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天魁：探索社会和谐的奥秘

 
 
景天魁：探索社会和谐的奥秘
 

余 玮

 
  2005年07月06日
 
　　景天魁档案盘点：

　　景天魁，著名社会学家，中国社会保障问题研究专家、和谐社会问题研究专家。1943年4月出生于山东蓬莱，196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室主任，社科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党委书记，中国社会经济系统分析研究会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等职。现为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导、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系国际社会学学会副会长，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

　　2005年2月21日下午2时，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以“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内容的第20次集体学习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景天魁和李培林两位研究员在中南海怀仁堂就有关问题进行讲解，并谈了他们的有关看法和建议。

　　17天后，即同年3月10日下午3时，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举行第4次全体大会，景天魁等12位政协委员相继登上人民大会堂主席台，就当前构建和谐社会中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建言献策。

　　中南海怀仁堂讲台、人民大会堂主席台，一位社会学学者在时隔半个多月的时间内先后走上这中国最神圣的讲台上畅谈国是论和谐，自然是件无尚光荣的事情。然而接受采访之时，这位资深的中国和谐社会问题研究专家更多的想谈红色讲坛之“外”的话题……

　　矛盾的解决，需要“和谐”的引领。和谐社会问题研究专家坦言，社会学的春天来了，并推测建立和谐社会机制至少需要20年。

　　早在 20世纪80年代，景天魁从事社会哲学和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时就有感于社会系统的多层次性和社会现象的高度复杂性，认识到任何一个单一学科的单一角度其实都是片面的，不足以与社会生活的丰富多样性相匹对。

　　景天魁开始在在不同的学科之间所垒起的高耸的围墙之中突出重围，寻找新的视角看社会科学。

　　1995年，出任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时，他的学术研究在方法论上开始了“兼容与贯通”全面尝试。可以说，自90年代初以来，景天魁一直把实现社会哲学、社会学和作为社会学的具体应用的社会政策研究贯通起来。

　　26年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已经步入现代化的“关节点”，经济取得了飞跃性进展，但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就业和社会保障压力增加，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发展滞后，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的矛盾加剧，经济增长方式落后，这一系列问题也同时出现。矛盾的解决，需要“和谐”的引领。

　　自2004年9月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后，“和谐社会”很快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话题和舆论热点。在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第一次由景天魁和李培林两位社会学专家讲课。讲课时，景天魁阐述了经济与社会、政府与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公平与效率这四大关系。作为一位已过耳顺之年的社会学家，景天魁为自己的专业获得重视而感到高兴。他说：“今天可以说，社会学的春天来了！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学就是研究和谐社会起家的。‘和谐社会’的内涵很丰富，但通俗地说，就是社会学中所倡导的社会团结、社会公正。总书记说，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这些基本特征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需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全面把握和体现。”

　　“在我看来，至少需要20年时间来建立符合和谐社会要求的新机制。”景天魁在接受采访时，用发展社会学的经验初步估算了和谐社会要走的求索之路——至少20年，这当中包括从理顺收入分配关系，到用政府资源整合、调动和引导社会资源，从近期判断到远景规划。”

　　解决中国社会的民生大问题正当其时，社会保障问题研究专家建言，应理顺收入分配关系，形成一套利益平衡和协调机制。

　　2004年，景天魁参加全国政协的一个专题组，到6个省市做收入分配调查，感到在全国，不论东中西部，不论干部和群众，对收入差距之大议论很多，对分配秩序之混乱相当不满。

　　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和中央党校等单位进行的问卷调查中，景天魁同样发现，收入分配问题已连续几年高居社会最关注的问题之前列。景天魁指出，构建和谐社会当前应该着重探讨的是如何调整收入分配，比较紧迫的是投资向社会事业倾斜，但是政府手里的钱是有限的，那么更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调动社会资源，让政府财力的使用更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

