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你病情加重的医院”——斯蒂格里茨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让你病情加重的医院”——斯蒂格里茨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斯蒂格里茨，曾出任过克林顿政府（1993
～1997年）时期经济顾问和世界银行（1997～2002年）首席经济学家等职，当这位知名经济学
者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为华尔街利益服务的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时，整个世界都应站起
来倾听。不久前，《新国际主义者》杂志编辑在英国伦敦采访了斯蒂格里茨。该刊第 365期以
《让你病情加重的医院》为题，刊登了此次采访主要内容。
    问：你曾说过，你是被迫得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西方资本利益效力这一结论；对于一位
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来说，这似乎是极不寻常的观点。
    答：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所作所为，对于它在东亚、拉美、非洲国家和转轨国家所犯
的那些错误，我一直在仔细观察。这类错误实在太频繁了，它们显然不单单是意外事件。
    对此，有些明显的解释。一种解释是，他们是一群无能、愚蠢的人。但这种论点根本没有
什么说服力——他们开出了最高的薪水，他们得到了出众的职员。
    你可能会说，这是因为糟糕的经济模式。但是，那里有着不同经济模式，他们却选择使用
了那些导致错误的预测、错误的政策以及消极后果的经济模式。
    问：那么，他们为何选择这些模式呢？一个可能的答案是，他们有着不同的目标，譬如，
他们在进入一国时所设定的目标并非是尽可能保持高就业，或将贫困减少至最小程度。
    答：当然，在那时，开始时一切都有道理，你问：“是谁作出了决定？他们又是代表谁作
出了这些决定？请你看看决策机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里，美国是惟—一个拥有否决权的
国家，其他国家则由各国央行行长和财长们作为代表。这些代表从各自的利益出发，以独特的
角度和独特的意识形态看待当今世界。他们的利益就是确保债权人获得回报，这点凌驾于将会
对该国有好处的其他事情之上。
    有时，我差不多是让他们明确说出这点。例如，老年人将会说：“我们不能出现破产或停
滞，这将会取消债务合同的圣洁性。”而我则会这样说：“咳，社会合同如何呢？”他们也许
会提及另一种情况：“要是我们让汇率下跌，这也许会使外国债权人很难获得偿还款。”而我
则会说：“要是为了设法阻止汇率下跌，你们提高利率的话，这将会对内债带来大量问题。”
显然，他们所关注的是外国债权人，这导致他们事实上去推行那些在很多情况下不会给外国债
权人带来好处的政策。有些人会说：“噢，他们不救这些外国债权人”。此话未说到点子上，
他们的模式极为糟糕，只会设法将注意力集中于外国债权人，以至于他们甚至不能服务于他们
想方设法在做的事情。
    他们相信，提高利率将会吸引更多的资本流入该国，这将会支撑汇率，这是错误的观点，
因为在他们提高利率并削减支出时，这会导致更严重的不景气——人们离开深陷于不景气的国
家，所以，即使对他们正在设法想达到的目标而言，他们那些简单的模式也不起作用。
    问：你已到了谈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这种地步。
    答：对于这些争论中的某些问题，我如此敏感的理由之一是，我以前曾担任过克林顿总统
经济顾问理事会主席一职。在那届政府里，我们一直设法打造我们所称的第三条道路，在市场
的作用与政府的作用间建立平衡。
    在美国，右翼自由市场经济学家们声称：“我们希望社会安全的私有化。”我们来看看社
会安全的数字，发现在一个公共社会安全计划中，交易费用比私有化的社会安全计划要低得多
。而私有部门不会因通货膨胀而提供保险，它不保护民众免受股市的跌荡。支持拥有至少一种
核心公共社会安全计划，有着许多确凿的依据。我们并不反对一种补充性质的、私有的社会安
全计划，但是，我们认为我们需要一种混合体系。
    在世界银行工作后，我发现我们的姐妹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在推动世界各国对各自的
社会安全制度实施私有化。从一个公共制度转变成一个私有制度困难重重，存在着大量预算方
