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斌余杀人与“腊月初八抢劫”

谁抢谁？

《腊月初八抢劫》是一篇直面人生的现实主义佳作。

《腊月初八抢劫》的典型化全体现在“抢”字上。索取“血汗钱”本属市场经济的正常民事行为，居然变成了入室抢劫的刑事案件－－一个“抢”字，将时下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变成的耐人咀嚼的艺术，具有了典型意义。

其一，改革的“抢”实在是“逼上梁山”的，小说令人信服地写出了它的必然性。

许蛮子属于“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而改革们，不光后富起来遥遥无期，而且难于维持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如果不是出来打工，甚至难于“温饱”。“李老二老婆子宫里长瘤子了，医生让住院开刀；赵老大他爹食道癌可能撑不到冬天了；金二嫂后山墙快倒了，夏天雨水多，不修怕是杠不住了；张老四俩孩子上到小学三年级就上不成……”他们成年累月拼命挣的血汗钱也即救命钱，十三万一千元，不过是许蛮子一注的赌资，硬是不给－－“诚实劳动”与“生产要素”比起来，真是强弱异势，天差地别啊！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先锋学者至今还在为黄世仁伸张法理。然而，一旦易位，杨白劳们向“东家”索薪，就不那么容易了。看看改革们按正常程序索讨欠薪的场面吧，哪里还谈得上什么“尊严”和“人权”！“保安”只是一拳，就将这些美丽的“启蒙”泡沫击得粉碎。

“没有这一拳，我还指望狗日的能良心发现！现在，这一拳把我的决心下定了。”

改革不能“拿起法律武器捍卫自己利益”吗？难。

不是可以通过媒体“曝光”吗？难。

当然，还可以选择“上访”。

异地“上访”，涉及一系列程序问题：能否受理？谁来受理？猴年马月，有无结果？几个人才算不违法？上访会遭遇维护安定团结“责任制”的干预而遣送回乡吗？……未知数太多。

改革又不愿选择“跳楼”－－铤而走险实在是出于无奈。

其二，小说最见“技巧”之处是改革的抢劫数字，它是小说的精彩之笔，是使故事升华的点睛之笔－－真真是“数字化生存”啊！

“把狗日的许蛮子欠俺老乡的钱带回去，让他们过个好年。”“多一分咱也不要。”－－这“抢”，实在是一种无奈的特殊索薪形式。本来合法合理的事，竟不得不采取这种荒诞的违法形式，已经是悲剧；而这些可怜民工正因为讲良心，又恰好给公安轻而易举破案提供了依据。－－真是一个双重意义的悲剧！
这一悲剧，是荒诞的，又是现实的；是现实的，又是荒诞的。惟其如此，它才是深刻的。
这精彩的一笔不是“码字”者可以随意玩弄的小聪明，而是现实主义的大技巧，也即典型化的方法。它受生活的必然性的制约，而且负载着深刻的社会蕴涵。

写同一个时代，“骆驼祥子”拼命苦干一生，到底还是买不成自己的车；《上海一家人》中贫苦女儿陈若男，就能“凭着自己的本事”奋斗成上海滩的女老板：它们之间的区别也在这里。－－在“下跪服务”和“妻妾成群”卷土重来之际，“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深刻悲剧自然会被“还珠格格”的轻薄喜剧所取代。

其三，艺术的使命是启人联想，“抢”字所负载的意蕴远不止此。因为，对于“抢”字的不同诠释贯穿着中国百年的历史。

鸦片战争和八国联军是“抢”，还是“两种文明碰撞”与给中国带来了“现代化的机遇”？是黄世仁“抢”杨白劳的女儿，还是杨白劳理应“欠债还钱”？……这些本来不成问题的问题，如今都遭遇“重新审视”的“拷问”了。

谓予不信，请看一位“主流经济学家”的高论：

“MBO就是这样的事，本来就是物归原主的过程，它本来就是从资本家手中抢过来的，现在市场化 了，通过程序退回给人家，人家买回去，怎么叫国有资产流失呢？”

绝非等闲之辈的信口开河，举足轻重的重量级啊。

民主革命胜利后，中国“专制主义”对封建地主和官僚资本实行的是“剥夺”，“剥夺”者，根据剩余价值学说乃“剥夺剥夺者”，使生产资料“物归原主”也。其后的对私改造，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对待民族资本采用的是“赎买”政策。“赎买”者，花钱赎回，亦“物归原主”也，并不是“购买”。这一当代经济史的常识，大经济学家不该如此健旺。立足点不同，就变成了“抢”！－－究竟谁“抢”谁？一字之差，不是小学生写作文，“地覆天翻慨而慷”呐！

