德与商业、“义”与“利”统一起来，以利促义、养义，以义制利、保利，做到“义”与“利”相辅相成，美德与良财相生相长，唯此儒学才能与时俱进，唯此才能民富国强，唯此才能振兴中华。 大力培养和发展崇道德、尚文化、有国家社稷理想，善理财、会管理、懂科技、有综合创新能力，能把“义”与“利”、“内圣”与“外王”、传统美德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实现道德和财富相生相长的可持续发展的当代儒商，应做为吾辈创新与复兴儒学的着力点之一。 |
|
建立现代儒家企业制度 |
| 一、现代企业制度及其缺陷 现代企业制度是指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企业组织和运作形式，它以企业法人制度为前提，以有限责任的财产组织制度为核心，以科学的治理结构以及专家经营为表征。 现代企业制度有不少的优点，如产权关系明晰，所有权属于股东，企业拥有各个股东投资形成的全部财产的法人财产权；企业以全部法人财产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照章纳税，对股东承担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股东按投入企业的资本额享有所有者的权益，即资产受益权、重大决策权和选择管理者的权利等；企业按市场要求组织生产经营，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为目的，政府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企业建立科学的领导体制和组织管理制度，形成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三者之间既有纵向授权又有横向制约、既有激励又有约束、既民主科学又快速反应的机制。这种现代企业制度克服了传统国有企业的产权模糊、主体单一、所有者缺位、经营权无法落实、政企不分、风险无人承担、管理制度不规范等缺陷，实现了企业制度发展史上的一次革命，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它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之处，即把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作为企业唯一的目的，过于强调企业的股份构成、规模效益，其经营管理以物为本、以企业为中心、以法律制度为依据、以规范的生产经营为前提，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人的作用和人文的价值。 因此，如何以人为本，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民本人道的“现代儒家企业制度”，是未来人类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课题，它也许酝酿着企业制度发展史上的又一次革命。 二、现代儒家企业制度 现代儒家企业制度超越于现代企业制度。它以企业法人制度、职工权利保护制度为前提，以有限责任的财产共有制度和儒家关怀制度为核心，以科学、人道的民主管理制度或民主治理结构为表征。 也就是说，现代儒家企业制度的特点是：一、产权关系明晰，股权分散，民众持股；由工会统一掌握本企业职工的联合股份，避免股权分散，以便在股东大会上以同一个声音发言，以唯一的代表行使职工股份联合所带来的总额投票权，从而占有企业的主导地位。二、企业以保障人的幸福、尊严为最高目标，赢利仅为实现最高目标的手段之一，企业不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为唯一目标。三、建立儒家企业文化1，大力弘扬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和为贵、有教无类、天下为公、小康大同等思想，使企业成为和谐、温暖、奋进的“人民之家”；企业经济与企业文化共同成长、繁荣，企业既要注重生产，又要促进文明的进步、人格的完善和人的全面发展；四、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物、生产为中心进行经营管理，实行开放式发展，充分尊重职工的愿望，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优化职工的精神处境、劳动条件和工作环境；企业内部达成效率与公平的最佳结合，企业之间形成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实现人的自由发展和全社会的福利保障、人才流动、资源共享、共同富裕、充分就业。五、实行工人参与制度和民主治理制度，政企分开，依法保障企业职工的当家作主的权利；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三者之间互相制约，发挥职代会的作用，提高职工代表在股东大会、监事会中的比例，以确保劳动者的利益不被损害。六、采用集约式的可持续发展模式，节约资源，节约劳动力；企业与社会、环境之间良性互动，形成自我发展、良性循环的生态型企业经济、绿色企业文明；企业成为技术进步、知识创新的中心，劳动者知识化，知识人性化，克服技术对人性的伤害、桎梏和异化。 总之，现代儒家企业制度是以儒家思想弥补现代企业制度的不足，它更加注重儒家的人文关怀、财产的股份共有、职工的权利保护和企业的民主治理，强调在企业中积极推进人本人道、公平共富、民主自治、科学高效、法治分权、多元开放、和平爱国的现代儒家文明的建设。 