面的限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忽视了这些限制，这是在阿根廷和玻利维亚所出现的主要问题之
一。
    这就是我开始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打交道时所见到的情形，这是一场在克林顿政府内部时
我曾与共和党人作过抗争的同样的战斗。尽管我认为我们的观点具有明显的平衡性，这种观点
至少可经得起争论，但是发展中国家却被告知：“不要争论，别无他法。”这对于我来说，根
本无法接受。这就如同说，我在白宫浪费了4年的光阴，很显然，我发现这非常让人反感。
    这是智力方面的不诚实，他们所推动的许多事毫无任何研究基础。例如，资本市场自由化
是东亚不稳定的根源。我以前曾在香港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说过：“难道你们有证据显示这会对
经济增长有好处吗？这只对华尔街会有好处，但是，你们获得的授权并非是为华尔街谋求利益
，它应是增加全球的稳定并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增长。”证据在哪里？根本就没有。
    问：在听到来自世界银行这些观点时，难道他们一点也不感到烦恼吗？他们是如何进行反
驳的？
    答：他们的反驳基本上就是：“这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这是正确的事。”根本缺乏自我
提问的意识，不作任何研究。
    情况正在开始好转。例如，把所有这些办法贴上骗人的万灵药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
济学家罗格夫已开始让步并审视有关证据，其所完成的一项报告称我的看法是对的。虽然他并
未说我是对的，但他确实说资本市场自由化是危险的，可能导致不稳定和不会促进增长。我的
意思是，在时隔6年后才得出这样的结论，实在骇人听闻，但是，至少他们正在正视某些证据
。但是，发生这类情况的问题一个接着一个。拿为稳定经济而将利率提高40%5、50%甚至60%这
一问题来说，这是他们在东亚危机时所开出的处方中的标准内容之一。这显然不会导致稳定。

    这就是我当时的想法，我想和他们展开一次辩论，他们则说：“人人总会这样做。”我会
说：“要是人人总这样做的话，那么你们就会有考察这种做法是否有效的一整套资料。”他们
对此毫无兴趣。最后，我和我的一位研究同事发表了一项研究报告，指出这有时候奏效，但在
多数时候则是失败的。我知道它何时不会奏效，对此我很有把握：即当你陷于高债务之时，因
为你把有关国家拖入破产的境地，东亚就是这类情况。要是你没有这种程度的债务，那么就不
会有那样大的影响。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却完全没有什么兴趣。
    让我对此感到极为愤怒（说悲哀更为贴切）的事情之一，是这些机构被人们看作是民主的
机构，或至少是公共机构，占主导位置的成员来自民主国家。民主的本质不仅仅是每4年一次
的选举，而且它是一种协商的民主政治，你可以进行协商，你可以展开讨论，你可以将各种问
题带至更大的圈子里，你根本不必关起门来工作。对这一点，他们的回答极为直率：“只要你
在任何公共场合谈起这些问题，那么我们将不会与你进行任何讨论。”这就如同他们在说：“
我们不相信协商民主政治。”
    问：你描述了一个密封的、根本不受外界影响或作自我提问的机构，然而，这个不负责的
机构却有着强加政策的许可证，这些政策确实造成了巨大损失。当你取消食品补贴并削减健康
费用时，那么，对穷人的后果则是灾难性的，人们就会死亡。
    答：这种后果不仅仅是短期的，而且，营养不良的后果是终生的，甚至是跨代的。要是你
在像泰国这样的国家切断用于抗艾滋病计划的资金的话，它将会产生长期后果，他们在艾滋病
方面一直从事着艰巨的工作，突然它又开始死灰复燃。这就是为何在像泰国和印度尼西亚这样
国家，它们在有了偿还贷款的资源时就会说：“请立刻离开这里，我们不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计划”的缘由。
    但是，我们需要忙于对付的问题之一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再说：“我们接收的是病人
。”我父亲过去一直开玩笑说，他不想去医院，因为人们最后都死在医院里。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有着类似的观点，它这样说：“请不要把所有这些问题责任都推在我们身上。因为当他们不
能平衡自己预算、当他们出现通货膨胀、当他们遇到危机时，他们才来向我们求助，这些人真
的是病人。”
    但是，它们的医院却是让病人病情加重的地方。在东亚、拉美、俄罗斯和非洲，我们目睹