是改革“抢”许蛮子老板，还是许蛮子“抢”改革？－－怎一个“抢”字了得！

“改革说得很激动，你看看，城里的那些老板，那一个不是在抢钱，抢谁的钱，抢没本事的人的钱，所以有钱的人越来越有钱，没钱的人越来越没钱。”

立场不同，结论迥异。

难怪张维迎先生会说：中国的穷人“因为穷，受不到教育，不懂法”“对富人看不惯”，“有时就会去干一些违法的事”，从而“破坏富人的财产所有权”。

在反复犹豫之际，改革也的确联想过：“不怕！包公还搞过开仓放粮呢，《水浒转》里还有杀富济贫呢，毛主席还领导秋收起义呢。”

是有点“过激主义”的味道了。不过，若将这归罪于马克思或毛泽东学说的蛊惑倒是冤枉的，这笔功劳应该记在许蛮子的账上－－正是他们对穷人“抢”得太“蛮”，使改革们难于生存，破坏了社会的“和谐”，才为“过激主义”不断地招募着信徒。

从这点看来，我们的文学家比那些经济学权威高明，“现实主义”比“新自由主义”高明。

最后，小说人物的命名也值得一提，它既符合生活逻辑很“真”，又富于意味很
“新”，它虽是具象符号但也不妨当作抽象符号一读。

从“抢劫”回视“启蒙”

真是一个建设和谐社会的极好话题。“抢劫”虽然不像《马嘶岭血案》那样惊心动魄，但对于当下尖锐社会矛盾的深入思考，也有振聋发聩的启示意义。

当然，“抢劫”是愚昧而荒诞的。由此，我一下子想到了“启蒙”的热门话题。据说，因为过去“救亡压倒启蒙”，现在不得不重振“五四精神”，用“现代意识”给中华民族“启蒙”。这一课，也“补”有二十多年了，“启”的结果如何呢？

若把许蛮子当作“政绩工程”来看，则启蒙的业绩应该是十分辉煌的。人生来就有追求自己幸福和财产的权利，“天赋人权说”的基本原则在许蛮子这一“先富起来”的群体身上，得到了成功的实现。中国的有产者，仅仅十余年，就走完了其旧中国和西方世界的先辈用一二百年时间才走完的原始积累路程，他们一下子把表征贫富差距的尼基系数推到了世界的最前列，甚至超过了美国－－还不够称“辉煌”吗？“优化投资环境”、“保驾护航”、“超国民待遇”、“吐痰经济学”、“善待”、“快卖卖光”、“原罪赦免”、“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将这些“天赋”者变成了“天之骄子”，古今一切妨碍其实现“幸福”的“传统意识形态”，无论是道德伦理还是艺术审美，不管是“礼义廉耻”还是“理想崇高”，也无不望风披靡落花流水。

“许蛮子有好几个女人，每个女人都有一套房子，都有车，都是年轻的，还有的是大学生。狗日的许蛮子想跟哪个睡就跟哪个睡。”“想干啥干啥，想吃啥吃啥，想喝啥喝啥，想抽啥抽啥”

还不够“自由”“潇洒”吗？连女性的青春都变成了金钱的消费品，迅速地“产业化”，还不算“完全市场经济”吗？

是的，这无疑都是“启蒙”的丰硕成果。

那么，改革呢？

改革的身份时下称曰“民工”，若纳入“市场经济”体系审视，则应叫“劳工”。那么，他们是否具备了普世劳工的“现代意识”、懂得了劳工的维权方式而与世界“接轨”了呢？
我们不无遗憾地看到：还不着边际，更不要说什么“我们要做世界的主人”了。

多年来，精英们给改革们所打造的语境不是“启蒙”而是“启昧”－－使动用法：“启”而使之“昧”也－－他们的“现代意识”不是与时俱进而是与时俱退了。

说来也怪，阅读《腊月初八抢劫》，我居然找到了当年阅读《水浒》“林十回”时的“感觉”。
改革是逼上梁山的的。不过，我们也不能不看到，改革们的自我意识和维权方式也还大致停留在“梁山”时代。

