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自危的年代

中国进入了一个人人恐惧的年代

自从91年中国出现了一个实施掠夺经济的人物以来，严重扭曲了改革的初衷，造成了许多无法弥补的社会矛盾。很多专家学者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了这种扭曲的改革，危及到了国家的生死存亡，并提高到了考验党的执政能力的高度。

对于那些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住不起房的国民来说，他们的危机感就不再言了，从各种报刊媒体以及在我们生活感受中想必是大家都看到了。特别是这个实施掠夺经济的国家高官，违法乱纪发动的那场人类文明以来，从没有过的掠夺国民劳动保险金和职工住房储蓄基金的下岗运动。这场运动不仅仅伤害了为国家劳作几十年的广大职工，更伤害了国家的信誉。国民不得不担心某一天他们会不会像今日的职工一样遭到掠夺哪？所以才出现了媒体报道的农民工纷纷退保。这不是民工的无知，而是对国家信誉的失信。国家信用的丧失，是无法用GDP来衡量的。

一些人仅以为只有这些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住不起房和那些被掠夺一生血汗储蓄劳动保险金的广大职工具有危机感，实际上这种危机感已经扩大到了各个领域。不但有学生、城市居民、农民工等，就是那些依靠自己的勤劳与智慧富起来的那些人，他们同样担心，一旦这种扭曲的改革矛盾激化，那些被激怒的国民，会不会不分青红皂白的将他们与那些为富不仁者混为一谈。这种事情在中国的历史上曾多次发生过。

更加具有危机感的正是那些发动实施掠夺经济的所谓的“改革”者们。贪官也时时刻刻在这种危机中提心吊胆的熬时光。虽然这位实施掠夺经济的高官，为他们创造了掠夺盗卖国民财产的优越环境，但是这些贪官也深知，获取这种不义之财，得到惩罚只是时间问题。看一看那个贪官李真被送上刑场前的一席话，想必所有贪官也有同样的感受。所以他们企图为了逃避正义审判，不但那些既得利益的专家们歇斯底里的呼叫“赦免原罪”，还迫不及待的出台了《河北一号文》和“在调整、划转过程中发生的纠纷，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恶法。由此看出他们的内心是多么的胆怯。但这些恶法能不能逃脱正义对他们的审判，我看未必。

而那些良心还尚存的“好官”和“好人”们，危机感更是与日激增，他们的内心世界最为矛盾。他们虽然痛恨贪官，也谴责这种对国民的掠夺经济，甚至于同情被讹诈掠夺的国民所处的遭遇。但是他们更担心一旦被激怒的国民会不会再一次跟随武王伐纣，会不会扯起中国传统的孟子学说“民贵、君轻、社稷次之”这种中国式的“人权高于主权”的大旗。一旦这种情况发生，东欧的瓦解，前苏联的顷刻之间的分崩离析，也许就会在中国重演，所以，他们又不得不与那些实施掠夺经济的人同流合污。这也正体现了那位实施掠夺国民手段的人的高明所在。他们利用掠夺国民后充分掌握的经济实力，并利用这些“好官”和“好人”既不愿意看到国家的动乱，又对他们掌握的经济实力无能为力这种矛盾的心态，巧妙地将这些良心尚存的“好官”和“好人”们用一根绳捆绑起来。以达到他们各自利益上的统一。虽然那些实施掠夺国民的人与这些“好人”和“好官”们的各唱各的调，但是在对待和阻止被掠夺的国民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上，不约而同默契的达成了一个共识“稳定压倒一切”。所以，这些年来警察无论是从人数还是从装备上的快速增加都是前所未有的。

再从国际看，凡是那些同中国具有“竞争”实力的国家或者说有利害关系的国家和地区，他们看到了那个实施掠夺经济的人在中国得逞后，对中国这种历史的大倒退，国家信用丧失，国民时时刻刻生活在危机与恐惧中，无不兴高采烈。从而导致了炸使馆、撞飞机。才有了台独的叫嚣，才有了日本鬼子一次再一次的野蛮……才有了那位高官的消气外交。这种49年前发生在中国的耻辱，又一次在中国发生了。这种外患的发生，决非偶然，这种教训100年多年来不断的上演着，每当国家高层出现奸人，必然内忧外患。孟子曰：“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然后人毁之，国必自伐，然后人伐之。”