了它们是怎样把事情弄得更糟糕的情况。这点毫不含糊。要是它们完全听从了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的建议，病人病情也许会更严重。在东亚，未听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议的国家——马来西
亚，经济低迷时期最短、程度最浅，债务负担最少。在某种程度上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打交道
最出色的国家——韩国，经济恢复最快，而那些服药的国家——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的表现则最
差。
    事实上，已有一份令人感兴趣的研究报告，它设法通过统计方法来研究上述问题。它称，
有关国家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获得资金数量的多少，和这些国家在联合国会议上是否投票支
持美国存在着关联性。因此，政治立场上正确的那些国家获得了更多的资金，一切都是平等的
。随后的问题便是，获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更多关注、更多药物的那些病人，他们的病愈速
度事实上是否更迅速呢？答案却是不。
    问：富裕世界中的大多数人并未想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着如此大的权力。
    答：北方的大多数人并无多少时间待在南方，因此，他们不会感受到并关注南方人的处境
，我也只是在成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时，才不得不将自己相当多的时间花费在走访发展中
国家上。这样，我才真正地开始注意到那里所发生的一切。对我来说，这确实是个警醒。我虽
然读到过这些，但直到在埃塞俄比亚亲眼目睹情况的严重程度后，我才动了感情。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是从腐败的政府、高通货膨胀等这些方面去界定问题的症结，他们将
责难都推给这个国家。局外人士发觉，自己很难了解这些不同因素究竟孰轻孰重。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是“专家”，而外面的经济学家们千方百计想说的是：“但是，对我们来说，情况将会
变得更加糟糕。”我有作为一名经济学家这一有利条件，我有时间提出如下的问题：“但是，
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说，难道这不是会更加糟糕吗？”由此，我得出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使得情况更加糟糕这样一个结论。
  
埃塞俄比亚是个没有通货膨胀、高增长的国家，该国政府致力帮助农业部门、帮助占人口85％
的农民。尽管政府是通过枪杆子夺取政权的，但是该国政府却致力削减军费，这的确十分引人
瞩目。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没有任何理由却中断了它们的计划，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种预算立
场完全不讲道理。
    问：你曾在克林顿政府内一个相当高的职位上工作，就那些自称至少关注发展中国家、更
为自由化的西方政府而言，为什么它们对驾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没有兴趣？
    答：请允许我对自己在克林顿政府时的经历作点回顾。问题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部代
表各国政府的是该国的财政部。而美国是惟一一个拥有否决权的国家，它和这些债权国关系极
为密切。它甚至不代表着商界，而商界事实上希望经济稳定，它所代表的是金融界。因此就发
生了这样的事情，即克林顿对于正在发生的一切毫不知情，他不得不委派财政部作为代表，而
后者的一切动机就是不让他知情。
    问；转到世界银行的话题，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相比，它是个远要复杂和更加多样化的机
构，各种不同的人都在该机构工作。当你在那里工作时，沃尔芬森刚担任世行行长，他看来更
易于接受新思想。现在你早已离开世界银行，你是否有这样一种感觉，即曾被开启的改革之窗
现已被关闭了？你是被拒之门外的吗？
    答：不是。世界银行继续在极力推动着有着广泛基础的、取得成功的发展。现在，它知道
发展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多层面的事情，它已认识到善治以及腐败问题的重要性。它认识到它