“咱只要把咱的钱搞回来就够了，多一分咱也不要。”－－他认为自己为许蛮子打工出卖劳动力是“公平交易”，对剩余价值学说还十分懵懂。

“狗日的许蛮子心黑透了，良心叫狗吃了”－－属于古典的为富不仁、贫富不均观念，在“梁山”属于中派，不同于阮氏兄弟的“杀尽不平方太平”的激烈。

独来独往，敢做敢当，独自承担责任，牺牲自己保全同伴和乡亲－－行侠仗义和光明磊落固然可敬，然仍不脱农民意识和“水浒”义气。

他的维权方式，不光是个人反抗，而且荒诞缺乏理智。这种小生产和小市民式的原始抗争方式，不要说共运觉悟，即使与时下“全球化”的世界、与劳联产联或社会党的工运意识比起来，也不着边际。它与林冲和解珍解宝、与“打渔杀家”、与杀富济贫或同归于尽等等相距不远，它是“保镖”同时代的产物－－这种斗争方式既不“姓社”也不“姓资”，它“姓前”，只有在“前资本主义”词典里才能找到。
无庸讳言，改革的意识还处于“蒙昧”状态。

改革的蒙昧是中国精英多年辛苦“反封建”与“启蒙”的结果。“颠覆”复“颠覆”，将社会主义当作“平均主义”“铁饭碗”、当作“民粹主义”与“农业乌托邦”来颠覆，当作“封建”来解构，将绝迹多年的古老沉渣解放出来使之沧海横流：黄世仁放贷重新审视，下跪服务和奶妈公司重放光彩，修家谱、盖祠堂、经营阴宅、毁学修庙、拜把结义重现风光，公主太子帝皇豪霸满天飞，阴阳先生麻衣术士遍地走－－这就是他们辛苦“打造”出的人文环境。而改革们的身份，则在老板大款、大腕富婆、保安小蜜、小资白领、打工仔与外来妹、大班与侍应生、坐台与按摩、洗脚与洗头、泡妞与傍款、二奶三陪与“鸡”的“现代”设计中重新定位了。

改革们的“蒙”与许蛮子们的“启”是共生的。新旧“儒学”的礼治精神并无二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方可“永世不移”嘛。
可惜，对于主人公的“蒙昧”的生成，小说开掘不深，作者的视野还不够开阔。

与此相关还有一个“民主化进程”的不对称问题－－它对劳资双方似乎也有点“一手硬，一手软”。继“私产神圣”之后，“人民法院”“人民币”脱帽的呼声已经由精英们提上社会日程了。说起来，它表现的是“民主化进程”的深入，先行接轨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都已“杜马”了，我们从国名起，这种带着“极左”“专制”年代话语的痕迹太多了，迟早得改。－－其实，“保镖”就是对“人民公安”在不争论的实践中的一次默默先行的“摘帽”。不过，这里也有一个悖论：随着“人民”的摘帽，人们看到的是“一部分人先民主起来”了：许蛮子们可以凭着财产资格进人大、进政协、入党、参政、保护私产、赦免原罪、善待……他们的要求总可以以充分的民主方式与时俱进，迅速与世界接轨；而改革们则全面失语，即使在珠三角的绅士企业里，他们也只能在狼狗保安的监护下享受着近乎“包身工”时代的待遇，一点也不“文明”，他们与“全球化”的普世劳工们的维权方式，还差十万八千里，以致除了上访和跳楼就只好铤而走险。－－中国有着价格最低、最好管理的劳工市场，以致美国人能借此做反倾销的文章。要“接轨”大家同“接”才是，劳资双方对称，才能谈得上和谐。

还还是少“蛮”点，不要让保镖去给改革们“启蒙”。－－精英们辛苦多年的形而上说教，许蛮子的保镖只用形而下的一拳，就给粉碎了。可惜啊！“保镖”，在“金大侠”畅销之前，还只是《三侠五义》和《施公案》中的一个古老存在，在人们心目中十分遥远且并不光彩。想不到从“古久先生的陈年帐簿”中被“启”了出来，几年间居然遍地开花。如今，“金大侠”随着“启蒙”的深化已进军中学语文教材了，“保镖”来了，《包身工》等却走了－－二者都是“与时”的，不过如此这般地“启蒙”，到底是“俱进”还是“俱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