三、儒家市场经济 儒家市场经济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它兼顾利益与道德、竞争与合作、个人与团体、效率与人性、技术与人格，将自由、民主、人权、法治与人本、仁义、信用、中和等思想结合起来，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道义感、使命感、责任感、气节精神，以及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尊师重教、爱国主义的精神运用于市场经济的文化建设，促使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与环境和谐发展。所以，儒家市场经济就是人本人道、公平公开的市场经济，是以人为中心、既主要通过市场配置资源又尊重人文价值、体现人文关怀的经济形态。 也就是说，一方面儒家市场经济推崇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奉行能力主义，鼓励效率和竞争，另一方面它又反对片面地追求高效率、高产值、高资本收益率和高技术水平，主张协调经济与人文、环境、生态的关系，将效率与竞争建立在尊重人性和人类普遍价值观的基础上。 所以，儒家市场经济的本质是，既要尊重市场经济规律，通过价值规律配置资源和生产力、通过价格信号协调供求关系、通过竞争机制分配国民收入，又要建立有利于弘扬道德、鼓励合作、保护人权、尊重人格、实行民主、保护生态环境、效率与公平协调、技术与人性兼顾的人文主义机制和环境。 儒家市场经济的特征是： 一、经济形态市场化。即儒家经济并非回到官控经济、农本商末经济或计划经济的时代，搞单一的资源官府垄断、国家所有和平均主义，而是维护市场经济基本制度，实现产权清晰化、财产共有化、管理科学化，促进自由竞争；特别是要大力发展以股份制为代表的共有制。 二、企业行为人文化。建立儒家市场经济，核心是建立现代儒家企业制度。企业管理的中心既不是利润也不是资本，而应是人。人是宇宙万物的尺度。应建立以人为核心的儒家企业文化，倡导道德、关怀、仁爱、合作。 三、经济环境生态化。即不应以牺牲环境、生态和人的生命健康为代价从事经济建设，而应经济建设有利于环境质量的提高和生态多样性的发展。 四、高新技术人性化。即发展人性化的新科学、新技术，尊重人的价值，体现人间健康的伦理关系。 五、决策机制民主化。即只有民主的，才是符合儒家民本思想的。 六、宏观调控法制化。儒家市场经济并不是人治经济，而应是体现人文主义精神的法治经济，法治才能保障人的尊严。七、保障制度全民化。即要建立市场化、社会化的全民保障体系，做到人人病有所医，老有所养。 八、社会生活公平化。即人们机会均等，分配合理，共同富裕，没有绝对的贫困者，收入不会成为影响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障碍。 发展儒家市场经济的原则是： 一、人本原则。即以“人”为经济生活的中心，把国家建设成为民本人道、仁爱互助、公平共富的幸福的“人民之家”。 二、人性原则。即提倡人性解放，万类平等，个性自由，尊重人权，发挥人的灵性、本性和创造力。 三、和谐原则。即从天人合一、物我和谐的宇宙观出发，正确处理竞争与合作、个人与社会、人类与自然、以及经济与人口、资源、环境、生态的关系。 四、非异化原则。反对物质、技术、权力对人的异化，反对人的大众化、功利化和标准化，反对技术、网络对人的压抑，反对专制主义、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对人的摧残，建立人道经济、公平社会、无压抑文明。 建立儒家市场经济是建立现代中华文明的重要内容。 现代中华文明是现代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与中华优秀传统、社会主义思想的有机结合，它一要吸收现代文明智慧，二要弘扬以儒家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思想，三要融入社会主义的民主公正思想，四要将三者有机地统一起来，从而熔铸新的民族之魂。使中华民族既有全球意识又有寻根意识，既崇尚科学法治、民主人权，又体现伦理道德、仁爱共富，既吸收西方式的天人相分、战胜大自然、优胜劣汰思想的合理成分，又继承传统的天人合一、保护大自然、和为贵的文化精华，使中国社会既稳定和谐又进步发展，既有效率又有公平，从而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民的幸福与尊严。 可以说，现代中华文明就是现代民主政治、法治社会、公平文化加上儒家市场经济。 我们相信，建立儒家市场经济既是人类自我关怀的梦想，也是经济发展的潮流。而建立儒家市场经济，其核心是建立现代儒家企业制度。 日本人对建立儒家企业文化有多方面的实践。日本“近代工业之父”涩泽荣一首先将《论语》运用到企业管理，他开设了“《论语》讲习所”，倡导“论语主义”、“道德经济合一说”、“义利两全说”、“论语加算盘说”，认为“论语中有算盘，算盘中有论语”，即讲道德、信用可以带来物质利益，而在牟利时要讲究道德、信用。 日本东芝公司总经理土光敏夫，丰田公司创始人丰田佐吉、丰田喜一郎等人都喜欢都《论语》，丰田喜一郎还将“天地人知仁勇”用作自己的座右铭。日立公司创始人小平浪平把儒家的“和”、“诚”列为社训。日立化成公司总经理横山亮次说：“日本人的终身就业制和年功序列制是礼的思想的体现，企业内工会是和为贵思想的体现。”三菱综合研究所的中岛正树称“中庸之道”是最高的道德标准。住友生命的会长新井正明以“其身正，不令而行”为座右铭，住友的总理事小仓恒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建立事业的头一个条件，也即尽本分、尽责任。松下幸之助认为，企业家要仁爱惠众，生产出象自来水一样多而便宜的产品以回报社会。 |
|
《日本企业之父经典名著-商务圣经---《论语》与算盘》 |
很赞哦！ (1036)
相关文章
微信收款码
支付宝收款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