在过去所做的许多事只是发展中的一部分。正如你所说的那样，它是一个庞大和多层次的机构
，不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那样，有着更多的等级性和更多的单一看法，今日的世界银行是个可
以听得见各种观点、各国主管经常坚持不同方向的场所。在世界银行内曾有过一个时期，现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二号人物的克鲁格确实设想让世界银行适应于狭窄的意识形态观点——自
由贸易是好的，自由市场是好的，要是你不同意的话，那么就请你走，这极让人感到不快。你
不是被拒之门外，这根本就不是你想待的地方。作为首席经济学家，我想做的便是承认不同观
点，创造一种人们可公开就这些替代性观点展开辩论的氛围。而且我认为，这就是为什么很难
概述世界银行立场的缘由，因为许许多多有着不同观点与看法的人都在那里工作。
    问：但世界银行依旧坚持，只有在有关国家遵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指示之后，它才会提
供贷款。
    答：这里有个我所称的行动方针、协议那样的东西，由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负责宏观经
济政策，这经常成为那种头疼问题的根源。所以，它们听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指示，而在这
一领域工作的世界银行有关机构，其最后考虑问题的方式极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问：所以，在世界银行中也存在着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者？
    答：是的，虽然他们往往对这些局限性有着更多的认识，但是，举例来说，虽然世界银行
大多数人支持俄罗斯私有化，但是，不少人都极力反对1995年的贷款换取股份的计划，该计划
是私有化过程中最腐败的部分。然而，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部，却有人认为该计划实行越快
越好，而不担心计划的实施方式。这样，即使他们属于同样意识形态范畴，但他们则显得更加
谨慎，会对世界银行提出更多的质问。
    问：难道他们不有点像“好警察坏警察”的行为吗？由于意识到自身形象，世界银行作出
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必费心的姿态。但是，作为一个部门而言，它们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难
道不是极为相似的吗？
    答：在某些国家，确实如此，但是，就埃塞俄比亚这样的国家来说，即使当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切断资金时，我们向它提供的贷款数量增加了两倍，当然，这是一个极不寻常的事例。
    我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金融所施加的束缚是错误的，其所影响的不仅仅是世界银行的
贷款行为，而且欧洲的贷款行为也以是否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赞成作为条件——这就是给
予它拥有如此大权力之处。
    但是，其他一些事情使得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产生了区别。世界银行一半雇员生
活在发展中世界，这给了他们一种对发展中世界的感受，这种感受与那些在前夜刚飞抵那里的
人的感觉大相径庭。有着如此大数量的人，这意味着即使来自华盛顿方面的人，当他们和他们
所信任的、如此庞大数量的人打交道时——不仅仅是个人，而是整个团队，世界银行的管理也
是不同的——它不仅仅是各国央行行长和财长们，而且也是那些援助部门，它们往往属于政府
中立场较为左倾的部门。这就意味着，你的看法往往处于介于各国财长与援助和开发机构人员
之间观点的范畴内。这样，最终你就会以展开争论而收场，当只有各国央行行长和财长们时，
你就不会争论，最终，因为世界银行参与环境、卫生和教育，与其展开互动的是整个地方政府
，而不仅仅是该国的财长，这使得你对社会的看法，完全不同于过来只看看该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资料和货币供应数量这样人士的看法。
    因此，这两个机构文化存在着明显的区别。许多人的确这样看，即这两个机构相互补充，