　　“我国收入差距拉大过程，如果从1985年算起，已经持续20年了，差距继续拉大的趋势已经非常明显。到目前为止，差距拉得过大已是不争的事实。从居民收入情况看，基尼系数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城乡差距仍在继续扩大。从地区差距看，2003年东部地区人均GDP分别相当于中部和西部地区的1.91倍和2.38倍。尽管我们国家还不算富裕，国防、科技等领域都需要加大投入，但应该说，我们已经具备了比过去强得多的调整收入分配关系的物质基础。”景天魁表示，现在解决中国社会收入分配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中国应该形成一套社会机制，去调节收入分配，而不是简单的利益增减，更不是一些人所担心的“杀富济贫”。

　　他认为，虽然理顺收入分配关系是一项复杂的工作，但是还是可以选择相对便于操作、议论比较充分的事情入手。特别是在公务员工资方面，由于涉及的利益方不多，可以逐步稳妥地实现统一的公务员工资制度。在原则上，应扩大职级差别，缩小地区和行业差别；扩大基本工资和职务津贴部分，缩小乃至取消非正式的补贴；增加透明度，加大审计和舆论监督力度。要大力加强中央权威，尽快结束自行其事，谁有钱谁发的局面。

　　“和谐”与“好奇”早已成为这位社科院“黄埔一期”研究生学术骨子里的“基因”，在命运与时代的起落中寻思和谐的人生之旅。

　　在“海市蜃楼”奇观和“八仙过海”美传的发源地山东蓬莱这海滨风景名城南边，有一个山清水秀、风景旖旎的村庄——邢家村。在抗战的尾声阶段，景天魁出生在这个背倚青山、前临小河的乡村。

　　小时候，景天魁活泼天真，深得乡里乡亲喜爱，上学没多久脖子上便带上了自认为最值得骄傲的红领巾，且还被评为“优秀少先队员”。童年时期，景天魁备受父母宠爱，被家人视为“掌上明珠”。1955年，母亲因病撒手西去。自此，景天魁似乎变了一个人，此事对他打击很大，一下子变得沉默寡言起来，开始品味人生的凄苦。

　　1962年，怀着解开“社会之谜”的理想，景天魁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当时全国没有社会学系），从此开始了不懈的探索历程。其实，中学时期，景天魁的数学成绩特别优秀，还是学校数学兴趣小组组长。高中时，班主任老师钱根生是教数学的，自然特别希望自己的得意门生景天魁中学毕业后考北大数学系。高三时学校分文理科，景天魁尽管分到了文科，他还是参加了理科的高考模拟考试，结果数学还是最高分。班主任老师这时又来动员景天魁考北大数学系，说“你现在改过来还来得及”，可是景天魁还是犟，老师便很生气，说“你景天魁不听话，今后会后悔的”。可是，景天魁最终选择的是学哲学。

　　在“文革”那非常的年代，1968年秋，景天魁像当时的一些“臭老九”一样，从北京大学分配到石家庄部队农场劳动锻炼，一年后他才被正式分配到山西太行山上的和顺县，在生产队劳动一年后，景天魁又先后被调到公社和县委机关工作。

　　1973年的一天，和顺县革委会通讯组带着景天魁的讲稿到山西日报社送稿。时任山西日报社理论部主任的郭全盛，看完文稿后认为很有深度与见地，便问通讯员是谁的讲稿。等通讯员简要介绍有关情况后，报社一个电话打到和顺县革委会办公室：“稿子我们要重点推出，不过，我们要请作者来报社一下，参与修改后发表。”

　　没想到的是，景天魁很快被报社理论部相中了。几经周折，他被调到山西日报社理论部当编辑，并一干就是5个寒暑。

　　1978年，一度被中断了长达12年之久的研究生教育得到恢复。这一年，景天魁在北大的老师告诉他，“要恢复研究生考试了，你不妨也试试”。可是，当时的山西日报社总编辑说什么也不放景天魁。后来，景天魁利用一次到北京出差的机会，与北京哲学系老师面晤，恩师向他推荐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邢贲思和王锐生的研究生。于是，工作之余，景天魁又投入到紧张的备考学习之中。

　　这一年，景天魁如愿考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攻读历史唯物主义专业，在相隔10余年后回归到探索社会的漫漫学术征程， “我是‘文革’结束之后第一批研究生，现在号称‘黄埔一期’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那代研究生。毕竟社科院才从中科院里分离出来不久，当时条件很差，可以说是借窝下蛋，就是说连自己的一个窝都没有。那时候是在北京师范大学借一栋楼，然后在他们院子里面支起一个木板房，作为阅览室和图书馆。我们也在北京市工会干校等地住过。一个屋里面住18个人，艰苦度日。那时候对硕士研究生还比较重视，不像现在博士博士后都不新奇了。那时候学习风气很好，那一代人非常刻苦。北京离太原并不远，那几年，除了寒暑假我没回过家，连小女儿出生我都没回去，虽然我妻子从来没说什么，可我心里始终有一种歉疚感。不过，这一代人因为经过‘文革’，整个的学术过程不完全是科班的。”回忆起研究生时代，景天魁感慨良多。弹指一挥间，如今，当年的莘莘学子都在为中国的小康社会建设奔忙，且都颇有成就。

　　硕士毕业后，景天魁留在社科院哲学所工作。这一年，他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专著《打开社会奥秘的钥匙》，内容是探索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结构。让景天魁始料未及的是，这部学术专著出版后产生极大的社会反响，一时间好评如潮，以至当时一些大学生排队到图书馆借这本书或预约借书。20年后，当年的哲学学子还记忆犹新，有一位政协委员对景天魁说：“是你的那本《钥匙》把我引上哲学之路的。”

　　兼容与贯通的学术研究

　　在早年从事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景天魁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起点问题，并且证明了作为哲学范围的“劳动”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起点。从“劳动原理”出发，他认为，劳动的逻辑展开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骨架”，即劳动从对象化开始经过劳动分化、劳动异化、劳动社会化，最后达到劳动自主化，劳动在这5个环节、5个阶段的展开和发展构成了人和社会共同发展的历史。这被学术界称为“劳动起点论”。

　　沿袭下来的苏式教科书中，历史唯物主义被理解成几个基本概念和几条基本规律，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个人和群众等概念之间的一对对“决定”和“反作用”的“规律”关系。这种理解是有缺陷的。景天魁创立的“劳动起点论”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结构和逻辑起点问题，并且给予了独到的回答；系统论述了劳动范畴的逻辑展开，这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结构或“骨架”；提出了劳动的展开过程、社会发展过程和人的发展过程三者相统一的观点；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逻辑体系的初步构想，确定了从劳动到社会总体的逻辑进程；提出了建立历史唯物主义逻辑体系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

　　“时空压缩”是景天魁“用来描述中国发展社会学的问题意识在当代、在中国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建构性场景”的一个重要概念。这个概念是景天魁针对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的“时空延伸”的概念而提出的。吉登斯作为一个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学家，他所感受的时空结构是延伸性的——他是站在全球化过程的全球扩张这一极来理解全球化的，因此他只看到了“时空延伸”这一面，它的另一面就是“时空压缩”，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人们而言，全球化给他们的感受主要是时空压缩。

　　如果说时空压缩是一种困境，超越进化就是走出困境的出路。景天魁认为，面对时空压缩的不利处境，采取超越进化的路径，超越西方现代化过程中的固定模式，建立一种超越性的协调关系是可能的。在景天魁眼中，超越进化就是传统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统一，是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统一，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是时空压缩与时空延伸的统一。“在压缩中求延伸，变压缩为延伸。这种延伸不是西方式的强行扩张，而是自我约束的、互利的、可以协调的延伸。这既是对时空压缩的超越，也是对时空延伸的超越。”

　　采访结束时，景天魁这么说：“学术研究可能比社会历史过程本身苍白，然而其中的滋味多多。我个人虽然平凡，但适逢伟大的时代；学识虽然浅陋，但我乐意为这个时代提出的课题奉献自己的一切。” 走在泱泱人海中，这位社会学家肯定照样被人流所“淹没”， 不过他的观点与理论为这个时代所另眼相看……

　　《大地》 (2005年 第十二期)  
 

 （责任编辑：刘德中）

 
文章出处：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