但我认为，这种看法并未充分考虑到它们不同的处事方式，以及世界银行在设法减少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那种极端主义这一事实，虽然在后面这点上，世界银行做的并不成功。
    问：从以上你所说的一切以及从你的书中，我感到你依然对世界银行改革的可能性表示乐
观。我不大清楚的一点是，基于它不受外部影响，你怎么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可能会发生
改革。即使我们接受如下这点，即为了消除各国政府预算上的这些皱纹，需要有某种符合凯恩
斯理论的设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部的参谋机构处处充斥着看待事物的错误方式，以致人们
很难相信能复兴这个机构。
    答：我理解这种观点，但请让我提出一个略为不同的观点。事实上，我认为在最近5年里
，发生了许多变化。这些变化未必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其自身所带来的，但因为它是个公共
机构，由出色的各国财长所组成的一个团体——像英国布朗和加拿大的马田这样的人，他们对
于发展中国家极为关注，并确实有项社会议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现在认识到，资本市场自由
化很成问题，他们现在认识到他们有大多的制约性，认识到他们需要更多的参与；他们承认他
们在东亚过度削减赤字上所犯的错误；他们谈及了破产而不只解套的必要性。他们已在我的书
中所谈及的许多领域里作出了让步，这点极为明显。其中一些是很大的让步。我不会自认为他
们已彻底作出了这些让步，但是，思维定式正在发生着变化。他们依然面临着管理这一基本问
题，这将会经历极漫长的时间。但是，他们已表现出，在遇到足够多的公众压力和受到详细审
查时，他们具有某些变动的能力。因此，这是改革观点——这是可能的，这当然不会很容易。
你不可能在2000年大赦年说我们将会减免债务，然后就一走了之，因为要是你这样做的话，那
么，在无人关注时，他们将会设立标准，并确保无人能够获得债务减免。但是，要是你不希望
发生这种情况的话，你就得天天盯在那里。
    其另一面则会说：是的，当存在固定汇率时，他们就会与一种世界模式联姻，因此，当汇
率是灵活时，他们就不知自己所承担的使命是什么了。他们是个看来相信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机
构，但是，因为市场的失败，所以根本就不存在这样一种主义，这是他们从未达成妥协的一个
内在矛盾。这是一个自称“我们相信市场”、智力上不连贯的机构，而他们又在做些什么呢？
他们一直在干预汇率市场，救助西方债权者。
    在我的著作其中一个章节中，我谈及了他们从未认识到的那种根深蒂固的知识矛盾。他们
说，有种传染病——传染病是外在性的另一词语。它就如同一种疾病，但是，在当时，他们对
于这种疾病无所作为，只建立了一个规模更大的医院，向他们提供更多的救援办法。这种智力
上的不连贯性确实极为惊人。因此，那种观点称，这确实是个很难改革的机构。因为他们甚至
未认识到他们自身在智力上已破产。
    惟一让我担心的事情是，要是你将再次对其进行重建，让这些财长和央行行长们来开会，
最终可能会犯同样的错误。改正现存机构中的错误，也许更为容易些——这部分是因为其历史
是如此的糟糕，以至于我们能看到出错之处。事实上，由于这种历史，与我们或许与新建立的
机构打交道相比，我们也许能够推行更多的改革，我认为这是一个可展开自由讨论的问题。
    问：但是，你是否认为，西雅图会议后兴起的全球正义运动所施加的压力更多的朝向于改
革、而不是朝向于扫荡一切？
    答：我认为确实需要一种制度。我们最终要确立一种新制度，它可能会有许多同样的缺陷
，这将只会让我们花费更长的时间去设想它们。在我的著作中，我设法提出的看法之一是，由
于冷战的结束，美国遇到了一个以社会正义为基础、建立一个新的全球经济秩序的机遇。美国
决定利用其作为惟一超级大国这一地位，推动建立一个以其狭隘商业和金融利益为基础的新经
济秩序。在乌拉圭回合中，你们看到这一点最明显，而且，你们也从其管理全球性金融危机的
方式中看到了这一点。
    我认为，从伊拉克战争中可看出的事实之一是，如果不是在美国，那么在世界各地，人们
己更清楚意识到多边主义的必要性以及单边主义的威胁性。即使在美国，这也是事实——当然
并非人人都意识到这点，但是，不是在布什政府内部，而是在民众中，认为伊拉克战争出了错
的情绪正在不断积聚着。我认为，这为设法构建一个更为平衡的多边框架提供了机会，而设法
诊断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部的出现的毛病，这可能有助我们构建这种新框架。
   （摘自2004年第8卷《海派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